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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制度范文1
主流觀點認為，經濟機制就是一個投資、生產、消費過程。同思想觀念、價值秩序、制度秩序無關。但事實上，在階級社會（包括思想）中，占主流地位，不同階級的經濟思想、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但是，正如我在《中國已失去第三次飛躍的制度性保障》一文中所說，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發展能力上，而創新能力、發展能力源自于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機制。中國后三十年在財富放量增長的同時，卻拆除了激活創新能力、發展能力的價值秩序、制度秩序機制，這才是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根源。
二、世界經濟危機源于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思想文化的缺失
從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可以說總結經濟危機的文章鋪天蓋地，說法不一，但大多是說監督不到位導致的。但其實，發生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機制的問題。也就是說，經濟危機是資本制度機制的必然結果。再進一步說，監督嚴格而且有效，最多也只能做到陽光下的有規則掠奪，一樣會因占有率膨脹引起經濟危機。因為，占有率膨脹的前提條件，是大多數人降低資源分享率（收入是資源或產品的分享形式），離開這個前提條件，就沒有占有率膨脹。而占有率膨脹的問題，其本質是剝削思想在世界各國占主流地位的問題。
也就是說，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思想文化，被世界各國的主流精英給否定了。在國內，新一輪捍衛思想的斗爭，其實就是個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同剝削思想文化的斗爭問題。有人困惑，主流精英為什么堅決否定？其本質原因，就是某些主流精英成了剝削階級，如果不堅決否定，他們就無法自由掠奪和自由剝削。過去我一再說，思想是一套完整的價值判斷體系，主流精英如果不否定，大家一看就明白主流精英想干什么了，那么就會妨礙反抗他們自由掠奪和自由剝削。事情就這么簡單。
三、經濟危機的關鍵是人民大眾失去當家作主的權利問題
由于前兩個原因，人民大眾失去當家作主的權利就成了必然。而人民大眾失去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中國就必然陷入精英胡作非為、破壞憲法、任意掠奪、欺壓民眾的不歸之路。也就是說，三者是一個整體，猶以思想最為重要。前面說過，主流精英說經濟就是經濟，沒有階級性質。其實，某種產品沒有階級屬性，但歸誰分享就有階級性了。生產勞動、創造成果的過程叫經濟；如何管理生產勞動、怎么生產？叫管理政治。產品生產出來了，大家如何分配，是更高一個層次的政治。而十個人有五十萬元，其中有三個精英，三個精英說五十萬我們拿四十九萬，剩下一萬是你們七個人的，這種情況叫精英政治。如果十個人一起商量，五十萬怎么分配，大家通過爭論取得共識，在某個共同認為合理的標準下分配，叫平民政治。給這個平民政治起了個名字，叫人民大眾當家作主。
這也就是一再強調讓人民大眾管理國家、管理教育、管理軍隊、管理企業等等的根本原因。
這同樣是主流精英為什么痛恨、否定的根本原因。
簡單的說，由制定的價值判斷標準和政治機制，不讓主流精英自由掠奪了。
四、思想文化的革命是走出經濟危機的前提
剝削思想占主流地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而剝削的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是形成經濟危機的內在機制。所以，不僅是中國，就是整個世界，要想真正走出經濟危機，都必須來一場思想文化的革命，用、思想革剝削、封建、官僚思想的命。如果不來一場思想文化的革命，最終的結果就只有暴力革命。有不少人在我《中國會不會陷進大動蕩時代》一文后留言，認為中國不會陷進大動蕩，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光顧掙錢去了，這是一。其二，中國老百姓有口飯吃就不會鬧事，所以不會有社會動蕩，更不用說暴力革命了。其實，現代人之所以是現代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經濟利益需要捍衛，精神信仰也同樣需要捍衛，比如說通鋼、湘煤等等事件，就證明捍衛生存的范圍，擴展到政治、精神領域。
五、重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是經濟良好發展的制度保障
有了思想文化革命這個前提，下一步也就是個重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問題，因為，中國只有擁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經濟發展才擁有制度保障。如果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人民大眾即使通過抗爭，捍衛了一時的權益，比如說通鋼事件，但最終還會失去。所以，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問題，是個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問題。
六、建立自己的比較優勢理論和GDP結構比率統計模型
有了制度保障，中國就必須建構自己的比較優勢理論和GDP結構比率統計模型。因為，前者是結構比較分析與選擇的決策模型，后者是GDP結構比率流向模型。剛才看到左大培先生和高梁先生談比較優勢的文章，他們共同認為，中國到了技術立國的時候了，但他們同時反對比較優勢理論。我個人認為，西方的比較優勢理論我們應堅決反對，但我們更應該建構自己的比較優勢理論，前面說過，是結構比較分析與選擇是決策者的參考模型。新晨
如何建構中國的比較優勢理論和GDP結構比率流向模型呢？
后者我曾有專文論述，不贅。建構中國的比較優勢理論：
一、以龍頭工業帶動其他工業結構發展。
二、以高科技帶動龍頭工業的發展。
三、以軍品帶動民品的發展。
四、優勢資源要節約用，更不得隨便出口，而是進口，為以后的發展儲備資源。
五、對于不破壞環境，不損耗資源的，大量出口，并且可以有限的出口退稅。
六、中國十三四億人，其市場容量趕得上幾個美國，而這就是市場優勢，市場優勢即人口優勢。
七、中國有市場，但沒有消費能力，這就需要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培育市場的消費能力。培育中國的消費能力，就是優勢，反之，幫助別國提升消費能力，就是自掘墳墓的劣勢。
八、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創新機制，就是另一個比較優勢。
經濟發展制度范文2
關鍵詞：廣東經濟 制度變遷 轉軌經濟
廣東省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就。1978-2011年，廣東經濟保持著全國31個?。▍^、市）中平均最高的發展速度，多項經濟指標雄居全國各省首位，對全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作出了重要貢獻。經過10年的經濟迅猛發展，從1989年廣東GDP以1381.39億元超過江蘇的1321.85億元后，到2011年已連續23年穩居全國第一。2011年廣東GDP達到53210.28億元，江蘇、山東以49110.27億元和45361.85億元分別居第二和第三。
廣東經濟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是一部制度變遷的歷史。
對于制度與經濟績效的關系，諾斯認為，創新、教育、資本積累等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制度才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基本因素。與諾斯不同，格雷夫等人通過馬格里布商人和熱那亞商人的例子分析認為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制度變遷的方式，具體而言有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林毅夫指出，誘致性制度變遷為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說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誘致性制度變遷必須由某種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得到的獲利機會引起。強制性制度變遷可以純粹因在不同選民集團之間對現有收入進行再分配而發生。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國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
