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公共資產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公共資產范文1
為切實加強公共資產管理，提高公共資產使用效益，現就進一步加強公共資產管理提出以下意見。
一、提高對公共資產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公共資產是各級政府長期積累形成的寶貴財富。管好用好公共資產，對于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優化政府資源配置，提高公共資產使用效率，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我市積極推進公共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管理機制和方法，不斷提高公共資產效益，取得了良好效果，被財政部稱為“模式”。但是，少數地方、部門和單位對公共資產管理工作不夠重視，存在家底不清、賬實不符，重購建輕管理、權屬不清、職責不明、資產價值和效能觀念淡薄以及隨意購建、處置資產等問題，還存在短缺和閑置浪費并存的現象；一些山地、林地、水面以及礦產資源、城市公共資源等公共資產還沒有納入統一管理范圍。這些問題影響了公共資產效益的充分發揮和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把公共資產管理工作抓緊抓好。
二、全面推行產權集中統一管理
全市公共資產管理實行“政府統一所有，公共資產管理部門集中管理，部門單位依規使用”的管理體制。各級公共資產管理部門按照政府授權，代表政府統一行使對公共資產的所有權，將單位占有使用的房地產產權證集中統一管理。資產使用單位、歸口管理部門只有使用權和管理權，沒有資產處置權。公共資產的產權登記由公共資產管理部門統一申報辦理，已辦理產權登記至今尚未將產權證明及相關資料移交的，要盡快移交公共資產管理部門統一管理；尚未辦理產權證的，資產使用單位應盡快將公共資產的立項、規劃、用地和建設等批準文件和資料移交公共資產管理部門，并協助公共資產管理部門辦理有關產權登記手續；今后新購建的公共資產，資產購建單位應在資產購建完成后三個月內，向公共資產管理部門移交有關產權資料，并協助公共資產管理部門辦理有關產權登記手續。公共資產管理部門要會同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建立政府性投資項目竣工驗收的資產移交工作機制，落實投資項目后期的資產管理工作。同時，對于資源性資產、市政設施類資產、交通設施類資產、農林水設施類資產及無形資產要建立以產權、使用權變動審批為核心的產權集中管理機制。
三、積極盤活公共資產
公共資產不僅具有保障的職能，也具有資本的功能。各縣區和公共資產管理部門要樹立經營的理念，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積極盤活公共資產，不斷提高規模和效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要通過市場運作，將城市中部分地處黃金地段的國有房地產轉化為可用于經營的資本，以開發、轉讓、出租等方式開展經營，提高資產效益，增加財政收入；要通過BOT、BT、發行債券等方式盤活資產，為重大項目、主導產業提供多渠道融資服務，破解發展中的資金瓶頸。要按照城市建設規劃和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有計劃的對公共資產進行整合置換，優化配置，促進城市建設和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事業發展。要探索資源性資產和無形資產經營方式，對政府所有的山地、林場以及農林水設施，要策劃包裝，推介招商，實行股權合作，發展產業項目。對廣告、設施冠名、特許經營以及河道砂石等礦產資源，要按照公開透明、競價轉讓、有效使用的要求，實現有償轉讓。
四、規范公共資產日常管理
（一）加強公共資產購建管理。實行資產購建預算管理制度。財政和公共資產管理部門要建立和完善以資產配置標準為核心，分工明確、流程規范、協調有序的購建預算管理體系。凡使用財政資金、單位自籌資金以及其他政府財政性資金等購置、維修和建造公共資產的，實行資產購建預算管理。需要進行資產購建的單位應將年度資產購建項目列入年度預算，并上報財政部門和公共資產管理部門，經公共資產管理部門會同財政預算管理部門審核同意，并將其編入部門預算后方可實施。未納入部門預算的資產購建項目，財政部門不予安排購建資金，不予安排政府采購，不予辦理資金支付。鼓勵各單位向上爭取資金或自籌資金購建資產。資產使用單位運用上級補助資金、自籌資金購建資產，購建資金不足的，財政、公共資產管理部門可以從公共資產收益中給予適當補助。公共資產管理部門經政府批準，對市場前景好、開發增值潛力大、有利于資產整合利用的資產開展收儲。財政部門可按當年公共資產收益的10%安排專項資金，用于資產收儲、購建和維護。
（二）加強公共資產處置和使用權轉讓管理。公共資產的處置是指公共資產產權發生轉移的一種資產管理行為，包括資產報損、報廢、產權轉讓、跨級調撥等。公共資產使用權的轉讓是指公共資產產權不發生轉移，僅對其使用權進行有償轉讓的一種資產管理行為，包括資產的對外出租、承包經營以及無形資產、資源性資產的有償使用等。公共資產管理部門統一管理公共資產的處置和使用權轉讓。公共資產的處置和使用權轉讓按照公共資產管理部門審核、政府審定、公開處置的程序進行，所有資產處置和使用權轉讓事項都必須報公共資產管理部門審核，規定限額以下的由公共資產管理部門審批，規定限額以上的由公共資產管理部門報政府審批。經批準后，按照“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采取公開拍賣、公開競價的方式組織實施。未經批準，任何部門和單位無權擅自處置或轉讓公共資產。
（三）加強公共資產收益管理。公共資產收益是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單位處置公共資產取得的收益，包括出租、出借公共資產取得的收入以及非經營性資產轉經營性資產、對外投資收益，都必須足額解繳同級財政部門統一管理。任何單位不得截留、坐支、隱匿資產收益，更不允許用資產收入設立“小金庫”。公共資產管理部門要加強公共資產收益征管，健全征管工作機制，強化收入稽查和檢查。
公共資產范文2
【關鍵詞】 公共產品; 國有資產; 績效評價
一、公共產品與國有資產的形成
公共產品是指消費中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它的效用不可分割。它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效用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產品本身的效用是為整個社會成員所共享,在技術上不可分割成若干部分,分別歸個人享有,它具有聯合受益和共同消費的特點。二是非排斥性,就是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個人獨享,要是排斥他人,在技術上做不到成本也很高。三是非競爭性,就是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享用,不會排斥他人同時享用,也不會因此減少他人享用的數量和質量。
自然壟斷和外部性為國有資產的產生和存在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釋。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的。市場是一種有效的運行機制,但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不是萬能的,市場機制也具有本身固有的缺陷,即經濟學所說的“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尤其是由于自然壟斷和外部性的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某些方面是缺乏效率的甚至是無效的。正是由于“市場失靈”的影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以市場為主要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同時,也需要財政配置作為彌補市場缺陷的手段,即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的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提供公共產品來進行的,政府要提供公共產品,就需要投入資本,從而形成國有資產。
