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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汜論訓范文1
1、“茍利于民”這句話出自于漢朝劉安的《淮南子》，是其《汜論訓》里面的一句話。
2、原文是說“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意思是一樣的。
3、 就是說只要對人民有好處，就不必一定要效法古人的制度；只要有助于事情的成功，就不必沿襲舊有的規矩。
（來源：文章屋網 ）
淮南子汜論訓范文2
關鍵詞:中華傳統哲學;生死觀;儒家;道家;佛家
中圖分類號:K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5-0086-01
中華傳統哲學的主干是儒道釋精神。似乎處于人類文明第一個軸心時代的東方思想家們對這個世界視之為理所當然――所有中國哲學家的文字都是如此的自然,或名言雋語,或比喻例證,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雖缺乏西方哲學傳統意義上的概念體系和邏輯方法,但是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整體性把握乃是游刃有余。對于生死問題,他們則各有其獨特的看法。
儒家對死的問題所言極少,但對生的目的進行了許多闡述。這諸多闡述,一句話概括來說,就是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叔孫豹所稱的“立德”、“立功”、“立言”,即“三不朽”?！傲⒌隆?指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指為國為民建立功績;“立言”,指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言論。這三不朽是雖久不廢,流芳百世的。至于死亡,儒家認為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論語》中關于生死的問題一般是避而不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痹?“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第十一》)在儒家的思想里,生的問題解決好了,死亡的問題也就解決好了,生者就是要盡到自己的本分,也就是究其一生為“正名”而活。儒家以其積極的入世情懷,巧妙地避開了“死亡”。
至于道家,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把道家分為了三個階段:屬于楊朱的那些觀念,代表第一階段?！独献印返拇蟛糠炙枷氪淼诙A段?！肚f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階段即最后階段。
在楊朱階段,“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輕物重生之士也?！?《韓非子?顯學》),“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淮南子?汜論訓》)楊朱是輕物重生的,而且重生到一毛不拔的程度。那么,此時的道家對死亡應該是相當不舍的,失一毛都已不樂意,那么因為死亡失去自己的身體,對于他們來說,將是一件多么悲慟的事情。于是他“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追求生之享樂,“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于其間乎?”(《列子?楊朱第七》)對于死,便不去想了。
老子階段,“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老子認為,“飄風”“驟雨”屬于天地所為的違反了“道”的行為,于是他們不會長久。只有“道”才是永恒的,無生無滅,因“道”而生的萬物都是有生有滅的。人和“飄風”“驟雨”都一樣,生死是很自然的。于是在老子階段,已經沒有必要為死亡大驚小怪了。
莊子則更進一層,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葑釉?“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至樂》)惠施問生死,莊子答“察其而來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行也,而本無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莊子?至樂》)他視死生已如春秋冬夏四時之行,是不可抗拒,無以逃避的事情了,只有順從依隨才符合“道”。他與天地同游,視死生一化。因此,妻子死后,莊子才會“鼓盆而歌”。莊子的生死觀,可謂“等生死,齊物化”。
佛教的生死觀是循環的,前世因導致今世的果。要逃脫生死輪回,只有修行以試圖對菩提有所貢獻。從這些對菩提的貢獻中,個人可以在多次再生的過程中,積累不再貪戀什么而能避開貪戀的業。個人有了這樣的業,其結果就是從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即“涅”?！澳笨梢哉f是個人與宇宙的心的同一,或者說與所謂的佛性的同一;或者說,它就是了解了或自覺到個人與宇宙的心的固有的同一。這很像是在佛學傳入中國之前,古代中國的圣賢們所說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一種“有”的境界,而佛家是一種“無”。在佛家看來,這世間的一切花花綠綠不都是虛無么?既然都是虛無,那些塵世的若夢浮生,還有什么值得計較的?
