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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1
關鍵詞：茶文化建設視角；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模式；文化要素；綜合價值
茶文化理念與我國社會大眾的生活習慣相結合，從而實現了整個茶文化體系傳承發展的最佳應用效果。隨著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機制不斷成熟，如今在學生培養過程中，其不僅注重培養學生的知識內容，同時也要注重引導學生形成扎實的思維理念，所以，高校學生素質培養活動開展至關重要。
1現階段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現階段我國整個高等教育機制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無論是整個教學體系的完善性，還是其具體體系化，特別是整個高等教育機制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影響和推動力都實現了空前發展，而高等教育活動的開展也為整個社會輸送了大量人才，發揮了高等教育的價值和作用，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中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尤其是未能從本質上認識到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價值作用，從而使得整個教學體系與學生培養之間存在實質性差別。因此，在當前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想要實現整個人才培養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有效結合，就必須注重素質教學理念的有效融合。當然，更重要的是從整個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分析入手，通過選擇合適、完善的教學機制，從而實現整個高校學生素質教學活動開展的最佳效果。當前高校學生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未能將學生素質教育納入整個培養體系中，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更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而忽略素質教育活動的有效開展。同時，受片面客觀理念的影響，很多師生實際上都對素質教學的內涵以及實施方式缺乏本質上的理解和認知，這就限制了整個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理想效果。所以，從根本上提升全體師生對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價值認知，才是實現高校素質教育活動最佳效果的基礎和關鍵。在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使用的素材過于機械單調，不僅缺乏人文元素的有效融入，同時也缺乏時代元素的合理化融合，更重要的是在開展高校素質教育活動時，其未能將學生的學習興趣綜合融入其中，從而影響了學生參與整個教學活動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限制了整個素質教育活動的體系化開展。對于高校學生培養來說，培養學生的人文藝術和道德理念，不僅是實現學生理想培養效果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當前整個時展的客觀需要。結合我國整個文化體系發展狀況和具體內涵，可以看到茶文化體系的融入價值。如果能夠選擇茶文化理念融入到整個高校素質教育活動中，其必然能夠為整個高校學生開展素質教育活動提供豐富的素質和正確的思維理念導向，從本質上實現高校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最佳效果。
2茶文化理念內涵認知
在我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諸多與社會、大眾相關的文化元素，認知這一系列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內涵元素和價值理念，不僅是現階段多元文化成熟發展的重要表現，同時更是當前我們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綜合應用的重要要求。對于茶文化理念來說，其不僅是傳統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同時更是我們了解和認知傳統文化體系的重要載體和關鍵途徑。我國有著豐富完善的文化元素，不僅如此，在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與茶相關的文化元素和物質元素，可以說，在傳統茶文化體系傳輸發展過程中，其不僅僅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融入，同時更是當前我們開展各項活動過程中的必然要求，當然想要實現整個茶文化元素的最佳應用，就需要對整個傳統文化元素準確認知的基礎上，結合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需求，通過有效優化，從而實現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最佳效果。在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時，要對當前開展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融入，可以說，茶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合和詮釋，就是當前素質教學活動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方向內涵。通過對整個茶文化體系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文化體系傳承過程中，關鍵需要從茶葉產業的內涵分析入手。當然，隨著當前人們對茶的健康養生價值認知不斷成熟，如今茶元素已經突破了傳統單一體系，而是與時展相結合，從而造就了具有不同元素的茶文化體系。隨著西方茶文化體系的不斷形成和發展，也為當前我們認知和應用茶文化體系元素提供了全面、有效幫助。
3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要求
在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不僅僅能夠對民族精神進行有效的弘揚，同時也需要學生提升自身的行為約束力，幫助學生在形成一系列扎實素質的同時，養成良好的思想美德?？梢哉f，這些優美的傳統美德，對當前提升學生的學習思想水平，以及培養學生形成必要的民族精神有著重要的幫助。當然，對于學生培養活動開展來說，不僅僅要重視引導學生掌握扎實的知識內容，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形成體系化的思維理念內涵，尤其是從當前社會需求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要求看，只有充分引導學生扎實掌握知識內容，同時養成良好的思維內涵，才能夠為整個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的體系化開展奠定重要基礎和良好支撐。不僅是知識內容的教育，同時也是學習習慣的具體引導，在整個高等教育階段，其與其他時期有著明顯的區別和不同，對于整個茶文化體系應用來說，如果能夠將其與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相結合，其必然能夠在豐富素質教育元素的同時，融入完善的價值理念和內涵。對于高校學生素質教學來說，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形成積極正確的思維理念和價值規范。在整個茶元素體系應用過程中，不僅包含諸多元素和內涵，而基礎在于其中包含了豐富完善的精神理念和價值內涵，特別是茶文化中所倡導的綠色生態理念，正是當前我們開展各項活動的基礎與前提，在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融入多樣茶文化元素，實際上也是學生培養活動創新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具體方向。