二、公共產品與國有資產管理的范圍
根據公共產品理論,政府應主要承擔提供純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責任,而將大部分的私人生產和提供交由市場和企業去進行。因此,國有資產管理的范圍主要應是對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所必需的資產的管理。從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有必要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角度出發,國有資產的管理還應包括一些由國家集中起來用于平均社會收益分配的資產,如養老保險基金、醫療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等。為了提高國有資產管理的經濟效率,政府必須使國有資產通過各種途徑逐漸退出競爭性領域,并使之轉化為社會公共需要領域中的國有資產增量,最終使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重心放在對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國有資產管理上。國有資產專門管理機構的絕大部分工作職責不再是對盈利性國有企業的管理,而應轉為對非盈利性的國有資產的管理。
三、公共產品與公共領域中國有資產管理的績效評價
在現實的國有資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而存在的,這部分資產既包括諸如國家用于提供司法、行政、國防、環境保護等純公共品所必需的資產,也可能包括諸如公園、道路等準公共品所需的資產。毫無疑問,管理好這些國有資產并使之發揮最大的效用,理應是國有資產管理的題中之意。那么,應該如何確立一個基本的體系,對這些資產管理的績效進行有效的考核呢?公共產品理論在此給出了基本的原則。
(一)純公共品領域中的國有資產管理績效評價
對于純公共品領域提供中所必需的國有資產管理的績效評價,公共產品理論給出了一個原則性的判別標準,也就是當公共品提供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效益時,公共品的提供達到了最理想的狀態。在現實中,對于該類國有資產管理的績效評價應遵循這一原理是毫無疑問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對成本和收益進行確認,并給出評價,這也是國有資產管理績效評價的難點所在。
1.從收益確定和評價的角度來看,公共項目資產管理收益的確定比之于一般企業資產管理收益的確定要困難得多,因為一般企業的收益都是可以貨幣計量的,而公共項目因為其固有的收費的困難性,盡管其社會經濟效益可觀,但卻很難以貨幣價格進行量化。為了克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將公共項目的收益通過某種類比的方法轉換成可以貨幣計量的收益。比如對于綠化造林的收益,可以通過一定的統計處理,計算由于綠化造林引起的農業環境改善從而農作物增產的收益以及空氣質量改善導致的呼吸疾病減少而節約的醫療費用等等。這些計算盡管不可能是非常完整的,但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國有資產管理的真實收益。
2.從成本確定和評價的角度看,公共領域中國有資產管理績效評價的困難主要在于對事后成本大小的評價要遠困難于對企業成本的評價,因為企業處于一個與其他企業相競爭、相比較的環境中,而它的收益又是明確的,這樣,當發生長期收益不抵成本的情況,或成本收益大幅度高于同行業其他企業水平時,就可以比較明確地判定該企業的成本管理是不理想的。而從客觀上來講,即使不作主觀的評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那些成本管理不利的企業也將會遭到市場的淘汰,即市場將會自動地對企業資產管理的績效作出評價。
(二)準公共品領域中的國有資產管理績效評價
準公共品是指那些具有不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斥性的物品和服務。正是因為不完全的非排斥性和非競爭性,所以準公共品的提供既可能采取政府的方式來進行,也可能采取市場的方式來進行。在考察準公共品領域中國有資產管理績效時,首要的問題是將公共提供與市場提供作一比較,只有當確信公共提供的效率較高時,國有資產管理活動才應介入這一領域,否則應盡可能地不介入。根據公共產品理論,在具體的實踐中,究竟是采取公共提供為好還是市場提供為好,取決于這兩種方法各自產生的凈收益的對比。
需要強調的是,公共產品理論在準公共品提供上的原則標準,顯然不能把收費的多少作為評價國有資產管理好壞的標準,固然收費可以使消費者在消費準公共品時客觀地衡量其自身的效益和成本,從而避免過度消費造成的浪費,而且還有助于減輕稅收的負擔和稅收引起的效率損失,但是過高的收費標準同樣將導致效率的極大損失,特別是在某些行政壟斷的場合,不受控制地亂收費將會給經濟帶來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決不能認為收費越多,國有資產管理的績效就越好。
【參考文獻】
公共資產范文3
內容摘要:本文建立在產權理論和制度分析的研究基礎上,運用委托理論,對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的國有資產管理、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和上海特色的完善、可行的公共體育場館國有資產管理模式。
關鍵詞:公共體育場館 國有資產 管理體制 創新
問題提出
公共體育場館是指由各級人民政府投資或籌集社會資金興建的,由國家委托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管理的,供人民群眾進行健身鍛煉以及運動訓練、體育競賽的體育活動場所。
上海市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設“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要求”,將城市發展目標定位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而完善的體育設施無疑成為一個城市現代化的標志之一。作為全民健身的主陣地、體育產業重要載體的公共體育場館,目前,上海市體育場館的管理與利用與人們的需求和產業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隨著上海市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公共體育場館也面臨著轉變職能、深化改革的挑戰。因此,為克服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運行中的缺陷、提高國有資產的運行效率、規范公共體育場館的管理、盤活公共體育場館這部分體育國有資產,有必要對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的國有資產管理進行分析,以對我國其他地區的實踐有所啟示。
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創新的必要性