后來的禪宗,繼承了這“無”,所謂的“本來無一物”(《壇經》)?！皫谆厣?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于諸榮辱何憂喜。”(《永嘉證道歌》)禪宗以“無生”思想來泯滅生死界定,超越了生死問題的時間界限。
入世的儒家、出世的道家和超世的佛家構成了中華傳統哲學的主干,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死觀,組成了中華傳統的生死觀系統。在現代科學將人這種高級動物的生和死問題就像蛋白質一樣解構的今天,我們從傳統生命哲學的角度認識生死問題更顯得有重要意義。它從人本主義的高度,給我們面對生死問題提供了一片嶄新的視野,并將以多元文化、多種思想相結合的方式引導我們去面對生活,應對生死問題。
參考文獻:
淮南子汜論訓范文3
關鍵詞：長沙方言；程度副詞；數量疑問代詞
與長沙人對話，常常可以聽到“幾好”“幾漂亮”“幾有味”等含有“幾”字的短語，在長沙人的語感中，這個“幾”很明顯地含有“特別”“非?！敝?，也就是說，長沙話中的“幾”可以并且普遍地在作為程度副詞使用著，是一個表示很高程度的程度副詞。翻檢《現代漢語詞典》，在“幾”條下可找到四種用法：1詢問數目（估計數目不大）。2表示大于一而小于十的不定的數目。3（書）幾乎、近乎。4小桌子。（12讀平聲，34讀去聲。）也就是說，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幾”不作程度副詞使用。那么，長沙話中的“幾”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較為特殊的用法呢？本文打算就這一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存在的理據作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長沙方言程度副詞“幾”的來源
現代漢語中的“幾”是一個簡化字，是由“幾”和“幾”兩個不同的字簡化而來：
《說文解字》：“幾，踞幾也，象形?！?/p>
“幾，微也，殆也，從幺幺從戌?！?/p>
《玉篇》：“幾，居履切，案也?！?/p>
“幾，居衣切，動之微也，吉兇之先見也，期也，時也，危也，尚也。又居切，幾多也，又巨衣切?！?/p>
“幾”是幾案，即我們常說的“茶幾”的“幾”，相當于《現代漢語詞典》中的第四個義項，而《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其余三個義項則是由“幾”義而來。
“幾”和“幾”不僅字形不同，它們的讀音也有差異。這一點，在上文所引用的《玉篇》的內容中已有所反映，《廣韻》對此說得更明白，“幾”在旨部，居履切，“幾”在尾部，居切又既稀切。很顯然，“幾”為平聲，“幾”讀上聲。同時，從《玉篇》和《廣韻》對“幾”字都給出兩個以上反切這一點上，我們得知，“幾”的讀音較早就發生了分化。關于這一點，《說文解字注》也有相關說明。段玉裁在“幾”條下注明：“幾，微也……殆也……歹部曰，殆，危也。危與微二義相成，故兩言之。今人分微義為上聲，危義為平聲?！贝送?，我們還可在《漢文典》及其他曲籍中得到與之一致的看法。
據此，我們可以明確得出，長沙話中實際音值為41的程度副詞“幾”，來源于古漢語中讀上聲的“幾”。我們下文所要討論的包括所引資料中的“幾”都是這一個“幾”，為方便起見，通通寫成簡化字“幾”，不再另加說明。
二、“幾”表示的數量是多少
上文已經提到，《玉篇》釋“幾”有“幾多”義。另外，《廣韻·尾韻》的解釋為“幾，幾何”，再聯系現代漢語普通話的用法，我們知道，無論是作數詞還是作代詞，“幾”的意義都和數量密切相關。那么，是和哪一類型的數量有關呢?較多的還是較少的？
從現代漢語普通話來看，“幾”應和較少的數量密切相關。就是從現代漢語的許多方言來看，“幾”在作疑問數量代詞時，也大都和較少的數量有關。另外，在本人查找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幾”在古代漢語中也多是與表較少數量的數字連用，如《左傳·昭公十六年》：“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庇捎谠摿x一直到現在都是常用義，所以不再舉例。但是，在表較少數量的夾縫中，我們也發現了不少相反的例子，如：
1“出于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楚辭·天問》）
2“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楚辭·天問》）
3“居廓兮鮮疇，遠梁昌兮幾迷?！保ㄍ跻荨毒潘肌ぜ彩馈罚?/p>
4“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世說新語·言語第二·28》）
5“孫皓問丞相陸異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余人?！保ā妒勒f新語·規箴第十·5》）
例1問太陽從清早到傍晚的行程是多少；例2中“增城”是神話中地名，《淮南子·地形訓》有“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例3中“幾”與“鮮”反義對文；例4中提到的崔杼是春秋時齊大夫。從這些材料不難得知，上述四例中的“幾”表示的數量絕對不在十以下。而例5本身所包含的回答就已提供給了我們同樣的信息。
另外，《漢語大字典》給出了以下用例：
1“陂塘幾曲深淺水，桃李一溪紅白花?！保ㄔに卧姟洞喝找安綍锛摇罚?/p>
2“月兒圓了幾周，花兒紅了幾度，還是老等，等不來你的潮頭。”（聞一多《貢臣》）
此外，香坂順一的《水滸詞匯研究（虛詞部分）》中說：“《水滸》中，‘幾’所詢問的數目范圍和現代漢語也有所不同，并不只詢問十以下的數目，而往往是較大的數目?！崩纾骸啊疂h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的寶刀，要賣三千貫?！薄?〗還有，《平妖傳》和《醒世恒言》等作品中也有用例，此不贅述。
三、“幾”為什么會具有高程度的意義
