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語錄中國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語錄中國范文1
2、李世民。今中華強盛，徒兵一千可敵夷狄數萬，夷雖眾，有何懼哉！
3、岑參。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4、袁崇煥。一生事業總成空, 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后不愁無勇將, 忠魂依舊守遼東。
5、曹操。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寧教我負天下人，勿叫天下人負我。
語錄中國范文2
1989年，在西安召開的“長安?東亞?環太平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提交的論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構擬方法――以傳統思維定向模式為例》，批判了傳統文化孕育成的“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思維偏向，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應只是對海開放，強調重新向西開放，提出重開絲綢之路的構想。那時筆者在陜西師大任教，基于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考，建議把重開絲綢之路作為國策：“從中國經濟文化的宏觀布局上看，歐亞貫通的陸路大動脈給我們輸入新的血液，給全國發展的總體布局帶來有益的變化，從根本上扭轉重東輕西的文化偏至，實現資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優化配置與良性循環，搞活全國一盤棋，從宏觀上帶動地方，徹底解決中西部閉塞、貧困和落后局面，促進其經濟文化的騰飛，從而大大加速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保ā段幕芯糠椒ㄕ摗罚兾鲙煼洞髮W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28頁）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當然地要關注西玉東輸這樣一種中國特有的資源調配現象，由此便進入到玉石之路的調查。這才逐漸地意識到：在之后由來華的德國人李?；舴姨岢龅摹敖z綢之路”說，雖然已經流行世界，卻不符合國人對此路的認知習慣。近幾十年來，國內學界把這條路稱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顧中西視角，可以像唐代詩人常建所詠（《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鄉》），采用古漢語習語“玉帛”一詞來命名較妥當。名字問題中隱含著從西學東漸以來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復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后的話語策略問題。
2008年問世的英文書《絲綢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羅斯學者庫茲米娜認為：“舊世界歷史中的主要現象之一就是偉大的絲綢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紀，這條連通中國、歐亞草原、中亞、印度、西亞以及歐洲的貿易路線，那時還延續到拜占庭帝國、威尼斯甚至更遠的地方。絲綢之路過去用來從中國輸出絲綢，而反過來，商人從羅馬和其他國家向天朝大國（中國）輸入玻璃器、珠寶以及其他高藝術價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這是從國際視角對這條路的貿易情況的說明，沒有顧及到中國本土視角。如果我們能夠分析絲路中國段形成過程中的物質傳播及其多米諾效應的因果鏈條，嘗試論說絲路起源和貿易整體構成；再從比較文化的形象學角度，解析四類主要的傳播物品的每一種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應，就能清楚地看出對每一種西來的物質要素神話化的文化再編碼過程。我將此過程初步概括為四種主要物質的互動，即玉、馬、佛、絲，稱之為“絲路形成的多米諾效應”。
