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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綺夢范文1
1、第一次是海棠社，發起人是探春，社長是李紈。見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題。成員：李紈、迎春、探春、惜春、黛玉、寶釵、寶玉、湘云。
別稱：李紈（稻香老農）、迎春（菱洲）、探春（蕉下客）、惜春（藕榭）、黛玉（瀟湘妃子）、寶釵（蘅蕪君）、寶玉（絳洞花主、怡紅公子、富貴閑人）、湘云（枕霞舊友）。
2、第二次桃花社，由林黛玉重起。見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詞。成員不變。
（來源：文章屋網 ）
紅樓綺夢范文2
歌劇《紅樓夢》
2016年9月10日，歌劇《紅樓夢》在舊金山歌劇大戲院上演。
舊金山歌劇大戲院是世界歌劇界的重要演出場所，其短短幾十年的發展過程和做法，對渴望文化發展繁榮的中國城市來說，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舊金山歌劇團致力于邀請世界頂級歌手參加演出。有不少全球巡演的歌劇在舊金山首演，其中包括《尼克松在中國》《秘密花園》和根據華裔美籍作家譚恩美小說改編的《接骨師之女》等。2016年，根據中國古典小說改編的歌劇《紅樓夢》在舊金山歌劇大戲院全球首演。
2008年《接骨師之女》演出大獲成功，這使得舊金山灣區的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對西式歌劇興趣越來越濃厚。之后不久，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中國傳統基金會與舊金山歌劇大戲院總經理戈克利聯系，商討改編《紅樓夢》事宜。戈克利進行市場研究后得知，所有中國人或者華裔美國人從小就以各種方式接觸這個故事的各種演繹，于是決定上這個項目。
歌劇《紅樓夢》由舊金山歌劇團制作，很能體現該團的運作方式。該團不求自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而是利用全球人才來制作。歌劇的主創人員和演出陣容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國的杰出人才，大陸的盛宗亮和蜚聲百老匯的美籍華人劇作家黃哲倫擔任共同編劇，盛宗亮擔任作曲，臺灣的賴聲川擔任導演，香港的葉錦添擔任舞臺美術設計，上海的石倚潔出演寶玉，韓國的女歌手出演黛玉，陣容中還有相當一些外籍華人和其他亞裔人士。
舊金山當地媒體盛贊歌劇的音樂、服裝、布景、演唱。評論家們認為，演出極為華麗，音樂使用中國民族樂器和曲式，極富想象力，是視覺和聽覺的盛宴。
也許不是題外話，中國文化走出去，最早、最成功、最成氣候的是音樂、戲劇、電影等方面的人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歌劇演唱家在世界各大歌劇舞臺頗為活躍，涌現出不少世界級的小提琴、鋼琴演奏家以及電影導演。從小的方面說，正是由于這些人的存在，舊金山歌劇大戲院才得以推出歌劇《紅樓夢》這樣的中國特色劇目；從大的方面說，中國文化才得以用外國人看得懂的方式，走出中國。
那么，具體而言，舊金山歌劇大戲院和歌劇團是如何運作與發展的呢？
舊金山歌劇大戲院和歌劇團
舊金山的文化市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才進入真正的發展期。1923年，舊金山歌劇團成立，但舊金山還缺少一個專門的歌劇院。1927年，舊金山市政府發行400萬美元城市債券，為歌劇大戲院的設計和建設籌集資金。1932年，舊金山歌劇大戲院建成。
歌劇團借助大戲院而立足發展，大戲院則憑借歌劇團而名揚世界，兩者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得其所。在舊金山的文藝界，大演出團體往往是公司性質，往往是發達后建起屬于自己的演出場所，但無論是先有巢后引鳳，還是先有鳳后筑巢，都是人才決定命運。
舊金山歌劇團的發展，要歸功于其歷史上的數位掌舵者。該團一共有過7位總經理，任期較長且影響較大的是莫羅拉任期30年（1923―1953），繼任者阿德勒任期28年（1953―1981）。
莫羅拉首次訪問舊金山是1906年，后來作為指揮常帶演出團體來此演出歌劇。1921年秋天，他來舊金山定居，并在1922年建立了舊金山歌劇團。他讓舊金山相信，這個城市文藝市場足夠繁榮，可以養活一個歌劇團。由于資金短缺，第一個演出季前后持續5天，此后他發起捐款活動，結果全市有2441人響應了每人捐50美元的號召。就這樣，舊金山歌劇團開始了它的輝煌生涯。莫羅拉使歌劇團獲得斐然名聲，演出在美國各地廣播電臺轉播，很多年輕的歌手得到了演出機會。
阿德勒1938年從奧地利來到美國，為芝加哥歌劇公司建了一個合唱隊，五年之中成績斐然。莫羅拉聽說后打電話邀請阿德勒來舊金山歌劇團擔任合唱隊總監。1953年，阿德勒接任總經理，鼎力開拓――舊金山歌劇演出季從9月初開始延續到11月底，演出場次也有所增加。1961年秋季演出季，共上演11部歌劇，每部大約上演5至6場。
阿德勒致力于挖掘和培養新人。在1954年、1955年間，他推出了一個培養工程，不少新人通過這個工程培訓成長為國際名人。這個計劃在1957年命名為莫羅拉歌劇工程，至今仍在延續。
在阿德勒主持下，每年秋天演出季開始的前一天，舊金山歌劇團與舊金山歌劇交響樂團合作，在金門公園舉辦免費歌劇音樂會，由非營利組織贊助。自1971年創辦以來，年年舉行，每場音樂會吸引三萬聽眾出席。
舊金山歌劇團在普及歌劇藝術、培養歌劇觀眾和加強與社區、學校的聯系等方面，也不遺余力。它舉辦各種活動，邀請當地知識精英介紹歌劇的各種知識，還在學校和社區培養對歌劇所涉及的音響、舞臺設計、服裝、樂器和演出等有興趣的少兒人才。這些活動蓬勃開展，使得歌劇成為當地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為城市文化生活的亮點，成為媒體持續關注的新聞事件。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On September 10， 2016， ， an opera adapted from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of the Qing Dynasty， made its world debut at 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
For some cultural trends observers in China， the event at the opera house is a case study for Chinese cities with cultural ambi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cities across China have prospered due to the successful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Grand theaters have mushroomed， but shows are yet to catch up.
