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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方式范文1
關鍵詞：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引言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的引導下，經濟發展迅速，但因為企業的增多，環境保護問題又成為當前需要引起人們關注和重視的焦點問題，在日益突出的環保問題面前，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式需要有所轉變，要提高對高能耗企業的限制，并對其進行改善，這樣才能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
一、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我國的經濟是在國際惡劣環境的擠壓中成長起來的，而我國農村的經濟更是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尤其在近年來城鄉一體化的形勢下，我國農村的發展更為迅速，這是可喜的一個方面。而另外一個讓我們擔憂的方面就是當前農村經濟結構體系存在著眾多的問題，單一而又粗放式的經營與管理模式，使農村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對資源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和破壞，致使我國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在對于農作物的培育方面，人們已經用大量的生物化肥代替了原始的農家肥，雖然產量高了，收入好了，但是卻對土壤及周邊的水源帶來了極大的破壞。而且在農村生活垃圾也成為污染環境的一大因素，所以說在低碳經濟視角下，必須要轉變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式。
二、低碳經濟視角下影響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
（一）缺乏低碳理念。雖然在經濟的不斷發展中，人們的思想意識有了很大的轉變，但由于低碳經濟剛剛起步，人們對于它的了解不深，而且低碳經濟在農村產業中的發展也不成熟，這就使大家無法將農村產業與低碳經濟融為一體。同時，農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各種工業廢物排放的增大，影響著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農村經營模式的制約。從我國農村經營模式來看，大多數的農村產業都是以小規模、作坊式的生產經營模式為主，這些小企業的生產規模小、能力低，但卻具有很大的污染性，如果不加以制止或轉型的話，就是對我國環境造成污染的一大因素，再加上農村人員的綜合素質還十分低下，他們對于低碳經濟不支持、不認同，這更是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三）經濟發展緩慢。雖然我國農村經濟已經在國家優惠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大發展，但因為基礎設備配備不齊，機械化水平相對落后，使得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經濟發展水平也非常有限，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大家就會不顧低碳環保理念，而進行大肆擴大生產，這樣的現狀不僅不利于農村產業的提升，還對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的影響，十分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三、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辦法及策略研究
（一）轉變經營模式。要想在低碳經濟視角下使農村經濟發展方式得到有效的轉變，就必須從農村的經營模式入手，對各家各戶的小作坊進行合并、重組和改造，使其規模不斷擴大，便于管理和治理，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達到治污的效果。
（二）引進先進技術。農村經濟雖然發展了，但低碳經濟卻缺乏先進的技術，所以要想達到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必須要將先進的低碳環保技術引進到農村產業當中，這樣才能使農村建設進一步加快。
（三）貫徹低碳理念。要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里貫徹低碳理念，要讓人們認識到農業經濟不健康的發展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加大宣傳力度，給人們正確的引導和教育，讓大家正確認識低碳經濟，愿意主動投入到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當中。比如說，可以從人們的衣、食、住、行開始融入低碳理念，進而帶動整個農村產業結構的改造、升級和轉型。另外，還可以運用國家的惠民政策，讓大家真正享受到國家的補貼，尤其對于消費觀念比較落后的農村地區，更要將低碳消費與環保理念進行深入的推廣，以達到整個農村經濟的平穩過渡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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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尤其是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卑l展方式轉變及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的一次深刻轉型。2010年初。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使命，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當前，應在繼續鞏同經濟總體同升向好趨勢的同時。抓住有利時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一)增強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復雜局面能力的需要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是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是一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使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一是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加大了我國經濟減速壓力，也增強了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的動力：二是綠色能源革命使我國科技發展面I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也擴大了我國在綠色經濟領域的市場空間：三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回歸實業將擠壓我國產品的市場空間，也充實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四是我國國際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將面臨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責任的壓力。世界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國際經濟環境將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與世界經濟的互動關系將明顯增強，推進新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增強我國發展主動權的需要，也是促進全球經濟平衡，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實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戰略要求。
(二)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
中國經濟實現3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結構化問題導致的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與不可持續問題日益突出。主要是：內需與外需、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不協調；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導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服務業發展滯后，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等。以上問題，部分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部分源于中國的資源稟賦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部分在于體制機制不適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此，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是未來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提高產業梯次轉移質量和效益的需要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動加快，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步入新階段。這種形勢總體上有利于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然而，在現代產業鏈中，研發、生產、流通環節的附加值曲線呈現兩端高而中間低的形態。研發、流通環節的附加值遠遠高于生產環節，大體呈“V”形，稱為“微笑曲線”。目前，跨國公司掌握的研發環節和流通環節，投入的主要是信息、技術、品牌、管理等知識密集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我國缺少核心技術的大多數企業處于“微笑曲線”的底端。主要從事制造加工環節的生產，所需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廠房、設備、能源等物化成本和簡單勞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較多，企業能夠獲得的利潤空間極其有限。產業承接質量和效益不高。提高產業梯次轉移水平是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整體能力的重要著力點。