廣東的制度變遷與全國制度變遷一樣，主要是分為三個方面。
在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問題上，黃少安通過比較改革開放前后農村土地制度的不同，認為不同階段實行的土地產權制度不同，所帶來的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總產出存在較大差異，要素的利用率不同。在分稅制改革的問題上，錢穎一等人進行了深入研究后，認為分稅制的制度變遷形成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內在動力，為90年代后期的經濟快速發展作出了貢獻。在企業產權制度變遷的問題上，殷德生基于制度變遷理論，對為案例研究了鄉鎮企業產權制度變遷的效率，認為 “企業控制權”能實現對鄉鎮企業制度創新者的有效激勵，促進其迅速發展。
具體在廣東而言，王兵使用了企業制度自主選擇指數（QYZZ）、產權多樣化指數（CQDY）、政府行為市場化指數（ ZFSC）、對外開放指數（DWKF） 四個方面來衡量制度變量，并運用統計學中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對幾個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制度因素主成份得分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增加0.1138個百分點，其貢獻率為2.196%。從實證分析的角度證明了制度變遷的作用對廣東經濟發展是巨大的。
何一鳴從產權放松這個方面探討了制度對廣東經濟發展績效的影響，指出了在產權管制下，政府由于獲取信息的成本和監督成本常常大于其收益，所以更傾向于運用類似于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制度，與市場中的個體“簽訂一系列的契約”把權利下放到市場個體手中，促進了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流動，實現了由“囚徒困境”到“帕累托改進”的轉變。
廣東制度變遷的方式更傾向于誘致性制度變遷。黃建梅認為廣東經濟的發展是得益于政策帶來的誘導性制度變遷，這是因為政策與法律不同，前者是“誘導性制度變遷”，后者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前者通常以“紅頭文件”的方式不僅給予了地方很大的自而且還為改革保駕護航，使得廣東政府可以通過小范圍的試錯，可以逐步改革經營體制，減少改革阻力，也由于自由度很大，釋放了新市場經濟主體創新的力量。
與其說廣東經濟的發展得益于制度的變遷，還不如說是由于選擇了正確的制度變遷方式。但是也正是由于制度變遷中遺留的歷史問題也造成了當前廣東經濟再次騰飛的障礙。
何東霞認為廣東經濟發展是由于廣東地方政府從舊體制下得到解放，放開手腳、自主地組織地方經濟工作，地方政府是廣東改革開放的第一動力主體，政府的活力是廣東經濟活力的源頭。廣東經濟體制模式是以產權界定不清為特色，以政府行政系統為決策系統，以地方政府動力為主要經濟動力源泉、以各級各地政府為單位的有限的競爭市場體制。陳友方認為市場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分權原則與廣東這種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的等級原則之間存在沖突。在市場經濟發展日趨復雜的情況下，政府需要進一步放權讓利，但是這樣子政府的權威就會減少，無法再主導制度的變遷；市場經濟使得傳統的單向依賴轉向了雙向依賴，由命令協調走向了談判協調，導致政府主導制度變革的成本增加；政府想要繼續主導制度的變革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產生的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巨大。
何一鳴認為廣東的經濟發展，是一種“非均衡”的轉軌模式。從空間上看，農村的經濟遠落后于城市經濟發展；從區域經濟上看，經濟較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城鎮工業集群”而廣東的東西北地區卻主要還是“以農為生”。造成了廣東“三農問題”的原因是產權制度放開程度在城鄉是不同的，農村社會的資源配置權利仍然受到政府的過多管制。產權管制放松不但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而且當放松的程度在城鄉之間的差異可能拉大了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
陳友方指出由于廣東采取的是增量式的變革方式，導致新舊體制的長期并存，隨著兩者并存時間的推移，它們之間的摩擦成本越來愈大。例如在企業改革方面，廣東并不是很突出的進行國企改革，而是在很多領域放開管制，運用“三來一補”、“三資”政策，不斷擴大非國有企業的份額，使得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長期并存。由于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多的開放，特別是在原來一些由國企壟斷的行業對民營資本進行開放，造成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利益沖突增大。而且新舊體制的并存還會帶來結構式的通貨膨脹，使得人們的心理日益走向失望，影響經濟的發展。
現階段廣東的經濟已經進入轉軌階段，必須有新的制度變遷來促進其經濟的發展。
誘致性制度變遷中的制度提供方，應該由政府單一提供轉變為由政府和民間共同提供。陳友方認為，大多數情況下，應由民間主導新體制的生產與供給，由民間根據制度的創新的預期收益與創新成本的計算自發創造出新制度的供給，政府只有在民間無法提供足夠量的新制度品時，才作為輔助供應者的角色提供制度品。也就是說在微觀層面的制度品應由民間自發提供，只有在宏觀層面需要政府進行協調，例如對產權的保護，監督等。此外應該由民間建立更多的中介組織替代政府原先在市場中的角色，例如由獨立于政府的行業協會，咨詢公司等進行信息的收集、。
為解決新舊體制并存的問題，制度的變革應該由增量式的變革轉變為存量式變革為主。盡量多地把國有企業推向市場，更多的行業應該對非國有企業開放，例如通信、金融業。對于新制度，政府更應該采取的態度是幫助完善、成長而不是限制。
未解決廣東的“三農問題”，何一鳴指出，廣東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放松對農地使用權的管制，這樣就可大幅降低農地使用權流轉中所發生的交易成本，實現農村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農村資源的流動，積極推進的農產品流通體制創新也是統籌城鄉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徹底變革二元戶籍制度，統一城鄉戶籍待遇，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耗散性租金最小化?！?/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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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制度范文3
【關鍵詞】經濟發展；法律制度；產權；經濟交易
一、法律制度的概述
法律制度屬于經濟學上的正式制度，在我國是指以憲法、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及非訴訟程序法等法律部門為核心的法律制度體系，它對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對社會結構加以歷史性的限制，它轉而于個人行動中加上了結構性的強制作用。”所以，制度對人們的行為，尤其是對人們的經濟行為影響是巨大的。
二、法律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法律制度有助于確定產權
擁有產權是貿易活動發生的基礎，確定產權意味著產權的所有者有權不讓他人擁有和積極使用該財產，可以獨自占有該財產的收益，可以轉讓、處理該財產。對產權的確認正是法律制度功能的體現，依靠法律制度的建立，確認和保障私有產權，才能為市場交易活動奠定根本基礎。
