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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績效的制約因素范文1
關鍵詞：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影響因素；改善對策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23-0041-01
1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存在問題
1.1客觀經濟上的制約
因為需求旺盛，但是供給渠道單一，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不能夠及時跟上。我國的公共服務供給投入將事權下移，財權上移，資金受到很大約束，資金不足，資金缺口大。政府公共服務資金分配結構也存在很大問題，不能夠按照最有利于居民福利發展或公共產品需求的角度進行資金分配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導致資金的使用力度較低，還存在很多投入高，效益差的現象，這也導致了部分資金的浪費。這些都是客觀經濟上的制約因素。
1.2政府績效考核指標不科學
政府在開展公共服務供給項目時，因為沒有科學的績效考核指標，導致工作人員的公共服務意識薄弱，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提高慢。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服務項目的實施中，對于具體的實施環節卻沒有制定完整科學的績效考核指標，對于行政績效的管理是十分欠缺的，政府內部系統進行的績效評價，對于公共服務的對象、服務內容、資金來源、服務方式等都沒有一套具體的科學的績效考核機制，也沒有權威性的來自民間的客觀評價組織對政府公共服務工作進行監督和評價。
1.3公共服務政策制度執行不到位
政府壟斷了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工作，卻在公共服務的具體實施和投入力度上不夠，在公共服務項目的實施上沒有存在很多的暗箱操作和貪污現象，沒有建立開放公正的競爭投標制度，對于公共服務中很多基本的保障性措施都沒有辦法落實到位，公共服務水平無法取得大的突破，這都是政府公共服務執行不徹底導致的。
1.4公民參與力度不夠
公民本身就是組成公共服務的一部分。但是在實際情況中，公共服務缺乏公民的有效參與，公民的參與力度不夠導致很多公共服務項目的實施缺少社會性，實施過程中公民對于公共服務的進程，水平都沒有了解，也沒有成為公共服務的參與主體共同維護公共服務的秩序和建設。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缺少互動導致對于公共服務的不了解，也會制約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提高，因為公共服務本身就是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共同活動。
2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問題的改善對策
2.1調整經濟扶持策略
要實現我國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提高，要創新供給模式，增加服務渠道，讓公共服務的模式和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細化更加具有效益，讓地區的公共服務事業更加平衡，減少單一和失衡的現象。其次，要加大政府財政資金的投入力度，減少資金缺口，對于公共服務資金的分配也要更加現實有效，能夠根據人民實際需求進行資金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對于公共服務的具體實施情況也要進行管控起來，避免投入大，見效小的情況出現，要將政府的公共服務有效開展并全面落實到人民生活的實處上。
2.2完善政府績效考核制度
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完整的考核機制，對于公共服務工作的各因素包括服務對象、服務方式、資金來源等等所有具體因素和環節進行標準設定，與行政工作人員形成綁定方式的問責制考核辦法，有壓力有方向有步驟的進行公共服務的邁進工作，可以更好的實現政府行政工作人員公共服務能力的提高和目標的達成。同時，應當有客觀的非政府組織進行外部監督和評價，幫助公共服務工作質量更好的實現。
2.3加強公共服務政策制度的執行力度
要實現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就必須提高政府權責對等性，對于公共服務的建設項目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招投標制度，全面杜絕的現象發生。健全機構設置，對公共服務工作的開展進行管理個項目跟進，加大公共服務的基礎利設施和保障的建設程度。保證政府工作的權責對等，保證公共服務是現實存在落實到位的。從政府管理工作上抓緊落實，推進公共服務的進程。
2.4加強公民有效參與
公民作為公共服務的主體之一，是來自社會的力量和支持，是公共服務有序進行供給能力不斷提高的重要保證。加強公民的參與力度是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提高的的必須要求。公民結合自身的政治、思想文化能力，與政府共同參與公共服務的建設，有助于政府與人民更好的互動，形成好的良性循環，有助于政府工作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3結語
要實現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提高，就要創新供給模式，增加服務渠道，加大政府的資金投入力度并進行合理供給資金分配；加強政策的執行力度；采用政府績效考核問責制進行全面監督；并加強公民的有效參與力度，促進我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全面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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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傳葉.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與失地農民公共服務供給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1.
行政績效的制約因素范文2
關鍵詞：服務經濟；現代服務業；制約因素；對策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3）24-0003-02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逐步從“工業驅動型”向“服務驅動型”轉變，現代服務業已經越來越成為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首要驅動力。我國在經濟發展“十一五”規劃中就曾強調，要大力發展金融、信息、保險、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大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在“十二五”期間又將其現代服務業確定為轉型升級的主要產業。
在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快速增長的現代服務業給一、二產業的轉型提供了較好的環境，并推進了我國的現代化步伐。但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的現代服務業雖然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存在的差距依然較大，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仍不能適應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要求，分析加快我國現代服務業阻礙因素，梳理這些因素與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影響的作用機理，將為提升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進程提供有益的借鑒。
1 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必要性
從世界范圍看，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其服務業占生產總值的比例越高，可以說，服務經濟時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已經是國家或地區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當服務業的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0%以上時，一般將其稱為“服務經濟”，也可以用服務業所吸納的就業比例來衡量，即當服務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占就業比例的60%以上時，說明這一國家或地區已經達到了“服務經濟”的態勢。
經統一考查，2011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3.1%，我國的服務業跟發達國家來比水平還比較低，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一般要占到70%～80%。由于比重比較低，所以在服務業的就業比重也相應比較低，僅為35.6%。
