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1
關鍵詞：經濟文化類型 竹海鎮 發展 新定義
一、經濟文化類型的基本概念
20世紀50年代，蘇聯民族學家切博克薩羅夫、托爾斯托夫等提出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通過對民族生存居住環境的分析，參考社會發展狀況，進行民族文化的趨同比對和趨異比對。此理論的基本定義是：“居住在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并有近似的社會發展水平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苯洕幕愋屠碚摼哂腥缦绿卣鳎骸暗谝?，經濟文化類型是經濟和文化相互聯系的特點的綜合體；第二，經濟文化類型具有超地區的特征；第三，每個類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取決于該類型所處的地理環境條件所規定的經濟發展方向；第四，經濟文化類型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含產生更替或進化現象；第五，各種經濟文化類型均有各自的歷史年齡。”
20世紀60年代蘇聯民族學家切博克薩羅夫與我國著名民族學者林耀華共同撰寫的《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一文，則是將該理論具體應用于對中國民族的研究。此后許多學者對該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經濟文化類型概念，并對其內容和應用方法進行了擴展和規范。中國學者給經濟文化類型定義為：“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
在我國，分布最廣、最主要的類型是農耕型經濟文化類型組。
下面，筆者將以我國四川省竹海鎮為例來探討我國經濟文化類型的發展與變化。
二、竹海鎮經濟文化類型的發展變化
1.竹海鎮的生態基礎
竹海鎮位于四川省長寧縣境中部，東起蜀南竹海，西至井江、銅鑼鄉界，南與龍頭鎮毗鄰，北與長寧鎮接壤。其總人口為2.65萬人，面積69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8285畝。該鎮地勢南高北低，大多為淺丘地，四面山形環繞；育江河貫穿全境，氣候溫和，雨量充沛，無霜期長，適宜水稻和喜熱果樹等作物地生長。該地區的蜀南竹海擁有著極其豐富的竹資源，可謂是竹的海洋，7萬余畝翠竹覆蓋了27條峻嶺、500多座峰巒。這里生長著15屬58種竹子，除盛產常見的楠竹、水竹、慈竹外，還有紫竹、羅漢竹、人面竹、鴛鴦竹等珍稀竹種。在茫茫的竹海中，還零星地生長著桫欏、蘭花、楠木、蕨樹等珍稀植物；棲息著竹鼠、竹蛙、箐雞、琴蛙、竹葉青等竹海特有的動物；林中除了產竹筍，還有許多名貴的菌類：竹蓀、猴頭菇、靈芝、山塔菌等。據統計，竹海所產的中草藥不下200種，堪稱一個天然的大藥園。
2.竹海鎮居民的生計方式
由于竹海鎮的地理位置、水文條件和氣候因素等原因，該地區形成了以平原集約農耕型為傳統的經濟文化類型。調查結果顯示，居住在該地區的居民以漢族為主，有少數苗族、彝族、瑤族等少數民族定居于此。竹海鎮居民以種植水稻、果樹等農業活動為生。由于該地區有豐富的竹資源，該地區形成了以采集竹筍、竹蓀等特色植物為輔的農業活動。
隨著當地社會發展的需要，該地區外出打工的人數增多，外出打工者多為16―50周歲的男性，留守在竹海鎮繼續從事農業活動的多為婦女以及50周歲以上的男性。此時該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正在發生悄然的變化。
竹海鎮與我國著名風景區蜀南竹海毗鄰，自我國大力發展旅游業以來，蜀南竹海以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優勢吸引了大批游客。當地旅游業的興起使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再次發生了變化。竹海鎮居民開始以旅游服務業為主要職業，為來此旅游的游客提供住宿、特色小吃及當地特色產品的銷售。筆者對當地居民進行了當前所從事旅游職業的調查，調查居民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62.1％和37.9％，其原因與部分男性外出打工有關；被調查者中大部分是33到48歲的中年人，占總數的38.2％；受教育程度半數以上為初中水平，占59.1％； 超過半數的人全職從事旅游工作，所占比例為52.3％；大多數人喜歡從事旅游工作，比例占到69.7％。由此調查結果可見，該地區居民已經從傳統的以種植農業為主的農業活動轉為了以旅游服務業為主的商業活動。
3.竹海鎮居民的意識形態
該地區居民在改變其職業的同時，對待旅游服務這一行業也有著相當高的積極性。旅游服務給當地居民帶來的收入是過去種植農作物收入的數倍，該地區居民多年來依靠旅游的飯碗致富起來，這就促使越來越多的居民參與到旅游服務這一行業中來。自四川省第四屆旅游發展大會召開以來，借助旅游發展委員會的春風，蜀南竹海景區的基礎設施改造煥然一新，不僅為當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也給居民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這就更加堅定了居民對旅游服務這一行業的肯定與堅持。該地區居民已經從從前“要致富，多種樹”的思想觀念逐漸轉變成了“旅游致富”的新觀念。此時，旅游給當地居民帶來的收入已經占其全年收入的90%以上，這個數據表示，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已經從以農業為主轉變成了以旅游產業為支柱的新結構。
三、我國傳統經濟文化類型正在悄然改變
竹海鎮的經濟結構類型的變化預示著傳統的平原集約農耕型經濟文化類型已逐漸轉變為旅游―農耕復合型的經濟文化類型，該地區經濟文化類型的轉變也表現了我國傳統的經濟文化類型正在從原生態型逐漸轉變為市場型。