在市場經濟社會，所有經濟主體的交互行為從其本源上來說都是圍繞產權而展開的，產權法律制度可以確定哪些產權可公共持有，哪些產權可為私人擁有。產權法律制度可確保具有可轉讓性的財產能夠自由流通，可分割性的財產能夠被合法“拆開”，不能轉讓的財產不可被他人出售和使用。比如，針對私有產權，就能完全通過自由市場協調的、自愿的雙邊交往做出資源運用上的決策。所以，通過法律制度對產權的確定，能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前提。明確的產權安排一旦通過法律程序被確定下來以后，它就會對社會資源及其衍生的利益的分配格局產生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
（二）法律制度有助于確定經濟活動的游戲規則
經濟交易的規則是不可缺少的，它往往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在諸多的經濟交易規則中，通過法律制度所確定的規則是最為根本、最為核心的。比如，在合同法中，針對違約問題、針對不可抗力問題均有明確的責任規定，這些是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的，能很好的預防和解決契約行為中可能出現的復雜情況，提高經濟交易行為的可信度，為當事人的交易安全、自由契約提供保障。
在經濟發展歷史中，契約自由原則的確立，在歷史上被稱為“從身份到契約”的運用，具有革命的精神，是現代文明的基本標志。在典型的自由契約合意中，一方出讓其財產所有權，或者在一段時間內出讓其財產的使用權；另一方購買該財產或有償使用該財產的使用權，并支付一定數量的貨幣。這是市場經濟中最為普遍的交易形式。對于該契約能否正確履行，法律制度中的合同法制度的系列規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法律制度作為現代經濟效能所依賴的基本規則，通過確定經濟交易游戲規則，使社會按照某一特定的規范運行，發揮規范的激勵與約束作用，為經濟交往主體提供較為準確地預測，保障資源有效配置的實現。
（三）法律制度有助于組織體系的構建
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的主要形式是企業，法律制度對企業的構建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現代社會，企業的設立以及關于企業管理制度的規范，均通過法律予以明確。比如，法律確定了企業的準入市場制度、企業的資本管理制度、企業的登記管理制度、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企業的債券制度以及企業的變更與終止制度等等，使之規范化，具有可操作性。
以最典型的企業形式公司為例，通過、《公司法》所建立的相關法律制度，使無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等多種經濟主體形式應運而生，充分展現市場經濟主體的多樣性，繁榮和豐富了資源配置的方式，增強了交易的可行性。從公司內部管理來說，法律制度規范了企業內部的管理行為，使之更具有合理性，比如，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階層的權力劃分，監事會的設立及作用的發揮、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等等。
經濟發展制度范文4
[作者簡介]李森，男，山東曹縣人，山東財政學院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稅基礎理
[摘要]通過政府間轉移支付來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傳統思路，存在很大局限性，既不利于體現效率原則，也不利于體現公平原則。發展經濟學的啟示是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能通過強化政府干預來實現?？s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新思路應是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增加制度性公共產品供給。
[關鍵詞]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比較優勢；制度性公共產品
[中圖分類號]17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1―0013―04
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問題長期以來是理論界關注的熱點，但解決這一問題的傳統思路卻存在很大局限，本文擬對此予以分析，并在闡明發展經濟學對解決該問題的啟示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解決思路。
一、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傳統思路的局限性
由于歷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約，一個國土面積廣闊的國家往往存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的問題，而且這種經濟發展差距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縮小，出現“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的馬太效應。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據較新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我國1997～2003年地區間GDP的收斂系數為-0.0289(霍克，丁偉，2005)，說明近年來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仍在拉大。多數人的觀點還是主張通過外部因素的干預來加快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速度，理由比較簡單，即所謂貧窮的惡性循環理論：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滿足消費之后儲蓄少投資規模小、技術水平低資本和勞動無法有機結合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因此，要打破這種貧窮的惡性循環，就必須借助外部力量，為經濟落后地區提供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而政府間的轉移支付，特別是中央政府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通常被認為是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最為重要的調節手段。大量研究轉移支付制度的文獻也多是以增加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為目的。對此，本文認為，政府間的轉移支付對于縮小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是必要的，這也是各國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的通常做法，但任何事情要處于一個比較完美的狀態必須符合度的規定。單純強調加大轉移支付的規模而忽視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其它手段的作用，客觀上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可以將其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在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下，資源在地區之間的配置會符合效率原則，如果一定數量的資源配置于A地區比配置于B地區有更高的收益，那么資源配置主體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會把資源配置于地區A而不是地區B。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某一地區資源配置量的增加，其邊際收益會降低，當A地區資源配置的邊際收益低于B地區時，資源自然就流向B地區，這樣在市場機制自發調節下通過資源的自由轉移就實現了資源在地區之間的均衡配置，這符合效率原則。這個過程類似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過程。只不過通常所理解的平均利潤率規律，是指通過資本在不同產業、行業之問的自由轉移所最終形成的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這一必然趨勢。其實，平均利潤率規律通過資本在地區之間的自由轉移對于實現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仍然可以發揮調節作用。