可見我國的服務業與發達國家的服務經濟的業態形式差距依然較遠。因此我國強調要優先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因為可以通過現代服務業增強產業競爭力；是緩解就業壓力的重要渠道；是產業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手段；同時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體現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的必要條件。
2 現代服務業制約因素
在世界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今天，服務業的經濟地位日益重要，我國的現代服務業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是總體比重、結構和品質方面，與發達國家甚至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仍有差距，影響我國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2.1 思維層面的障礙
中國自古有輕商的意識，認為商業本身不能夠創造社會財富，而只是實現了財富的轉移，這種思維方式導致在建國初期，我國仍無意識地把服務業看成不創造新價值的非生產性部門，將其看作是生產行業的從屬性行業，過分強調生產行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將服務行業的價值性以及對生產的推動作用忽視掉，而亞當斯密早已闡述過，通過商業交換可以實現價值的增值，因此服務性行業不僅創造價值，而且能夠通過促進消費而帶動生產。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國服務行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難免會較為偏頗。主要體現在更多地突出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模式也主要向重工業領域傾斜，而忽視對商業服務類的設施的投入，這種嚴重扭曲的投資結構既限制了服務行業的供給，又阻礙了有效需求。同時，由于早期的國營商業供給模式，也由于缺乏有效競爭而抑制了服務行業發展的活力，造成資源浪費和服務品質低下等問題。
2.2 投資欠缺，基礎薄弱
在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多年來政府主導的資源絕大多數都向制造行業傾斜，不僅中央政府對于服務領域的資源較少，而且由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往往以大項目的引入和經濟增長總量準則，使得各地方政府往往一味地追求GDP快餐政績效應，通過上一些制造項目而達到在短期內迅速提高GDP的目的，而服務業由于收效慢、建設周期長等因素，往往被政府投資放在最后考慮的范圍內。
雖然國內全部企業法人中，私營企業的數量已經達到一半以上。但是就占經濟總量比重而言，國內服務業投資仍然以國有投資為主，占60%左右，而民營資本投資主要以傳統服務業為主，難以進入現代服務領域。這種市場準入門檻維護壟斷利益并阻礙了社會優質企業進入現代服務行業，也侵害消費者的利益。市場化不足也體現在對外資進入的限制上，出于對國內企業的利益保護和國家安全等因素的考慮，國內服務行業開放率仍低于80%的平均水平。這種對內和對外的準入使得現代服務業難以形成有效的資金、人才、技術的流動，從而延緩了發展進程。
3 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對策
3.1 深化服務行業的市場改革
市場需求是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第一動力，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就必須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首先，要弱化行政干預力度。長期以來，政府一直作為經濟發展的設計者和執行者，這使得城市往往體現政府決策者的個人色彩，缺乏合理的供需體系。因此要弱化政府干預力度，營造公平的內外部競爭環境。其次，可以通過市場化改革，完善現代化服務的專業分工。重點在于突破體制障礙，降低進入壁壘，增大私有經濟主體在現代服務業行業中的比重，在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盡可能地增加資金進入渠道，形成多元經濟主體參與競爭的局面，彌補目前現代服務業投資不足、人才欠缺的問題，通過引入多方位的競爭，也有助于提高服務創新意識，促進現代服務業的專業化分工，從而滿足多元的社會需求。
3.2 推動城市化進程
現代服務業往往在中心城市的商業區集聚的特性，通過集聚可以實現其產業互補、共享等效應，因此，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已成為城市現代化、城市國際化的重要指標。所以只有加快城市化的進程，推動經濟的大發展，才能進而將自己納入世界經濟大格局當中，為本國創造社會財富。從長遠來看，城市化的推進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唯有實現城市的現代化，才能實現服務業的現代化，才可能實現資本的集聚和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和，進而實現現代服務業總量的提高。因此，要以城市化為依托形成中央商務區，完成金融商務服務、娛樂服務、休閑餐飲服務、高新技術服務為集群的產業聚集。
3.3 強化技術創新服務
現代服務業一部分是指用現代科學技術、新型服務方式及新型經營形態對傳統服務業進行改造的服務業，它具有新技術、新業態、新理念、新方式以及高技術、高附加值等特性，因此技術創新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和核心驅動力，我國現代服務企業領域內研發類人員所占比重平均不足1%，而歐盟的知識密集型企業研發人員比例則達到14%以上，非知識密集型企業也達到3.5%以上，因此我國應運用代技術創新手段為現代服務業發展奠定技術基礎。另外，服務創新不僅僅是服務方法、手段、工具層面的技術創新，也有如金融服務中非技術性的功能性創新。進行服務創新首先要具有先進的服務理念，然后采用技術創新將服務理念加以實現和完善。
3.4 推進現代服務業的國際化
互聯網已經使現代服務行業日趨國際化和一體化，許多外國企業已經將在信息技術、金融、人力資源、保險、會計等方面的服務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我國的現代服務業務的國際化，既要放進來，也要走出去，提高現代服務業的開放水平，制定規范有序的開放清單。積極接納國際服務業轉移，通過引入跨國服務機構，吸納人才，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的管理制度及其伴隨而來的網絡、人才、管理、制度等。雖然目前我國服務業開放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距發達國家還有差距，今后仍需更多地引入國內缺失的服務類型、具有聚集效應的服務類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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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績效的制約因素范文3
[關鍵詞]政府效益審計；效益審計的必要性；效益審計對策
20世紀9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的審計行業完成了從傳統財務審計為中心向績效審計為中心的轉變?？冃徲嬍菍φ聵I、項目、組織是否經濟、高效率、有成果運作的情況進行獨立評價和檢查，目的是為公共措施的執行和后果提供相關信息。長期以來，我國的政府審計主要以真實和合法性審計為重點，已遠遠落后于世界審計的發展。面對這種情況，審計署已經做出實行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合法性審計與效益審計并重，并逐年加大效益審計分量的戰略決策。我們國家的效益審計，相當于西方國家的績效審計，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績效審計。由于條件所限，我國的效益審計主要是審核國家財政資金使用的經濟效益和效益，不搞全面的效益評估。為了推進我國的效益審計，必須跳出就審計論審計的思維模式，從更加廣闊的領域深刻認識我國開展政府效益審計的必要性，并探索出我國開展政府效益審計的對策。
一、深層次理解開展政府效益審計的必要性
（一）開展效益審計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國家審計恢復至今，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環境都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特別是近幾年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政府的職能逐步轉變。同時，公眾對政府行為也提出了公開、公正、公平的要求。
因此，審計機關不但要在規范財經紀律、促進廉政建設、創建高效率的市場環境、健全宏觀管理體制方面發揮作用，也要在確保社會公平、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強化對權力的有效監管、保證公眾權力的正確使用等方面有所作為。這就要求我們根據變化了的審計環境，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原則，我國經濟社會中出現的新情況、新，按照審計發展的一般，積極開展效益審計，實現審計監督重心和審計目標的轉移。深入開展效益審計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
（二）開展效益審計是克服官僚主義的需要
根據公共選擇，政府官員更容易犯官僚主義的錯誤，其原因在于：
