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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調查的主要階段范文1
關鍵詞 未成年人犯罪；社會調查；主體；公安機關
中圖分類號 D916.3 文獻標識碼 A
社會調查是指在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時，除了要調查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事實外，還要調查分析與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主、客觀原因密切相關的事實，如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經歷，家庭環境，社區環境，交往對象、交往范圍，是否具有不良行為習慣、不良經歷，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處理中，有關國際公約和許多國家的立法都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如《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第16條明確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作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者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p>
一、我國目前關于社會調查主體的爭議
就我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情況來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處理中的社會調查制度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在諸多問題上都存在爭議，社會調查主體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會調查主體的爭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應該是公安、檢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機關還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組織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二是應該以哪個機關或者組織為主進行調查。具體的爭議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法官成為社會調查主體的爭議
有人認為，法官不能成為社會調查的主體，原因有兩點：其一，裁判權是消極、被動的，行使裁判權的法官也應當是消極、被動的主體，法官若親自參加社會調查，便有損其公正、獨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親自進行社會調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為主，無法給予被告人公正的處置。
但同時有人認為，應由法官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從法理上而言，社會調查結論會對判決結果產生影響，應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調查難以確保其結論的真實性、公正性。雖然由法官擔任社會調查主體難以擺脫先入為主的嫌疑，但較之控方、辯方、其他社會組織，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體會刑事政策本義的。另外，各地審判機關在較長時間的實踐中，對社會調查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也鍛煉和儲備了相當部分的人才，與司法行政機關相比具有較好的基礎和專業人員保障。
(二)控辯雙方成為社會調查主體的爭議
否定論者的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社會調查主體必須中立，而警察、檢察官、律師由于自身所處的訴訟地位，與案件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牽連，所以，無法獨立、公正地作出社會訶查報告。第二，從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辯審三方各自來進行社會調查，會出現多份社會調查報告，可能相互沖突，這樣不僅浪費訴訟資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確裁判案件。
肯定論者認為，由公安司法機關實施社會調查最大的優勢在于這些機關擁有社會調查的相應手段和權力保障，效率高，社會阻力小。
(三)控辯審三方之外的其他組織、人員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的爭議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來自控辯審三方之外的社會調查主體包括各級共青團、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司法所的工作人員以及聘任的社會調查員。有人認為，從調查的客觀、公正以及專業化要求來看，社會調查主體必須由控辯審三方之外的主體來擔當，這也是社會調查工作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有人認為，由執行緩刑的機關和人員來承擔這一工作更為合適。具體地說，由各司法局、所內設的部門進行社會調查。理由有兩點：一是從社會調查報告的主要作用看，是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參考依據，具體地說，主要是對該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適合判處緩刑提出意見。二是由司法行政機關承擔社會調查工作，有利于對其緩刑實施分類處遇的監督考察。
但同時有人認為，在我國不宜將社會調查權全部交由社會機構去實施，調查結果的客觀公正性難以得到保證。因為，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調查人員通常是基層社會工作者，調查對象或多或少地與被調查人存在某種關系。我國目前對社會調查員的失職與瀆職行為也沒有明確規定相應的法律后果，對他們的行為缺乏相應的約束。另外，現在絕大部分地區能夠擔當調查主體的社會團體組織不發達，體系不完備，調查的規范性、客觀性、科學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機制。
二、確定社會調查主體必須考慮的幾個因素
本文認為，確定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會調查主體，必須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一)社會調查的含義與目的
對社會調查含義與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響社會調查主體的確定。國外的社會調查制度有兩種，一種是刑事司法程序啟動前的調查制度，這種調查制度首先應當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種分流機制，通過這種調查可以完成對案件的分類，防止將未成年人不當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啟動刑事審判程序，這種調查所獲得與提供的信息還可以為未成年人刑事問題的處置提供參考性依據。國外另一種社會調查制度是量刑判決前調查制度，它是在確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啟動的人格調查程序，其目的在于為法官恰當量刑提供參考性依據。本文認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會調查應當是廣義上的，應當包含上述兩種含義，貫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處理的整個過程，而不是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會調查。
我國的社會調查制度要實現的目的應當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啟動和每個訴訟階段的處理提供參考。具體地說，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啟動刑事司法程序，立案偵查后采取何種強制措施、是否移送審查，移送后是否提起公訴，是否不，審判后如何量刑、如何執行等，社會調查的結果都應當是重要參考之一。另外，本文還認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個訴訟階段，都應當將司法轉處作為重要原則之一，以減少未成年人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盡量減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時間，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則之一。司法轉處的具體應用必須要考慮社會調查的結果；(2)為全面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提供參考。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個訴訟過程都應當貫徹此方針，而社會調查的結果是公檢法機關在各自的訴訟階段找準感化、教育點，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據；(3)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實現預防與懲治犯罪相結合的目的提供參考。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一般都有著較為復雜的家庭、學校、社會和個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過社會調查，分析這些犯罪原因，對于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檢法機關都是我國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辦案過程中都要將懲治犯罪與預防結合起來，這就需要參考社會調查的結果。
