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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1
(一）北京故宮內閣大庫檔案
清代內閣在故宮東南角，文華殿之南，是輔助皇帝辦理政務的中樞機構。清內閣大庫，隸屬內閣。在內閣的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下，設有典籍廳、滿本房、漢本房等機構。其中典籍廳掌管內閣大庫紅本及書籍表章，滿期本房掌管內閣大庫實錄、圣訓、起居注、史書及其它檔案。其制誥典冊即匯于內閣大庫。清代內閣大庫是清中央最重要的檔案庫，所藏檔案包括明代檔案、從盛京移來的滿文老檔、滿文木牌等入關前的舊檔與清代檔案三大類。藏于編號為禮、樂、射、御四庫，是皇帝及內閣大臣處理政務后留存的重要文件，長期秘藏于清宮。這些檔案是我國歷史上保存數量最大、最完整的檔案。
（二）河南安陽甲骨檔案
甲骨文是商朝（約公元前17世紀－公元前11世紀）的文化產物，距今約3600多年的歷史。商代政治一大特點是神權政治，因此商統治者行事以前往往用龜甲獸骨占卜吉兇，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記所占事項及事后應驗的卜辭或有關記事，其文字稱甲骨文。目前出土數量在15萬片之上，大多為盤庚遷殷至紂亡王室遺物。因出自殷墟，故又稱殷墟文字；因所刻多為卜辭，故又稱貞卜文字。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國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稱為中國古代最早的“檔案庫”。這些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商代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等內容，而且涉及天文、歷法、醫藥等科學技術，是現存最早最珍貴的歷史文物。
（三）敦煌莫高窟藏經卷檔案
敦煌莫高窟開鑿于敦煌城東南25公里鳴沙山東麓的崖壁上，南北綿延1618米。1900年五月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公元4～14世紀的經卷和文書等文獻材料等文物5萬多件，世稱“敦煌遺書”。敦煌遺書所具有的重大學術文化價值，使它得以與甲骨文、漢簡和北京故宮明清兩代內閣大庫檔案并列為我國近代文化史上4大發現。這件震驚中外學術界的重大發現，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極大注意。此后，研究敦煌藝術和敦煌文獻的人逐漸增多。在國際上形成了“敦煌學”這一熱門學科。
（四）居延漢簡
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2
“白金三品”始鑄于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中均有“白金三品”的記載：“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明其重?！I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p>
“白金三品”是以龍、馬、龜為紋樣的三種形式幣的總稱。這三枚幣形態各異，其中龍幣為圓形，重141克，徑55．2毫米，高13．5毫米。其正面凸起紋飾為一長嘴、獨角、長脖的騰云駕霧之飛龍。背面凹，周沿有一圈銘文(似希臘文，還未釋讀)，中間有兩個0．5×0．5厘米的方形戳記，戳記銘文為“少”字。馬幣為方形，重28．5克，尺寸為33．8×32．4×3．5毫米，正面是一馬形，挺胸、昂首，三蹄著地，一蹄抬起，神采奕奕，氣勢昂然。背略凹，有一個0．5×0．5厘米的方形戳汜，戳記銘文為“少”字。龜幣為橢圓形，重12克，尺寸為40×21．7×3．7毫米，正面紋飾為鱗甲狀，上有一個0．5×0．5厘米的方形戳記，其銘文為“少”字，背面平，有似篆字樣圖形(未釋讀)。這三品錢上都有方形戳記，銘文為“少”字，正好印證了史書上記載“少府”造“白金三品”的事，證明這些錢幣是由西漢掌管皇室財政、鑄錢的機構“少府”統一鑄造的。
漢武帝即位后，由于連年征伐，開拓疆土，國家財政空前困窘，其中軍費開支最為龐大。同時中央政府與擁有大量財富的諸侯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于是漢武帝聽從張湯的建議，以“檢約奸邪”、“摧浮并兼之徒”為名進行貨幣改制，發行三銖錢，同時造“白金”及硬幣，以此來削弱諸侯的實力，強化中央集權。
