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1
記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蹦敲磸摹霸鲩L”到“發展”，一詞改變有何深刻的內涵？
劉世錦：增長是量的描述，發展是質的規定，高增長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帶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國際上對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也有不少討論。增長并不等于發展，有些國家就曾經出現過“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重要論斷，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也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
記者：當前，為什么要提出這一重大戰略呢？
劉世錦：我國經濟保持年均9%以上增長率已經近30年了。從工業化歷史上看，能夠在40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平均7%以上增長率的經濟體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由于歷史背景不同，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工業化所經歷的時間是不同的。工業化先行國家所經歷的時間長一些，但平均增長速度相對要低。二戰以后，世界出現了一批增長速度較高、但時間相對縮短的經濟體。總的看來，能夠在三四十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并不多。一些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后，陷入停滯狀態，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即便是被視為成功典型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也遭遇了1997年嚴重金融危機的沖擊。再早一些，老牌工業化國家也都曾因經濟危機和戰亂，而使其發展進程中斷或受到重創。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時間內保持快速增長的3個國家和地區，都是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尚無先例。在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總量規模迅速擴大的時候，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出現一些正面或負面的議論，比如“中國機遇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國經濟本身看，近幾年來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具有轉折含義的重要變化。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已經連續4年達到10%以上。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了21萬億人民幣；人均收入在超過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達到了2000美元；財政收入新增部分超過7000億人民幣，接近于10年全部財政收入。但是，必須看到，在總量規模變化的同時，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也更為顯著。
記者：那么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具體有哪些呢？
劉世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這些變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的生產和消耗增長迅速。例如過去曾認為中國的鋼產量1億多噸就夠了，而2006年鋼材產量則超過4.6億噸。
――環境壓力空前增大。如果說資源可以通過進口和替代有一定調節空間的話，環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動性，沒有多少調節余地。
――過去構成中國經濟增長低成本優勢的諸多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據東南沿海一些地區調查，普通勞動力工資近年來年均增長15~20%；土地價格漲幅更大，有些地區僅生產性用地漲幅也達一倍以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原有的地區發展差距并沒有縮小，有些方面還在擴大。在地區發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鄉發展差距。
――社會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遷、征地、職工下崗、社會保障、干部和腐敗等引發的時有出現，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容忽視。
――中國正在以日益增長的規模介入國際經濟活動，“中國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兩年的貿易順差超過千億美元，國際貿易摩擦增加，貿易不平衡構成很大挑戰。
以上列舉的當然不是新變化的全部。就這些現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稱其為“新變化”，是因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一個“轉折點”。需要考慮兩個相關的問題：一是我們是否正在或已經進入與以往有較大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如果是進入這樣一個新階段的話，現有的發展方式能否有效應對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挑戰，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勢頭。
可以給出的判斷是，我們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然，對這一新階段如何概括，還可以探討；這一新階段所出現的矛盾和挑戰，在已有的發展方式空間內，是難以包容和應對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勢在必行。
二、以自主創新贏得新的競爭優勢
記者：近年來，我們黨非常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那么提出這一戰略有何重要背景？
劉世錦：近年來，我們黨提出加強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后，持續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這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進入新世紀后，我國人均收入越過一千美元關口，現在又達到兩千美元，當然是好事，同時也是“雙刃劍”，因為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著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也相應減弱了我國勞動力的國際比較優勢。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現出來，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最為明顯。在這些地區，一些對低成本敏感的企業開始向外轉移，留下來的企業則要通過研發、設計、品牌、營銷渠道等環節的努力向產業鏈中高端升級。當然，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大，還會有一些地區繼續呈現低成本優勢，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國將保持多種競爭優勢并存的格局。但從中長期看，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的調整不可避免。通過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產業中長期競爭力，因而也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劉世錦：我們把自主創新概括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與過去關起門來搞研究不同，這幾種類型的創新都是在日益擴大的開放條件下進行的。如何認識自主創新，近年來也有一些討論。有的行業圍繞“合資企業進行的創新算不算自主創新”展開爭論。對這個問題，還是要從全局和戰略的眼光來觀察和理解。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純粹內資的企業將越來越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結構，其中包括引入外資。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基礎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行業中的國有大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在境內外上市。所以，按照企業資本來源來界定，不符合開放經濟的實際，也存在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比如，某企業的直接投資者是內資，但再從這個投資者向上追溯，可能會找到外資蹤跡。外資企業的研發活動到中國來，雖然會對內資企業形成競爭，同時也有技術信息擴散、人員培訓、促進產業配套條件形成等積極作用，總體上說利大于弊?？山梃b的國際經驗和我國多年來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內外資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可以有兩個要點：一是內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的轉移。