由此看來，實現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嚴格來說并不能算是市場調節失靈的領域，而只能是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市場還遠沒有充分發揮調節作用，資本等稀缺資源在地區之間還不能自由轉移的結果。但面對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的事實，如果單純寄希望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就需要很長的時間，從而可能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在這樣的條件下，通過增加中央政府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來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忽視政府為此而付出的效率代價。這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從私人經濟部門角度考察的效率損失。中央政府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無論采用什么形式，最終必然是把經濟發達地區的一部分資源轉移到欠發達地區，由于這部分資源配置在發達地區比配置在欠發達地區有著更高的收益，那么通過政府干預而扭曲私人經濟部門的資源配置所造成的效率損失就是這部分資源配置在不同地區所產生的收益差額；二是從公共經濟部門角度考察的效率損失。首先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體現為要實現資源在地區之間的轉移必然要付出行政成本(稅收征管成本和財政部門的行政成本)。其次，從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來說，由于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得到中央政府轉移支付數額的量呈反比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得到的轉移支付越多，反之，越少。這不利于強化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會降低其促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助長“等、靠、要”的心理和做法。另外，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為了更多得到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會在“跑部錢進”思想的支配下，積極“尋租”，這在轉移支付制度不規范、主觀隨意性比較強的背景下，產生各種消極腐敗現象并導致效率損失，就不僅僅是簡單的理論上的可能性，而是具有現實的必然性。當然，通過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調節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可否認也會帶來收益，只要收益大于損失，那么這種制度安排仍然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在收益一定的條件下，盲目擴大轉移支付的規模，而不顧由此所導致的效率損失，顯然就不是理性的做法。
第二，不利于公平的實現。在一般的財政學教科書中，政府間的轉移支付通常被看作是調節地區之間收入分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通過反思，不難發現，這種基于生活在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應該享有政府提供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務這一基本的價值判斷而提出的政策主張，雖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單純從公共產品提供的角度來看待政府財政行為所應遵循的公平原則。而財政作為政府的經濟行為，其之所以能夠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產品，是因為其可以憑借政治權力取得私人經濟部門所不可能取得的稅收來彌補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稅收實際是私人經濟部門為了消費公共產品而向政府支付的特殊價格。因此，研究政府財政行為的公平性不能僅僅從公共產品提供的角度著眼，還應該把稅收收入的籌集和財政支出的安排對應起來。
在經濟發達地區，公共產品供給的種類、數量和質量都要優于經濟欠發達地區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經濟發達地區的稅收負擔通常也重于欠發達地區。比如，北京、上海公共產品提供的數量和質量眾所周知要優于其它地區，但兩地的宏觀稅負水平比其它地區也要高得多。從利益獲取和成本分擔對等的原則分析，企業和家庭在經濟發達地區比在欠發
達地區能夠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符合公平原則。反過來，如果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和家庭承受了相對重的稅收負擔而只獲取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企業和家庭同樣的公共服務，倒是違背了該原則。何況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還有很大不同。個人之問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場所不能解決的，因而在分配個人稅收負擔時，通常并不遵循受益原則，而是遵循支付能力原則，即通常并不根據納稅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中得到的效用滿足程度的大小，而是根據由收入、消費、財產等標準衡量的支付能力來分配稅收負擔。地區之問的經濟發展差距則是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的，只要地區之間市場是高度開放的，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可以在地區之間自由流動，則長期來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應呈縮小趨勢。因此，通過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來調節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主要就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在時間上滯后的局限。也就是說，政府的這種干預手段在運用上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過于夸大政府間轉移支付的調節作用，無限制地加大對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支付的規模，不僅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而且也違背公平原則。
二、發展經濟學對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啟示
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以及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的問題。雖然其通常以國家作為基本的分析單位，但其得出的結論對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地區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落后地區如何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仍然是有借鑒意義的。