4融入茶文化理念的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模式構建思路
我國有著豐富完善的文化理念，茶文化體系就是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極其重要的元素內容，通過對我國整個茶文化體系的具體內涵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整個文化機制中包含了諸多元素內容，無論是茶文化體系中所具有的知識元素，還是其中所具有的積極精神理念和行為規范，都是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過程中，能夠被借鑒和應用的重要內容。素質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從學生出發的教育模式，當然也是衡量學生是否遵守相關規矩和要求的重要標準和要求。通過對當前整個高校學生培養活動開展的具體狀況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多數學生培養活動中均缺失素質內容的教學與引導。而對于現階段整個社會的實際發展狀況以及整個高等教育活動的開展要求來說，素質教育實際上是整個教學體系的核心，當然，引導學生參與素質教育又是當前整個教育機制所欠缺的內容。就高校學生素質教學活動開展來說，其作為高等教育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的內涵和行為理念關系到高校學生素質教育的價值發揮。同時，高校學生素質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教學，更重要的是一種行為規范的培養，通過開展合理的高校學生素質教育，其能夠在豐富教學理念的同時，引導學生形成體系、完善的行為規范。結合當前整個高等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要求看，創新教學理念，優化教學體系，豐富教學元素，是當前整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活動開展的必然要求，從我國茶文化體系的發展狀況和歷史內涵看，完善的茶文化元素，正是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學培養體系創新發展過程中所需要融入的重要元素和內容。在學生培養活動開展過程中，素養、行為規范的價值大于其他元素，可以說在當前學生培養活動開展過程中，如果能夠將茶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其不僅能夠豐富學生學習內容，同時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學生學習理念的全面提升。如果能夠將茶元素融入其中，那么首先就需要尋找到茶元素與素質教育活動相結合的合理定位。當然，茶文化體系不僅僅是一種具有豐富理念內涵的元素，同時也是一種融入多元化物質元素的體系，在整個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可以將茶文化元素中，所具有的具體特點融入其中。比如直接用茶元素的特點，直接融入到素質教育活動中，從而豐富提升茶文化元素的應用效果。對于當前我們所開展的素質教育活動來說，其不僅僅是教學元素的應用欠缺，也是當前整個文化理念的不足與匱乏。所以，通過融入茶文化元素體系，能夠在滿足素質教育活動要求的同時，提升整個教學活動的品位，從而實現整個茶文化體系應用的最佳效果。
5結語
茶文化體系作為我國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的核心與關鍵，在現階段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價值日益提升的今天，如果能夠將茶文化理念融入學生培養的各個環節，其不僅能夠豐富學生培養的各項元素，更重要的是能夠實現學生的全方位最佳培養，從而實現高校學生培養與社會實際需要的全面融入。當然，對于高校學生素質教育開展來說，將傳統茶文化理念融入其中，不僅是優化教學內容，更重要的是優化學生培養機制，實現了素質教育與學生培養的有效融入。
參考文獻
[1]馬曉芳.校園文化對大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作用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3(16):247-249.
[2]張俊華.隱性德育視角下校園文化建設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4(18):179-182.
[3]楊福家.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素質教育的影響和對策[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5):32-36.
[4]孫銘山.校園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與功能研究[J].中國大學生就業,2015(19):26-33.
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2
關鍵詞：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優化；糧食風險基金
中圖分類號：F3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8-0100-05
一、引言
農業補貼是各國政府保護農業、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里，盡管農業補貼的方式和力度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均為糧食補貼。就糧食補貼的分類而言，按照補貼對象受益程度的不同，通常將農民直接受益的補貼方式稱為直接補貼，而將農民間接受益的補貼稱為間接補貼。自2004年起，我國先后密集出臺了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和農資綜合直接補貼等一系列補貼政策，業已初步形成了綜合性收入補貼、生產性專項補貼和最低收購價政策相結合、兼顧國家糧食安全和種糧農民收入的糧食補貼政策體系。其中，糧食直接補貼因具有符合WTO《農業協定》要求、受益直接、簡便高效和價格扭曲程度較低等優點而備受青睞。簡言之，糧食直接補貼是指政府為實現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等目標，在生產環節直接給予糧農一定經濟補償的轉移性財政支出。
關于我國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現實目標定位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主張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為導向。二是力求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目標定位的不同，在相當程度上直接決定著糧食直接補貼具體要素設計上的差異，其中，與保障糧食安全目標相適應的補貼方式是掛鉤支付，而與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目標相吻合的補貼方式則是脫鉤支付。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財政支付能力的現狀直接決定了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應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為要務。在此目標導向之下，本文試圖以糧食直接補貼制度要素設計所遵循的基本理念為標桿，以糧食直接補貼措施的要素為架構，分析我國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政策優化的具體建議。
