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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機管理特征范文1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1）01-0104-01
一、社會資本的內涵
ゴ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理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前沿和焦點問題，很多學科從不同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研究，社會資本甚至被西方國家的決策圈看成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謂的“第三條道路”。關于社會資本理論，許多學者都進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的學者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他把它界定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些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將社會資本理論引入到政治發展研究的是美國知名學者羅伯特•帕特南，他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中，他把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進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雹倌壳皩W術界認為帕特南社會資本的定義是公認的最著名和最嚴格的概念。本文將社會資本理解為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通過產生合作的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二、公共危機合作治理
(一)公共危機的定義
ス共危機是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行為規則、社會秩序等產生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需要由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統做出決策來加以解決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機的首要特征。②所謂公共性，即危機指向對象是特定區域的所有公民，每個人都是危機侵害的對象。公共性危機往往威脅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加劇破壞性。因此，能否處理好公共性危機，也成為考驗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復雜的社會環境要求政府轉變單一的治理模式，形成一個由政府和社會自治型組織合作治理的體系，公共危機的合作治理已經成為了時代的必然趨勢。
(二)合作治理的內涵
ス賾諍獻髦衛淼哪諍，我國知名學者張康之教授認為， 合作治理是多元治理主體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個由政府和社會自治型組織合作治理的體系。在這個合作治理體系中，政府以及社會自治型組織之間在自主負責、合作分擔責任的基礎上共同從事公共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形成靈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實現途徑。③合作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合作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體高度信任的基礎上的。合作與信任是互動的， 信任促進合作， 反過來合作又增強了信任； 其二， 合作治理的主體身份必須是平等自由的。其三， 合作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
(三)公共危機合作治理
ツ殼傲饜械鬧衛砝礪矍康髟詮家公共事業管理上建立一種通過多方參與、協調解決的方式去維護現有社會基本秩序的管理體制。隨著政治的不斷發展，社會成員參與政治過程的人越來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參與政治過程的速度也變的越來越快。這種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導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間、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合作與互動，是治理主體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來公共事務日趨復雜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機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變性、突發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轉變傳統的單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斷發展壯大的社會自治力量達成共識，通過形成靈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實現途徑，共同構建基于合作、信任、平等和謀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機合作治理體系。
三、社會資本與公共危機合作治理理念的耦合
ピ詮共危機合作治理的過程中，蘊含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公共危機合作治理與社會資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點。社會資本的充分發育是實行公共危機合作治理的基礎。社會資本主要是社會組織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通過產生合作的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社會資本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與人的信任可以促進人際關系，增強合作意識；個人對政府對組織的信任，可以增強對組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套主動參與的意識；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信任，可以促進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實現公共危機的合作治理。其次是規范。這些增進社會信任的規范之所以能夠發展，就是因為它們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合作。⑤第三，參與網絡。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培育強大的社會規范，公民參與網絡促進交往，促進了有關個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四、建構社會資本，促進公共危機合作治理的實現
ド緇嶙時鏡牡某浞址⒂是公共危機合作治理實現的基礎。提高社會資本的存量，有利于提升公共危機合作治理的水平。
1．社會資本的集聚，是再造公共危機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礎
ッ攔著名管理學家諾曼R奧古斯丁所說的“一次危機既包含了導致失敗的根源，又蘊含著成功的種子；發育、進而收獲潛在的成功機會就是危機處理的精髓；而錯誤地估計，并令事態進一步惡化則是不良危機處理的典型特征?！雹薰参C必然會導致很大的損失，但它同樣也是機會和轉機，如果能成功的應對公共危機，一方面會將危機所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限，另一方面會贏得公眾對政府和其他社會自治力量的信任感和歸屬感，獲得更多的支持，從而集聚更多更高層次的社會資本。
2.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機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規體系，是強化社會資本作用的重要保障
ネ晟乒共危機合作治理的立法，確認公民和社會組織公平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主體地位，明確其參與危機治理的權力和義務，促進危機治理中多元主體依法、高效、有序參與。在公共危機合作治理中，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更為重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維護社會資本的作用。