二戰后發展起來的發展經濟學一度認為，要使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貧困，政府干預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戰后走上了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道路，多數國家都推行了所謂的“經濟趕超戰略”，通過政府投資推動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以期盡快建立自己完備的工業體系，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這樣的愿望的確是好的，但卻違背了基本的經濟規律。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是勞動力資源充裕而資本嚴重短缺，優先發展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重工業不能發揮其比較優勢，由此而建立的企業必然缺乏“自生能力”。為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政府壓低利率和匯率，壓低投入品價格，壓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以及工資水平來扶持這些企業的發展。這就完全扭曲了市場機制，結果只能是宏觀上通過計劃來配置資源，微觀上通過企業國有化來強化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最終導致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發展嚴重滯后，城鄉二元對立的失衡結果，而經濟的國有化程度的提高則由于公有產權自身的局限而導致技術效率低下和勞動激勵不足?！巴ㄟ^選擇趕超型的經濟發展戰略而形成傳統的經濟體制，既非中國特有的經歷，也不足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果。事實上，無論一個發展中國家采取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還是采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選擇趕超型發展戰略而形成類似的經濟體制(林毅夫等，1999)”。二戰后，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拉大的事實，證明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經濟趕超”戰略是失敗的。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沒有推行經濟趕超戰略，而是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卻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這些國家的政府雖然也通過推行產業政策調節經濟運行，但卻始終沒有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事實上它們實現的經濟增長是政府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市場的作用始終是基礎性的，而政府的作用則是輔的，政府的行為并未違背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經濟研究的文獻中，這樣的例子既用于支持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作用和企業家個人積極性，反對政府干預的主張，又常常被用來證明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的成功(林毅夫等，1999)”。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可以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也可以產生嚴重的阻礙。或許這樣的總結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沒有一個明智的政府的積極促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經濟進步……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政府給經濟生活帶來災難的例子，以至于要寫滿幾頁警惕政府參與經濟生活的話也是很容易的”即“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多(劉易斯，1994)。”
盡管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與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存在很大差別，但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的協調發展問題與發展中國家如何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差距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類似的。吸取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教訓，實現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政府的干預必須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政府的作用體現在要選擇能發揮地區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三、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需要欠發達地區政府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制度創新
上述分析表明，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能采用政府主導的思路。按照公共部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政府與市場應該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合理分工，相互協調、相互配合，來完成社會總的資源配置任務。政府的比較優勢是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市場的比較優勢是提供私人產品，滿足私人需要。按照這種觀點，在政府內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和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都擔負著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由于二者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無論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還是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都需要尋找適合自己現實情況的公共產品的提供方式，以保證本地區公共產品供給的總量和結構能夠很好地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對于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而言，要存與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的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必須從自身的實際經濟情況出發，制定能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具體體現在要增加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但是有一個比較優勢會彌補所有的比較劣勢，也有一個比較劣勢會使所有的比較優勢蕩然無存，這就是制度創新(劉錫田，2005)”。
經濟發展制度范文5