1.政府官員頭腦中已沒有利潤的概念，再加上所受約束比私人所受約束要小得多，因而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其自由度要大得多。這種條件使得政府官員在許多活動中不計成本，使其為社會服務的費用超過社會本應付出的限度。
2.由于政府官員有著強烈的追求個人威信和政績的強烈動機，因而使得政府部門具有提供過多公共服務的傾向，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
3.由于對政府部門和官員的工作業績進行監督的機構和人員所需的信息通常是由被監督者提供的，因而很容易使真實情況被掩蓋起來，從而使監督者的監督行為常常無效。同時，由于監督者不一定是被監督者所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者，因而監督者對于監督政府工作質量缺乏熱情。
4.政府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愛做表面文章，其決策的著眼點往往不是去增進公眾的實際利益，而是去擴大自身的。
官僚主義的實質是濫用權力，其結果是資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常規的真實、合法、合規性審計已不能滿足對官僚主義實施有效監督的要求，需實行效益性審計，從根本上挖掘官僚主義的弊端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整改建議。
（三）開展效益審計是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的需要
從民主的發展進程看，人們對民主的要求是不斷提高的。在民主啟蒙時期，人民只要求取之于民的資產能有一定的限度，過此限度，人民有權拒絕。至于取之于民的資產如何花費、使用，人民并不過問；隨著社會的發展，民主意識的增長，人民逐漸要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官員不按人民意志來使用公眾資產，人民就要求他們負政治責任；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民主權利的進一步增長，人民進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須經濟有效地用之于民。因此，當社會的進步和民主的發展到達一個更高境界的時候，人們不僅要求政府自身要廉潔，而且工作要高效。如前所述，政府官員有產生官僚主義的傾向，民眾對政府的高標準要求僅僅依靠政府本身很難實現，必須有一定的機構對之實施、合理、專業、獨立的監督，審計機關開展效益審計就可以較好地實現這種監督目標。如果能對政府工作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進行經常性的審計監督，那么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就會少一些，經濟決策就會更科學、更合理，國家的經濟損失就會減少，社會效益也會大大提高，為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奠定堅實的現實基礎。
（四）開展效益審計是有效利用資源和財力的需要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所占有的自然資源較低，資源短缺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財政實力大大增強，但與的投入、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經濟發展仍需要大量的資金，現有的財力很難滿足需要。要解決上述問題，最佳方式就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開展效益審計，有助于提高決策水平，以最少的資源投入換取最大的經濟收入，解決我國自然資源和財力不足的矛盾。
二、開展政府效益審計的對策
從我國的審計環境看，審計主體和審計客體都還沒有完全樹立效益審計的觀念，政府體制、公共財政體制和審計體制尚不完善，相關法規還很不健全，效益審計方面的理論研究還很不深入，這諸多原因都影響到效益審計的順利進行。當前，要逐步推廣和切實開展效益審計，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對效益審計重要性的認識，為效益審計的進行掃清障礙
人們的觀念指導著人們的行為，要使效益審計在我國順利開展，必須大力宣傳實施效益審計的意義，提高全社會尤其是審計和被審計單位對效益審計重要性、必要性的認識。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審計機關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采取措施，開展對效益審計重要性的宣傳。既要教育審計人員，也要向被審計單位做宣傳，使他們認識到效益審計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二是審計部門要運用所取得的效益審計成果，積極爭取各級黨委、政府對效益審計的重視。三是通過宣傳教育，使全國審計系統的工作人員進一步明確效益審計中所要承擔的職責，增強審計人員開展效益審計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二）遵循三條原則，勇于探索
在開展效益審計時，主要應遵循如下原則：
1.重要性原則。由于我國政府審計的人力資源有限，開展效益審計必須切合我國實際，圍繞重點領域、重點項目、重點部門進行，不斷經驗，逐步推廣，這樣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分輕重緩急，全面鋪開都進行效益審計，可能在表面上很熱鬧，轟轟烈烈，但易流于形式，走過場。
2.實效性原則。審計機關的法定權限和審計手段是有限的，效益審計的任務十分繁重，而審計力量與繁重的審計任務相比較顯得很薄弱。因此，必須把與當前中心工作緊密相關的熱點項目作為效益審計的重中之重，將有限的審計資源用到關鍵項目上，以切實提高效益審計的質量，對其他項目起到一種示范作用。
3.可行性原則。從理論上講，效益審計應對被審計對象的效益進行全面而準確的評價，提出可行的審計建議。但就目前我國的國情看，要達到這一目標有一定難度。因此，應該側重選擇一些相對比較容易操作，又具有重大借鑒價值的項目。對于一些重要的而目前審計難度大的項目，則要通過理論研究和積累經驗后逐步加以解決。
只制定原則不勇于實踐，這些原則只能束之高閣。
只有在實踐中政府效益審計才能不斷深入和完善。2002年，我國首次在深圳實行政府效益審計，并取得一定成效。2003年又對一些政府投資的重點工程進行效益審計，公開效益審計工作報告，并提出了審計意見和工作建議，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引起強烈反響?，F審計署已將效益審計作為今后審計工作的重點。因此，各地審計部門應勇于開展這項工作，在工作中探索和積累經驗。
（三）優化審計人員結構，提高審計人員素質
與財政財務收支審計相比，效益審計要求更高，需要審計人員掌握管、機、工程學、宏觀學等方面的知識，而現在許多審計人員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因此，需要在以下兩方面改變現狀。
1.優化審計隊伍的專業結構。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效益審計的比例越來越大，分量越來越重，這就需要多學科的人才，甚至需要一些工程技術人員。從現在起就應注意充實一些相關方面的專業人才，以改變的審計隊伍結構與效益審計不相適應的狀況。
2.提高現有審計人員的素質。作為一名合格的效益審計人員，不僅要有的思維方式、較強的宏觀意識，而且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是知識全面的復合型人才。
這就要求加強對現有審計人員的培訓，以提高其素質。
（四）完善和制定與政府效益審計相關的法規
我們要避免先自由發展、然后再去規范的老路，適時做好效益審計的有關立法工作，明確效益審計的法律地位，使效益審計有必要的法律保障。另外，要抓緊制定效益審計的有關規范，以明確效益審計準則、效益審計質量控制辦法、效益審計結果公告辦法，從而保證效益審計規范有序進行。
（五）加強對效益審計技術的和開發力度
要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開發出一套實用的效益審計技術方法，加強對先進審計技術和方法的。目前，要加強“金審”工程即審計信息化系統建設，加強計算機開發應用方面的投入，利用先進的技術進行效益審計。
（六）制訂科學的政府效益評價指標體系
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具有多層次性、多樣性和系統性的特點，不同部門和單位，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差別很大。
各級審計機關應在積極探索的基礎上，按項目分屬的不同行業和財政資金的不同用途，采取以相似性進行歸類的辦法，逐步探索和完善效益審計評價標準體系，量化評價指標，為效益審計的順利進行提供科學依據。
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的現狀，在建立指標體系時，應遵循如下原則：
1.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原則
定性標準包括國家法律法規、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主管部門有關規定。定量標準應包括政府預算、計劃的各項指標，各項業務規范和經濟技術指標。
2.效益與公平相結合的原則
不同利益主體對效益和公平各有偏好，因此，在評價政府效益時，應堅持獨立性原則，不能偏于一方，力圖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
3.長期效益與短期效益相結合的原則
長期效益往往有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但難以在短期內見到政府工作政績，而短期效益政績明顯，但多要通過一些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體現。制訂效益指標評價體系時要在兼顧考慮兩者的同時盡量使短期效益服從長期效益，保證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4.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結合的原則