經濟文化類型包含的生態基礎、生計方式、意識形態、社會組織形式及各類典章制度等幾個重要因素，在今天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在或多或少地發生著改變。以竹海鎮為例不難看出，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傳統農業在我國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工業和第三產業也正快速發展起來，這就導致了生態環境的變化、以傳統農業為主的謀生手段逐漸被其他行業所代替。人們謀生手段的改變也就導致了其所在的社會組織結構發生了變化，從而引起整個意識形態的改變。當經濟文化類型的幾個重要因素發生改變后，我們就需要對該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重新作出定義和判斷，以適應對該地區的居民與社區的研究與了解。
參考文獻：
[1]楊國濤等.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分析――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J].寧夏大學學報,2009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2
關鍵詞：西部農村；幼兒園；集團化發展；背景；類型
一、幼兒園集團化發展的背景
1、幼兒園集團化發展是基于時代的需要
自我國從2010年正式提出幼兒園發展以來，由于歷史欠賬、經費欠缺、人口多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大規模投入幼兒園建設，力不從心；同時伴隨著教育產業論的思想逐漸被人們所重視，“集團化”作為一種有效的資源運作和配置模式，在企業集團和各層次教育集團中得到成功運用。面對新時期下學前教育資源嚴重不足這一困境，一種以集團化方式運作的學前教育機構組織形式――集團化幼兒園應運而生[1]。
2、幼兒園集團化發展是基于現實的需要
國務院頒布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010―2020 年）》、《若干意見》（又稱“國十條”）等多項政策均提出發展學前教育應堅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原則，指出學前教育的資源應通過多種形式來擴大，努力實進而現兼顧城鄉、合理布局的良好態勢。而“集團化幼兒園”作為擴大學前教育資源的形式之一，如何使其在發展中“彰顯自身優勢，弱化不足，形成 特色”是實現優質教育資源輻射的關鍵，是解決幼兒“入園難”問題、擴大學前教育資源的現實需要。集團化幼兒園的建設與發展有助于解決“入園難”問 題，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當下，學前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城鄉發展不平衡、幼兒“入園難”、“入園貴” 等問題，是各級政府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
3、幼兒園集團化發展是基于幼兒園教育自身的需要
從目前已有的集團化幼兒園的現狀來看，它們類型復雜、內涵不一、模式多樣、運行機制各異。雖然它們都冠以“集團化幼 兒園”之名，但并無統一的內涵和準入標準[2]。加之這種“集團化”的特殊組織形 式，各個分園之間的管理與運行方面較之傳統的單一園所具有一定差異，這將導致其在日后的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管理和運行方面的挑戰。因此，對其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可以避免其在運行中各類隱患的發生，可以為相關部門提供有益的咨證信息。同時，在優質學前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如何確保集團化幼兒園內各組織部門的最優配置與最佳的運行機制，從而構建數量與質量雙重保障的優質教育資源[3]。
二、幼兒教育集團化存在的形式
1.獨立法人形式
從調研資料來看，獨立法人形式由“獨立”與“混合”等本土概念以及其他等位概念組成。一般設立總園的園長，她是教育局委任的獨立法人；在翠屏區的幼教集團中，具有多位法人。也就是說，每所幼兒園在加入之初的的法人在組成新的幼教集團后，仍然為該分園的法人。這類幼教集團的管理較為統一，主要為業務上指導，各園所之間的溝通狀況較為通暢。
2.聯合紐帶形式
集團化幼兒園的聯結紐帶基本包括三種形式，即“產權”、“契約”和“產權 +契約”。[4]一種是隸屬于教育局的公辦園，與教育局之間屬產權關系；一種是 XX 分園與總園之間是以契約合同的方式聯結在一起的形式；另一種是，大部分園所與集團之間屬于產權關系，也就是統一歸幼教集團所有，但是隨著不斷的發展，也存在部分園所與幼教集團之間以契約的形式存在。
3.主辦園所命分園名形式
即以某一個知名或老牌幼兒園的名字“XX 幼兒園分園”的形式來命名。主要有三類：“完全相同”、“完全不同”和“相同關鍵詞” 等等位概念，往往研究對象更容易記住或提起完全相同的命名，一種是幼兒園的名字完全一致，就是集團化幼兒園的一種象征；一種是各個園所名字的關鍵詞是相同的，即各個分園門前的牌匾上均有 XX 幼兒園的字樣，只是在后面后注明某某分園。其中，分園的名字多以投資商、所在地區等因素命名。
三、幼兒教育集團化的基本類型
1、名園+新園的類型
所謂“名園+新園”的發展模式是指，由一些辦園歷史較為悠久、教育教學質量較高、師資隊伍精良且具有良好社會聲譽的幼兒園，利用其自身品牌優勢開辦若干所由其直接經營和管理的分園的發展模式。絕大部分采取該種模式的集團化幼兒園在原則上普遍采取“只建新園、不取新名”的方式[5]。“名園”通過在教育理念、教學研討、園所管理、后勤、保育等方面的輸出與再創造，全面幫扶新辦園所的建設與成長。宜賓市翠屏區如青年街幼兒園江北分園等。
2、名園+鄉園的類型
