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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本主義范文1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形式：
1、國家直接掌握的壟斷資本，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可以通過國家利用財政收入投資建立起來，也可以通過國有化的方式，將一些私人企業變成國有企業。私人壟斷資本需要這些經濟部門或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但又不愿自己直接投資于這些部門和產業，資本主義國家就擔負起這樣一些任務。
2、國家和私人資本在企業內部的結合。也即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有資本與私人資本結合在一個企業中的經濟形式。仍然是為了解決單純的私人資本所難以解決的一些問題，股份制企業為國家與私人資本在一個企業內部的結合提供了可行的方式。
3、國家和私人資本在企業外部的結合。也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外部起作用，通過種種方式來促進、誘導私人企業向既定的方向發展，從而實現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調節。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正是主要通過這種在私人企業外部的調節控制，實現其經濟職能的。
（來源：文章屋網 ）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2
這種強烈的國際對比促使學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問題：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歐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國這種增長模式是否可持續？
國家資本主義
與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不同，中國的市場經濟中政府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以國有企業為例，政府參與投資的企業占整個中國股市價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進入全球500強的57家中國企業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
如今，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四國”都比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存在著更多的國家干預，這些市場經濟被籠統地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筆者與香港科技大學李系、劉學文兩位教授的一項研究從國家資本主義的角度解釋了如下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國有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平均利潤率很低，工資待遇很差，而近十年來國有企業的平均經濟利潤率節節攀升，反而超過了私人企業？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企與私企之間的垂直結構。2000年以后，國有企業仍壟斷上游的一些關鍵性產業和市場，而下游的產業絕大多數允許私營企業進入競爭并對外開放。由于中國目前存在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加上貿易開放，使得符合中國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下游企業得以大量出口，經濟迅速增長。同時，下游產業對上游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迅速增長，而國有企業恰恰壟斷了這些上游產業，所以國有企業的贏利得以快速增長。
很多人將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高利潤完全歸因于壟斷和補貼，卻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對于上游的國有企業而言，壟斷和補貼在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以后的上世紀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么之前的國有企業平均利潤率相對于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這么低？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開放，尤其是1992年“鄧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民營和外資企業得以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煙酒，很多下游產業中的國企都失去原先的壟斷地位，并且由于它們承擔了額外的社會性和政策性的負擔，加上產權引起的各種公司內部治理問題，所以競爭不過民營和外資企業，紛紛虧損、倒閉、轉制，從而將國企的整體平均利潤率拉低了。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際市場的競爭進一步推動了下游的低效率國有企業的退出和轉制。所以這段時間里，國有企業整體上從短期來講是改革和開放的受害者。
國企增長之謎
但當虧損的國企從下游產業基本退出完畢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壟斷性國企能從充滿活力的下游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中得到好處，轉而成為改革和開放的受益者。國企和私企的關系也從先前的同行業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變成上下游之間互補性更強的共生關系。
需要強調的是，假如沒有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強勁的外需，對于下游企業的產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國的消費能力，那么下游的產量就會遠低于現在的水平，從而對上游的國有企業的產品和服務需求也就會大大降低，國企就不可能像現在這么富。
反之，中國對出口實行各種鼓勵性的政策，并積極投資道路、港口等基礎性設施，這不僅有利于下游企業的出口和擴張，也間接有利于上游的壟斷性國企。更進一步地，給定中國的高儲蓄率和低消費，假設中國政府把錢借給外國的消費者能立即換來大量外需，那么中國上游的國有企業就可以從這種資本項目的不平衡中獲得更多好處。
另外，上游國有企業之所以可以持續地高贏利，與中國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密切有關。中國是一個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口大國，仍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廉價勞動力為上游國有企業的壟斷定價創造了更大空間。