當然，前一個要點是重點，我們講自主創新，立足點和重心都是內資企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那些關鍵性、基礎性的技術，僅僅靠開放是拿不到的，必須靠自己來搞，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但是，這與鼓勵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不矛盾。這兩件事情是互動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外資企業是在中國僅僅搞加工制造好呢，還是把研發能力也轉移到中國來好呢？還是應該鼓勵它們向中國轉移。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這樣來認識：我們講自主創新，這個“自主”的主體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大局，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大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合法注冊、經營的企業所進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活動，都應該得到鼓勵，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劃入“自主創新”的范圍。這是一個寬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義。這樣看問題，對提高我國經濟總體創新能力有好處，也正是新時期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關注人均實際收入水平
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地區發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們將采取哪些措施來逐步緩解這種狀況？
劉世錦：這些年通過實施地區重點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但尚不足以改變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態勢。近年來影響地區發展格局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進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帶、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城市圈，內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帶等。二是產業的區域集中加快，過去一個新產業出來，各地都要搞，遍地開花。一些年來通過市場競爭，產業的區域集中度顯著提高，如彩電生產，過去一度20幾個省都在生產，現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區；汽車生產也正在逐步集中到為數不多的幾個區域。城市帶的形成與產業區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產業集中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支撐。這些變化總體上說符合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是積極的、可持續的，但必然影響到原有的地區發展格局，不僅表現在大的行政區劃之間，也表現在這些行政區劃內部。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出現了某些有利于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對能源、原材料、裝備工業產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長，拉動了具有資源優勢和重工業基礎較好的中西部與東北的部分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又如，東南沿海地區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業開始向北部沿海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轉移，部分國際轉移產業也將承接地更多地轉向要素成本較低地區。這些趨向或因素的穩定和增長，將會對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發揮更多的基礎性作用。
記者：評價地區發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標？
劉世錦：對地區平衡發展有一個正確理解和評價的方法問題。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的快速增長階段后，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將率先發展，吸引各種資源向這些地區集中，其中包括人員流動。勞動力由落后地區流動到發展快的地區，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減少了落后地區的人口基數，落后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提高。反之，發展快的地區人口基數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下降。我們講地區發展差距，所關心的是這些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是一個適宜的比較性指標。這個指標除了關注貨幣收入外，還考慮到剔除不同地區物價水平差異后的實際購買力水平。在勞動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將逐步趨于縮小。我們要注意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差距、不同地區戶籍人口貨幣收入差距等指標，更需要關注不同地區實際生活和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指標的變化。從這一角度出發，將有助于正確觀察和理解地區之間關系發展的動態過程。
記者：地區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那么，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徑是什么？
劉世錦：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城鄉隔離狀態被打破，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和非農產業，不僅顯著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改變了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是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我們的各種政策，不論產生于何種背景，都應當促進而不是延緩這一進程。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早期工業化國家曾經歷上百年時間。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體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至少還需要30年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促進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寬就業渠道，改善農村人口在城市生存、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通過多種途徑，包括轉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之與城市人口，包括已轉移至城市的原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至少要讓他們“過得去”。近年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四、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更好發展來解決
記者：這些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社會問題和矛盾卻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對此怎么看？
劉世錦：這種反差很值得深思。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后，也同時進入經濟和社會結構、重大利益關系劇烈調整的階段，社會矛盾的類型和數量增加，有些領域的矛盾趨于尖銳，處理不好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和危機。當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社會上較大比例成員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狀態后，社會的穩定程度將會顯著提高。現階段我國總體上處在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制轉型、社會矛盾增加的時期，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屬于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例如，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征用農民土地、城市拆遷、水庫移民等所引發的矛盾；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下崗和再就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等引發的問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權力腐敗、干部等引發的問題等。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立足國情和長遠的重大戰略決策。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應當也只能通過進一步更好的發展來解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歷史已經證明，吃“大鍋飯”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公平。當然，我們講進一步的發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價的發展，而應當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不僅要重視經濟發展，同時要比過去更多的精力重視社會發展；要集中力量抓緊解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深層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從源頭上治理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既要重視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的基礎作用，也要重視通過社會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多年來我們所倡導和實行的發展觀的一個拓展和完善，體現了我們黨在發展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進步。