由于“白金三品”是一種巨額虛幣，從而引起了社會上空前的大盜鑄。“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自造白金，五銖錢后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余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慮皆鑄金錢矣?！睘榇藵h武帝頒布了嚴酷的法令：“盜鑄諸金錢者罪皆死”?！鞍捉鹑贰钡蔫T行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有關，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鑄行“白金三品”的主要原因是解決財政危機，彌補用度不足。所以推行虛幣政策，逆客觀經濟規律而行，必將短命?！鞍捉鹑贰庇谠θ?公元前114年)廢止，歷時僅僅五年。
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3
國寶金匱直萬為王莽鑄幣之一，其造型秉承了莽錢一貫的別致風格，錢體上半部為一方孔圓錢，篆書“國寶金匱”四字，下半部呈方形，篆書“直萬”二字。其鑄造精良，文字勁秀。此錢是王莽時期的貨幣昔日已成定論，只因史書不載，也有人疑其為開爐、鎮庫之屬。錢文“直萬”，即值五銖錢1萬枚，當為我國時代最早、面值最大的金屬鑄幣。據載此錢存世僅兩枚半，《古泉匯考》中有清代錢幣收藏家劉燕庭附注一殘品摹本，僅為上半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西安西北隅未央宮地區出土一枚，為時任西安郵務長的英僑紐曼所獲。民國時，幾經轉手后被陳仁濤收藏。解放后政府以重金從香港購回，歸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其通長62毫米，重41.7克(圖1)。另一枚據《中國錢幣》載羅宏才文章：1921年西安西北隅漢未央宮遺址所在地楊家城農民耕地時又發現此錢，被西安古董商閻秉初所得，后經其父閻甘園千金轉售上海余挺生，最后歸于大藏家張叔訓。張氏后定居美國，今此珍泉不知下落。時至2003年西安市西北部某地農民蓋房取土時挖出一坑國寶金匱直萬，數量大約有十余枚，且多為殘次品，完好無缺的僅有幾枚(圖2)，估計為當時試鑄殘廢品遺留物，其錢文與館藏品稍有小異。近聞西安藏家又得一品，版式與前有所不同，說明當時并非一處所鑄。
少數民族地區最早的鑄幣――東漢漢佳二體錢
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的鑄幣，具有數量不多且多為地方鑄幣兩個特點。過去認為最早的是魏晉時期主要行用于新疆地區的龜茲五銖，又稱漢龜二體錢。實際上新疆地區最早行用的當為于闃國的“漢怯二體錢”，亦稱“和田馬錢”。和田，西域古國名，漢代稱于闐，屬西域都護府，唐設于闐鎮；1913年改和闐縣，1959年始為和田。據出土資料，漢怯二體錢自1874年英國探險家福賽斯爵士首次在和田地區發現，至1989年的115年間，中外人士先后主要在和田各遺址發現353枚。這些錢多數分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印度政府圖書館、原蘇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等；一部分藏于民間；收藏于中國文博單位的僅13枚，其中旅順博物館11枚，中國國家博物館1枚，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l枚。其錢體厚重，無廓、無孔。徑24毫米，厚4毫米，重14.8克。面文為漢字銘文“重二十四銖銅錢”。居中的紋樣可釋為“月桂樹之環”或“貝”，外緣為一圈裝飾紋。背兩圓圈內為一立馬，一只前腿屈弓，馬頭高昂。圈之間為怯盧文，共20字，逆時針旋讀，釋意為“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知伽羅摩耶娑”(圖3)。這類錢尚有小錢一種，直徑16毫米，厚1.5毫米，重量約為大錢的1／4，面文漢字“六銖錢”。背中央動物像馬或為駱駝，周圍有怯盧文(圖4)。其制造方法為打制而成，是中亞各國承繼希臘造幣方法的產物。據夏鼐先生推斷，這種錢制造和流通的時間當在東漢，其理由是公元73年班超再使于闐(和田)以后，到公元3世紀末怯盧文不再通行。
最早以國號名錢的圓錢――十六國時期前涼涼造新泉
涼造新泉(圖5)是前涼張氏政權(301～376年)鑄幣，一般認為是張軌(晉永寧元年至建興二年，即301～314年)所鑄，但亦有認為是其孫張駿使國力達到空前強盛時所鑄，或為張祚“僭稱帝位”時所鑄。青銅質地，錢文篆書，順讀；書體端莊凝重，布局疏密勻稱，但錢文間常有流銅，有失清晰；背無文，形制上可分為大、小樣兩種。昔又有定其為新莽時涼地所鑄及新莽、東漢之際涼州竇融所鑄者。今見有小樣及大樣兩類，“涼”字“京”部中間“口”字寫作“日”；其小樣錢徑18毫米，穿孔6.5毫米，厚1毫米，重1.4克。內外郭和錢文多不清晰，文寧亦較拘謹，字口淺浮，背平夷。小樣錢是涼造新泉中較多的一種。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內有小樣錢一枚。大樣錢大小、輕重及錢徑各有差異，錢徑最大者為21.8毫米，最小者19.5毫米，最重者2.45克，最輕者1.5克。此錢文字較古樸，精整有神，“涼造”二字方正，“新泉”二字瘦長，內外郭與錢文筆畫略顯粗糙、剛勁；大樣錢較為少見。