In the 21st century， San Francisco Opera has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to get more world class opera singers to participate in its opera projects. San Francisco Opera has presented several world premieres such as ， and ， an adaptation from a namesake novel b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Amy Tan.
The success of in 2008 made the Asians and Asian Americans in the bay area of San Francisco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western opera. China Heritage Foundation in Minneapolis approached David Gockley，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troupe， for adapting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fter studying the market in San Francisco， Gockley became aware that the novel exerts a wide influence on Chinese. He learned from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an Francisco that there is not a Chinese or a Chinese-American who has not grown up and had some contact with this piece in some form.
The way SFO produced the opera play is typical of the way the opera troupe operates and flourishes. Many important players of the cast and crew wer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ome celebrated Chinese were in the production， including composer and co-librettist Bright Sheng， co-librettist and playwright David Henry Hwang， director Stan Lai， Production Designer Tim Yip， Yijie Shi who acted as Bao Yu the hero.
The local media responded warmly to the performance， heaping beautiful words on the music， singing， stage design， etc.
It is not meaningless to point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talents of music， theater and cinema are among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that has brought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30 plus years since th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ese musicians， opera singers and film directors have made high-profile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It is due to some of these talents that SFO was able to stage .
San Francisco Opera House and San Francisco Opera can be a revelation to troupes and theaters in China.
The entertainment market in San Francisco saw a booming growth after World War One as testified by the mushrooming of theaters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venues. In 1923， San Francisco saw the founding of its first opera troupe， but the city did not have a standard opera theater to go with the troupe. In 1927， the city government issued 4 million bonds to raise funds for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an opera house. In 1932， the opera house came into being and has housed the opera troupe since then. The house has helped the troupe grow and the troupe in turn has made the house well known across the world. The two have fused in one in a sense.
The success of the troup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even general directors in its history of nearly 100 years. The most influential are probably the first two of them.