隨著體育產業的快速發展和廣大市民全民健身意識的增強,上海市體育場館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尤其是隨著體育社會化和產業化進程的加快,民營體育場館增長的速度更加驚人。據第五次全國場地普查的資料,在全上海的14426個體育場地中,體育系統所屬380個場地,占到總數的2.63%,民營體育場館占到70.21%。與民營體育場館相比,公共體育場館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場館改革的進程仍顯滯后,市場的獨立性和活力與民營體育場館存在一定的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體制和機制基本上還是沿用計劃經濟的模式,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在改革的進程中,個別公共體育場館逐漸脫離事業單位編制,企業化和市場化程度不斷增加,例如上海東亞體育文化有限公司、盧灣天育實業公司(盧灣區體育中心),虹口足球場暨魯迅公園聯合發展公司等,這些場館體育市場化、產業化進程發展較快,已逐漸擺脫事業單位的屬性。但是大多數公共體育場館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機制依然帶有濃厚的計劃體制的色彩,沒有擺脫體育局下屬事業單位的性質。公共體育場館在產權關系上的模糊和委托上的問題,是發展中的體制,這些問題限制了公共體育場館的生機和活力,導致公共體育場館運營效率低下,也同時激發了公共體育場館管理創新的動力。
根據調查,73.17%的公共體育場館認為有必要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方面進行改革,占到被調查公共體育場館的大多數(見圖1),這說明作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公共體育場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競爭和挑戰,現有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已暴露出缺陷,有必要進行深層次的改革與創新。建立符合體育產業規律、促進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進一步發展、創新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能夠改變舊有束縛公共體育場館的機制,創造有利于體育場館產業健康運行的局面。
據本文調查,公共體育場館認為實施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可以產生積極的效果。其中,有29家(占70.73%)公共體育場館意識到改革有利于加強彼此間的合作;有28家(占68.29%)場館認為改革有利于主管部門加強對公共體育場館的宏觀調控;有27家(占65.85%)公共體育場館認為改革有利于公共體育場館資源的共享;有25家(占60.97%)公共體育場館選擇了“有利于做大、做強公共體育場館產業”;有20家(占48.78%)公共體育場館認為體制改革有利于建立場館之間的有序競爭;有15家(占36.58%)場館認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有利于產生改革聯動效應,推動公共體育場館產業融投資體制的改革,如表1、圖2所示。
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創新的理論依據
(一) 現代產權理論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產權經濟學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屬于自由主義學派。產權理論主要以產權和交易費用為概念基礎,研究產權及其結構與安排對資源配置和效率的影響。現代產權理論認為,產權是一種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某種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一個完整的產權包括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其中每一種權利又可以細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給經濟帶來巨大的發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深化,西方現代產權理論在我國掀起了一股 “產權熱”。事實上,現代產權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起到了有益的啟示。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方向,這標志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由以承包制為核心的經營體制調整階段轉為以明晰產權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階段。
產權經濟學認為,要減少交易費用、降低社會成本、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一套科學完整的產權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在法律上完善的產權制度有以下要求:對產權的界定要明晰化,產權的獨立性,產權權能分解化以及產權主體多元化。以產權理論為基礎,分析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的產權制度,本文認為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的產權制度存在著明顯缺陷,不符合現代產權理論對產權制度的要求。
具體來說,上海市公共體育場館產權的界定實質上是模糊的;缺少產權的獨立性;公共體育場館產權主體單一,產權權能未能得到有效分解;公共體育場館產權流通不暢,未能實現產權在市場的流通和優化。
(二)委托理論
委托理論是現代契約理論最重要的發展。委托理論認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僅是委托關系的外在表現,而企業所有者人力資本駕馭企業物質資本的局限性才是企業所有者讓渡經營權,從而委托關系得以確立的內在原因。這就說明,委托關系以追求分工和規模為目的,企業的所有者因委托關系的確立而獲得一定的效果。委托理論把企業看作是企業委托人和人圍繞風險分配而做出的一種契約安排。雖然通過該種契約關系對于委托人和人都能帶來相應的分工和規模效果,但是由于契約雙方目標各不相同,相關信息在雙方之間的分布也是不對稱的,人有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這就是委托問題。
我國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三種模式
1988年以后,經過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實踐,國有資產管理模式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種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深圳-上?！蹦Ｊ?、“一體兩翼”模式、“98”模式。
“深圳-上?！蹦Ｊ?。這種模式在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實踐中最早提出,它的主要架構包括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和國有資產控股、參股企業三個層次,這就是通常所指的“三層次管理模式”。