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對的矛盾和問題不少，應該和能夠有所作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辦好，如何在解決一些問題時不致于引出更多的問題，如何在處理一些矛盾時，既要照顧眼前，更要有利于長遠，還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
記者：這些原則主要有哪些呢？
劉世錦：一是既要治標，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貧工作，通過轉移支付等辦法給貧困人口一些補貼，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寬就業渠道，加強就業培訓，使他們獲得通過就業增加收入的機會，這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諾，又不能脫離現階段國情，作不切實際的過高承諾。比如養老、醫療保障，城鄉、地區之間差別很大，是全面保障，還是在農村先做到對困難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這些都不能脫離現階段的實際。承諾過高，兌現不了，老百姓還是不滿意，還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歐洲福利國家保得過多，也在尋求改革。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設。對短期內的突出問題，如困難人口救助、調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穩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設。好的制度建設以穩定的可預期的程序處理問題，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針對個別事件和少數人，而是對所有人具有普適性；不僅要解決已經出現的矛盾，而且要治理產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
記者：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如何深入理解這一論斷的深刻涵義？
劉世錦：這一重要論斷已為我國近30年來的實踐所證明。我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是以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為背景的。改革開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活力和制度基礎。毫無疑義，沒有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與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相比，我國經濟改革走出一條獨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義的經驗。例如，改革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而不是對舊體制的修修補補；在改革國有經濟的同時，放開一塊，鼓勵發展多種類型的非國有經濟；鼓勵不同改革方式的試驗和競爭，先試點，取得經驗然后推廣，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把改革與開放有機結合起來，通過開放引入新的體制要素而推動改革；保持黨對改革過程的堅強領導，把改革、發展和穩定有機結合起來，為改革和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通過改革和發展進一步促進穩定，等等。經過不懈努力，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市場開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解決新階段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還是體制上的。體制上的問題，部分屬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部分屬于體制轉軌過程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由于體制建設滯后所引起的。這幾種情況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問題相當復雜。比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企不分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但在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后，一些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GDP增長、片面強調經濟增長指標而忽視社會發展等傾向。如何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一套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考核指標和行為機制，是體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領域改革，要求由傳統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初次分配按勞動和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但由于多方面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突出起來。如何從我國國情出發，將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起來，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圍內，并逐步趨向共同富裕的目標，也是體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因此，改革開放仍然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諸多深層矛盾的化解，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深化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是改革，講深化改革也包含了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開放）。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不能松懈，更不能動搖。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需要警覺和糾正，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推進改革，而不是走回頭路。改革是為了發展，最終要由發展的成果來檢驗。
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2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GDP總量由1978年的364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位，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了18倍，年均增長9.9%。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明顯改善，體制改革有序推進，我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發展的成就為世界矚目。
同時，進入新世紀以來，實現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障礙，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笆濉睍r期，我國將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說建國六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圍繞經濟總量增長為核心的話，未來將是總量與結構并舉、數量與質量并重、增長與發展并行的偉大變革時期。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判斷
