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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理論范文1
關鍵詞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傳播批判理論；霍爾；莫利；費斯克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5）133-0006-03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u Jing1，Fan Xiaoman2
1.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ropagation theory America always occupy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layout， and to Europe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s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mportant theory school after school after one of frank， the unique communication thought.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e characterization spread through the school， see the school three synthesizer， Holzer Molly and John Fiske'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originality， instance theory thought the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nking of the scene.
Key words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zer； Molly； John Fiske
自傳播學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我國以來，我國傳播學版圖一直被美國的經驗主義傳播理論盤踞，而對歐陸傳播批判學派的引入相對較少，對傳播批判學派理論的關注遠不及對美國傳播經驗主義理論。在西方傳播學界，來自歐陸的傳播批判學派與美國傳統經驗學派，作為傳播領域里風格迥異的兩大雙峰，[1]相互補充和共同建構了傳播學的場域，傳播批判學派作為傳播學場域中的重要理論巨陣之一，迫切需要中國傳播學界的
重視。
1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發展概述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來自歐陸批判學派的一個分支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發軔于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故此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又稱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1964年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正式成立，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湯姆森、霍爾、莫利及費斯克等。該學派作為歐陸批判學派的一支強有力的隊伍，其跨學科的性質使其研究視域廣泛，主要涉及后殖民主義為中心議題的種族研究、女性主義理論及性別研究、對全球經濟、政治及文化等等。該學派在大眾傳播領域的建樹獨具一格，它超越了號稱傳播批判學派源頭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論說，在哲學觀點上超越結構主義的研究路徑，走向后結構主義的研究范式，具體主義表現為超越的經濟決定論，主張上層建筑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社會建構作用。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傳播理論眾多，本文僅以三個傳播理論的集大成者霍爾、莫利、費斯克及其他們的理論貢獻為線索，并以此來窺見該學派的大眾傳播思想。
2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有相當一段時間，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內部存在的“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之爭，兩分天下的局面使該學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
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解救了文化研究領域“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非此即彼的選擇，認為大眾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而是視大眾文化為兩者之間“談判”的場域，這種“談判”充滿了妥協、斗爭、協商和迂回。英國文化研究在葛蘭西范式的轉向下，由霍爾對其“文化霸權理論”進行創見性的應用。
霍爾提出的“編碼解碼”理論通常被認為是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創見性應用，如圖1所示，霍爾認為，在傳播過程中，首先由傳播者在自身知識架構、社會（生產）關系等因素的影響下對原始信息進行編碼，所生產出來的充滿意義的信息文本，此時意義文本是開放的，并不是直接傳遞給受眾，而是要經過受眾的解碼來獲取意義，霍爾認為受眾的解碼同樣受到解碼者自身身份、知識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因素影響，進而霍爾提出了解碼者的三種解碼方式：主導―霸權型解碼方式、協調型解碼方式和對抗型解碼方式[7]，三種解碼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讀方式，主導―霸權型解碼方式表示解碼者按照編碼者的意愿進行解碼、協調性解碼方式表示解碼者在解讀編碼信息文本時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認和部分性的接受，而對抗型解碼方式表示解碼者完全違背編碼者的意愿，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圖1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模型
由圖1可知，霍爾認為傳播過程并不是線性的傳播方式，傳播的兩端即傳者和受者是擁有不同的符碼，并非是對等的關系，霍爾主要考察傳播兩端的權力較量，將傳播過程視為一個權力斗爭的場域，在這一場域中，強化的傳播過程中的內在張力，即階級和社會關系在傳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顯然在“編碼解碼”理論中，傳播領域中的意識形態性被給予強調，權力壓制和反壓制成為了主要話題，傳者受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等在這里理論模型中顯而易見?；魻柪碚撘惨虼硕a生了巨大的影響，不但超越了當時非常流行的傳播有限效果論，還帶來了受眾研究的新范式，隨后英國文化學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費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編碼解碼理論。
3 莫利的“話語理論”和“受眾民族志”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另一巨蔣莫利發展了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對霍爾理論進行驗證，對英國BBC晚間新聞節目《全國新聞》進行受眾民族志研究，驗證了霍爾的理論假設，證明了受眾的不同解碼形式，但在研究中，莫利發現，受眾的實際解碼比霍爾的三種解碼方式更為復雜，而且不同的階級由可能會擁有相同的解碼方式，莫利發現，霍爾過于強調傳播過程中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進而莫利在?？碌摹霸捳Z即權利”思想下，提出了“話語”理論，認為話語并不等同于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利益集團的表現，話語是思考或談論一個問題的方式，也是社會立場的表現方式，因此，莫利認為，傳播過程中，需要把社會位置與話語位置聯接，然后才會構成特定的解碼方式，他不再把階級因素當做決定解碼的核心因素。[8]從莫利的“話語”理論出發看待大眾文化場域中的權力張力關系，在某種程度可以說，莫利超越了霍爾。
