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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讀記教案范文1
關于文本細讀，王崧舟老師的詮釋最為難忘――文本是你美麗的倒影?；匚对偃?，感受良多。此話如果放在王老師身上，那是最應景的了，王老師每每在課堂中瀟灑、順暢、恰倒好處地引領學生相融無痕地進入文本塑造的境界，源于他在文本中潛心涵泳后的厚積薄發。然而我們呢？我能在文本中找到自己的美麗倒影嗎？我們是否讀懂了文本作者寄托在文本中的“良苦用心”了嗎？我們是否仍以夢里懵懂的狀態生澀地帶著學生到文本中夢里懵懂、浮光掠影地走了一遭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昨天的舊船票登上了今天的客船”。你看我們仍以參考書為寶典，各類教案為捷徑，匆匆翻閱之后，走進了課堂，竊以“權威”自居，驅趕著學生讀課文了。如此的這般，我們能把學生引向何方？能把學生引入多深？
記得在一則新聞中聽到總理在教育調研時提出“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的戰略性觀點。如何夯實教師這個“本”，以語文教師為例，大的方面不說，僅僅從個體來說，我們作為語文教師要提高工作的技術含量，不得不潛下心來，拾起文本這把“砍柴的刀”，非用心的打磨不可。宋朝的朱熹在《觀書有感二》中說：昨夜江邊春水生， 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詩中說往日船大水淺，眾人使勁推船，也是白費力氣，而當春水猛漲，即使艨艟巨艦也如羽毛般輕，自由自在地飄行在水流中。告訴我們學問要功夫到家，才能有所突破。從教學這個角度來說“艨艟巨艦”就是“課堂教學的過程”，包含對文本的爛熟于胸，條分縷析之后的胸有成竹；包括對教學過程中跌宕起伏之間的游刃有余、輕車駕熟、揮灑自如。如能做到“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境界，文本細讀是基石，是起點。讀什么？《小學語文教師》告訴我們要讀文章，讀時代背景，讀作者，還要當今這個時代，也要讀我們這個讀者。讀文章和作者為在把握文本作者的思想傾向；讀當今這個時代反映文本在當今世界的價值取向；讀我們自己這個讀者，貴在反思我們對文本的解剖能力和與文本作者的思想是否已經達到無縫焊接的程度。但是文本細讀有個讀厚與讀薄的取舍問題。當我們潛心細讀時，會發現越讀越覺得文本的廣闊，即為讀厚；于是此時我們要做好如何讀薄的問題研究，即能在如此豐富的內涵或知識點中，理清教學的主線和最佳教學切入點。
從上看來，我們語文教師不僅僅是教師，不僅僅是讀者，更是有些文藝評論家的味道了。王崧舟老師的每一堂語文課，總是讓我們如浴春風，新風撲面，原因就在于他以一顆“文藝評論家”的眼光和心態要把文本穿鑿，因此他的倒影在文本中是那樣的美麗，甚至有些神話的味道，而我們呢？是否在退休以后仍不知語文教學為何物呢？倒影在文本中是那樣模糊，文本在我們心中是隱隱約約的呢？
竊讀記教案范文2
摘要： 嚴復承繼清代學術講究義理、考據、辭章的治學傳統，在西學譯介中提出了翻譯的義理“反證”說、“敦崇樸學”說和“文章正軌”說。義理“反證”旨在會通中西思想，“敦崇樸學”注重通過考據會通中西義理，“文章正軌”成就了嚴復作為譯界的文章高手。嚴復的翻譯是會通中西的學術方式，對當前學術經典的輸入和輸出均有借鑒價值。
中圖分類號： H059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5）02025306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清代學術與嚴復翻譯會通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3卷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這樣評價嚴復的學術貢獻：“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系者，復其首也?！盵1]82嚴復譯介西學為什么要與中國思想界發生關系？是怎樣發生關系的？嚴復這一首創的學術方式在清代學術史上地位如何？這些問題梁啟超未加具體論述，但它們恰恰啟發后人不妨從學術的視角來審視嚴復的西學譯介，尤其是清代學術對嚴復治學理念、學術思想與翻譯方法的影響。
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到清代，經過漢學、宋學諸家的爭鳴與實踐，講究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結合，成為很多學者的共識，如戴震、錢大昕、姚鼐、焦循、章學誠、阮元等?！傲x理是思想內容，是道的層面;考據是基本功，屬于文獻功底;文章是文辭，屬于學術思想的表達藝術。三者是學術的三個層面，是一體三面?！盵2]43“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3]61。但到了晚清，中學之弊日漸突顯，義理、考據、辭章倍受爭議，嚴復在《救亡決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宋學空談性理，“其高過于西學而無實”;漢學埋首考據，“其事繁于西學而無用”;辭章“致學者習與性成，日增慢……險躁”。[4]44-45對此，嚴復轉向力主的“經濟”之學，疾呼宋學、漢學及詞章小道都應束之高閣[4]44，轉而倡導西學，經世致用。然而嚴復譯介西學不僅沒有簡單地棄置義理、考據、辭章這一傳統學術“三面說”，反而發展并提出了與此類似的翻譯新“三面說”：闡釋原作重義理“反證”、譯書考證重“敦崇樸學”、譯文表達重“文章正軌”。新“三面說”豐富了嚴復翻譯思想體系，使嚴復的西學譯介成為開創近代中西會通的學術方式。