對錢指錢文內容、錢體形制等均一致，而書體有異并且成對鑄行的錢幣，亦稱對子錢。其特點是錢幣的形制、厚薄、大小、穿孔、重量、直徑、質地、輪廓、文字完全相同，區別之處僅僅在于錢文的書法不同，成雙成對，別具特色。對子錢始見于五代時期的南唐，盛于北宋，南宋時衰竭，先后歷時230多年。南唐所鑄錢的種類在十國中為最多，中宗李理所鑄開元通寶有大、小兩種。當十大錢較為少見，無對，徑40毫米，重12克。小平錢則存世尚多，較唐鑄開元錢文字稍小，外廓較闊；錢文有隸、篆兩種，是中國最早的對子錢(圖6)。但南唐的對錢屬草創階段，嚴格意義上講是不完全符合標準的，其形制、大小、厚薄、輪廓、銅質等尚不盡相同，只能作為廣義上的對錢。李Z交泰年間(958～960年)鑄行的唐國通寶，錢文也是篆隸成對(圖7)和篆楷成對(圖8)，各有大小兩型。南唐出現的這種別開生面的對子錢，對北宋錢制產生了重大影響。
年號最短暫的方孔錢――清“祺祥”錢
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4
臨汾是中華民族祖先最早的發祥地之一
考古學家通過對臨汾所轄襄汾縣“丁村遺址”的考古證明，這里就是中華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是人類起源之地?！岸〈迦恕贝蠹s生活在十萬年前，是介于“北京人”與現代人之間的古人類。考古學家通過對三枚“丁村人”牙齒以及小兒的右頂骨化石的發現、鑒定，得出一個結論：十萬年前這里不僅是原始動物的天堂，而且也是中華民族先民們繁衍生息的搖籃?？脊艑W家認為，“丁村遺址”并不是單一的舊石器時代的中期文化，還包括分別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遺存。由于這種極富地方特色的丁村文化遺存遍布于汾河流域，考古學家把它稱為“汾河文化”，這是人類起源的文化，“開創了山西區域文化的先河，并經過長時期向四周輻射而成為奠定黃河中下游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一。”
臨汾是降生華夏文明的根祖之地
考古學家通過對襄汾縣“陶寺遺址”的發掘考證，認為這里是一個典型的原始社會末期的文化遺址。通過對一座4500多年前的古城遺跡的確認，這里正是遠古時期堯、舜、禹主要活動的區域，也是帝堯建都的地方，亦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的發祥地。
陶寺遺址發現的古城占地面積56萬平方米，呈圓角長方形。城址依稀可辨，宮殿區、核心建筑區、屋基、倉儲設施等輪廓井然有序。專家認為這是一座都城，是堯時期中國建立的第一個都城。有了都城就有了國家，通過對陶寺遺址大型城邑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證，最早的“中國”在臨汾已成為大多數考古專家和學者的共識，這座古老的都城遺址是中華文明的具體體現。在陶寺遺址祭祀區還發現一個三層夯土的觀象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伯謙教授指出，“古觀象臺的發掘是國內乃至世界上發現最早的通過觀察日出確定歷法的禮制建筑，比英國的巨石陣觀象臺還早500年，而且比巨石陣功能還齊全?！边@說明在遠古時期我們的老祖先就已經懂得觀天授時，這是遠古時期中華文明逐步形成的又一重要依據。何弩教授認為，陶寺古觀象臺“堪稱同時期世界最精密的天文觀象遺址，是中國古代天文學世界領先水平的標志性建筑?！蓖瑫r，考古學家通過對陶寺遺址墓葬群中出土的“鼉鼓”“土鼓”“特磬”以及各種彩繪的木、漆、陶器和象征“神權”“王權”的“龍盤”等特殊隨葬品的考證以及考證出陶寺觀象祭祀臺能夠通過觀測日出，將一年365天或366天分為四季和24個節令，說明在帝堯時期中華遠古文明已經逐漸走上成熟階段。
臨汾是晉國源頭，是封建社會逐步走向鼎盛的發源之地
歷史上有“桐葉封弟”的故事，說的是周成王姬誦八九歲繼位，有一天成王同弟叔虞玩耍，成王把一片桐葉剪成“圭”的式樣，賜給弟弟叔虞，并把唐地分給了他。因君無戲言，在旁的史官就記錄下來。歷史上也叫“叔虞封唐”，古唐地就在今臨汾翼城一帶。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繼位，因唐地鄰晉水，故改唐為晉，從此出現了春秋時期存在600余年的晉國。晉國的源頭就在翼城一帶。
晉國始祖叔虞治國有道，他在位20多年，在唐地創造了一個自由寬松、和睦共榮的良好社會環境，農業飛躍發展，史載曾出現“同株異穗”“一株多穗”的嘉禾盛世。
晉昭侯二年（前745年），昭侯將其叔父成師分封到曲沃，世稱曲沃桓叔?；甘迦ナ榔渥忧f伯繼位，莊伯去世其子武公繼位。到了晉緡侯二十八年（前679年）武公舉兵滅掉翼城晉“大宗”公室，自己成了晉國國君即晉武公，歷史上稱為“曲沃代翼 ”。曲沃代翼后，結束了晉國內亂，也促進了晉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發展，晉國迅速壯大，逐漸由一個百里小國，開始向超級大國發展。