判斷經濟發展階段的主要依據有人均收入、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工業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等，總體判斷，我國處于由工業化中后期邁向工業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向中上等國家的階段。在成功實現“低成本優勢―中低端制造業―投資＋生產”推動的第一次增長浪潮之后，我國面臨能否成功邁進由“創新優勢―高端制造＋服務業―創新＋消費”推動的第二次增長浪潮的重大機遇期，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
我國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經過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探索和實踐，我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階段性變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國經濟總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長。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0.1萬億元，已經超過日本，經濟規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國財政收入達到8.31萬億元，具備了比較雄厚的物資基礎。2010年按當年匯率計算，我國人均GDP已達到5880美元，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我國已實現經濟起飛二十多年
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大體上都經歷了起飛準備、起飛、走向成熟和大眾消費時代等幾個階段。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完成了起飛準備階段，已經成功實現經濟起飛二十多年。當前我國已經積累了較多的支持經濟較快增長的條件，包括消費結構變化、中間需求變化支持國內需求增長加快；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產業結構變動和資金、勞動力在產業間活躍重組；資金和勞動力供給增加；具備了支持供給持續增長的物質技術基礎，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及社會環境；具備穩定開放的國際環境，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戰略推動外貿結構變化，促進比較優勢轉變等等。
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
從我國產業結構、制造業實力以及出口結構來看，可以認為我國已經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主要根據是：第一，在農產品總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明顯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總量增加3億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鎮化率達到49.95%。第三，已經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生產制造能力比較強大。第四，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況下，在出口商品構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則大幅度提高。第五，經濟結構的變動，呈現出由滿足基本需求為主轉向逐步適應消費升級和需求多樣化的趨勢，這是工業化加速階段的新特征。
消費和出口提速帶動產業結構快速升級
1998～2010年間，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費升級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經濟長期景氣帶動外需高速增長，資源稟賦優勢帶來全球產業轉移，經濟增長的雙輪驅動特征形成，帶動產業結構快速升級。在此期間，高速增長行業明顯增加，經濟增長熱點顯著增多，增長較快的行業主要有：房地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冶金工業、煤炭工業、建材及其他非金屬礦工業、石油工業、建筑業、金融業等。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
“十二五”時期，世界經濟將處于金融危機及其后續的調整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趨復雜和不確定，同時也蘊含著重大機遇。
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經過世界各國政府努力，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已被初步穩定，一段時期內呈現出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雙軌恢復”的跡象。但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方面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國不僅沒有解決其全球競爭力下滑的問題，反而由于過度依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進一步侵蝕了全球對美元的信心。部分新興經濟體刺激過度，引發了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風險等諸多新的問題。國際上，全球經濟和貿易失衡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危機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體現新興經濟體不斷上升的實力和影響力。因此，不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進行徹底有效改革，或許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機來釋放風險。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將在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長期來看全球化不僅不會倒退，還會在新的基礎上繼續深化?，F代交通、通信技術的發展，將使跨國、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復蘇，全球貿易和投資還會繼續增長。這將有利于我國繼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和要素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加快發展進程；有利于我國充分吸收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和國際人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增強競爭優勢；也有利于我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重要國際資源和技術。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仍會抬頭，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增加。
當前正處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正處于“萌芽期”
為了重新獲得競爭力，發達國家都重新回歸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信息技術（比如傳感網、物聯網、智慧地球、云計算）等若干重要領域醞釀新的突破。在實現技術趕超及利用新技術加快發展等方面，我國具有潛在市場規模巨大、產業體系比較完整等優勢，可以藉此在某些技術領域邁入領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輪技術革命時機還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術尚難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的實體經濟恢復還沒有形成。
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將不斷增大
隨著全球減排責任體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關領域技術進步的迅速發展，低碳經濟有可能成為今后一個時期重要的發展趨勢或發展模式。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國之一，我國面臨的減排壓力將會不斷增大。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機遇，減排將促進能源和環保領域的技術創新，有利于我們發揮后發優勢，轉變發展方式，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
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將在新的背景和條件下出現較大幅度調整
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將會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并對全球產業分工及貿易格局產生影響。我國面臨發達國家轉移部分資金密集、技術含量高的制造業的新機遇。非洲、南美洲、中亞等地區的一些歷史上比較落后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將會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東某些國家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仍會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既對我國構成了競爭壓力，又為我國擴大外部市場空間創造了條件。
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必將遲早引發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國發展的外部阻力將增加