二、基于補貼要素的糧食直接補貼現實問題考察
自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實施以來，在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農民增收和創新糧食補貼制度諸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對此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然而，由于糧食直接補貼的實施時間較短、直接補貼的近期和長遠目標定位尚有待于進一步明確、農戶數量多(約2.68億戶)、財政能力有限及省際間具體情況差異較大等原因，目前糧食直接補貼中仍存在著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對糧食直接補貼諸要素中所體現的政策和制度缺失展開分析。
1 補貼對象和范圍的區域性差異
實踐中各地區確定補貼對象和范圍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種(如圖1所示)：(1)以所有生產糧食農戶為補貼對象，即所有農戶均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補貼，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多數省份采用這一方法。(2)僅對糧食主產縣內的農戶進行補貼，如河南、山東便實行這種做法。(3)只補貼出售商品糧的農戶，采用這種補貼方式的省區包括新疆、福建、廣西和貴州等。由于從事糧食生產本身就意味著為糧食安全做出貢獻，所以，獲得政府補貼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對于只補貼糧食主產縣內農戶的省區而言，非主產縣的農戶顯然會因未獲得補貼而使其種糧積極性受到影響，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對于只補貼出售商品糧農戶做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可以做類似的分析和解讀。
2 補貼依據的復雜性與補貼目標定位的不確定性
從補貼依據看，2004年起實行的直接補貼分為三種類型(如圖1所示)，各地在糧食直接補貼的具體依據方面也存在著形式各異、種類繁雜的問題。這三種類型的補貼依據包括：其一，與當期播種面積和價格脫鉤，而主要以計稅面積或計稅常產為補貼依據，采用這種方式的有遼寧、吉林、青海和河南等省份。按照這種補貼方式，無論在耕地面積上種與不種或者種植何種作物，均可以領取補貼，該方法似乎較為簡便，但卻或多或少地給了糧農一個“種糧吃虧”的信號，不利于穩定糧田面積，甚至可能會導致耕地轉向種植收益比糧食高的經濟作物。如果農民領取補貼與種不種糧食、賣不賣糧食給國家并無直接關系的話，那么勢必導致國有糧食企業難以掌控糧源，使國家宏觀調控失去不可或缺的載體和資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種糧大戶所承包的耕地是村集體所有的農田，在農村稅費改革中，這些耕地并未計入農業稅征稅范圍，此時，如果以計稅耕地面積為補貼依據，那么這些農戶就難以得到承包地的補貼，這顯然與制定直接補貼政策的初衷相抵觸。其二，與當期實際種植面積掛鉤，以農民實際種糧面積為補貼依據，北京、江蘇、山東、浙江和廣東等多數省份實行的便是這種做法。從總體上看，這種補貼模式有利于鼓勵擴大糧食種植面積和刺激糧食生產，但仍然存在著計算復雜、工作量大和操作成本高的問題。其三，與農民實際出售商品糧數量掛鉤，即按照農民實際出售商品糧的數量為補貼依據，采用該方式的地區包括新疆、福建、廣西和貴州等。按照這種補貼辦法，雖然農民生產的用于自身消費的糧食與農民出售的商品糧同樣對糧食安全做出了貢獻，但卻仍然存在著無法獲得相應補貼的問題。
從另一種補貼依據的劃分角度來看，實踐中有若干省區采用脫鉤補貼的形式，即以計稅面積、計稅常產或基期商品糧數量為計算依據，補貼的對象為所有承包土地的農戶，而不論其是否種糧。這種脫鉤補貼形式實際上是以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糧食直接補貼的主要目標。與此不同，與當期實際種植面積或農民實際出售商品糧數量相掛鉤的補貼形式，實質上是與保障糧食安全目標相適應的，脫鉤補貼與掛鉤補貼兩種方式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目標定位的模糊性和非一致性。
3 補貼標準有待進一步調整和提高
糧食直接補貼資金主要來源于糧食風險基金。①按照目前分散化的管理辦法，各省在核定糧食風險基金包干基數時考慮的因素各不相同，這進而會導致省際間糧食風險基金包干基數也存在著差異。具體到用于直接補貼的基金數額的確定時，基本上大都根據財政支付能力進行安排，事先并未確定合理的糧食直接補貼標準；不是根據補貼需要來確定直接補貼預算，而是先有預算支出控制數，然后再確定補貼的標準。同時，各個地區之間需要補貼的種糧面積也有很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各省區總體財力水平和需補貼的種糧面積之間的地區差異，共同決定了補貼標準和水平的地區間差異。這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糧食主產區內部存在著補貼標準的差異，以同為主產區的江西和江蘇為例，江西按照水稻種植面積給予農民10元／畝的補貼，而江蘇則按照水稻種植面積給予農民20元／畝的補貼，相差一倍之多。二是糧食主產區的補貼標準低于主銷區，這主要表現為位于發達地區的糧食主銷區的補貼標準要明顯地高于許多糧食主產區的補貼標準。
由于受收支壓力的約束，制定的補貼標準較低，所以對于許多財力狀況拮據的地區來說，直接補貼政策的效應也受到限制和影響。如果將糧食生產過程中的其他成本因素考慮進來的話，那么，糧食補貼后的收益根本無法達到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低標準的直接補貼很難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財政部經濟建設司的研究發現，在直接補貼政策實施的第一年，補貼從無到有，隨即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此時直接補貼政策的效應為最高。而當補貼一旦穩定下來，成為農民相對穩定的收益之后，直接補貼政策的邊際效應就呈現出遞減的態勢。這一現象的存在，確實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思考。
4 糧食直接補貼發放過程中的操作成本問題
現行的糧食直接補貼發放程序較為復雜和繁瑣：先由各行政村村民委員會組織對本村各農戶的實際糧食種植面積進行調查摸底，據實填報清冊，在村內張榜公示，其間若無異議，可上報鄉鎮政府，鄉鎮政府通常會責成農業部門會同鄉鎮財政所核實后逐級上報批準。整個發放過程之中，涉及土地、農業、糧食、財政和農業發展銀行等多個單位，但卻沒有專門的負責機構出面進行協調管理，由此導致整個補貼流程費時、費力，增加了工作量和操作成本。據對一些縣的典型調查表明，糧食直接補貼的行政成本約占補貼總額的5％～10％之多，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但在國家發放的直接補貼資金當中，并未包含對直接補貼執行成本的彌補，即糧食直接補貼項目中沒有列支行政成本，該項費用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擔，這也給地方財政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
5 糧食安全成本分擔機制有悖成本與收益對稱原則