在驗證霍爾理論中，莫利不但繼承了文化研究學派符號學的研究傳統，還納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這改觀了文化研究學派的結構主義范式對受眾積極性的忽視，[9]莫利運用民族志對受眾進行研究，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眾研究中運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眾研究之前，實證主義取向一直統治者傳播效果研究，而莫利對傳播理論的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對受眾進行民族志研究，突破了傳播的受眾量化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傳播的研究將受眾從社會環境和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對受眾進行問卷調查，收集結果進行分析統和得出結論，而民族志受眾反對這種實證主義取向的研究范式，主張把受眾置于生活情境、社會環境、性別中進行研究，通過長期個案跟蹤家庭中的媒介受眾者，通過訪談等方法深描受眾內心真實的想法和反饋，在研究結論中總結和發現問題。莫利的受眾研究被成為新受眾研究，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不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不是法蘭克福學派純碎的定性分析傳統，而是開創了用民族志方法獲取受眾接受行為的真實情形，同時將受眾置于不同社會地位和話語地位上對于其能動性的強調。[11]開創了傳播學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民族志研究方法成為了今日傳播學界的三大研究方法
之一。
4 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和“積極受眾
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英國文化研究學派逐漸脫離了馬克思的主要參考體系，也逐漸拋棄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80年代中期受到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文化研究更為多樣化，后現代思潮為受眾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現象空間，從“宏大敘事”轉到了“個別命題”，從“文本”轉到了“解讀”，從“意識形態和霸權”轉向了“從屬者的日常生活實踐。有學者把這種轉向概括為從“結構”向“實踐”的興趣運動，對宏大敘事的揚棄和對日?，嵥樯畹年P注，從整體性的結構和權力到日常生活的實踐。[12]那么這一時期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集大成者費斯克的傳播研究重點從“文本的生產”轉向“后現代的消費“，避開了“政治批判”而著重于“大眾的微觀的抵制”，從而走向了“語符民主之路”。[13]我們主要對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和“積極受眾理論”進行簡要的介紹。
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繼承了葛蘭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線，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權力場域，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權且利用”的大眾文化，其二，“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其三，“微觀政治”的大眾文化。首先，“權且利用”的大眾文化。傳統文本分析認為讀者會從頭到尾閱讀全部的文本，但事實上并非如此，費斯克認為，文本就像一個“菜單”或“超市”，大眾在其中獲取自己想要看的東西，創作自己的“菜肴”，費斯克通過“權且利用”強調的不是文本的內在意義，而是強調使用本文的受眾對大眾文化的實踐能動性，大眾的“權且利用”能夠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和。其次，“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文本只有進入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被閱讀時，才能夠被激活，大眾更關注的是大眾文化文本是否貼近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感受。最后，大眾文化是“微觀政治”的文化。費斯克繼承了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政治性的視角，并認為社會的變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激進的，一種是微觀的。激進意味著要通過“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而微觀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爭奪政權，而是漸進的、持續而緩慢的過程，它的目的是不斷擴張至下而上的權力生存空間，它是微觀的政治而不是宏觀的政治。因此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眾文化是循序漸進的，聯系著這些結構內部，朝向無權者的權力重新分配，它并不試圖改變支配集團的體制，而是試圖擴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運作的空間。
如果說莫利基本遵循了霍爾的初衷，那么費斯克在霍爾理論路線的基礎之上則邁了更大一步，他在繼承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前期成果，發展了積極的受眾學說，將受眾的能動性前所未有的放大，走向了“符號民主”之路。費斯克提出了受眾的“游牧式主體”概念解構先前的傳播場域的結構主義，通過對“大眾層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體”的概念來闡釋受眾的主動性，所謂“大眾層理”的意思是認為大眾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階層和擁有固定的社會身份，比如一個博士有可能同時是一個母親、一個教師、一個新聞工作者，大眾的社會身份和階層是多維的和流動的，在不同的層理中隨時進行轉換，受眾主體的多元性和流變性解構了受眾研究內部的“邏各斯中心”即“傳者中心主義”。費斯在受眾的主動性研究中借用羅蘭巴特“理論”，提出“受眾”理論?！笆鼙姟崩碚撘庠诒砻骷词勾蟊姷娜粘Ｉ畹囊磺卸急灰庾R形態充斥，由于身體是獨立于思想的，那么費斯克認為身體也依然成為作為最后一個抵制意識形態的據點，因此，身體的狂歡和被費斯克看做大眾對意識形態抵制的一場盛宴。盡管費斯克的“受眾”理論備受爭議，但他對傳播受眾的研究的積極轉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認可，他的最大理論貢獻在于把受眾的主動性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有的位置，有學者指出他把大眾的位置無限度的放大，過于極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義”，但我們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眾研究領域的巨大貢獻。
5 結論
綜上所述，全文從宏觀層面分析了英國文化學派的傳播學審思路徑、研究方法和立場，同時在微觀層面上分別對該學派的三個巨匠霍爾、莫利、費斯克的傳播學理論進行概述，通過整體考察這一學派的傳播學思想，并對其理論意義和貢獻進行總結分析，以此來觀望該學派的傳播學的思想和精神。
參考文獻
[1]趙斌.文化分析與政治經濟――與墨多克關于英國文化研究的對話[C]//李陀，陳燕谷.視界：第五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2-57.