制訂效益指標評價體系時不僅要關注投資本身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而且要關注投資對地區經濟、就業、環保等各方面的，更關注投資的社會效益。
（七）不斷經驗，加強對效益審計的研究
政府效益審計的理論研究在我國仍很薄弱，已成為制約我國效益審計的實踐的一個突出。沒有科學的效益審計理論，也就沒有科學的效益審計實踐。為了更好地開展效益審計，必須加強對政府效益審計的理論研究。目前，要加強對如下問題的探討：效益審計的手段、開展效益審計的制約因素、實施效益審計的程序與方法、審計環境對效益審計的影響、效益審計的規范化建設、效益審計的對象、職能、范圍等。
（八）深化我國政府體制、公共財政體制和審計體制的改革，從深層次上解決效益審計存在的問題
要想從深層次上解決我國效益審計面臨的難題，推動效益審計的開展，跟上國際審計界績效審計發展的步伐，必須從我國的政府體制、公共財政體制和審計體制等多方面進行徹底改革，這方面難度很大，但不做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1.深化我國政府體制改革
深化我國政府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政府部門人浮于事、投資大卻效率低下的狀況，以利于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經濟，促進政府審計由純粹的監督機制向完善的公開財產激勵約束機制轉變。從而全面解決制約我國政府效益審計的深層次問題。
2.構建和完善公共財政框架，鞏固和完善各項財政改革成果
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要求政府職能轉變為提供公共產品，創造公平、公正、透明、統一、開放的市場環境，促進公開與效率；這就要求進一步優化財政管理，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國庫集中收付和部門預算管理制度，為效益審計的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審計環境。
3.加快政府審計體制的改革
我國現行行政型審計體制是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產物，雖然它取得了很多成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審計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為此應改革現行審計體制，創造條件，逐步向立法型過渡。
[]
[1]陳全民，楊秋林，李建新。中西方政府績效審計環境比較[J].審計研究。
行政績效的制約因素范文4
[關鍵詞]知識管理 吸收能力 科層制 政府
[分類號]G203
在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復雜環境下，知識的有效獲取、生產、轉移、共享與應用，是政府部門實現科學決策與高效治理的重要前提。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將知識管理引入公共管理領域，強調其在政策制定與實施中的重要作用；近年來一些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也開展了很多實踐活動，例如：OEDC從2002年起出版年度成員國政府知識管理的調查報告，并通過網站了近300個案例；美國國防部開發了針對隱性知識轉移與共享的“Project Exodus”；歐盟建立“Good Prae-tice Framework”以推動成員國政府間知識共享等。政府知識管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已形成廣泛共識。
然而，對于政府知識管理如何實施的問題，由于涉及領域廣、層次多、較為復雜，目前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框架。一些研究忽視與情境的結合，簡單移植企業知識管理模式，主張在政府部門導入扁平化、柔性化及虛擬化的組織結構，通過流程再造等方式打造“學習型政府”；實踐中也存在著“唯技術論”的傾向，強調IT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忽視相應的制度與機制設計。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從政府知識管理的目的出發，結合當前中國歷史情境，分析在科層制約束條件下，基于學習型組織理論的政府知識管理模式所存在的問題；并引入吸收能力的框架，在比較兩種知識價值實現能力的基礎上，提出一個基于吸收能力理論的政府知識管理模型。
1. 學習型政府及其存在的問題
學習型組織作為知識管理典型模式與主要形式，其提出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而真正引起廣泛關注則始于1990年Peter Senge的《第五項修煉》。該書提出企業面對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外在環境，組織的結構要力求扁平化與彈性化，并強調終生學習、團隊學習，通過不斷自我再造，以維持企業競爭力。學習型組織理論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傳人中國。2001年5月18日，同志在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高峰會議上提出“構筑終身教育體系，創建學習型社會”后，中國掀起了一股創建學習型組織的熱潮，相繼出現了“學習型企業”、“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城市”、“學習型政府”等新穎的概念。應該說，“學習型政府”是從“學習型組織”衍生出的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它著眼于學習能力的培養，強調通過政府行為方式的改變，建立一系列組織學習機制，來增強政府在知識獲取、轉化和創造上的能力，提高行政績效、實現科學決策與組織創新。
諸多因素都會對組織學習的能力與效果產生影響，如組織結構、領導風格、組織文化、成員個人素質和信息技術水平等，其中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組織結構與流程。傳統科層制是一種權力按職能和職位進行分工和分層，以規則為管理主體的組織體系和管理模式，上下級之間有著明確的職能和權限的區分，命令自上而下地延伸，強調嚴格的隸屬關系；在組織的各個層次上，通過程序、規章和制度控制其成員的行為。馬克斯?韋伯認為科層制是一種理性與法律相結合的等級制度，“純粹的”、“理想化”的科層制具有嚴密性、合理性、穩定性與普適性的特點，在現代社會化生產方式和法治條件下，科層制的出現是對大規模社會系統管理需求的理性化與高效率的反應。同時，韋伯也認識到科層制也存在著容易導致“”以及對個人自由及人性的漠視等不足。
隨著社會環境復雜性的日益提高，現代社會對組織適應性與靈活性提出新的要求。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大量理論與實證研究已充分證明傳統的科層制組織結構，由于強調命令、控制和服從，缺乏授權、分權和自主性，強調縱向管理，缺乏橫向知識共享，強調組織內學習，忽視跨組織學習，強調效率，忽視創新，強調穩定性，忽視靈活性，而對組織中個體、團隊、組織內和跨組織學習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利影響。因此，針對傳統科層制的不足，導入扁平化、柔性化、虛擬化的組織結構，實施流程再造等組織變革措施，就成為研究者與實踐者普遍認同的提高組織學習能力的關鍵手段。
雖然近20年來工商企業的實踐對這一取向的有效性進行了較為充分的驗證，但是企業與政府組織不同。在市場環境下，企業可以較為靈活地調整其治理結構，政府組織結構的調整則事關全局，影響深遠：宏觀上涉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民族、人口因素；中觀上涉及行政權力劃分、政府職能配置、行政機構改革、公務員制度建設；微觀上涉及公務人員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個人發展。所以，對于一個長久以來“行政－經濟－社會”高度一體化的國家，科層制是我國政府知識管理所面臨的客觀歷史情境。
目前，中國保持著縱向科層制和橫向職能制所構成的二維模式：縱向上，行政組織系統由中央、省、市、縣、鄉鎮等4―5級層次構成，整個系統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科層結構；橫向上，由若干部門構成，部門的設置一般按業務職能劃分，每一部門行使不同的但多是單一的管理職能，各部門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些系統內部則實施金字塔型的層級領導。政府部門中，由于不具備開展“充分授權”、“非等級權力控制”、“自主管理”、“容忍試錯”、“學習共享與互動的組織氛圍”、“持續的組織再造”、“無邊界行為”的條件，組織學習會因為系統層面上缺乏組織結構、行為和文化的持續變革的保障，往往流于空泛與形式化。
因此，延續工商企業領域知識管理的思維慣性，本末倒置，一味地強調政府組織結構、組織文化與觀念變革等情境轉換，并非最優的選擇；而應該從科層制情境約束出發，尋求新的知識價值的實現能力，并以此為導向開展政府知識管理實踐。這并不是要排斥或放棄組織學習，而是情境約束條件下的“次優選擇”。
2. 組織的吸收能力與學習能力
政府的組織目標在于提高績效、實現科學決策和組織創新，不同層級與職能的部門在側重點上可能不盡相同。當前，知識已成為政府核心戰略資源，組織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能否有效利用知識資源、實現其價值最大化，而開展知識管理目的就是使組織在系統層面上具備某種知識價值的實現能力。