The first general director was Gaetano Merola who directed the troupe from 1923 to 1953. He was the first one who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city could support an opera troupe. The first season was a popular and critical triumph， but it was not a financial success. He started a fund-raising initiative and 2441 responded by donating 50 dollars. With the funds raised， the second season was much better.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Merola did his best to get international singers to appear in his opera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 seasons marked SFO growth. He gave young American singers opportunities and his troupe performed in Los Angeles. Some short versions of the works he staged were broadcast on about 30 radio stations.
紅樓綺夢范文3
【關鍵詞】《紅樓夢》期待譯本譯本多樣化
1.引言
《紅樓夢》是我國文學藝術發展史中的一部經典之作，其中的詩詞典故、歷史事件、人名地名等包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可謂處處皆學問，也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那么，將這樣一部中國經典文化巨著翻譯到國外，一方面能促進我國特色文化的對外交流，豐富世界文化內容，另一方面面對"異質"文化的理解和撞擊，我國文化自身如何充實、發展和傳承，十分具有啟發意義。
《紅樓夢》的英譯工作始于1830年，發展到現在，趙長江等將其分為"四個翻譯期：即發軔期、斷殘期、編譯期和全譯期"（趙長江，付天軍，2009：299），先已形成二十余種外文譯本和節譯本，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譯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這兩本全譯本，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在具體翻譯過程中，一是《紅樓夢》本身所包含的浩大文化歷史內涵給譯者帶來很大挑戰，二為《紅樓夢》譯本的發展現狀和讀者心中期待譯本之間的距離和關系，這兩點對譯者定位《紅樓夢》期待譯本都具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本文以此為行文基點，主要針對《紅樓夢》的英譯本，探討期待譯本的定位和背后的翻譯文化思索。
2.譯本的多樣化
就《紅樓夢》譯本的發展現狀來看，全譯本以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和霍克斯的譯本最有影響力、最具代表性，但隨著"紅學"的不斷發展和對《紅樓夢》研究的日益加深與擴大，譯者們應該不斷創新，不迷信權威，以期更好的譯本的出現?！都t樓夢》的翻譯工作需要有一個宏觀的、長遠的目標，以促進我國特色文化的對外交流為宗旨，加強對我國傳統背景文化的介紹，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紅樓夢》的文化內涵。