進入新世紀，從珠江三角洲要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出發，廣東省適時提出并實施建設廣東第三大城市佛山的新戰略，正是認識和運用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制度創新互動規律性的突出范例。
一、區域經濟發展內在地要求區域制度不斷創新
珠江三角洲地區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迫切要求在地域規劃和經濟結構上進行制度性的調整，包括行政區劃的合理調整，從而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因勢利導之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 1983年廣東省試行市領導縣體制，佛山地區與市合并為地級佛山市，遂后不久下轄的中山升為地級市，順德、南海、高明、三水紛紛撤縣立市，權力逐級下放，小單元經濟自主更加靈活。
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行政區劃的變更使佛山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按包括佛山市區、順德、南海、高明、三水范圍的有連續可比性的統計，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城鄉居民儲蓄存款1978年分別為12．96億元、13．74億元、1．64億元；1985年分別為48．19億元、76．38億元、20．59億元；1990年分別為136．73億元、275．97億元、106．07億元；1995年分別為545．89億元、1188．61億元、481．16億元；2000年分別為957．2億元、2048．78億元、1216．98億元；2001年分別為1068．36億元、2368．57億元、1330．83億元。從產業結構來看，三次產業的比重1978年分別為31．2％、50．5％、18．3％；2001年分別為6．4％、53．0％、40．6％。佛山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引導擴大第三產業，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以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這在客觀上要求新一輪的區域制度創新。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佛山第一輪區域制度創新在于簡政放權分小搞活，其實質是以新的制度激勵克服舊的體制障礙，解放生產力，那么，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及加入WTO后，佛山新一輪區域制度創新意在做大做強，其實質是以新的制度約束使分力形成合力，同時以新的制度激勵激發能動創造力，即通過制度創新提高區域競爭力。
2002年6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做出科學決策，要求把佛山建設成廣東第三大城市，以增強珠江三角洲的區域競爭力，加快珠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步伐。2002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佛山市撤銷原轄區的佛山市城區、石灣區以及縣級南海市、順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設立佛山市禪城區、南海區、順德區、三水區和高明區5個區，標志著改革開放后佛山地區新一輪區域制度創新的開始。這是合于實際的科學判斷和明智選擇。從全國來說，一方面珠江三角洲依然是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區域經濟系統，然而也必須看到，隨著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長江三角洲及東部沿海地區的迅速崛起，珠江三角洲經濟系統在國內的優勢和發展前景正在悄然生變，經濟先行優勢已然弱化，在產業體系、發展空間和腹地、協調機制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制約因素。珠江三角洲區域內也出現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為此，亟須通過協調整合，規劃創新，實現由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升級轉化。而整合、規劃位于珠江三角洲經濟帶東西結合部的佛山地區，無論對于強化珠江三角洲在建設廣東經濟強省中的支撐作用，還是縱向連接沿海與腹地的經濟鏈傳導效應和橫向輻射的帶動作用，以及解決珠江三角洲區域內發展不平衡問題都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現實抉擇。
而從佛山區域制度創新本身來說，也曾面臨選擇，是強強聯合加之強弱適當搭配并留有一定發展空間腹地做大做強的佛山；還是撒開五指只看長的小強分立？決定選擇前者，建設大佛山，使之包括原佛山市城區、石灣區、順德市、南海市、高明市、三水市，共335．85萬戶籍人口、38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根據1999年世界經濟論壇關于現代城市化戰略評價標準，包括人均GDP、經濟規模和區域創新能力。按這些標準來衡量，2001年大佛山（下同）生產總值（GDP）1068．36億元，人均GDP近3．2萬元，緊接廣州、深圳之后名列廣東省第三，2002年GDP總量1168．66億元， 比上年增長11．3％；人均GDP3．5萬元，增長10．0％；外貿出口總值78．9億美元，增長23％；工業總產值2687．89億元，增長14．5％；城鄉居民儲蓄余額1535．93億元，穩居全省第三。在創新能力方面，依據廣東省科技廳2002年公布的省內有關方面專家評估小組對全省各市創新能力首次評估結果的報告，佛山市綜合得分71．89分，名列深圳、廣州之后，在總評榜上位居第三。尤其在國務院批準新的行政區劃后，經過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調整和資源優化整合，整個佛山區域既有強強聯合，又有比較優勢互補，整體競爭實力必將進一步增強。大佛山的功能定位承東啟西是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帶的輻射源和增長極；目標定位是科技力量強、經濟規模大、產業結構優、經濟效益高、發展后勁足的廣東省第三大城市。
二、區域制度不斷創新推動區域經濟持續發展
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要求區域制度不斷創新，而且是一個升級深化的過程。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實質上是區域系統內各創新單元在空間、經濟、社會、人口、生態等各個領域相互融合、協調發展的結果。其間，各種制度安排可謂融合劑，有著制導的效能。只有適應區域經濟發展要求的區域制度創新，才能推動而不是阻礙區域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而政府作為區域創新系統主體之一和制度創新的主導，能否革新職能，進行科學決策和規劃，對于提高區域制度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到新佛山建設，廣東省政府和新佛山市政府正是根據區域創新系統的要求，貫徹十六大精神，通過制度創新推進區域創新，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這突出體現在政府職能和區域制度功能的轉變和重構上。就前者來說，省、市政府著力改進政府管理方式，切實進行政府公共管理服務制度創新，打造服務型政府；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建設陽光政府。為此，推行電子政務，做到軟硬件建設并舉，資源整合與理順職能并舉，方便服務與強化監督并舉，農村管理應用與企業管理應用并舉，拓展建設與安全防范并舉等，2003年在全國率先建成貫通省、市、區、鎮四級政府的電子政務專網體系。政府專網大平臺令相互分離的部門信息共享，從而避免了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實現效益最大化。2003年3月28 日市政府行政服務中心正式啟用，對外服務，成為為民、便民、利民的重要窗口。此外，制定實行的群眾參與制度，由專業規劃部門組織群眾（市民）、媒體討論會、城市建設規劃聽證會，聘請專家評估、論證，以及實行干部下基層制度等等，都是使政府決策建立在科學、民主基礎上的保證?？梢哉f，發展佛山區域經濟，建設大佛山，從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大佛山的戰略定位，到國務院批準新的行政區劃后的實際調整，佛山市總體經濟社會發展系列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無不體現政府管理的透明化，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聞名全國倍受關注的佛山市全市境內28個路橋收費站于2003年3月15日零時一齊“功成身退”，代之以路橋收費年票制，便是廣泛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打破阻礙現時佛山經濟社會發展的又一瓶頸，充分顯示科學民主決策威力的生動例證。