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由Cohen與LevinthM在1990年提出，現已成為組織理論中的極具影響力的研究框架和工具，其概念模型仍處于不斷完善之中。Cohen與Levinthal的吸收能力定義強調三個
構成要素：評價知識、內化知識與應用知識；Zahra與Georg認為吸收能力有四方面的要素：獲得、內化、轉換與利用，其中獲得與內化可歸納為“潛在吸收能力”，轉換與利用則歸納為“顯性吸收能力”；Todorova與Dufisin進一步完善了該模型，提出一個包含“社會一體化機制”、“制度可實用性”與“權力關系”反饋回路的吸收能力動態模型。此外，對其前因、后果與過程的相關研究也相當活躍。雖然表述上存在差別，但概括而言，吸收能力是指組織在原有知識基礎上，通過對內外知識資源的價值評估、獲取、吸收、轉化與開發，提高組織績效的能力，其真正價值不在于戰術上的可操作性與實證檢驗，而在于為組織提供戰略指導。
組織學習能力與吸收能力之間是一種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系。Levinson與Asahi指出吸收能力不論是對組織內部學習或是組織間學習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隨著吸收能力的提升，組織就越能消化利用外部新穎的信息，進而有益于組織學習的迅速成長。但同時，在知識價值實現途徑上，吸收能力與學習能力有著不同的取向，如表1所示：
學習能力關注組織內部的技能，是一種以組織內部資源為基礎的能力；而吸收能力則是一種邊緣性的相對能力，更加關注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與合作情景，是一種情景嵌入性能力，存在于合作對偶關系中的社會網絡當中。學習能力具有較明確的方向性，即多主動聚焦于某些特定的知識，并進行延伸；而吸收能力則更多是一種發散性能力，即向外擴展以獲取更多知識資源，是提高能力的主要途徑。學習能力的形成與提高源于組織內部，因而對組織變革依賴性強；為建立吸收能力而進行的投資往往是一種關系專用性投資，基于對偶關系的知識互動而具有伙伴專屬性，以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識的效率，著眼于組織外部，因而對組織變革依賴性弱，是組織自身吸收能力與組織間關系的函數。在科層制條件下，相對于學習能力，吸收能力的形成對組織變革的依賴性弱，并以相似組織間互利性和對偶性關系為基礎，切合我國政府部門在知識生產、轉移、共享與應用上的需求，更符合科層制的組織結構與行為特點。
3. 科層制下基于吸收能力的政府知識管理模型
作為重要的社會部門，政府知識資源類型多樣且來源廣泛。在知識輸入到價值輸出的整個過程中，科層制固有的僵化、機械化、官僚化的特點，會對知識價值的實現會帶來負面的作用；但同時，對于“顯性知識”與“獨立知識”而言，科層制卻具有很強的系統化構建能力、傳播能力、整合能力和協調能力。因此，在情境約束條件下，政府部門能否有效獲取知識資源的價值，依賴于組織在多大的范圍與程度上，發揮出科層制的正向的結構性優勢，規避內在制約因素的限制，而這也是基于吸收能力模式設計的出發點，具體如圖1所示：
在這一模式下，組織首先需要區分與識別不同知識的編碼程度及系統嵌入性程度，并對其類型與價值進行有效評估，識別與評估的標準取決于兩個方面：①環境變化所引發的社會需求，如改善政府職能，優化事務流程，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增強應變能力和創新能力等；②由“前期知識”所決定的組織的認知結構，知識價值的實現不僅有利于組織績效的改善與創新能力的提高，還會對組織“前期知識’’及認知結構帶來積極的影響，形成正反饋效應。
行政績效的制約因素范文5
[關鍵詞]轉型經濟；制度環境；多元化戰略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波特的產業結構分析在戰略管理研究領域占據了支配地位。他認為企業競爭戰略的選擇由兩個中心問題構成：一是產業選擇問題；二是競爭地位問題。也即是選擇有吸引力的行業并在行業內建立一個有利的競爭地位。到了90年代，戰略學者的研究視角從產業選擇轉移到企業內部資源和能力上來，這時涌現出了資源學派、能力學派、知識學派等。進人21世紀，經濟全球化、技術變革日新月異、環境的不連續和不確定性占主導的時代，隨著戰略差異性的研究誕生了制度學派。早期以Scott為代表人物，主要從組織層面對不同制度下的戰略進行分析?，F代的制度學派以Mike W.Peng為代表人物，主要從制度、組織、戰略的關系整合上進行綜合研究。制度學派的戰略管理范式則偏重于制度環境對企業戰略選擇產生的影響。從對亞洲商業組織的研究中，Mike W.Peng總結了目前現有的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企業戰略差異性問題的觀點――基于制度基礎觀的企業戰略選擇理論(Institutional-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IBV)。企業戰略的制度基礎觀把制度看作是戰略選擇的自變量，聚焦在制度和企業動態的交互作用上，而且把戰略選擇看作是這一交互作用的結果。特別指出，戰略選擇不僅是由傳統戰略研究所強調的產業狀況和企業特殊資源能力所決定的(Porter，1980；Barney，1991)，而且還表現為決策者所面對的一個特殊的制度框架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新興的制度基礎觀(IBV)給進一步解釋為什么不同制度的國家企業戰略選擇的差異性問題帶來新的詮釋和啟發。
在西方，企業的多元化經營戰略一般出現在企業發展壯大以后，企業無論在資源上還是能力上都有余力進行多元化，通用電氣公司(GE)就是這方面的突出典型。比較而言，中國的企業是普遍地“多元化”，不論是規模比較大的發展相對成熟的企業，還是創立不久的規模很小的企業。在專家學者強烈呼吁要謹慎實施多元化、警惕多元化“陷阱”以及目前“歸核化”、打造“核心競爭力”理念大行其道的情況下，是什么原因驅使中國的企業如此熱衷于多元化經營呢?中西方企業戰略選擇差異性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筆者試圖從制度的新視角給予深度剖析以作出合理的詮釋。制度究竟是通過什么方式，以何種機理來影響企業行為并產生績效?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對于我國企業做出合適的戰略選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對我們理解企業與環境的關系、企業競爭戰略的研究等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二、制度、企業與戰略選擇
(一)制度轉型：企業戰略選擇的基本情景
轉型經濟可以概括為從以關系主導的非正式經濟制度轉型到以規則為主導的正式經濟制度。我國的制度轉型是一種漸進式的、自上而下式的、供給主導型的轉型?！稗D型經濟”具有和成熟市場經濟不同的制度環境和制度背景。第一，大范圍、大規模的制度變遷是“轉型經濟”的首要特征；第二，不確定性特征十分明顯。比如，經濟和政治的急速變化，制度要素缺乏(熟練勞動力短缺、資本市場薄弱、基礎設施問題等)，產權界定不明晰，保護產權的制度安排缺乏穩定性、難以實施，等等。處于轉型經濟的國家往往都缺乏對低交易成本經營運作活動起支撐作用的正式制度框架，如可信度高的法律體系、穩定的政治結構以及有效運行的戰略要素市場等。這些特征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處于其中的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模式和戰略選擇。
事實上，轉型經濟特定制度背景的特殊意義還不僅如此。轉型過程意味著所有的東西都在變化之中，制度框架處在形成之中，市場結構不完整、不成熟，主體的行為在變化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變化、變遷并不是同質的、同步的，不同領域、產業及其競爭態勢由于受到不同質制度變遷進程的不同影響，而表現出差異化特征。這些變化、變遷以及表現出的獨特性質對于戰略管理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二)轉型時期企業戰略選擇的特殊性：制度從外生變量到內生變量
一般而言，戰略管理研究大都傾向于把“制度”理解為組織行動所賴以存在和展開的客觀背景，也就是說，是與組織相對應而存在的情境、環境、約束集合等。這種觀點實際上體現了傳統制度理論中的認識，即制度是一種外在于行動主體的制約性框架或規則體系。比如從戰略管理的角度看，將制度理解為企業主體選擇和行動的背景，實質上仍然屬于一種靜態的、外在的制度觀。
在以往企業戰略選擇和戰略行為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任務(技術)環境”的觀點，即主要集中于研究諸如市場需求、技術變化、產業競爭等經濟性變量所構成的“環境”因素對企業戰略行為的影響?，F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對戰略選擇和制度框架之間的特定關系很少論及，戰略研究者對于制度、企業以及戰略選擇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仍相當薄弱。事實上，在西方戰略管理研究者的視野中，以成熟市場為基礎的制度框架仍然有意無意地被看作理所當然的事先給定的假設前提。應當說，做出這樣的假設在西方戰略學者的研究視野中是合情合理的。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背景下，由于不存在大規模、急劇變化的制度轉型特征，大的制度環境可以作為相對穩定的企業成長與運作的場景而“淡出”(如圖1所示)。