以往對絲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視角注重的是對西域的科考探險和外文語種文獻的發現，國內視角側重在中西交通的歷史、地理和貿易對象方面。無論是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都側重于現象層面的研究，缺乏一種因果關系的整體把握，未能進入到揭示絲路文化現象所以然的理論層面，即關注和詮釋如下的深度問題：在什么時候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條文化傳播路線？在這條古老的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通道上，是何種物質要素率先登場，并發揮著依次催生或拉動其他物質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種有關絲路（中國段）發生史的文化傳播多米諾效應的理論解釋，認為是華夏文明起源期對新疆和田玉石的發現和持久需求，拉動中原國家與西域之間的物資貿易之路的構成，即先出現一條運送玉石的路線，從而奠定絲路中國段的早期歷史（公元前20世紀――公元前10世紀）。隨之而來的是西域和中亞的馬匹大量進口（公元前10世紀――公元19世紀），更進一步拉動絲綢作為交換玉石和馬匹的籌碼（張騫，公元前2世紀――公元10世紀），開始陸續出口或轉口貿易，并強化著這條路線上雙向物資流動交換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引發公元1世紀前后的西佛東輸的過程，特別是佛教石窟寺從喀什到于闐、龜茲（克孜爾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張掖（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和大同（云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特別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紀后佛教石窟寺建筑與佛陀塑像的漸次向東傳播，其路徑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亞的路線驚人的一致。
從歷史上先后出現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謂的絲路，自西向東運輸的物品，是玉在先，馬緊隨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馬匹之后。絲綢即帛，是作為交換玉和馬的中原一方籌碼，大量地和持續地自東向西運動。要追問這四種物質要素彼此之間的關聯，應是一種原生和派生的邏輯關聯，即因果鏈的關聯：沒有西玉東輸的需求，就不會有作為運輸工具的馬和駱駝伴隨著玉石一起向東的旅程，也不會有大規模的東帛西輸；同樣的，沒有玉石東進中原的黃河河套路線，也就不會有佛教石窟寺東向傳播，沿著河西走廊直到晉北的大同盆地的線路軌跡（從敦煌莫高窟到云崗石窟）。
就構成絲路中國段的各種物質要素而言，絲不是決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質。原生性物質是西域的玉料。過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確認甘肅玉礦多處，即“玉出二馬崗”（臨洮的馬銜山、肅北的馬鬃山），以及渭源縣碧玉鄉。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縣鴛鴦山的鴛鴦玉（如今大量用來生產旅游紀念品――夜光杯）。這種墨色中透綠的蛇紋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就沿著渭河輸入中原。所以說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東輸現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獻記載情況而言，沒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確實材料能說明中原與西域關聯的這條路早期的物質交換情況。《穆天子傳》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線問題，以及玉帛交換問題，都超出文學想象范疇，成為值得做出歷史考證的真實對象。把《穆天子傳》講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團隊“載玉萬只”帶回中原國家的行為，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的有關昆侖山“多玉石”的內容對照起來看，神話歷史的真實性就顯山露水了。從仰韶文化時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時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時間里向西拓展了兩千多公里，從渭河源，直抵昆侖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為是黃河源）和喀喇昆侖山的葉爾羌河。