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這既是軍事斗爭的結果，更是經濟發展競爭的結果。如果說21世紀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的話，那么這種變化首先是從經濟格局開始的。如果全球經濟大國之間實力差距日趨縮小，美國若要繼續主導全球政治格局將越來越困難。按照歷史的經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隨后必將遲早引發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時代到來以后，世界大國間相互自殺式的戰爭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經濟戰”為主，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能源資源、區域組織等領域廣泛開展競爭。未來全球地緣沖突可能增多，我國發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分析
從國內條件看，“十二五”時期是我國“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條件和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壓力將有可能持續加大。
我國仍然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內需潛力巨大，但釋放內需面臨一系列體制性制約
“十二五”及更長時期內，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時期和居民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時期，巨大的需求潛力能夠為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特別是，我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龐大的需求潛力分階段釋放，從而使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更長時間。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財稅體制、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缺陷，工業化升級和城鎮化潛力的釋放還面臨諸多障礙。
“十二五”時期將是我國內外需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引擎轉換的重要轉折點
“十二五”時期將是我國內外需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在此背景下外貿增長將穩步趨緩，相應地內貿比重將穩步上升。我國的對外貿易地區結構中，北美的地位將下降，周邊陸上鄰國和各大洲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將提升。內貿結構方面，隨著國內各大經濟區間分工的細化和合作的加深，國內區域間的貿易將日益活躍。
居民消費結構將繼續較快升級，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
預計“十二五”期間以住、行改善為主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活動會繼續較快推進，消費需求會繼續較快增長。預計“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年均增長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億平方米左右，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億平方米左右。預計家庭轎車保有量年均增長25%（2003～2008年為51%），2015年全國私人轎車保有量將達到5139萬輛左右，較2008年（1938萬輛）增加1.65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2%左右（不包含價格因素）。
區域發展格局日益合理，區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確，區域發展差異逐步縮小
“十二五”時期，中部地區將成為崛起最快的區域，占全國的GDP比重將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開發區將由18.3%上升至19%，東北振興區將由8.5%上升至9%，東部沿海地區將由53.8%下降至50%，但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質量將明顯提高。國內各大經濟區之間分工日益專業化和細化，區域功能定位日益凸顯，中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制造業基地轉移的過程中將迎來高速成長期。
人力資源新優勢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也將逐步顯現
未來幾十年我國總人口仍然保持增長狀態。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6億人和14.5億人。預計2015～2016年，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10.1億人。隨著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斷提高，我國高素質勞動者群體隊伍預計將不斷壯大。此外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到來，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將高達1.69億，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1.9%。
生態環境狀況局部改善，但對經濟發展的約束進一步增強
“十一五”以來，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提高，治理和保護的力度明顯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態環境狀況有所改善甚至有明顯改善。但生態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控制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任務依然艱巨。與此同時，近年來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呈現增多趨勢，造成的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越來越大?！笆濉逼陂g工業化與城鎮化持續快速推進的形勢，將使資源需求和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
經濟體制具有獨特優勢，但深層體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務更為迫切，難度也更大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們已經形成了既獨具特色和優勢、又符合市場經濟通行規則的經濟體制，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深層次的問題。經濟發展方式弊端的深層次原因集中于體制與機制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等各方面。
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3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社會結構的變化來看，我國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全社會面臨的生存性壓力在逐步減弱，發展性壓力在全面增強。減輕新階段的發展性壓力，需要進一步突破制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體制。
發展性壓力增大的矛盾和問題，涉及到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還涉及到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的變革和創新。適應新階段發展的要求，應當由以經濟領域為重點的改革轉向全面改革。
新階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務包括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目標深化市場化改革，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社會體制改革，以豐富和創新文化為目標的文化體制改革，以及實行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
近幾年，雖然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定的進展，但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比，總體上來說是相對滯后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公共治理結構中的一些矛盾凸顯，這些都對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改善公共治理的關鍵是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F實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資或干預微觀經濟的行為既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此，應當加快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臺機制。同時，要強化政府社會性公共服務職能，適應全社會公共服務的需求，需要進一步明確中央與地方的公共服務分工。在確保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主體責任的同時，應當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鼓勵和支持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使公共政策能夠始終代表和體現公平正義，還應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監督體制，嚴格規范行政立法程序。