在第一個層次上,國資委的設立,實現了政府國有資產所有權職能的機構與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機構分離;在第二個層次,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設立,實現了國有資產的運營職能與國有資產的監管職能的分離。在第二個層次與第三個層次之間,既實現了企業出資者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規范,又在政企分開的基礎上建立了合理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和產權代表制度,解決了在第三個層次中,國有資產出資人“缺位”的問題。
“一體兩翼”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是以財政部門為主體,國有資產管理局和稅務局作為其“兩翼”,歸口財政部門管理。
“98”模式。這種模式是將國有資產的出資者所有權分別交與不同的政府部門,不同部門分別行使國有資產的產權變更、投資、監管、改制、人員選擇等職能。
公共體育場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創新策略
建立“政府主管部門(或國資辦)――中間層公司――公共體育場館”的三層次管理模式,在明晰公共體育場館產權和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建立政府主管部門和公共體育場館的委托關系。既有對公共體育場館的監管,防止“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委托問題的產生,保證公共體育場館的公益型職能的實現,同時也賦予公共體育場館更多的自主性,增加對場館的激勵,使公共體育場館在市場的競爭中更具有活力。
在三層次的第一個層次――政府主管部門,建議在體育局設立公共體育場館國有資產的專門管理部門,負責監督和監管公共體育場館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但是設立這一機構,并非在原有的結構中新增一個行政管理層次,而是通過法律契約的形式界定其宏觀調控、監督監管的職責。此策略的關鍵是中間層公司的設立,中間層公司的設立可以采用三種類型。一是按照公共體育場館的意愿,自由組合,自我重組,跨地域、跨項目組建中間層公司。二是按照場館項目的特點、規模的大小、產業的相關構建中間層公司,做到資源的共享,資源配置的最優。三是政府牽頭,將公共體育場館在經營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業已存在的集團公司,經改造和經政府認定為中間層公司,賦予該中間層公司對集團內的公共體育場館行使國有權權能,將原本不屬于該集團的其他一些公共體育場館劃歸這個中間層公司管理。
鑒于公共體育場館發展的歷史原因及規模大小,“三層次管理模式”的建立應分階段、分層次進行?？紤]到公共體育場館地域性強的特點,中間層公司就可以采取分區、分類等方式逐步建立,先選擇規模較大、企業化程度較高、經濟效益較好的公共體育場館為龍頭,組建公共體育場館產業集團,整合各場館的資源,做到信息溝通順暢,資源配置合理,以便發揮不同場館的項目優勢和區域優勢。
參考文獻:
1.登姆塞茨(H•Demsetz).關于產權的理論[M].上海三聯書店,1991
公共資產范文4
關鍵詞 農村公共產品 公共財政 新農村建設 資金供給渠道
1 農村公共產品資金供給現狀
長期以來，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兩套政策，城市公共產品基本是由國家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有相當大的比重則由農民自籌資金或通過“投勞”解決，造成農村公共產品歷史性欠賬較多，供給嚴重不足。雖然國家財政每年都要通過“支持農業支出”項目向農業投入較多資金，但大都為政府涉農部門的經費，最終落實到農業和農民頭上的如小型農田水利建設補助費、抗旱費等等是少之又少。建國以來，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全社會基建投資的比重一直偏低，1994年達到歷史最低點2.5%。盡管近年來投資的比重有所上升，2002年達到7.3%，高于“九五”和“八五”期間的5.6%和3%，但是遠低于“二五”時期的11.30%。財政支農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的絕對量在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150.7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1 456.7億元，但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總體上卻是下降的，1978年這一比重為13.4%，2001年降低到7.7%，下降近5.7個百分點。能源、交通、通訊方面，目前全國83%的村不能飲用自來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電話，農村用電電壓不穩、電價偏高，平均是城鎮電費的2倍以上?？啤⒔獭⑽?、衛方面，由于科技投入不足，農業科技隊伍不穩定和流失問題尤為嚴重，在全國鄉級推廣站“斷奶”的有1.9萬個，占全國已建立鄉推廣站的40%，這一狀況使近年來畢業到農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已流失30%~40%；1993年，農村衛生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34.9%，1998年為24.9%，5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農民文化素質低，在農村仍有10%的文盲半文盲和35%的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初中及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例占80%以上；農村大部分人口未享受社會保障，1991年享受社會保障的農村人數占農村勞動者的比重僅為2.2%，而同期城鎮享受社會保障的人數占城鎮勞動者的比重高達90.9%。此外，農村的生態環境惡化迅速，主要表現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資源匱乏、旱澇災害頻繁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政府在不斷增強農業和農村發展投資力度的同時，也逐步拓寬了投資領域。財政支農支出由改革初期的150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約3 000億元；相應地，農民人均財政支農支出也由近20元增加到400元，增長約20倍。財政支農范圍也由常規性項目逐步擴大，從農業綜合開發，到農村“六小工程”建設，中央和地方的項目資金越來越多。但是，農村基礎設施仍然相對脆弱，農村公共服務缺失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5年，國家財政收入達3萬億元，而中央財政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資金約為293億元，不足全年財政收入的1%。國家發改委產業研究所的有關專家在江西、四川的25個村調研發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按照一定的標準滿足農村道路、安全飲水、沼氣、用電、通信、廣播電視等基礎設施建設，扣除已經建成的投資項目，全國農民平均需要投資1 700～4 900元，其中貧困地區和一般地區投資需求較大，城市近郊農村投資需求相對較低。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目前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總和，再加上預算外收入，可用財力規模占GDP比重近30%。應當說，政府的財力具備了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能力。但這距新農村建設的實際需要仍有較大差距。2005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突破8萬億元，其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規模2萬多億元，如果每年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中拿出10%，也就是2 000多億元投入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15年就能投入3萬億元。