從翻譯的任務以及目的來看，筆者認為《紅樓夢》的期待譯本并不是特定的某一本，而應該形成以全譯本為主，節譯本為輔相互補充，共同發展；以中國本土譯者為主，鼓勵國外譯者多角度嘗試的局面。全譯本與節譯本有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相互補充發展；全譯本結構完整性強，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流暢性也較高，但這樣的方法在處理"異質"文化過程中欠額也較多，除非譯入語讀者對原文的背景文化知識有足夠了解，否則讀者對原文內容的吸收量是有限的。以異化為翻譯策略的譯本，讀者以自己的思維角度看文本，接受的也主要為故事情節，原文背后獨特的"異質"文化沒有在讀者心中留下印象，何談吸收；以歸化為翻譯策略的譯本，繁復的注釋影響讀者閱讀的流暢性，寥寥無幾的注釋卻又給"異質"處處設障，增加讀者對原文的理解難度?！都t樓夢》內含我國豐富的古典文化，包括大量的詩詞典故、雙關語、民族風俗和文化負載詞等，在霍克斯譯本的前言中，譯者表示要盡力傳達原文的"一切含義"，雖然有前言和附錄，但譯本中也只有8個簡短的腳注而已；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譯本中的注釋也很少。由此可見，僅僅以目前的兩個全譯本來傳遞《紅樓夢》文化是遠遠不夠的。
而節譯本則以豐富詳盡的背景文化知識為特色，以注釋為主，減少讀者在閱讀全譯本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障礙，更好的了解我國傳統文化。節譯本可以有多種形式，例如，譯者可以把《紅樓夢》中詩詞聚合在一起，將其研究成果翻譯成集成冊，簡單介紹我國詩詞呈現美的常用形式，詩詞中的常見意象等，幫助讀者形成欣賞中國詩歌的基本接受思維，加深譯入語讀者對《紅樓夢》詩歌的整體理解；譯者也可以把金陵十二釵作為一個整體翻譯，包括我國"紅學"對此部分的社會背景、人物角色分析等，幫助譯入語讀者更好的把握每個人物在整部《紅樓夢》中的地位和命運發展?！都t樓夢》是看不完、看不盡的，節譯本的定位是橫向的充實譯本內容，為譯本創造一個多維立體的環境，這與"紅學"的研究成果是分不開的，也是節譯本不斷發展、豐富和深入的源泉。我們明白，這會是一個不輕松的過程，但卻是個很好的開始，而且必須要有一個開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譯入語讀者作為翻譯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對文本的譯本定位、翻譯策略和目的等有很大影響，所以考慮譯本的預設讀者、讀者受教育程度、讀者期待等相關因素是一本好的翻譯作品本身包含在內的?！都t樓夢》全譯本和節譯本的翻譯目的以及預設讀者群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為學習或者研究漢語的外國讀者提供資料；為了解《紅樓夢》故事情節的外國讀者提供最大程度的全譯本；為學習或者研究中國文化的外國讀者提供盡可能詳盡的全面的相關資料。由此看來：第一，《紅樓夢》譯本應該由全譯本和節譯本結合組成；第二，《紅樓夢》的各個譯本應該選擇自身的獨特視角，是注重完整故事情節的介紹，還是關注其背后浩浩的中國文化藝術；第三，將《紅樓夢》和"紅學"研究成果結合成介紹其自身文化的一個整體，然后進行翻譯，確立長遠目標。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讀者在閱讀文學譯文之前，就已經知道自己閱讀是外國的作品，作品中所描述的是外國的人和事，這樣的作品與本國作家創作的作品往往有些不同"（韓子滿，2005：136）。正如王東風先生所指出的，"任何一個預讀翻譯文學的讀者，都有著不同于讀本土文學的審美期待"。所以，譯者完全可以信任讀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多方面考慮讀者不同層次的需要，做好詮釋《紅樓夢》文化的整體計劃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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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謝天振. 翻譯研究新視野［M］. 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
紅樓綺夢范文4
賈府里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在吃膩了山珍海味、大魚大肉之余，于是想到油鹽炒枸杞芽換換口味。柳家的對蓮花兒說道：“前兒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個油鹽炒枸杞芽來，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給我。我到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三二十錢的事，還預備得起（《紅樓夢》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寶玉瞞贓，判冤決獄平兒行權）。”這枸杞芽便是枸杞的嫩莖葉。
【歷史溯源】