在新階段全面改革當中，全面調整利益關系成為重大任務。隨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逐步深入，利益主體多元化是大趨勢。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利益博弈不僅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甚至擴展到政治領域。新階段的全面改革不僅涉及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還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利益的協調。因此，改革調整利益關系的難度加大。
在推進全面改革中調整利益關系，一方面要加快市場化改革，同時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會監管機制的建立，為調整重大利益關系提供政治保障。
新階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復雜、更深刻，既需要堅持“漸進式”的改革路徑，也需要“階段的突破”。由此，才能實現改革攻堅的目標。
當前，我國利益關系的深刻性、復雜性對統籌協調機制的需求十分迫切?？陀^地分析，某些改革的不到位、“走形變樣”，在很大程度上與改革統籌協調機制難以適應當前改革的現實需求直接相關。在全面改革的新階段，與全面利益關系調整相適應，建立一個由中央直接領導的、超脫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改革協調機制是十分重要的。
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4
山西讀者：王爍
王爍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新常態”這一詞匯開始進入中國百姓的視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態”？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異于舊的”；“常態”就是經常持續的狀態。新常態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意味著中國經濟這輛快車已經換擋行駛，而且將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速度。
實際上，作為近年來重要的經濟術語，“新常態”一詞最早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盡管在不同領域有不同含義，但“新常態”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出現，同西方國家的“新常態”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標志，而不是由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其次，這種“新常態”的出現，始終處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許可的正常運行區間，從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
2012年，國際評級機構惠譽表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符合“新常態”增長率?；葑u同時認為，中國經濟將避免“硬著陸”。
那么，“新常態”對于中國來說，是不是一個悲觀的描述？我想不是。
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5
一、如何全面把握實現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壓力
如何理解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我先講一個來自越南的故事。越南有一種野生水稻，很適合人們食用。后來，當這種野生水稻越長越快時，人們發現它已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而不能食用。科學研究的結論是，只要保持這種野生水稻適當的生長速度，它的有害物質會自然消除。這說明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快”是有限度的，超出一定限度的“快”，事物的發展常常會走向反面，甚至演變為一種災害。把這個道理引用于研究可持續發展問題，我認為，新階段實現可持續發展應當有兩個基本性目標：一是建立在質量和效益基礎上的較快發展；二是要以人為本，發展的成果要服務于人的基本需求。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兩大壓力：一是資源環境約束的壓力越來越大，二是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壓力正在凸顯。面對現實的兩大壓力，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把握兩大原則。
1、經濟增長要在資源與環境可承受的條件與約束下進行。就是說，在現實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的情況下，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好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快速經濟增長不僅會大大削弱中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還將不斷加大經濟社會風險。為此，不能以GDP的快速增長掩蓋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發展問題；不能以當前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發展態勢掩蓋經濟結構的扭曲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不能以發展重化工業來掩蓋能源利用的低效率。此外，也不能以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成績掩蓋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上的某些職責缺位。目前，有的地方資源環境的損失已明顯大于經濟增長收益。
2、經濟增長要在廣大社會成員基本公共需求滿足程度的條件與約束下進行。進入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在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現實約束下，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的路很難走遠，因為能否逐步滿足全社會的基本公共需求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更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消費率長期過低，收入差距、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有所加劇，都與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直接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兩大壓力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實質是新階段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問題。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要把政府工作的中心和重點放到基本公共服務上，以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關注民生為目標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全面實現政府轉型。
二、如何客觀估計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在2003年SARS危機中，我們提出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實現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近幾年的實踐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滯后，是新階段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1、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體制障礙。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過程中，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隨著改革發展的不斷推進，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負面作用越來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近幾年經濟過熱、土地失控、資源浪費、環境惡化以及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進入改革發展新階段，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及其運行機制，已經是弊大于利，非改不可。以兩個問題為例。
（1）由于政府對要素配置與定價不適當的行政控制，要素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于產品部門的市場化改革進程，造成要素市場的扭曲與失衡，資源環境的約束性矛盾明顯突出。
（2）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過快增長的體制性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穩定投資增長的關鍵是穩定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