然而，對于處于大規模制度轉軌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來說，這一假設前提就失去了現實意義。由于鮮明的制度變遷和制度演進背景，企業的戰略決策者所表現出的戰略行為具有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制度框架下的差異化特征。和西方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情況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轉型經濟中制度變遷與組織演進之間的互動關系成為常態，制度的選擇、建構和塑造本身必須作為至關重要的“內生變量”來加以考慮，企業的戰略行為與戰略選擇則是這種多個復雜的內生變量之間互動關系的一種產物(如圖2所示)。尤為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及其變化過程中，企業在成長過程中的戰略行為和戰略選擇不僅僅象傳統的戰略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單純由產業條件和企業特定資源所驅動，而且是戰略決策者面對特定的不斷演進的制度框架下各種正式、非正式約束條件的一種主動反應。
針對這一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西方戰略學者認識到制度因素在戰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并開始對戰略管理的傳統理論基礎進行反思。傳統的戰略管理研究被很多學者指責為“非歷史主義(ahistoricism)”或忽
視背景的，強調戰略管理研究不能夠僅僅局限于產業條件和企業資源。Hoskisson et al.進一步指出，當人們開始研究亞洲轉型經濟中的企業戰略問題時，制度分析方法將成為探求戰略本質強有力的工具。然而，強調制度變量在戰略管理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僅僅是第一步。更為重要和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在于，制度因素對于戰略特質為何重要，制度因素和變量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種方式對企業戰略行為和戰略選擇產生影響，如何將制度因素整合進入現有的理論架構，以對企業戰略行為和路徑做出更為強有力的解釋(Powell，1996)。因此，探尋制度因素對企業戰略選擇所產生影響的內在邏輯及其作用機制則是接下來更為重要的一步。
三、轉型經濟下企業多元化經營的成因及其績效
(一)我國企業多元化經營的深層次原因
以前的研究成果認為企業多元化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有利于分散企業的經營風險；二是能夠產生“1+1＞2”的協同優勢。除了這兩個共同的原因之外，中國企業熱衷于多元化經營還與我國獨特的社會制度環境和市場特點密切相關。企業采用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取決于宏觀制度環境的制約因素和交易費用的高低。
1．正式制度的缺失和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通常被理解為人們所應遵循的正式制度(如法律、規章和規則)和非正式制度(如規范、文化習俗和倫理道德)約束的總和。正式制度具有法律和行政上的強制執行性，往往依靠國家權力機構的力量得以實施。非正式制度通過“社會認同”影響著人們行為實施的選擇和后果，但對人們的行為不具有強制約束性。Peng and Heath認為，轉型經濟中的制度缺陷(如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制環境的不足)、可靠法律框架與穩定政治結構的缺乏、戰略要素市場的不完善(如資本市場)導致了我國無法為低交易成本的業務運作提供正式制度的支撐和保障。同時，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價格體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統，從定價和法律執行的角度出發，交易成本將十分昂貴。與完善的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還需要一段時間，這無疑使得多元化的企業(集團)更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
制度轉型中由于在正式制度上存在缺陷，管理者之間所產生的非正式的人際網絡關系似乎正在替代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在規范我國企業經濟交易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的非正式制度約束有三個方面：(1)高層管理者之間的人際關系成為有價值的管理網絡的焦點。轉型經濟為企業經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確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政治不確定性指由政治氛圍和政策的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確立而逐漸降低，但政策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是指政府和執法部門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規范性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目前最重要的影響企業的非市場環境因素，它時時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見的風險。(2)高層管理者和關鍵股東，尤其是與政府官員的外部連接也是非正式制度約束中的一個關鍵部分。Peng and Luo研究發現，對中國企業來說，企業高管人員與政府的良好關系和其他企業高管的人際關系網絡相比更能影響企業的績效。在不穩定的環境中，政府官員或許能為企業提供重要的“政治資源”(Boddewyn & Brewer，1994)和“制度資本”。因此，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在企業經營戰略中居于重要的地位。(3)多元化企業(集團)的聲譽是降低顧客和投資者不確定性的一個非正式但非常重要的信號裝置。由于有關政府組織的低效使得消費者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或者得到保護的成本太高，這使得消費者不太信任和購買新的品牌。于是，已建立起良好品牌聲譽的企業可以利用已有品牌進入新的行業從而順利步入多元化經營。
2．企業對政府的依賴和妥協遷就。中國正處在經濟的轉軌時期，制度理論認為，政府雖然對企業的作用已經削弱，但是市場化程度、規制水平等方面與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還存在一定差距，政府仍在許多層面上對企業進行干預。因此，處理好本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就成為企業經營運作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環節。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的人際關系的特殊性導向和中國的政治和司法體制的特點，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處在一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由于轉軌經濟時期政府控制了企業所需的很多資源，這表現在政府對關鍵資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審批、對企業進行范圍廣泛的規制、產業政策等。企業為了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對政府妥協和遷就。張維迎(2001)認為這與政府主導企業的外部市場環境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具體來說，這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國有企業的萎縮，政府官員的家人、親戚、朋友等可能面臨失業，這時政府官員可能通過各種途徑要求企業為他們解決工作。很多企業為了解決這些人的工作，往往涉足(兼并或興建)一些與企業核心業務不相關的產業，比如餐飲業和娛樂業等。張維迎在談湖北幸福集團的遭遇的時候，也談到了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企業都遇到了這個問題，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有企業的改革被推到前臺。一大批經營管理不善的中小國有企業面臨破產、倒閉、或拍賣。由于企業的破產倒閉涉及大量人員的失業，從而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各地方政府都希望、鼓勵、甚至要求經營比較好的：企業兼并這些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這樣，由于政府主導下的“拉郎配”使很多企業兼并了與自己產品不相關的國有企業而進入多元化經營。另外，為了迎合和滿足當地政府官員的政績需求，有些企業不得不經常投資新項目、新工程。
3．政策多變與管制放松帶來的市場機會誘惑。中國企業的多元化還與政策的多變和市場的誘惑有關。轉型時期政策的多變，一方面給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處于單一產業的企業更可能遭受政策變化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這時企業就傾向于進行多元化經營。另一方面，政策的多變也使市場不斷出現獲利機會，比如中國所經歷過的股票熱、房地產熱、期貨熱等等，誘使企業涉足這些領域，從而使企業多元化的盤子越拉越大。
政府的管制體制仍然被我國的企業管理者認為是最有影響力、最復雜和最不可預測的環境因素。在我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探索、跟進放開的市場、產業，獲取機會利益，具有明顯的時間性。產業內原有企業的畸形行為、與市場不適應行為，原有市場的壟斷性、低競爭性，產業放松與管制之間的時間差，“政策公共汽車”或產業特別優惠政策的時間性，企業競爭能力的相對平均，形成了市場放松機會面前的企業進入機會平等，形成了抓住時間“脈搏”，獲取以時間為基礎的競爭優勢的突出的戰略性意義，造就了放開市場機會的顯著的“孤波”性質。由于這種產業利潤“孤波”如此巨大、誘人，沖擊、兌現這種孤波利益可以給企業帶來巨大短期利益，所以，探索、跟進市場管制放松帶來的新機會，進行以尋租為基礎的多元化，迅速拉平產業放開帶來的暴利――畸形利潤，就成了