枸杞春天發嫩芽，味苦中帶甘，也可當食品。元·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卷上“種枸杞”言“春間嫩芽葉可作菜食”?！端幮哉摗费澡坭窖俊昂脱蛉庾鞲嫒?，甚除風、明目”。廣西《中草藥新醫療法處方集》言“枸杞葉二兩，雞蛋一只，稍加調味，煮湯吃，每日一次，治急性結膜炎”。《滇南本草》言“枸杞尖作菜，同雞蛋炒食，治年人白帶”?！娥B小錄》言其“焯拌，宜姜汁、醬油、微醋，亦可煮粥，冬食子”。賈府里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在吃膩了山珍海味、大魚大肉之余，于是想到油鹽炒枸杞芽換換口味。據1966年出版的《大眾菜譜》中有，蘇州菜肴“生煸枸杞”，實際上就是油鹽炒枸杞，其燒法簡單方便，是江南地區極普通的家常菜也。
【制作方法】
枸杞芽、調味品各適量。將枸杞芽洗凈。鍋中放植物油適量燒熱后，下蔥姜爆香，而后下枸杞芽，炒至熟時，下食鹽、味精等，翻炒片刻即可服食，每日1劑。
【中醫觀點】
枸杞芽，又名枸杞尖、枸杞菜、枸杞葉、枸杞頭、枸杞苗，為茄科植物枸杞的嫩莖葉，主產于甘肅、寧夏、河北、青海等地，以寧夏產者最為著名。春季采摘其嫩葉，老者不堪食用。枸杞苗性味苦、甘，涼。入肝、腎經，有清退虛熱，補肝明目，生津止渴之功，適用于肝腎陰虛或肝熱所致的目昏，夜盲，目赤澀痛，視力減退，熱病津傷口渴等。《食療本草》言其“堅筋耐老，除風，補益筋骨，能益人，去虛勞”?！度杖A子本草》言其“除煩益志，補五勞七傷，壯心氣”?！侗窘浄暝费云洹澳芙祷鸺扒孱^目”。
紅樓綺夢范文5
一、主要故事在榮府
細心的學生讀完這部書就可以發現，其實書中發生在大觀園的故事，主要發生在榮府。因為主要的人物寶、黛、釵、鳳等“十二釵”，大部分都是榮府的人或榮府的親戚，寶、黛、釵的愛情糾葛也發生在榮府。
《林黛玉進賈府》主要記敘了榮府迎接黛玉到來這件事，上到王、邢夫人、鳳姐等重量級的人物，下到丫頭、仆人，都為賈母這個外孫女忙乎著。迎接黛玉的那天，除了兩個舅舅，幾乎所有的親戚都和黛玉廝見，眾人隨賈母神情的變化而轉變，連鳳姐這個管家也好一陣吹捧黛玉，這樣的表現是為了讓黛玉有到家的溫馨之感嗎？非也！是做給賈母看的，誰會在意年幼且可憐的黛玉呢？在榮府，賈母是眾星捧月式的人物，賈母疼惜黛玉，當然大家投其所好。如果再細心一點，看到《紅樓夢》后邊很多的故事，就會相信文本中的這個現象，寶黛二人的兩小無猜，長大后心生情愫，都是這個老祖宗在榮府安排的；后來寶、黛、釵的糾葛，寶黛的愛情破滅，金玉良緣的促成，都是老祖宗在榮府制造的，所以說，這個榮府的老祖宗決定了榮府的眾生苦樂，大家的所作所為也盡量迎合這個老祖宗，所以我們要注意指導學生細細品味榮府中的大人物，注意這些大人物身上發生的故事，細細揣摩，從而來解讀整部《紅樓夢》故事中人物的命運。
二、人物地位看描述
《紅樓夢》中哪些人是重要的人物，作者在《林黛玉進賈府》這篇文章重點寫了寶玉、黛玉和鳳姐的肖像和行為舉止，對賈母、二位夫人和“三春”的描寫次之，《紅樓夢》中人物形象的安排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要指導學生重點看文本中描述的人物形象，來完成對整部書的重要人物的了解。
如《林黛玉進賈府》中王熙鳳這個管家的描述可謂精彩，文本給了重量級的描述，讓學生認識了鳳姐?？赡苡行W生會疑惑，為何要讓她去做管家，而不是李紈這個大嫂子，除了李紈的遺孀的身份不便外，關鍵是鳳姐的身份：從榮府中看，她是賈赦的兒媳婦，還是王夫人的親侄女；從家世看，她是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中王家的大小姐，身份尊貴。所以鳳姐不論是家世，還是人脈，都是絕對的管家人選，就因為這個特殊身份，才有了人未到，聲先聞于賈母前的“放肆”，才有了在黛玉面前的賣弄，才有了在賈母跟前的討好，這都是因為鳳姐在榮府的地位所決定的。這個重要的人物當然在《林黛玉進賈府》中要濃墨重彩，正是這番刻畫，我們才認識了美麗、尊貴、精明能干且貪婪、狠毒的鳳姐，對她在以后協理秦可卿喪事、加害賈瑞、收取賄賂等行為就好理解了，所以我們要指導學生細細品味《林黛玉進賈府》這個文本，從中更好地解讀《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和作者對人物的安排。
三、寶黛愛情隱眉目
《紅樓夢》的結局因為寶黛愛情的失敗，黛玉心死焚稿而亡，其實這個結果，我們在《林黛玉進賈府》中細細揣摩，其實也能看出點眉目。可能很多人會持反對意見，賈母對黛玉是多么地疼惜，怎么會反對寶黛親上加親的婚姻；但是我們不能忘了，賈母對未來的孫媳婦，她不光要求親上加親，還要看女子的容、工、德等，當然還要身體健康，因為傳宗接代是大事，關系到榮府的未來。