以上大致說明：從“重開絲路”說，到“玉帛之路”說，二十多年的學術發展是一個逐漸走向文化自覺的過程。人是語言動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話語中。言說方式的變革意味著思想的變革。
語錄中國范文3
7月1日,烏魯木齊市中考閱卷已經進行到了第三天,烏魯木齊市教育局邀請行風評議員、家長、學生代表及新聞媒體觀摩烏魯木齊市中考閱卷點,實地觀摩中考評卷流程。
預計中考閱卷工作將在7月7日左右結束,經過復核、校對、成績合成后,7月10日正式向考生公布中考成績,考生在7月15日之前完成志愿填報,一批次學校錄取結果預計在7月20日左右正式。
2018年中考繼續采用網上閱卷的方式,目前,200多名來自全市各初級中學的老師正在烏市教育局集中閱卷場地閱卷。
烏市教育局局長劉劍表示,閱卷前,先將學生答卷掃描,由工程師及閱卷組組長把答卷分成不同區域,把閱卷老師也分成小組,每一小組老師負責一塊,老師要改誰的卷子,改哪一道題都由計算機隨機發放。
語錄中國范文4
在此次地震之前，雅安已基本完成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其重建完工項目達兩千多個，已投入資金達兩百多億元。就在地震前一天，雅安周邊還舉行了代號“閃電-A”的跨區地震救援演練。為此，國人勢必會對兩次地震進行對比，其“政感”肯定也會比前者更強烈。可喜的是，中央和四川各級政府，都對蘆山地震做出了快速反應，一些重建項目也在本次救災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比如，蘆山中學保存完好，在承擔重大地面救援任務之余，還發揮了空中救援中心的任務。
古諺曰，多難興邦。根據“刺激-應激”模式，政治發展源于對挑戰的回應，若不能在苦難中學會改進，“多難興邦”就會淪為空話。無論是以大禹治水為例，還是以1998年抗洪、2003年抗擊非典為例，中國政治歷來與救災聯系緊密，因而連普通國民也精通“災難政治學”。地震是突發事件，輕則震動全國，重則震動世界，它考驗著官員乃至國家的能力與形象。因此，“震感”也是“政感”，只有提升官員對突發事件的感應力，“多難興邦”才不會淪為空話。
災難最能震撼人心，也最能凝聚人心，它要求官員具備高效救災、紓解民困的能力，更要求其有全面統籌、長效預防的能力。更何況，無論是以前些年的日本大地震為例，還是以新近的美國爆炸案為例，各國都會有大災難，民眾既會比較本國歷次救災經驗，也會對比各國救災能力，因此政府應急能力直接影響公信力。
湊巧的是，就在蘆山強震前一天，中央做出了“用一年左右時間、以縣處級以上領導為重點、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決定。說白了，“群眾路線”就是要對民心、民生、民困具備足夠敏感性，避免官員脫離群眾、麻木不仁、情感冷漠、精神懈怠、弄虛作假、貪污腐化。因此，對地震和禽流感等突發災難的震感和痛感，最能反映領導干部的“政感”。
需警醒的是，鑒于對生態環境的長期透支，我國正在進入自然災害高發期，水源、大氣、土地污染帶來的次生災害將會接踵而至。同時，以最近的“鳳凰門票事件”為例，鑒于前期改革積累了很多深層矛盾，我國已進入高發期。此外，鑒于我國快速崛起，西方世界難免會有情緒化反映，國際摩擦也會進入高發期。這三者都可以預見預防，無法像地震預測那樣用“世界性難題”來搪塞，我國必須為此做足準備。否則，“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就會大受影響，“中國夢”也會喪失理性基礎。
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越是想成就大事者，越需做好風險評估。鑒于各色災難頻發，民眾對身邊危險早已感同身受，對各種過于樂觀粗疏的風險評估，民眾早已充滿不信任感。很遺憾，無論是以2011年“7.23”動車相撞事故為例，還是以最近的霧霾事件、黃浦江死豬事件為例，官方越是盲目發放“定心丸”，公眾的安心指數越低。
總之，隱患險于明火，防范勝于救災。強震雖會將政府推到風口浪尖，但也是推動其應急能力和公信力建設、乃至政府全面轉型的良機。只有大力提升官員的“政感”，讓民眾切實感到黨風政風的轉變，才能真正做到“化危為機”。因此，對于蘆山地震的最好態度，不僅僅是全力救災，也不僅僅是積極回應它引發的疑問，而是對我國日后可能遭遇的風險做出最充分的評估和準備。
語錄中國范文5
“當科技正要重新改造世界時,卻往往犧牲了蘊藏于生活中的美感價值;當科技與經濟掛帥且強領著世界走向前進的同時,生活中的美感也正不堪于此瞬息萬變而發出哀鳴?！边@是無印良品藝術總監原研哉在他的《設計中的設計》一書中發人深省的一句話。正因為有了不愿意隨波逐流的人,才有了今天那么多的自定義生活。