目前，很多地方將社會調查僅僅理解為量刑前調查，僅在審判階段實行社會調查，甚至這
些地方僅將社會調查作為能否對犯罪未成年人適用緩刑、管制等非監禁刑的參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適用社會調查，如江蘇省、北京的門頭溝區法院。所以，這些地方將社會調查的主體規定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機構(主要是社區矯正機構、司法局)的社會調查員，這應該說沒有真正發揮社會調查的全部作用，沒有全面實現社會調查的目的。
(二)社會調查的對象
無論是從法律適用平等性的角度，還是從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會調查的對象都應當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們的罪刑輕重，不管他們是司法轄區內的人還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現在絕大多數實行社會調查制度的地方都將社會調查對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往往僅局限于戶籍所在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在司法轄區內，犯罪事實較輕，具備管制、緩刑條件的案件。如根據江蘇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審前調查實施辦法(試行)》的規定，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司法局)只對戶籍所在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轄區內，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緩刑條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實施審前調查。北京的門頭溝法院自2005年7月試行社會調查員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審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僅對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了社會調查。其他未進行社會調查的案件主要存在兩種情況：一是被告人戶籍在外地或外區。二是被告人長期不在當地居住。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實行社會調查制度的一年時間內，啟用社會調查員制度參與辦案的數量也只有5起。對調查對象的限制，不僅大大限制了社會調查制度作用的發揮，同時對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應將社會調查的案件范圍擴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會調查的能力
根據前述，社會調查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這就要求社會調查主體必須要具有相應的調查能力，才能使調查的事實全面、真實。目前，在很多地方從事社會調查的社會調查員，不論他們是司法局、社區矯正機構、共青團、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員，還是從社會聘任的人員，在社會調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顯的不足。第一，無法對戶籍所在地或者經常居住地不在本轄區的犯罪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因為，這無論在時間、人力還是物力上都不允許。這也是很多地方將社會調查的對象僅局限于戶籍所在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轄區內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社會調查員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無法通過查閱案卷來詳細了解犯罪事實；對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羈押的案件，社會調查員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無法接觸到其本人，無法與之會見進行交談，無法開展心理測試等活動，甚至連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現材料都難以獲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會調查員都只能進行一些性的調查活動，如對未成年人的親屬、鄰居、同學等進行調查，當然，這也能反映一些事實，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國家的社會調查十分注重心理測試，事實也證明偵查階段引入心理測試是順利開展偵查工作和有效矯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觀需要，但現在的社會調查員顯然無能力進行此項工作。
很多接受社會調查委托的機構或者組織在人員配備方面也達不到要求。以司法所為例，雖然自1996年以來，司法部先后了《關于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規定，但司法所的建設仍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司法所立戶列編問題目前尚未在全國統一解決，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經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區，也面臨著保機構、保編制、保隊伍的問題。另外，司法所任務繁重，職責廣泛。因此，由司法所進行社會調查在人員保障方面存在著現實問題。
(四)社會調查的時間理提供參考，也為后面的審查、法院審判階段提供了重要依據。
2 在調查時間方面，如果將社會調查前移到偵查階段就可以有效地解決目前司法實踐中社會調查時間不足的問題。同時，與審查、法院審判階段相比，偵查階段最為充分。公安機關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調查犯罪事實的同時進行社會調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羈押的，偵查期限也要長于審查和審判期限。
3 在調查能力方面，公安機關無疑是最強、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實相比較于司法所、共青團等組織的人員，有更為清楚、直觀的了解，通過偵查訊問，對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經過、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認識，對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現也掌握得最及時、全面，這有利于更有針對、更全面地進行社會調查。其次，公安機關在社會資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機關、組織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內容如收集掌握情報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預防、安全防范、服務群眾等都與社會調查密切相關，公安機關還有豐富的社區資源和輔警資源可以利用，這些都為社會調查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再次，公安機關在全國擁有龐大的組織系統，相互之間的警務協作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這能有效地解決目前社會調查對象有限的問題，對戶籍所在地、經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轄區、流竄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進行有效的社會調查?？梢哉f，如果要將社會調查的對象擴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須將公安機關作為社會調查的首要主體。
4 在調查成本方面，公安機關也具有相當的優勢。因為公安機關在對犯罪事實的調查過程中，必然會同時涉及到許多社會調查的內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確公安機關負有社會調查的職責，那么公安機關就可以順利地將犯罪事實調查與社會調查結合起來，從而降低調查成本，減少調查時間。
5 在職責方面，公安機關也應當進行社會調查。我國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確規定，預防犯罪是公安機關的職責之一，而社會調查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分析犯罪原因、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參考，因此，公安機關必須承擔起社會調查的職責。