從《林黛玉進賈府》種種跡象看來，賈母對她是不滿意的。首先她的身體太單薄，還是個“藥罐子”，賈母對黛玉的照顧只是為了疼惜已逝女兒的遺孤，這樣的身體做未來孫媳婦，賈母沒什么想法？黛玉還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讓她也不可能成為寶二奶奶，在賈母的迎親宴上，賈母問黛玉念過什么書，黛玉回的是“四書”，其實滿腹經綸的她已經在謙虛了，但黛玉再問“三春”念的何書時，賈母說的是“讀的什么書，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意思是女子無才便是德。而年幼的黛玉哪里想這么多，沒有把住自己的嘴，而讓賈母嫌棄，這個壞印象到后來也沒有改變，以至于黛玉要死了，賈母也不去見見，看來和對黛玉剛進賈府的壞印象脫不了干系。就《林黛玉進賈府》中的這些事，細細品味，寶黛的愛情實在不可能成真，只能是個悲劇。
紅樓綺夢范文6
關鍵詞：文化“傳真”霍譯本《紅樓夢》
1.引言
紅樓人物在中國家喻戶曉，他們的性格特征對中國讀者來說是耳熟能詳。但在國外，情形就不那么樂觀了。在早期英文版本中。黛玉被翻譯成Black Jade，也就是“黑色的玉”。從中文字面純粹的意義上來講，黛玉，確有黑色的玉之意?？墒?，在英語中，Jade有兩個引申義，一個是loosewoman，有“放蕩的女人”之意，另一個是horse，馬的意思。Black Jade的引申義就是a loose woman of dark skin，或black horse，這兩個含義與《紅樓夢》里的黛玉真是差得太遠，這樣的翻譯是嚴重的“文化失真”。
2.《紅樓夢》的幾種譯本
著名紅學專家周汝昌說：“《紅樓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文化小說’。”它堪稱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內容涉及、習慣風俗、成語典故等方方面面，包羅萬象。
據確切材料表明，《紅樓夢》的英譯歷史始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外翻譯名家都為《紅樓夢》的翻譯付出過努力。如赫?本克拉夫特?喬利(H.Bencraft Joly?―1893?)的節譯本，中國古典文學教師王良志的譯本，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王際真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等等。在眾多譯本中，較有影響的數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譯的《紅樓夢》全譯本(以下簡稱“楊譯本”)和著名漢學家、翻譯家戴維?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及其女婿約翰?明福德(John Minford，1946―?)合譯的一百二十回全譯本《石頭的故事》(以下簡稱“霍澤本”)。而霍譯本更為突出。霍譯本不僅基本忠實于原著，很好地保持了原作的風貌，而且語言精確。文字優美，譯文本身亦具有很高的藝術性?！短┪钍繄笪膶W增刊》曾發表評論說，該譯本在規模上和質量上均足以同韋利翻譯的《源氏物語》相媲美?！短┪钍繄蠼逃隹芬舱J為霍譯本是當代最佳英文譯作之一。
3.文學翻譯中的人名翻譯與文化傳真
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我國著名翻譯家王佐良先生曾說：“翻譯最大的困難是什么呢?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在一種文化里頭有一些不言而喻的東西，在另外一種文化里卻要費很大力氣加以解釋。”譚載喜教授也認為：“翻譯的難與易，好與劣，與其說與語言有關，毋寧說主要與文化有關。”文學翻譯亦是文化翻譯。翻譯是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共同行為，譯著是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翻譯改造了文化異質，同時又保持了文化異質。翻譯所展示的文化既不是徹底的源語文化，又不是徹底的譯語文化，而是一種具有本土化的異質文化，一種讓讀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所謂文化“傳真”就是要求譯語從文化意義的角度準確地再現源語文化所要傳達的意義、形式與風格，它是文化翻譯的基本準則。
人名作為一種文化載體，由于具有悠久深刻的形成歷史，又為某一民族所特有，因此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文學作品中，人物名字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作家在塑造人物時，往往根據創作意圖，為更深刻地刻畫人物性格、預示人物的命運和結局，精心而慎重地為人物選擇名字，而絕非隨心所欲，信手杜撰而來。人名的翻譯應當是文學翻譯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檢驗文化是否失真的一個有效途徑。