[2]A麥迪森.歐洲的經濟政策相成就[M].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6：502.
[3]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C]//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8.
[4]王寧.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J].文學評論，2000（3）：15-25.
[5]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6]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181.
[7]斯圖亞特 霍爾.解構“大眾”筆記[C]//陸揚、.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聯.
[8]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M].楊全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9]約翰?費斯克.英國的文化研究與電視[C]//徐賁.走向后殖民與后現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256.
[10]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M].楊全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1]霍爾.編碼，解碼[C]//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2
關鍵詞：大眾傳播；大眾文化；中國；文化傳播體制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所產生的正是所謂的大眾文化。
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
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大眾傳播有著不同的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按蟊妭鞑ィ褪菍I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痹谕庋由蠎摪▓蠹?、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對于“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個概念，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雷蒙.威廉斯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在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界的各種理論也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比祟愓窃谶@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大眾傳播的介入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谕怀鋈说拇嬖诤推綑嘀髁x，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信息做出多種多樣的理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業”，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出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同時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做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在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的應該不僅僅是觀望。
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參考文獻：
1、（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人的延伸》 何道寬譯 商務印書館 2007年7月出版
2、陳學明、吳松、遠東《社會水泥：阿多諾、馬爾庫塞、本杰明論大眾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4月出版
3、（美）威爾伯.施拉姆《傳播學概論》 新華出版社 1984年10月出版
4、郭慶光《傳播學》 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年11月出版
5、（英）J.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 馮建三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6、（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社會理論與大眾傳播》 王文斌譯 商務印書館 2001年5月出版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3
議程設置理論說明了大眾傳播媒介的一個大眾傳播媒介可以影響人們去想什么，但是無法影響人們怎么想。議題從媒介議程向公眾議程的傳播過程。也就是說我們認識到的“重要信息”是媒介認知的轉移，或者說是媒介認知的強加，通過反復播出某類新聞報道，強化該話題在公眾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大眾傳播媒介在一定階段內對某個事件和社會問題的突出報道會引起公眾的普遍關心和重視，進而成為社會輿論討論的中心議題。人際交流和親身觀察會增大或減弱媒介議程設置的效果。
一、大眾傳播在傳播效果上的缺點
通過對議程設置理論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想要使用大眾傳播媒介去達成某種傳播效果，那么就需要在大眾傳播媒介上出現冗雜重復的新聞事實，浪費資源并且強占公共平臺，又不能給出更多的觀點，不是自由民主思想發展的氛圍。媒介告訴人們“想什么”比較成功，但無法讓人們“怎么想”，而現代的議程設置則需要突出某些事件引導受眾“想什么”，又要選擇角度，引導受眾“怎么想”。媒介議程設置的效果并不是立即出現的，一般都是在新聞報道幾周之后。公眾對信息的接受量一般是有一定限度的，過多的議程往往會削弱媒介議程設置的效果。公眾的議事日程中不能超過5-7個議題，否則受眾就會忽略很多媒介認為重要的議題。
二、網絡中的議程設置理論――微博的議程設置功能
首先必須肯定的是，網絡傳播中同樣存在媒介的議程設置，網絡媒介編輯在設置網絡專題、置頂帖子、篩選內容時，便是為公眾設置了關注的事件或議題。如果把像媒體自覺、單方面發起的議程設置稱為主動性議程設置方式，那么網絡編輯還通過專題進行雙重議程設置。