另據報道，從今年開始到“十一五”期間由政府牽頭，利用公共財政資金向農村投資，開展三大工程建設：①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65萬個行政村、320多萬個自然村的道路、供排水、新能源、通訊、廣播電視、校舍、衛生院（所）、廚房、廁所、圈舍等基礎設施，以村為單元進行連片、整體、全面改造建設；對農村垃圾處理、環境綠化、公共場所建設進行投資；為農民免費設計適合各地民俗民風的各種的住房，并對農民按新村規劃建設住房給予一定比例的資金補助。②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構建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爭取用3～5年時間讓農村中小學生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構建真正的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為農民建立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貧困救助制度。③農民增收工程。幫助農民調整農業農村經濟結構，增加農民收入。政府繼續支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建設和進一步完善農產品批發和交易市場；進一步增加和完善對農業、農民的補貼制度；加大對農民的培訓力度，擴大培訓范圍等。
2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的渠道
現階段，要有效緩解中國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的突出問題，關鍵是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從多方面、多渠道構建農村公共產品資金供給新機制。本文從資金供給渠道闡述如何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以滿足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強大資金需求。
2.1 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公共財政“陽光普照”農村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直接影響了農產品的產出效率，阻礙了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甚至影響到農村的穩定。按照十六屆五中全會的要求從根本上建設好新農村，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就必須加大農村財政投入力度，改革城鄉二元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將其納入公共財政體系，使農民享有同城市市民一樣的公共產品。首先，加大農村公共財政投入力度，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近幾年的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總量的份額不斷上升，支農支出在絕對量上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另一方面，從其占GDP的比重來看，農村財政卻呈下降趨勢。因此，各級政府應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和領域，進一步加大政府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力度，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各級財政支農支出預算的增長幅度。其次，調整農村財政的投入結構，合理配置政府用于農村的公共資源。一是要調整并壓縮糧食流通領域的財政補貼，增加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減少交叉和中間環節，提高農業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二是要重新配置教育、衛生、文化、鄉村合作組織建設等方面的現有財政資源，增加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方面的財政投入，爭取用3~5年時間讓農村中小學生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三是采取稅收優惠、貼息等財政性措施鼓勵社會其他力量進入農業農村社會發展領域。第三，采取區別對待的政府投入政策，加大不發達地區的農村財政投入政策。我國東部及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水平較高，對中央、省級財政依賴程度低，而西部和老少邊陲地區經濟發展落后，政府財力及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水平相對低，因此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力度應因地制宜、區別對待，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相應承擔不發達地區農村的農村財政投入比重，包括加大直接財政投入、財政補貼、國債資金支持的力度等等。第四，合理確定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優先順序，將有限的政府財力運用到農村急需所用之處。由于政府財力要受當期經濟增長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將所有財政資金運用到農村建設。這就決定了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必須分階段、分區域地排出優先順序，應該先保障農村社會穩定和農民基本生活需要，后創造條件促進農村發展；先保證純公共產品，后提供準公共產品和混合產品。
2.2 開征農村建設稅
在大力清減亂收費的同時，在全國范圍內開征農村建設稅，專門用于農村農田水利建設。可模仿城市維護建設稅的方法，以“三稅”稅款作為稅基，7‰作為比例稅率，按照2004年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總額1.5萬億元，可征收稅款105億元。隨著三稅稅基不斷加大，稅款不斷增加，能夠用于農村建設的資金就會越來越多。
2.3 通過發行國債籌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資金
發行國債，不僅可以為農村基礎設施籌集大量建設資金，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類投資者投資國債的需要。按照2004年國債發行規模已達7 000億元的基礎上，每年增加發行1 000億元國債，專門用于農村公路建設。