當我們確定了“幾”既可表較少數量，也可表較多數量時，“幾”為什么會具有高程度的程度副詞用法這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具體解決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引入認知語法這一概念。認知語法學家認為，語法結構跟人的經驗結構之間有一種自然的聯系，從認知來研究語法就是用人的認知特點來解釋語法現象，或從紛繁的語法現象背后挖掘出它們的認知基礎。在閱讀了一些關于認知語法的文章之后，筆者認為完全可以借助這一新的語法理論來解釋某些詞義引申的問題，譬如本文所要解決的“幾”為什么會具有程度副詞一義就是一例。
我們打算先引進沈家煊先生《認知心理和語法研究》一文中所介紹的人們認知數量的心理特點。簡單地說，就是人們對數量的認知有一個等級，（圖略）。
人們對上圖所示等級的認識總是：如果某人能舉起M，那么他就能舉起一切重物；如果某人連m也舉不起，那么他就什么也舉不起。也就是說，肯定最高極點也就肯定相關的一切，否定最低極點也就否定相關的一切，即含有周遍意義。那么，同樣地，語言中那些隱含著數量極點的詞，在一定句式中也含有周遍意義，如“一字不識”的中“一”一般代表數量等級的最小極點，所以在否定句式中“一”就含有了周遍意義。
〖2〗。這種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沈家煊先生并沒有據此逆推：含有周遍意義的詞在一定句式中也可表示極點意義。那么可不可以這樣逆推呢？我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下面，我們就將從疑問代詞和表極點義的副詞的對應關系入手來論證這一推論的合理性。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疑問代詞的意義。例如，當我們問別人有“多少錢”時，我們并不清楚這被問人有多少錢，可能這錢是極少的，甚至可以少到一分錢也沒有;同時，也可能這人擁有極大的財富，他的錢多到數不清;當然更多的可能是處于兩個極點之間。也就是說，這個“多少”的回答域極廣，它是周遍的。同理，當我們問別人到哪兒去時，就隱含著“這個人可能到所有地方去”，因為“哪兒” 具體指什么地方問話人并不知道，所以“哪兒”的范圍就很廣，它可能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它是周遍的。依此類推，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疑問代詞都隱含著一個周遍意義。
現在，我們再來對現代漢語中的疑問代詞作一個分類的窮盡的考查，以明確它和副詞之間的對應關系。
1.詢問人或事物的：誰、什么
1什么東西都吃。 比較：吃所有東西。
2誰肯去呀。 比較：都不肯去。
“什么”和“誰”與表最大范圍的范圍副詞“所有”和“都”對應。
2.詢問處所的：哪兒、哪里
1哪兒也沒去。 比較：所有地方都沒去。
2哪里漂亮呀！ 比較：都不漂亮。
“哪兒”和“哪里”與表最大范圍的范圍副詞“所有”和“都”對應。
3.詢問時間：幾時、哪會兒、多會兒
1我幾時說過這話？ 比較：我從來沒說過這
話
2你哪會兒（多會兒） 比較：你總是不懂得學才懂得學習的重要性呢？ 習的重要性。
“幾時”和“哪會兒”(“多會兒”)與表最長時間的時間副詞“從來”“總是”對應。
4.詢問情態、方式：怎么、怎樣、怎么樣
5.詢問數量：幾、多少
1這得要多少錢哪！ 比較：這得要很多錢。
“多少”與高程度的程度副詞“很”對應。
6.詢問程度：多、多么
（“多”和“多么”可作為程度副詞使用，已經成為共識，不再舉例。）
通過比較發現，除了第4類之外，疑問代詞和副詞存在著廣泛的對應關系，可具體表達為：表人、事物和處所的疑問代詞對應于范圍副詞；表時間的疑問代詞對應于時間副詞；表數量、程度的疑問代詞對應于程度副詞。
在比較中我們同時發現，這些與疑問代詞相對應的副詞都是一些“最”字號的詞，都帶著強烈的“極點”意義。也就是說，隱含周遍意義的疑問代詞可與表“極點”意義的副詞一一對應（有的甚至已合二為一）。根據本文第二部分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幾”既可問較少數量，也可問較大數量，即與其他疑問詞一樣，隱含周遍意義。根據系統的觀點，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幾”可以作為表高程度的程度副詞使用。
轉貼于
四、“幾”作程度副詞使用的其他依據
另外，盡管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幾”已完全失去其程度副詞的義項，但我們可以在古漢語和現代漢語方言中找到該用法的不少語料。
古代漢語中，數量疑問代詞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和“多”類：
“幾”類：“幾”“幾多”“幾何”“幾許”“幾所”等；
“多”類：“多”“多少”等〖1〗。
據考證，這兩類詞中的“幾”“幾許”“幾多”“多少”“多么”，從唐、五代開始，在表示人或事物的數量時，就漸漸具備了一種帶感嘆意味的用法，略帶夸張地表示不可勝數的數量。大約在同一時期，它們也開始作為高程度的程度副詞在當時人的語言中加以使用〖3〗。
到了現代漢語普通話，“幾”類就只剩下“幾”，且只限于詢問小于十的數目，也不再作為副詞使用。與此相反，“多”類占了統治地位，不僅可以詢問一切范圍的數目，還可大量地作程度副詞使用。可以說，“幾”類詞在古代漢語中的許多用法都已被“多”類詞取代，“幾”類詞已經大大萎縮。
但是，考查一下現代漢語方言，卻發現這兒別有洞天——“幾”類詞在此不僅沒有萎縮，而且還大有作為。為了說明問題，筆者依據北大編著的《漢語方言詞匯》一書第598頁和第569頁的內容整理出下表：
本表的第一列是按照方言點的地理位置由北往南自上而下排列的，根據這一點，再對照表格，不難發現，盡管北方方言幾乎不再用“幾”類詞，但南方方言的“幾”類詞卻幾乎一統天下。在漢語的研究中，南方方言保留的古語成分較北方方言多得多的現象處處可見，并且幾乎已經成了一條規律。現代南方方言多用“幾”類詞而不用“多”類詞，應該可以用這一條規律加以解釋，也就是說，從歷時的角度來看，長沙話里的程度詞“幾”原本就是從古代漢語中遺留下來的語言成分，不值得大驚小怪。
參考文獻:
〖1〗香坂順一.水滸詞匯研究（虛詞部分）〖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
〖2〗沈家煊.認知心理和語法研究〖A〗.馬慶株.語法研究入門〖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3〗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1996.99－103.