4.霍譯本中的人名翻譯與文化“傳真”
《紅樓夢》是一部文學巨著，書中描寫的人物有600個左右，其中有姓名的就有300多個。要給眾多的人物安個名字，實在不容易，可見曹雪芹在定人物姓名時確實煞費苦心。因為在這幾百個人物中，他們各自的名字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蚪沂救宋镄愿?、命運，或反映人物的結局。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就曾經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楊譯本對大多數人物都采用了音譯，這樣做雖然合乎常規，但是卻無法體現出人名中蘊藏的文化內涵，所以西方讀者無法和漢語讀者一樣獲得同樣的藝術享受和語義信息。而霍譯本對部分人物采用意譯，使讀者首先對人物激起豐富的聯想，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創造有力因素。它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4.1 準確地傳遞了中國女性之美
在曹雪芹的筆下，不論是小姐還是丫鬟，個個都展示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她們或性情剛烈，或柔弱和順；或闊達豪放，或含蓄婉約；或膽大潑辣，或謙和忍讓；或才貌兩全，或德藝雙馨。曹雪芹在給每個鮮活的人物命名的時候就賦予了她們各種各樣的美。要把這種美準確地傳遞給西方讀者，譯者就不能簡單地通過音譯或者字面意義的翻譯，否則這種美就會蕩然無存，甚至會玷污它。如有的版本中將襲人譯為Assailsmen(襲擊男人)，完全曲解了寶玉當初為她取名取自于“花氣襲人知晝暖”這句詩。而霍譯本中將襲人譯為Aroma，是“芳香”的意思，“花氣襲人”，花氣，就是花香，抓住了“花氣襲人”這個特點。
霍譯本中譯名的成功在于霍克斯在讀透了《紅樓夢》，深刻了解每位女性性格特點的基礎上。將她們的美通過名字來傳遞給西方讀者。
例如，妙玉在書中的判詞是：“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蓱z金玉質，終陷淖泥中?！彼且晃槐逵駶?、遠離紅塵的出家人。曹雪芹用“金玉質”來定位妙玉的性格特征。什么是“金玉質”?自古以來，凡是華麗或可貴之物，常以“金玉”來作比喻，金玉質，就是非常貴重的本質。用“金玉”來描寫妙玉，就是說妙玉特別寶貴，特別貞潔?；艨怂箤⒚钣褡g為Adamantina，即鉆石的意思，非常貼合“金玉質”這一點，和妙玉的出家脫俗、心靈冷峻頗為吻合。
又如，晴雯的判詞是：“霽月難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笔裁词恰办V月”呢?就是明凈、豁達、開朗的美好境界?！办V月”有一個典故。北宋文學家黃庭堅評價北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周敦頤的人品：“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豫章集?濂溪詩序》)雨后剛剛晴朗的天氣，叫“霽”。就是“晴”的含義?；艨怂箤⑶琏┳g為Skybright，即天晴，牢牢地抓住了“霽”這個文眼。一個心無城府、光明磊落、美麗率真的晴雯呈現在西方讀者的面前。
再如平兒。書中有一段寶玉評價平兒的文字：“……又思平兒并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兒還遭荼毒……”平兒的人物形象有很多側面，曹雪芹描寫她是“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這說明平兒聰明非凡，又天生麗質；她協助王熙鳳管理好這么一個大家庭，能力不凡；但是她沒有借著她的權利欺壓 別人，而是公道執法，待人和善，這又是她善良性格的體現。但以上這些并不是平兒的根本性格特征。平兒本是孤兒，身為奴隸，男主人樂無度，不知憐香惜玉，女主人蛇蝎心腸，所以，平兒是“薄命”，而她卻能“周全妥帖”，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忍”，忍耐是平兒最根本的性格本質，霍克斯將平兒翻譯成Patience，真是讀透了《紅樓夢》。而且英譯名與原名偶然押頭韻，真可謂兩全其美。
4.2 精確地傳遞了原著作者的用筆之神