我國糧食風險基金始建于分稅制改革初期的1994年。作為直接補貼資金的主要來源，糧食風險基金由同級財政部門負責籌集，即中央糧食風險基金由財政部負責籌集，省級糧食風險基金由各省級財政廳局負責籌集，這體現了分稅制改革所遵循的劃分收支、分級理財的理念。按照《糧食風險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從1998年起，糧食風險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按照1：1，5的比例分擔，缺口部分則按照1：1分擔。在我國，糧食主產區提供了大約80％的商品糧。但在目前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來源結構下，糧食主產區對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做出的貢獻越大，其地方政府承擔的財政補貼壓力也就越重；而糧食非主產區對糧食安全貢獻小，其承擔的補貼壓力也小。相比之下，糧食消費地區承擔的糧食補貼負擔更小。所以，目前條件下的糧食補貼資金來源結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糧食主產區承擔部分非主產區、消費區的糧食安全成本現象，使糧食主產區的糧食補貼資金及其效應外溢到了非主產區和消費區。這種現象和結果既有悖于糧食安全成本與收益對稱的原則，同時也使原本就深陷財政困境的糧食主產區中的許多省區財政收支狀況雪上加霜。
三、糧食直接補貼的目標定位與要素設計
從理論上講，糧食直接補貼的政策目標可概括為兩點：一是彌補種植糧食取得收入與同等農業生產要素的競爭性用途取得收入之間的差額，提高種糧的比較收益，促使糧食種植業獲得平均利潤，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保障糧食安全。二是彌補和縮小城鄉居民之間收入的差距，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水平。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目標的現實選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補貼需求和財政支付能力的高低。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低且財政收入規模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往往選擇只需較低補貼標準就能夠實現的保障糧食安全作為現實目標；與此相反，就經濟發展水平高且財政收入規模較大的發達國家而言，可以將需要較高補貼標準才能實現的彌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現實目標。應該說，這兩個目標的層次是各不相同的，所需要的財力保障水平也各有差異，然而兩者之間并不能截然分開，前者是必經階段，前一個目標的達到有利于后一個目標的實現?；谖覈默F實情況，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應該以穩定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為主要目標，同時兼顧提高農民收入的長遠目標。這樣的目標定位，決定著糧食直接補貼的要素設計應體現以下基本理念：
1 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設計應有助于保障糧食安全
作為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我國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人口總數2l％的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但還需要認識到，我國2008年約有耕地面積18.26億畝，人均僅為1.4畝，而世界人均耕地為5，5畝。我國糧食目前年消費量高達5億噸，而世界糧食的年貿易總量僅為2.4億噸左右。隨著一定時期內我國人口的持續增加，糧食年消費需求呈剛性增長。糧食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如果糧食消費主要依賴進口，必將帶來難以預料的后果。我國糧食生產的制約因素較多，其中包括水土流失面積增大、土壤沙化加劇、水污染嚴重和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等。從耕地面積的變化情況看，全國耕地面積已從1998年的19.45億畝逐年減少至2008年的18.26億畝，由此帶來的糧食壓力是可以想象的，保障糧食安全任重而道遠。保障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渠道是保證基本糧源。在工農業產品倒掛的價格體制下，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長期受到壓制，基本糧源的供給能力下降，對糧食安全構成直接威脅。通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必將會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
2 補貼標準制定應遵循合理補償的原則
為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和保障糧食安全，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將耕地和農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限定于糧食生產，這有可能導致農民種糧的比較收益低于同等條件下農業生產要素的競爭性用途所獲取的收益。為了彌補這種收益差額，客觀上就需要給予種糧農民一定數額的直接補貼。農業生產要素在糧食和非糧食生產用途上的競爭性，取決于種糧收入與非種糧收入的比較，競爭的臨界點是農業生產要素生產糧食與非糧食收入相等。維持農業生產要素用于糧食生產的最基本前提，是該要素糧食生產取得的收入不低于非糧食生產取得的收入。這意味著，糧食補貼后的收益至少應等于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補貼標準應該力求等于農業生產要素(主要是耕地和農村勞動力)競爭性用途與種糧收益之間的差額，使糧食種植業獲得平均利潤，從而確保糧食生產的穩定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糧食直接補貼的補貼標準應該依照合理補償的原則進行設計。
3 糧食直接補貼對象選擇的橫向公平與補貼標準的縱向公平
所謂糧食直接補貼對象選擇的橫向公平，是指無論糧食主產區、非糧食主產區抑或糧食消費區的農戶，只要從事糧食生產，就應該獲得相應的補貼，且補貼標準相同(即標準統一)。補貼標準的縱向公平，則是指按照農戶對糧食安全貢獻的大小給予不同數額的補貼，貢獻大者多補貼，貢獻小者少補貼。糧食主產區對我國糧食安全的貢獻很大，但非糧食主產區和消費區內的糧食生產也是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應該按其貢獻的大小，分別給予相應的、不同程度的補貼。
四、若干政策建議
1 統一補貼對象和范圍
直接補貼政策應體現公平的原則，無論處于糧食主產區、產銷平衡區或是糧食主銷區，所有生產
糧食的農戶均應被納入補貼對象的范圍之內；不論生產出的糧食用于自身消費還是銷售，都同樣為糧食安全做出了貢獻，應將農戶生產的全部糧食納入補貼范圍。從補貼的糧食品種來看，考慮到補貼效率問題，應將小麥、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主要糧食品種納入補貼范圍。
2 以實際糧食產量作為補貼依據
在發達國家，實施糧食補貼政策主要是以“農民收入平價”為目標，即通過補貼使農民收入維持在與城鎮居民收入大體相當的水平上。相比較之下，我國目前糧食直接補貼的目標更強調保障糧食安全，與此相適應，糧食直接補貼應以農戶對糧食安全所做貢獻的大小作為依據，而測度糧食安全貢獻大小的最佳指標便是實際糧食產量，以實際糧食產量為補貼依據更符合糧食直接補貼的政策目標?？紤]到我國農戶數量多、規模小、各農戶種植糧食作物種類多等特點，若在實際操作中以實際糧食產量為補貼依據，有可能導致出現操作成本高的問題。有鑒于此，可以用統一的計稅總產量(計稅面積與計稅單產之積)作為替代性指標。這樣做，不必具體區分品種，更簡便易行，降低了操作成本。