2.4 發行彩票籌集農村公共產品的資金
按照2004年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規模已達38億元的規模，增加12億元的彩票發行規模，籌集資金專門用于農村社會醫療保障，增加農村醫院，開展合作醫療等。通過發行新農村建設彩票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籌集到十幾億元資金，直接用于農村醫療保障建設，可以減輕各級財政的壓力。通過發行彩票來籌集資金意義深遠，如果組織成功，有可能通過這項活動開辟出一條向社會籌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資金的有效途徑，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發展目標具備更堅實的基礎，能夠更有力地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2.5 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重新對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進行功能定位和調整，建立一個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為“三農”及“新農村建設”服務的農村金融體系。一是改革農村信用社，解決農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所有權不清晰、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水平較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等問題，并利用改革后的農村信用社網絡，支持農村城鎮化提速升級，促進農村和諧發展。農村城鎮化是改革城鄉二元結構，實現以城帶鄉，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保證。農信社應大力支持城鄉一體化建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積極介入中小城市和重點鎮、中心村的道路、供水、供電、通訊、住房、廣播電視、普及沼氣等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實現農村生態環境良好、居住環境優美，促進農村建設美好家園。二是改革農業發展銀行，將農業發展銀行改建成為農業產業化服務的政策性銀行，保障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資金需求。三是發展民間金融，解決農村金融貧血。據統計，我國民間金融資本存量不少于10萬億元，但巨大的民間資本卻并未進入投資領域，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的建設需要貸款，農民的生產需要貸款，而農村正規借貸渠道卻十分單一，這就使得民間資本直接進入金融領域有了存在的空間。可通過必要的整合過程，成立區域性投資公司，或者區域性投資基金，如產業投資基金、行業投資基金和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讓民間金融浮出水面，以合法的身份更好的支持農村公共產品的建設。
2.6 積極引進私人投資，構建多層次的公共產品供給
政府扶持并不意味著完全由政府提供，正如薩繆爾森指出的那樣：“一種公共產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門來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門來提供?！币话銇碚f，純公共產品可以由政府公共提供，準公共產品則可以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提供。政府在政策上給予優惠和適當財政補貼等方式，大量地引入民間資本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以多種籌資渠道和提供形式緩解資金的不足。農村有大量土地資源，可通過以土地資源為主的公共自然資源向市場經濟需要的公共資本轉化等方式，或者采取政府與私人共同供給，如“BOT”方式，以吸引產業資本投資，吸引產業資本到農村進行改造，以整合本村范圍內的資源。例如山東企業家梁希森，掙了錢回去把自己的村子改造了，整體改造城市郊區農村，讓農民能夠隨著他的企業化進程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也是解決我國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有效途徑。
公共資產范文5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F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王朝菜，傅志華.“三農問題”：財稅政策與國際經驗借鑒[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趙紅.國外農業財政政策的考察與借鑒[J].經濟問題探索，2004.11
4.趙丙奇.論農村公共產品投資機制研究[J].農村經濟，2002.11
公共資產范文6
PPP，是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縮寫，即公私合作模式，是指公共基礎設施的一種項目融資模式。
PPP模式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范疇。廣義PPP是指政府與社會資本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建立的合作關系，主要包括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通過契約授予私營企業包括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并準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并賺取利潤；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BOO（build own operate，即：建設、擁有、經營。意思是項目一旦建成，投資建設該項目的公司對其擁有所有權，當地政府只是購買項目服務）等模式。
狹義的 PPP模式最早由英國政府于1992年提出。應用領域主要在公路、橋梁、鐵路、電信等經濟基礎設施方面，以及體育場、醫院、學校、供水、排水、監獄等社會基礎設施方面，均為政府投資并提供的社會公共產品或者服務。與BOT原理相似，都由“使用者付費”，但PPP比BOT更加強調公私部門的全程合作。目前展開的討論主要是針對狹義PPP模式。
萌芽初露：PPP在中國
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參與投資的模式，將增加項目的經濟可行性。政府通過授予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方式引入社會資本，既有利于推動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化配置，提高效率，也有利于減輕政府債務負擔，防范化解財政風險。
這種模式被認為能拓寬資金來源，吸引社會資本，同時可以減少政府的財政支出和債務負擔，加快發展基礎設施和其他設施，而不同于BOT模式的企業完全承擔風險，項目風險將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分擔，有利于降低前期風險。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面臨經濟減緩和財政支出上升的矛盾，PPP成為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模式，迎來發展高峰。其本質是，社會資本和政府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或提供社會公共服務和產品，最終使各方達到比單獨行動更高的效率。