6 在社會調查結果的真實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機關比社區矯正機構、共青團等機構、組織的人員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調查時間、調查能力方面，公安機關更有優勢；其次，公安機關組織比較嚴密，人員配備比較完整，調查的組織性、規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機關執法的權威性、嚴肅性，工作人員的豐富經驗，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會調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嚇、蒙騙社會調查人員的形象。
檢察機關、法院是社會調查的補充主體。檢察機關如果認為公安機關的社會調查不夠詳盡，可以補充調查。但由于起始時間晚，審查時間短，所以在司法實踐中由檢察機關承擔社會調查的主要任務不合適。法院更不適合成為社會調查的主體，因為法院庭前的審查是程序性審查而非實體性審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更晚，當然，法院認為應該對未成年人的情況進行社會調查而公安、檢察機關沒有進行的，可以依職權進行社會調查或者直接委托有關社會機構進行調查。
公檢法機關既可以委托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某一方面的專業機構或者專家，也可以委托社區矯正機構、共青團等機構的社會調查員進行部分社會調查工作。我國目前只注
重對后一類機構及人員的委托，這與我國在社會調查中不注重對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調查有關。實際上對前者的委托更為重要，因為，他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正是公檢法機關所缺少的。
辯護人可以成為社會調查的補充主體。很多人反對由辯護人進行社會調查，認為其提供的社會調查報告內容往往失之偏頗，總是片面強調對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實和情節，達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種客觀全面而又真實公正的要求。本文認為，辯護人在社會調查中只收集提供對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實，正是其職責的體現。從維護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會調查內容的廣泛性決定了社會調查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如有些國家，進行社會調查工作的緩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時間方能準備好社會調查報告。我國目前很多地方的社會調查是在法院審判階段才開始，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社會調查時間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普通程序的為一個半月，簡易程序的為二十日，因此，各地規定社會調查的時限普遍不超過十天，而社會調查人員必須走訪眾多單位和人員，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質量的調查報告，如此短的時間難以保證調查質量。社會調查時間的不足甚至導致在某些地方出現先判后補調查評價報告現象。在法院審判階段才進行社會調查，這在客觀上也會延長審判時間，從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權利的保護，違背了設立社會調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會調查報告的真實性與公正性
這無疑是整個社會調查制度構建的核心之一，只有真實性與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會調查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人認為，調查主體的中立性是保障社會調查報告真實與公正的關鍵因素，因此，主張由控辯審以外的其他機構、組織或者人員來進行社會調查。本文認為，社會調查的真實性與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來規范、保證，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由中立的主體來調查，其就會自然實現。其實，由社區矯正機構等所謂中立組織的社會調查員進行的社會調查，其真實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擾，理由已在前文闡述。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社會調查報告不真實的現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長或親屬為了使被告人獲得從輕處罰，故意夸大優點，回避缺點，甚至編造謊言，以圖讓調查員產生被告人平時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親友出于對自己親人的關系，采取賄賂、恐嚇等非法手段人為干預調查，進而影響報告內容的公正性和真實性。
另外，現在對中立性的含義也存在簡單化的理解，認為只要是執行控訴、辯護職能的主體就喪失了中立性，如果這樣理解，共青團、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社區矯正機構都不具有中立性，因為，前兩者執行的是保護職能，后者執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職能(對刑罰的執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認為，調查主體中立性的本質是指該主體與案件所涉的利益和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利害關系。我國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雖然執行的是控訴職能，但不能據此認為它們就與案件存在著利害關系，喪失了中立性。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無論是公安機關還是檢察機關，都必須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無罪的事實；從機關職責方面講，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都負有預防、懲治犯罪的職責，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這就決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都有義務進行社會調查，都有義務全面收集對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實。同時，我國法律為保障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公正執法，對其執法行為都規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從而比其他機構或者組織調查的真實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會調查主體的建議
全面綜合地考慮確定社會調查主體的上述幾個因素，本文建議，我國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會調查主體應當是以偵查階段的公安機關為主，檢察院、法院等其他機關或者組織、人員為輔，主要理由如下：
從上述社會調查的含義及多重目的來看，社會調查工作應起始于偵查階段，并一直延續到和審判階段，每一個階段的主導機關都有進行社會調查的職責，因此，公檢法三個機關都應當是社會調查的主體。但是，同時必須確定調查的主輔機關。根據我國實行的公檢法流水作業的縱向訴訟構造，確定以公安機關調查為主，其他機關、人員調查為輔的調查主體體系，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重復調查而浪費司法資源或者因相互推諉而材料不全現象的發生。
社會調查的主要階段范文2
什么是社會調查制度？
簡單來說，“社會調查制度是指辦案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案件時，不僅要查明案件本身的情況，還應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背景、生活環境、教育經歷、個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于犯罪和案件處理有關信息作全面、細致的調查；必要時還應對醫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鑒定，并根據調查的結果選擇最恰當的處理方法。其也稱全面調查制度、人格調查制度。”樊崇義教授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中這樣解釋道。
專家對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看法是：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將未成年人刑事訴訟關注的視角由犯罪事實轉向了行為人本身，這一轉變契合了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特點，提高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作出各項司法決定的針對性，契合了教育刑、再社會化、刑罰個別化等刑罰理念、原則的要求。