3 提高補貼標準，適度向產糧大縣(戶)傾斜
如前所述，維持農業生產要素從事糧食生產的最基本前提是農業生產要素生產糧食的收入高于生產非糧食。糧食補貼后的收益至少應等于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從理論意義上講，每單位糧食的補貼標準，應等于生產每單位糧食所需同等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取得的平均收入與種植每單位糧食取得的收入之差。從實際運行狀況看，很多地區(尤其是糧食主產區)的實際單位補貼標準低于理論上的單位補貼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糧食直接補貼的政策效應。針對這種情況，應視各級財政收入的增長情況逐年提高單位糧食的補貼標準，并逐步使之統一起來。同時，為更好地發揮產糧大縣種糧的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益，應在統一補貼標準的基礎上向產糧大縣和產糧大戶適當傾斜。還可以考慮實行超額累進式的補貼標準，使補貼標準的設計更加合理。
4 強化對糧食直接補貼資金的監管
目前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實施涉及多個部門和金融機構，存在著多頭管理、權責不清的狀況。為此，可以考慮將分散在各個機構的相關職能集中起來，交由一個專門機構負責糧食直接補貼事宜。要適度簡化糧食直接補貼資金的發放程序，降低政策操作的成本。對糧食直接補貼資金實行專戶管理，?？顚Ｓ?，不得截留、擠占和挪用。各市、縣(區)、鄉(鎮)政府及農業、財政、土地和糧食等部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種糧補貼的申報、撥付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發現問題及時予以糾正。審計部門對直接補貼資金實行全程監督審計，確保補貼資金如數兌現給符合補貼條件的農民，減少補貼發放過程中的資金漏損，提高補貼資金的使用效果。
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3
論文摘要：中西語言在文化特征、思維方式、語法結構、句法類型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這些差異貫穿在語言學習中，給高職學生帶來了很多困擾。本文在高職學生的英語學習水平和中西語言差異對比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針對于高職學生的對比教學法，情景教學法及跨文化交際教學等方法，以期促進高職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提高其英語學習效率。
一、引言
語言，作為一種媒介和人類思維的工具，它傳達思想，表達情感，傳遞信息，確認事實，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之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脫離語言而獨立存在。英語作為目前世界上的最為通用語言之一，在國際交往中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對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高職學生來說，英語學習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意圖通過中西語言文化之間的對比，探尋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以提高當前高職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和效率。
二、高職英語教學現狀調查分析
近幾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擴招，職業教育的生源文化素質也在明顯下降，其英語學習現狀更是不容樂觀。為了對高職學生的英語學習狀況有一個更明確的了解，本文對幾所高職院校學生的英語學習現狀進行調查研究。調查方法為問卷調查和期末考試成績測評。通過調查發現高職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存在以下問題：
1．基礎薄弱，水平較差
從成績上看，學生的英語基礎很差，成績普遍較低，而且水平參差不齊，相差甚大。大多數成績集中在40～69分之間。職高生試卷雖然非常簡單，但其平均成績仍然很低，只有42.59分。個別院校的個別專業學生英語成績更差，有的只有20～30分，及格率很低。
2．學習被動，態度消極
對學生的日常學習的問卷調查發現：學生的學習態度不端正，缺乏積極性。許多學生是為了逃避英語而選擇了非英語專業，結果還要開展英語學習，使他們內心抵觸心理嚴重，學生態度非常消極，缺乏主動性和自覺性。
3．漢語思維負向遷移影響嚴重
通過教師日常教學總結和期末測驗，本文發現學生的英語學習極易受漢語思維習慣的干擾。出現大量的“chinglish”句型，在翻譯、作文和日常對話中尤為明顯。漢譯英中，大部分同學不會調整句式，逐字逐句翻譯現象非常普遍，無法應對復雜句型和一些基本的長句。
三、中西語言文化差異及表現
上述現象說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中西語言特征及其反映的文化現象沒有系統的了解和把握，經常將兩者混為一談。如果教師在中西語言文化方面對學生進行系統的解釋，并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引領學生的學習，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效果。英漢兩種語言在語音、語法、詞匯和語言思維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層面：
1．中西思維方式差異
在語言層面，英漢隸屬兩種不同的語系，在思維方式和語言構成方面有著很大不同。英語屬印歐語系，擅長用抽象的概念表達具體的事物，在語言表達上多用名詞，敘述呈靜態；漢語屬漢藏語系，更注重用具體形象的方法或詞語來表達抽象的概念。在語言上多用動詞及其短語，敘述呈動態。通過下面的例句及翻譯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別
eg: he is a good eater and a good sleeper.他能吃能睡。
he was a nonsmoker and a teetotaler.他既不抽煙，也不喝酒。
2．英漢詞匯差異
在詞匯構成方面，漢語詞最基本的構成方式主要是 c=a+b（即詞語=種差+屬性）形式。如通過“魚( fish)”這個詞語，可以產生更多的詞語：鯉魚( carp)、鰻魚( eel) 、鯊魚( shark)，鯨魚(whale)等。而英語則主要是靠轉換、合成和綴合三種構詞法構成更多的新詞（連，2006）。
此外，即便是面對同一個詞，英漢兩種語言賦予它的基本語義也有很大差別。如漢語中“狗”具有卑賤的、勢力的含義，如“狗仗人勢”“狗腿子”等，而英語中的“dog”則是褒義詞，如“a lucky dog”， “a top dog”等。
3．英漢句法結構差異
句法結構方面，傳統漢語句子結構以意合為主，以語序和虛詞為主要語法手段，而英語則重形合，結構嚴謹，具有明顯的形式標記，語義關系極其分明（馬，1999）。如：英語中“if you don’t enter tiger’s lair， how can you get the tiger cub?”必須有完整的關聯詞語聯接，而譯成漢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言簡意賅，不需要任何連接詞。
4．英漢句子類型差異
在句子類型方面，漢語中多用主動句、被動句較多地表現不好的事物或傾向。而英語國家中對個人的隱私比較尊重，在很多句子中都不愿意或不便言明動作的施行者，而又必須有主語出現的情況下，較多的使用被動句。如在漢語中，我們會說“我們熱情的歡迎馬麗的到來”，而英語則表達為 “mary was given a hearty welcome”.