反之，假如中國是一個人口小國，那么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一定會迅速拉升勞動力成本，而為了保持最終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上游的國有企業就無法對它所提供的中間產品和服務再征收那么高的壟斷價格，利潤就會大幅減小。
尚需繼續改革
行文至此，我們自然要問：世界經濟危機和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國的外需相對下降，另外，近兩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如果不繼續改革，國有企業的高利潤會持續下去嗎？進一步地，中國的這種具有垂直結構特點的“國家資本主義”增長模式可持續嗎？中國會不會也像一些拉美國家那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長？
根據我們的“垂直結構”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進行結構性改革，上游國企的高利潤便不可持續，而要使上游國企繼續維持高利潤有三種途徑：
一是不要輕易放棄外需，這就必須讓產業結構順應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向以合適的速度不斷地升級；二是保持內需的高增長，特別是要提重偏低的消費內需，這就需要提高廣大勞動力的收入，健全養老醫療等保障體制；三是提高上游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
如何使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提高生產率？是否必須私有化？一方面，上游某些產業的壟斷地位并非完全因為所有制導致，而是自然壟斷。所以，即便將這些企業私有化或允許新的私人企業進入，這些產業最終仍可能保持較高的壟斷性。而且其中有些產業的確涉及國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參與或監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國家抱怨的那樣，中國的大型國企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商業競爭中經常名正言順地得到股東政府的支持而占據很多額外優勢。
另一方面，必須看到，“垂直結構”絕不意味著分屬不同產業的國企和私企從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競爭關系。相反，國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鏈條上分蛋糕，而且還要在資本、勞動等要素市場上競爭。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3
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農業經濟發展就是其中一個方面。下面將主要介紹歐盟、美國、日本以及印度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成就。
1、歐盟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區域經濟組織之一，其經濟發展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歐盟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完善的體制。歐盟國家有著得天獨厚的農業經濟發展資源：良好的氣候條件、充沛的水資源以及廣闊的平原都為歐盟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農業經濟發展因素不僅僅只有自然條件，它還需要充分的社會條件，即農業經濟發展政策。歐盟各國為了發展農業，都制定了完善的農業保護和激勵政策。這些政策通過財政資助的方式激勵從事農業經濟發展的農民，使得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濟收入達到從事其他行業人員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國在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確規定，從事農業的人員應與從事其他行業人員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讓從事農業的人貧窮。其次，歐盟各國還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各級農業經濟發展服務組織，即農業協會。農業協會作為非官方的組織，能夠在農業生產、市場以及政府三個層面架構溝通和協調的橋梁，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第三，歐盟農業經濟高效發展得益于農業機械化程度高。工業革命首先出現在歐洲，工業發展的歷史使得歐盟非常重視農業經濟發展中的機械化運作。機械化運作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而且還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民。最后，歐盟在發展農業經濟中注重農業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經濟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進行加工、運輸和營銷，實現農產品的附加值，這就是農業產業化道路。
2、美國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美國是世界最大農業出國口，其農業生產效率以及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是驚人的。作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美國始終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美國發展農業經濟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進行的。首先是宏觀層面的立法，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農業發展地位以及保障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利益。農業經濟發展涉及到土地、稅收、信貸以及市場等各方面因素，農業法律能夠保證農業生產的有序發展，從而實現更大經濟效益。其次，美國高度重視農業生產的環境保護工作，確保農業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進入20世紀后，國會和政府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環境保護與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結合起來，鼓勵農場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農業教育，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以及農業生產者的文化素質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根本措施。自從1862年美國國會頒布《莫雷爾法案》起，農業教育就成為美國農業經濟發展重要的動力。