而在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檢察院未檢科干警看來，社會調查制度適用廣泛：對于個案而言，社會調查制度為強制措施的適用、不決定的作出、準確適當量刑和刑罰執行時的教育矯正提供了依據。此外，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發展，可以為其推廣到所有刑事案件積累經驗。
目前，天津市檢察機關已將社會調查廣泛應用到審查逮捕、不、公訴案件量刑建議等環節。據記者了解到，在審查逮捕階段，將社會調查的情況作為判斷逮捕必要性的主要標準。如河北區檢察院制定的《對未成年人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可行性評估標準》，其中關于人身危險性、家庭監護條件、社會幫教條件等15項評估事項，都是以社會調查為前提。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環節，通過社會調查了解犯罪起因、犯罪前后的表現等，對于人身危險性下降且確有積極改過的主觀愿望和實際表現的，覺得相對不。在提起公訴時，結合社會調查的情況，決定是否建議適用緩刑，并將社會調查報告隨量刑建議書一并移送法院。
經過幾年的推行，社會調查制度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從記者拿到的河北區檢察院的案件統計數據看，2008年至2010年間開展社會調查以來，在審查逮捕階段對7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其中不批準逮捕8人，且都沒有出現捕后再犯的情況。在審查階段，經社會調查后決定不有18人，占受理全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總數的11%，不率比此前有所上升。而以社會調查為基礎提出的規范化量刑建議共計94份，法院采納率為100%。
盡管取得了一定實效，但在實踐過程中也暴露出了配套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于是，天津市相關部門在2010年12月出臺了相應的《實施細則》，《細則》里規定了在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審查逮捕、審查以及審判、執行刑罰時，必須結合社會調查報告作出有針對性的處理等內容；并規定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各自職責及相互協調與配合機制等內容。
不僅如此，天津市河北區檢察院未檢科干警基于當前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立法、理論、實踐等層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性設想。
例如在立法層面，我國對于社會調查的規定僅出現于司法解釋中。司法解釋作為司法機關及相關部門對法律適用具體問題所作出的進一步闡釋，其法律位階低于國家法律。僅僅停留在司法解釋層面上的固定，而與社會調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司法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難以發揮社會調查在刑事訴訟中的重要作用。
社會調查的主要階段范文3
目前我國相關司法解釋已經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進行了規定，各地也在實踐中探索著這一制度。但是，從這些規定也可以看出，我國并沒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制度。各個部門都針對本部門的具體情況作出了規定，但整體上沒有銜接，缺乏完整的梳理與清晰地系統。社會調查主體規定得比較籠統，而且缺少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統一規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和作用在我國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中規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規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導致了實踐中司法部門在實施社會調查時的不統一。
目前，結合我國實際建立統一、規范的社會調查制度已成為必然趨勢，筆者認為其核心問題主要有：
一、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關聯性，而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幫教的條件，并沒有證明犯罪事實本身。因此我們認為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據，控辯雙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對其加以質證。但如果公檢法機關發現律師和委托的社會調查員提交的社會調查報告有比較大的分歧，則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會調查員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報告。社會調查報告是經過調查后作出的書面報告，是司法機關作出決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參考因素，其應該具有準法律文書的性質。隨著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的不斷發展與成熟，應該制定出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統一格式和必備內容。
二、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
1．社會調查主體應具備的條件。社會調查主體是通過走訪相關人員、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學習、社區以及其他關系所在地等進行實地調查，從而掌握該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的人。因此其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應當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況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應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工作；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專業知識。
2．社會調查主體的范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師無論是從自身條件還是從為未成年人辯護需要的角度看都應當進行社會調查，并向司法機關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為避免律師只是從對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報告而出現報告不準確和不全面的情況，公檢法部門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訴方和裁判者，也應當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況。依照我國目前司法解釋的規定，控辯雙方都可以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是目前我國并沒有在公檢法部門形成專門針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系統性制度。以我國實踐看來，各級共青團的權益部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及未成年人保護辦公室中具有一定條件的工作人員可以擔任社會調查的工作，他們有相關專業知識，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有與青少年工作密切相關的工作經驗，同時又能保證中立性，公檢法部門可以委托其進行調查。還要特別指出的是，2004年社會工作者被載入中國職業標準目錄并逐步專業化。社區的一項主要工作職責就是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管理和監督。隨著這個職業走向正軌，社工也就比較適合進行社會調查工作，而且社區在法庭作出判決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情況有針對性地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社區矯正。
3．社會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關系到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身份，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涉及其履行職務的職權保障，決定其制作的調查報告的屬性，影響其調查職能的充分發揮。應盡快從立法層面明確界定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賦予調查人員等同于鑒定人的訴訟參與人身份，以使調查人員能以正當的名分參加訴訟，獨立自主地提出調查報告并接受各方質證。
三、社會調查開始的時間