(四)錢行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需要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餞行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不僅要求始終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符合不同發展階段和廣大人民的新要求。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要體現發展內容的全面性，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要體現發展過程的均衡性和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逐步縮小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要體現發展環境和條件的可持續性，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僅滿足當代人生活和發展的需要，而且能夠造福于子孫后代。這些都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注重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發展轉向注重效益和質量的集約型發展。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
(一)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加快推進自主創新能力的建設，緊緊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從而謀取經濟長遠發展的主動權。在自主創新能力培養上，除加大國家投入外，調動企業研發積極性至關重要。在政策上鼓勵企業進行科技開發，在產業化方面給予企業必要的政策支持，在新產品的市場化推廣上給予有效的幫助。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重視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強質量和標準建設，培育自主品牌，爭創國際競爭新優勢。
(二)有力提升經濟結構調整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為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機遇和挑戰，全面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一是著力增強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發揮消費對優化投資結構的引導作用。更加注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合理性，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二是推進城鎮化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重點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開拓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的新空間。在城鎮化進程中統籌城鄉發展，增強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能力。三是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制造業向國際分工價值鏈高端移動，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瞄準國際科技和產業前沿。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三)重點培育生產業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積極推進改革創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市場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動生產業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尤其是在金融業開放、技術研發投入方式、現代物流體系建設、信息服務政策支持、商務服務的國際融合機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大力促進東部大城市率先進行經濟轉型，加快建設若干個具有金融服務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商貿商務功能、信息支撐功能的大城市，帶動我國生產業的整體發展與功能提升，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供有力支撐。
(四)優化配置金融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為使金融體系的運行更有效地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在金融配置資源過程中，緊緊圍繞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財稅、產業等相關政策緊密配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切實加強政策指導，鼓勵和引導金融資源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向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效率提升傾斜。二是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控，從嚴限制對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消耗型的企業和項目的融資支持，促進淘汰落后產能。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為提升經濟發展整體實力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三是推動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繼續完善公司治理，加強經營管理、風險控制和制度建設，進一步發展面向農村和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加快金融市場創新發展，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積極發展直接融資，優化融資結構。
(五)充分發揮人才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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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
前幾年一直說，中國經濟存在著內外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在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不足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使得我國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動力。過去30年我國GDP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增長，但因為消費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內在動力。前幾年我們是依靠出口導向政策，用對外出口來彌補國內的消費需求不足，維持了比較好的增長。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連續幾年出口受限，出現了經濟下行趨勢。2009年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把增速又拉起來了，但需求不足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從2009年到2010年，經過一段時間，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所引起的一些消極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主要標志之一就是資產價格劇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和泡沫出現，另外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這導致一個兩難狀況，一方面是內在動力不足，想要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有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撐增長速度。但另一方面，貨幣超發的后續后果顯現出來了，又不能繼續用擴張性的政策來支持增長。
碰到這種情況，首先需要研究這種現象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從2008年開始，我們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通常用所謂“三駕馬車”的說法，認為今后中國經濟怎么走就看“三駕馬車”，亦即投資、消費和出口。分析的結果就是，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難？就是因為“三駕馬車”中有兩駕已經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機，同時消費也上不去。很明顯，“三駕馬車”的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用來分析宏觀形勢的方法。
學過宏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凱恩斯主義處理的是短期問題，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來處理長期問題。我們長期發展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
中國面臨“兩難”困境的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來分析。2008年的問題在于，在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進出口順差一下降，就造成了總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點就是盡力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擴大總需求，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三駕馬車”的思路脫胎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凱恩斯本人也從來沒有說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所以，單純依靠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抓緊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兩難困境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西方國家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也就是兩次產業革命之間的那種增長模式，特點就是靠投資來驅動增長。蘇聯在“一五”計劃后沿襲了這一增長模式，這種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為它要靠投資來驅動，資本對勞動的比例越來越高，從而導致最終需求不足，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我國前幾個“五年計劃”，也是走的這條路。