目前我國大部分省份主要呈現“城鄉二元”的區域特點，四川省宜賓市亦是如此。這種差異導致了農村多表現為“無園可入”的顯示困境。因此，創辦以“鄉鎮中心園”為核心拓展的農村集團化成為解決農村“無園可入”的有效途徑[6]。所謂“名園+鄉園”的發展模式是指，優質幼兒園（城市）利用自身在諸多教育資源方面的優勢與農村幼兒園（多為較為薄弱的鄉鎮中心幼兒園）聯合辦園，通過管理模式的規范化輸出、教育教學的觀摩與指導、各類資源的共享等形式帶動農村幼兒園的良好發展。
在宜賓市翠屏區，主要采取的就是城區優質的6所公辦幼兒園每一個園直接管理3-4個鄉鎮，全覆蓋所有鄉鎮中心幼兒園。從當前來看，翠屏區主要可細致體現為以下三類：
一類是城區優質幼兒園與鄉鎮中心幼兒園聯合辦園；
第二類是農村優質幼兒園與農村閑散托管班、農村薄弱幼兒園聯合辦園；
第三類是城區優質幼兒園與城郊結合部薄弱幼兒園或學校聯合辦園。
3、品牌+地產的類型
所謂“品牌+地產”的發展模式是指，由品牌園所提供科學管理理念與豐富的教育資源，由地產商提供資金支持所聯合舉辦學前教育機構的發展模式。該類模式下創建的幼兒園多建在該地產商開發的社區內。也就是說，開發商憑借其自身的資金優勢，加之政府的指導，進而在某區域內解決了幼兒“入園難”和“入名園更難”的現實困境，因此具有一定的區域性。在四川省各級政府的政策指引下，房地產商需將小區配套幼兒園無償交給教育部門，由政府統籌安排，協助其辦成集團化幼兒園或委托辦成普惠性連鎖民辦幼兒園。也就是說，該模式下創建的社區幼兒園屬于公共教育資源。由于越來越多的家長會把社區配套教育資源的情況作為投資置業時重點考慮的因素，該模式已成為近年來逐步興起的“集團化”發展模式。宜賓市絲麗雅開發的麗雅龍城小區幼兒園就是該模式。
參考文獻：
[1]趙華.教育集團發展模式與機制研究[D].湖北師范大學，2005.
[2]寧本濤.經濟學視界中的學校經營及其發展模式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3（9）.
[3]鄭佳珍.幼兒園集團化管理的理念與實踐經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董秀華.國外教育集團發展與運行簡析[J].開放教育 研究.2012（2）.
[5]柯長瑜.實施集團化辦園，促進學前教育均衡發展[J].幼教天地，2011（6）：95、103.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3
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研究
引言：本文首先闡述了我國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的研究方法，然后對我國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的結果進行了分析。
一、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的研究方法
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效率分析方法：
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分析，就是采用現有的人均GDP、公共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等等指標數據，采取相應的標準化處理，并且根據公式對我國的各個地區經濟水平進行評價。
對于經濟發展效率分析，采用的較為普遍的是DEA評價方法。而又包括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的假設往往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因為其采取的假設是規模報酬不變，進而計算決策單元的綜合效率。相對來講BCC模型測算的便是規模報酬可變情況下的技術效率，更加貼合實際。在這里，本文便采用了BCC模型來作為最基本的分析模型，其能幫助我們獲得經濟發展綜合效率和經濟發展的純技術效率以及經濟發展規模效率等三個指標。
基于以上兩種分析方法的耦合分析。簡單來講，就是將經濟發展水平區分高低，將經濟發展效率也區分高低，從而進行整合，而得到四個基本類型。
二、我國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的結果分析
1.經濟發展的水平演變分析
近些年來，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來看，各個地區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上海以及北京的一直處于較為明顯的領先狀態。而隨著時間的改變，我國的各個省份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名產生了一些新的變化。除了廣東、山西、河北出現下降情況，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進步。例如2003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距為0.612，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例如在2013年經濟發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距已經縮小為0.493。
我們還應該意識到，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各個地區的持續增長，其排名產生了新的變化。北京和上海一直領先于我國經濟的先進水平。而近些年來，廣東、浙江、江K經濟等東部地區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取得了較高的水平。重慶、湖北、河南等中部地區以及內蒙古、吉林等北部地區的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的增長，而在這里需要提出的是，河北山西，黑龍江等地經濟發展水平排名有所下滑，而我國南部的海南，廣西等，西北部的，甘肅，等經濟發展水平也取得了一定的提高。
2.經濟發展的效率演變分析
