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激勵文章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激勵文章范文1
一、對內生增長理論的回顧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蛉肆Y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模”的測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痹谶^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評價
近期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順著既要能消除規模效應又能保留內生增長理論“精髓”的方向發展的。大致來看,有兩條思路。
一條思路是瓊斯(Jones,1995;1999)、艾欽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對模型進行一般化處理。他們的分析保留了內生增長理論中最終產出部門和“知識”生產部門的兩部門模型框架,從而保留了“知識跨時擴散”的本質特征,但放棄了內生可積累要素具有不變規模收益的強假定條件,從而得出了無規模效應結論。
在瓊斯的兩部門模型中,知識存量的產出彈性不再像羅默的模型那樣設定為1,而是假定為一個比1小的數。這一假定本身強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識存量對其自身積累的貢獻遠不如R＆D內生增長模型所設想的那樣大。假定條件的修改,使瓊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經濟增長中的規模效應,在那里,均衡經濟增長率取決于知識生產部門內生要素的產出彈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資本規模。
艾欽和托洛夫斯基則更進一步認為,瓊斯的無規模效應模型仍然是一種特殊情形。他們構筑了一個更為一般的兩部門無規模效應模型,并將瓊斯、羅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們的結論是,假定全部內生要素在知識生產部門和最終產出部門的總產出彈性不同,那么,經濟長期增長率將遵循“短邊”原則,由總產出彈性最小的那個部門來決定,而與經濟規模無關。
瓊斯、艾欽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雖然從形式上消除了規模效應,但是,他們卻并不能說明為什么不會存在規模效應。瓊斯不能說明知識存量對自身積累的產出彈性為什么小于1;艾欽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說明,究竟哪一種情況下,一個部門的總產出彈性會大于或小于另一個部門。而且,在他們的模型結論中,政府政策對長期經濟增長率并不具有相關性。因此,他們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純理論上的意義。
另一條思路則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家開辟的,他們從特定的研究視角來分析規模效應問題。阿爾文.揚(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貝里特(Peretto,1998)等為代表的增長模型,集中于對“偷生意效應”的分析,提出了一種消除規模效應的新方法。
以阿爾文.揚的模型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從兩個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創新活動而“偷去”創新者的創新利潤流,即不僅通過產品的質量創新而且通過產品模仿來分割創新的壟斷利益,這樣,“偷生意效應”就大大加強。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以往內生增長理論相反的結論:經濟規模愈大,參與分割創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應”就越強;而且,如果“偷生意效應”主要通過生產模仿產品來分割原有壟斷利益時,將出現負的規模效應。由于揚的模型中經濟規模對長期增長可能具有正、負或無規模效應,而且他的模型是從特定的角度進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論結論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按照揚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簡單地對所有研究部門實行“遍地開花”式的資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勵產品的模仿,從而只影響收入水平,而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勵產品的質量創新,并根據R＆D的研究深度實行重點資助或配額資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此,阿爾文.揚的政策含義是:政策資助應該向創新難度大的人員或項目傾斜。
約法諾維克(Jovanovic,1997)則通過加入一個“學習成本”的假定條件來減弱或消除規模效應。約法諾維克認為,在羅默的兩部門模型中,實際上暗含了“知識”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最終產出函數的強假定,然而實際上,工人必須學習怎樣使用“知識”,也就是說,需要支付“學習成本”或“知識消化成本”。如果將這一條件考慮進羅默模型,最終產出部門的成本將增加,規模收益也將有一個絕對的上界,從而使得規模效應減弱甚至消除。按照約法諾維克的觀點,假定工人在生產中需要“學習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進技術而不是最先進技術,從而更傾向于生產模仿產品而不是創新產品,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阿爾文.揚的“偷生意效應”假定。
從實質上看,在阿爾文.揚和約法諾維克的模型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暗含假定,這就是:模仿產品或次先進產品雖然成本低于創新產品,但一定存在市場需求約束:正是這種產品約束導致了對生產人口或人力資本的需求約束。因此,內生增長理論的規模效應將因這種約束大大減弱、消除甚至為負。
到目前為止,近期增長理論并沒有完全解決經濟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一方面,近期增長理論中的長期經濟增長率雖不依賴于經濟規模,但仍嚴重地依賴于外生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還沒有得到有利的經驗支持。盡管如此,近期增長理論在理論上還是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第一,發現了無規模效應的均衡增長路徑并論證了其存在性。在這些模型中,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么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產出彈性,要么取決于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實質上二者均取決于生產函數的結構參數。第二,經濟增長模型被進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之所以產生規模效應,實際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資本稀缺而物質資本不稀缺的假定,這種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發達國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長理論實際上則放棄了這種強假定,代之以個更一般的情形,這樣,就出現了規模效應為正、為零或為負的多種結果。第二,與以往的內生增長理論相比,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更具有針對性。在以往的內生增長模型中,由于簡單地假定技術或“知識”的外部效應不能被個人內化,因而任何用于技術或“知識”部門的政策都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近期增長理論則表明,只有范圍更窄的重點資助政策才對長期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三、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中國的現實意義