3.建立暢通的公共危機合作治理的社會網絡，是培育合作治理社會資本的前提
ヅ嚶成熟的公民社會，為公民和其他社會自治力量有效參與公共危機合作治理提供基本支持，政府和社會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動也依賴于公民精神的健全、社會交往網絡的發達，積極培育民間組織，為公共危機合作治理提供健全的社會組織機制，社會資本的產生和更新與民間組織密切聯系在一起，通過發揮社會組織在危機預防、危機處理和災后恢復過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進公眾參與政府公共危機治理的有序化拓展。
結束語
ト死嘣詼院推膠頭⒄溝奈尷奩諗沃薪入了21世紀，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公共危機，過去那種傳統的單一社會治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時展的要求，有效的公共危機合作治理需要多元化的參與和合作，需要發揮基于信任、規范、網絡、合作和公共利益的社會資本的作用。
おげ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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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機管理特征范文2
一、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機管理的“預防員”
公共危機管理重在“防”，這樣可以花少量的錢做大量的事。預防公共危機就是要及早善于發現和查找可能引起公共危機事件的誘因、征兆和隱患，防止其蔓延擴散。地方政府要重視公共危機的預防，做好公共危機的“預防員”。
構建危機預警系統，防患于未然。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充分暴露了我國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機制上的漏洞和能力的欠缺：被動式、回應式的管理，停留在亡羊補牢的層面，缺乏對危機的事前防范意識。由于公共危機具有破壞性、突發性、不確定性、擴散性等特征，因此能否及早發現與控制公共危機成為政府能否及早采取行動、消除危機的關鍵。處于公共危機前沿的地方政府應建立一套能夠感應危機來臨的預警系統，提前發出危機警報，盡可能地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培養公民的危機意識與抗危機能力，形成全民防御的文化。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公民的危機意識與抗危機能力是危機預警和防控的基礎。長期穩定的社會氛圍使得人們缺乏危機意識，對能夠引起公共危機事件的誘因、征兆和隱患缺乏敏感性，以致漠視星星之火可能導致燎原之災的公共危機的發生。地方政府要做好公共危機的“預防員”，就要把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基本知識和技能作為公民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社會成員模擬危機情景反復演練，通過全民的危機教育、災難自救培訓、實地演習，增強政府與全民的危機意識和抗危機能力。
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規、規章，做到有章可循。完備的法律法規和計劃安排是公共危機管理的保障。地方政府應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加強地方性法規、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工作，為全國構建完善的公共危機管理法律框架提供實踐依據。
二、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機管理的“信息員”
信息化社會中的客觀信息非常重要，它是社會及其成員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資源。地方政府應該建立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使危機信息管理貫穿于危機管理全過程。
加強公共危機信息的過程管理。公共危機爆發前，盡可能多地收集信息，加強信息處理，以用于危機預警和危機防范。公共危機一旦爆發，地方政府必須對危機現實進行全面的信息收集，掌握具體的地點、危害程度、擴散狀況、所需資源等，以增強危機管理的針對性。建立具有知識庫和邏輯推理能力的決策支持系統，利用計算機的模擬和分析能力對危機管理決策進行支持，并集中專家資源，制定最有效的應急方案。提供監督和評估方案的執行情況，確立調整方案的流程。為避免謠言，贏得社會公眾的支持與信任，及時公共危機信息。在公共危機結束后，信息管理工作進入到善后處理階段，加強信息跟蹤反饋，收集危機破壞方面的信息，做好危機損失評估工作，得出全面而準確的損失匯總信息，以提交上級部門和向社會公布。制定災后重建計劃，完善危機治理預案，全面總結公共危機的經驗與教訓，加強地方危機預警工作。
與此同時，構建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包括地方政府應急聯動中心、地理信息系統、財政管理信息系統、資產和后勤信息管理系統、人力資源信息系統、知識系統等，為戰勝公共危機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三、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機管理的“消防員”
公共危機的突發性、破壞性以及與此相連的緊急性要求地方政府迅速履行公共危機管理的消防員角色，即一旦危機事件形成或者爆發，政府應該快捷、準確、有效地控制危機。
快速反應，展現地方政府處理公共危機的應急能力。公共危機具有突發性、破壞性，如不及時加以控制，將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管理學家福斯特將快速反應作為公共危機管理的首要特征。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快速反應，立即啟動應急預案，主要領導親臨現場進行指揮，控制局面：同時快速開展緊急救援，實施控制隔離，緊急疏散居民，評估災難程度，進行社會動員，向公眾及時報告危機狀況和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提供基本的公共設施和安全保障等，將危機造成的損失和沖擊降至最低點。在此過程中要特別注意：一是堅持寧快勿慢原則，切忌拖拉敷衍，必須在第一時間內向上級機關報告，并通知同級機關，切忌因為事件對本部門或本地區不利就采取相應的隱瞞和遮掩措施；二是進行本地區全民社會動員，力戒全能政府思維和政府單打獨斗，要充分發揮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等在處理公共危機中的作用；三是要依法進行緊急處置，避免。
四、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機管理的善后處理者
危機的結束不等于危機處理的結束，當公共危機被有效控制而趨于穩定并逐漸消除后，地方政府公共危機管理的重點應該轉向對公共危機的善后處理。恢復民眾的生產生活秩序，使社會組織及其成員盡早地從危機狀態恢復到正常狀態。
第一，有步驟地恢復重建與危機后果評估并行。公共危機逐漸消除后，為了減少恢復時間，減輕人們的緊張心理，地方政府應該科學規劃，合理配置資源，使危機反應和恢復行為更加切實可行，有步驟地開展恢復重建工作。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對于恐怖危機、騷亂危機及主要由于人為因素引發的災害危機造成的損失，由于與政府的監測、預警、預防措施不到位直接相關，政府有必要為此而承擔相應的責任：有關社會或商業保險理賠也應及時跟上，這樣有利于維護地方穩定，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公共危機管理特征范文3
【關鍵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地方政府；應急管理體系
危機事件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必然產物。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為危機事件的一種，其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的危害是直接的、重大的，甚至是無法消除的。近年來，三鹿奶粉事件、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爆發等突發事件，均屬于公共衛生事件的范疇，其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對于如何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僅應該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治理領域的一大學術研究課題。
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理論闡釋