一、義理“反證”與中西思想會通
義理“反證”可謂嚴復譯介西學“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系”的現代學術方式。義理有廣、狹之分，狹義的義理指程朱理學，廣義的義理可謂“言有物”[5]58。用嚴復的話來說，就是語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義微言”[6]viii?！傲x理存乎識”[7]351，傳統義理學囿于語內訓詁、注疏以及儒釋道之間的相互闡發，視角狹隘，限制了“識”。嚴復則獨辟“西”徑，在其第一部譯著《天演論》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語際的義理“反證”說，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覘畢為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6]viii。就是說，西學義理用“吾古人之所傳”加以反證，往往能讓中、西學“不謀而合”的義理“達成共識”，如此則是治西學者之“至樂”。嚴復的義理“反證”是跨語際解釋，即以西學為視角來“歸求反觀”[4]49中學之義理，力圖中西兼治，熔于一爐。義理“反證”一面譯介西學，一面發掘國故;一面以西學昌明中學，一面更是借中學傳播西學。
嚴復的義理“反證”說標志著舊學的黃昏和新學的黎明，隱含著傳統經典義理之“優先論”、“失傳論”，開創了新學之中西“會通論”。嚴復批評漢學無用、宋學無實，而對先秦儒學、老莊哲學等中華元典情有獨鐘，一方面認為這些圣哲的微言大義和學術成就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誡晚清國人：“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6]ix考察中學由盛轉衰的原因，嚴復認為“夫古人發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后人未能議其精”[6]ix。就是說，中國圣哲之學沒有得以延續和發揚光大，因為“后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6]ix。對此，嚴復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在治學方法、學術責任等方面存在著嚴重問題：“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辟之慮。”[6]ix所以，傳統學術中的微言大義在后人抱殘守缺中慢慢失傳。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轉于西學，得識古之用焉”[6]x，因為中西“事不相謀而各有合”[6]viii。嚴復堅信“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這從學術史的角度為義理反證、中西會通提出了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歷史使命。
嚴復義理“反證”說的學術創新，在于以西學為視角“發明”[6]ix、“反觀”[4]49中學之義理，嚴復譯著分別從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邏輯學等學科發明、反證了諸多與西學相通、相合的吾圣哲“先發”[4]1413之義理。翻譯《天演論》，以西人“天演”學說發明、反證了儒家首經《易經》之“易”道，認為“此其道在中國謂之易，在西學謂之天演”[9]4。翻譯《群學肆言》，發明、反證了《大學》《中庸》之精義，認為該書詳實地闡明了《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的義理，且“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10]xi。翻譯《群己權界論》，發明、反證了《大學》e矩之道，認為自由是“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1]xii。翻譯西方邏輯學，發明、反證了“《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認為《易》重演繹法，《春秋》重歸納法[6]viii-ix。翻譯《原富》，發明了《大學》《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等，認為中國雖然沒有形成經濟學說，但存在著相似之識。[12]譯事例言，7-8評注老莊，認為老子之言是“天演開宗語”[4]1077，“而西人亦以莊子為古之天演家”[4]1106，等等。嚴復一生中西學兼治，“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10]xi，義理“反證”是他解決“讀古書難”[6]viii新的治學方式，是其整理國故的獨特途徑，“藉自它之耀，祛舊知之蔽”[8]384。