原研哉在書中還舉了這么一個例子:“有一位女士,入境某國。當她正要從通關官員手中領回護照之時,官員跟她說了一句‘生日快樂’。原來官員從護照中得悉當天是她的生日。她從此愛上了那個國家。溝通就似蒲公英的種子一樣,靜悄悄地降落在某個角落,等待著發芽的機會?？吹玫疆斨屑毼⒅?就能夠開展新的溝通渠道,這就是‘視覺傳達設計’(Communication Design)的本義所在?！?/p>
視覺傳達設計開展新的溝通渠道
“視覺傳達設計”這一術語從1960年在東京舉行的世界設計大賽開始流行起來。簡而言之,它是要做“給人看的設計、告知的設計”。就在三菱地產與無印良品首次合作的“無印良品村”剛剛掀起一股“定制公寓”的話題之后,上海瑞虹新城即將上市的瑞虹3期又將定制公寓的概念更加清晰地展現給大眾。
定制奢侈品領域對人們來說并不陌生,定制公寓的概念還相當新鮮。所謂定制公寓是指按照業主所想,量身定做個性突出、能反映居住者個人風格和追求的身心棲居之所。定制公寓是個人意志的物化體現,它在精神深處能滿足購房者的限量情結。
這個中國首次出現的“定制公寓”共有248套房源,約1/4房型可供半定制公寓服務。提供該定制服務的房型為87平方米的一房和171平方米的四房。一房有三種可選的戶型風格,四房有兩種可選的戶型風格。購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生活風格自定義房型,包括改變臥室的朝向、擴大起居室的面積、改變廚房的設計和調整衣帽間以及書房的布局等。
處于定制公寓前列的日本
今年1月開始銷售的“無印良品村”將“定制公寓”的概念推向了人們的視野――這一大手筆的“酷越”項目位于日本千葉縣船橋市,占地8000多平方米,總建筑面積13000多平方米,房間以兩房和三房為主,面積從60多平方米到90多平方米,共設計152個單元,預計竣工時間為今年11月。
“無印良品村”的最大亮點是靈活自由的空間,房屋結構與戶型規劃是分開的。整個項目一共有四種標準戶型,基礎結構是統一的。每個戶型的廚房及衛生系統做成標準化,其他地方則可以根據業主的要求進行定制,可以做成單個大空間,也可以隔成兩房或三房。
對于“無印良品”迷來說,“無印良品村”無疑是盼望已久的“夢中之地”。在公寓中定制商品已經涉及到無印良品30年發展歷程所開發的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無印良品村”也可以說是專門為無印良品迷打造的定制公寓,其誕生正切合了大眾對“自定義生活”上升的需求。
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如日本,定制公寓早已出現,在1993年出現的大阪Next21實驗集合住宅可以算得上是日本最早的定制公寓嘗試。此類定制公寓的一大特色在于,居民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房型和喜歡的裝修風格。公寓采用框架結構形式,可根據居住者的不同需求任意靈活地變化功能和布局。
關注細節的歐美房屋定制
相比之下,定制房屋現象在地域寬廣的歐美國家更為普遍,定制的內容也更貼近購房者的需求。歐美國家的定制更多地針對獨門獨戶的大屋而非公寓,定制細節已經深入到采用木頭或是石頭作為建筑材料,窗戶做成方形或者拱形。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住戶看重了一片大約100平方米的土地,想在這片土地上建一所房子。這片土地的中間有一棵年代久遠的橡樹,這個男人向為他定制房屋的設計師表示:“我不要那種把院子設在前面或者后面的房子。我想我的房子中間有一個中庭,這棵橡樹放在中間不動。整座房子分為前排、院子和后排。前排有餐廳、廚房、客廳和車庫,后排是臥室、書房和衛生間?！钡珕栴}是橡樹會擋住院子的絕大多數光線,鳥糞和各種的昆蟲也會隨之光臨,想建游泳池,又生怕碰到橡樹的根?
設計師給他的初步建議是,在樹下搭建一個玻璃頂花園。玻璃頂可以阻擋樹枝的蔓延和鳥糞;如果使用感應型玻璃頂,遇到雨水時玻璃頂能自動關閉;還要將花園底部墊高半英尺,使空氣和雨水能滲透到樹根位置,又不妨礙根部的生長。
語錄中國范文6
1.這是人們在當前的一項共識:就數學教師的專業成長而言,相對于純粹的數學知識與一般性的教學法知識而言,“學科內容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記為PCK)是更為重要的,因為,這不僅可以被看成這兩者(以及學習心理學理論)的必要整合,也因落實到了具體的教學內容而對于一線教師就更加易學、易用,從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變教育領域中長期存在的理論研究嚴重脫離教學實踐的弊病.
當然,對于所說的“學科內容教學法知識”又可從多個不同角度更為深入地去進行研究(對此可見文[1]).在此要強調的是,上述的發展集中地反映了這樣一種認識:無論就數學教育的理論研究或是一線教師的專業成長而言,都應切實立足實際的教學活動,并應更加突出數學學習與教學活動的特殊性.