為推動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改革措施的落地，2013年底以來，財政部多次召開相關PPP專題會議、培訓班和研討會，并從制度、機構、項目和能力建設等多方面著手推廣PPP模式。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明確提出：“要實實在在把這件事開展起來”。
今年4月初，財政部金融司巡視員劉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圍繞推廣PPP模式初衷和背景、推進的整體思路和方式，以及如何構建適合PPP發展的市場制度和法律環境等方面，他詳細闡述了財政部的思路和想法。同時他還回應了外界的部分質疑和憂慮。
目前國內PPP模式的實踐，尚處在比較“淺層次”的層面。如鳥巢項目、北京地鐵4號線和很多BOT領域的實踐，在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政府監督等環節，與真正意義的PPP模式相比，“形似神不似”。從項目的發起目的看，更多的是從招商和投資角度吸引資金，后續監管也不到位。
那么，真正意義的PPP模式應該具備哪些特征？
對此，財政部相關人士認為：在項目設計方面，要達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目標，堅持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則，確保PPP項目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有所提高，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現項目利益分配“盈利但不暴利”。在風險分擔方面，政府和社會資本應該平等參與，按照合同辦事，堅持風險分擔最優原則，政府和社會資本誰對哪種風險更有控制力，誰就承擔相應的風險，雙方不過度轉移風險至合作方。
PPP模式成敗的關鍵在于“制度設計、論證科學、重諾履約”。據了解，財政部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一方面消除PPP發展的制度障礙、明確相關規則。另一方面試點先行，積極推動設立PPP的管理機構，嘗試在市政供水，污水、垃圾處理，保障房建設等領域率先引入PPP模式，樹立行業樣本。待試點成熟后，再大范圍推廣。
從國際經驗看，PPP模式對政府的定位和能力要求極高，中國以往“政府管理”的理念，恐怕與PPP模式要求很難兼容。業內人士普遍認為：PPP模式更加注重契約精神、公開透明和市場觀念，這要求政府要完成從“經營者”到“監督者”角色轉換。
PPP模式在中國的順利開花結果，還需要適宜生長的制度性土壤。不過，在中國尚未完全市場化的經濟制度下，相關制度建設尚顯滯后、地方政府政績考核、負債觀念扭曲，外界擔心PPP模式可能淪為地方政府的融資工具，甚至還有質疑認為，會出現新的利益輸送，若操之過急，可能走偏，或醞釀新的市場風險。
試點先行：PPP漸進推廣
2013年底，在財政部年底工作會議期間，財政部組織召開PPP專題會議，這次會議從體制機制創新的角度，對發展PPP模式作出了全面、系統的安排。春節過后，財政部門便密集組織召開各類研討會和培訓班。
3月17日，財政部組織PPP專題培訓班，來自亞洲開發銀行、中司、財科所的相關專家就PPP模式的實踐進行交流，地方財政部門、中央大型企業的相關人員參加了這次培訓。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要求：要認真做好PPP模式的推廣和運用。同時，貴州、湖南、浙江等地方財政部門也舉辦了類似的培訓。
PPP模式被寄予如此大的期望，前所未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4月初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解釋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的‘要通過改革讓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實際指向就是PPP模式”。據悉，當前涉及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和金融相關部門，都在為落實這一改革任務研究、探索。
PPP模式興起于英國，普遍運用在城市基礎設施領域，是一種被廣為接受的新的融資方式，BT、BOT等是其主要的實現方式。其實質是在公用事業領域引入社會資本，將項目所有權和經營權交給社會投資者，政府發揮引導和監督作用，目的在于建立社會競爭機制，提高公共事業的服務質量和效率。
去年底以來，財政部相關司局先后前往上海、湖南實地調研，對地方的試點意愿、進展和潛在項目進行了解。財政部經濟建設司、農綜辦等相關司局對管理的項目進行了梳理，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項目，目前正在進行項目篩選。
總體看，地方政府熱情較高。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首先，目前，地方融資依靠融資平臺和土地收入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PPP模式是化解地方債務和解決城鎮化融資的有效方式。其次，地方政府響應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號召，改革熱情空前高漲。
下一步的重點之一，挑選合適的項目，推進試點。據悉，財政部門將把收益性項目作為PPP模式推廣的重點，優先選擇收益比較穩定、投資規模比較大、長期合同關系比較清楚、技術發展比較成熟的項目，如市政供水、污水處理、垃圾處理、保障房建設等。
由于這種模式在中國尚屬新生事物，試點啟動初期，必然面臨諸多困難。例如，沒有與之配套的公開透明的招標制度和標書，招標暗箱操作普遍存在，定價機制缺失，市場信息分散，缺乏基本的規范標準等。
財政部也正在著手化解這些困難。據悉，財政部已經在推動機構建設、建立工作機制方面形成了初步思路。據了解，財政部正在建立PPP工作機制，積極推動設立PPP管理機構，加強對風險分擔、競爭機制、政府合理承諾、后續合同管理等方面的統一指導。
地方政府正探討在地方財政部門建立PPP中心的可行性，一些省市表達了強烈興趣，浙江省有望成為首個在省級政府層面設立PPP中心的地方之一。
業內有建議認為，比較理想的模式是：由省級地方政府牽頭成立PPP中心，負責PPP信息的統一和技術指導，并由經驗豐富的相關人員組織專家庫，隨機抽取專家進行評議，協助地方政府確定中標者。
不過，劉健認為：試點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只有經過大量的試點，看到好的案例和經驗，才能形成總體的制度設計和框架。他亦坦承，PPP模式在國內能否落地，還存在不確定性，試點過程中，還要看跟現有的制度和法律、合同和執行能不能匹配。
“激勵相容”：PPP模式的動力
PPP是一種長期的合作關系，吸引社會資本的關鍵，在于建立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降低政策風險。對于民營資本來講，在滿足項目建設和運營服務質量的前提下，要追求相對穩定的收益和回報率，而對于公共部門來說，要從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角度出發，平衡項目的風險和收益，避免出現暴利和虧損，達到“激勵相容”效果。
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提供往往帶有一定的公益性質，需要政府的補貼，這要求合作各方建立起“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機制。從國際上看，PPP模式在發達國家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歸根結底，成敗的關鍵在于收益和風險分擔不對等。