自然選擇。
(二)我國企業多元化經營的績效
我國企業從事多元化的時間雖不是太長，但發展迅速，特別是一些強勢企業(如海爾、聯想、海信、春蘭集團等)以自己的多元化經營方式不斷地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并取得經營上的成功。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多元化是企業不斷開拓經營空間，分散經營風險，開辟新的效益增長點的一種有效戰略，是一種合乎理性的選擇。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鑒于中國的很多企業在其成長的過程中，由于禁不住周圍市場不斷出現的利潤機會的誘惑，過早和過多地進行多元化，并因此而導致失敗的企業比比皆是，如巨人、三九、德隆集團等等。
企業要不要搞多元化?這是中國理論界爭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一個普遍性的看法是：多元化經營是柄“雙刃劍”，是“餡餅”也是“陷阱”。鑒于中國企業實施多元化眾多失敗的案例，一些學者呼吁企業界要謹慎實施多元化，警惕多元化“陷阱”；更有一些學者把多元化標榜為企業經營失敗的“罪魁禍首”。西方媒體和咨詢顧問們也認為多元化企業集團的做法實際上在破壞價值并導致得不償失，轉型經濟國家的企業應該停止多元化集團這一做法。經驗表明，事實卻并非如此。最近對中國、印度、韓國等國家所做實證研究表明，非相關多元化的企業集團對企業績效有一定的正面影響，呈正相關關系。國內學者姜付秀和劉志彪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對企業價值具有正效應，多元化經營可以提高企業的價值；企業的多元化對企業收益的波動具有負效應，即多元化降低了企業收益的波動程度。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現階段我國上市公司為什么普遍采取多元化經營這一模式的動機。
從制度的視角來看，企業多元化(集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是因為，這種戰略及其與績效相對積極的關聯性，同這些國家制度(欠)發達的狀況或許存在正相關的函數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多元化戰略是一把劍，“劍本身并不傷人”，關鍵在于使用劍的人。對于制度轉型時期中國的大多數企業來說，多元化(集團)經營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它既是企業規避風險的一條理想途徑，也是企業快速發展的一條可行之道。
四、結論與建議
眾所周知，在產業組織理論中有個哈佛學派，該學派提出了著名的SCP范式。它的基本分析思路是：產業內的市場結構(如集中度和進入壁壘)決定了企業的市場行為(如價格或產品策略)，并進而影響市場的績效(如利潤率或技術進步水平)。雖然這種范式的邏輯思路被后人修正或，但其提出的一些基本分析概念和要素對我們還是有諸多啟示。
行政績效的制約因素范文6
家族企業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成為企業成長的關鍵因素，相應地，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就構成了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的重要方面。相對于市場行為，企業的政治行為是指試圖通過運用政府的權力謀取企業自身利益的行為。在西方，政治行為的總體目標是創造有利于企業生存和持續成功的公共政策結果。同時，家族企業創始人為了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會更有動力與那些控制著政策及物質資源的政府部門打交道，而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為了應對上級的政績考核及自身的稅收利益，也會有動力向有盈利能力的企業提供相應的政策及資源支持。對于中國的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而言，政府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政治戰略在企業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诠芗依碚摷袄嫦嚓P者理論，本研究擬以體育用品民營企業中的家族企業為樣本，對企業獲得政府扶持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博弈分析，研究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與政府扶持之間的關系，對創業者控制下的企業是否更易于從政府處獲得支持和幫助加以探討并檢驗。
1理論依據與研究假設
在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爭取獲得政府扶持的過程中，涉及2個關鍵的利益相關者:企業管理者(如創始人)和政府官員。以往相關研究表明，政府政策會影響到企業競爭地位的形成與改變，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績效水平，因為政府控制著能夠塑造企業競爭環境的重要資源。企業的社會網絡尤其是企業管理者所占有的社會網絡更有利于企業獲得較多資源，提升企業業績。對于我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而言，在其謀求獲取政府控制的資源過程中，往往有三方面的問題要面對:①雖然政府在經濟運行及對國有資源控制上有較大變化，但是在關鍵性資源及行政審批權的控制、對企業運營的干預方面，與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仍有很大差距;②政府對于自己的職責權力邊界認識較模糊，這使得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在規則上呈現模糊和不夠細致的特點，同時在很多領域還存在規則空白。同一些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這種狀況使得執行者在執行時的自由裁決權相對較大，這為政府官員和企業雙方均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間;③政府行為不夠規范，任意性和隨意性普遍存在，依法辦事的環境遠未形成。政府的服務仍在相當程度上根據關系的親疏而存在差別，甚至政府產品和服務還存在買賣關系(腐敗)。
創始人創業的經歷使其對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對政府政策或管理的不確定性有清醒的認識，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也使得政府更容易影響到社會經濟的運行，故在很多時候他們會更留意與政府的關系。有研究結果顯示，盡管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的層次高低不一，政治需求的內容多種多樣，但大多數均與其切身經濟利益緊密相關。企業家的政治關聯對于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良好的關聯有利于企業獲取較多的高質量信息和優質的稀缺資源。許多研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對企業獲取資源和提升競爭地位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創始人從企業成立之初及后續經營過程中，有必要妥善管理與政府的關系。教育水平越高的企業家其戰略靈活應變能力也越強。高社會認知水平有助于創業者在復雜的經營環境中進行準確定位，并快速確定適合企業自身的行為模式。對于企業的創始人而言，相對于那些學歷層次低的人，高學歷不僅意味著其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也意味著企業把握所需的關鍵資源。假設1創始人控制下的體育用品企業更易獲得政府扶持。假設2創始人學歷與體育用品企業獲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設3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規模與企業獲得政府扶持正相關。假設4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業績與企業獲得政府扶持正相關。
2研究設計
為深入全面了解我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和政府扶持現狀，本文以文獻研究為理論基礎，通過專家審查、企業界高管把關、問卷測試等步驟，形成本研究問卷。以2014年在全國舉行的6次大型體育用品展覽會，即第24屆中國國際自行車展覽會(上海)、2014(上海)國際運動休閑用品博覽會、第11屆上海戶外旅游用品及裝備展覽會、2014中國(上海)國際健身保健康復器材展覽會、第32屆中國國際體育博覽會(武漢)和長三角國際體育休閑用品博覽會暨第3屆中國戶外用品博覽會(寧海)的企業名錄為樣本目標，廣泛收集數據。在展覽會組織方的幫助下共發放了500份調查問卷，收回380份，占發放總數的76．0%;剔除不完整的問卷，共有353份有效問卷，占發放總數的70．6%。所有有效問卷的數據在進入數據庫前都被核對2遍。雖然相對于全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龐大數量，353家企業的樣本過小，但在缺少其他更優數據來源的情況下，可作為國內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不完全反映。另外，國際上相關研究的企業樣本數在7～306家不等，其中，大多數研究的樣本數在100家左右，因此本文研究樣本總體達到了研究所需數量。本文在參考以往經典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深度訪談和專家咨詢對關鍵變量進行選取。以政府扶持為因變量，創始人控制、創始人學歷、企業規模、企業績效作為自變量，以企業經營時間、企業家性別、企業家年齡、企業所在地域為控制變量。