The Degree Adverb “Ji(幾) in Changsha Dialect
淮南子汜論訓范文4
與長沙人對話，常?？梢月牭健皫缀谩薄皫灼痢薄皫子形丁钡群小皫住弊值亩陶Z，在長沙人的語感中，這個“幾”很明顯地含有“特別”“非?！敝?，也就是說，長沙話中的“幾”可以并且普遍地在作為程度副詞使用著，是一個表示很高程度的程度副詞。翻檢《現代漢語詞典》，在“幾”條下可找到四種用法：1詢問數目（估計數目不大）。2表示大于一而小于十的不定的數目。3（書）幾乎、近乎。4小桌子。（12讀平聲，34讀去聲。）也就是說，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幾”不作程度副詞使用。那么，長沙話中的“幾”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較為特殊的用法呢？本文打算就這一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存在的理據作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長沙方言程度副詞“幾”的來源
現代漢語中的“幾”是一個簡化字，是由“幾”和“幾”兩個不同的字簡化而來：
《說文解字》：“幾，踞幾也，象形?！?/p>
“幾，微也，殆也，從幺幺從戌?！?/p>
《玉篇》：“幾，居履切，案也。”
“幾，居衣切，動之微也，吉兇之先見也，期也，時也，危也，尚也。又居切，幾多也，又巨衣切?！?/p>
“幾”是幾案，即我們常說的“茶幾”的“幾”，相當于《現代漢語詞典》中的第四個義項，而《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其余三個義項則是由“幾”義而來。
“幾”和“幾”不僅字形不同，它們的讀音也有差異。這一點，在上文所引用的《玉篇》的 內容 中已有所反映，《廣韻》對此說得更明白，“幾”在旨部，居履切，“幾”在尾部，居切又既稀切。很顯然，“幾”為平聲，“幾”讀上聲。同時，從《玉篇》和《廣韻》對“幾”字都給出兩個以上反切這一點上，我們得知，“幾”的讀音較早就發生了分化。關于這一點，《說文解字注》也有相關說明。段玉裁在“幾”條下注明：“幾，微也……殆也……歹部曰，殆，危也。危與微二義相成，故兩言之。今人分微義為上聲，危義為平聲?！贝送?，我們還可在《漢文典》及其他曲籍中得到與之一致的看法。
據此，我們可以明確得出，長沙話中實際音值為41的程度副詞“幾”，來源于古漢語中讀上聲的“幾”。我們下文所要討論的包括所引資料中的“幾”都是這一個“幾”，為方便起見，通通寫成簡化字“幾”，不再另加說明。
二、“幾”表示的數量是多少
上文已經提到，《玉篇》釋“幾”有“幾多”義。另外，《廣韻·尾韻》的解釋為“幾，幾何”，再聯系現代漢語普通話的用法，我們知道，無論是作數詞還是作代詞，“幾”的意義都和數量密切相關。那么，是和哪一類型的數量有關呢?較多的還是較少的？
從現代漢語普通話來看，“幾”應和較少的數量密切相關。就是從現代漢語的許多方言來看，“幾”在作疑問數量代詞時，也大都和較少的數量有關。另外，在本人查找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幾”在古代漢語中也多是與表較少數量的數字連用，如《左傳·昭公十六年》：“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庇捎谠摿x一直到現在都是常用義，所以不再舉例。但是，在表較少數量的夾縫中，我們也發現了不少相反的例子，如：
1“出于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楚辭·天問》）
2“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楚辭·天問》）
3“居廓兮鮮疇，遠梁昌兮幾迷?！保ㄍ跻荨毒潘肌ぜ彩馈罚?/p>
4“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世說新語·言語第二·28》）
5“孫皓問丞相陸異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余人。’”（《世說新語·規箴第十·5》）
例1問太陽從清早到傍晚的行程是多少；例2中“增城”是神話中地名，《淮南子·地形訓》有“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例3中“幾”與“鮮”反義對文；例4中提到的崔杼是春秋時齊大夫。從這些材料不難得知，上述四例中的“幾”表示的數量絕對不在十以下。而例5本身所包含的回答就已提供給了我們同樣的信息。
另外，《漢語大字典》給出了以下用例：
1“陂塘幾曲深淺水，桃李一溪紅白花?！保ㄔに卧姟洞喝找安綍锛摇罚?/p>
2“月兒圓了幾周，花兒紅了幾度，還是老等，等不來你的潮頭?！保勔欢唷敦暢肌罚?/p>
此外，香坂順一的《水滸詞匯 研究 （虛詞部分）》中說：“《水滸》中，‘幾’所詢問的數目范圍和現代漢語也有所不同，并不只詢問十以下的數目，而往往是較大的數目?！崩纾骸啊疂h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的寶刀，要賣三千貫?！薄?〗還有，《平妖傳》和《醒世恒言》等作品中也有用例，此不贅述。
三、“幾”為什么會具有高程度的意義