利益分配的實質就是定價，最理想的狀態是讓私營資本盈利但不暴利。從中國情況看，通常項目論證、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主要由政府完成，很難準確地估算項目未來現金流，缺乏定價的基礎數據，大多沒有在相關協議中對私人收益作出“可調整”的原則性條款，導致項目暴利?；蛘哒深A過多，導致社會資本虧損。
從具體實踐看，北京地鐵4號線、杭州灣跨海大橋等PPP項目，在運營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定價機制、收益分配機制不盡合理的問題。尤其是地方政府出于吸引資金的目的，往往給與社會資本過多承諾，甚至“兜底”了一些市場風險。
例如，中國北方某城市水廠BOT項目，政府特許經營20年按高水價購水，但企業5年就收回全部投資，政府遭受了巨額虧損，政府兜底了運營風險，而私人資本獲得了無風險高額回報。
對于如何建立科學的定價機制，避免項目參與各方暴利和虧損，國際上有這方面比較成熟的經驗可循。
以英國希思羅機場（BAA）為例，英國航空管理委員會（CAA）負責機場監管，采取了價格上限定價方法，每五年根據機場的收益率、運營維護成本、稅收、非航空資產收入、預測客流量等指標重新確定機場收入。
同樣的道理，劉健進一步解釋道：每個周期執行一個固定價格，企業通過減員增效，能夠提高效率，便可獲得一定的超額利潤。到下一個周期后，政府可以適當平抑部分超額利潤，定一個更低的價格，讓百姓受惠。這時企業就要考慮如何進一步提高效率，以此反復，對價格進行動態調整，有助于形成比較良性的正向激勵。相反，倘若此項公共服務由政府單一提供，可能容易出現逆向激勵，政府會雇更多的員工，帶來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
可見，PPP模式涉及政府和社會資本的經濟效益，又涉及政府和公眾的社會效益，既要避免社會資本利潤超出合理區間、公共服務價格高企引發公眾不滿情緒，又要保障社會資本的長期合理回報，確保項目運營可持續，“度”的拿捏就非常重要。
對此，王保安在PPP專題培訓班上表示：需要建立動態調整的收費定價或政府補貼機制，對社會資本產生足夠的吸引力，形成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預期。同時還要建立嚴格的績效評價機制，對項目運作、公共服務質量和資金使用效率等進行綜合考核評價。
改革研究學者察今認為：英國希思羅機場每五年合理調價一次的PPP激勵相容的經驗，是“分階段調價平衡法”，此外還可根據地方和項目實際，探索一種“按收益率和服務流量綜合平衡法”，即事先商議一個合理并有吸引力的穩定收益率，例如15%-30%左右，由投資者運營，政府財政部門參與核算并監管，在保障服務流量和服務質量的前提下，如收益率低于15%，政府可適當補貼；若收益率高于30%，則要求調低服務價格，讓公眾受惠，同時對當年超高收益部分按比例分配：企業留小頭以示激勵其經營效率，大頭交給政府設立專項公益基金（譬如3：7）。這樣，更能及時實現激勵相容、動態平衡與多元共享。
穩定的收益能夠得到保障，還需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契約精神，目前國內推動PPP發展還面臨著法律層面的制約，最突出的表現是法律的權威性不足，存在自相矛盾的問題。比如，國際上通行做法是：為了降低項目風險，政府往往提供擔?；蛘呶磥碜畹土髁砍兄Z，未來的承諾折成現值，反映在當前，作為政府或有負債。而中國現有的法律框架規定：政府不允許提供擔保和承諾。又如，國內原有的法律法規體系是與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投資體制相掛鉤的，現在私人部門參與后，很多微觀的政策、體系都要作出調整。
有業內人士擔憂，在當前國內市場化并不充分的條件下，政府與社會合作意識和政府的契約精神仍顯不足，“一個和尚、兩個和尚、三個和尚”的故事屢見不鮮，缺乏適合PPP生長的制度性土壤，可能成為制約其推廣的最大障礙。正是因為如此，財政部正在對現行的法規政策進行梳理，逐漸梳理出PPP運用所必需的制度和體制框架，并協同相關部門解決當前PPP法規政策在立法層級和操作流程方面各自為政、缺乏協調的問題，消除障礙、明確規則，逐步構建適宜PPP發展的制度環境和法律保障。
監管服務：政府角色再定位
PPP模式的核心是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機制，政府要注重處理好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從國際經驗看，運用PPP模式需要政府減少在公共資源的直接配置，發揮優勝劣汰競爭機制，充分激發市場的活力和創造力，凸顯市場在公共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反觀中國現實情況，政府依然在資源配置中居于主導地位，有形的手往往伸得過多、過長。在此背景下，推廣PPP模式無疑對政府定位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部分參與地方環保領域的社會資本反映，這些年來，在與地方政府合作過程中，社會資本“與狼共舞”的恐懼心態一直存在，地方政府過于強勢，缺乏合作意識和契約精神，市場意識薄弱。比如，大到高速公路，小到垃圾焚燒項目，都要由市委書記或者市長拍板決定。
如要推廣PPP機制，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和邊界顯得尤為重要。
多位權威人士均認為：政府應該由“經營者”轉變為“監管者”、“合作者”，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發展戰略上和加強監管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和干預。事實上，過去在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提供方面，地方政府大包大攬，主導地位進一步強化。從投資規模上看，地方政府通過銀行、債券市場、影子銀行等各種途徑，大規模舉借債務。反觀民營資本，玻璃門、彈簧門一直存在，投資渠道受限，規模不斷萎縮。
很顯然，由于地方政府的“越位”，導致部分項目不但未能提高效率，反而滋生了腐敗。
例如，一些高速公路的BOT項目中，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監管不到位的情況，如準入期缺乏競爭程序的監督，建設期缺乏對資金使用的監督，運營期缺乏對服務質量的監督等。
政府不但不能“越位”，還要做好監管，防止“缺位”。劉健認為：對PPP模式有效的監管和激勵相容同等重要。
由于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如供水、供電等，具有自然壟斷的特征，私人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定價傾向于高價，謀取暴利，需要政府進行監督。引入PPP模式后，如果政府無法發揮好監管者的職責，可能使得政府和公共消費者承擔更高的成本。
在劉健看來，在公共部門引入社會資本后，相當于原來政府是提供者、經營者轉變成為監管者，此時就要把其他的制度分開，政府充當規則制定者和監管者，投資和運營交給專業化的公司去做，政府來做利益的平衡。
從國際經驗看，推廣PPP模式往往需要國家層面設立管理機構，協調各部門創新機制，對PPP的全過程進行管理。通常還要有必然的財政約束，以控制PPP項目中的財政承諾，實行總體風險控制。國內這些制度的頂層設計，還需要通過試點不斷探索完善。
對此，財政部權威人士建議：全局層面可以考慮構建一個初步的監管框架，引入行業監管的理念，例如交通設施、水務、垃圾處理由對通、水利、衛生部門監管。在公共產品價格監管方面，現在各地標準不盡相同、松緊不一，可以考慮統一的標準和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