3、日本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日本國土面積小，土地資源極度有限，農業經濟發展受制于自然條件。由于農業發展資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過制定政策和規劃來發展本國農業經濟。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頒布了關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法律，即《糧食、農業與農村基本法》。法律規定和保證了日本農業生產中的糧食供給穩定性，努力提高糧食的自給性。除了立法保障農業發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還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本國缺乏競爭力的農業生產，以促進本國農產品的銷售進而保障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收入。政府財政支持也是日本發展農業經濟的重要舉措。日本各級財政用于農業的直接投資，主要是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技術開發，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和擴大經營規模等發放各種補助金。政府財政支持之余還通過金融措施加強對農業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保障農業經濟發展對于資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個舉措之外，日本還鼓勵和支持農民開展多樣性的農業合作經濟，建立各級農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業經濟的效益化發展。對于日本來說，日本農業經濟發展只能依靠科學合理的政策和先進的技術作為支撐，而他們正是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發展。
4、印度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印度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之一，同我國一樣面臨著農業農村發展問題。印度發展農業經濟首先也是立足頂層設計，在國家發展計劃中確立農業經濟發展地位。印度在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就著重強調了農村發展與農業改革的目標。農業經濟發展取決于農產品是否能夠被市場“實現”。印度政府重視農產品的銷售，采取多種政策促進農產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財政支出，取消農產品和海產品出口稅，促進出口。促進出口就能夠增加農民的收入，從而激發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視農業經濟發展對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過廣泛推廣復種技術、使用化肥、開發高產品種、提高和普及灌溉技術，使得印度的糧食生產有了大大增長，1978年糧食產量達到1.319億噸，基本停止了糧食進口，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糧食自給。
二、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評價
以歐盟、美國和日本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案例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以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也具有現實比較意義。前文重點介紹了這些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們具有較大的共性特征。作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農業經濟發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過程度地促進了本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各國政府普遍重視農業經濟發展，在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使得農業經濟發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農業經濟發展相關利益主體的基本利益，從而有利于激勵農業經濟發展的相關主體。其次，政府主導、社會積極參與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主體積極參與的農業經濟發展服務組織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農業經濟的一個特色。這種服務組織可以是官方組織，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組織。農業發展服務組織的作用是在社會、政府、市場以及農業生產主體之間架構橋梁，以促進社會科學技術用于農業；促進教育資源流向農村以及農業從業者；促進政府政策或資金傾向農業；促進農產品深加工并順利走向各級市場，從而實現農業經濟的全面發展。這種農業發展服務組織具有一定自組織性質，靈活方便，能夠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種資源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吸取了工業革命帶來巨大物質財富同時產生惡劣自然環境的教訓，普遍重視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保護農業生產環境，促進農業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規則下，資本主義國家都想方設法規避WTO規則以最大程度補貼本國農業生產，以提高農業產量和農產品競爭力。
三、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啟示
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眾多，農業經濟發展起步較晚，整體發展優勢不明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和學習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有利于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
1、加強政府宏觀調整，制定符合我國農業發展實際的政策和措施
我國政府一向高度重視農業經濟發展，農業經濟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政府要將重視轉化為實際行動，突出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加強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引導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業生產。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農業經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世貿組織規則下，政府要努力實現對農業生產的補貼，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激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2、建立農業服務組織，促進農業經濟高效、規范、可持續發展