當我們確定了“幾”既可表較少數量，也可表較多數量時，“幾”為什么會具有高程度的程度副詞用法這一 問題 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具體解決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引入認知語法這一概念。認知語法學家認為，語法結構跟人的經驗結構之間有一種 自然 的聯系，從認知來研究語法就是用人的認知特點來解釋語法現象，或從紛繁的語法現象背后挖掘出它們的認知基礎。在閱讀了一些關于認知語法的文章之后，筆者認為完全可以借助這一新的語法 理論 來解釋某些詞義引申的問題，譬如本文所要解決的“幾”為什么會具有程度副詞一義就是一例。
我們打算先引進沈家煊先生《認知心理和語法研究》一文中所介紹的人們認知數量的心理特點。簡單地說，就是人們對數量的認知有一個等級，（圖略）。
人們對上圖所示等級的認識總是：如果某人能舉起M，那么他就能舉起一切重物；如果某人連m也舉不起，那么他就什么也舉不起。也就是說，肯定最高極點也就肯定相關的一切，否定最低極點也就否定相關的一切，即含有周遍意義。那么，同樣地，語言中那些隱含著數量極點的詞，在一定句式中也含有周遍意義，如“一字不識”的中“一”一般代表數量等級的最小極點，所以在否定句式中“一”就含有了周遍意義。
〖2〗。這種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沈家煊先生并沒有據此逆推：含有周遍意義的詞在一定句式中也可表示極點意義。那么可不可以這樣逆推呢？我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下面，我們就將從疑問代詞和表極點義的副詞的對應關系入手來論證這一推論的合理性。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疑問代詞的意義。例如，當我們問別人有“多少錢”時，我們并不清楚這被問人有多少錢，可能這錢是極少的，甚至可以少到一分錢也沒有;同時，也可能這人擁有極大的財富，他的錢多到數不清;當然更多的可能是處于兩個極點之間。也就是說，這個“多少”的回答域極廣，它是周遍的。同理，當我們問別人到哪兒去時，就隱含著“這個人可能到所有地方去”，因為“哪兒” 具體指什么地方問話人并不知道，所以“哪兒”的范圍就很廣，它可能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它是周遍的。依此類推，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疑問代詞都隱含著一個周遍意義。
現在，我們再來對現代漢語中的疑問代詞作一個分類的窮盡的考查，以明確它和副詞之間的對應關系。
1.詢問人或事物的：誰、什么
1什么東西都吃。 比較：吃所有東西。
2誰肯去呀。 比較：都不肯去。
“什么”和“誰”與表最大范圍的范圍副詞“所有”和“都”對應。
2.詢問處所的：哪兒、哪里
1哪兒也沒去。 比較：所有地方都沒去。
2哪里漂亮呀！ 比較：都不漂亮。
“哪兒”和“哪里”與表最大范圍的范圍副詞“所有”和“都”對應。
3.詢問時間：幾時、哪會兒、多會兒
1我幾時說過這話？ 比較：我從來沒說過這
話
2你哪會兒（多會兒） 比較：你總是不懂得學才懂得 學習 的重要性呢？ 習的重要性。
“幾時”和“哪會兒”(“多會兒”)與表最長時間的時間副詞“從來”“總是”對應。
4.詢問情態、方式：怎么、怎樣、怎么樣
5.詢問數量：幾、多少
1這得要多少錢哪！ 比較：這得要很多錢。
“多少”與高程度的程度副詞“很”對應。
6.詢問程度：多、多么
淮南子汜論訓范文5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作為封建社會農業特征的個體小生產農業得到很大發展。我國此后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傳統農業的發展道路就是在漢代形成的。漢代農業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從漢代情況看，我國傳統農業走的是什么道路，具有哪些特點、成就和局限?這些問題需要專門研究，本文只就其中一些問題談點粗淺的看法。
從三個數字談起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頁。。馬克思這段話啟發我們，談漢代農業生產發展水平，要先看三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農業勞動生產率有多高?這是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主要標志。可以拿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主要產品——糧食的年產量作為代表。
第二個數字：勞動者的個人需要有多大?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農業勞動能提供多少剩余產品，這是封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梢阅妹總€農業人口一年的口糧數作為主要標志。
還有第三個數字：當時全國每人平均占有多少糧食?