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學習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東亞經濟體用進出口來彌補內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導向政策造成了兩個積極后果，一些出口加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大量閑置勞動力能夠得到就業機會。我國大量勞動力，大概是1.5-2億人口，從農村低效領域轉移到了城市相對高效的出口加工業就業，使得整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可是我們看到，所有采取這種出口導向政策來支持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經過10-20年用出口導向政策所支撐的高速增長之后都出現了很多問題，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帶來了后續效應，資產泡沫膨脹到一定階段就會破滅，造成整個市場崩盤。日本是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長之后很快就出現了內需不足，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以至于采取了貿易立國的政策，用出口導向政策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
出口導向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匯率本幣低估的政策，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當這個政策成功地執行了10-20年之后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因為出口企業得到了政策上的優惠，也就是補貼，創新的動力就會削弱。有些經濟體就此變成了一個勞動密集專業戶，不再搞創新了，減弱了追求技術進步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宏觀問題，在出口導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況下，外匯結余將會大量增加，這就會造成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造成貿易摩擦。這時就需要選擇：其一，讓本國貨幣升值，如果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導向政策就會持續攀升，追求外匯結余肯定就不行了，因為在均衡匯率這一點上，應該說是不會有外匯存底增加的。其二，堅持出口導向政策，這就需要保持本幣的低估，因為改變這種本幣低估狀態會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業的利益，出口地區的利益。繼續保持本幣的低估，采取中央銀行干預的方式，讓央行頻繁干預外匯市場，結果就是收購外匯來支持外幣匯率，壓制本國貨幣。這樣，央行就只能被動超發貨幣，貨幣多了，無外乎就是流向兩個地方，一是資產市場，二是消費品市場，走到資產市場上去就會形成資產泡沫，走到消費市場上去就會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
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才能營造吸引人才、鼓勵創業的環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筑更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
三、全面改革要有頂層設計
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走出上述的兩難困境呢？在我看來，就是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把“標”和“本”結合起來治理。從短期層面來說，應該采取總體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但仍然要充分靈活。否則，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前功盡棄。有人說中國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了，也有人認為中國恐怕就要“硬著陸”了。這兩種說法都有一些絕對化，一方面，“硬著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們還有30年經濟發展實力的積累。另外，我們的宏觀當局、央行的專業水平很高，如果方針決定了，他們能夠引導經濟實現“軟著陸”，這種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穩健、靈活的財政政策來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同時又必須認識到，這種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在采取這樣的宏觀政策來保持脆弱平衡經濟的基礎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上去。所謂長期發展的問題，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發展服務業。有人說服務業在西方國家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才發展起來的。其實在20世紀初期服務業就脫穎而出，很快就超過了制造業，每年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都是三大產業中份額最大的，比如中國香港地區的服務業占到了90%。特別是生產業，它的發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隨著分工而深化，服務業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樣為消費者服務的，而是為生產者服務的，我們把它叫做“生產業”。分工繼續深化的結果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戰略型新興產業。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在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也在研究。為什么這么多年還是沒有解決呢？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就是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以此來反映供求關系，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們的資源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現在的產權結構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級政府都很容易用低價格把土地拿到手，變成可以用來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我們的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于金融機構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其他一些機制上的原因，各級政府對于支配信貸資源也有相當大的權力。有了這些權力，各級政府就會用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政策，政績的主要表現就是GDP的增長。因此，這一體制就造成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巨大障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就步履維艱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走，而是朝著相反方向走，強化了政府對資源的支配。
再者，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技術創新似乎也非常困難。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技術創新的主要問題是自己的創新能力不足，那么，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當先進的技術，有些技術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技術的商品化和產業化依然非常困難，原因就在于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很多技術有了發明卻變不成產品，有了產品卻又發展不成產業，一些企業勉強在市場上站住了，卻總是長不大，而現代技術的進步非?？?，幾年過去以后，原有技術就不先進了，就淪為二流技術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創新，因為“你創新我仿冒”，我只要爭取到了司法管轄權，你都告不了我，因為有地方保護。所以，我們要求轉變發展方式，但是體制上有障礙，好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費了很大勁，始終轉不過來。
“十二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動力是改革，因為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為此，必須要有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
為了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頂層設計”被提了出來。現在國有部門的財稅體制、金融市場、法治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都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的任務龐大而艱巨。我們應該從哪里著手呢？首先要有頂層設計。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國家有了非常大的發展，但在新的平臺上又面臨新的選擇。這就需要由我們的執政黨在頂層設計上做選擇，在這個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要有這樣的設計，包括經濟系統、法治系統、文化系統、教育系統等等。