雙重議程設置是指網絡傳播者和受眾共同設置、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共同設置。與大眾傳播媒介進行議程設置的最顯著不同是：微博進行議題設置是屬于“短期轟炸效應”，最明顯表現是名人微博。微博議程設置中展現出來的最重要的一個新特征就是議程設置對現場感的注重，傳統媒體對試論名人微博的事件的跟進顯得有些滯后，缺少具有現場感的新聞報道。
名人微博擁有的技術便捷和注意力優勢，能使發微博的名人在最短的時間內通過不斷地更新微博行為造成一種累積效應，獲得人們更多的眼球注意力。通常一條微博與另一條微博之間的間隔只有幾秒鐘，通過較短時間內的信息轟炸，造成一種使你不得不關注的印象，人們的注意力自然會集中到此，片刻不想離開議程設置的議題，想時時把握微博信息的最新情況。議程設置的這種短期轟炸效應，能在人的頭腦中形成一個強烈的刻板效應，即對議程設置議題必須關注，必須了解議程設置議題的時刻進展。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4
關鍵詞：社會關系 人內傳播 人際傳播 組織傳播 大眾傳播
所有的傳播活動都是人的活動，而“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保R克思，1972：18）。“社會是由傳播關系構成的網絡，主要靠傳播來維持?！睅炖f，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心靈符號及其在空間上傳遞、在時間上保存的手段?！薄皞鞑ナ谴蛟烊祟愱P系的素材?！薄耙虼?，研究傳播時，我們是在研究人，研究人的關系，人與群體、組織與社會的關系?！闭且驗橛辛巳伺c人之間各種各樣的關系，“傳播”的行為、渠道、符號、手段乃至于類型，才有了存在的根基，也才有了存在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從‘人性’――關系及其交往中來透視展示‘傳播’，而不是以‘傳播’一名來求實。這不僅為傳播研究奠定了一個歷史人文的基礎，同時也使得‘傳播’有了自己扎實的依托，并由此和倫理學、政治哲學、社會理論具有了共同或共通的血脈，其關注點都是社會組織中‘我’與‘他’、‘我’與‘我’、‘近’和‘遠’的關系，不會是斷了根基的‘行為’、‘渠道’、‘符號’或者‘手段’。這與其說是一種視野，毋寧說是對人類生存狀態的一種內在體驗?！?/p>
從關系的角度去對傳播學進行相關闡釋的已有很多。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傳播已經從以技術為導向的、獨自式的傳統線性傳播模式，轉向以關系為導向的、對話式互動的傳播模式。新媒介是一種傳播與反饋同時進行的交互性媒介。從傳播實踐的角度看，數字時代是一個傳播關系被徹底顛覆的時代，而傳播關系的變革對傳播觀念將產生深刻影響。
一、類關系視野中的人內傳播
“人內傳播確實是發生在人體自身的訊息流動與處理，但這并不意味著其間沒有雙向互動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恰恰就體現在‘我-我’之間?！泵绹鐣睦韺W家、象征互動論的創始人米德認為，自我可以分解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兩個方面：一方是作為意愿和行為主體的“主我”（I），它通過個人圍繞對象事物從事的行為和反應具體體現出來；另一方是作為他人的社會評價和社會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識的社會關系的體現。他認為“自我是逐步發展的。它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即是作為個體與那整個過程的關系及與該過程中其他個體的關系的結果發展起來的?！敝魑沂亲陨硇袨榈闹黧w，客我是各種社會關系的體現。用米德的“主我”與“客我”來理解人內傳播，它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之間進行的傳播。“人的意識是社會意識的前提和基礎，社會意識是人的意識的體現。無自我意識，便無社會意識，便等于沒有自我意識。……自我的傳播應理解為內化的社會傳播?！痹谶@里，我們將人內傳播稱為類關系傳播，與其他類型的傳播相比較而言，是一種特殊的關系傳播活動。而這種類關系傳播又非常重要，正如庫利（Cooley，C，1972：61-62）所說，“所有人類關系借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mechanism）――包括心靈中的所有符號，加上在空間中傳送它們和在時間中保存它們的手段就是交流，傳播。沒有這樣的交流/傳播，心靈就不能生發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處在非人非獸的狀態?！?/p>
人內傳播，又叫自身傳播、內在傳播或自我傳播，指的是我們與自己進行的交流，或自言自語，或促使自己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是決心不做。人內傳播是人為了適應周圍環境而進行的自我調節。它是一切傳播活動的基礎，其他的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都是人內傳播建構的“你自己”與其他個體或群體或環境的交流。一直以來，人內傳播是否是傳播類型的一種一直存在爭議，從關系的視野解析人內傳播，為更加科學地把握人類傳播類型提供一種思考，能更好地把握人的社會性。
二、人際關系視野中的人際傳播
人際傳播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建立社會關系所必不可少的活動?！叭穗H傳播的問題與人際關系的問題密切相連，人際傳播的動機、目的和功能最終都要落在人際關系上。”一般說來，“人際溝通是人際關系的前提和條件；人際關系是人際溝通的進一步基礎，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人際傳播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也是由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人際傳播是一種最典型的社會傳播活動，也是人與人社會關系的直接體現?！比丝偸巧钤谔囟ǖ奈幕諊械?，因而人際關系和人際傳播必定存在天然的聯系。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人際傳播存在的“三種矛盾”――“親密與距離”、“確定與不確定”、“開放與封閉”的關系必然通過其張力構成交際的多樣性和多變性。
人際傳播由來已久，但是直到20世紀以來才受到越來越多地關注。這也與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打破了以往“小國寡民”時代的各種壁壘，社會生產越來越精密，分工越來越細，從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所以，人際傳播研究是現時代傳播學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課題。社會的發展，社會關系的變化，這些都是研究人際傳播的現實土壤，是理論根基之所在。
三、群體關系視野中的群飾、組織傳播