后者事實上也正是筆者提出數學教師“三項基本功”的一個基本立場,這就是指,盡管數學教師作為教師隊伍的一員,同樣應當具備一般教師所應具有的基本素養和基本技能,如對于學生與教學工作的高度熱愛、較好的普通話水準等,又因為數學構成了數學教學的具體內容,從而數學教師也應具備一定的數學素養和數學能力,如對于數學美的欣賞、一定的計算能力與解題能力等,但是,除去上述這些分別源自“教育”與“數學”的普遍性要求以外,數學教師還應具備一些特殊的素養或能力,后者可被看成數學教育“專業化”的必然要求.這主要包括:第一,善于舉例;第二,善于提問;第三,善于比較與優化.
由于筆者已專門撰文對“數學教師的三項基本功”進行了論述[2],在此就僅限于從更為深入的角度指明這樣兩點:
第一,所說的“三項基本功”都可被看成數學教育特殊性的集中反映.首先,“舉例”的重要性顯然是由數學的高度抽象性直接決定的,后者又不僅表現于數學概念都是抽象思維的產物,也表現于這樣一個事實:數學中的“問題”和“方法”事實上都應被看成一種“模式”,從而在此最為重要的就是如何處理好特殊與一般之間的關系.其次,數學教師之所以應當特別重視“提問”,則是因為“問題提出”與“問題解決”正是數學活動最為基本的形式之一,而且,這又是“問題”恰當性的一個主要涵義,即是否較好地體現了相應的數學思維,也即是“專業的問題解決者……會向自己提出的那些問題.”(巴拉布與達菲語)最后,思維的不斷優化事實上也正是數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其不僅包括了“橫向”的擴展,更是指“縱向”的發展:“它必須重新組織、重新認識,有時甚至要與以前的知識和思考模式真正決裂.”(安提卡語)
第二,對于“三項基本功”我們又不應理解成單純的技能,恰恰相反,就只有從深層次的數學教學思想和教育思想去進行分析,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它們的精髓與意義.
(1)“善于舉例”的主要意義是有利于“理解學習”.也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在教學中就不應局限于如何能夠針對具體的教學內容選擇適當的“例子”,而應更加重視如何很好地去處理數學的形式方面與非形式方面之間的關系.
例如,從后一角度去分析,除去適當的舉例以外,概念的教學顯然還涉及更多的方面,即如何能將數學概念的學習與具體運作很好地聯系起來,如何幫助學生發展相應的視覺形象與數學直覺等(更為一般地說,我們在此就涉及所謂的“多元表征理論”.對此可參見文[3]).另外,對于不同的年級我們也應有不同的重點和要求.例如,如果說“善于舉例”主要是針對中學高年級而言的,即是如何通過適當的舉例幫助學生較好地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包括逐步發展起與嚴格定義相適應的概念意象;那么,在中學的低年級階段我們就應更加重視如何幫助學生由已有的經驗或實例逐步過渡到嚴格的數學定義,我們并應清楚地看到這里事實上涉及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隱喻性思維”(描述性定義)與“文本性思維”(建構性定義),后者并就是“數學化”的本質所在,也即是一個建構(或者說重新建構)的活動.
(2)上面已經提及,“善于提問”的基本意義之一即是有利于學生學會數學地思維.正因為此,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應很好發揮自身的示范作用,而且也應通過對課堂上所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及時評價在有意識地去做出引導.容易想到,這些做法直接關系到了學生提出問題能力的培養.
更為一般地說,我們又應清楚地看到“問題情境”的創設對于數學教學的特殊重要性:這直接關系到了如何能夠很好地調動學生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而后者則又可以被看成學生數學學習的根本動力(詳見文[4]).當然,對于所說的“問題情境”我們不應局限于具體的生活情境,也不應將此簡單地等同于真正的數學研究活動,恰恰相反,我們應當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與具體的教學內容和情境對“問題”的恰當性做出分析.