國內學術界對于政府應機管理的相關研究大致是從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才開始，雖然起步相對于國外來說比較晚，但是發展速度也比較快，十年來，在這方面也取得了相當多的理論成果，對我國政府危機管理的實踐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美國學者羅森塔爾認為，危機是指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架產生嚴重威脅，并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關鍵決策的事件。C.F.赫爾曼（Hermann，1972）基于危機所處的情境狀態這一維度來下的定義，“危機是威脅決策集團優先目標的一種形勢，是一種情景狀態，決策改變所獲得的反應時間非常有限，其形勢改變也往往出乎意料”。國內學者薛蘭、張強、鐘開斌從危機的諸多構成要素的角度來分析，認為危機通常是在決策者的核心價值觀念受到嚴重威脅或挑戰，有關信息很不充分，事態發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需要迅捷決策等不利情景的匯聚。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危機事件具備內外兩方面的特征：內在面是指危機的發生會破壞社會系統的正常運行秩序，導致社會運行的停滯甚至倒退；外在面是指危機的發生具有突然性、破壞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的，嚴重損害公眾健康的危機事件。我國于2003年5月公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條例》，其中第二條明確規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作為危機事件中的一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具有危機事件的一般性特征，一是時間上的突然性和偶發性；二是空間上的波及面廣和破壞性大。共性之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有某些個性特征：一是公眾健康成為主要的影響對象。二是政府聯動成為主要的應對方式。
二、地方政府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實證研究
之所以選擇地方政府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是因為地方政府其相較于中央政府而言與民眾聯系聯系更加密切，且制定的決策更加具有微觀上的可操作性，因此，地方政府應該成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主體。
（一）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現狀分析
資料顯示，20世紀以來，國際上影響范圍較廣、后果較嚴重的200多起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核輻射10起、食品中毒32起、藥物中毒7起、化學品泄漏造成污染42起、毒氣泄漏和煤礦爆炸60起、有毒生物引發的29起、利用毒物制造的恐怖事件8起、利用毒物自殺或釋放毒氣傷害他人的8起。建國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在危機管理體系建設上作出了很多應有的工作，雖然迄今為止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但也取得了相應的成就。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呈現高發態勢，非典、豬流感、禽流感、霍亂等，一次次地威脅著社會公眾的身體健康，考驗著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
1.流行性疾病爆發成為主要類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按照類型來劃分，可分為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職業中毒、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自然災害導致的傷亡等等。重大傳染病疫情被列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首位。根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統計數據：2011年我國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數及死亡數為3237558例，報告死亡病例為15246例。傳染病發病數位居前五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結核、梅毒、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和淋病，占總發病數的94.41%。位列死亡病例前五位的是艾滋病、肺結核、狂犬病、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熱，占總死亡病例的97.68%。
2.粗放型經濟增長成為根本原因。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是導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頻發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的主要經濟體制后，我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但是，這種經濟的增長卻是以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為代價，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是資源的過度開采和環境狀況的極度惡化，工業生產排放的廢水、廢氣和廢渣等污染物，嚴重破壞了居民的生活環境，影響了人民的身體健康。
3.地方政府成為應對的唯一主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上，地方政府始終處于主體的地位。這客觀上是由突發事件的緊急性所致，若是應對主體多元，會造成協調上的困難和決策上的遲緩，不利于突發事件的及時解決；但是，應對主體的單一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政府和群眾之間的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自身的自利傾向會使得政府憑借自身的公權力過濾和歪曲一些重要信息，以此來維護社會的“剛性穩定”，如事件發生的原因和實際傷亡人數。
（二）我國地方政府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取得的主要成就
1.應急管理體系基本形成。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案三制”的應急管理體系。“一案”是指國家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體系，“三制”為應急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法制。應急管理體制主要指建立健全集中統一、堅強有力、政令暢通的指揮機構；運行機制主要指建立健全監測預警機制、應急信息報告機制、應急決策和協調機制；而法制建設方面，主要通過依法行政，努力使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處置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軌道。
2.相關法律法規逐漸完善。我國的政府危機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屬于條塊結合、上下統一型。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省、市、縣、鄉）形成的縱向管理體系和中央各部、委、司、局與地方各管理局形成的橫向管理縱橫結合形成的法律法規網絡治理體系。
3.公民應急能力明顯提高。危機事件的管理向來就不是政府一方的事，政府應該成為主導，但是仍需要公眾掌握相關的應急技能和知識，公眾能第一時間展開自救往往比政府救援更加及時和有效。在經歷了非典疫情、汶川強震等重大突發事件后，國家加大了對公眾的危機事件應急教育和培訓，安全教育也已經進入學校課堂和街道社區，我國公民的應急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4.社會參與程度持續加深。危機管理中的社會力量不僅包括作為個體的社會大眾的參與，還，需要有組織的公眾參與，因為個體之間自身能力和素質存在較大差異，組織化程度也不高，盲目地參與應急救援容易出現“幫倒忙”的情況，因此，一支組織化程度高、訓練有素的志愿者隊伍就可以彌補個體救援的劣勢，另外，民間組織也成為了危機管理的重要力量。
（三）我國地方政府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存在主要問題