先看漢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數(指原糧，下同)。計量漢代糧食數量有一些困難，其一是記載中“粟”有時也可指去殼的米；其二是漢代量制有大石小石兩種，記載中的糧食量屬何種量制有時不易分清；其三是西漢畝制有大畝小畝兩種，有時也難于區分。我們這里把“粟”均作為原糧；把大多數出土量器如商鞅方升、漢上林共府升、新圜升等(容積約200毫升，當今0.2市升)作為大石一升的容積，把漢河平二年萬年縣銅斗的容積(1200毫升)作為小石一斗的容積(當大石的五分之三)；對于大畝小畝，則盡可能加以區分。這樣計算出來的糧食量，在各種折算方法中是屬于低的。
《漢書•食貨志》載文帝時晁錯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百之收不過百石?！奔匆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50石，漢代一石(漢有大石小石兩種量制，這里指大石，下同)約當今0.2市石。則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10市石。當時最普遍的糧食作物是粟和小麥，折合市斤，粟(按1市石135斤計)約為1350市斤，小麥(按1市石145斤計)約為1450市斤。晁錯講這段話是要力陳農民的困苦，因此應是個偏低的數字。
《漢書•食貨志》又載戰國李悝言，但實際說的也是西漢初年的情況：“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平年)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p>
戰國秦漢的“一夫”不一定指從事農業生產的個別男丁，常指一個耕作單位即一家，因此應和晁錯說的一樣，是一家兩個勞動力種田百畝。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粟75石，約合今2025市斤。
《管子•治國》篇說的也是西漢初年的情況：“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這里“一夫”也應是指的一家。則當時黃河下游沖積平原一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粟100石，約合今2700市斤。這是屬于比較高的勞動生產率。
再參照其他記載，可知漢代正常年份一般田地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數約在1300斤到2700斤之間。通常產量約為每畝一石半，則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數在2000斤左右。
再看漢代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許多記載都說明漢代一家平均五口?！稘h書•食貨志》記李悝言大小口平均每人月食粟一石半。居延漢簡記西漢屯田卒及家屬每月領取口糧數，戍卒本人每月合大石二石，大男一石八斗，大女、使男一石三斗，使女、未使男一石，未使女七斗。則每家五口每月口糧約在6石至7.7石之間，每人每月口糧在1.2石到1.54石之間。西漢末《汜勝之書》云丁男長女年食36石，一月三石，平均每人一石半。都與李悝所說相近。秦漢記載中涉及當時人食量的有幾十條材料，其中成年人每月食量從一石到三石不等，一般是二石。則大小口通計，每個農業人口口糧平均每月一石五斗左右應是通常情況，即每年約食粟18石，折合486市斤。
再看漢代全國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糧食數。
據《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等所列舉的十一二個全國戶口數字，從西漢末到東漢后期，全國人口大致保持在五千萬人上下，其中農業人口約占四千萬，一家五口，兩個勞動力，每個勞動力年產糧2000斤，則每年糧食總產量約為320億斤上下，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糧食640斤，這是一個約莫估算的數字。
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2000斤，每個農業人口每年口糧486斤，全國每人每年占有糧食640斤。這些數字反映了一個我們過去不大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從漢以來的兩千年，我國農業雖然有所發展，但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個農業人口的口糧數和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的糧食數，仍在漢代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徘徊!