晉國最有作為的國君是晉文公重耳。他經歷過晉國的“驪姬之亂”，飽受十幾年的“流亡之苦”，輾轉列國，洞察了各國成敗的經驗教訓。他即位后，接受父親、兄弟的教訓，在國內進行了一系列大膽改革。在政治上執行“任官以能”，強調“尚賢”，把德、智、才、能作為委任官員的第一要素，啟用了一大批能人，這為晉國的發展壯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經濟領域，他堅持“農商并舉”，實行了“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政策，放開流通渠道，減輕出入關稅，鼓勵商品交易，從而繁榮了商品市場。為了進一步推動本國經濟法發展，晉文公還實行了“工商食官”制度，就是由官營工商部門給予從事工商業生產者一定的生活資料，作為維持工商業從事生產和生活的補助，這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與此同時，晉國在土地分配上實行的是“君食貢”制度，即國君自己不保留土地，而是從擁有土地的人那里收稅。同樣，晉國的卿大夫也要把土地使用權交給領地內的勞動者，由他們耕作、收獲、交租、納稅。這一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極大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后來其他諸侯國紛紛效仿。史學家認為，“君食貢”制度的實施，是“向封建社會轉化的一種進步”“晉國是走在最前面的”。除此之外，晉文公還在軍事、外交、社會教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重大改革，調動了晉國上下的政治熱情與生產積極性，為晉國奠定了成就春秋霸業根基。晉國的發展、強大也為封建社會逐步走向鼎盛開辟了新的路子。
最早的井――堯王鑿井與市井文化
在臨汾堯廟的廣運殿與五鳳樓之間，有一口井叫堯井，傳說為帝堯親手所鑿。也有人說真正的堯井在堯出生地――臨汾城南郊的伊村，那里確實有一口古井，那才是真正的堯井。堯廟的堯井是后人為了紀念帝堯鑿井之德，在建廟的地方仿造了這口井。不管這兩口井哪個是帝堯所鑿，但人類最早的井確是在堯時期才有的。
傳說遠古時期，“‘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堯命羿射落九日，暑氣頓消。堯親鑿水井，歷九十日，清泉大涌。”還有一種傳說，堯時期，天遇大旱，禾苗干枯，莊稼絕收，帝堯非常焦急，四處查看，發現在螞蟻來往密集的地方比較潮濕，他就那個地方挖坑，結果就打出了地下水。這就是人類最早的水井。有了水井，人們結束了沿河而居的遷徙生活，圍繞水井定居下來，這就有了穩定的生活場所，后來慢慢發展成為村莊、鄉鎮、集市和城市。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記錄：“鑿井技術的發明，大大減少了人們對江河的依賴性，使得人們可以到肥沃的沖積平原、富饒的山間空地去生活和生產，同時它解決了城邑的供水問題。因而，它不但增強了聚落的穩定性，而且也為城邑的形成、國家的產生創造了條件?！?/p>
有了井就有了市井文化。市井文化最初是一種生活化、自然化、無序化的自然文化，后來逐漸發展成為產生于街區小巷，帶有商業傾向、通俗淺近、充滿變幻而雜亂無章的一種市民文化，是一種不上大雅高堂的通俗文化現象。但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過程中，市井文化“卻已成了人們追尋過去那種最質樸、原始、純真生活方式而認同的一種文化現象?！彪S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市井文化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和進步，她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早的字――倉頡造字與漢字文化
傳說，中國的漢字是倉頡創造的。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也有人說他是帝堯的史官。因為有了漢字，中華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延續、傳播和發展。
漢字確切地說并不是倉頡一人發明，但他卻被人們奉為漢字始祖。倉頡是哪里人，眾說紛紜，史書記載也不一致，至今還有不少地方為成為倉頡故里而爭論不休。在臨汾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卻留著不少倉頡的遺跡，流傳著不少倉頡造字的傳說。 據《臨汾縣志》記載：“上古倉頡為黃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凡靈龜負圖書，丹青甲文，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