一是政府內部管理不善。政府的內部管理主要是針對橫向各職能部門和縱向各層級政府之間的管理，目的是使政府組織的日常運行能做到條塊結合、形成合力。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主要采取的方式是成立臨時的專門工作小組，協調各個職能部門的運作，這種方式有助于整合各方面資源，比較靈動，節省經費開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是政府預警能力不足。危機預警是指通過對收集到的相關情報信息、疫情監測等進行綜合分析，目的是對未來短期內或中長期可能發生的危機或災害的地域空間、程度大小、后果輕重等做出研判和預測，采取相應的預防和減災措施，最大程度降低災害發生對社會的影響程度。我國地方政府大多是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后才進行應急預案制定的，事前并未有相關工作的開展。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較強的傳播性特征，若不及時預防處置，傳染病病毒會隨著人員的流動而發生大面積的擴散。
三是政府信息溝通不暢。順暢的信息溝通渠道是政府應急管理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政府的信息流通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內部的信息交流，二是政府與外界社會之間的信息溝通。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在應急信息處理上存在三個問題：首先是政府內部橫向和縱向之間的條塊分割的現狀導致信息流通不暢；其次是應急工作缺乏專家智囊的專業信息作為指導；三是政府對外界的信息披露工作不到位。
三、構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體系的價值分析
在以“制度真空”和“道德失范”為主要特征的歷史轉型時期，構建起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管理體系，科學有效地處理好突發事件，對于我國的政府、市場和社會發展都將起到重大而深刻的作用。
首先，消弭危機影響，維持社會正常發展秩序。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發生時間的突然性、影響范圍的廣泛性和造成后果的嚴重性等基本特征，它的出現會給社會正常發展帶來沉重的打擊，同時也會造成民眾情緒的極度恐慌。過渡時期，社會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工作重點。另外，從危機發生的周期上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有其事前、事中和事后三個階段。因此，構建起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管理體系可以有效地從源頭上降低危機事件發生的風險，危機事件發生后，又能在第一時間在最大限度上消弭其所帶來的社會危害，減少民眾心中的恐慌，同時也能在危機后調動一切社會資源來開展善后恢復工作。
其次，完善政府職能，推動構建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不僅要存在于常態社會下，同時，在非常態型社會――即出現突發事件導致社會發展的正常模式被打破這樣一種社會狀態――中也需要服務型政府。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管理體系的建構是對政府職能的進一步完善，同時也是對非常態社會下如何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積極探索。
最后，減少經濟損失，確保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突發公共事件的發生通常會造成一系列惡性連鎖反應，如禽流感發生后，有些地方政府大規模撲殺家禽，造成雞鴨類供需失衡，同時，也會導致部分商品物價上漲，比如，由于受到年初禽流感疫情的影響，造成2013年底羽絨服價格普遍上漲。構建起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管理體系可以有效地降低危機事件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
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體系建構的現實路徑探索
（一）完善政府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全過程管理系統
1.建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預警子系統。地方政府必須要強化對危機事件的預防和警示意識。預警子系統的建立需要先進的信息技術作為支撐。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依靠先進的網絡信息技術建立起預警子系統的硬件設施；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能熟練操作和利用這一系統的人才隊伍。
2.建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決策子系統。決策是管理活動的核心環節，決策活動貫穿于整個管理工作的始終。一方面，從機構設置上看，地方政府要建立常態化的危機決策機構。橫向上，該機構行政級別應高于政府各職能部門，賦予其充分的調動各個部門的行政權威；縱向上，不僅要在省一級設立該機構，市、縣、鄉等基層政府也要相應地設置，因為危機事件大多發生在基層，基層政府對事件的信息掌握更加充分，要賦予基層政府更大的決策自來應對危機事件。另一方面，從人員配置上看，危機決策機構的人員編制應該要擴大專家學者的比例，因為危機應對工作的專業性較強，特別是公共衛生事件，涉及到的專業知識較多。讓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到危機應對的決策工作中來，可以使危機決策更加科學、合理。
3.建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善后子系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善后工作，即在危機事件發生后，對受影響的公眾進行及時救治，對未受影響的群體及時保護，同時，盡可能消弭危機帶來的影響，使中斷了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得以繼續。善后子系統是以充足的資源儲備為基礎的，資源包括資金、物資、技術等諸多方面，地方政府應針對該地區可能發生的各種突發事件做好相應的資源儲備。
（二）建立社會組織參與子系統
1.推進醫療體制改革進程。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的一大目標，就是健全基層醫療體系。對于基層的醫療機構要予以一定的財政補貼，同時建立醫生的多點執業制度，鼓勵優秀的醫療人才跨區域流動，支援基層醫療機構的發展。醫療機構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在城市，在農村則需要政府構建起公共衛生服務系統。只有基層的醫療體系完善了，才能增強抵御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
2.發揮非政府組織的優勢。非政府組織是介于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非盈利機構，是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雖然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但是，來自社會的力量同樣不容忽視。非政府組織一方面可以起到發動、號召社會大眾參與到事件應對中來，另一方面，通過培養一支訓練有素的志愿者隊伍，可以分擔政府的救援處置工作，另外，還能增強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在無形之中也增加了社會財富。
3.運用新媒體完善溝通渠道。以社交媒體和移動終端為主的新媒體正在迅速發展，并一點一滴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在政府危機管理工作中，新媒體的作用也不容小覷。政府要順應新媒體的發展趨勢，利用新媒體及時向社會突發事件的救援進展情況，以消除社會大眾的恐慌心理，并遏制謠言的傳播；另外，由于新媒體在社會中的受眾面較廣，地方政府可以將此作為宣傳、教育大眾的手段加以利用，對其宣傳疾病預防、控制的相關知識，提升民眾的自救能力。
（三）建立公民公共衛生知識普及教育子系統
社會大眾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最終受益者，是這一體系建設的根本之所在。因此，要想打牢這一防線，最重要的是依靠群眾的力量。第一是地方政府要加大對群眾宣傳相關法律法規的力度，如《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條例》等；二是衛生部門、疾控部門、醫院等要加強對公眾健康方面的教育，讓他們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識，因為發生突發事件后，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急救技能，第一時間展開救援是最快速、最有效的辦法；三是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對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日常工作，或是在突發事件發生后的應對工作展開全面而深入的監督，督促政府更好地完成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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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機管理特征范文4