群體是一群個體的集合。組成群體的個體之間在心理上存在聯系和互動?！安还苣囊环N群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促使群體成員同心同德的一種內聚力。內聚力（cohesiveness），又稱凝聚力，是群體成員各種心理能量的匯聚，表現為認同感、歸屬感和有力感?！比后w的這種特征決定了群體中的個體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群體傳播是在群體內部進行信息交流的活動。從廣義上講，組織是一種有固定目標和形式的群體，組織傳播是群體傳播的一種。從狹義上講，群體傳播特指在非組織化的群體中進行的傳播活動?！薄敖M織傳播是組織內部成員間、組織與組織間、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交流信息的活動?！睂@兩者的劃分存在著混淆與爭議。但是無論廣義或者狹義的理解，無可否認的是兩者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關系中進行的傳播，只是有組織群體和非組織群體之別。在群體傳播或者組織傳播中，大眾的群體心理比如從眾動機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在實際的傳播活動中，冒險轉移、社會情化等消極情形也相伴而生。
（1）非組織的群體傳播
相對于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來說，這里的群體傳播屬于小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以群體的形式進行傳播活動是人的重要的社會性表現?！叭后w的成立、生存和發展需要一些條件，其中最基礎的條件有三項：（1）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這是群體凝聚力的核心；（2）成員之間的協作意愿，也就是個人參加群體并愿意為之做出貢獻的動機；（3）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間的傳播互動機制，即群體傳播。”印當個人加入一定的群體，通過合作交流，個人的某些社會需求和愿望就能得到滿足，比如交流信息、豐富信息、完善自我、表達自我。但是，當人處于群體關系之下，就得受到群體規范的約束和群體壓力的影響。群體傳播是一種開放的傳播形式，成員之間的關系靠傳播過程中的心領神會、彼此認同來維系和發展，個人內心的滿足程度是判斷群體傳播價值的主要標準。
（2）有組織的組織傳播
與非組織群體不同的是，組織群體是一個結構秩序更為嚴密的社會結合體，有明確的目標和嚴格的分工，受“管理體系”約束的相對穩定的“正式群體”。在組織傳播中，關系是一種對于親密、信任及責任區分的規定與表達，既蘊含著角色規范的意義，又通過他人形成關系的復雜結構。每一個組織總是象征著形形的復雜關系存在。這些關系包括著工作關系乃至權力關系、合作與競爭的關系等等。其中人際關系也就成了我們對于組織傳播核心范疇討論的重點。組織傳播所涉及的特定結構框架中的人際關系，形成了一個組織系統中權威的和慣常的人際關系結構。任何時候，組織中的個人欲想實現自己所追求的各種目標，需要與組織中的其他人進行交往，只有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在競爭與合作中，關系交流才能獲得成功。有時也可能會給人帶來不和諧的暴風驟雨！在特定的組織結構語境下，影響組織的主要特質就是各種各樣的關系。所以，組織傳播也就是特定組織結構語境下的關系傳播，是組織中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組織之間關系的建立與意義的共享，以及為關系的發展提供傳播理念、對策的活動。
四、錯綜復雜關系中的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活動是現代社會中最普遍、最活躍的社會活動。大眾傳播活動中蘊含著多重社會關系，包括傳者與受者、傳者與傳者、受者與受者、傳者與媒介等等，大眾傳播活動實際上就是傳播中多種社會關系的互動。雖然大眾傳播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信息流動，但所傳信息由職業把關人把關，信息經過凈化、優化的處理之后，再提供給社會以滿足受眾的多元需求。而其中，傳者（專業化的媒介組織）、接收者（混雜、陌生，文化、階層、地位、職業等異質）以及大眾傳播活動賴以生存的現代傳播技術、理念、工具三者之間有非常復雜的關系。其中有個人自我的人內傳播，有大眾與大眾之間的交往，有職業把關人對信息的把關，有各方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需要和目的博弈，也有大眾對媒介的選擇和恐懼等等?？傊?，大眾傳播活動不是大眾的傳播活動，而是在工業化時代以媒介為中介在傳受主體之間建立某些關系而且本身處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的活動。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5
關鍵詞：手機媒體；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傳播模式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1）04-0099-02
自從加拿大著名學者、批評家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媒介即訊息”這一驚世駭俗的理論以來，研究者們越來越關注到具體的媒介方式。當今社會是一個媒介社會，媒介的方式決定了人類社會的交往方式，有什么樣的媒介，有什么樣的媒介傳播模式，就有什么樣的社會關系模式，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發揮深刻影響的是社會主導媒介的形態，而不是媒介所承載的信息。手機比電腦更普及，比報紙更互動，比電視更便于攜帶，它已不僅僅是科技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見證，作為一種最新型、最普遍的新興媒體形式，它的傳播模式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社會的發展。
一、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
在傳播學領域中，學者們將傳播形態分為個人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四種形式。在這其中，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是社會生活中最普遍、最直接、也是內涵最豐富的兩種傳播現象。
所謂人際傳播（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也是由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1]?！薄皬V義上的人際傳播是指大眾傳播以外的其他人類傳播的類型，而狹義上的人際傳播則是指在兩人或兩人以上憑借簡單媒介（如電話、書信等非大眾傳播媒介）或直接面對面進行的交流活動。[2]” 是我們使用最為廣泛、最為方便、也是最為簡單的一種傳播形態。人際傳播以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形式進行傳播，既可以是直接的、面對面的交流，也可以是間接的、非面對面的交流，具有很強的交互性和可反饋性，信息反饋可以實時持續發生，這就有利于信息交流和傳播的深入度和精準度。因其互動性，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可以控制傳播的過程和內容，但是傳統意義上的人際傳播是一個閉環，傳播形式受限，且個人的信息量又非常有限，使得信息的接受者數量較小且信息傳播量也很有限，信息傳播無法有效地持續。