今城南有倉頡故里碑。古《臨汾縣志》記載，臨汾城南有倉頡故里碑。這就說明倉頡故里是臨汾，可惜年代久遠，此碑已失，難以找回。不過，在臨汾城南西趙村路口發現一塊清乾隆四十九年秋（1784年）臨汾縣令李家榮立的碑 ，此碑為青石所制，碑高1.25米，寬0.67米，厚0.18米。正面鐫刻“倉頡造字處”五個大字。字體蒼勁有力 ，秀美大方?，F此碑已被保存在臨汾市博物館。無獨有偶，考古學家在臨汾襄汾陶寺古遺址H3403灰坑出土的扁陶壺上發現了兩個陶文，其上涂朱。朱書陶文的發現在考古界引起很大的轟動?？脊艑W家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羅琨《陶寺陶文考釋》、何弩《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李健民《論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王蘊智《從遠古刻畫符號談漢字的起源》、高煒《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等都論述了此事。
李學勤說他曾見過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扁壺：“壺上文字顏色鮮明，筆畫清晰，不難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軟的毛筆書寫的，由于陶面較糙，有吸水性，筆毫肯定要蘸飽濃濃的朱色。”李先生確信這是一個“文”字。同樣的寫法、筆順，見之于甲骨文。但這個陶扁壺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比甲骨文年代要早出將近1000年。王石認為：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扁壺還證明毛筆書法與最初的文字一起誕生，而且這個文字很可能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用毛筆書寫的文字。
陶寺文化遺址屬于龍山文化，出土的陶文灰坑屬于陶寺文化遺址晚期，距今已4000多年。盡管也有不少人對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陶壺上“文”字，提出不少異議，認為它是“符號”而不是“字”，但最早發現文字符號的地方就在臨汾，臨汾作為中國漢字最早的發源地當之無愧。
文字學家唐漢說：“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都濃縮于漢字母語之中，漢字以其獨特的形式，記載和傳承著中華文化，每一個漢字，尤其是初始階段的漢字，幾乎就是一種實物的描寫，一幅生活場景的縮影，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劉一達說，漢字這一偉大的發明，“源于上古先民的共性經驗，每一個漢字無一例外都來自生活的真實，象形文字的本質，就是可以讓處在同一生活圈內的任何人解讀。”漢字的形、音、義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最早的法――皋陶造獄與法治文化
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5
春秋時期的設施栽培
中國自古代就有園藝產業，甲骨文中就有“園”“圃”等文字。利用保護措施進行早熟栽培，可能在周朝就已經被發明，當時所產果蔬為士紳階層所嗜好，一般民眾很難嘗鮮。孔子認為食用這些產品為奢侈之風，不得食用，即為《論語》所述“不時不食”之語。此時的栽培方式，沒有確切的記載，有無溫室等設施也很難確定。
秦代的設施栽培
中國的設施園藝歷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時期，宋代的《太平御覽》卷八十六，秦王部十一（公元977～983年）中記載：“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成，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宋代馬文瑞《文獻通考》卷四十（學校考）（公元1322年）中也對此進行了描述“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馀人。”這都是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記載相關的，由此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設施園藝。但這里沒有描述明確的覆蓋方式，也沒有說出是什么瓜，如果真有種植，只能是甜瓜，不可能是黃瓜，因為黃瓜是在漢代才從西域引入的。并且這些都是記載在秦始皇時代1000多年后的典籍上，而在《史記》的《始皇本紀》中沒有描述。作為中國溫室園藝的最早證據，其立論依據不夠充分。
漢代宮廷的溫室園藝
漢代對設施園藝的證據較為充分，《漢書?召信臣傳》記載“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遂奏罷，省費歲數千萬”。這里記載了所建溫室的地點在上林苑的太宮園，冬季種植了葉類蔬菜，采取了覆蓋措施并使用了爐火的加溫方式。可以說早在公元前33年中國已經出現了溫室栽培，比西方羅馬的記載要早60年。