關鍵詞 網絡公共危機事件 網民參與心理 公共管理應對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4-000-0
網絡公共危機事件指特定的社會問題事件，在經由互聯網絡平臺的傳播過程中，引起網民廣泛的否定性評價，從而形成一種具有公共性和危機特征的公共危機事件。在社會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網絡公共危機事件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活動、公共治理活動乃至國家立法活動必須應對的公共問題。因此，考察網絡公共危機事件的形成及網民參與心理動機趨向，乃是進行公共政策應對、公共管理應對乃至國家法治化建設應對的重要環節。
一、網絡傳播的公共化效應
這里把網絡公共危機事件看作是具有公共性的社會問題事件。從操作性角度理解，公共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廣泛的人際影響范圍和廣闊的地域影響空間，影響的路徑不僅有直接的利益關聯，還包括基于特定價值觀念或價值信仰所產生的心理影響。社會問題事件，則是指某些社會事件中所顯示出來的過程信息或結果信息，有悖于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價值認同取向，使他們形成相應的否定性評價，常常伴有批評、批判乃至改變事件進程的內在心理需求和外在行為表現。
特定的社會問題事件，經過互聯網絡的廣泛傳播以后，就會呈現出明顯的公共化效應，無論是其人際影響范圍，還是地域影響空間，都有著迅速且近乎無限制的擴展趨向。這種公共化效應，主要來自于網絡傳播所固有的幾個特征：
1即時性
通過各大門戶網站的討論版、論壇網站等網絡信息平臺，在信息的者和獲取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近似的“零距離”或“零時滯”特征，這使他們基本上處于面對面的共同在場式的對話關系狀態，這種對話關系狀態促成了網絡信息傳播的即時性特征。通常情況下，網絡信息一經，所有登陸到相關網站或論壇的網民，便立刻接收到該信息。雖然有些網站或論壇實行信息審查制度，然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以“關鍵詞”或“忌諱詞”為主要技術依托的信息審查對于信息的即時性，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對于信息傳播而言，即時性又意味著信息傳播的迅速和快捷。
2開放性
網絡信息平臺的信息具有公開展示特征，網民只要進入相關網絡平臺，就都能夠獲取相關信息內容。雖然有些網站要求“注冊會員”的準入方式（尤其是對于那些需要傳播或信息的網民），但是，絕大多數的網站對于注冊資格都沒有嚴格的限制性條件，所以，通過互聯網絡平臺，無論是對信息的分布者，還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傳播都具有一種指向廣泛人際范圍和地域空間的開放性特征。
3幾何擴展性
通過互聯網絡平臺的信息分布，信息傳遞和信息獲取都不是單路徑的，而是有著多重和多選的傳播路徑。信息者和信息傳遞者可以通過簡單的復制、粘貼方法向多個網絡平臺相同的信息內容，信息獲取者也可以借助于強大的網絡搜索引擎，從互聯網絡上獲取幾乎所有包括相關信息內容的網絡信息平臺。這種多重、多選式的信息傳播過程，將導致相關網絡信息傳播覆蓋對象上的一個巨大的滾雪球效應，從而形成信息傳播趨向上的幾何擴展性特征。
4客觀明確性
這里的客觀明確性不是指信息的具體內容，而是指信息借以傳播的符號載體。不同于其他的社會輿論、社會流言或“小道消息”，網絡傳播信息一般都有著明確、可視以及可復制占有、原件傳遞的客觀性特征，通常都依附于文字、圖像（照片）以及視頻、音頻等傳播載體形式，通過這些具有客觀性特征的傳播符號載體，不僅使該信息的傳播變得更加快捷、方便，而且更容易使相關的信息接收者或信息獲取者確信相關的信息內容，為信息影響范圍的擴大和影響程度的加深，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信息傳播要件。
即時性、開放性、幾何擴展性以及客觀明確性分別從信息傳播的動態形式、結構特征、過程趨向以及符號載體等四個方面，促成了網絡信息傳播的公共化效應，使得相關社會問題事件具有了特定的公共性內涵。公共性是該事件進入公共政策議程，成為公共治理對象的一個基本條件。然而，最終能否真正進入公共政策議程，推動公共權力機關動用公共資源加以應對，還取決于事件的“問題”性質，即在該事件經由網絡傳播形成廣泛的人員影響范圍以后，相關的信息接收主體，是否對該事件所展示出來的信息內容，表達具有否定性意向的評價回應信息。只有在廣泛的信息受眾那里出現較為普遍的否定性評價信息的條件下，我們才有理由認為，經由網絡傳播，該事件已經成為一個公共權力機關必須面對的網絡公共危機事件。
二、網民參與行為方式分析
在事件發生的意義上，內在的行為動機或行為取向需要外在的行為方式體現出來，在網絡公共危機事件中，誘導網民廣泛參與的共鳴取向、發泄取向、歸屬取向或關懷取向，也需要通過特定的網絡參與行為方式介入到相關事件的演變進程，這里主要討論點擊——圍觀式參與、發帖（包括回帖式發帖）——表達式參與，以及轉載——傳播式參與這三種最具普遍性質的網絡參與行為方式。
公共危機管理特征范文5
摘要：學界對公共危機問題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政府內部多層次公共危機管理系統的建立，忽視了地方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的主導作用和社會力量的參與。從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機中進行協作性管理的原因出發，分析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四大主體，即非政府組織、營利組織、媒體和公眾，在協作性管理中的具體協作方式、協作現狀和協作困境，力求在公共危機管理中找到地方治理的新途徑。
關鍵詞：地方政府；協作管理；公共危機
1政府危機管理的概念界定
隨著社會問題的日益增多，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主體，時刻都要面對不同程度的危機，而政府處理的危機是屬于公共范疇的，被稱為公共危機。所謂的公共危機是指“由于內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確定的變化因素，對社會公共利益和安全生產嚴重威脅的一種危險情況和緊急狀態，那么能夠引起這種危機情況的緊急狀態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機事件”。學界通常對“政府危機管理”和“公共危機管理”作為等同的概念，不做嚴格的區分。但是以張小明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政府危機管理具有雙重意義。政府作為一般的社會組織和其他的組織一樣也會面臨自身體系內外的一些危機狀況，比如財政危機、生存危機或人力資源危機等，關于應對這些危機的管理活動是政府危機管理的第一層含義。政府作為社會的管理者這個身份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時，政府應對的危機是屬于公共范圍的，是對公共危機的管理，這屬于政府危機管理的第二層含義。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機管理”與“政府危機管理”不做區分，且是從政府危機管理的第二個層面出發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機管理。由于公共危機普遍是由地方開始引發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預防、遏制公共危機中處于主導地位，本文強調從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協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機管理中的存在狀況。
2地方政府協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協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組織安排中的促進和運行過程，以解決單個組織不能解決或不易解決的問題”。協作性公共管理從方向上可以分為縱向協作和橫向協作?？v向協作強調政府組織內部層級間的協作活動，政府部門直接，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橫向合作強調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聯絡和合作，通過伙伴關系、網絡、契約關系、結盟、委員會、聯盟、公會和理事會，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管理者代表其組織共同制定戰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本文側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橫向協作管理。