通過軟件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整體來看，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效率并不高。對于經濟發展綜合效率的最優，只有極少數的省份才能實現。而通過一些數據可以發現，近幾年來最優的省份占總省份的比重基本穩定。
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效率差距呈現先縮小而又增大的情況。因為近些年來，我國只有少數的省份中綜合效率實現最優，而效率較高的省份與其他省份之間綜合效率差距有所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平均的綜合效率只一般的水平，甚至出現了下降的情況。
近些年來，我國存在的少量最優省份中，比例較大的市依靠純粹的技術來取得效率的最優，相比較之下，依靠綜合效率以及規模效率取得最優省份的數量比例較小。并且，存在著經濟發展純技術效率得到加強，規模效率有所減弱，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正由規模效率向純技術效率方向轉變。
3.基于耦合方法對我國區域類型的分析
在我國相對來講，其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有效的經濟發展效率省份可以單獨劃分為一個類型。例如2013年相關數據所顯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省份，便屬于該類型。這一類型的省份有成熟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高于其他省份，也就是說，其經濟發展具有較高的質量。
具有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但是經濟發展效率卻較為低下的省份，此類型的省份單獨劃分為一個類型。例如，2013年有2013年有江蘇、廣東、浙江、山東、遼寧、福建等城市，這些城市沒有較高的經濟發展質量。
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是其有有效的經濟發展效率的省份也被劃分為一個類型。在2003年黑龍江以及河北被歸為這一類型，在進幾年來的相關數據中，沒有省份被歸為此類。
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并且經濟發展效率又較為低下的省份也被單獨劃分為一個類型。根據一些數據可以發現，這一類型的省份有所增加，又逐漸趨于穩定。
4.基于耦合方法對我國空間格局的分析
通過對進幾年來的相關數據進行比較，可以看到，我國的各個省市中，經濟發展相對成熟，并且發展質量又比較高的省份少之又少，在總體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并且都只在我國的東部地區；經濟發展一般的省份，占總省份的數量便有所增加，達到了19.35%，并且其中一部分經濟發展相對較高，效率卻較低的省份也屬于東部地區，而另一部分經濟發低，效率較高的省份則很少被發現；比較之下，我國的絕大部分省份的經濟發展尚且不成熟，有數據顯示，其占我國總省份的70.97%，其大部分處于中部和西部地區。
三、總結
本文分別對我國的省級行政單位進行了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經濟發展效率兩個角度的分析和概括，并進行整合，從而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時空演變。所以，根據上文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國各個地區、省份之間存在較大的經濟發展差距，很多省份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付正義，涂建軍，李小敏，哈琳.我國經濟發展的時空演變分析[J].經濟地理，2016，02：11-18.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4
關鍵詞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法律規制
伴隨時代的不斷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工作效率在不斷的提升。隨之而來也伴隨著不同程度和不同類型的問題，其中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事件就嚴重的影響了公民的生活，導致公民出現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不利于我國社會和諧發展，這也是本次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
一、劃分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范疇及行為特點
（一）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社會侵害性大體系結構復雜
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由于是團伙作案類型，因此其手段非常豐富，犯罪途徑也非常龐大，很難進行監督和管理，以至于實際的犯罪行為不受控制，對于被害人的資本侵害性也非常巨大。發生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龐大的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體系結構，影響了實際法律監督和管理的科學性，造成了復雜又難以捋順的問題。由于網絡經濟犯罪的模式存在法律監督和管理的盲區，導致法律適用性存在問題。
（二）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作案手法更加先進