在區域制度功能重構方面，新佛山市政府同樣很有作為。例如，在以往區域制度創新基礎上歷經20年的發展，佛山已經形成區域行政中心一元化與區域內經濟中心多元化不對稱的事實，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如重復建設、無序競爭、地方保護主義等不無存在，且日益凸現。因此，如何通過區域制度功能重構來解決區域全局的統一性同局部經濟社會發展差異性的矛盾，是新佛山市政府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佛山區域經濟再次躍升所必須解決的問題。鑒于大佛山各區以往行政環境的復雜性、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各自差異性，市政府采取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統分結合的做法：對于涉及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軟硬環境創設方面的權能由政府來擔承，即政府承擔規劃、協調、服務的職責；對于市里可以不管，區里能夠管好，有利于調動各區積極性的權限則盡量放下去，以求萬紫千紅，百花盛開。佛山行政區劃調整后，不僅保持區級政府原有管理權限基本不變，市政府還迅速作出向轄區下放行政管理事項的決定，凡是有利于各區發展、增強整體實力的權限均逐漸下放，以達到發展在各區、管理在各區、權限在各區、責任在各區的制度創新目標。與此同時，佛山市制定并出臺了工業園區建設、企業進園、企業協會、基礎設施共享等各項制度和政策，加大對現有村鎮工業園區的改造和整合力度，重點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各有側重、產品各具特色，良性競爭、相互促進的工業園區，即佛山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佛山市禪城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海軟件科技園、南海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暨華南環保科技產業園、順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十大生態型工業園區，加速企業向園區集中，改變以往工業產業沿江、沿路分散布局的模式，促進工業發展簇群化、集約化，以提升佛山的產業競爭力，進而推動農村城市化建設。
此外，大佛山創設并正在實施的產學研一體化、整合教育資源，建設“學習型城市”、基礎設施十大工程（含交通干線路網、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生態環保、能源、水利、城建、工業園區、信息化、科教文衛、省運會）等都是佛山上下合力打造產業強市、文化名城、現代化大城市系列制度創新的亮點，已經取得了可喜進展。譬如，遵循制度創新推動科技創新的宗旨，圍繞支柱產業、行業加大技術創新服務及人才智力支撐，全市工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已初步形成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高校、科研機構為依托，產學研聯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成各類企業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123家；已有20多家國內外重點大學、科研院所長期同佛山企業進行科技合作；全市專利申請量、授權量近年來始終居全省前列?？萍既瞬抨犖椴粩鄩汛螅F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約20萬人。去年佛山市又進一步制定優惠政策、降低門檻，以廣招賢才參與大佛山的建設；民營科技企業發展到500家，并且建立起一批生產力促進中心和工程技術服務中心。
區域制度不斷創新促進區域經濟持續發展。大佛山系統運行一年來成效顯著。2003年佛山市生產總值（GDP）1381億元（上年1168億元），同比增長16．1％。全市已形成以電器、電子、塑料、紡織、陶瓷、建材、機械等行業為骨干的主導產業群，以電子信息、智能綠色家電、數碼光學、光電一體化、汽車配件、環保設備、生物醫藥工程、新材料等行業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群。行業積聚效應不斷增強，承接配套能力不斷提高，產業鏈不斷延伸，如照相機、建筑陶瓷、家用電器年產量分別占全球的15％、全國的60％、全省的60％。產業結構得到優化提升，全市重工業比重已達43．4％，比上年提高1．11個百分點。塑料、紡織、壓力、玻璃、包裝、五金等機械裝備制造業正逐步擴大，全市工業格局將由輕加工工業為主逐漸轉變為輕重工業均衡發展的良好格局。引人注目的園區經濟日益成為全市工業經濟主導和重要載體，以十大工業園區為主體的一批產業關聯度大、技術含量高、經濟效應好的生態型工業園區正在形成，發揮著示范、輻射和帶動的作用。目前佛山市工業園區規劃面積672平方公里，到去年年底，累計開發近200平方公里，約7000家進園企業投資總額近700億元，其中十大工業園區規劃面積454平方公里，近3000家進園企業投資總額約350億元；完成工業產值1250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37．9％，積聚效應充分顯現。在信息化建設方面，作為大佛山系統的創新單元佛山、南海、順德早已打下良好基礎，現時的佛山，政府實現了“網上辦公”，企業正在尋求“數字化生存”。實力較強的企業已經或正在加大投入建設企業信息網絡系統，涌現出廣東科達機電、科龍電器、湯姆遜、三水富特、南方印染、普立華、南光樹脂、廣東溢達等一批應用現代化信息網絡技術，實現產業水平提升的典型。在南海，規模以上運用信息化的企業達98％。佛山的信息化確實在起著由傳統制造向核心技術突破的橋梁作用?，F在全市的信息化綜合指數達到63％，2005年計劃達到70％。憑借著“網”的張力，佛山的社會經濟水準正在躍上更高的臺階。隨著產業強市戰略的推進，佛山市眾多行業的零部件及各類配件廠家構成了越來越完整的產業鏈；而依托18個專業鎮及500多個專業市場蓬勃發展的現代物流業和會展服務業則正在“編制”愈加完善的服務體系。發展環境的優化令跨國公司在佛山投資活躍，目前世界500強企業中的美國杜邦，德國西門子、博世，日本東芝、三洋、松下等10多家企業紛紛落戶佛山，已投資10多項。法國湯姆遜、瑞典利樂、香港溢達等世界著名企業也爭相在佛山投資。外商投資于佛山均得到預期回報，因而不斷增資擴產。
經濟發展制度范文6
關鍵詞：高校；體育經濟；產權；競爭
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完美結束，中國奧運軍團取得51枚金牌的輝煌成績，一躍成為世界的體育強國。縱觀天下局面，中美體育世界強強爭霸是未來世界體育的新格局。然而，話說到我國高校體育經濟發展，則有點不盡如人意。因此，本文在對我國高校體育產業現狀與發展進行剖析的同時，呼吁將高校體育的可產業化的部分推向市場，優化產業制度，挖掘高校體育商業價值，開發高校體育市場，借鑒體育產業的一些做法,以求得我國高校體育產業的不斷發展。
一、高校產業制度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
主要問題
1.亟須健全高校體育政策體制，建立良好的調控機制
眾所周知，我國的體育產業快速化、國際化的發展速度是令人驚訝的，體育由福利性事業的運作方式向公益性產業化運作方式轉換，是與國家政府給予體育產業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支持分不開的，現如今，體育產業已經成為國家國民經濟的主要產業部門之一?？墒亲鳛橹袊w育經濟的重要分支的中國高校體育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稍顯滯后，這就要求我們樹立這些觀念：要發展體育產業，就必須充分挖掘和發揮體育內部資源，理順各門類、各層次相應的產業關系，以及與其他各主管部門的關系，形成一個統一的、完整的系統結構，對體育產業進行有力、有效、有序的調控和監管。
2.思想觀念滯后，意識不強