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對于中國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究竟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中國經濟究竟又面臨著怎樣的矛盾?我們認為,集中到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需求約束”經濟時代?；蛘哒f,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期效應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今后的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于長期因素。
中國經濟的需求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業產品需求;一是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
第一,工業產品的需求約束已變得越來越嚴重。集中表現為:工業品供過于求的矛盾進一步突出,工業企業生產能力閑置過剩,產品大規模積壓。根據2000年國內貿易局商業中心對國內市場上609種主要商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比例高達79.6%,比1998年增長了47.8個百分點;根據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中,生產能力閑置20~33%的,占27.2%,閑置50%以上的,占18.9%;在產品積壓方面,根據統計顯示,近年我國工業產品每增產10%,就有1%的產品積壓(王萬山,2002)。
第二,勞動力或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面臨嚴重約束。1997年全國失業工業數為1200萬左右,200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173萬。即使是本來稀缺的人力資本,也同樣面臨市場需求約束。2000年全國本?？飘厴I生平均就業率僅為80%,其中,專科畢業生的市場需求量不到30%(胡永遠、李少斌,2001)。特別是2003年夏季以后,隨著高校擴招后首屆畢業生走上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的市場需求更加不容樂觀。
進一步分析發現,受到嚴重需求約束的,主要是低檔次工業產品和低檔次人才。與之相反,高檔次產品和人才卻面臨短缺。例如,我國已連續三年居世界產鋼量第一,但一些高質量、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品種,供給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場占有率只有60%,冷軋硅鋼片、鍍鋅板僅占30%,不銹鋼板僅占20%;精密機床、遠洋船舶等產品的50%還依賴進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許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對碩士以上人才敞開大門“歡迎”;一流大學畢業生還是供不應求。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低檔次產品和人才過剩,而高檔次產品和人才短缺?主要還得從供給行為找原因。從產品生產者來說,生產低檔次產品有幾個明顯的好處:模仿成本遠遠低于技術創新成本;市場經營、開發的風險小;能很快填補市場需求空白,等等。從而,即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樣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搶奪了原來創新者的市場利潤,并不能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做出貢獻。例如,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大了引進外資與技術力度,但企業引進技術的目的只是為了生產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礎上再創新的企業僅占18.75%,而且,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遠遠不夠。以1994年為例,國有大中型企業用于技術引進的支出為275億元,而同期用于這些技術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億元(李以學,1999)。同樣地,如果個人投資教育的目的,只是獲得一張高等教育文憑,那么,個人就會走文憑捷徑,熱衷于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因為這類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見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為例,1998年參加本科自考的實考人數為102萬,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遠,2001),其中雖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計劃的約束問題,但至少可以從非普通教育的持續“火爆”看出個人投資技能教育的熱情。因此,從中國的經濟實際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由于產品或知識創新的相對成本太高,企業、個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創新。
而且,在中國過去的二十幾年中,宏觀環境尤其是政府的行為,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產權不明導致企業行為短期化,不愿進行有利于長期增長的技術創新;財稅分權改革助長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復建設,導致全國市場產品過剩;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創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產品所“肢解”,從而大大削弱了企業創新的激勵。尤其是政府長期充當著技術創新、教育投資的主體,有限的財力卻“胡子眉毛一把抓”,結果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項目都難以到位(李啟明,1999)。