網絡類型的經濟涉眾型犯罪很難確定其性質，因為實際的市場交易工作比較模糊，無法進行犯罪行為和正常交易的確認，導致出現了難以管理的問題。這就是由于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作案的手法非常先進導致的，在實際的作案過程中由能夠通過多元化的網絡模式進行隱藏，也導致實際的犯罪情況存在更多的欺詐性質，被害人因為虛假的高額度資本收益蒙蔽了雙眼，導致層出不窮的網絡經濟犯罪案件發生。
（三）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法律監管問題繁多
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的案件屬于新興的犯罪方式和方法，因此在傳統的法律監督和管理體系中缺失明確的定位和定義，出現了設計多種法律條文的問題，也造成經濟法制管理內容與實際犯罪情況不符的問題，甚至出現法律適用程度不足或者的更為復雜的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非法的集資和經營模式，以及欺詐等行為造成公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
二、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法律監管體系存在缺失
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的類型比較復雜，而且伴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升級呈現出比較高的發生幾率，嚴重的影響了國家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甚至對于國家整體的經濟調控政策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影響，導致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了來自于社會政策各方面的阻礙和壓力。針對我國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法律監督與管理工作理念和認知不全面的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能夠發現其中存在的很多問題。
（一）非法收集大眾存款法律監督范疇不清
目前，我國對于非法收集大眾存款的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行為沒有明確的法律監督范疇界定，導致出現干禮范疇不清晰的問題，嚴重了影響了法律監督和管理和制度的優化需求，甚至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和及效率，導致時間的市場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從立法的角度進行分析和觀察能夠發現，我國對于經濟犯罪行為的界定存在模糊的情況，對于實際存在的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更是沒有明確的認定，導致實際的工作開展出現了問題，影響了非法收集大眾存款的犯罪行為比較猖獗。
（二）法律監督范疇劃分不清容易引發新型犯罪
我國社會當下的刑罰和民事法規對于實際的民間和網絡金融工作內容沒有明確的責任和懲罰孩子讀劃分，導致更多途徑和種類的經濟犯罪問題層出不窮，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直接讓我國社會大眾和相關經濟發展行業受到了發展的威脅，長期保持這種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嚴重的制約了我國社會市場經濟競爭力的提升需求，甚至導致我國金融和信貸市場的發展呈現出萎靡的狀態。對于民間的網絡金融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和觀察，能夠發現其自發性的特征，由于投機性和操作的不規范情況，嚴重的阻礙了這種經濟行為的健康發展，導致實際的社會市場經濟發展出現落后和弊端性問題。
（三）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缺失法律判定依據
我國社會當下對于處理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的問題沒有明確的法律和法規監督管理體系，導致其遇到實際問題時不能夠選擇科學的方式進行約束，這種法律監督和管理的工作特征嚴重的阻礙了我國社會的市場經濟進步需求，也導致出現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復雜的網絡金融經濟犯罪問題。上述情況是直接導致被害人出現經濟損失的主要問題，甚至嚴重的影響了社會文明的發展，增加了社會各層面和階級的矛盾，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好的影響。為了更好的實現對網絡經濟犯罪的約束和管理需求，應當針對非法的收集大眾資本進行嚴厲的懲罰，明確實際的法律界定內容。
（四）網絡經濟犯罪法律監管存在理念認知發展確實問題
目前，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正處于積極向上、欣欣向榮的階段，針對于實際存在的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還沒有明確的認知和判斷能力，導致只有違法時間發生時才能夠發現問題，也阻礙了網絡經濟的法律監管質量。正視信息技術發展對我國市場經濟造成的影響，明確未來網絡經濟犯罪問題的管理和法律界定，才能夠更好的保證我國市場經濟向積極的方向發展。但是，我國現代的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管理工作缺乏了長遠的考量，對于實際的法律監督和管理工作缺乏前瞻性，嚴重的阻礙了法律進步和社會市場經濟收益提升的需求。