從經濟方面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突出問題有待解決：一是國有經濟，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改革目標；二是財政體制的完善，如何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三是金融體系建設，如何解決好我國的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并存的問題。在金融體系建設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問題，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目前的銀行體系和政府監管體制下，這一問題越來越尖銳。小企業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如果小企業沒有好的經營環境，我們的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產業化都會碰到很大障礙。所有這些問題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才能促進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此外，所有這些改革的關鍵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應該下決心進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們一定要清醒認識到，根據前幾個“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的經驗，全面改革勢必遇到來自既得利益和意識形態的種種阻力和障礙，主要有兩個阻力：一是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們會有慣性來阻礙改革；二是意識形態的阻力，因為我國長期受到從蘇聯接受過來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有這種意識形態的阻礙，市場化改革必然會受到影響。所有這些改革不但要有頂層設計和具體實施方案，還要有去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心和令行禁止的執行力，這樣，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十二五”期間，我們需要大力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完善現行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科研和教育體系；建設完備的法制體系；實現政府自身的改革。
經濟發展的方式范文4
關鍵詞：南京；經濟發展方式；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安排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605(2009)08／09―0099―05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南京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一詞最早見于世界銀行2007年4月初出版的《東亞經濟半年報》之中。按照世界銀行在該半年報中的定義，人均GDP在824美元以下的國家，屬于低收入國家；人均GDP在825美元―3254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低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在3255美元―10064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高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超過10065美元，則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國際經驗表明，從什么樣的發展水平起步，對于隨后的發展績效有重要的影響。通過對1970年―2003年期間各國經濟發展數據的分析可以發現，那些起步時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國家，經過30余年的發展之后，或者繼續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雖然擺脫了低收入卻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時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間的國家，30余年以后大多擺脫了貧困陷阱，但是國家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有些則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長期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在發展遇到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城市化受阻、金融開放過快、產業升級困難、服務業滯后等問題，長期積累容易形成經濟危機，阻礙其進入高收入國家進程。盡管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范疇是從國家層面來講的，但在全球經濟市場化、知識化、一體化等大背景下，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樣適用，可以成為我們理性審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視角。
改革開放尤其是進入新的世紀以來，南京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2008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775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0327元，按照現有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水平測算，大約為7000―8000美元之間，總體上進入了“高中等收入階段”。但從南京經濟發展的實際看，南京也面臨嚴峻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概括地講，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已有經濟發展的動力很難保持既往的強勁勢頭。二是未來的經濟發展面臨諸多結構性難題。具體地說，從已有經濟發展動力看：進入新的世紀以來，南京的經濟發展主要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尤其是投資拉動，2000年以來，投資對南京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保持在45％以上，高的年份甚至超過了60％。投資和凈出口的貢獻率基本維持51％至56％之間；而在高收入國家，投資和凈出口的貢獻率基本上都在30％―40％之間。在新的發展階段這兩大動力都很難保持既往的強勁勢頭。其一，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強勁增長勢頭的難度加大。2002年以來，南京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很快，尤其是2003―2005年這三年，年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超過了33％。從南京的工業化進程看，南京目前的產業結構高度大體相當于日本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根據國際經驗，進人工業化中后期，投資增長的速度往往會適當放緩，很難像前幾年那樣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其二，出口的增速也會降低。2002年以來，南京的出口增長也很快，2008年的出口額比2003年增長超過了200％，隨著世界經濟進入下行的周期以及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南京出口的增速也必將有所下降。
在新的發展階段，南京經濟發展還將面臨諸多結構性難題，舉其要者：
一是收入差距較大問題。主要表現為：(1)資本與勞動所得差距較大，2003―2007年，企業利稅與工資總額之比由1.2上升到近1.8從國際上看，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這一比重大致在1.2～1.6之間。(2)城鄉之間收入差距較大，2003―2007年，城鎮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年純收入始終徘徊在2.5左右。盡管低于全國平均數值，但從國際看，仍屬于很高的比值。(3)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收入差距較大，2003―2007年，按行業分，最高人均工資行業與最低人均工資的行業均鎖定金融和農林牧漁業，行業最高人均工資與行業最低人均工資之比，始終維持為4.6―6之間的高位。
二是產業結構升級問題。1992年以來，南京產業結構的調整取得了突出成就：(1)南京工業經濟投入、產出及綜合效益有明顯提高；(2)產業偏離度逐漸降低；(3)產業結構高度快速上升。但也存在這樣一些突出問題：(1)高中技術產業發展相對較弱。南京制造業中產業的技術結構仍主要以中低技術密集度的產業為主，距離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發展階段還有一定差距。(2)輕重工業發展存在結構上的不平衡。1978年，南京輕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為30.3％，重工業高達69.7％。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三十年中，南京的重工業比重進一步上升，至2007年已經高達84.7％，輕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減少到15.3％，輕重工業之間的發展已嚴重失衡。(4)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南京2007年的人均GDP已達到6000美元，相當于中高收入國家的水平，但南京的服務業比重卻比中高收入國家2002年的平均比重低了11.4個百分點，僅比低收入國家高出2.7個百分點。與服務業相反的是，工業的產值比重高出了中高收入國家2002年平均水平15.O個百分點，農業的比重低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3.7個百分點。相對于南京的發展階段而言，南京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顯得過高，而服務業的發展卻明顯滯后。
三是推進城市化進程問題。進入新的世紀以來，南京的城市化建設取得了突出成就。總的看，南京的城市化進程呈現如下鮮明特征：(1)政府主導；(2)城市化進程服從于經濟增長的目的；(3)土地城市化先于農民城市化；(4)城市化進程穩中有升，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5)“二元結構”特征明顯；(6)大城市的服務功能正在日益強化；(7)城市化進程由第二產業為主推動向第二、三產業共同推動轉變。這樣的城市化進程存在的主要問題有：(1)城市化成為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2)利益分配機制對農民不利：(3)公共物品供給不足。