嚴復這種義理“發明”和“反證”，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消解了接受西學義理的困難，雖難免有附會之嫌，但同時也賦予了中國古書新的義理之“識”，滲透著嚴復譯書經世的詮釋，這種學術方式與他“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13]127的文化觀一脈相承。由于中西傳統之別，嚴復的義理“反證”經常把中西實然（Is）、應然（Ought）和形而上[14]34的義理進行置換，一方面增強了西學義理的形而上質，另一方面賦予了中學義理更多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實然和應然。以《天演論》為例，“《天演論》是嚴復的天演論”[8]334，嚴復頻繁以儒、道形而上的義理予以詮釋，天演、天良、天道、易道、道、真宰、太極、陰陽、德賢仁義、人倫、禮樂、修齊治平、修己治人、格物致知等概念及其思想充斥譯文字里行間，與原作融為一體，譯寫參半，幾可“亂真”為本土元典。如論一“能實”開篇論天演之道：“道每下而愈況，雖在至微，盡其性而萬物之性盡，窮其理而萬物之理窮”[6]49，“道”“性”“理”把原作由一粒豆子推至萬物變動不居的道理抽象化、哲學化。再如論十三“論性”，把nature的天然、自然之性，與宋儒言性等同[6]85，形而上的哲學義理溢于言表。反之，嚴復的義理反證，也借助西學增強了中學的實然和應然。如《天演論》手稿僅以evolution發明、反證《易經》就多達近20處，原文由evolution， change， impermanenc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等形成的天演語義場，在嚴復筆下與《易》道進行了全方位會通，以一連串的“變”反證了“易”之生生不息、剛柔相推陰陽互動而生變化、天地變化草木蕃、萬事萬物虛息盈消的“易”道周流等，賦予了《易經》新的“天演”內涵，巧妙地滲透了嚴復的維新變法思想，引導士大夫以“易”變思想認同“天演”學說。再加上嚴復在“蜂群”“人群”“善群”“嚴意”等中把“群”賦予了西學sociology的義理內涵，為倡導社會變革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達到托譯言志、譯書經世的目的，旨在“K愚”[4]560，為中國尋找救亡圖存之良方。嚴復義理“反證”的主要方法是“敦崇樸學”，注重考據實證。
二、“敦崇樸學”與考證會通
考據是傳統學術的又一重要層面，而考據學是在明末經世實學、清代漢學興盛等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紦W的中堅乾嘉學派，重點以文字、音韻、訓詁為手段，對經典文本進行材料考證，在經學、小學、音韻、古籍、偽書佚書、典章制度、歷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職方地理、史籍目錄、年代版本等考證方面，碩果累累，晚清學術也深受影響。嚴復在當時的風氣下，在西學譯介領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據學的治學精神和考據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中，更明確地把“敦崇樸學，以棣貧弱”[4]130列為翻譯的四大宗旨之一，這里的“樸學”即考據學。其實嚴復在譯《天演論?自序》《原富?譯事例言》《群己權界論?譯凡例》《群學肆言?譯余贅語》《法意?孟德斯鳩列傳》，以及討論西學和翻譯的書信等中，均有譯書考據的論述或運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證方法包括“集思廣益”[6]vii“考訂”“貫通”[4]93和“沿流討源”[4]519?！搬鐚嵈婧鯇W”[7]351，以上三種方法體現了嚴復治學的淵博學識、嚴謹的實證精神和會通宗旨。