召信臣是九江壽春人，做過南陽太守、河南太守等地方官，在公元前33年到朝中任少府之職，此人“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是個提倡節儉、造福一方的官員。在管理內務府時更是要減少樂舞藝人和日常用品。看到太公園的溫室生產，召信臣認為這些都是不合季節的東西，對人體有害，不適合用來供奉給皇上，就奏請皇帝免除這一切，這樣每年可以節省了成千上萬的費用。這里的“不宜以奉供養”又是來自于《論語》的”不時不食“。此后的史書中又有對此加以禁錮的記載，從而影響了中國設施園藝的發展和進步。
漢代到清代的?O施園藝
由于以上原因，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設施栽培技術發展緩慢。從《晉書?石崇傳》中記載的石崇與王愷斗富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齏。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根，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齏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碑敃r石崇為西晉的首富，“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后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王愷是西晉豪富曾獲封為山都縣公，食邑有一千八百戶。王愷后升任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之后官至后將軍。二人均“以奢靡相尚”。但在當時雖有珠寶百萬，樓宇百間，但是在斗富時只能以韭根雜或麥苗充當冬季的韭菜食用，可見在當時晉都洛陽城郊冬季沒有設施蔬菜的栽培。
唐代時期，溫室蔬菜的生產可能也是僅在宮廷的后花園開展。詩人王建的詩《宮前早春》（公元775年）對此進行了描述：“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前花；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也就說明利用溫泉水作為熱源對溫室加溫，在春寒料峭的農歷二月中旬，宮廷后花園內可以生產出瓜類，這里的瓜可能是指黃瓜，因為黃瓜在漢代已經引入中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記載了唐太宗（在位時間為公元627～649年）在河北省易縣利用半地下式加溫溫室生產蔬菜的事情。“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使民于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官”。在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十一月庚辰日（十七日），唐太宗李世民率兵東征，回師途經易州（今河北易縣），易州司馬陳元獻上新鮮蔬菜。這是他征用百姓建造專門的“溫室”，日夜燒火增溫種植出來的“反季蔬菜”。唐太宗厭惡這種諂媚行為，罷了他的官。
唐宋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穩定，文化、經濟發展的昌盛時期，花卉事業也得到相應發展。當時宮廷與民間養花、插花之風盛行。北方冬季常用暖室以火炕增溫的辦法使牡丹、梅花等提前于春節盛開。新城王士慎《香祖筆記》記載“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復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后置沸湯于坎中，候湯氣薰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p>
元朝（公元1279～1368年）王禎《農書》記載：“冬至移根藏以地屋蔭中，培以馬糞，暖而即長”，又說“就歸畦內，冬月以馬糞覆之，于向陽處，隨畦用蜀黍籬障之，遮北風，至春，疏芽早出”?！笆聦⒌静莼疑w三寸，又以薄土覆之，灰不被風吹，立春后，芽生灰內，即可取食”。說明600多年前，已有陽畦、風障等韭菜栽培。該書還記述了軟化栽培法，以用馬糞為熱源栽培韭黃。在冬季，挖掘韭根，移藏于地屋中，培以馬糞。這種方法栽培的韭葉，“不見風日，其葉黃嫩，謂之韭黃”，它可以“比常韭易利數倍，北方甚珍之”。這是與屋內升火增溫不同的生產韭黃的方式，是這一時期的一項重要園藝技術發明。
明朝（公元1368～1644年），王世懋在《學圃雜疏》中寫道：“王瓜，出燕京者佳，其地人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中官取以上供?！庇纱苏f明400多年前，北京就有利用溫室進行黃瓜的促成栽培，并已享譽中華。