農業生產發展的途徑
農業勞動生產率徘徊了兩千年，并不等于我國農業生產在這兩千年里沒有發展。為了適應人口較多，耕地較少的情況，我國農業的發展一方面靠擴大耕地面積，另方面更重要地則是走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途徑。
這樣的農業發展途徑，在漢代已經形成了。
西漢人口的增長是驚人的。漢初承戰亂之后，全國人口約600萬或稍多一些。到約二百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即猛增到1200余萬戶，5959萬余口。經過王莽末年的戰亂，從東漢中期以迄東漢末，人口大體穩定在900多萬戶，5000萬口左右，比漢初增加到8倍左右。沒有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的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維持這樣高的人口增長速度是不可能的，而人口的增長在當時則加速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與人口的迅速增長相適應，漢代農業生產循著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這兩個途徑發展。
量的增長指荒地的開墾。漢初耕地數字不詳，如以全國農業人口500萬人，照李悝、晁錯所說一家五口，耕地100小畝漢初，故秦地行大畝(240步一畝，當今0.6916市畝)，故六國地行小畝(100步一畝，當清畝0.31畝強，合0.2882市畝)，一大畝等于2.4小畝。到漢武帝后期全國才統一用大畝。計，則全國耕地總面積在一億小畝左右，合大畝四千一百多萬畝左右。到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耕地增到八億二千七百余萬大畝，東漢則長期穩定在近七億大畝左右，約合今四億八千萬市畝，比漢初增長約十五六倍，這個數字有夸大的成分，但耕地面積增長的速度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是可以肯定的。
從前引李悝、晁錯等議論來看，西漢初每家農戶占有耕地100小畝，每個農業人口占有耕地20小畝，分別合今29市畝弱和5.76市畝?！稘h書•趙充國傳》言西漢屯田卒每人治田20大畝，合48小畝，與李悝、晁錯所說的耕地數字相近。加上非農業人口，全國每戶及每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積比這還要少些。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及東漢共十一二個全國戶口數及六個墾田數通計，平均全國每戶占有耕地大畝70畝上下，每口大畝14畝上下，即每戶占田48.6市畝，每人9.7市畝。這個數字比西漢初多了約一倍，不好解釋，也許是由于荒地大量開墾的原故，更可能是墾田數字被夸大了(例如《后漢書•劉般傳》就提到了這種情況)。
然而，漢代人口與耕地分布及農業發展是很不均衡的。據《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的記載，全國州部中，司隸校尉部和豫、冀、兗、青、徐五州，即今天陜西中部迄黃河下游地區，面積僅約占全國八分之一，而人口則占68%以上。盡管這里耕地開墾較多，在土地總面積中所占比例遠較其他各州為大，非農業人口所占比重也較大，又不斷向外移民，但人多地少是肯定的。崔《政論》就說：“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币虼诉@一帶作為全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地區農業的發展必然靠質的提高，即走精耕細作的道路，以大量勞動投入集約化經營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并且隨人口的遷徙而向邊緣地區擴展。因此，在漢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兩個途徑中，精耕細作占著主導地位，并且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主要趨向。
在漢代農業精耕細作的技術水平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多高呢?由于田有美惡，歲有豐歉，耕作技術有精粗，水田旱田有差別，種植作物有不同，所以記載中畝產相差很多。但從前引《漢書•食貨志》及《管子•治國篇》可知，“中田”“平年”一小畝產粟、麥在一石到兩石之間。此外，《淮南子•主術訓》言中田畝產四石，《后漢書•仲長統傳》言北方地區通肥磽之田計畝產三石，那都是指的大畝，折成小畝，年產分別為1.66石和1.25石，仍在一石到兩石的范圍之內。
因此，漢代正常年景一般田地一市畝產粟94—188市斤，平均約為140市斤。小麥100—200市斤，平均約為150市斤。
至于行“代田法”的旱地，每大畝年產可達六石，合一市畝產粟233市斤，小麥250市斤。水利田畝產可達小畝2.7石以上，合一市畝產粟253市斤，小麥272市斤以上。這是少數高產田的產量。至于以耕作園藝化為特征的“區種法”，據說中田每大畝可達13石，美田可達19石，分別合一市畝產粟505市斤和739市斤，麥542市斤和793市斤。即使屬實，那也是并未推廣的小面積豐產試驗的特例。
漢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兩個途徑及其主要趨向，也是我國兩千年封建社會農業發展的一個縮影。
兩千年來，我國的耕地面積從漢代的四億八千萬市畝左右增長到解放前的14億余市畝，即增長到約3倍；單產從每畝約140斤增長到近300斤，約為2.2倍，二者相乘，總增約六七倍；而人口則從漢代的六千萬人增長到解放前的五億多，約達十倍；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積則從漢代的4.8市畝或9.7市畝降低到約2.8市畝，即僅為漢代的60%或29%。從宋以后，總的趨勢是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農業生產增長的速度，耕地面積和單產雖有增長，每人占有耕地面積卻大大減少，人口增長已從加速農業生產發展的因素轉而為阻礙農業生產發展的因素了。除去封建生產關系對農業生產發展的束縛越來越嚴重這個主要原因外，這就是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口糧數長期在漢代已達到的水平線上徘徊的一個重要原因。
解放前，我國農業生產已經處于停滯狀態。國內雖然還有大片宜農荒地，但多處邊疆，開墾條件艱苦，已非個體小生產的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與生產技術所能大量開墾。從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間，全國耕地面積除東北外僅增加1%。在這前后，單產也基本未增，而人口則從四億多增到五億多，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積逐漸縮小，農民艱苦的生產條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絲毫未得改善?？梢赃@樣說，不僅封建生產關系成了農業發展的嚴重桎梏，我國傳統的個體小生產農業本身在解放前也基本上走到了它的盡頭。