總之,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已經告別了產品的“短缺經濟”時代,同時又承受著巨大的過剩人口壓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場需求緩解一部分需求約束,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低檔次產品的過度出口將惡化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缺乏的是高質量的創新產品和高水平的創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針對性,更有重點。換言之,政府的政策應該放棄對一般技能型人才培養和國內“模仿產品”項目的支持,而應對新知識、新產品的創造與國外引進,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謂“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
具體來說,政府的政策應該集中解決普遍存在的“短視癥”問題?！岸桃暟Y”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總想“多快好省”,快出產品,快出“知識”,快出人才。這種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奮進,但也極易導致浮夸和行為短視。政府如果熱衷于“趕超戰略”,就會形成一個導向。整個社會都會跟隨。一個政府,一個企業,如果過分關注自己任期內的“短期業績”,就會損害長期的增長與發展。因為,重大的科技創新或技術創新,都難以在短期內顯出明效。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改革開放20余年,生產大大發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數量大大上升了,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根據世界權威機構——瑞士國際管理與發展學院網站的《世界競爭力年鑒》,1998年中國的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排名,1999年中國競爭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個中原因就在于,中國在重大科技創新與產品創新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長理論的說法,就是:產品、勞動力數量對整個經濟來說,只有“水平效應”,沒有長期增長效應。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應該重點圍繞糾正“短視癥”而展開。
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目前,國有企業政企仍然沒有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營者和政府官員的目標函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任期內目標最大化。因此,國有企業的行為短期化有著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第二,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這實際上涉及到創新者利益的保護問題。過度保護創新者的壟斷利益,不利于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與共享;但反過來,如果不有效保護知識產權,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就會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竊者所大肆分割,嚴重損害創新激勵。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期,我們正好憑借加入WTO這一契機,以嚴格遵守WTO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這一有利背景為前提,有效保護企業、個人的科技創新成果,通過鼓勵重大科研創新,提升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準確。政府支持知識、技術創新,無庸質疑,這也是內生增長理論包含的政策含義。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問題有兩個:一是這一主張以個人、企業完全缺乏知識、技術創新動力為前提,顯然這一假定條件并不符合經濟事實;二是這一主張以政府不面臨財政約束為前提,這一假定也不現實。在有限的財力約束下,在個人、企業具有強烈“模仿”動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優選擇,就是有效縮小自已的“勢力范圍”,集中財力,支持重大創新項目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著眼于長期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Aghion,PhilippeandHowitt,Peter,1992.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etion.Eeanometriea,March,60(2),325-351.
2.Aghian,Philippe,andHowitt,Peter,1997.AShumpeterianPerspectiveonGrowthandCompetition.InAdvancesinEconomiesandEeonometries:TheoryandApplications,SeventhWorldCongress,VolumeH,FAitedbyM.Kreps.CanbridgeUniversityPress.
3.Aghiom,PhilippeandHowitt,Peter,1998.EndogenousGrowthTheory.Carobridge,MA:MITPress.
4.Eicher,T.S.andTuroovsky,S.J.,1999.Non-sealeModelsofEcanomicGrowth.TheFeonomicJournal,109(July),394-415.
5.Grossman,GeneM.AndHelpman,1991.InnovationmadGrowthintheGlohalEconomy.Cambridge,TheMITpress,23-139.
6.Jnnes,Charlesl.,1995.TimeSeriesTestsofEndogenousGrowthModels.QuarterlyJoumalofEconomies,May,110(2),495-525.
7.Jones,Charles1.,1999.Growth:WithorWithoutScaleEffects?AmericanEconomicReview,89(May),139-144.
8.Jovanovic,Boyan,1997.LearningandGrowth.InAdvancesinEconomicsandEconometrics:TheorymadApplieatians,SeventhWorldCongTess,VolumeI1,EditedbyM.Krep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9.Peretto,Pietro,1998.TechnologicalChangeandPopulationGrowth.JournalofEconomieGrowth,Dec.,3(4),pp.283～311.
10.Rivera-Batiz,LuisA.andRomer,P.,1991.EconomieIntegrationmadEndogenous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es,106(2),May.