明末劉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三》記有關于北京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的溫室進行花卉香椿芽和黃瓜生產的記載“草橋惟冬花支盡三季之種，壞土窖藏之，蘊火坑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元旦進椿芽、黃瓜，所費一共花幾半萬錢，一芽一瓜，幾半千錢”。此時的溫室可能是半地下式的，內有加溫設備。
到清朝時，北京人創造了“北京式土溫室”，即前窗用紙糊成直立狀的土溫室，室內較高，進深較大，專供木本花卉越冬之用。黃土崗一帶栽培的供熏茶之用的茉莉花，就是使用此類溫室。
中國最早的史書范文6
一、功利性的美
《詩經》中的詩作非常擅長通過對女性的容貌、神態等特征的勾勒和描述來描寫女性、贊美女性。例如，《國風》中幾乎把一切美好的詞語都加諸女性身上，這主要體現在文中用來表現“美”的字眼。如“美”“姝”“孌”“清揚”“窈窕”“婧女”“美人”“佳人”“淑女”等等。此外還有許多稱贊女性美的詩句，如“美人之貽”(《邶風?靜女》)，“美目盼兮”(《衛風?碩人》)，“有美一個”(《鄭風?野有蔓草》，“靜女其姝”，“靜女其孌”(《邶風?靜女》)“清揚宛兮，宛如清揚”(《酈風?君子偕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等等。這些詩句在贊美女子的美貌時，無一不是以生動形象、豐富多彩的語言來達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文心雕龍?物色》)的藝術效果的。
首先，《詩經》中強調女性之“碩大”為美。《說文解字》中提到：“美，甘也，從羊從大。”宋虛鉉注說：“羊大則美，故從大”。日本學者笠原仲二對此解釋為：“中國人最原始的審美意識，可以說是起源于‘羊大’。起源于對形象豐碩、羊毛濃厚，象征旺盛的生命力的膘肥體壯的羊的姿態的感受。”《詩經》中許多稱頌女子體態的詩篇都是以碩、大、豐、高等體態特征作為美的標準：“有美一人，碩大且卷?！薄坝忻酪蝗耍T大且儼。”(《陳風?澤彼》)“彼其之子，碩大無朋?！?《唐風?椒聊》)特別是號稱千古第～美人的“碩人”――莊姜夫人，她可以說是《詩經》時代“以碩為美”的女性的典型?！缎l風?碩人》在贊美這位美人時寫道：“碩人其頎，衣錦襄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官之妹，邢侯之姨，譚宮維私。手如柔夷，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睂Υ硕卧娋洌睹珎鳌分凶⑨屨f：“頎，身長貌?！薄鞍桨剑聿母叽蟮臉幼?。”這些形容詞主要描寫的是她的身材高大健壯?？梢?，當時的人認為莊姜夫人的華貴顯赫、儀態萬方首先體現在她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女子。作為國君夫人的莊姜夫人尚且以“碩”為美，從這一點即可看出高大健壯的質樸美是《詩經》中對女性美的重要審美標準。
《詩經》中描寫女性時除以“碩大”為美外，還以“多子”為美。如《螽斯》中寫道：“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薄霸栐枴薄罢裾瘛保舍尀椤氨姸嗝病?。“薨薨”“揖揖”，釋為“群飛貌”?！袄K繩”釋為“綿延不絕貌”?！跋U蟄”則釋為“會集貌”。全詩用“螽斯”的聚集來作比，祝愿新娘多子多孫，表達人們對她新婚生活的美好祝福。由此可見，在當時擁有強大生殖繁衍能力的女性被視為美的化身，是受到人們的尊敬的。再如《唐風?椒聊》中寫道：“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逼渲械摹敖贰笔侵富ń罚址Q山椒。多子，味香，古人以椒喻婦人子孫多；“聊”，聚也，草木結子多成一串，古人叫聊，今人叫嘟嚕。這首詩贊美了擁有花椒子般生育能力的婦女，并且還將“碩“與多子結合在一起，來說明那個婦人身材碩大且生殖能力強，并祈求多子多福到永遠。《詩經》創作的時代是人類由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時代，人們之所以會以擁有碩大體魄和強大生殖能力的女子為美，乃是由于中國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地理生態環境。據史書記載，在兩周王朝延續的867年間，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有89次，其中旱災有30次，水災16次，蟲災13次。而早期人類的自相殘殺對人口數量也有很大的影響。據史書記載，黃帝與炎帝之戰“血流漂杵”；黃帝與蚩尤之戰“積血成淵，聚骨成岳”；大禹戰三苗“雨血三朝”；武王伐紂殺人“億有七千七百七十有九”?？梢姰敃r天災人禍的侵襲時時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又極其低下，主要依靠簡單的人力勞作來從事農業和漁獵活動。人們只有擁有健康的體魄才有可能戰勝自然和互相殘殺的雙重威脅生存下去，進而大量生育后代，從而延續種族，獲得發展。正是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從而使《詩經》中表現出來的對女性的審美標準帶有一定的功利性眼光。