四、中西語言文化差異對高職英語教學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看出漢英兩種語言無論在句法句型以及詞語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指導學生的英語學習。
1．使用對比教學法
對比教學法的本質特征就是用“對比”的方法進行教學。在高職英語教學中，就是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兩種語言之間的“比較”。如詞匯構成、語法結構和句法類型、時態語態等的對比。
詞匯的對比就是在向學生解釋英漢兩種語言構成的基礎上，將英漢的構詞方式進行對比說明。如漢語中的詞組構成，和英語中的詞綴、曲折和復合詞的構成意義和含義等。
語法結構對比就是在漢語和英語句法的對比基礎上，使學生明確掌握英語的句法和漢語句法之間的根本不同。避免出現語序上的混亂和名詞，動詞，形容詞的使用不當，使英漢語的語法符合語法習慣。
時態語態的對比主要是讓學生跳出漢語沒有明確的時態標記的局限。明確英語的時態意義和構成。并通過對中西文化和思維的對比，指明兩種語言之所以出現句子類型差異的原因，使學生知其然，明其所以然。
2．使用情景教學法
情景教學法是教師根據課文所描繪的情景，通過對具體知識情景的講解，創設出一定的情景，引導學生再現課文的情景表象，使學生置身其間，如臨其境。教師通過 “情景創設”，可以培養學生的英語情感，啟迪他們的思維和想象力。在高職英語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創設語言情景，話題情景，生活情境等幫助學生盡快的融入到英語情景中去。
語言課堂的主要活動是結構式的口語練習，而且這種練習應該是在設計好的情景下出現。英語語言情景的創設就是為了減少漢語語言對英語學習產生的負遷移，使學生盡快地適應英語表達。
話題情景和生活情景就是在對話和語篇學習的過程中再現英美國家的生活情景，在每一個不同的話題中感知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將知識學習和情景了解結合起來，加深英語學習的印象和感知。
3．實施跨文化教學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沒有一種語言能夠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語言的教學離不開文化的教學。對學生進行跨文化教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充分詮釋詞匯的文化內涵及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識。
任何一種語言的詞匯都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教師在進行詞匯教學時要特別注意每個單詞在不同語言中的固有的文化意義。如之前本文介紹的漢語的“狗”和英文中的“dog”雖然都指代同一事物，但語義差別極大；類似的還有漢語中的“龍”和英語中的“dragon”，以及數量眾多的顏色詞和習語等（徐，2004）。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將文化的因素傳輸給學生，使學生在運用的過程中得心應手，防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現象出現。
五、總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職學生英語水平較低，學習積極性差是普遍現象，而學生英語水平的提高不是朝夕之功，而是以其對中西方語言文化差異的理解為前提的。因此，本文認為在高職英語教學活動中，教師結合社會與文化內容進行語言教學，采用合適的教學方法，通過語言語法的對比，情景語境的創設，以及西方文化風俗的介紹等，能夠使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較為全面的感知英語，并在潛移默化中提高興趣和學習效率。
參考文獻：
[1]連淑能．英漢對比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
[2]馬秉義．英漢句子結構常式比較[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1999，3．
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4
（長沙師范學院，長沙 410100）
[摘 要] 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上，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有兩條路徑，一種是直接的影響，一種是通過對兒童的文化化形成兒童文化，間接影響兒童教育的生態；微觀上，都市文化涵括了都市物質文化、都市制度文化和都市精神文化，這三者在微觀層面上對兒童教育的發展趨向、存在形態有著重要影響。對不同歷史階段都市文化中的兒童教育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古典都市文化表現出權威化的文化形態，其兒童教育方式表現出顯在的壓迫性控制，其教育目的是培養鑲嵌在這種文化秩序中的“小大人”；現代都市文化表現為民主型的文化形態，其兒童教育方式表現出隱匿的規訓性，兒童被發現并確立了主體地位，其教育目的是培養現代社會的“公民”。
[
關鍵詞 ] 都市；兒童；文化；教育
一、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
都市是人類的一種生活空間，相對鄉村而言，通常等同于“城市”的概念，指以非農產業和非農業人口為主，具有經濟、政治、文化功能，兼有資源、交通等便利條件，代表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力、文化、科技發展水平的居民聚集空間。從文化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特有活動來看，所謂“都市文化”即是在都市環境中生產和消費的、由都市物質與精神符號形態承載的、具有強大輻射力和影響力的現代性文化。在當代社會，都市文化正日益成為一種強勢的社會主流文化，正日益深入到兒童的具體生活之中。
（一）宏觀影響
首先表現為都市文化——兒童——兒童教育的作用路徑，即都市文化以兒童為中介對兒童教育產生影響。在都市文化中生長的兒童會逐步形成一些基于都市文化的思維方式、認知模式、行動方式。這些行為是兒童接受教育的基礎，也為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凝聚于兒童身上的對象性文化因素。與此同時，都市文化還對兒童教育直接起作用。這主要是由扎根于都市文化的制度文化通過顯在的方式規限的。如康德所說，“能夠對人提出的最大、最難的問題就是教育。由于見識取決于教育，而教育復又取決于見識，故教育只能循序漸進，只有通過一代人將其經驗與知識傳給下一代人、由這一代加以改進后再傳給下一代的方式，才能產生出正確的關于教育方式的概念。這一概念以偉大的文化和經驗為前提，因此很晚才得以出現，我們自己對它的認識也并不純粹?！蔽幕徒逃哂刑烊坏穆撓?，二者互相依存，都市文化對兒童教育的影響與此相同。
（二）微觀影響
在廣泛的意義上，兒童所處的環境、所面對的人、以及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中生成的事件共同構成了兒童的教育生態。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生態中，兒童得以在天性的基礎上，經由文化熏陶而逐漸成長。都市文化以其物質文化的顯在和可觸摸性為兒童的教育提供物質條件，如公園、游樂場、文化宮、博物館等物質形態文化；以其制度文化的規范性為兒童教育提供方向、組織基礎以及政策支持，主要表現為國家的教育方針、兒童教育制度（學制）和各種教育政策對兒童教育的規范作用；以其精神文化的緘默性和：價值性內在地規限著教育的內容，引導著兒童教育的價值追求和審美趨向。具體而言，都市精神文化以其特有的知識形態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以其特有的價值規范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價值追求；以其特有的藝術影響著兒童教育的審美情趣。
二、都市文化的變遷對兒童教育的影響
（一）古典都市文化與兒童教育