11.Romer,PaulM.,1986.Ine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4,1002-1037.
12.Romer,PaulM.,1987.GrowthBasedonlnereasingReturnsDuetoSpecialization.AmericanEeonomieReview,77,2(may),pp.56-62.
13.Romer,PaulM.,1990.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ournalofPolitiealEeonomy,98,5(October),PartH,pp.71～102.
14.Young,Alwyn,1998.GrowthWithoutSt:aleEffect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February,106(1),pp.41～63.
15.胡永遠、李少斌:《“逆向選擇”下的個人人力資本投資》,載《人口與經濟》,2001(6)。
16.李啟明等:《過剩經濟對我國投資領域的影響分析》,載《管理世界》,1999(2)。
激勵文章范文2
上幼兒園了，那時的我最愛看書了。每天傍晚，總是纏著媽媽帶我去書店看書，穿過繁華的步行街，來到書店門口。兒時的我總愛在門外印著的那幾個大腳印上踩來踩去，多好玩啊。如今的我雖然沒有小時候的那種快樂，卻有了另一種更充實的快樂，那便是讀書。書帶我到知識的海洋里遨游，那書店門外的大腳印便是我快樂成長的見證。
現在的我已經是八年級的學生了，一個個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伴隨我的還有一次次的失敗。
今天，又考砸了，手里拿著那張不到八十分的數學考卷，淚水在眼眶里打轉著，心里煩透了。無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經意間又踏進了那兒時玩耍過的沙坑，一串串腳印印了下來，一陣風吹過，把我手中的那張試卷吹走了，吹到了那個沙坑里，我連忙去撿，忽然，我看見了那腳印，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這兒奔跑留下的快樂的腳印，也讓我想起幼兒園到書店門前踩那巨大的腳印。想到這兒，我笑了，發自內心的笑了。啊，我明白了，其實快樂就伴隨在我的身邊，伴隨著我的成長。
激勵文章范文3
匯率目標設定制度（exchangeratetargeting）的局部或階段性有效，以及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貨幣供應量目標設定制度（monetarytargeting）的有效性下降，促成了近十多年來全球范圍內一種不容忽視的新現象，即許多國家相繼采用了一種名為“通貨膨脹目標設定（inflationtargeting）”的貨幣政策制度[1]。該制度的一個鮮明特征是，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直接選擇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名義錨（nominalanchor）。
1990年3月2日，新西蘭率先實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成為這一領域的“開路先鋒”。繼其之后，實行該制度的國家數目不斷增多。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于成員國貨幣政策框架類型的劃分結果，截至2006年4月30日，曾正式宣布采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國家達到了26個，目前正在實行的國家共24個（芬蘭和西班牙兩國因為要加入歐元區的緣故，于1998年6月主動放棄），其中不僅包括發達國家，還包括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見下表）。
頗有意思的是，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興起最初并非源于學術界人士的推動。如斯文森（Svensson,2002）就指出，除了對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低通貨膨脹的好處進行過大量研究，以及著名貨幣經濟學教授古德哈特（Goodhart）曾向新西蘭儲備銀行主席提過關于激勵結構的學術建議之外，國際學術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從未針對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開展過任何專門性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出現以及其后所贏得的贊譽，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一些采用國中央銀行和金融決策實踐者們非凡的洞察力。而現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2003）則認為，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是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一些國家所采取的貨幣政策策略——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德國及瑞士的貨幣政策實踐——逐步演變而來的。
盡管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實踐已經超過了16年，但至今人們仍沒有對其內涵形成廣泛共識，這主要是因為在實際操作當中，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真正意義上的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往往難以識別，即便的確采取了該制度，各國在不同時期基于不同的考慮，針對貨幣政策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具體做法通常又會存在很大的差異[2]。在目前的諸多觀點中，米什金（Mishkin,1999）的觀點比較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是一種包含了五個方面要素的貨幣政策策略：一是公開宣布一個關于通貨膨脹的中期量化目標；二是制度上承諾穩定物價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其他目標則居于從屬地位；三是在調節貨幣政策工具當中，包括貨幣總量、匯率在內的諸多變量被用來通盤考慮；四是通過與公眾和市場交流貨幣當局的計劃、目標和決定，確保貨幣政策公信力（credibility）和透明度（transparency）不斷提高；五是貨幣當局實現通貨膨脹目標的責任性（accountability）不斷增強。
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實施
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擁有許多明顯的優點。例如，通過事先宣布一個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策略高度透明，容易被社會公眾感知和理解，有利于增強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公信力和責任性；與匯率目標設定相比，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可以確保貨幣政策集中關注國內的經濟目標，對影響國內經濟的各類沖擊做出反應；與貨幣供應量目標設定相比，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無須強調貨幣數量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穩定關系。