雖然目前在理論和實務界比較熱衷于討論審前社會調查，但是筆者認為，律師和公安機關委托的調查員應當自偵查階段就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社會調查報告。因為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該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可以作為偵查機關決定是否取保候審以及檢察機關作出是否批準逮捕以及是否決定的重要參考因素。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未成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個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據此提出的建議。個人背景資料包括基本情況和背景情況。個人基本情況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況、性格特點、是否在校讀書等情況，背景情況包括走訪未成年人的家庭學校、社區以及關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況、在校表現情況、社區對其的評價以及社會交往等情況，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情況；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實施犯罪行為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受害人遭受犯罪影響的程度、對犯罪人的態度以及是否與犯罪人達成了刑事和解等。社會調查報告中應當盡量附有證明這些客觀事實情況的相關文件。社會調查報告中的建議部分是指進行社會調查的律師和社會團體中的調查員依據調查的情況向司法機關提出處理該未成年人的建議，主要包括是否應當取保候審，是否應當被不予批準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對未成年人從輕、減輕、免除刑罰或者適用緩刑等。
五、社會調查報告的作用
在偵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公安機關訊問未成年人和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強制措施以及檢察機關不予批準逮捕的重要依據。在審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成為檢察院是否酌定不的依據。在審判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法院決定對未成年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判處緩刑等輕刑的重要參考依據。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提供的信息對未成年人進行幫教。在執行階段，執行機關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采取針對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矯正方法，盡快消除其危險性，使其成為正常健康的公民。
社會調查的主要階段范文4
【關鍵詞】社會調查；證據性；鑒定意見
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已將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納入其中。但在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調查主體多樣、關聯性較弱、內容專業性不強、相關訴訟程序不規范等問題。為此，應在肯認該制度價值的前提下，明確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屬性，提升其證明力，以訴訟證據程序規范運作。
一、社會調查報告存在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倡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前調查工作制度。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也對該項工作進行了類似的相應規定。[1]不過，當前的該制度規定較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調查主體問題
根據相關規定，公、檢、法都可以成為社會調查主體，但控、辯、審任何一方都難以保證相關事實及分析評價的全面性和客觀性?？胤街缚胤缸锏穆毮芎芸赡苡绊懻{查報告內容的客觀中立性。尤其對自訴案件而言，問題更為明顯。法院過多介入調查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極。辯護方能控制的社會資源相對有限，能否順利地開展社會調查存在一定障礙。
（二）報告內容問題
以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制作的社會調查報告為例[2]，調查報告分為涉案人基本情況、家庭情況、平時表現、涉罪后表現以及管教條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內容包含了對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內容，不同內容對犯罪事實認定、量刑判斷具有不同影響。報告內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親屬、社區組織人員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險性因素的專業性評價，不符合量刑的規范化目標。
（三）訴訟程序問題
現行相關規定僅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導性規定，對調查報告的采信、質證等核心制度處于真空狀態。更重要的是，相關規定未將調查報告列為法定證據，容易令其成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會調查報告的證據性分析
案件審理時，一般僅將調查報告作為參考依據。而事實上，其作用有所超越，這不僅存在于量刑階段，甚至在定罪階段。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益將其作為證據之一種在審判程序中予以規范。
（一）證據關聯性分析
一個具有關聯性的證據材料，應具備實質性和邏輯上的證明力。[3]判斷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需要三個連續的推論：一是從證據性事實（證據提出者主張的證據事實）得出推斷性事實（依據證據事實進行推斷得出的事實）。二是提煉出要素性事實。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實。[4]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價值定位在于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未成年犯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確有必要對其家庭環境、平時表現等情況（證據性事實）進行全面調查，據此得出關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會危害性的意見（推斷性事實），進而提煉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素性事實，為從輕或減輕處罰提供依據。由此可見，調查報告與案件具有關聯性。
（二）社會調查報告的科學專業性分析
對報告的認定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將對未成年人生活環境、社會活動等各方面事實的考察，作為判斷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層次。然后，專業人士運用心理學知識或其他類似的方法，對未成年人心理進行診斷，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會危害性的專業性評價。最后，由法官從報告中提煉出符合法律規定要件事實的相關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將上述有機統一的完整體系予以割裂，一種傾向于用社會學的方法進行調查；一種傾向于運用醫學、心理學等知識，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為與生理精神狀況之間的因果關系。[5]實踐中，往往將前者用于對過往經歷的調查，而將后者用于對未來行為的影響。社會調查與心理干預兩種制度被人為區分，不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利于對調查報告法律屬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預能提高調查報告的專業性，可將調查報告歸為“鑒定意見”這一證據類型。
三、社會調查報告在審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調查報告內容大多涉及個人品格，容易對他人產生暈輪效應，影響裁判公正。所以規范調查主體和質證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規范報告制作和評判兩個方面。制作方面，公、檢、法應限于報告制作發起人的身份，由社會團體組織或社區基層組織具體負責形成報告中的事實主體部分。評判方面，不宜由審判機關直接進行法律評價。應整合心理干預制度[6]，引入專家評價，增強調查報告的證明力。