三、完善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法律監管體系
重視完善當下對于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的法律監管工作體系，能夠保證實際的法律監督和管理工作落實到每個細節，提升我國社會整體的市場經濟發展安全質量，并且能夠為公民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促進我國社會市場經濟長久的發展和進步。完善相對應的立法體系，并重視對其中內容的調整，能夠滿足實際的市場經濟發展需求，在良好的監督與管理氛圍下實現維護公民合法經濟權益的目標。
（一）修正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法律監管內容
修正涉眾型網絡經濟犯罪的法律監管內容，能夠實現對市場經濟整體工作的法律監管的質量提升需求，并且能夠針對存在的威脅公共存款安全的問題進行科學的管理和解決。通過本次研究發現，現代市場經濟逐漸傾向于網絡金融的發展模式，希望能夠在實際的發展過程當中進行金融工作的管理，針對非法收集和獲得大眾存款進行概念的理順，重視對其法律控制制度的研究，掌握其中存在的內涵性價值，保證我國社會實際的金融交易在良好、合法的環境下進行，并提供充足的法律、法規制度保護公民的合法經濟權益。與此同時，還應當針對司法中存在的細節進行規劃，以此實現對相關違法事件的管理。
（二）提升立法指導作用促進民間網絡融資合法經營
灰色的金融環境和氛圍嚴重的影響了我國社會網絡融資合法化發展的需求，在長期的成長階段凸顯出很多問題，應當適當的調整科學的策略和建議，實現對整體工作內容的優化需求，進而降低民眾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問題，也能夠更好的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的幫助和輔助，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支持相關的融資和信貸工作順利進行。關注到網絡發展的迅速效果，應當實現對金融工作的全面監督和管理，在具體執行相關工作細節的過程當中進行有效的調整，讓目前的信貸機制不會局限在管理陳舊的模式當中，而是具備良好的改革理念和認知，從法律監督和管理的角度進行整體工作的優化處理。
（三）完善被害人維權體系制定合理化贓款處理法則
針對網絡經濟案件進行處理，需要關注到細節的處理法則內容，進行科學的運用才能夠保證為被害人維護合法權益的目標。在實際的維權管理工作過程當中，應當積極的進行證據資料的收集，保證能夠針對每個項目的犯罪行為制定科學的法律監督和管理條紋，進而促進法律監管制度和體系優化及完善。通過創新的模式能夠實現對涉案款項和金額的管理，進而選擇合理的方式進行資本的統籌和劃分，減少不必要的資本浪費情況，并且能夠通過創新的方式和規則實現對被害人權益的維護，并且能夠盡早、盡快的為被害者回收盡可能完整的資金，實現法律對罪犯心理層面的監督和管理。
（四）完善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
經濟罪犯情況法律監管體系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計算機信息技術的支持也促使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進入了全面的網絡時代，完善了當下的網絡運營的體系。本次研究就針對涉眾類型的網絡模式經濟罪犯情況進行分析和探討，希望能夠選擇良好的方式進行網絡經濟發展的管理，保證實際工作開展的順利行，并達成經濟法律監管工作的完善與管理需求。研究發現，電子商務的發展模式符合當下的市場經濟發展需求，但同時也存在安全風險，構建良好、科學的網絡法規監管制度和體系，能夠滿足實際的網絡經濟管理需求，并且能夠對當下還不全面的網絡經濟進行約束，提升人們的權益保護意識。
四、結論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5
對于這兩種創業類型的研究，近幾年來學者更多的是關注與比較兩種類型的特征。比如研究發現，機會型的創業者的創業年齡要比生存型的創業者更大，接收教育的程度更高，持續更長的商業周期，更高的創業成功率，是經濟效益比較高的創業模式。分析可見，機會型創業對整個社會和經濟起到更積極更大的作用，也因此機會型創業也被學者稱為“最佳方案創業”。生存型創業的貢獻雖不及機會型創業，但是對于整個經濟形勢發展也起到積極作用，也因此被學者稱為 “次佳方案創業”。
在起步階段，機會型的創業也擁有更多的人力資源，財務資源和社會資源。這些資源對于機會型創業的起步起到絕對性的作用。然而對于生存型企業的起步，他們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學者考慮更多的是動機因素：歸根到底就是為何創業者被迫選擇創業。對此類問題的研究也有許多學者結合了約翰遜和達內爾（1976）的“推-拉理論模型”進行研究。也因此生存型創業被稱為具備“推”的動力，機會型創業被稱為具備“拉”的動力。換句話說，此類說法來源于動力學的角度：生存型創業是被迫創業，是創業被一股力量“推”著去創業，屬于被動型的；機會型創業則恰恰相反，是屬于主動的動力，創業者主動“拉”著自己登上一個更大的舞臺-創業，此類動力屬于主動型的。
結合此模型分析創業起步動機能避免學術上對機會型創業和生存型創業的一些誤區。以往的文獻曾經認為，一旦擁有了創業的資源和機會，創業者便可以進行創業，很多學者也因此將此類創業類型歸為機會型創業。機會型和生存型創業的區分更應該強調創業動機，也就是上文分析的主動創業-“拉”力，和被動創業-“推力”。簡單來說，不管創業者擁有多么充分的創業資源和創業機會，只要創業者的動力是被迫的，此類創業應被歸為生存型創業。
比較兩者創業類型對于經濟的影響，國外學者埃克斯和瓦爾加（2005）發現生存型創業對經濟發展來說微不足道，但是機會型創業對經濟發展能起到較為積極的作用。譬如從就業方面考慮，機會型創業者能在企業創辦之后的五年內提供二十個工作崗位，但是生存型創業在未來的五年內卻不能做到這點。