“集思廣益”見于嚴復第一部譯著《天演論》“譯例言”：“窮理與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資參考。間亦附以己見，取《詩》稱嚶求，《易》言麗澤之義?！盵6]xii這段文字帶有明顯的考據性質，其目的是“窮理”，其操作方法是對比異同，會通中西。用嚴復“西學門徑功用”一文中的話來說，關鍵就是“考訂”和“貫通”?？加喖础熬哿型愂挛锒髦鋵崱保炌础邦惍愑^同，道通為一”。[4]93正因為如此，嚴復的考據重在旁征博引，擅用歸納法，把原文“與他書有異同者”，捉置一處，進行中西合觀，以便相互類比、互證、反證、補證、參證，進而揭示義理。如嚴復翻譯邏輯學的Laws of nature時，考證了與此類似的儒釋道三家之說，認為這一概念“即道家所謂道，儒先所謂理，《易》之太極，釋子所謂不二法門”[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則”與本土的“道”“理”“太極”“不二法門”放在同一語義場進行“聚列”會通。翻譯《支那教案論》有論“究之中國之道德禮義，則絕不緣神道設教而生”。對此，嚴復考訂了三條證據：“《書》言皇降，《詩》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據此得出“中國言道德禮義，本稱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觀點?！斗ㄒ狻肪戆说谖逭隆百t政精神之弊”論及“茍無憂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臘、羅馬興衰為證。嚴復翻譯至此，從中國古代典籍中，發明、考證了類似的論述，認為原著所說“似吾《六經》”，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秱鳌吩唬骸鈱幈赜袃葢n?！盵4]957通過中西對比合觀，嚴復得出憂患意識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歷史規律。
“集思廣益”式的“考訂貫通”按語貫穿于嚴復的大部分譯著，“共七百多條，約十七萬字”[4]按語卷說明。盡管錢鍾書認為嚴復對西學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評嚴復“略知小學”[8]269，但嚴復譯書考證材料之豐富，學識之淵博，譯書態度之嚴謹，一百多年來是世所公認的，很值得當前學術翻譯思考。嚴復作為“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紙的漢學家，他只是借助各種考據性文字，巧妙地貫通中西，附以己見，倡導維新變法。其最核心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等天演思想，無不滲透著精心考據的治學方法。面對“外種闖入，新競更起。往往年月以后，舊種漸湮，新種迭盛”[6]13這一境況，嚴復為了讓讀者信服這一普遍性道理而覺醒，通過按語對此詳加考證：
譬如美洲從古無馬，自西班牙人載與俱入之后，今則不獨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轉成野種，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蘭諸島無鼠，自歐人到彼，船鼠入陸，至今遍地皆鼠，無異歐洲。俄羅斯蟋蟀舊種長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滅舊種，今轉難得。蘇格蘭舊有畫眉最善鳴，后忽有斑畫眉，不悉何來，不善鳴而蕃生，w善鳴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無針，自窩蜂有針者入境，無針者不數年滅。至如植物……嗟乎！豈惟是動植而已……物競既興，負者日耗，區區人滿，烏足恃也哉！烏足恃也哉！[6]13-14
這是《天演論》“導言四?人為”一節的按語，嚴復從動物界、植物界的殘酷競爭推衍到人類競爭，通過馬、鼠、蟋蟀、畫眉、土蜂等此“蕃”彼“滅”的詳細考證，告誡國人中國境況亦然，奮發圖強則“蕃”，若靠眼前“區區人滿”而不思進取則“滅”。
“沿流討源”是嚴復另一種重要的考據方法，主要用于譯名考訂。當然，嚴復作為啟蒙思想家，他所譯西學多為“導厥先路”[10]vii的概論性著作，譯文及按語“沿流討源”性的考據不少，其特點是內容宏富，但言簡意賅，便于開啟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躕”[6]xiii式的譯名更能體現嚴復“沿流討源”的考據精神。嚴復在與梁啟超討論翻譯的信件中認為，“大抵取譯西學名義，最患其理想本為中國所無，或有之而為譯者所未經見?！闭驗槿绱耍吧w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義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4]518-519嚴復譯名不主張多造新名詞，也不愿簡單地沿用日本人的譯名，所以“沿流討源”、中西會通的考據就至關重要。這里僅舉《群己權界論?譯凡例》對liberty譯名的考證為例。嚴復認為Liberty與freedom同義，而與slavery（奴隸）、subjection（臣服）、bondage（約束）、necessity（必須）相對。對此，嚴復把它譯為“自繇”，同時考證了該詞的中文內涵，即“不為外物拘牽”[11]vii，不褒不貶。所以“自繇”不是“放誕”“恣睢”“無忌憚”“放肆”“佚”“不法”“無禮”。嚴復進一步考證傳統文獻，認為liberty即“《大學》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中“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東風無限瀟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嚴復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詞“自繇”以別于“自由”，盡可能為譯名的精確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據。從考據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對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典型詮釋。