奧圖爾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為何跨越組織(例如組織間網絡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個重要原因。協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眾的需求多樣化和政府失靈的矛盾以及協作主體的成長造成的。
處理艱巨或者復雜問題的政策可能需要這樣的結構來執行。政府面臨的公共危機和問題越來越復雜。問題的環境更加惡劣，單個部門已經不可能獨立解決這些復雜的問題，更不用說嚴重的公共危機，協作成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選擇。
基于政府直接干預范圍上的局限性鼓勵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網絡的解決方法。隨著社會和市場的發展，公眾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和產品而同時要求政府減少干預。此外。政府失靈一個重要的體現就在于不能為公眾提供個性話的公共產品，為了滿足公眾的這些需求，政府只有與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協作才能做到。
政治驅動力誘導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標而可能必要的聯網；行政管理者經常必須平衡清晰集中的項目權威的技術需要與要求包容和更寬廣影響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意識的增強和途徑的增多，為政府橫向協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組織網絡的建立和信息技術的現代化為政府間縱向協作提供了平臺。
3政府公共危機管理協作主體分析
3.1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是指除了政府和企業之外的所有社會組織；狹義的非政府組織是指地方、國家或國際級別上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的、自愿公民組織。文中采用的是狹義的非政府組織的概念。非政府組織從產生開始就與政府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由于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的特征，在我國政府成為非營利組織獲得經費的來源之一。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協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賦權的方式，關鍵是利用非政府組織在專業技術方面的優勢，取得在危機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發生時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為所有活動的最后依歸，能夠得到公眾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號召力整合社會閑置資源為地方政府解決危機提供協助。此外，非政府組織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在社區中的活動頻繁，為地方政府解決公共危機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國家誠信機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為非政府組織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機的管理中，政府仍然處于主導和支配地位，對公共危機管理的參與主體起監督和指導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組織內部的尋租行為，更不用說能很好地監督和避免非政府組織在危機管理中謀取私利。
3.2營利性組織
營利組織主要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組織，在地方治理理論中，企業作為政府協作的對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納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領域。營利性組織活動的最終目的是利潤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樣化的私人物品。營利組織的高效性和對環境變化的高度適應性是區別于政府低效、反應遲鈍的特點?，F代政府面臨的是更多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不僅要對公共危機事件作出快速的反應還要解決手段陳舊的問題。營利組織在這方面的優勢彌補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機管理是有一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危機發生前和發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力量，但在危機發生后的重建階段，政府需要營利組織通過契約和合同的形式將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給企業去完成。政府將危機管理的部分職能轉移給企業，并不意味著放棄所有的監督管理權。與政府的協作關系并不能改變營利組織追求私利的特性，為避免營利組織的外部不經濟行為，政府應該建立起完善的協作模式，以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我國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結果不重投入，就會出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對等的結果。
3.3公民
政府與公民的協作關系主要體現在公民和政府協調合作共同創造社會安全文化和在應對危機意識和能力上的提高。群眾的危機意識、危機預防能力和應對危機的能力是影響地方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機的直接受害者，社會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在公民的廣泛和積極參與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種社會的倫理和文化。在預防公共危機的管理中建設安全文化有三層次的要求：一是觀念意識，主要是社會管理者和民眾一起培養起來的安全意識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觀念上形成了預防公共危機的意識才能最大限度地預防公共危機的發生，很多危機都是在不經意間發生的；二是行為文化方面，行為文化是觀念的反映，同時又作用于觀念，“公民社會”的發展使公民增強參與政府管理的積極性和增加了參與社會管理的渠道，公民行為文化的發展為公共危機管理中快速動員社會提供了基礎保障；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長期的安全文化的培養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為創造良好的社會安全環境提供制度的保證，為社會的安全創造良好的環境，出現社會、政府與公民的良性互動協作關系。
4地方政府協作管理的困境
4.1公共危機協作管理的責任問題
責任是一個控制問題，明確責任是協作管理的難題。在官僚制體制內，組織的層級結構極其嚴密，嚴格規定了不同層級和職位的職責。而在協作性管理中納入的主體本身是處于體制外的組織。這些政府組織外的組織要承擔政府在處理公共危機中的部分職能的時候必然存在責任的分配問題。政府不管與那個協作主體合作都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其他主體是否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要的話責任的大小如何分配，這是協作管理中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多組織條件下的責任喪失出現在合同關系中，現在已經大量存在。最讓人擔憂的是合同組織的雇員會追求與政府不一致的目標，實際上也存在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凱特爾描述了合同關系中的這種不一致的情況，他認為合同外包的哲學假定是，政府與承包人的基本關系是委托關系，受委托的主體是在政府的有效監督下進行管理的?，F在存在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委托關系的雙方達成一個不受政府約束和監督的內在的隱性的關系，致使行政監督和委托關系發生斷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發達國家會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同樣也會出現這樣的困境。由于體制上的漏洞，為政府管理者的尋租行為找到了機會。政府重結果輕投入的導向性為協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公共危機管理特征范文6