然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也面臨著一個關鍵性的現實
四、簡要小結
1、鑒于中央銀行無法直接控制通貨膨脹率，因此，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比較合理和現實的選擇應當是以通貨膨脹預測值pt+2|t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貨膨脹預測值之所以是一個理想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主要是因為：首先，由定義我們知道，中央銀行在t年根據所有相關信息做出的通貨膨脹預測值，必然與t+2年的實際通貨膨脹率pt+2高度相關；其次，通貨膨脹預測值要比t+2年的實際通貨膨脹率pt+2容易控制，并且中央銀行更多關心的是預測值與目標設定值之間的偏差；第三，與t+2年的實際通貨膨脹率pt+2相比，中央銀行更容易觀測到通貨膨脹的預測值，這是因為后者是根據t年的相關信息做出的，通過央行的信息披露和外界的預測，社會公眾也很容易就能觀測到預測值；第四，通貨膨脹預測值十分透明。但必須指出的是，通貨膨脹預測值這些優點的關鍵性前提是，中央銀行在t年必須盡可能地收集相關的信息，同時借助經濟預測模型，盡最大可能做出符合實際的通貨膨脹預測。通貨膨脹-[飛諾網]
2、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中央銀行的政策選擇是，根據最小化損失函數值所內生的最優反應函數，確定一個基準利率（或基礎貨幣）水平，使通貨膨脹的預測值等于事先設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值。當通貨膨脹預測值高于目標值時，中央銀行將執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下調基準利率（從而影響到其他利率）、回籠基礎貨幣等等；相反，當通貨膨脹預測值低于目標值時，中央銀行將執行寬松性的貨幣政策。不難看出，通過事先公布一個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實際上相當于一種承諾機制，它可以錨定私人部門的通貨膨脹預期，同時約束中央銀行自身的行為，而在面臨各類外部沖擊時，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又能有效保證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運用。
3、由式（7）給出的最優反應函數，與強調中央銀行調節基準利率的“泰勒規則（Taylorrule）”和強調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的“麥克卡倫規則（McCallumrule）”這兩種工具規則十分相似，但值得指出的是，它們相互之間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這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的最優反應函數是一個內生的結果，而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都是外生給定的；其次，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強調的是貨幣政策工具對當期的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做出反應，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的反應函數則體現出了貨幣政策的前瞻性特點，強調基準利率或基礎貨幣的變動是為了使通貨膨脹的預測值等于目標值；第三，通貨膨脹目標設定下的最優反應函數僅僅取決于菲利普斯曲線和損失函數中的相關變量，而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除了取決于這些變量以外，還要取決于總需求方程；第四，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反應函數中的系數并不像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中的系數那樣是固定的（如泰勒規則中的兩個系數均為0.5），并且貨幣政策工具的變動可能還會受到外生變量xt的影響。
4、長且易變的時滯以及貨幣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都會對物價水平產生影響，這使得社會公眾很難準確地監督和評估貨幣政策績效。但實際上，如果中央銀行主動與社會公眾進行交流溝通，通過特定渠道披露通貨膨脹預測值的細節，如一些實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國家央行定期的“通貨膨脹報告（InflationReports）”，社會公眾就可以通過觀測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預測值與事先公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值之間的偏差，來監督和評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即使中央銀行將自己所做的通貨膨脹預測在一定程度上保密，社會公眾也可以通過比較自己或其他預測者所做的通貨膨脹預測與事先公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值之間的偏差，來監督和評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從而有效防范中央銀行的不作為或是機會主義行為。
注：
[1]米什金（Mishkin,1999）對匯率目標設定制度和貨幣供應量目標設定制度的適用性及其在實踐中的弊端進行了分析，具體可參見Mishkin,Frederic,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ithDifferentMonetaryPolicyRegim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9,43,pp.579-606。
[2]美國即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證。盡管IMF并未將其列入實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國家，但伯南克（Bernanke）、曼昆（Mankiw）、古德弗元德（Goodfriend）等美國資深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事實上實行了隱性的或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
參考文獻：
1.Bernanke,BenandFredericMishkin,InflationTargeting:ANewFrameworkforMonetaryPolicy[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7,vol.11,pp.97-116.