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古典都市文化在歷史上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國古代的城市文化是其典型的代表。伴隨著制度的變遷，中國古代都市化經歷了邑制都市時期和縣制都市時期，具有濃重的政治文化特征。都市的建造都經過縝密的設計，遵循嚴格的規制，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恢弘的氣派和皇權至上的思想。“國王占據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體的磁極，把一切新興力量統統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區來，并置諸宮廷和廟宇的控制之下”。這一時期，中國的都市大多呈現四邊形的城郭和棋盤狀的城區，并“始終以一種世俗政治權力中心的威嚴面目出現，體現了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統治的至高無上”。這種都市文化對都市兒童教育有著深刻的影響。
中國古代都市的文化機構和設施比較發達，太學、書院等大學機構發展相當充分，相關的文獻和資料也留世較多，但卻很難找到直接表述古代都市兒童生活的文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敦煌出土文獻，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教育兒童的道德規范，是當時社會普遍認同的‘好孩子’的標準。在這一知識背景下，我們看到的是被模式化了的‘高大全’式的兒童，而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歡樂與幸福，卻被忽略了，以至于我們今天再來追尋這一童年的足跡時，既缺少這方面的文字記載，更缺乏圖像方面的資料。”這種狀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兒童在古代都市那些值得書寫的社會生活中的缺位和成人對兒童地位的輕視。不過，古代的兒童詩、嬰戲圖以及零星的關于兒童的文獻敘述，還是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據這些材料來看，古代都市兒童沒有專門的游樂場所，那時的兒童通常在門前屋后的空曠處玩耍，也沒有專門的游戲設施，但取材于生活的玩具形式多樣；正規的兒童教育場所則常常規規矩矩，配備了桌凳、教鞭等教學設施，但無配套的活動和游戲場所。
在教育制度上，古代都市的教育學制中很長時間沒有初等教育的實施機構，直到清代才有所發展，初等教育多由私塾、蒙館、社學等民間機構承擔，其中社學多是鄉村的基礎教育機構，私塾、蒙館承擔了都市的兒童教育。在教育內容上，也多被當時的忠孝倫理所滲透，兒童的精神發展從一開始就被嵌入封建倫理的位序之中，如吃飯時“婦女兒童必須等在后面吃”；“在私塾中規章極為嚴酷。塾師為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除對學童授課外，與學童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猶如一尊菩薩，把學生成天禁錮在私塾里苦讀經書。”這種權威型的文化形態和壓迫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了諸多“少年老成”的孩子，其實質是把孩子當作小大人，使之很早就能被嵌入現有的社會秩序之中。
（二）現代都市文化與兒童教育
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5
摘 要 本文從體育組織文化的角度對“觀眾行為失控”問題進行分析，并且從體育組織文化的角度來分析“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產生的原因，為解決“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理論指導。
關鍵詞 體育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 體育組織文化 觀眾行為失控
一、相關概念厘定
（一）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指社會關系失調，影響社會大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破壞社會正?；顒樱恋K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現象。
（二）體育社會問題
體育社會問題作為社會問題的一個小分支，具有社會問題的普遍性，但是體育社會問題也具有它的特殊性。體育社會問題的構成要件主要有以下三點：1.必須有與體育相關的社會現象產生了失調情況。2.體育現象失調影響了很多人的生活，并引起多數人的注意。3.體育社會現象失調必須運用社會的力量才能解決。以上三點必須同時滿足才能稱為體育社會問題。
二、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的現狀分析
觀眾行為失控是指在觀看比賽時，由于各自的意見不和而產生的不文明的語言與行為沖突，導致現場混亂的局面。常見的有球迷騷亂、辱罵裁判員等。觀眾行為失控一般和本地區和本國家的體育風俗習慣有關。目前，在我國的球迷騷亂、辱罵裁判員的現象比較多見，裸奔事件的現象沒有發生過。
三、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的危害
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的危害比較廣泛，首先它直接影響了該項目自身的形象，對本項目的開展是一個桎梏。觀眾行為失控會讓體育參與者對該項目有不好的現象，以后就會對其有一定的看法，甚至不會去參加該項目，直接影響了該項目參與的人數。由于觀眾行為失控，政府會加入到其中對其進行干涉，運動項目原本的特性就會受到影響。另外，觀眾的不文明行為對運動員和裁判員的心理健康照成一定的影響，甚至會危害到運動員和裁判員的身體健康。
四、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產生的原因
（一）對觀眾行為失控的打擊力度不夠
觀眾的不文明語言是不可以通過強制方式進行制止的，但是觀眾的不文明行動可以用法律或者條文規定進行制止。以球迷騷亂為例來說，為什么球迷騷亂屢禁不止？究其原因就是懲罰的力度達不到一定程度。在懲罰的力度和沖動的行為之間存在著博弈的關系，你懲罰的力度輕，一些球迷覺得無所謂，不就是罰錢或者拘留，對他本身的影響不大，他就會為了一時痛快，不夠后果的去制造球迷騷亂。如果懲罰的力度達到一定的程度，球迷就會引以為戒，以后就會敬而遠之。
（二）體育風氣不正，體育風俗習慣的影響
觀眾行為失控與當地的體育風氣和當地的體育風俗習慣存在一定的關系。比如在外國，他們受開放的西方文化的影響，球場的裸奔事件是經常發生的事，而在我國，受傳統教育的影響，裸奔事件在我國沒有發生過。另外就是體育風俗習慣的影響，體育風俗習慣直接決定了該地區或國家的體育參與者與體育觀眾的素質和體育素養，體育的風俗習慣比較好的地區或國家就會尊重對手和裁判員的感受，不會出現辱罵裁判員和運動員的現象，而體育風俗不好的地區或國家就會截然相反。
（三）觀眾自身的因素
觀眾的自身的體育意識和體育思想比較低下。觀眾自身對體育的認識不足，沒有對體育有一個全面認識，對體育的認識過于片面。對體育的認識只是停留在最低的層次，不能正確認識體育的價值，另外觀眾本身缺乏一定的體育思想。
五、解決觀眾行為失控問題的策略
（一）加大觀眾行為失控的打擊力度
針對觀眾行為失控事件，要加大懲罰的力度。不能簡單的罰款或者拘留就了事。要出臺新的政策法規對其進行約束，避免再次發生。針對個人，拘留和罰款不是目的，要對其進行教育，首先讓他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覺悟，如果再犯不只是拘留的問題，要上升的個人的刑事責任；針對俱樂部，如果出現觀眾失控行為，要對俱樂部進行警告和停賽處分，在同一俱樂部，觀眾行為失控事件達到兩次就要終身取消俱樂部的參賽資格，甚至解散俱樂部。
（二）加強良好的體育風氣和體育風俗習慣的建設
加強各地區的體育風氣的建設。針對不良的體育風氣，要及時拿出解決的方案，摒除不好的社會風氣，加強良好社會風氣的引進，正所謂“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另外，還要加強各地區的體育風俗習慣的建設，體育風俗習慣雖然是一個長期以來的產物，能夠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所以要加強良好的體育風俗習慣的建設，讓其對觀眾的行為起指導的作用，避免觀眾行為失控行為的發生。
（三）注重觀眾自身體育意識和體育思想的培養
注重觀眾自身體育意識和體育思想的培養。觀眾作為觀眾行為失控的主體，有著其能動性，加強觀眾自身體育意識和體育思想的培養，主要是讓觀眾該如何去認識體育的價值，不是用不文明語言和不文明的行為去傷害對手，而是相互尊重，公平競爭。觀眾的思想覺悟如果達到一定的層次，觀眾行為失控事件就不會發生了。
參考文獻：
[1] 仇軍，鐘建偉.論體育社會問題[J].首都體育學院學報.2009.11（第21卷第6期）.