〔關鍵詞〕框架效應；危機決策質量；網絡公共危機信息；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 C9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1）06－0042－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網絡群體行為規律與政府治理研究”（10GBL083）；四川省軟科學計劃項目“網絡危機信息對四川省政府應急決策影響及應對的實證研究”（2010ZR0169）
〔作者簡介〕湯志偉，電子科技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
彭志華，電子科技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會平，電子科技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博士，四川 成都 610054。
在我國經濟建設加速前進、社會改革日趨深化的時代背景下，各種類型的公共危機事件頻繁發生，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都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生產秩序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面對具有嚴重破壞性的公共危機事件，政府作為危機決策的主體，其決策行為往往會對危機事件的發展起到轉折作用。即科學、合理的決策會引導公共危機事態向好的方向發展，相應地會減少危機帶來的各種損失；而錯誤、無效的決策則會導致危機事件的惡化。
傳統的危機應對理論主要基于理性假設的個體應該如何運用有限的信息資源在短時間內進行決策。但是在危機情境中人們都會有不同程度上的非理表現，并且有些非理是危機條件下的本能反應。近年來蓬勃興起的行為決策科學，特別是前景理論，在經濟管理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公共危機決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徑。行為決策理論是建立在心理學對人們實際決策行為的研究成果上，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設，著重探討現實世界的人們在面對危機時決策的實際行為和心理依據，并在此基礎上對危機中的社會現象進行解釋，進而提出相應的危機應對策略。本文立足于行為決策理論，以框架效應為切入點，探討危機情境中政府如何通過有效的決策來獲得相對最佳的救援效果、盡力避免和減少各方面的損失。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行為決策理論中，有許多出色的研究成果，其中集大成者應屬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ahneman。他和搭檔Tversky認為個體是根據每次的損益計算效用來決定投資策略的，由此提出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1)前景理論將風險決策過程分為編輯和評價兩個過程，在編輯階段，個體憑借框架（frame）、參照點（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處理信息；在評價階段根據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和主觀概率的權重函數（weighting function）對信息予以判斷。其中價值函數是經驗型的，它具有三個特征：一是大多數人在面臨受益時傾向于風險規避；二是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時則偏愛于選擇冒險；三是人們對損失比對受益的感知更為敏感。
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是前景理論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在人們身邊普遍存在，長期以來備受學界關注?？蚣苄J為對于一個不確定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描述，不同的描述方式會導致不同的偏好選擇。根據標準化決策的不變性原則，對相同信息的不同表征不應該影響判斷的結果。但事實表明，表述形式的不同可以影響決策結果，使個體產生決策偏差。框架效應是通過影響人們對風險的認知而間接發揮作用的，根據前景理論，個體總是按照獲益和損失兩個方面對選項進行編碼，當人們以獲益表征選項時，傾向于風險規避；當以損失表征選項時，傾向于風險尋求。(2)目前大量研究證明了框架效應的存在，最經典的范例就是Kahneman和Tversky關于亞洲疾病的研究(3)，另外，Davis和Bobko發現某就業機構相對成功或失敗的不同呈現方式影響了人們對該機構績效的評估。(4)由此可以看出，信息框架直接影響選擇偏好，最終導致不同的決策結果。
公共危機決策是指政府在有限時間、信息、資源等條件的限制下制定應對危機的具體策略。其關鍵在于，一旦爆發公共危機事件，并危害到公共利益時，政府部門為了不錯失良機，通過非常規的方式，省去決策中某些繁文縟節，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應急決策。(5)與常規行政決策相對應，公共危機決策是一種非常規性的決策，在約束條件、決策目標、資源調動、決策程序和決策效果等方面體現了特殊的性質和要求。一方面公共危機決策的目標是緩解或消除公共危機產生的危害，維護公共利益，因此其決策結果必須有利于決策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政府在做出公共危機決策的過程中會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尤其是時間緊迫，信息復雜多樣，這要求政府在短時間內高效地對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并做出決斷。
影響公共危機決策質量的因素有很多，如決策主體的綜合素質、決策客體的難易程度、決策環境的復雜程度、決策過程的信息整合效率和決策結果的實現程度等。楊繼平和鄭建君在其研究中將“危機決策質量”的操作性定義表述為：個體在危機情境下就突發性公共事件做出決策所用的時間、整合信息的效率及決策主體自身對決策的自信程度與對決策結果的滿意程度(6)。借鑒其研究成果，本文根據研究目標和數據可獲性將政府危機決策質量劃分為以下幾個維度來進行測量：（1）決策效率，即決策者在較短時間內對信息的有效整合能力與效率，用“產生新方案的數量/備選方案的數量”表示；（2）決策過程，即決策者對決策過程的滿意程度，用自我評價的方式來評價決策者決策思考過程的有效性；（3）決策效果，即決策者對決策結果的自信程度，用自我評價的方式來衡量決策目標的實現程度。
在當前信息時代，每次公共危機事件爆發時，互聯網上都會出現林林總總的危機信息。網絡公共危機信息具有紛繁復雜的特點，傳播瞬息完成，且不受時空限制。其不同的表達方式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決策質量，由此本文提出：
H1：不同框架類別的網絡公共危機信息對政府應急決策質量影響存在顯著差異性。
不同性別、職位和文化背景的政府決策者可能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認知能力、決策模式和風險偏好。(7)一些學者通過研究發現，男性在風險問題中會表現出理智，女性則更容易沖動。(8)處于不同職位級別的政府決策者，其在決策經驗和決策能力上也可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差異。
H2：不同性別決策者在面對網絡公共危機信息進行決策時，其決策質量存在顯著差異性。
H3：不同職位級別決策者在面對網絡公共危機信息進行決策時，其決策質量存在顯著差異性。
二、問卷設計與研究方法
為了更好地構造一個公共危機情境，并獲取真實可靠的調查數據，本研究模擬了一起公共衛生事件，并虛構了一則網絡公共危機信息，決策內容分別用正面框架和負面框架的語言描述。要求政府決策者在限定的時間內做出應急決策，并對其危機決策過程滿意度和結果自信度進行自評。實驗材料經過多次團隊集體討論和專家訪談初步形成，并在小范圍內進行測試，根據反饋結果修訂而成。
正面框架：“如果您所選方案得當，則會有15%的可能性使540人免受感染，40%的可能性使420人免受感染，50%的可能性使200人免受感染?！?/p>
負面框架：“如果您所選方案得當，則會有15%的可能性使200人受到感染，40%的可能性使420人受到感染，50%的可能性使540人受到感染?！?/p>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是公務員，為保證調研數據的科學性和可信性，我們挑選并培訓了13位來自全國各地不同省份，且認真負責的大學生志愿者于2010年7月帶回所在地，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通過現場集中發放和入戶調查兩種方式，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373份，回收率9325%。排除不完整問卷和不符合使用要求的問卷，其中有效問卷366份，有效率為9150%。
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50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一方面，對樣本的描述性統計主要采用頻次、均值、標準差等特征值來加以衡量。另一方面，對假設檢驗主要運用方差統計的方法。同時，本研究將性別及職位類型兩個變量納入到方差分析中，以期考察不同性別、不同職位類型的被試在不同框架類型網絡公共危機信息條件下做出的危機決策質量的差異性，數據統計將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在探討信息類別、性別、職位類型三大變量對政府危機決策質量的主效應后，再探討不同變量條件下的交互作用，若交互效應顯著再進行簡單效應檢驗。