雖然生存型創業對經濟貢獻不大，但是它的作用卻不能因此被否定。國際創業觀察在2011年的報告中指出機會型創業在很大的程度上解決了社會很多未能就業人員的出路，在整個經濟的發展中依然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至于機會型創業者，他們應該得到更多的政府鼓勵，尤其是政策層面上的鼓勵。
另一方面，生存型創業和機會型創業的比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大的區別。在發展中國家生存型創業占到了六成以上，機會型創業僅有四成。這個數據在發達國家正好是相反的，機會型占到所有創業的七成，生存型創業僅僅為三成。這個比例的不平衡主要是歸咎于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對稱性。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優勢主要依賴于低增值產品和低成本效益的生產。所以對于一些小作坊和小生意，他們的進入成本就相對較低。因此傳統經濟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更多人會從事低增值產品生產，利潤增值的部分更多的是來自自己的勞動力，生存型創業比例也因此更大。相比之下，在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過高，直接導致選擇自己經營的進入成本更高，往往曾經考慮過自己經營的個體也會因為成本的問題放棄創業。另外，發達國家普遍社會福利體系完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比較少出現類似發展中國家“迫于生計”下海經商的現象。總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個人創業的情況不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角度上來講都有很大區別，此中差異值得研究。
經濟發展的類型范文6
1方法原理簡介
1．1空間自相關傳統的統計學方法建立在樣本獨立與大樣本假設的基礎上，由于空間數據的特殊性，其獨立性和大樣本假設常得不到滿足。空間統計學中的空間自相關技術很好地解決了經典統計方法在空間數據應用上的缺陷。空間自相關性使用全局和局部兩種指標來度量，全局指標用于探測整個研究區域的空間模式，用單一的值反映該區域的自相關程度；局部指標計算每個空間單元與鄰近單元某一屬性的相關程度。由于全局指標有時會掩蓋局部狀態的不穩定性，因此在很多場合需要采用局部指標來探測空間自相關。常用的計算空間自相關的方法有Moran′sI、Geary′sC、Getis、JoinCount等，本文基于Moran′I研究四川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Moran′I分為全局Moran指數［14，15］和局部Moran指數［16］：全局Moran′sI從總體上反映了研究目標的空間相關性，局部Moran′sI描述區域單元與其相鄰區域單元之間的空間集聚程度。
1．2支持向量機支持向量機在解決小樣本、非線性及高維模式識別中表現出如下特有的優勢：1）SVM避開了從歸納到演繹的傳統過程，實現了高效的從訓練樣本到預報樣本的“轉導推理”，大大簡化了通常的分類和回歸等問題；2）SVM是專門針對有限情況的，其目標是得到現有信息下的最優解而不僅是樣本數趨于無窮大時的最優值；3）計算的復雜性取決于支持向量（SupportVector，SV）的數目，而不是樣本空間的維數，這在某種意義上避免了“維數災難”；4）算法最終將轉化成為一個二次型尋優問題，從理論上而言，得到的結果將是全局最優解，解決了在神經網絡方法中無法避免的局部極值問題，因而它具有很好的泛化性能和預測能力［22］。從本質上看，SVM是一種監督分類方法，在對數據進行分類時，必須要有一個已知樣本集訓練SVM。在SVM的訓練樣本選擇策略中，有隨機選樣策略、盒子類凸包樣本選擇方法［23］、Adaboost方法［24］，也可以通過PCA或者NLM算法的分類結果選擇典型樣本。
1．3基于Moran的樣本集選擇通常，經濟統計數據不包含已知正確分類的樣本集，而基于不同選擇策略的SVM分類結果差異很大，因此，樣本選擇策略是采用SVM分析經濟統計數據的關鍵，其方法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在局部空間自相關中，滯后變量Wzi表示目標觀測值相鄰區域的加權平均對偏離平均值的度量，zi為對觀察值x偏離平均值的度量。以（Wz，z）為坐標點的Moran指數散點圖，常用來可視化研究局部空間不穩定性。Moran指數散點圖的4個象限，分別對應于區域單元與其鄰居之間4種類型的局部空間聯系形式：第一象限（H－H區）代表高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同是高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第二象限（L－H區）代表低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高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第三象限（L－L區）代表低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同是低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第四象限（H－L區）代表高觀測值的區域單元被低值的區域所包圍的空間聯系形式。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看，經濟發展中心對周邊存在很強的作用力，使得周邊區域經濟也發展良好，這對應于H－H類型；而經濟落后區域由于地形、交通等區域條件的限制具有較強的集聚特征，從而對應于L－L類型；經濟發達區域的邊緣地帶由于自然條件或者政策性等問題制約了發展，屬于L－H類型；而在欠發達地區，某些區縣旅游、礦產等資源優越，發展具有一定優勢，屬于H－L類型。這種多維經濟統計數據的局部空間分布模式，可以揭示經濟發達區域、較發達區域、欠發達區域及奇異點，并進一步提取經濟發展中心和典型區域。這些典型區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作為已知典型樣本集訓練SVM分類過程，從而減少選樣過程的主觀性。由此可以建立空間自相關－SVM耦合的空間聚類方法，圖1顯示了基于Moran′sI的SVM聚類（Moran－SVM）的流程，其步驟為：1）運用空間自相關分析經濟統計數據的PCA和NLM降維結果，到Moran指數散點圖和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分析圖；2）通過研究象限分布圖和顯著性分析圖，提取高顯著經濟發達和不發達、較顯著經濟發達等各種不同發展類型的典型區域；3）將典型區域作為已知樣本集導入SVM模型，得到聚類結果。