當然了，現在大多數高校體育都致力于體育教學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但是一些綜合性的較大型體育場館設施的建設資金動輒上億元，少則幾千萬元，導致高校體育場館規格低、規模小、設施單一、附屬設施不健全。而體育場館設施的改善也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實施體育教學和開展課余體育活動的需要，而沒有真正地認識到高校體育涵蓋了高校所有的體育活動，包括對學生的體育培養、教職工業余體育活動的開展、向社區體育的滲透、體育產業的開發等市場取向動機不強烈，缺乏開拓進取精神。即使各高校對體育場館設施的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高校的體育場館建設還是無法進行長足的發展。所以要在體育產權制度創新，更要注意改革方法的調整與創新。
3.經營項目及方式單一，體育資源閑置和不足并存
高校體育產業總體來說經營項目、內容比較單一，路子窄，辦法少，經營項目僅僅停留在體育場的租賃、承辦和組織各類體育健身培訓以及體育用品、設備、器材的銷售與經營。其服務對象仍以本校師生為主，其組織行為也主要局限于校園內，缺乏與社會體育的交流與合作，處于較為封閉的狀態。
體育資源閑置主要表現在場館、器材設施的閑置。在場館、器材設施閑置方面主要表現在設施面積最大的田徑場使用人數不多，利用率不高，有些學校還因養護草坪而階段性的開放，明顯資源利用不足。此外還有些學校不允許學生隨便使用一些健身房、網球場、游泳館等投資相對較大，維護費用較高的現代健身場所。這些場所處于無償耗損和閑置狀態。在器材閑置方面，大多數學校沒有對良好的器材設施實行對外有償收費使用。在晚上及寒、暑假期間，高校的體育場館大多閑置。
如何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的高校體育產權制度，促進體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如何進行高校體育產權制度的新一輪創新？是我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二、創新我國體育產權制度，
優化高校體育產業的管理模式
1.如何進行我國體育產權制度的創新
我國高校數量眾多，因歷史背景和地域條件的差異，發展很不平衡，體育資源配置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各個高校的優勢體育資源各不相同。高校體育產權制度是體育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基礎，因此，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要因地制宜，決不能不顧自身條件的一哄而起、盲目行動，應該認真分析研究本校的體育資源，進行深入細致的市場調查，對周邊地區的體育設施情況、人口狀況、經濟發展、當地體育活動開展情況及發展趨勢等進行調查研究，合理地開發和利用各個高校現有的體育場館設施和體育專業。
目前我國高校體育產權基本上為高校管理層所有，具體的體育單位沒有產權，體育勞動者沒有產權，產權不能交易和轉讓。要準確地選擇適合自身條件的相關體育產業類別進行開拓發展，更主要的是要依靠法制，所謂規范化，就是法制化。由先放開后規范、邊放開邊規范向先規范后放開的改革策略轉變。同樣，高校體育產權制度改革要在總體設計的基礎上，分層次、分階段逐步推進。要特別注意改革措施出臺的時機和策略，這就需要了解其他國家的通行做法，弄清道理何在，再結合我國高校體育的特殊因素，制定改革的可行方案，選擇時機，統一推出，然后在實踐中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2.借鑒美國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經驗
作為當今世界高校體育運動開展最為成功的美國，其體育產業已成為美國高校的重要財源。美國高校體育經費的來源是多元化的，除了政府的投入以外，其自身的創收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
其一，最為重要的是其門票收入。由于美國高校的校際比賽水平頗高，極具觀賞性，因而門票收入頗豐，尤其是那些熱門項目還設有常規賽季。同時美國高校體育場館規模較大，為舉辦各種比賽提供設施。其二，其財政收入還有部分來自于電視轉播獲得收入，以及部分來自學校財政的撥款和公司、校友的贊助。多樣化的經營模式是我國所不具備的。將我國高校體育經費的來源主要靠“等、要、靠”，依附于上級有限的財政撥款，轉變為加強自身的造血機制，積極融入社會，吸收社會的閑散資金，多元化經營必然是我國體育產業制度的一大趨勢。
3.采取自由競爭的管理模式，優化體育產業
高校的體育運動需要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制定出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貫徹產業化的經營理念。比如，我們可以在高校體育管理機構中增設一個高校體育產業管理委員會，配備專職人員，加強對本校體育產業工作的管理，從而保證體育產業正常的運作管理則顯得尤其重要。
高校中雖然聚集了一批高學歷、高知識、高職稱的一流體育教育和體育科研人才，但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需要的則是相關的體育產業經營管理專業人才。我國體育管理人才緊缺。在缺乏政府的人才政策扶持和產業運作環境下。我們急需一些既熟悉高校體育產業的特點，又具備開拓和經營管理體育產業的經營管理者。
現在人們的收入增加了，手頭富裕了，卻將錢大量投入到食品支出或其他物質產品消費或生存必需品的消費中去，啟動體育消費十分困難，這樣就極大地制約了產業的發展。教師們在完成好高校體育教學、科研、群體競賽等基礎工作的前提下展開，高校體育產業發展的目標應該是為高校體育服務，為培養人才服務。絕不能本末倒置，把高校體育的經濟功能超越于其基本目標。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壯大，必須嚴格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融入中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圍繞高校體育產業發展的條件和環境，配套相應的管理制度，形成有章可循，并且要完善機制，為高校體育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理順高校體育產業的管理體制，明確發展政策，避免體育經營活動的無序競爭，保證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
三、積極利用潛在的有利條件
政府方面順應市場化的潮流，解除一切進入我國高等教育的準入限制，允許競爭者自由進出高校經濟與現有的國有高校進行競爭；使體育經濟的產權完全明晰,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就使體育經濟從計劃經濟中完全脫離出來,從政府部門完全脫離出來,從事業單位中完全脫離出來,昂首闊步地走向市場,這才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體育經濟。
任何事情，有弊也有利，關鍵是如何化弊為利是高校體育產業最為重視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內的富裕者已經開始有能力成為國外高校的客戶。競爭下，生存的壓力會促使國內國有高校體制逐步改變。財政投入高校的資金的增長慢于經濟增長。投入高校的資金的回報期比較長，效果與其他的投資比亦不那么明顯，這種特性導致地方政府投資教育的積極性不高，從而導致地方財政投入高校的資金的增長慢于經濟增長，這不利于國有高校與國外高校及民辦高校的競爭，這種不利因素會促使國有高校的制度變遷；不同行業之間對人才的競爭。
吸收競爭對手的實力，吸引人才，在高校體育產業制度變革的同時，抓住這個機會，將中國的高校體育事業越辦越旺，為中國體育加油喝彩。
四、結論
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2008年奧運會的結束，我國體育產業的影響將十分深遠。
體育市場作為整個市場的組成部分，得到了充分發展，為高校體育產業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大力發展高校體育產業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體育主動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舉措，來自各方面的有利條件正不斷完善，如何更好地抓住機會，是各高校應該思考的地方。
作者單位：廣西財經學院
參考文獻：
[1]藍榮,等.中國高校體育經濟化現狀與趨勢[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03,(5):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