最后,由于“問題”正是數學學習活動的主要載體之一,因此,這事實上就可被看成教師的教學活動是否真正超出“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并達到了更高水準的一個具體標志,后者即是指,學生的學習活動是否局限于簡單意義上的“問題解決”,特別是,不僅他們所思考的“問題”不應局限于原來的問題.其最終所獲得的“解答”也不應局限于原先問題的解答(這方面的一個范例可見文[5]).另外,這又可被看成這方面的一個首要目標,即是應當幫助學生逐步養成這樣一種思維習慣:“求取解答并繼續前進”(舍費爾德語),這也就是指,我們不應滿足于具體解答的獲得,并應致力于以此為基礎提出新的問題,特別是,由教師給出問題逐步過渡到由學生自己提出問題.
(3)相對于前兩者而言,“善于比較與優化”應當說更為直接地涉及數學教育的這樣一個目標,即是幫助學生養成一定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或者更為恰當地說,即是充分發揮數學的文化價值.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學者看來,我們可以從后一角度更為深入地去理解數學學習活動的本質:這在很大程度上即可被看成“進入”某種特定文化的過程(畢曉普語).當然,后者在此主要是指“數學文化”,我們應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去理解這里所說的“進入”.例如,除去方法的改進與結論的推廣以外,“語言”的變化也應被看成“數學文化”的又一具體涵義.具體地說,除去由“非數學語言”向純粹的“數學語言”的過渡以外,我們又應看到詞語的擴展、功能的強化(更加精確、強大,以及由單純的交流過渡到論證的功能),直至語言基本性質的變化(“非個性化”“客觀化”與“標準化”,(歐內斯特語)),等等.
顯然,從上述的角度去分析,我們也可更為深入地認識“優化”對于數學學習的特殊重要性,這就是指,正如先前關于數學思維發展性質的分析所已表明的,與數學學習直接相關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養成主要的也是一個后天的過程,其中必定包含一定的沖突和“順應”的過程.也正因為此,我們在教學中就應特別重視如何能夠使得“優化”成為學生的自覺行為,特別是,除去“比較”這樣一個環節以外,我們還應清楚地看到“總結與反思”在這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又由于比較、總結和反思、優化等可被看成一般性學習活動的主要環節,因此,這也就從又一角度更為清楚地表明了數學教學的這樣一個意義,即是有利于學生學會學習.(對此例可見文[6])
2.上面的分析顯然表明:為了改進教學,我們不應僅僅關注具體的教學方法或教學模式,而還應當聯系教育目標更為深入地去進行思考.更為具體地說,上面所提到的“幫助學生學會數學地思維”和“數學的文化價值”顯然就是與“數學教育的三維目標”直接相聯系的.以下就對后者做出進一步的分析論述.
首先,能否在上述兩個方面取得切實進展,直接關系到了這樣一個根本性的教育思想的落實,即是由“知識的傳承”向“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的重要轉變.例如,從后一角度去分析,我們就應對上面所提到的關于如何判斷教師的教學活動是否超出了“知識和技能的學習”這一問題做出更為全面的分析,后者即是指,我們不僅應當注意分析教師在教學中是否較好地做到了“幫助學生學會數學地思維”,而且也應十分關注這一教學活動是否體現出了對于“幫助學生養成適當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高度關注.
其次,從同一角度去分析,這顯然就可被看成新一輪數學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貢獻,即是明確提出了數學教育的“三維目標”,從而為我國數學教育的深入發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然而,應當強調的是,上述的思想并非全新的創造,因為,即使就我國而言,在新一輪課程改革實施以前就已存在這方面的積極實踐.例如,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中學數學教育界就已開始了用數學方法論,也即數學思想方法的分析帶動具體數學知識內容教學的積極探索,而其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希望幫助學生學會數學地思維(對此例可見文[7]).另外,就充分發揮數學的文化價值而言,我們則又可以特別提及高等院校的這樣一項工作,即是“數學文化課程”的建設[8].
當然,就整體而言我們又可明顯地看到發展的不平衡性;另外,筆者在此之所以要對先前的發展做出回顧,主要是為了表明這樣一個認識:為了能在上述方面取得切實進展,特別是使之真正成為中國數學教育的普遍特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更應不斷增強自身在這一方面的自覺性,包括通過認真地總結與深入反思清楚認識已取得的成績與不足之外,什么又是進一步工作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