（二）消除影響公正裁判的“暈輪效應”。一是區別對待報告內容。因報告內容涉及個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證明力的事實，采納該類證據易產生偏見，特別是針對被告人的不利證據。因此可通過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證明犯罪的不利證據，如僅以被告人的個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證明力的事實為內容，則不得采信。（2）差別對待有利和不利證據的證明標準。如良好的品格證據，證明標準只要達到“優勢證據”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證據，則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7]（3）限制調查報告中對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證據的提出時間。將其嚴格限制在量刑階段提出。相反，放寬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內容的提出時間，在定罪、量刑兩個階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審質證和證據采信程序。量刑階段，可由得出報告結論的專業人員宣讀社會調查報告，雙方對報告進行質證。證據采信上，若其證明會導致不公正偏見、混淆爭議時，則法官應不采信該證據。
四、結語
未成年審判中引入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實質上是在量刑時考慮罪犯的品格，幫助法官準確認識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從而對罪犯科以合適的刑罰。司法實踐中已有運用之實，但規范籠統難以確保該制度的功能發揮。當務之急在于盡快明確調查報告的證據性，通過規范證據程序來將該項制度導入正途。
參考文獻：
[1]參加《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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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喬恩?R?華爾茲著：《刑事證據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第19頁.
[4]【美】羅納德?艾倫等著：《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張保生、王進喜、趙瀅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頁.
[5]羅芳芳：《的證據學分析》，“證據科學與理論”國際研討會論文.
社會調查的主要階段范文5
（一）調查主體
調查主體以公安機關為主，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作補充調查，辯護人自行開展調查和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社會團體參與調查較少。2013年1月至8月，林州市檢察院審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件23件31人，審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7件38人。按照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司法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實施辦法》的規定，公安機關在提請批準逮捕和移送審查時均隨案移送未成年人社會調查材料和社會調查報告52份，檢察機關根據需要補充社會調查報告17份，人民法院根據情況調查9人次，辯護人自行調查2人次。其中，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全部為自行調查，人民法院為委托其聘請的專門調查員進行調查。另外，統計發現重復調查比例較高，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的重復調查率分別達到32.7%和17.3%。在社會調查制度實行的初始階段，重復調查可以使社會調查報告逐步完善，但同時也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二）調查對象與方式
以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鄰居、朋友同學、學校、社區（村委會）為主要對象，多采用訪談形式調查，沒有進行犯罪危險性人格的心理評估。林州市檢察院統計顯示，13%的社會調查報告有3個調查對象，87%的社會調查報告有4個以上調查對象；約90%采用訪談方式，并制作詢問筆錄裝入卷宗，另外10%采用調查問卷和書面證明等形式，作為面談方式的補充。調查對象的占比統計，均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法定人進行調查；其他調查對象中，社區（村委會）、學校、同學較多，分別為調查對象的48%、32%、13%，朋友和其他人員較少，共占調查對象的7%。
（三）調查內容
調查材料數量和材料反映的行為事實較少，導致調查內容簡單空泛。林州市公檢法機關形成的社會調查報告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條件等。在實際運用調查材料作出判斷時發現，向父母、鄰居、同學、老師了解情況時，有的因為人情關系，不能如實敘述未成年人現實表現；有的僅簡單敘述平時表現好或者不好，具體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沒有事實反映。犯罪原因多是“父母管教不嚴”、“家庭經濟條件差”，對父母如何管教、家庭收入數額等沒有深入調查。諸如此類過于籠統的調查材料放到任何一個人身上都適用，有的還存在邏輯矛盾，不能為最終出具評估意見提供客觀、充分的事實依據。
（四）調查報告使用
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參考使用的同時，缺乏對調查報告的審查、監督。偵查階段即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使得社會調查報告能夠在審查逮捕、審查、量刑和法庭教育等環節作為辦理案件的參考，但普遍存在不核實調查材料，不審查報告內容的現象。林州市檢察院在出庭張某涉嫌搶劫罪時就發現：公安機關對張某進行社會調查后認為張某認罪、悔罪，庭審時張某向法庭提交一份悔過書。公訴人認為如果認定張某悔過，將會對其從輕處罰，建議張某當庭宣讀其悔過書。而張某當庭宣讀的悔過書，對查明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隨提出不能根據社會調查報告認定張某認罪、悔罪，并得到了合議庭的支持。
二、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實踐現狀的解讀和分析
（一）調查主體不規范，導致調查工作流于形式或出現紕漏
我國法律規定的調查主體分為四類，即控訴方（包括公安機關和檢察院）、辯護方、社會團體組織、法院。具體而言：
1.公安機關和檢察院進行社會調查，會導致辦案人員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通常沒有足夠時間進行細致調查。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不足的現實條件制約下，辦案人員自行調查不可取。
2.律師進行社會調查，會因為職業自身的利益傾向性，以及進行辯護的需要，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對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忽視那些可能給未成年人帶來不利的材料，難以確保調查結果的客觀真實。
3.法院進行社會調查，不符合現代法治要求訴訟中法官中立的宗旨。法官參與調查，不可避免地會摻雜著個人的主觀色彩和先入為主，形成對案件的預斷，不利于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公正審判。
4.社會團體組織進行社會調查，主要是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部門、共青團、婦聯等。由于這些工作機構及人員配備不完善，一般公民并不具備調查專業知識，對案情不了解，對訴訟也相對陌生。另外，在調查的規范性、客觀性、科學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調查過程中經常遇到社會調查對象拒絕等原因，難以保障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實踐中，這些主體進行社會調查的比例亦較低。
5.多部門進行社會調查，很可能使社會調查工作走向兩個極。一是重復調查，各個調查主體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調查內容方面可能各有側重，造成調查結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沖突的問題；二是相互推諉，使社會調查工作流于形式，出現適用率低、實效差的問題。
（二）調查指標不具體，不能科學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
1.缺乏具體的事實依據。原始調查資料是制作社會調查報告的基礎，而收集的材料應當是反映行為人現實表現的客觀事實，不是結論性意見。但這恰恰是調查內容的盲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經過近15年試點探索，各地具體做法不盡相同。目前，最具代表性且適用較多的是四見面制度。該制度要求，與涉罪未成年人見面，了解家庭情況和思想狀況；與監護人見面，了解性格特征和成長經歷；與學校、單位、社區有關人員見面，了解社會交往、學習、工作情況；與看守所人員見面，了解認罪、悔罪表現。上述人員中，除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外，大多與涉罪未成年人是親屬、朋友關系，如果不隨機選取足夠多的調查對象、詢問詳細的行為事實，就很難得到客觀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現實表現的依據。