三、“文章正軌”與中西辭章的會通
嚴復崇尚實學，同徐光啟一樣曾經批評傳統學術最尚辭章，不求理實，慢險躁。但這并不是說嚴復翻譯不講求辭章，只是不要為了辭章而辭章。就嚴復譯介西學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辭章的“信達雅”文章學翻譯[15]5-6三原則：“《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6]xi“辭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軌”說成就了嚴復作為譯界的文章高手，譯文充溢著其中西會通的情才、辭才及文才。
“修辭立其誠”語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為寫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龍?徵圣》說：“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桐城派方苞和方東樹重申“修辭立其誠”，正性情，注重內在情感的表現和抒發，因而這個“誠”也應該包括譯者的性情。就嚴復而言，其翻譯中“發于自然，達其至深而莫能自己”[16]132的性情至少有兩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論的“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這是學術之性情。如嚴復《天演論》自序對比了他對司馬遷“《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前后兩種理解：“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系辭》以定吉兇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而讀了西方邏輯學有關“內籀”（歸納）、“外籀”（演繹）方法后“如寐初覺”，發現《易》由隱而顯就是演繹法，而《春秋》推見至隱則是歸納法。這種以西觀中的新發現，是嚴復治西學之至樂，所以嚴復激動得“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其言若詔之矣”[6]ix。嚴復這種至樂自始至終貫穿于其譯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國民之天責”[4]517，這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它促使嚴復把西學譯介與晚清時局緊密結合，把自己的文章寫入譯文，對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發揮，托譯言志。如《天演論》是嚴復“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主文譎諫之資而已”[8]250?！对弧丰槍鹘y士人以言利為諱的現狀，以此書“指斥當軸之迷謬”[12]9，認為經濟學近關“中國之貧富”，遠系“黃種之盛衰”，因此翻譯中每見原文與晚清時事暗合，就頻繁附以己見，“丁寧反復，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盵12]13翻譯《群學肆言》，針對斯賓塞所論傳統“既堅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難，其物乃入于老死”這一共性難題，嚴復嘆曰：“嗚呼！此吾國變法之所以難也?！盵10]49等等。嚴復譯書以“誠”釋“信”，可謂其以西學激發國民情感共鳴的“嚶求”[6]xii術，頻繁展示了嚴復的抒情之才，與“達”之“達旨”[6]xi術、“雅”之“招徠術”[8]313異曲同工。