2.Bernanke,Ben,"ConstrainedDiscretion"andMonetaryPolicy,SpeechbeforetheMoneyMarketeersofNewYorkUniversity,NewYork,2003,3February.
3.Bernanke,Ben,TheLogicofMonetaryPolicy，RemarksbeforetheNationalEconomistsClub,Washington,D.C.December2,2004
4.Svensson,Lars,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ImplementingandMonitoringInflationTargets[J],EuropeanEconomicReview,1997,41,pp.1111-1146.
激勵文章范文4
1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就對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20世紀40年代后期，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分別提出了含義完全相同的經濟增長模型，故稱哈羅德-多馬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代表，其標準表達式為：
G=Sσ
G表示經濟增長率，S表示儲蓄率即資本積累率，σ是資本產出系數即資本的生產率。
由于σ被假定為不變，S就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這種對資本積累作用的強調，形成了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資本決定論”。
2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
1956年，在仔細研究了哈羅德的理論后，索洛指出哈羅德模型的問題在于隱含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這一模型同哈羅德-多馬模型的主要區別在于：(1)在哈羅德-多馬模型中，資本-勞動比率和資本-產出比例都是固定不變的；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這兩個比率可以按需要進行調整和變化。(2)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工資和利潤的水平由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決定，充分就業均衡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生產中勞動與資本的組合來實現，因而資本和勞動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羅德-多馬模型則不包含這樣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存在著技術進步，但它是一個具有固定趨勢的常數。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表達式為：
λ表示技術進步的增長貢獻率
α是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
β是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系數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率不但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率，而且還取決于資本和勞動對產量增長相對作用的權數，取決于技術進步。把資本、勞動、技術甚至土地等生產要素都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因而使分析較為全面，這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優點。
當然，新古典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人均投資收益率和人均產出增長率是人均資本存量的遞減函數，第二，索洛在其后來的篇幅中雖也論及技術的作用，但它僅將其作為一種外在變量，在技術如何對資本、勞動發生作用方面并未談及。
3新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和盧卡斯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摒棄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思想，被稱為新增長理論。比較典型的是：
3.1羅默的內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
羅默是新增長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的增長模型有三個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所謂技術就是將投入轉換成產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術進步乃出于市場激勵而致的有意識行為的結果，亦即，技術進步是內生的，創意或知識品改進了生產技術，因為一種創意將會使給定投入產生更多或更好的產品；第三，創新能使知識成為商品。
羅默模型中的經濟可分成三個部門：最終品部門、中間品部門和研究部門。
這一函數的特點是，所有資本品都對產出有可加性。對于中間部門，它買進創意或知識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資本設備，中間部門將產出——耐用資本設備x(j)——租給最終產品部門，收取租金P(j)X(j)(這里P(j)為租金率)；對于研究部門。假設對第j設備的設計，僅為一家研究單位，且該單位擁有該設備設計的專利權。發明者將出售專利給中間品部門進一步開發使用。