南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階段，關鍵的選擇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因為南京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突出成就及面臨的結構性難題與以往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是緊密相關的。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如下圖所示。只有大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發展的人本導向，圍繞
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這個核心，貫徹落實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要求，才能有效地增強南京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解決制約南京發展的結構性難題，順利跨入高收入階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南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二、影響南京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這一地位是由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決定的：其一，制度具有規范和約束功能；其二，激勵功能；其三，明晰產權、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制度是關鍵因素。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至少取決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技術創新的能力。二是社會和諧的程度。以效率提升為首要目的的技術創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必然會擴大差別，如在經濟發展中貢獻不同的要素所獲得的報酬必然有差別，技術進步率不同進而對國民經濟貢獻率不同的產業、部門、企業所獲得的報酬也必然有差別。只有協調其中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才可能使技術創新具有必要的源于社會利益的動力基礎。三是制度創新的能力。一方面，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其說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制度創新問題，因為缺乏制度條件便難以真正形成社會性的技術創造力；另一方面，為技術創新創造基于社會利益的動力基礎，更是一個制度創新問題。因此，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從南京的情況來看，當前制度層面還存在諸多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主要表現在：
一是“GDP崇拜”發展觀的影響。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是人們關于發展問題的認知框架、指導思想和基本的評價尺度。它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癎DP崇拜”的發展觀從國際范圍看是一種傳統的發展觀，盛行于上個世紀50～60年代。在持這種發展觀的人們看來，認為只要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就能擺脫貧窮落后、實現現代化，因而又被稱為增長發展觀或“GDP崇拜”發展觀。這一發展觀的核心觀點有這樣三個：其一，工業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活動和現代化的中心內容；其二，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第一標志；其三，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標尺。這一發展觀對南京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大。非正式制度變遷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具有路徑依賴的性質。盡管目前都在大力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但“GDP崇拜”發展觀還會在比較長的一段時期內繼續產生影響：其一，經濟增長率的高低在相當大程度上成了執政黨的能力與合法性的檢驗尺度，并成了官員升遷的尺度。其二，官員們用GDP作為是否有公共福祉的指標，認為追求GDP增長就是為人民服務。其三，GDP是一種象征，它維系了許多官員和民眾的發展愿望。這構成了轉變經濟方式的一個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約束。
二是政府職能錯位。南京經濟發展過程，政府主導的特點仍十分突出，政府投資決策的機制不完善，政府投資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決策者不對決策后果負責。當前的干部考核是以GDP論英雄，這導致干部行為短期化，在任期內不計成本地追逐政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履行職責行為時往往產生兩大“熱衷”：其一，熱衷于采取上項目，特別是上工業項目、上重工業項目、上房地產項目等見效較快的增長方式，千方百計地擴大投資。既“跑部錢進”向上要投資，又創造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內資外資，甚至不惜壓縮公共福利開支而增加投資，在這一過程中，資本的優勢地位進一步凸現，勞動的弱勢地位進一步弱化，造成國民收入更多向資本傾斜，為更多的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二，熱衷于大量出口創匯，千方百計擴大出口。一個方面各個區縣相互壓低出口產品價格，另一方面大量投資于公路、鐵路、港口基礎設施等為出口服務；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力圖維持城鄉二元體制及扭曲的要素價格體系，以確保勞動力等低要素成本從而增強產品出口的競爭力。這些都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三是生產要素與能源、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比價關系不合理。從生產要素看，我國商品市場已經很發達，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但生產要素市場還很不完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市場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尤其突出的是，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過多地受到行政干預，價格杠桿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在現階段，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不盡完善的政績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在之前的幾年里，土地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和招商引資的主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在招商引資中居于主動，不惜人為壓低土地出讓價格，甚至搞零地價，這導致土地價格大大偏低，結果，企業大規模地圈占土地，且在使用土地的過程中，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從能源、資源看，我國是能源和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但由于資源能源價格改革不到位，導致電力、煤炭、成品油、水的價格普遍地低于發達國家。根據國際能源組織有關資料，我國工業電價水平51美分／千瓦時，是日本、意大利等發達國家的62.5％，是阿根廷、韓國等發展中國家的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資源型國家的76.9％。我國成品油價格比國際市場低20％～40％，城市水價僅為國際水價的1／3。資源與要素價格的扭曲，不能反映資源稀缺性、供求關系和環境污染代價，所以，很難從經濟利益上起到明確的政策導向作用。這兩個問題在南京也非常突出地存在。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從初次分配看；其一，在勞動與資本之間還沒有建立起相對均衡合理的分配機制，分配更多地向資本傾斜；其二，在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分配更多地向壟斷行業傾斜。從再分配看：其一，再分配的力度，不能有效地降低居民的收入差距；其二，再分配的機制不完善，再分配的成本高昂。結果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勞動者的收入比重偏低，導致消費需求難以擴大，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缺乏需求動力，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投資和出口。
三、推動南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創新
根據上面我們對制約南京經濟發展方式制度因素的分析，我們認為推動南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制度創新方面至少要有這樣幾個方面重點突破：
一是大力消除“GDP”崇拜發展觀的負面影響。按照中央的要求，扎實推進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活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完善政府官員的政績評價機制，借鑒國際上比較先進的HDI評價體系，將社會發展指標、人文指標、民主法制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等納入評價體系之中，讓科學發展真正成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自覺行動。
二是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積極推動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由統治型政府向監管型政府的轉變。以《行政許可法》的頒布實施為契機，理順政企關系、政社關系、政市關系，縮小審批范圍、簡化審批程序，大力培育社會中介組織，將過多承擔的職能交給企業、市場和社會中介組織去做；理順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使事權與財權統一；將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去。