農業服務組織包括農業經濟合作社、農業科研服務組織以及農業教育等。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都采取農業經濟合作社的方式，這種方式能夠有效整合農業經濟發展的各種資源。農業經濟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載體。而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業經濟高效發展的重要路徑。我國要完善農村合作社制度，不斷提高農村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會要鼓勵和支持農業科研服務組織的建立，建立“高?！髽I—農業”三位一體的“產學研”發展模式，提高科學技術對于農業經濟發展的貢獻。此外，加強農業教育也是農業經濟可持續化發展的重要基礎。通過農業教育不僅能夠提高農業從業者的技術素質，還能促進農村地區文化水平的提高，從而為農業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3、積極倡導和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農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4
此輪國有企業的擴張尤其是央企的無邊界擴張,開始于2003年,2008年下半年以來達到了巔峰狀態。在國有企業的擴張中,不僅進一步提高了國有資本在壟斷領域中的占比,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國有資本在充分競爭領域中的占比。國有企業的擴張,已經從注重國有企業的數量,轉變到注重國有企業的規模。與國有企業的擴張相同步,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關系從國退民進,轉變為國進民退,國有企業的作用已經完全轉變為國有資本的作用。在當今央企實行無邊界擴張,重新進入國有資本已經退出的若干充分競爭性行業,大舉推進境外并購之際,似乎把國有資本表述為國家資本更為恰當,甚至有人認為國有企業尤其央企的無邊界擴張,正在把中國推向“國家資本主義”之路。
國有經濟比重的大幅上升,說明了兩點:其一,中國改革開放沒有使中國走向私有化;其二,中國改革開放使中國離私有化越來越遠。除此之外,還說明:改革開放及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不僅沒有弱化國有企業的作用,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的作用及影響力。這種作用及影響力,不僅表現在國有資產大幅增值方面,而且表現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國家技術創新、國防實力提高等方面。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中國國有企業及國有資本要走“國家資本主義”之路。
國有企業的發展及成就,與國家政策扶植及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分不開。在某種意義上,國有企業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與其地位、所掌控的資源并不匹配,與政府的希望及百姓的渴望存在差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還要持續支持并推動國有企業的發展,但是國有企業繼續發展的思路及目標定位應該有所糾正。
國有企業的繼續發展要注重質量,并強化風險管控。今天,部分特大型、大型國有企業的資產規模,無論是與國內民營企業相比,還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跨國公司相比,都已經十分大。國有企業繼續發展,不是再片面強調規模并盲目擴張規模,而是要在質量、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增長比率上下功夫。除此之外,國有企業還要在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管控上下功夫。每個國有企業都要思考,離開了壟斷及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還能不能盈利。如果未來的10至20年,國企放棄了壟斷及其對政府的依賴,還能保持2003―2007年的盈利增長幅度,那么,國有企業就真正具備了國際競爭力。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5
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第63卷第3期（1999年秋季號）發表了M.默希特博士（以下簡稱“默”）采訪以色列著名學者埃斯溫·梅扎羅（以下簡稱“梅”）教授的全文記錄。在這次談話中，梅扎羅從“社會總資本”和“總勞動”的概念出發，認為當今世界均處于資本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只是資本體系的一種特定歷史形式，而蘇維埃型的制度也只是通過政治手段攫取“剩余勞動”的“后資本主義”。當前，資本體系正走向窮途末路，迫切需要轉向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一種“社會革命”，而不僅僅是顛覆性的政治行為?，F將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默：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了許多資本主義的危機；其中哪一種可以解釋現時代的危機？我們能否把它們歸結為一種？
梅：是的，在根本上你可以把它們歸結起來。然而，首要的是保持一種關于資本的全球視野。頗有意思的是，人們最近才發現自己生活于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這對于馬克思來說，一直是不言自明的。在我寫的《社會控制的必要性》(1971)一書中，我曾詳細地討論了“全球化”的問題——雖然我沒有使用這一術語，而使用了“社會總資本(totalsocialcapital)”和“總勞動(totalityoflabor)”這兩個與“全球化”相當一致的概念。討論資本體系，其概念框架只能是全球性的。資本絕對不會自我約束。不從根本上資本體系，你就無法找到能夠制約它的反作用力。因此，資本必定遵循它自身的發展路線和邏輯。它必定包涵整個地球。對馬克思來說，這一直是明了的。
其他危機類型（如利潤率降低等等），是從屬于資本的全球擴張邏輯的。因而，你能夠在全球水平上把他們連接起來。資本體系是由許多獨特要素構成的綜合體，其間充滿了矛盾。你面前有許許多多的資本，它們既在國家之間，也在任何國家社會之內相互對立。事實上，單個國家社會之內的資本多樣性，正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后者構成了自由主義斗士所標榜的虛幻的自我形象。資本并非一個同質性實體——這一事實使整個“全球化”的問題變得極端復雜。實際上，我們面前有許多分歧和矛盾，“社會總資本”是一個能夠把資本的多樣性與其矛盾統一起來的綜合概念。
從另一方面看，“總勞動”也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同質性實體。在既存的歷史條件下，只要資本體系依然存在，勞動各部分之間就必然矛盾重重，相互對立和競爭，而不僅僅是與個別資本相對抗。這是我們今日的困境所帶來的悲劇之一。僅有詛咒是不能消除它的。它們最終都要通過資本的本性和機制本身來加以解釋。資本是一種立足于社會對抗之上的無法超越的矛盾體系；它充滿了對立，基礎就是資本對勞動的結構性支配，因此，必然充溢著各部分之間的分離。