三、數據統計與實證分析
（一）樣本描述
經過統計，樣本主要來自四川、河南、江蘇等省，其中四川省與河南省的樣本居多，共占總數的5082%。從整體的分布情況上看，樣本囊括了我國東、中、西部一些主要省份，其中來自于東部省份（山東和江蘇）的被試占1639%，來自于中部省份（河南、河北、湖南和江西）的被試占4008%，來自于西部省份（寧夏和四川）的被試占3853%，具體見表1。
從地域分配來說，調查數據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在被調查的公務員中，有1421%屬于領導職務，8579%屬于非領導職務，男女比率為5738/4262，大致符合我國公務員的結構特征。
（二）不同框架網絡公共危機信息對政府危機決策的影響分析
本研究重點探討的問題是不同框架類型網絡公共危機信息對政府應急決策質量影響的差異性，根據實驗設計，就不同框架類型網絡公共危機信息對決策質量的三個維度分別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第一，不同框架類型信息對危機決策質量之信息整合效率的影響
就不同框架類型、性別、職位類型對政府危機決策質量的效率維度進行統計分析和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見表2和表3。數據顯示：框架類別變量、性別變量和職位類型變量主效應均不顯著，各變量間的交互作用也不顯著。從均值上比較，就性別變量而言，男性被試（0662±0231）在進行危機決策時的信息整合效率要高于女性被試（0657±0259）；職位類型變量方面，領導職位類型（0661±0222）被試進行危機決策時的信息整合效率要高于非領導職位類型被試（0646±0245）；就框架類型變量來說，被試在正面框架信息（0673±0239）下進行危機決策時，其信息整合效率要高于負面框架信息（0646±0247）。
第二，不同框架類型信息對危機決策質量過程滿意度的影響
注：* p＜005，** p＜001，下文同理
第三，不同框架類型信息對危機決策質量之結果自信度的影響
就自變量（框架類型、性別、職位類型）對被試公共危機決策質量的結果校標――決策結果自信度進行統計分析，進而進行完全隨機的方差分析，所得結果如表6、表7所示。分析結果顯示，除框架類型變量主效應表現顯著外，F（2,354）=6524，p＜005，其他變量主效應均不顯著，變量間的交互作用也不存在顯著效應。對比發現，被試參照正面框架信息（3790±0652）進行危機決策，其對自身決策結果的自信度感知要顯著高于面對負面框架信息（3402±0540）所做出的決策。從均值來看，男性被試（3543±0628）的危機決策結果自信度要高于女性被試（3433±0571）；領導職位類型被試（3513±0540）進行危機決策時，對其自身的危機決策結果自信度感知要高于非領導職位類型被試（3408±0616）。
四、討論與啟示
（一）結果討論
通過以上數據分析發現，不同框架信息對被試危機決策過程和結果存在顯著效應，其中被試在面對正面框架信息時，其決策過程滿意度和決策結果自信度均要顯著高于負面框架信息，因此H1部分通過假設檢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框架效應存在于危機決策中。面對危機事件，人們的決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對風險的感知而進行判斷，但判斷又會受到問題描述方式的影響。同樣一個問題，如果從正面去強調它的所得，會使人產生風險規避心理和行為，而如果從反面去強調它的所失，則會使人產生風險愛好心理和行為。由于人們對得失的感知是不對稱的，所以，問題不同的描述方式會帶來不同的決策選擇和心理感知。在本研究的測試中，當被試面臨正面框架信息時，其注意力在于危機決策的所得，因此決策者是帶著正面、積極的情緒去進行決策的。而當被試面對負面框架時，決策主體的注意力則在于因決策可能產生的損失，這樣就會讓決策主體更為小心、謹慎，最終可能導致對其決策的不自信。
性別變量對危機決策質量的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H2未能通過假設檢驗。從均值上看，男性被試的決策質量要高于女性被試。Holden在其認知神經研究成果中也指出，女性相比于男性而言，對危機產生的負性情緒的感知更為明顯和深刻，通常會表現出較高的恐慌和焦慮等負面的情緒狀態，且負性情緒對女性的認知影響也顯著高于男性。(9)當被試面對公共危機等應急事件時，男女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進而導致了不同的信息加工能力和認知水平。(10)兩性之間的差異除了生理方面之外，還主要表現在社會角色方面(11)，因此，也可以從性別的自我刻板化視角對其予以解釋。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研究發現，男性被認為具有大膽、勇敢、自信、敢于承擔風險，在危機中能夠保持沉穩、鎮定等性別特征。(12)因此，男性被試會在危機情境中對這種性格特征予以強化，在應急決策時更能冷靜思考，并表現出較好的決策水平，而女性則更容易受到危機情境中負性情緒的影響。
職位級別變量對危機決策質量的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H3未能通過假設檢驗。然而從均值上看仍然存在一些差異，即領導職位級別被試的決策質量要高于非領導職位級別被試。一般而言，決策質量的好壞受決策者個人認知水平的影響，在公共危機中，決策者由于受到所處復雜、混亂的危機情境的影響而沒有足夠多的時間去冷靜思考，因而更多地使用已有的信息來代替全部信息解決問題、做出決策。當面對突發性公共危機事件時，決策者對于信息的理解能力和綜合能力是相對穩定的，不會發生任何臨時性的改變。一方面，我國已經建立了系統化的公務員人才招聘和培養機制，對于公務員這一類群體，其素質、價值觀和決策模式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另一方面，危機決策的制定過程也受到決策者個人特征如年齡、性別、職位層級和心理特征如價值觀、個性、態度等的影響。不少危機管理專家認為，很多危機決策來源于危機預案，這些決策方案的制定離不開相關成員的決策經驗以及對相似案例的學習和探討。(13)領導職位的決策者作為政府組織的上層，是危機預案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危機管理的領導者，這些決策經驗知識的積累有助于其在公共危機事件中快速、有效進行決策。
（二）研究啟示
第一，受框架效應的影響，人們會對同樣一個問題的不同描述產生不同的看法，進而產生完全不同的行為。首先，政府決策者要深刻認識框架效應，避免框架效應的不良影響，要以如何有效應對危機事件為宗旨來做出決策，而不是局限于對信息表達方式的思考。其次，公共危機管理者應通過媒體宣傳誘導公眾產生與決策者一致的立場和態度。如此，政府和媒體在傳播公共危機信息時要講究語言描述的藝術性。如何準確地向公眾告知信息，而又不引起過激的行為反應，是危機溝通的重要技巧。政府在危機信息時要講究信息描述的藝術性，在保證信息客觀性的同時，也要考慮到穩定社會情緒。
第二,在本次研究中發現，危機決策質量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即男性決策效果要好于女性。但這并非要杜絕女性參加危機決策。在危機決策過程中，由于女性的特殊經歷和感受，女決策者能夠意識到被男性決策者忽略的某些問題，作為女性利益的代言人來提出女性的需求和利益，并且在決策論證階段抵制對女性不利的政策方案出臺。據“汶川地震應急救援和恢復重建中的社會性別問題”和“災區領導干部社會性別意識”的研究報告，調查表明，總體上，女性尤其農村女性在災害中所受到的傷害遠大于男性。女性精神壓力大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心理幫助，更注意眼前困難；女性的自救互救方式傾向情感方面的交流和支持，而男性多注重提供體力方面的援助；婦女就業培訓傾向自身素質提升，而男性注重實用技術；婦女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和防災意識比男性要低。(14)這些災后重建政策的制定需要男性決策者具備社會性別意識，同時也需要女性決策者的參與，設身處地幫助女性走出危機陰影。因此，一方面要從數量上增加女性決策者的比重，從質量上提升女性決策者在決策核心層的地位及其決策能力。另一方面要強化男性決策者的社會性別意識，在危機決策中具有性別視角和性別敏感度，密切關注危機決策對女性可能帶來的影響，并采取配套措施。
第三，領導職位級別被試的危機決策質量要好于非領導職位級別被試。政府對于公共危機事件的應急管理享有主體地位，在危機情況下，政府是應對公共危機事件的責任主體，而各級政府相關決策者是這個責任主體的核心。當危機事件發生時，政府決策者對危機的形勢判斷和應急決策，以及對待危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素質都對危機處理的成敗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政府決策者應當迅速反應、大膽決策，充分體現出其領導才能和魄力，只有這樣，社會公眾才會獲得心理支持并備受鼓舞，積極同政府一道共同應對危機。因此，提升政府決策者的綜合素質，強化政府決策者的危機決策能力是政府危機管理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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