3實驗結果與分析
3．1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結果為驗證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采用SPSS19．0作為主要數據分析工具。首先對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在被調查的353家體育用品企業樣本中，企業創始人的人口統計學特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85%的創始人為男性;大多數創始人在30～50歲，占總樣本的65．2%，其中近1/3(30．3%)的創始人在50歲以上，這意味著部分企業面臨著管理者交接班的問題;在創始人的學歷結構中(多選題項)，16．15%的創始人只有中學及以下學歷，23．51%的創始人有高中或中專學歷，23．23%的創始人有大專學歷，32．01%的創始人有本科學歷，5．1%的創始人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創辦企業之前，6．50%的創始人為農民，22．6%的人在企業務工，36．0%的人為企業高管，40．5%的人有經商經歷，89．4%的人有創辦企業經歷。這在總體上反映了體育用品家族企業創始人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從樣本企業的經營年限看，其中有67家樣本企業經營時間少于5年，113家企業經營時間為5～10年，129家企業經營時間為11～21年，44家企業經營時間在21年以上，由此可見，大部分體育用品樣本企業(81．02%)的經營年限超過5年，基本上處于企業的穩定發展時期，因此，本研究的樣本分析結果更具穩健性。表1所示為相關研究變量的均值、方差和相關系數，從中可以看出，政府扶持與創始人性別(r=0．42，P＜0．01)、創始人年齡(r=－0．30，P＜0．05)、創始人學歷(r=－0．19，P＜0．05)、企業成立時間(r=－0．24，P＜0．01)、企業規模(r=0．21，P＜0．01)部分存在著顯著相關關系，結果與研究假設的部分存在一致性，為假設的驗證提供了初步的證據。
3．2回歸結果與分析為檢驗前文提出的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與政府扶持關系的假設，在控制企業所在地域、企業創辦時間、創始人性別、年齡的基礎上，將企業獲得的政府支持對家族企業是否由創始人控制、創始人學歷、企業規模、企業績效等變量的影響進行回歸檢驗(表2)。從表2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創始人控制對企業獲得政府扶持的影響假設未獲得數據支持(假設1:β=0．00，P＞0．1)，對于政府而言，其在選擇企業時，更看重企業的經營績效(假設4:β=0．16，P＜0．01)，并且創始人的性別(β=－0．10，P＜0．05)及學歷(假設2:β=0．11，P＜0．05)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同時也看到，對于規模較大的企業，更易獲得政府的扶持(假設3:β=0．36，P＜0．01)。從數據可以看出，創始人控制下的體育用品企業更易獲政府扶持的假設1未通過驗證;而創始人學歷、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規模及企業經營績效均與體育用品企業獲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設2～4得到驗證，而本文未發現政府扶持在省份之間的差異。根據本研究理論分析及相關數據結果，基于管家理論對創業者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分析認為，在華人家族企業中，家族企業成長的實質是企業融合社會人力資本、社會金融資本、社會網絡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的過程，其中華人社會特有的社會關系網絡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在當前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轉型經濟條件下，相較與政府具有天然聯系，擁有政策優勢的國有企業而言，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家族企業為謀求健康、可持續發展，其政府交往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互動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利益訴求。(1)對于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既要創造財富，又要維持社會秩序。盡管以往有研究表明，與政府之間的私人關系往往會給企業帶來相關的經濟收益，但給予那些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更多的政策扶持，不僅有利于政府利益，如高的政府可支配稅收收入、地方經濟增長，同時，也有利于大部分有決策權力的政府官員自身利益，如可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等。因此，當面對政策扶持選擇時，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更傾向于扶持那些能夠促進當地政府業績、經濟效益更好的企業。對于政府而言，這也是一種較為理性的選擇，但是對于企業來講，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2)對于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而言，政府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企業與政府部門的關系是企業獲取最重要外部資源的關鍵。中國的發展道路反映了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復雜的“互動”。企業家最根本的目標是創造財富，通過與政府部門的聯系，不僅可能獲得與企業發展有利的重要資源和訊息，更有可能獲得相關的政策扶持，從而擴展企業的組織邊界，謀取無法從市場活動中得到的一些利益。因此，體育用品企業謀求政府政策的扶持是現實環境使然。企業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謀求外在的政策利益，這是因為企業規模越大，當外部環境變化時企業調整的時間越長，相應企業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就越強，這使得企業不得不謀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以減輕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引起的不確定性。同時，創業者的性別在謀求政府扶持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差異性，男性創業者更容易獲得政府支持，而創業者學歷也對獲取政府扶持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后續的社會資本研究不僅應關注以往研究中所強調的私人關系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對企業的影響，還要重視企業創業者及企業自身的社會資源對企業的影響。
4結論、啟示與展望
4．1結論以體育用品企業中的家族企業為樣本，基于管家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對企業獲得政府扶持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博弈分析，研究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與政府扶持之間的關系，對企業創始人控制下的企業是否更易于從政府處獲得支持和幫助加以探討并檢驗。發現在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互動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利益訴求。依據數據分析結果可知，創始人控制下的體育用品企業更易獲得政府扶持的假設未通過驗證;而創始人的學歷、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規模以及企業業績均與企業獲得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設得到驗證。
4．2啟示①在現有條件下，體育用品制造業家族企業如何妥善處理與控制著政策及物質資源的政府部門的關系，已成為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的重要方面，企業應積極應對政府之于家族企業成長的關鍵制約因素，改善自身對于社會資本的吸收能力，以幫助企業持續健康的發展;作為民營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的創始人，應注重自身素質的提高，改善對社會資本的吸收能力。②地方政府應主動扶持規模性的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特別是在體育產業集聚效應培育上給予更多的政策和人力資本扶持，以促進民營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