嚴復辭章的文章學翻譯第二個要義是“辭達而已”?！稗o達而已”一方面是維新派有識之士批評士人不要為了辭章而辭章，以至于慢險躁;另一方面“辭達”又是翻譯的文章學標準，重在達旨。對此，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觀點十分明確，即“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但中西語言的諸多差異，按原文字比句次來譯，“則恐必不可通”，譯者只有“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6]xi?？梢姟稗o達”的前提是“取明深義”，確?！斑_旨”，其具體方法是“互備”和“前后引襯”。達的基本標準可謂詞不害意。下面以一具體譯例對此加以分析：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們現在開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狀態，決非具有永久不變的屬性……在生物界，這種宇宙過程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生存斗爭，每一物種和其他所有物種的相互競爭，其結果就是選擇。這就是說，那些生存下來的生命類型，總的說來，都是最適應于在任何一時期所存在的環境條件的。因此，在這方面，也僅僅在這方面，它們是最適者。[18]3
對比原文，該譯文可謂“斤斤于字比句次”，突顯了英語表層結構，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爭”、“選擇”置于分句之末，關鍵詞不夠突顯，義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這是當代流行的“信”譯，而嚴復譯文特別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辭達”：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于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嚴復譯文表面上達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詬病，這里姑且不論。但從“辭達”的文章學視角來看，嚴復先是提煉出“決非具有永久不變的屬性”之天演，再由天演為體推至其“物競”“天擇”之用，行文由總而分，邏輯性強，前后暢達。嚴復以“物競”“天擇”作為話題，以“……者……也”句式對兩個概念加以解釋，前后相互引襯，內涵明晰，原文義理“得嚴子乃益明”[6]vi，可謂嚴復練達之辭才。
文章學的第三個要義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即譯文要有文采，有表達力，否則不能傳遠。嚴復把“雅”引入翻譯學，肯定了文章學傳統對翻譯的文采要求[15]6。梁啟超曾批評嚴復“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8]267，對此，嚴復則不茍同：
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中國文之美者，莫若司馬遷、韓愈。而遷之言：“其志潔者，其稱物芳。”愈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逼椭谖模莿諟Y雅也，務其是耳……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聲之眇者不可同于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聽。非不欲其喻諸人人也，勢不可耳。[4]516-517
從這段話來看，嚴復講究“文”有兩大原因，其一是“務其是耳”，這與嚴復崇尚先秦儒學、老莊哲學有關，主張只有“用漢以前字法、句法”才能會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讀中國古書之人”為理想讀者，譯文文筆自然要考慮“聲之眇”“形之美”“辭之衍”。為此，嚴復甚至“字字由戥子稱出”[4]969，譯文每每屢易其稿，以求“垂久行遠”[4]527。正因為如此，原書“理趣甚奧賾，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嚴復“雄筆，真足狀難顯之情”[8]254，甚至“VV與晚周諸子相上下”[6]vii。縱觀嚴復譯著，其文筆擅長師法《史記》、諸子散文、桐城派等筆法以及佛書體、八股偶比等，譯文“以瑰辭達奧旨”[31]17，文學化明顯，講究駢散雜糅、沉郁頓挫、文理密察，可謂富有字字珠璣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進一步研究。
結語
嚴復西學譯介不是狹義的語際翻譯，而是會通中西的學術方式，貫穿著義理“反證”、“敦崇樸學”和“文章正軌”等治學“三面說”。章學誠曰：“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7]351，“識”“才”“學”可謂譯者專業素養的“三備說”?！叭嬲f”和“三備說”有助于重新認識嚴復的治學理念、譯介思想與翻譯方法，有助于反思當前學術經典譯介中存在的義理晦澀、考證膚淺、語不成文等不良現象，對學術翻譯的輸入、輸出如何更有效地會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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