2.缺乏犯罪危險性人格測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功能是通過調查行為人的人格，查明行為人有無犯罪危險人格，發現其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并以此作為司法機關實施個別化處理的參考。因此，專業性的心理學人格測量是對人身危險性最為可靠的調查，應該是社會調查制度的核心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對性格、氣質的判斷，屬于人格刑法學的范疇，需要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判斷，其理論基礎是人格行為論和人格責任論，運用投射測驗、自陳量表、主體測驗、行為評估技術等人格測量方法。顯然，司法實踐中絕大部分社會調查報告對未成年人性格、氣質評估，是辦案人員憑借自身經驗、社會閱歷的樸素認識。
3.缺乏統一操作標準。新刑訴法對調查的內容進行了列舉，如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由于要求比較寬泛，所有各地根據自身情況進行了細化和補充，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調查報告在客觀內容方面不統一。如林州市人民法院《失足少年調查表》把“對書指控被告人已構成犯罪有無意見、對法院審理本案有何看法和要求”設定為調查內容。
（三）調查人員不專業，導致調查方法不科學和調查結論不可靠
1.調查人員權利義務不明確。一是沒有賦予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機關、組織進行社會調查所必須的權利。其中，反映較多的問題缺乏相應的會見權、調查權。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判決前除承辦案件的警察、檢察官、法官和辯護律師外，其他人員不得會見。如果調查人員沒有會見涉罪未成年人，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和犯罪背景。二是調查人員身份不統一。參考各地的社會調查操作規程可見，司法行政機關、共青團、婦聯、學校、聘請的社會調查員，以及其他多類社會組織均可以成為社會調查的主體。根據刑法規定，這些組織、人員分別屬于不同性質的主體，如果對其違法調查行為進行處罰，則會存在同種違法行為不同種處理的情況。三是違法調查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沒有明確規定。我國各地運行的社會調查制度對于調查人員除了形式上的客觀、中立強調外，并沒有具體的措施來保障其客觀、中立。一般而言，在國外，擔當社會調查員普遍具有客觀、中立的職業要求，而且對其工作還有司法監督和公眾監督，調查中的舞弊行為一旦查實，不但其調查報告將失去參考價值，而且調查人員還可能按偽證罪論處。[1]
2.調查人員不具備相關知識。我國當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立法與實踐，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共青團組織、志愿者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組織均可進行社會調查。但是目前，無論由誰進行社會調查，調查人員專業化不足、素質欠缺的問題比較突出，直接導致社會調查方法不科學、結論不可靠。部分報告只是對事實的列舉；部分行文語言含糊、邏輯混亂；部分報告不必調查只需要用一般認識就可能得出，如將性格特征簡單地歸結為內向和外向，將涉財犯罪的動機習慣概括為缺錢花、抵制不住錢的誘惑等。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一方面要從制度本身入手，細化原則性規定，增強其司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從機構設置、司法理念以及協調機制方面努力建構適合的制度運行環境，從而保證制度在司法機關正確處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時順利實施。
（一）樹立科學的少年司法理念，指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
1.樹立雙向保護理念。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注意對未成年人保護和對社會保護的有效結合。調查必須實現對未成年的實體保護，要求調查主體合法、調查形式合法、調查采取的具體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當或者非法的方式。調查報告內容必須客觀真實，調查人員在進行調查時應避免先入為主的思想，必須堅持客觀公正，既不能為打擊犯罪，收集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材料，又不能遷就涉罪未成年人，盲目輕刑化。
2.樹立客觀、中立理念。社會調查人員應當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調查報告應當事實求是，客觀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況和犯罪背景材料，理性判斷分析受調查者所陳述內容的真實性，避免受到其他人、社會輿論等的影響帶有偏見性調查。如同情或者痛恨的態度，必然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和真實。
3.樹立全面調查理念?；诮逃炀鹊哪康模紤]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對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狀況及其生活環境進行全面的調查。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導致其實施犯罪行為的直接誘因，以及影響其選擇行為方式的條件因素。
（二）細化社會調查制度，增強其可適用性
1.規范調查內容。社會調查報告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案和教育的參考，必須具有統一調查指標。
2.引入心理學人格測量。專業性的心理學人格測量是對人身危險性最為可靠的調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人格測量。同時注意，在運用人格測量結論時不能因為負面的測量結論作出對涉罪未成年人不利的處理。即，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比較健康，應當作為減輕、從輕處罰的依據；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不健康，不宜作為加重、從重處罰的依據。
3.合理界定調查對象范圍與人數。向監護人、親屬了解情況，應當詳細詢問能夠反映涉罪未成年人表現的具體事情，并通過調查鄰居、同學等予以印證。向同學、同事、朋友、鄰居等了解情況，應當隨機選取3至5人以上進行調查。特別需要避免的是，不能僅向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其監護人提供的人員了解情況。
4.加強對調查報告審查監督。加強對調查報告真實性、合理性、邏輯性審查力度。對收集的書面記錄、書面材料、調查表等原始資料，重點審查材料數量是否充分、反映事實是否客觀、調查內容是否全面。對調查結論，重點審查判斷方法是否科學、對涉罪未成年人的評價與調查的原始資料、涉罪未成年人的的供述、相關證明能否相互印證，是否需要補充調查。
（三）促進調查主體階段式發展，在組織制度上保證社會調查適用
1.社會團體組織的調查能力不能滿足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需求，社會調查的首要主體應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共青團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應為社會調查的補充主體。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如果認為公安機關的社會調查不夠詳盡，可以補充進行調查。
2.逐步建立專門的組織機構，承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職能。鑒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應當由中立第三方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接受司法機關委托開展社會調查。
（四）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確保調查報告制度良性運行
社會調查報告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重要意義。一是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需要啟動社會調查程序，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補充調查；二是社會調查主體包括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辯護人、共青團以及其他組織機構；三是取得調查報告的原始材料，需要向涉罪未成年人的親屬和所在社區、學校、單位調查取證；四是社會調查報告要作為審查逮捕、審查、教育和量刑、刑罰執行、社區矯正的參考。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各個環節緊密銜接，讓參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多個部門既各司其職又協同配合，可全程可分流，資源共享，保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良性運行。
社會調查的主要階段范文6