大眾傳播在《韋氏大辭典》中是這樣定義的：“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和組織化的專業人員創作傳播內容，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向一群廣大但不確定數量的人群，密集地、大量地傳遞信息的行為，就稱之為大眾傳播?！贝蟊妭鞑ナ且环N點對面的單向的傳播活動，即由傳播者主導的面向廣大的受眾的有組織、大規模的定向活動。大眾傳媒的擁有者和使用者同時又是信息和輿論的控制者，信息具有明顯的傳播者的主觀態度與價值觀念，誰掌握了媒介誰就可以控制信息和輿論，大眾傳播是媒介議程設置的最佳體現。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傳播者更為主動，是整個傳播過程的出發點和主體。大眾傳播的特征是建立在迎合、靠攏或爭取更廣大的受眾這一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又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誘導和操縱受眾，左右社會輿論和時尚的方向，大眾傳播是社會情緒和意志的體現，決定了整個社會文化的深度和廣度，大眾傳播的受眾數量多、地域分布廣，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一次性傳播大量信息，然而面對龐大數量的受眾，傳播者的目標并不明確，目的也不直接，傳播的主動權掌控在傳播者手中，受眾完全被動地接受信息，選擇的自由十分有限，受眾無法進行信息反饋與交流互動。傳播效果難以評估，成本也會相對較高。
二、手機媒體的傳播模式
就媒體的發展歷史而言，紙質（印刷）媒體、電子（廣播電視）媒體、網絡媒體、手機媒體都有著它們不同的傳播模式和優勢，手機媒體的即時性、交互性，使媒體傳播形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傳播形態的界限日趨模糊，具備通話、隨時聯網、完全個人、有多媒體功能、唯一全天候伴隨的手機，將個人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的形式整合起來，使得傳播者的范疇無限擴大，人際傳播的概念得以延伸。
大眾傳播的信息經由“把關人”――即紙媒、電臺、電視臺等傳播機構，過濾給大眾，其傳播模型如同一個沙漏[3]（如下圖1）。手機媒體和傳遞信息，不需要通過“特定把關人”。大眾在海量信息中反向尋找信息。沙漏被打破，手機使社會上人人都成為媒體。
圖1大眾傳播的沙漏式傳播模式
1948年，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在布賴森主編的《觀念的傳播》一書中發表了《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正式提出“五W模式”或稱為“拉斯韋爾公式”，后經麥奎爾發展形成了著名的五W模式：
圖2五W模式圖
對公式中的每一個W，都有一個特別的分析：
圖3[4]五W模式分析研究圖
這五大類型奠定了傳播學研究的基本范疇和層面。但是現在看來，五W模式顯得相對簡單，對傳播的效果有了過高評估，只顯示了“槍彈論”的單向傳播，沒有揭示出傳受雙方的互動平等性，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五W模式仍然是傳播學領域研究的基礎和最基本的綜合性研究方法[5]。
依據拉斯韋爾的五W模式與手機媒體的互動性、參與性等特點，筆者嘗試繪制出手機媒體的傳播模型（如圖4所示），并對其略加分析。
圖4手機媒體的網絡螺旋傳播模型
手機信息的傳播者與接收者兩者可以角色互換，這種互動是傳播理念的變革與發展。傳播學奠基人，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詳細分析過傳播理論的發展歷程后指出，傳播學理論已逐漸從考慮一個傳播者如何作用于一個接收者，變成考慮一個接收者是怎么對待傳播。槍彈論之后，已經沒有一種主要的模式是假設存在一個被動的接收者，而最近的模式中，則傾向假定在傳播進行中存在著試圖影響另一方的活躍的雙方。手機媒體的傳播過程即不同于以往傳播形式，信息從一點出發，直達全面，接受者根據需要選定受眾進行信息的重組再發送，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信息的傳播者，接受者的身份發生轉換，由此進行信息的多次傳送與無限循環。正如《傳播學原理與應用》一書所揭示：“傳播不僅僅是傳播者向受傳者傳遞信息的單向過程，而是具有信息交流的雙向性質，傳播者、受傳者總是處在互動之中。因此，傳播者、受傳者的角色是相互轉換的。傳播中的受傳者，在反饋信息時則是傳播者。同理，傳播中的傳播者在反饋信息時則是受傳者?！?#8226;[6]傳受雙重角色互換體現了傳受雙方的平等關系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的雙向交流傳播，是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相互融合的必然。
手機傳播模式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信息在傳輸過程中受到傳播者的層層把關，也就是在人人都是媒體的前提下，傳播信息不斷揉合進傳播者的主觀意念，使得信息量越來越大，傳播越來越廣泛。而信息的主題也是開放性的，不是按照一個提前約定的規則和內在邏輯發展下去，而是由一些基本話題輻射開去，由某些話題生發出另外許多話題，針對性、指向性更強，傳播效果更強大。手機信息的傳播過程即從一點出發呈螺旋狀盤旋上升生發至另外的一個焦點。在整個傳播過程中，手機媒體的交互性和即時性決定了信息在每一個網絡節點（即人人都是媒體），都可以全面發送，進行信息的交互和即時反饋，從而實現傳播效果的深度和廣度。手機媒體的傳播模型打破了傳統大眾傳播主體化的權威性、了“把關人”的權威主體地位，實現了傳受雙方的對等性。多個主體的出現，呈現出傳受主體的多元交互性及權利的分解與集中的特征。因此可以這樣說，手機媒體的傳播形態是一種高度整合的社會性傳播。
三、結 語
波茲曼曾有過論斷，高科技的媒介手段和信息爆炸所帶來的結果是“技術壟斷”。手機媒體這樣高互動、開放性的現代傳播手段使得當代社會的訊息出現了傳播的偏向，以往被人們熟知的現代主體被手機媒體的信息傳播方式置換成了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體，媒介社會的傳播方式隨之發生變化，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變成了一個媒介中心。
參考文獻：
[1]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 呂杰,張波,袁浩川.傳播學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3] 曉白,朝西,曾帥.我手機[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4] McQuail,D,Windahl S祝建華譯,大眾傳播模式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5] 建斌,吳飛.中外傳播學名著導讀[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6] 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傳播學原理與應用[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7] 竇碧云.手機是不是第五媒體[J].東南傳播,2006(1).