《紅樓夢》中有一小人物“多姑娘”。書中第二十一回這樣描述：賈璉因巧姐生病，搬到外書房去睡，同廚子之妻多姑娘茍合。“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狂無比，眾人都叫他多姑娘兒。”筆者以為，原著作者用“多姑娘”這個名字來指代一個和很多男人有染的實在是妙。有的版本將“多姑娘”翻譯成Miss To，而霍克斯卻用Mattress(床墊)戲稱一個與榮寧二府諸人都有一手的，真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
《紅樓夢》中還有很多反語式的命名方式。如王熙風的丫頭善姐和趙姨娘的小丫頭小鵲。當鳳姐把尤二姐誆進大觀園后，派一名丫鬟去“侍侯”她。雖名曰善姐，但是她的言行大有王熙鳳之風。實在不善之致。而鵲總是與報喜相聯系，成語有喜鵲登枝之類?？蛇@個小鵲曾跑到怡紅院通報一個消息：賈政在趙姨娘的房里談到寶玉。結果，這個消息引起了怡紅院的一片恐慌。本來是報憂的“烏鴉”，卻偏起了個報喜的喜鵲的名字。這樣的命名足見曹雪芹下筆的不拘。倘若音譯的話，人名的諷刺蕩然無存。因此，霍克斯用Mercy來翻譯善姐，用Magpie來翻譯小鵲，精確地表達了原著作者取名的本意。一個對溫良懦弱的尤二姐毫無憐憫之情的丫頭取名Mercy，實在是莫大的諷刺，而一個報喜不報憂的丫頭Magpie在英語文化中有饒舌之意，讀者見到這個名字就有了先見之明。
在霍譯本中，我們隨處可見譯者精確傳遞原著作者用筆之神的大家功力，在細微處我們也見到了譯者的神來之筆。如《紅樓夢》中有個貪心偷竊的“墜兒”?；艨怂棺g為Trinket。《英漢辭?！稵rinket除了有“小裝飾品”之意外，還可用作不及物動詞，表示“密謀”。小說中墜兒戲不多，不過在滴翠亭與小紅有一段閨中秘語，后被寶釵定性為“奸狗盜”的“心機”，可見Trinket譯墜兒之名實在巧妙。
4.3 有效地傳遞異質文化
文學翻譯是一座橋梁，兩邊連接的不同的文化，因此被認為是一種跨文化交流。中西文化差異帶來的困難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差異往往會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為了使文化不“失真”，譯者不但要有雙語能力，而且要有雙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識，特別是要對兩種語言的民族心理意識、文化形成過程、歷史習俗傳統、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風貌特性等一系列互變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霍克斯既是一位治學嚴謹的翻譯家，又是一位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具有很高造詣的漢學家。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他努力地消除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有效地傳遞和交流了異質文化。這一點，我們同樣可以從霍克斯對紅樓人物的譯名中看出來。
紫鵑是黛玉身旁善良聰慧、溫柔貼心的丫鬟。紫鵑原名叫鸚哥，黛玉將她改名為紫鵑是大有深意的。在中國，杜鵑是極富悲戚與詩意的形象，有人會說。紫鵑的直譯不應該是cuckoo(杜鵑)嗎?為何要將紫鵑譯為Nightinggale。在英文中，杜鵑的引申義是“出軌的女人”。在西方文化里，人們認為每當奸夫到來的時候，杜鵑都會鳴叫。這是非常不雅的稱呼，而夜鶯在西方卻是詩人最愛贊美的鳥兒之一。所以，霍克斯把紫鵑曲譯成Nightinggale實在是獨具匠心。夜鶯之于西方人恰如杜鵑之于我們，這種翻譯處理不僅讓西方讀者對紫鵑這個人物有了明確的了解，對于中國讀者來說，亦有了通過譯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條佳徑。
賈寶玉寶玉在詩社中使用的別號為“怡紅公子”，卻被霍克斯翻譯成“Happy Green Boy”(快樂的綠色男孩兒)?；艨怂忌帷凹t”取“綠”的原因。正是緣于“紅”字在中西方文化里所表現出的巨大差異。很多表示顏色的詞匯在漢語和英語里的字面意思一樣，但是文化內涵卻有著較大的差異?；艨怂荚谛蜓岳锝忉尩溃骸靶≌f的書名之一是以‘紅’開頭的?！t’作為一種象征――有時指春天，有時指青春，有時指好運或榮華一而不斷地出現。不幸的是，除了玫瑰色的面頰和朱紅色的嘴唇以外，‘紅’在英語里卻沒有這些涵義。我發現漢語里的‘紅’倒是可以譯成英語里的‘金’或‘綠’(‘春天，綠色的春天’，‘金色的男孩兒女孩兒’，等等)?！边@種譯法引起了一點爭議，還值得商榷，但是，我們不得不佩服霍克斯為中西方文化傳遞所作的大膽嘗試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