茶知識與茶文化范文6
【關鍵詞】文化差異;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英語翻譯
一 、引言
翻譯是通過一種語言轉達另一種語言的文化信息的過程。中西文化在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方面的差異直接且根本地影響和決定了語言的語用原則和表達方式,影響到學習者對該語言及文化的認知和掌握。因此,了解目的語國家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是英語學習中提高語言綜合素質的根本途徑。本文擬從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的差異與英語翻譯的關系及其對英語翻譯的影響來論述。
二、 語言與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
文化具有鮮明的個性,不同的文化之間自然會產生差異,文化差異反映到語言上,就成了語言差異。語言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語言的使用一定得遵循文化規則。換言之,文化決定思維,決定語言的表達方式。語言與人類思維的密切關系決定了語言與文化相依相存的關系。特定的文化由特定的語言來表達,特定的語言體現特有的文化內涵。即體現特有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特有的思維模式決定了該語言的基礎結構。
三 、價值觀念與英語翻譯
1.宇宙觀
中國傳統的宇宙觀是“天人合一”,既人與自然是處于統一和諧的整體結構中,體現在思維模式上就是整合型思維,體現在語言上就是整合型句式,它首先注重整體形象,然后再注重細節,先整體后局部。與此對應,西方文化堅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學觀點。認為人是萬物的中心,人與自然是相對分立,人應處于支配和改造的地位。西方人認為整體是由個體構成,思維時往往以個別部分為起點,然后把這些部分拼合成一個整體,既分異型思維, 也稱解析式思維,體現在語言上就是分異型句式。我們?？吹竭@樣的句子:“辦公室里有一個老師”(先整體后局部),而英語則說“There is a teacher in the classroom.”(先局部而后整體)體現了中國人整體思維優先而英語族人解析思維優先的傾向。如受漢語思維影響,英語要表達“我家有三口人”,中國學生有時會說出這樣的句子:誤:My family has three people ( 先整體后局部) 而不說。正: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先局部后整體)
2.群體取向與個人取向(Group vs. Individualism Orientation)
基于上述世界觀的不同,中西方的價值取向有天壤之別。中國人認為個人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強調社會群體的統一和認同,是一種社團價值至上的價值取向。而西方文化則是個人價值至上。它推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的存在價值,崇拜個人奮斗。每個人體現個性化的自我,自由抒發內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約束。在致謝時,英美人自信地說:“Thank you ”,而中國人謙虛地答“過獎、過獎”,“哪里,哪里”。
同時,西方人空間對抗感很強,特別注重個人空間,也稱個人隱私(privacy)。他們認為個人的事不必讓別人知道,更不愿別人干涉。但英美人的“privacy”范圍很廣,在跨文化交際和英語學習中要特別注意此類問題。如在打招呼時,中國人見面問:“吃飯了嗎?” 如翻譯為英語則為“Have you eaten yet?”外國人常對此莫名其妙,常作此問,有的外國人甚至會誤解為你以為他吃不起飯,而覺得受“hurt”。
3.時間取向與時間順序
在時間取向上中國人以過去為主,往往考慮過去做什么,有什么經驗教訓。而西方人著眼于未來,有強烈的時間“緊缺感”,不是追求如何做人而是追求如何做事。中國人在英語學習時往往受了這一內在影響,在用英語表述時間關系的句子時往往會按照時間順序。如:“下課后我回家”總是用“After class I went home ”,而較少使用:“I went home after class”這種結構。雖然兩種句式都正確,但仍可以反映出兩種不同時間觀念在英語句式中的差別。
四、 文化思維模式與英語翻譯
中西兩種不同的價值觀構建了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思維模式決定了不同語言的基礎結構。如在感知時間(年、月、日),地理位置,在表達組織,系統介紹人物等方面,漢語的順序都是從大到小,而英語的表達順序恰好相反。如:“2009年12 月1 日”英語則表達為“December 11, 2009”,“鹽城師專英語系系主任”用英語表達則為“The dean of English Department of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體現了不同的思維模式。在漢語中,定語從句只是可以整合到主謂賓結構之內,例:“上個月我們考察了那個有溶洞的城市”在英語中,“考察城市”這個核心結構是不能分開的,修飾語或用介詞短語,或用定語從句,應尾隨在核心結構之后――主結構與次結構是分異的。對于講漢語的人來說,不聽完全句就不能獲得該句的主要信息,相反,英語可以先獲得主要信息再獲得次要信息。
不同的文化在語言與思維上的個性差異必然會給外語學習者帶來障礙。英語注重運用各種具體的連接手段以達到語法形式的完整。這些句子嚴密,層次井然有序,句法功能一望而知,比如,"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而漢語則很少使用連接手段,概念,判斷,推理不嚴密,句子間的邏輯聯系不易從外表看出。
五、結語
以上僅從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與語言的相互影響作了整體分析,如果在英語翻譯中,把文化的主要層面(價值觀,思維模式)作宏觀的理論認識,把文化的異同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久而久之,翻譯者對目的語文化有一個全景式的印象,熟知各種具體差異,便會從目的語文化的角度來認識事物。即把表層的文化現象引入到深層的文化結構中,再來指導一般的文化行為。這在翻譯中有積極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1992,《中國翻譯史稿》,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 劉宓慶,1990,《現代翻譯理論》,江西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