新增長理論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論證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帶有外部經濟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這一工作進展無論對于發達國家
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3.2盧卡斯的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模型
最早的人力資本增長模型是由日本經濟學家宇澤弘文提出的。1988年，羅伯特•盧卡斯在美國《貨幣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論經濟發展的機制》一文，將宇澤的技術進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個新的人力資本增長模型。
盧卡斯假定，每個生產者都將用一定比例u的時間從事生產，如果該生產者從事生產和學習的時間為一單位的話，則每個生產者將用(1-u)比例時間從事人力資本h的建設，因此，技術進步就可表示為：
H（t）=h（t）δ［1-u（t）］
其中H(t)為人力資本的變化率，δ為正常數，上式表明人力資本變化率取決于現有人力資本水平及從事人力資本建設的時間。在這一基礎上，盧卡斯推演出他的生產函數：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為t時刻的勞動數量，hE(t)為t時刻人力資本對生產過程的外部效用，r為正常數。在這一生產函數下，可得到均衡增長條件為：
g=H（t）/h（t）=（1-a）［δ-（ρ-n）］/σ（1-α+r）-r
這一模型強調的人力資本是脫離生產、通過學校教育的途徑而獲得的，即人力資本是需要專門化時間來建設的；同時，該模型還把人力資本分為社會生產中的一般性、基礎性的知識與勞動者個人所特有的技能，即專業化的人力資本?，F有人力資本水平和人力資本建設時間長短決定了技術進步的速度以及經濟增長速度。這樣，盧卡斯揭示了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源。
新增長理論突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單純論述勞動與資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資，強調知識外溢、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有意識的勞動分工以及研究和開發，直至將政府作用內生化，從全新的角度論述了經濟增長的根源，無疑是增長理論的重大創新。
盡管新增長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理論的疏漏，合理解釋了新古典理論所無法回答的問題，但難免也有不成熟之處，其中最典型的問題便是規模效應問題。根據外部性原理，人口規模越大，有效人力資本的比例就越大，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這一結論顯然有悖于事實。像印度這樣的人口高密集度國家，并未產生較高的增長率，而西歐一些人口處于零增長(或負增長)的國家也存在著穩步增長的情況?？梢?，現實中的經濟增長并未像新增長理論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樣簡單，所以我們要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各種經濟問題。
參考文獻
［1］左大培.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增長模型［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5，（3）.
［2］陸靜超.經濟增長理論的沿革與創新［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04，(5).
激勵文章范文5
問一：修訂出臺新《管理辦法》的意義？
答：首先，新《管理辦法》規范了審批行為，優化了審批流程，簡化了辦事手續，有利于激發記賬市場活力。其次，新《管理辦法》對記賬行業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統一規范和要求，同時建立了與“寬進嚴管”相配套的后續監管機制，有利于記賬行業健康有序發展。最后，新《管理辦法》從依靠傳統行政監管手段向注重運用市場主體信用監管手段轉變，從政府包攬向社會共治轉變，有利于構建記賬行業監管新模式。
問二：新《管理辦法》主要在哪些方面進行了修訂？
答：新《管理辦法》共30條，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修訂。
一是放寬市場準入門檻，簡化資格申請要求。新《管理辦法》對記賬資格的申請條件相應進行了調整，同時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刪除了“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和“有健全的財務會計管理制度”兩項準入條件，并將申請記賬資格應提交的六項材料簡化為四項；記賬機構新設分支機構開展記賬業務，向其審批機關辦理備案即可，其新設分支機構無需申請記賬許可證書。
二是建立信用約束機制，主動接受社會監督。新《管理辦法》要求申請人取得記賬許可證書、記賬機構完成變更登記后，在規定時間內通過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社會公示；同時，要求審批機關在批準記賬資格后，在規定時間內向社會公示；記賬機構有違法違規行為的，審批機關也應及時向社會公示。
三是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加大違規處罰力度。對于無證經營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予以查處。對于違規經營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責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列入重點關注名單，并向社會公示，提醒其履行有關義務；情節嚴重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給予行政處罰，并向社會公示。