公共管理類課程實踐性教學方式較多,其中采用較多且很成功的是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是運用典型案例,將學生帶入特定事件的現場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或集體協作,進一步提高其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當然,案例及其教學并非要取論的發展或者實踐的觀察,而是為從一種不同的背景審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開辟了道路,是以情景模擬的方式使學生們置身案例所描述的特定情景中來運用所學的知識獨立地觀察思考、分析問題,而不是直接進入社會實際活動中去直觀感受、觀察實踐。社會調查卻是要通過深入社會搜集直觀感性的第一手材料,進而分析研究材料,形成理性的調查結論,是知識從感性向理性深化的過程,具有鮮明的參與社會實踐的特征。在實踐基礎上從搜集直觀感性的材料、分析研究材料到形成理性的調查結論的認識過程,就是調查的過程。在農村公共管理課程中引入社會調查法來展開實踐性教學,引導學生有目的、有意識地專門搜集和整理課堂學習知識的相關信息,通過觀察社會、了解社會,可以實現課堂學習與社會中的現實問題的有機聯系,促使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釋社會現象,實現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逐步加深,做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實現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合作,學會生存。
二、社會調查法的框架
作為一種系統的、科學的認識活動,社會調查有著一種比較固定的程序,這種固定的程序可以說是社會調查自身所具有的內在邏輯結構的一種體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1)提出調查主題。這是整個社會調查工作的基礎,需要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有價值的、有創新的,具有可行性的調查主題或觀點,盡量具體化和精確化,以便界定調查對象、調查區域范疇和實施調查。
(2)調查準備。在明確調查主題后,需要為實現調查目標而進行調查設計和準備調查問卷。調查設計主要是針對需要研究的問題制定研究分析的策略,并選擇適當的調查方法以保證調查資料的收集和分析過程的規范和科學。調查問卷的設計是調查準備階段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須要將研究主題放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框架中,明確需要收集那些方面的資料,緊密圍繞研究主題設計問題,采用可觀察指標,注意構建可操作的變量和指標之間的邏輯關系,選擇適當的問卷結構,這直接影響到所收集的數據質量和后續的研究。此外,簡潔和被調查者易于理解的調查問題能保證調查的順利進行和數據質量的真實,在設計問題時必須要考慮被調查者的時間資源、個體認知能力等情況。
(3)社會實地調查。在這個環節,調查者要深入社會,根據不同的研究主題選擇不同的訪談方法收集資料。在具體調查訪談過程中,往往可能由于現實條件的變化或調查設計與現實之間存在的偏差等,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調整預定的訪談方法或對調查問卷進行修正。
(4)數據整理和分析研究。社會實地調查完成后,收集到的一手資料需要進行整理、統計和分析,得出調查研究結論并撰寫調查報告。
三、社會調查法在農村公共管理課程實踐性教學中的應用案例
筆者將社會調查法引入農村公共管理課程的實踐性教學,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下面以“京郊農民對農村公共管理狀況的滿意度調研”為例對社會調查方法在農村公共管理課程實踐教學中的運用進行說明。
(一)確定調查主題
根據農村公共管理課程的教學內容,在選擇什么內容或問題作為社會調查主題時,主要考慮調查主題的有價值性、可行性等,因而選擇“京郊農民對農村公共管理狀況的滿意度”作為調查主題。這是因為:(1)本課程學習對象為北京農學校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的本科學生,需要從實踐中認識社會,加強專業和課程認知。(2)課程學習的85%以上的學生來自北京郊區,分布于北京市的海淀區、朝陽區以及延慶縣、平谷區等九個郊區縣的44個鄉鎮,調研地點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學生以自己家庭所在地為中心進行輻射式取點或選擇調研樣本進行隨機抽樣調查或滾動取樣調查具有非常便利的條件,能夠保證問卷調查的質量,而且調研成本低。
(二)調查準備
調查準備主要包括了調查問卷設計和社會調查的組織安排準備兩方面的內容。
1•設計調查問卷
調查問卷的設計一定要緊密圍繞調查主題,本著全面、科學、可操作性來設計調查問題和構建變量和指標之間的邏輯關系。根據當前北京郊區農村經濟狀況、農村公共管理的現狀、農村公共管理的教學內容及學生的認知能力等,以了解京郊農民對當前農村公共管理的滿意度以及影響京郊農村公共管理水平的因素為主要內容,除被調查者及其家庭基本情況的12個問題外,共設計了與調研主題相關的5大類66個問題,其中關于農村公共管理主體的有15個問題,關于農村基層民主的共計20個問題,有關基礎設施建設及發展的共14個問題,社會保障及參加情況的有11個問題,收入及其他的有6個問題,其中有些問題還設計了子問題以便搜集更詳細的資料,此外還設計了需要補充說明的問題項。通過這些問題,可以考察京郊農村公共管理的狀況、村民對公共管理的滿意度等相關情況,能使學生對京郊農村公共管理狀況有一個直觀、真實的認識,從社會實際狀況出發來深入而直觀地認識農村公共管理的內容、方式、目的等,加深對該課程內容的理解,并從課程學習角度去理解相關政策的實施基礎與意義。
2•前期組織安排
隨著課程內容的推進,在調查前1個月布置具體的社會調查事宜。主要是介紹社會調查方法、調查數據可靠性的把握、調查報告的撰寫以及本次社會調查的要求等,督促學生做相關的知識儲備,尤其是對調查問卷要做詳細的解釋,保證學生理解調查問題及調查目的,減少調查者因對問題的不理解造成的數據錯誤。因為考慮到少部分學生家庭所在地在北京市城區或京外省份,自主聯系京郊農村調研存在一定的困難,為了保證每個同學都能實際進入京郊農村調研,于是按宿舍將學生分成若干調查小組,并且確保每4-6人的小組中至少有2名以上家在郊區農村的學生,要求每組來自城區家庭的學生必須跟隨來自郊區的學生進行調研。各小組自主推選一名組長,主要負責小組調查活動的開展和與教師的聯系,調查分工等由組內成員自行協商。
(三)京郊農村調查與資料收集
在調查準備階段,各調查小組根據組員情況,確定調查地點,細化到京郊的村莊。各小組優先選擇家庭所在地、親戚所在地、同學朋友所在地為調查村莊,依靠親戚、朋友、同學等熟人幫助,在被調查村莊有選擇地發放問卷或面對面地調查與訪談,既降低了社會調查的成本而且還能保證問卷的回收率和數據質量。在調查過程中,被調查農民的問題補充說明為研究主題的拓展和深層次分析提供了補充資料。學生在調查總結交流中往往對這個環節的感受最深,從他們的反映來看,更多地集中在學到了課本上沒有的東西、對相關教學內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團隊協作精神的培養、調查訪談技巧的掌握和溝通能力的提高等方面。
(四)調查數據整理、分析與報告撰寫
將調查得來的原始數據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是撰寫調查報告和定量研究的基礎。這個環節中,指導學生根據調研主題,分析調查問題之間的邏輯關系,撰寫調研報告。各調查小組成員的知識結構和水平的差異影響著各組選擇的數據分析方法。更多的小組選擇EXCEL進行數據整理和分析,分析較為簡單;有些小組選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實現了農村公共管理課程與統計分析課程的結合,學以致用使分析結果更為深入和全面,并加強了課程學習間的聯系。
(五)調查的總結、交流
前面的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項社會調查,但要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完善社會調查法的實踐性教學成效,調查的總結與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環節。進行調查成果的交流,各小組以PPT形式匯報各組的調查情況、調查結論等,就調查中反映出的問題進行討論,分享調查體會與經驗,并且回答老師和同學的提問,實現知識的啟發、碰撞、提升。同時對調查中暴露出問題的總結,比如對于組織安排、問題設計、調查難點等進行總結,以便在今后的社會調查中避免出現相同的問題,完善社會調查法的實施和提高調查效果。從學生對調查交流、總結的情況反映來看,有些小組事先組織安排有所欠缺,導致調查時間和次數比預想的多,很多學生在經過社會調查后改變了原先對社會調查的簡單認識;更多的學生反映經過社會調查后對農村公共管理課程中的很多知識有了直觀和更深入的認識,并開始思考相關問題,而且還在調查中取得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和感受,比如被調查的村民面對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并期望學生們能解決他們說到的問題時,很多學生的反映是認識到專業課程學習的重要性和激發出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此外,社會調查對交流、溝通能力以及與團隊合作能力的鍛煉也是學生交流總結中反映比較突出的一個方面。
(六)社會調查的評價考核
各小組完成社會調查后,在規定的期限內要求上交調查報告、填寫后的調查問卷、小組成員的分工說明等材料。小組社會調查實踐成績由調查報告成績、交流匯報老師打分和學生評分三部分組成。交流匯報中,參加匯報會的課程組教師和各調查小組根據調查匯報和回答問題情況打分,分別匯總平均后得到教師評分成績和學生評分成績。調查報告成績、交流匯報教師評分和學生評分成績分別按照60%、20%和20%的比例加權得出小組社會調查實踐成績。每個學生的成績以小組成績的85%為基數,15%按照每個學生在小組社會調查中的分工和表現等給出。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式有助于借助評價考核來檢驗課程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能力與素質的提高情況,有助于完善實踐性教學的各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