二、非功利性的美
程俊英認為“整部《詩經》，都是周代的作品。最早的當是《周頌》，還有反映周代初年周公東征情況的《豳風?破斧》?！弊钔淼淖髌罚瑩蹲髠?宣公九年》中的記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蹦娜照f以為《株林》即刺其事，應當是作于魯宣公十年，即春秋中期?？梢姡对娊洝分械脑姼杷婕暗臅r間段是相當漫長的。在這段歷史進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人們物質生活逐漸得以改善，人們的審美標準也自然會隨之改變，其中的功利性標準漸漸過渡到非功利性的標準。
《詩經》中的另外一些詩句，就不再僅僅以女性的“碩”為美，而開始描寫輕盈、苗條的體態。如《陳風?月出》中所寫：“月出皎兮，嬌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薄皨伞睘槊利悾弧傲拧睘槠?；“窈糾”一詞為余冠英解釋為：“形容女子行動時的曲線美，就是曹植《洛神賦》中的‘宛若游龍’之美，也就是形容女子行步安閑體態苗條?！薄多嶏L?有女同車》中寫道：“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培玉瓊琚。”“舜，即木槿花。翱翔，本義為鳥上下飛翔，此處借喻女子行動時搖曳飄遠的美姿?！痹娭袑懨廊祟伻缒鹃然菢吁r艷嬌美的同時，用“將翱”“將翔”來描寫美人的體態輕盈?！段猴L?葛屨》中有“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掎，維是褊心。”余冠英解釋道：“提提，《爾雅》注引為細腰貌?！笨梢娺@些詩中所展現的女性美已不同于“碩人”的風姿了。而是帶有一種窈窕輕盈的美感。正如朱光潛先生曾經指出的：“一個普通物體之所以變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離而使人的眼光發生了變化，使某一現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們的個人需求和目的范圍，使我們能夠超然地看待它。”如《陳風?月出》中寫道：“月出皎兮，嬌人僚兮。舒窕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照兮，皎人僚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描寫在皎潔的月光下，令男子魂牽夢繞的女子蓮步輕移，從住處走出，裊裊婷婷，若隱若現，讓人心蕩神搖，帶著空靈和朦朧的魅力，使男子為之輾轉反側、寤寐思服。再如《秦風?蒹葭》中所寫：“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想象在水的阻隔之外，深秋時節，水邊伊人的衣袂飄飄、仙姿搖曳，給人以空靈之感。
李澤厚在《美學四講》中說：“美感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觀的、非功利性的；另一方面又是超感性、理性的、具有功利性的。”從《詩經》中對女性美的不同審美標準上可以看出，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改善帶來了人們審美標準的變化。同時也說明勞動(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生育(人類自身的生產)是一切文明的最初動力和最終目的，它們是人類的生物本能，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然要求。
《詩經》對女性美的描摹是極其全面的。它濃縮了先秦時代對女性美的認識和發展的全部過程，也推動和啟迪了后世文人對女性美的關注。他們從《詩經》中受到啟發或提取素材。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嶄新的人物形象。從《衛風?碩人》中的“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宋玉《東家之子》的“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從《蒹葭》中衣袂飄飄的“秋水伊人”到屈原所描寫的“目渺渺兮”的湘夫人，再到曹植筆下轉身回眸、衣帶飄揚、神情婉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水邊洛神，中國文學史上的女性典型形象幾乎都可以在《詩經》中找到原型。這無疑是對《詩經》中女性美題材的繼承與發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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