四是加強行業自我約束，發揮行業組織作用。新《管理辦法》規定，記賬機構依法成立的行業組織，應當維護會員合法權益，建立會員誠信檔案，規范會員記賬行為，推動記賬信息化建設；記賬行業組織應當接受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
問三：新《管理辦法》對記賬許可證書管理有什么新的要求？
答：新《管理辦法》對記賬許可證書管理有兩項重大改革：①記賬許可證書不再受區域限制，在全國范圍內有效；②記賬許可證書由財政部統一印制改為財政部統一規定樣式。
問四：新《管理辦法》對記賬機構設立分支機構有哪些具體要求？
答：新《管理辦法》明確：①記賬機構設立或撤銷分支機構應當辦理變更登記；②分支機構應當及時向其所在地的審批機關辦理備案登記，分支機構名稱、主管記賬業務的負責人發生變更的，分支機構應當按照要求向其所在地的審批機關辦理變更登記；③記賬機構在人事、財務、業務、技術標準、信息管理等方面對其設立的分支機構進行實質性的統一管理，并對分支機構的業務活動、執業質量和債務承擔法律責任。
激勵文章范文6
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設作為住房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嘉興市政府著力解決的重大民心工程。從1996年大規模建設經濟適用住房并率先在全省11個地市范圍內實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以來，嘉興市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政策， 形成了經濟適用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
截至2014年底，嘉興市已累計開工建設經濟適用住房27833套、建筑面積239.43萬平方米，開工建設公共租賃住房51007套、建筑面積268萬平方米，開工建設廉租住房2812套、建筑面積16.34萬平方米；累計惠及住房保障家庭25.65萬戶、62.01萬人，其中公共租賃住房（含廉租住房）受益54.24萬戶、11.71萬人；經濟適用住房受益2.47萬戶、5.79萬人；城市舊住宅區綜合整治受益10.47萬戶、25.09萬人，保障性住房覆蓋面占城鎮常住人口的24.9%，一大批城鎮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通過住房保障政策改善了居住條件。
二、嘉興市住房保障管理存在的問題
雖然嘉興市在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創新措施，特別是其推行的“住房保障貨幣化政策”得到了省建設廳的高度認可，但是在管理方面還存在一定的不足。
1.政策機制不完善
雖然住建部和省政府均出臺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的管理辦法，但對保障性住房特別是公共租賃住房年審如何實施并未進一步明確，公開透明的復審程序和指標體系也不健全，缺乏實際操作性。同時，申請保障家庭取得住房后如發現其不符合條件，尚無有效的退出機制和行政執法手段。
根據浙江省有關規定，從保障性住房的申請開始到最后的退出，都需要住建、民政、社保、公安、稅務、銀行、公積金、街道等相關部門的聯合審查。而目前嘉興市相關地市還未建立聯合審查平臺，難以形成監管合力，無法全面掌握申請家庭的收入情況或是申請家庭成員在異地的住房、證券以及其他固定資產等。家庭收入基本依靠個人提供或是街道等基層渠道提供的統計信息，個人收入核定難，跟蹤管理難上難，勢必需要進一步增加軟件、資金、人力等各方面的投入。
2.缺失公平性
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例。從建設主體來說，經濟適用住房的開發商大都由政府指定，而不是通過公開招投標形式產生，不是所有開發商都有同等的機會參與開發建設。從消費主體來說，相關政策規定，經濟適用住房的優惠政策只提供給經批準有資格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的居民，即中低收入者享受，而并非全體公民享受。但在實際操作中，中低收入家庭通常是具有“國”字身份的家庭，即國企、事業、行政單位，這使得非“國”字身份的家庭就被排除在外，從而造成了同一社會的居民由于人為所定的“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對待。
3.資金來源不足
近年來，嘉興市通過大規模建設保障性住房，雖然解決了一大批城鎮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居住問題，但由于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設資金及維護成本，特別是在公共租賃住房建設方面，雖然在短期內能緩解居民的住房困難，但公共租賃住房建設資金量大且回收周期長，給政府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
三、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與管理的建議
1.建立保障性住房標準體系，規范開發商行為
規范開發商行為，除了制定相關的法律、借助法律的強制性來實施以外，還應當借鑒發達國家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經驗，建立保障性住房標準體系。建立針對保障性住房的規劃、設計標準，并在發展中不斷完善。建設過程中應始終遵循經濟性與合理性原則，優先考慮土地資源的優化利用。保障性住房應控制好規劃設計、施工方法及材料采購等諸環節，降低工程造價，把合理運用政府補貼作為首要前提。
2.加快推進多渠道資金籌集機制和激勵政策
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貼息貸款、發行債券、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融資擔保等措施，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鼓勵社會資金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設，推動社會企業參與公共租賃住房建設，對承建保障性住房的開發企業，實行拿地優先權，對企業所得稅、營業稅減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