經濟發展的方式范文5
產業結構趨于優化，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杭州經濟社會取得了長足進步。全市經濟總量連續17年呈兩位數增長，1997年突破千億元，2003年達2092億元，2006年達3440.99億元，2007年更是突破4000億元大關。按戶籍人口計算，人均GDP2001年、2005年分別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2007年超過8000美元，按常住人均逼近7000美元。綜合實力呈快速提升勢頭。
從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看，杭州經濟發展周期總體為7年，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周期有延長的趨勢。第一周期(1975～1982年)：經過前三年的經濟回升，1978年起全市經濟出現高速增長，1982年進入相對低谷；第二周期(1982～1989年)：1983年經濟開始回升，并于次年進入增長高峰期后開始逐步走低。第三周期(1989～1999年)：1989～1992年持續回升，1993～1995年持續增長。因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及洪澇災害影響，于1999年達到了增長低點。第四周期(1999年至今)：經濟回升并穩定增長，2002～2007年生產總值連續出現13％～15％增幅。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執行情況看，“八五”時期出現高增長，年均增速達23.4％；“九五”時期處于發展調整期，年均增長12％；“十五”時期出現穩步增長，平均增速達13.6％?！笆晃濉睍r期，已實現良好開局，2006～2007年GDP增速均超過14％。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機及經濟走低影響，初步呈現增速放緩趨向。
從產業結構的變化來看，呈現不斷優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產業比重較為穩定，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1978年，全市三次產業比例為22.3:59.6:18.1，以1982年后農產品出現“賣難”為標志，杭州開始進入工業化階段，1985年三次產業比例調整為17.6:57.6:24.8。以1989年小家電產品出現“賣難”為標志，杭州工業步入由輕轉重階段，1990年產業比例為16.3:50.7:33，1995年農業比重下降至9.3％；1996年能源、原材料出現“賣難”，工業開始由重化轉向重加工升級和服務業加快發展階段。2002年產業比重調整為6.3:50.7:43。2007年，杭州三次產業比重達4.1:50.2:45.7。縱觀30年杭州經濟發展過程，工業總量多次翻番，2007年規模以上工業銷售產值8204.8億元，增長19.4％，工業成為推動杭州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服務業比重30年增加27.6個百分點，年均增加0.92個百分點，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經過30年的發展，在區域、城市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杭州的經濟總量處于全國大中城市第8位、全國副省級城市第3位、省會城市第2位。杭州連續被世界銀行評為中國城市總體投資環境最佳城市第1名，被美國《福布斯》雜志評為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第1名，被新華社《望東方周刊》評為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第1名，民生質量綜合得分居全省首位，還榮獲聯合國“最佳人居獎”，被世界康樂組織評為“國際花園城市”，被世界休閑組織授予“東方休閑之都”稱號。相繼獲得國家衛生城市、園林城市、環境保護模范城市、治安最佳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國最佳旅游城市等多項榮譽稱號。
發展方式持續轉變，產業轉型升級加快
從區域發展模式來看，世界各國(地區)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可分為資源驅動型、資本驅動型和知識驅動型三種。從世界生產過程的總體變化來看，西方工業化國家在經歷了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本技術密集型階段后，已進入技術智力密集型階段，即知識經濟時代。
改革開放30年來，杭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
資源和勞動密集型階段(1978～1992年)。激發了農業生產力的解放，至1992年，全市農業產值占GDP比重仍在10％以上。各級黨委、政府鼓勵與扶持鄉鎮、村和農民個體積極從事各種形式的加工工業和家庭工業，至1991年底，全市鄉鎮個私工業企業為3.6萬家，實現工業總產值19.64億元，集體工業企業達1.06萬家，實現工業總產值156.6億元，占全部鄉鎮工業總產值的88.86％。在1998年前，杭州公有經濟比重占76.9％，國家、集體投資及運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基于區位資源配置的國有工業仍是經濟發展主驅動力。這一階段仍具有較強的生產要素、生產資料及產品的計劃調節色彩，創業與投資仍處于初始階段，產業具有明確的勞動密集型特征。改革開放帶來的生產力解放，以及工業化進程的起步，農業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是這一階段發展的持續推動力。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初始階段(1993～2003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加快。在這一階段，以市場取向為標志的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推進，包括商品流通體制、企業股份制、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經營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等，為加快向技術密集型轉變提供了重要條件。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杭州商品市場迅速發展，短短幾年內，城區出現各類商品市場百余家，成為個私經濟的市場聚集地。早在1992年，市委市政府就把要素市場發展納入工作重點，相繼成立了人才、科技、產權交易等要素市場，商品市場流通體系快速形成。1995年，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299.3億元，比1990年增長204.9％，2000年比1995年增長71.9％。
從1996年起，杭州在鄉鎮加快“以明晰產權關系、實現投資主體重組”為內容的產權制度改革，大力推進鄉鎮集體企業改制，實現向民營、股份制變革的轉變。到2000年，全市鄉鎮企業轉制面已達96％，個私工業企業已達5.8萬家，占鄉鎮工業企業的93.28％；實現工業總產值1098億元，占全部鄉鎮工業企業的67.85％。同時，杭州在全國率先積極推進以產權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為重點的國有企業改革，有力地推進了國有資產優化和戰略性重組。到2002年，市屬工交、商貿、園林、旅游和農口系統279家國有企業基本完成改制；除授權企業集團和公用行業外，全市國有企業已基本改制為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
制企業，扭轉了虧損局面，激發了企業活力，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奠定了工業興市的體制基礎。按照同一口徑計算，改制后企業實現利稅總額從2000年的15.9億元提高到2004年的41.6億元，年均增長27.2％。
隨著政府一系列扶持措施以及改制的深入，企業更加注重技術引進、研發和改造，從而推動工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方向轉型。2001年杭州形成了食品、化工、機械、輕紡、電子儀器、醫藥等主導產業。此外，內資投杭州的主要產業有：房地產、通訊電纜制造、醫藥等。到2003年，全市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6120家，實際吸收外資56億美元，外商投資主要分布于機械、電子、化工、醫藥、食品、輕紡等產業。而作為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房地產業，在1999年和2000年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中均居于首位。因此，這一階段，杭州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特征十分明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蕭山、余杭撤市設區，對杭州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產業布局創造了新的契機。
資本、技術、智力融合并驅階段(2004年至今)。這一階段，商貿等傳統服務業得到提升，旅游、金融、電子信息、文化創意、現代物流、房地產等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紡織服裝、食品飲料、醫藥化工五大優勢主導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總量的59.6％。工業技改投入加快，2007年市級重點技改項目增長13.6％，工業投入增幅同比上升近15個百分點，資本及技術投入促進了傳統優勢產業的提升發展，推動了汽車整車等新型重化工業的加速布局，更推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由點到面發展，當年新產品產值增長49，5％。與此同時，城區產業集聚和轉移升級步伐加快，下沙開發區、高新區(濱江)、蕭山開發區、臨江工業園區、錢江開發區、余杭開發區加快發展，2007年主城區市屬企業搬遷達12家，全市新建標準廠房319.9D-平方米，盤活存量土地505萬平方米。
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服務經濟、知識經濟加速發展期。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增長16.1％，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6個百分點?？偛拷洕?、樓宇經濟成為新的增長點，信息軟件、數字電視、動漫游戲、藝術交易、商務會展、女裝設計等行業優勢突出。金融業發展迅速，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在長三角城市中僅次于上海。新增上市公司10家，阿里巴巴成為國內市值最大的互聯網公司。新一輪旅游國際化積極推進，開展三評西湖十景活動，接待國內外游客分別突破4000萬和200萬人次，分別增長11.7％和14.6％。