2應用實例
2．1數據說明本文以2007年四川統計年鑒數據為例，對四川省區縣尺度的多維度經濟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在行政單元為區縣的經濟統計數據中，大量屬性維度的數據統計不完整?；诮稻S過程的維度應盡量最大化及其可獲得性考慮，本文選擇統計年鑒中最能反映地區經濟發展情況的18個屬性，分別是：國內生產值（第一、第二、工業、第三產業和人均生產總值）、民營經濟生產情況（第一、第二、工業、第三產業和人均民營經濟增加值）、從業情況（從業人員、職工人數、人均工資）、地方財政（財政收入和支出）、農林牧漁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2．2基于Moran′sI的SVM聚類筆者利用空間自相關對PCA和NLM的降維結果進行分析，得出四川經濟統計數據的局部Moran′I散點圖及其顯著性分布圖（圖2－圖5），通過分析典型區域的局部空間聯系類型及其顯著性，提取出若干經濟發展情況明確且典型的區縣，作為已知小樣本集導入SVM中進行分類。對PCA降維結果進行局部Moran指數分析，得到象限分布圖（圖2）：成都周邊－東南區域沿線、攀枝花處于第一象限，即屬于H－H類型；第一象限周邊區域受高觀測值鄰域影響，屬于第二象限，即L－H類型；廣大的西北區域、中南、多數東北和少數東南區縣屬于L－L類型，區縣本身和周邊鄰域的觀測值都較低；H－L類型主要集中在東北區域及第二象限周邊的區縣，絕大部分與L－L類型相鄰，表示其觀測值比較高，屬于經濟較發達地區。分析局部Moran指數的顯著性分布圖（圖3）可知：四川絕大部分區域屬于空間聚集不顯著類型，而成都周邊12個區縣的空間聚集非常明顯，其的德陽市等3個區縣也具有顯著的空間相似性，宜賓市也表現出較為顯著的空間聚集效應；廣大經濟不發達的西北區域和南部攀枝花市則表現出離散的空間分布形式，這與現狀有一定差異。對NLM降維結果進行局部Moran指數分析，得到象限分布圖（圖4）：東北區域－成都周邊－東南區域沿線屬于H－H情況；第一象限周邊區域受其影響，屬于L－H類型；廣大的西北區域、中南和少數東南區縣屬于L－L類型；H－L類型主要集中在成都周邊和南部區縣，與L－L類型相鄰，屬于經濟相對較發達地區。分析局部Moran指數的顯著性分布圖（圖5）可知：四川東北、中南和東南區域都屬于空間集聚不顯著類型，而成都周邊、廣大西北區域空間集聚非常顯著，較為顯著的區縣主要分布在顯著區域的周邊鄰域地區?；赑CA和NLM降維結果的Moran指數顯著性分類結果可知，成都周邊為高顯著H－H類型，西北地區為高顯著L－L類型，可分別采集到第一等級和第四等級的小樣本集；從兩者的Moran′sI象限分布圖可知，成都和東北廣安市附近區縣屬于第一象限，經濟較周邊發達，而空間聚集效應又不顯著，可作為第二等級；在東北區縣和第四等級的交叉區域，存在部分相對高值區域，其較落后區域發達，可作為第三等級。依次每個等級采集3個樣本，導入SVM算法中，并采用RBF核函數［13］，調節參數，結果如圖6。當γ取值較大（大于2）時，分類結果出現欠學習問題，有非H－H類型被劃入第一等級；而其他參數條件下的分類結果差異不大，將成都周邊、涪城區和攀枝花東區分為第一等級，將成都周圍其他區縣和東北少數區縣分為第二等級，將東北和東南其他區縣及南部分為第三等級，廣大的西部、北部和東南區縣則屬于第四等級，這與四川經濟發展現狀完全吻合。與NLM分類結果相比較，具有很強的相似性，這也說明了結果的正確性。
2．3結果分析（1）采集于PCA和NLM的不同已知樣本集的SVM聚類結果之間差異大（表1）。在PCA－SVM中，第二等級區縣的數目非常少，而東北多數區縣被劃分至第四等級，并與PCA的分類結果相似，都未能準確展現四川經濟發展現狀；而NLM－SVM的結果與NLM類似，都能體現出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及經濟較發達區域。由這兩者結果之間的較大差異可知，已知小樣本集選取的主觀性對結果影響很大，所以需要進一步考慮樣本集的合理選擇。（2）針對上述已知樣本集選取的主觀性問題，筆者利用PCA和NLM的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選取樣本集，證明該步驟不僅能大量減少樣本集的選擇范圍，而且分類結果能揭示出成都經濟發達地區、東北和東南經濟較發達區域、西北經濟極不發達區，能準確展現四川經濟發展現狀（表1）。SVM作為一種監督分類算法，需要已知樣本集對聚類過程進行訓練，由于經濟統計數據不具有已知類別樣本，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來選取，而選樣過程的主觀性對SVM的分類結果具有很大的影響，同時最優參數的獲取是一個復雜的區間搜索過程，不僅較難獲取最優參數，而且效率也較低。PCA和NLM降維結果的Moran指數分析結果能揭示出顯著的H－H和L－L類型，而Moran指數的象限分布能提取出空間集聚不顯著、但能揭示經濟發展情況的典型空間單元，從而得到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典型區域，這些典型區域可作為小樣本集訓練SVM算法聚類過程。分類結果正確揭示了四川經濟發展現狀的空間格局，證明該方法能大大縮減樣本集的選取范圍，避免選樣過程的主觀性，并具有很好的分類效果，這為SVM已知樣本集的合理選取提供了新方法。
3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