但是必須牢記的是，我們談論的是一個自動擴張的體系。全球資本體系的自動擴張趨勢意味著它不得不成為一個總體的、內在關聯的同時也是矛盾重重的體系。這樣一個普適性結構有它自身的邏輯。它的無可阻擋的擴展，總要伴隨著內在的結構性規則和限制。
默：馬克思的“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以及他提出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否還有效？
梅：馬克思概念框架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在目前我們大多數國家中社會經濟再生產條件下，我們擁有一個必須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然而，必須發生內在的變化，否則調節就是無法實現的。假如資本擁有一種控制自身擴大再生產的直接的政治方法，真正的內在變化將是多余的。這一再生產的過程能夠在政治決策的基礎上多多少少得以武斷解決，正如蘇維埃型的資本體系所實際表明的。是以政治的方式還是以經濟的方式攫取“剩余勞動”，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首要的問題在于，在所有可知的各種資本體系下，“剩余勞動”必須由一個凌駕于并且結構性地支配著勞動的獨立組織加以攫取。
在這里，你可以發現，基本的概念是“剩余勞動”，而不是人們經常所誤解的“剩余價值”?！笆Ｓ鄡r值”及其再分配和實現的形式，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完全是根本性的。然而資本體系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一類。曾經——實際上直至今日——存在過資本體系的多種形式，它們不能被簡單地描述為資本主義。
你知道，許多人曾試圖把現已崩潰的蘇維埃體系界定為“國家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蘇維埃體系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后資本主義”。這一體系通過一個獨立的組織，結構性地支配著勞動，從事著對剩余勞動的政治榨取，因而仍然在攫取剩余勞動的基礎上運作。蘇維埃型體系是資本體系的獨特歷史形式，在其中，剩余勞動的攫取必須通過政治加以控制。
默：在什么情況下“價值理論”會失效？
梅：“勞動價值理論”只有通過激進的社會主義轉型，才能不再起作用。為了取消“勞動價值理論”，你必須取消任何外部組織對剩余勞動的榨取和分配，不管這種組織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換句話說，只有人們支配了他們自身的活動和活動成果的分配之后，我們才能談論社會主義。因此，如果某個獨立的組織仍然控制著剩余勞動的榨取和再分配，那么這種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是不可信的。
我們必須把資本當作一種控制社會循環再生產的歷史的決定方式。這是資本的基本含義。它無處不在。棲身于當前的環境之下，你很難想象我們生活中有什么東西不被資本所支配。這就是“勞動價值理論”之所以在資本無所不包、調節過程本身根本沒有理性之時必定有效的原因。
下面的事實使轉型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從資本一統天下轉到一種極為不同的體系，是一段艱難的歷史時期；期間，“勞動價值理論”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是極為不完整的。這正是蘇維埃型的資本體系崩潰的原因之一。
默：今天的無產階級在哪里？它將在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角色？
梅：把社會轉型的力量局限于體力勞動工人，顯然不是馬克思的本意。他曾談到，經過社會的兩極分化，將有越來越多的人“無產階級化”。因此，決定的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說到底就是：在絕大多數人被“無產階級化”并且陷入無力之極的狀況時，誰能夠控制社會再生產的過程。現在，當你談到發展了的“無產階級化”概念時，它意指某些群體在勞動過程中曾經享有的極端有限的自的衰弱和喪失。
控制著文化和智力走向的資本體系的鼓吹者們，喜歡用“藍領”和“白領”的區別來否定馬克思，認為在我們的社會里，“藍領”體力工人消失了，而那些享有更多的勞動保障的“白領”已經上升為“中產階級”。然而，如果你環顧一下世界，抓住“總勞動”這個關鍵概念，那么你會發現絕大多數工人仍然屬于“藍領”階層。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歷史的變化關系，而是資本和勞動之間那不可逾越的根本的社會對立關系。這不是哪個特殊勞動階層的問題，而是資本與總勞動的對立問題。換句話說，在當前的歷史階段，不管其社會經濟的狀況如何，所有階層、所有部門的勞動者都是資本的敵人。
默：馬克思理論的哪些方面顯得脆弱，因而需要更新？版權所有
梅：的框架永遠需要更新。我們在最近的過去所目睹的、根源于本世紀初的轉型態勢，馬克思做夢都沒有想到。歸結到一點，這涉及資本體系自我調節和自我更新的方式問題，它居然能夠推遲其自身矛盾的展開和成熟。馬克思沒有置身于一個能讓他研究國家干預在延長資本體系生命期方面的各種形式和最終局限的環境中。事實上，國家在當代資本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比如戰后25年凱恩斯主義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發展。
馬克思談到過的“資本人格化”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馬克思在討論個體資本家時使用了這一概念，因為他那時找不到別的形式。然而，他極具洞察力地看到了，資本體系的主導成員是那些被資本人格化了的人。在資本的客觀制約下，他們只能如此作為。
“資本人格化”是必須服從的，隨著社會歷史環境的變遷，它把源于資本邏輯的客觀制約強加于工人。這一點，與理解以下事實密切相關：在20世紀，我們目睹了多種多樣的“資本人格化”形式。馬克思僅僅知道一種資本人格化的形式，即個體資本家。但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并將在未來繼續看到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變化，正如全球資本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所顯示的。
由于資本無處不在，深深植根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我們想取得任何成功，就必須通過艱難的、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把資本徹底清除掉。立足于永恒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轉變事業，不管多么困難，都必然與這點聯系在一起。我們必須時刻注意不讓潛在的資本人格化橫行于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之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新穎，我們必須專注于創立和成功地確立防止資本人格化死灰復燃的必要措施。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的框架必須不斷更新，使之能夠應對“歷史的狡計”的錯綜復雜的扭曲和轉變。
默：“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指“革命”？