大眾傳播理論范文6
社會法治觀念在進步公民的權利意識在加強
具體從事新聞工作多年，遇上過許多令人無奈，甚至有些惱火的事兒。
2004年8月26日,北京電視臺新聞中心編輯部“特別關注”欄目組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上來就說：“我要求經濟賠償?！眴柶湓颍瑏黼娭私忉屨f：“你們‘特別關注’欄目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形象播出去了。現在單位、朋友都因此而指責我。你們侵犯了我的肖像權?！苯涍^一番仔細的詢問，我們的編輯終于明白了他要求索賠的原因。原來“特別關注”欄目在前一天播出了一條公共汽車司機因開斗氣車而造成車禍的新聞。那個自稱被侵犯肖像權的觀眾，正是其中一名因開斗氣車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司機。
北京電視臺2003年8月9日的“北京新聞”節目中播出了一條北京市建設委員會法律援助中心為民工討工資把甲方北京金安金潤房地產公司告上法院的新聞。由于記者的疏忽，把“北京金安金潤房地產公司”寫成了“北京金潤房地產公司”，名稱中丟掉了“金安”兩個字。事情偏偏這么巧，北京就真有這么一家房地產公司叫“北京金潤房地產公司”。
新聞播出的當晚，該公司就打來電話，認為侵犯其名譽權，要求經濟賠償。第二天，該公司派來律師提出以下幾點要求：出具道歉信；在節目中為其更正并恢復名譽；賠償經濟損失（律師稱該公司正在洽談幾個上億元的項目，因為我們的報道指出的是該公司拖欠民工工資的行為，使其在客戶面前造成名譽損失，致使幾個項目流產。）當然，根據法律的規定，我們承認侵權責任并愿意彌補因過錯給他們造成的損失，但在經濟賠償問題上雙方進行了數次激烈的談判，誰也不肯讓步，最后經過數次沒有結果的接觸，這件事情也逐步變成了不了了之。
以上案例，說明了一個問題：公民、機構越來越關注自身的權利問題，公民權利意識的加強，是社會法治觀念進步的標志。今后我們媒體機構還真得小心從事，如果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給公民或者機構造成損害，那還真的非常麻煩。
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公眾的契約
在爭取言論與新聞出版自由權利這一政治目標上，新聞界與社會公眾的要求不謀而合。這種政治目標的一致性，就在新聞媒介與社會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契約關系。大眾傳播媒介的首要作用是一個平臺，社會各個層面的意見和信息通過不同的管道匯集到媒介這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進行充分的交流，再經過媒介從業人員的梳理，給社會公眾。社會公眾通過媒介這個平臺，收集意見和信息，評價意見和信息，公布意見和信息，以完成人們之間分享意見和信息的需要（謀求信息、勸說、指導、娛樂；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告之他人和被他人告之；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他人和享受娛樂）。
大眾傳播的過程就是社會公眾需要的意見和信息在大眾傳播媒介這個平臺上流動的過程。這個流動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意見和信息的采集階段；意見和信息的編輯加工階段；意見和信息的公布階段。從大眾傳播的過程看，在履行社會公眾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契約、完成公民委托的言論自由的權利的過程中，目前，社會公眾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從業者需要澄清一個模糊的認識――大眾傳播過程中公民知情權關于公民意見和社會信息的充分公開有兩層含義。
大眾傳播過程的第一個階段所進行的工作――意見和信息的采集是公民知情權關于公民意見和社會信息公開的第一個含義，是指社會任何個人和機構在法治的前提下不得給公民意見和信息的采集設置障礙，這也就是信息公開的概念，是公民知情權的前提條件。只有公民意見和社會信息采集得全面、客觀、正確才能幫助公民正確辨別和準確判斷公共事物，有效、正確行使輿論監督的言論權力。
大眾傳播過程的第二個階段所進行的工作――意見和信息的編輯加工是大眾傳播媒介實現公民知情權的主觀能動因素。
大眾傳播過程的第三個階段所進行的工作――意見和信息的公布是公民知情權關于公民意見和社會信息公開的第二個含義，也是公民知情權的實現條件。只有充分公布采集和加工的公民意見和社會信息才能幫助公民實現知情權的全部含義。
公民知情權只有通過大眾傳播的三個階段才能夠實現。在社會公眾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契約中，社會公眾（人民）把自己部分的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力委托給大眾傳播媒介，希望大眾傳播媒介能夠幫助自己實現了解社會各方面動態，了解政府的活動，反映自己的政治愿望、意見和要求等，以期達到更好地議政、參政的民主目的。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及公民個人權利意識的普遍高漲，一方面是國家權力通過完善法制管理限制大眾傳播媒介濫用言論自由權力，另一方面是公眾控告大眾傳播媒介侵害公民名譽權、隱私權的法律訴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傳播業必須重新認真考慮與社會公眾的這種契約關系,才能維持和發展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這種契約關系。