傳統農業生產的局限
在個體小生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精耕細作為主要特征的我國傳統農業，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從一開始就呈現了它的局限。
關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人力的巨量耗費這些局限，已為人們熟知，我們就不去談它了，這里談談我國傳統農業的另外兩個局限。
其一，是單純地發展種植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忽視了畜牧業。
從包括人工生產與直接獲取自然物的最廣義的農業(包括采集、漁獵、種植、畜牧、林業等等)，轉變為專事人工生產特別是種植業的農業，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它能大大提高生產專門化的程度，有利于工具和技術的改進，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和相對的穩定，因而在歷史上是進步的現象。我國大體上是在西周春秋期間實現了這一轉變的。但在轉變過程中畜牧業的發展卻落后于農業。而歐洲中世紀走的卻是農牧并重，種植業與畜牧業互相結合的道路。這樣，我國農業失掉了畜牧業的支持和補充，形成了所謂的“跛足農業”。這種情況，在漢代已經開始出現了。
我國的傳統農業并非完全排斥畜牧業。戰國秦漢時的所謂“重農派”，雖然把糧食生產看得高于一切，但并沒有走到片面強調糧食生產，抹殺其他一切的地步。戰國秦漢時有關農業的著述中，還是在強調糧食生產為主的同時，把桑麻、六畜、園藝等放到了一定的輔助地位上。
然而，作為農業輔助的家畜飼養，與農牧并重、互相結合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前者畜牧是處于很次要的地位?！爸剞r派”這種對畜牧業和農牧關系的認識，是當時農業和畜牧業的現實情況的反映。漢代除去邊疆草原地帶外，內地的畜牧業實際上多屬于副業性的小規模的家庭圈養，像《孟子》所說的“二母彘、五母雞”之類，豬、羊等的大規模的飼養、放牧雖也見諸記載，實際上并沒有發展起來。至于大牲畜如馬、牛的飼養，則是為了役使、軍需而非食用。即使是役使，數量也不足，以致漢代許多地方還不能推廣牛耕，只能“(zhí音直，意為踩、踏)耒(lěi音壘，代表翻土農具)而耕”(即用人力翻土耕種)或用人力挽犁。這從漢代馬、牛價格昂貴，盜牛盜馬要重罰乃至處死，及禁止民間屠牛禱神等也可得到證明?？傊?，從漢代開始，除去飼養軍馬及西北與游牧民族接壤的草原地帶外，在農業地區中與農業結合的大規模的畜牧業就沒有得到發展。像《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有50匹馬或百多頭?；蚨俣囝^豬、羊的牧主，當時已是少見的與占有良田千畝的地主或千戶侯相當的富人。至于像宣曲任氏、卜式那樣的大牧主，就更少見了。漢以后，畜牧業落后于農業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惟一的例外是東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畜牧業一度有所發展，但那是少數民族帶來的游牧生產形式，它是以原有農業的破壞為代價而不是與農業相結合而發展起來的，并且只是歷史上的短暫現象。
我國農業走上忽視畜牧業的片面發展的道路，有它的客觀原因。那就是，畜牧業特別是大牲畜的飼養，生產周期比較長，一般超過一年，并且宜于大規模的經營，為個體小生產力所不及；人多地少，精耕細作，使土地利用率高(漢代農田基本不休閑，連續耕作，有些地區已經實行復種)，無法普遍開辟牧場；農業勞動生產率不算高，口糧標準低，吃飯問題未解決，種植飼料受到很大限制；我國地主經濟又多半采用把土地分散給小農戶耕種的方式，很少進行大規模的經營。這些都是我國個體小生產的傳統農業條件下畜牧業不易發展的原因。
畜牧業不發達給我國農業的發展帶來不好的后果。它限制了食物品種的多樣化及質量的改善，影響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漢代農民往往每年只有幾個節日才能吃上肉，糧食成了惟一的主食，糧食不足的問題就更為突出。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我國的傳統農業就不得不在努力發展糧食生產但糧食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圈子里打轉。
另一個局限是忽視林業和水土保持。我國傳統農業的一個發展途徑是大量墾荒開田。在封建社會個體小生產的條件下，墾荒不可能有科學的計劃，也不可能輔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這就必然要毀壞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引起氣候變化，水土流失，破壞生態平衡，從而使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災害頻仍，給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這個問題在漢代已經出現了。以自然災害為例。據《史記•貨殖列傳》和《鹽鐵論•水旱篇》的說法，先秦大約12年中有兩個災年，災年占16.6%。據《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的統計，從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漢呂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災9次，占統計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梢姟妒酚洝贰ⅰ尔}鐵論》所說的先秦自然災害率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但是，從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個年度有重災，占統計年數的24.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災害率要高。東漢自然災害更嚴重，從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靈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間，有46年有重災，占統計年數的28.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況也未見好轉，從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間，我國有水災2673次，旱災2526次。災情以黃河中下游最為嚴重，這同黃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壞最烈、水土流失最嚴重無疑是有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