梅：如果我們把革命這一概念界定為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的、持續的革命性轉變，那么它仍然是非常重要并充滿活力的。在許多著作中，馬克思都是在“社會革命”的意義上使用革命這一概念的。他說，過去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之間的巨大差別在于，過去的革命本質上都帶有政治的特征，旨在社會的統治集團，同時置絕大多數人的結構性的依附狀態于不顧。
打破或多或少的頭顱，從事于顛覆性的“猛烈攻擊”，是政治舞臺上經常發生的情景，也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即使到最近，人們還在這一意義上界定“革命”概念。現在，從痛苦的經驗中我們知道，它是于事無補的。沿著這條道路走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曾說過的“社會革命”。
國家資本主義范文6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探索的深入，各種爭議也不絕于耳。今年以來，國際輿論也加大了對我國國企改革的關注力度：從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直言中國今后改革重點應當是削減國企數量與破除壟斷，到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方要求中方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等事例均表明國際輿論正掀起一波針對我國國企改革的聲浪。這股聲浪有哪些主要觀點，有哪些局限性，我們應如何看待國企改革？
國際輿論針對中國國企改革的主要觀點
國際輿論認為中國國企在資金、資源和政策等領域享有優勢，造成與外企和民企的不公平競爭。
首先，國企應向社會返還更多紅利。世行認為，國企沒有讓老百姓更多地獲利?！耙虢档椭袊膬π盥?，使中國老百姓更多地獲益，國企應把更多的紅利返還給社會，需要實行一些結構調整，從而建立良好社會保障體制。”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方認為，提高對國有企業分紅比例帶來的收入可用于資助政府的社保和養老開支，從而有可能降低中國人大量儲蓄的必要性，讓他們提高消費支出，從而達到刺激中國內需的目的。
其次，應破除國企壟斷，降低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2012年4月的博鰲論壇上指出，破除國企壟斷，降低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中國面臨的五大挑戰之一。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2011年10月的《關于中國國有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報告，將中國的國有企業同國家資本主義聯系到了一起。報告提出，美國應該促使中國澄清和減少國有企業的角色，特別是在促進削減大量“戰略”行業領域；支持IMF淡化銀行貸款作為中國宏觀經濟工具的努力，而更加推崇財政政策；立即開始評估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的能力，以應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行為。
第三，應降低民營企業進入戰略性行業的門檻。世行認為，應加快推進中國國有企業股權證券化；降低民營企業進入包括戰略性行業在內的相關行業的門檻，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作用，打破某些行業的壟斷，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減少私營企業進入的壁壘，疏通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方認為：“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民營企業的創新，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產能擴張?！?/p>
國際輿論關于中國國企改革主要觀點的局限性
局限性之一：世行報告的觀點早已有失敗的先例。
世行報告向中國推銷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被廣泛證明已經失敗的“華盛頓共識”。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確需要完善的轉變，但私有化不可能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首先，中國國企的發展經驗至少可以表明，壟斷和創新并不矛盾。如國企在航天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突破，高鐵在技術標準上領先全球。其次，在某些戰略性產業領域，國企必須承擔起保障公共服務的任務。這些領域的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壟斷，只能導致私人資本壟斷代替國有資本壟斷，甚至有可能會演變為權貴的私有化或者外資的私有化，最終危害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第三，拉美、非洲、前蘇聯等歷史經驗證明，盲目的全盤私有化給一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諸多副作用長期存在，難以根除。
局限性之二：從中國的基本國情來看，國企私有化不適合中國實際。
世行報告建議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降低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國有經濟必須得到發展壯大，這就是國企改革的“根本”。雖然目前國企依然存在較多的問題，壯大國有經濟、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任務遠未完成，國企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絕不能影響和動搖我國既定的國企改革思路與方向。不管如何推進和深化國企改革，我們都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的前提下，讓國有經濟更多地分布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企業同時也可以在其他非重要行業和非關鍵領域中依據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存在和發展。
局限性之三：“國進民退”并不符合中國國企發展的實際情況。
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國企改革經歷了從擴權讓利、承包經營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破產關閉、重組并購到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深化改革的歷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成功之路。尤其是近十年來，國企更是取得跨越式發展。從央企數量看：2003年國資委成立時，中央企業的數量是196家。從2006年到現在，每年都有約10家規模較小的企業并入大型優勢企業，目前，央企戶數已減至117家。從行業看：2010年，在39個行業中有32個行業是民企與外企占支配地位，國有企業占支配地位的只有7個行業。事實上，國有經濟及其國有企業在逐步陣線收縮的歷程中實現了集體性崛起，結構得到優化，布局更趨合理，實力得以增強。這種退中有進、以退為進的國有企業改革調整，顯然不能稱之為“國進民退”。
近年來我國國企改革發展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