新形勢下，這種社會公眾與大眾傳播媒介的契約關系的主要內容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經營活動與采訪報道活動，必須注意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大眾傳播業必須實行行業自律、增強職業道德觀念，才能維持與國家權力和社會公眾兩方面的正常關系；與此同時，大眾傳播媒介也應該向社會公眾“開放”，承認社會公眾有權了解、接近和參與大眾傳播過程，有權利用大眾傳播媒介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要求等。
用法治精神來清晰公民權利沖突的界限
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這種政治性契約關系是無形的，大眾傳播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社會公眾需要公民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實現的表達自由（知情權）是要通過媒介從業人員的采集、編輯加工、來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利益主體：作為大眾傳播相對方的社會公眾、作為大眾傳播接受者的社會公眾、大眾傳播媒介機構、大眾傳播媒介機構的從業人員等等。
但是，在復雜的大眾傳播的過程中不同的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是不同的。作為大眾傳播相對方的社會公眾的主要利益訴求是名譽權、隱私權等等所有公民應該擁有和被尊重的《憲法》權利，應該受到平等的尊重。作為大眾傳播接受者的社會公眾的主要利益訴求是《憲法》的言論自由權利、知情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機構有完成公民的委托，履行社會公眾和大眾傳播媒介機構的政治契約，實現公民言論自由《憲法》權利的義務，同時，它還有為了自身發展謀求經濟利益的利益訴求。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機構的從業人員有對媒介機構忠誠的義務，有對大眾傳播職業忠誠的義務，同時還有為了自身的發展幸福謀求經濟利益的利益訴求。
社會的利益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利益訴求下，在這個復雜的大眾傳播過程中，公民的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很容易發生偏差。表達自由會與傳統的觀念發生沖突；會與行政特權或者政府的保密權發生沖突；在追求公正與正義的崇高理想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新聞理論要求賦予新聞媒介更大的權力，而中國的憲法、法律并沒有給予它希望的權力；表達自由會與司法制度發生沖突，強大的新聞媒介經常與干預司法公正聯系在一起；不可否認，媒介利益、媒介從業人員的利益經常與法人、公民的個體權利相沖突，而導致新聞媒介經常陷入尷尬的誹謗、隱私等侵權糾紛中。在多元的利益訴求下，這種表現為公民表達自由和重要的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發生沖突的實質是兩種公民《憲法》權利的沖突。
在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經過長期的磨和、調整，形成了一種兩者都能夠接受的界限，兩者之間的沖突可以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實現沖突最小化，而使公民的兩種權利得到最大化。但是目前我們國家，公民的兩種權利都沒有得到充分實現，兩種權利急于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就難免出現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不僅無法將沖突最小化，反而使沖突變得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由于利益的驅動，媒介為了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有迎合公眾，尋找賣點的傾向，而社會上各種光怪陸離的事情無疑是媒介難得的賣點，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沖突的發生。
因此，我們必須減少社會公眾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契約中的這種意見表達的不平等關系，必須對表達實施限制。但是，如何實施限制？表達與限制的臨界點在哪里？都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不幸的是，目前大眾傳播業有一個錯誤的觀點，在沖突面前，媒介的從業者總是認為沒有新聞法，總說一句話，沒有法律規定。一方面，這不是全部的事實。因為有一些調整大眾傳播媒介關系的法律散落在其他法律部門，還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梳理工作。另一方面，這又是部分的事實。于是從業人員經常選擇兩種錯誤的做法：
一是在沖突面前，大眾傳播媒介更愿意同沖突的相對方私了。大眾傳播媒介更愿意私了的原因我想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體現。統治中國幾千年的中庸文化，不愿意直面沖突，而是更愿意調和沖突。但是私了是錯誤的。只有坦蕩地面對，在一次一次正式的沖突和對抗中才能追尋真理和正義，非正式的討價還價只能讓沖突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二是干脆就以“法律沒有規定”為托詞，以實現公民的表達自由為尚方寶劍，任意按照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利益訴求去行為，讓沖突的界限更加不清晰，沖突更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