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識分子創業、文化人創業為主要特征的和諧創業模式，成為引領杭州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以高等教育為例，在杭高校及學生人數由1999年的18所、8.91萬人，增加到2006年的36所、37.36萬人。目前全市人才總量已經達到80多萬，在長三角各大城市中位居第3位，并以每年11％以上的速度增長；每萬人口中人才資源數已達到1200人以上，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高級人才指數，在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的《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中，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大中城市前7位。多年來，杭州不斷推進與浙江大學、中國美院等名校大院和國家級科研院所的戰略合作，注重科技人才的引進和培養，以企業為主體，加強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開發，構建區域創新體系。杭州科技綜合實力和進步水平總量連續10年保持全省首位。2007年，文化創意產值躍居服務業產業之首，實現增加值490.23億元，增長19.7％，占GDP比重達11.95％，國際服務外包和軟件業營業收入達280億元，軟件出口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總額4億美元。服務外包、文化創意、電子商務、科技研發等知識型、服務型產業快速興起，增強了杭州經濟集聚輻射功能，加速了杭州經濟發展方式向技術智力密集型轉變。
體制機制改革走向深入，經濟活力持續增強
在順利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1999年以來，杭州其他領域的改革也不斷深化，并實現了兩大轉變：一是改革的重點逐步由經濟轉向與社會、生態、文化并重：二是政府職能從促發展轉變為與造環境、保民生并重，通過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利益平衡機制，推進綜合配套改革，不斷強化公共服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注重發展戰略的前瞻性與全面性。從2004年起，市委、市政府實施“五大戰略”，破解“七大問題”，引領“和諧創業”，促進社會和諧。2007年，市第十次黨代會提出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質之城”的總目標，將戰略目標由經濟增長轉變為與以民為本并重，促進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環境五大品質的同步提升。
注重區域聯動發展和城市集聚輻射功能提升。以長三角率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契機，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推進杭州國際旅游休閑中心、全國文化創意產業中心，長三角創新創業中心、綜合交通物流中心、先進制造業中心、現代服務業中心和全省科教文化中心建設。從而開始由城市單一發展向區域聯動發展的轉變。
注重民外合璧，增強經濟活力。加大對民營經濟的扶持力度，積極創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堅持“非禁即入”，大力消除市場準入的制度障礙。經過多年努力，杭州實現了由省內“國有經濟第一大市”向“民營經濟第一大市”的歷史性跨越，民營企業進入全國民企500強數量連續五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杭州與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建立了貿易關系?！笆濉逼谀嶋H利用外資比“九五”時期增長1.4倍，利用外資結構不斷優化，外資進入領域逐步從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延伸，著力構建公平、公正的多元競爭的市場格局。
注重持續推進政府自身改革并強化公共服務。1999年，杭州市在全國率先開通了“12345市長公開電話”；2000年，又在全國率先推行市直機關滿意不滿意單位評選活動，同年10月成立了市投資項目集中辦理中心，實行一站式服務。2002年7月，開通了96666效能投訴公開電話，接受社會各界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工作態度和辦事效率等不良作風的投訴。在此基礎上，2005年起，組建了市行政服務中心和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推進區、縣(市)和鄉鎮招投標統一平臺建設。還推進了國有資產管理改革，調整并組建了工業、商業、城建、交通、旅游和教衛文體等領域的國資營運機構。此外，還積極推進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申報工作。深入推進鄉鎮綜合改革、行業協會和事業單位改革?；就瓿蓢锌毓缮鲜泄竟蓹喾种酶母铩Ｎ幕w制改革從試點向面上推進，文化創意產業方興
未艾。經世界銀行評定，2006年度杭州企業與政府打交道的平均時間最短(僅8.1天)。公平為本、公開為重、效能為先的公共服務型政府格局在杭州加快形成。
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加快杭州產業轉型升級
2007年，杭州常住人口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設定的標準，已進入中上等發展水平。從國際經驗看，預示著經濟發展開始向后工業化、知識經濟階段過渡。這一階段，知識、創意、技術和信息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要素，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加快，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比重不斷提高(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約為80％，生產業占服務業比重為60％～70％左右)，并逐漸成為主導產業。而生產業、信息、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及環境、人才的競爭，成為引領未來發展的重點。因此，杭州要適應新的發展趨勢，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實現突破。
加快發展生產業。生產業是知識型、科技型、資本型密集領域，是優化產業布局，促進制造業升級的主導方向，是新型城市業態發展的沃土、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支點。生產業需要人才、資本、技術、創新體系的支撐，因此，應重點推進創新、實用、復合型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推進以創業創新扶持、風險投資、直接融資為重點的資本市場的培育，推進政產學研合作等創新體系的形成；另一方面，應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省會經濟、總部經濟、樓宇經濟、研發經濟以及現代物流、金融、空港經濟、旅游綜合體等新型城市經濟業態。
加快推進信息和創意產業。從某種意義上說，信息產業和創意產業是生產和生活的催化劑，是受眾范圍大、資源能耗低、融創造與消費于一體的產業，也可以稱之為“以人為本”的產業。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網絡經濟熱潮，使科技設施、技術手段、傳播方式等工具問題得到了革命性破解，加之信息產業對傳統產業具有強大的改造提升功能，因此日漸成為發達國家的核心產業之一。后因產業內容的虛化而一度衰退。1997年起，創意產業從英國興起，并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經濟學家霍金斯在《創意經濟》一書中指出，全世界創意經濟每天創造220億美元，并以5％的速度遞增。而美英兩國的增速分別達14％和12％。這一產業以“人腦+電腦”方式，致力于產業、文化、消費的創造，屬于典型的內容產業，從而賦予知識經濟和網絡經濟以豐富的內涵和發展空間。創意經濟多以個人或少數人為核心，可以迅速將獨特創意轉化為具有知識產權的成果、設計或產品，在具體領域形成鮮明特色和市場競爭力；可以提高城市比較優勢的質量，擴大城市無形資產價值，加快吸引人才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英國議會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國家的最大資源。想象力孕育著發明、經濟效益、科學發現、科技改良、優越的管理、就業機會、社會交流和更安穩的社會?！笨傊?，作為創業創新的高度結合體的信息和創意產業，杭州應給予高度重視，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全力加以推進，以此作為引領未來發展的兩大支柱產業，為實現向杭州創造和杭州服務的轉變提供強大動力。
經濟發展的方式范文6
一、轉變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全面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從當前的發展實際出發，將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兩個字的改動，寓意深遠，意義重大，針對性和指導性更強，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全面、更深刻。
1、更好地體現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但這種發展絕不僅僅是經濟總量的增加。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中不穩定、不協調、不全面、不可持續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簡單地把增長當作發展、把增長作為第一位的追求?！霸鲩L方式”主要是就增長過程中資源、勞動、資本等投入的效率而言的；而“發展方式”則不僅包括了經濟效益的提高、資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經濟結構的優化、生態環境的改善、發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內容?！霸鲩L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如何做大“蛋糕”的問題；而“發展方式”不僅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在發展道路方面回答了用什么樣的經濟結構、什么樣的環境代價做大“蛋糕”的問題。所以，用“發展方式”替代“增長方式”，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2、更深刻地反映了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的要求。內外需結構不平衡，國內需求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以及體制機制不健全，是轉變增長方式提出多年而沒有實質性進展的根本原因。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方面條件比較好，我國必然成為發達國家或跨國公司最便宜的“加工工廠”或“生產車間”。這就必然帶來投資、工業和出口的快速增長，而投資、工業的快速增長又必然帶動消耗高、排放多的投資品生產的擴張及這些產業的投資擴張。加上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工業和出口的快速增長又必然主要依靠附加值低而占地多、消耗多、排放多的貼牌生產方式來實現，這是支撐現階段粗放增長方式的機制。因此，單純就轉變增長方式做文章很難收到預期效果，必須從本源上抓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等的調整，抓好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內外需結構平衡了，產業結構優化了，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了，消耗高的粗放型發展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用“發展方式”替代“增長方式”，解決問題的針對性更強，現實指導意義更大。