2、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價格信號為主導的市場機制比政府不適當的行政干預更為有效。當前，由于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運行機制尚未根本改變，政府仍掌握著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并嚴格控制重要的生產要素價格，使得資源的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不能反映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這不僅誤導了企業，而且破壞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相反，如果資源的稀缺性、環境的成本能通過價格信號反映在企業內部成本中，如果資源要素價格能夠充分反映市場競爭的實際需求，企業的行為、政府的投資沖動就會受到市場機制的有效制約。
應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要求出發，為形成良好的市場機制創造條件。例如：第一，推進資源價格等相關改革，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第二，在嚴格環境監管的同時注重利用市場機制，形成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制度安排和促進節能減排的體制機制建設；第三，加快推進投資體制改革，落實企業投資的主體地位，進一步規范政府的投資行為，盡快建立政府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第四，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嚴格限定國有壟斷經營的范圍，引入競爭。
當前，人們關注社會領域的公平問題比較多，但也要看到，由于行政壟斷、權力尋租造成的經濟運行中的某些不公平性問題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更大，它既損害了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率，又放大了社會領域的不公平。為此，應當充分估計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作用。
三、如何通過體制改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
進入新階段，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成為制度創新的重點。面對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壓力和突出問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已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之一。
1、強化政府的經濟性公共服務職能。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新階段，政府應提供良好的經濟性公共服務，為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充分發揮在可持續發展中的有效性。從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求看，要重點強化國家的經濟戰略職能。同時，要加強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實現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實現政府主要以政策工具調控市場，以使宏觀調控沿市場化方向推進。
2、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按照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不僅可以有效地緩解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還可以在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消費、拉動內需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從改革的現實需求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能夠盡快建立可靠的社會“安全網”，形成解決民生問題的體制保障，使市場化改革獲得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從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需求出發，應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作為新階段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
經濟發展新階段范文6
2009年宏觀經濟形勢嚴峻
根據我們的研究，2009年宏觀經濟形勢。上半年會比較嚴峻：下半年在各項政策的刺激下會逐步平穩，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問題不大。但總體上，對2009年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估計得嚴重一些，決不能掉以輕心。第一，必須充分估計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沖擊。從當前形勢看，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實體經濟的影響還沒有見底。美國經濟有可能形成“大L型”，這對中國出口將產生長遠影響。第二，2009年宏觀經濟將面臨三重壓力。一是上面提到的全球經濟下行周期；二是中國在持續五年高增長后的自然回落周期：三是幾年來以緊縮投資為重點的宏觀調控政策正在發揮作用。第三，近期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但從近年的發展來看，消費增長率基本上是每年一個百分點，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臺，消費率很難在短期內有較大提高。
基于以上出口、投資和消費的判斷，要充分估計2009年宏觀經濟面臨的困難，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謹慎悲觀。
保增長重在深化改革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緩解經濟壓力。宏觀經濟政策的基點已經放到“保增長”上。從現實情況看。保增長，不僅需要財政貨幣政策的松動，更需要深化改革。盡快解決體制性弊端。
第一，2009年，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主要根源于國內體制積累的矛盾與問題。一是發展的目標更多地注重GDP增長，而忽視了GDP增長的方式，客觀上形成了政府主導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二是多年來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一出口”，消費率持續走低，這與公共服務體制建設滯后直接相關；三是一些重大改革遠滯后于現實需求。例如，壟斷行業改革遲遲沒有破題，在新一輪投資的背景下甚至有進一步固化的傾向。第二，從歷史經驗看，10年前我們同樣面臨保增長的重大挑戰。當時不僅實施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推進了相關領域的改革，包括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外貿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國有銀行改革等。第三，最近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有助于緩解當前經濟困難，但宏觀政策只能緩解問題而不能根除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推進改革。
要以更大的勇氣和魄力推進改革
當前，我們需要以更大的勇氣和魄力推進改革，不僅在于改革遠未完成，改革仍需打好攻堅戰。而且更在于改革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從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現實矛盾看，要科學設計改革方案，在政策調整中不斷深化改革。
一方面，進入新階段，要客觀地看到，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強。我院的問卷調查顯示，75.41％的專家認為新階段的改革共識正在弱化，改革動力日益不足，受既得利益掣肘的現象逐步嚴重。如果說過去改革的干預主要來源于“左”和“右”的話，那么，新階段改革的阻力更多的來源于社會分化背景下利益因素的掣肘，這使得推進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要把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推進改革。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相結合，增量財政支出應主要放在城鄉一體化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上。二是稅收減免政策的出臺要與稅收體制改革相結合，既著眼于減輕企業負擔的短期需要，又考慮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需求。三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相結合，使增量資金能夠流入到民營經濟、中小企業、農村和落后地區。四是積極的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體制建設相結合。在增加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的同時，應當著力完善中央與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務分工體系，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實際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