3、更全面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要求。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種需要不僅是不斷提高收入水平，獲得更多的物質產品和服務，也包括獲得清潔的水、清新的空氣、綠色的空間、愜意的環境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生態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地區不顧自然規律竭澤而漁式的開發，導致生態系統整體功能退化，越來越多的區域成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空間；一些地區超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過度開發，導致水資源短缺，綠色空間銳減，環境污染加劇。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快速增長和收入增加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要求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而且也要求以盡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實現經濟增長?？茖W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要求我們確定更全面、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發展方針。所以，用“經濟發展方式”代替“經濟增長方式”，更好地體現了滿足人民群眾各方面需要的內容。
二、“三個轉變”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思路，這就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我國今后一個時期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這是包括內外需結構、內需中消費與投資結構在內的整體需求結構的調整方向，是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而提出的。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更加突出，資源環境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將嚴重制約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順利實現。
國內需求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1979-2005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6%，其中國內需求的貢獻率高達92.6%，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只有7.4%。即使近幾年，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達到91.9%，而且我國今后仍然能夠主要依靠不斷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人口大國尤其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具備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的有利條件: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將為經濟增長創造龐大的消費需求；工業化進程加速，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巨大的投資需求；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將為經濟發展開辟更廣闊的內需空間。
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必須處理好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關系。近幾年，我國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的貢獻率持續降低。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0年的21.7%增加到2006年的40.7%；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2000年的63.8%降到2006年的38.9%。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增長并不慢。據世界銀行《2006年世界發展指標》，2000-2004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年均增長7%，遠遠高于美國的3%、世界平均的2.4%。但問題是，我國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投資與消費出現不協調，經濟增長過多依靠資本形成；從消費領域自身來看，消費結構性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農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費能力不強。這一問題，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發展。
因此，要保持持久穩定的增長而不是短期的繁榮，必須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
2、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這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以及三大產業之間比例不合理的問題提出的。
目前我國農業基礎薄弱，“靠天吃飯”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工業大而不強，制造業規模雖已位居世界第三，但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業和企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發展滯后，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低十幾個百分點，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數量和質量遠不能滿足需求。與此同時，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變化方向出現偏差，近年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的格局不僅沒有改變，反而繼續強化，進一步加重了資源環境的壓力。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2年以來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2006年的48.7%，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5.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02年達到峰值以來一路走低，由41.5%降低到2006年的39.5%，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5.7%降到38.6%。
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不僅加大了資源環境的壓力，影響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緩解就業壓力，影響經濟的穩定性。因此，必須立足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發展，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推動發展的主線，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提高工業技術水平，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3、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經濟增長中過于依賴物質資源投入的增加和簡單勞動，而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的問題提出的。
200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為2.26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生產總值的5%，但為此投入的各類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卻比產出所占比例高得多。2005年，我國消費石油3億噸、原煤21.4億噸、粗鋼3.5億噸、水泥10.5億噸和氧化鋁1561萬噸，分別約為世界消費量的7.8%、39.6%、31.8%、47.7%和24.4%。即使考慮匯率因素，我國經濟增長付出的能源、資源代價過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產權和世界知名品牌，我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換來微薄的利益，成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我國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產品，紡織服裝出口占全球紡織服裝貿易總額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沒有一個世界名牌。美國《商業周刊》和國際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個著名品牌中，美國擁有50個，歐洲有38個，亞洲也有11個(其中日本8個、韓國3個)，而我國卻一個也沒有。我國彩電、手機、臺式計算機、DVD播放機等產品的產量雖居世界第一，但關鍵芯片依賴進口。我國企業不得不將每部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至40%支付給國外專利持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