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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匯率范文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研究”(編號：05JA790045)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但鑒于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微觀經濟主體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選擇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的匯率形成機制更趨市場化。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僅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而且可以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也增加了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關鍵詞]參考一籃子貨幣；釘住單一美元；釘住一籃子貨幣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1―0027―04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何我國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是什么?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梢?，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另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對穩定性，美元確實在世界范圍內起到了各國貨幣標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美元的穩定性逐漸減弱，同時歐元正在成為一種新的代表性國際貨幣。因此，我國政府根據整個國際經濟形勢和美元地位的變化，放棄了釘住美元匯率制度，選擇采用了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這可以削弱長期以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影響，更好地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二、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
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供求變化并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給大于需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會下跌，人民銀行就會買進美元賣出人民幣，從而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反之，人民銀行會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另外，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化也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是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升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仍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貶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樣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貶值。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使人民幣相對于幾種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保持不變的一種匯率制度。為更好地理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內涵，我們假設人民幣貨幣籃中只有美元和英鎊兩種貨幣，W＄。為貨幣籃中美元的數量，W￡為貨幣籃中英鎊的數量，ER/＄和ER/￡分別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和英鎊的匯率，人民幣與美元和英鎊的加權平均匯率為ER，則：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所謂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變，即ER為常數E③。
從公式(1)可以看出，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盡管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關系同樣無關，但籃子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僅會引起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且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由于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釘住不變，因此，當美元對英鎊升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升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貶值；當美元對英鎊貶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升值?？梢姡谌嗣駧裴斪∫换@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可能性皆有。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僅受貨幣籃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且與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有關。例如，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下，當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時，人民幣對美元應該貶值。但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考慮到外匯市場上存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人民銀行可能不是根據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要求，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使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相反，人民銀行可能不干預外匯市場或僅進行小幅度的干預，而聽任人民幣在市場供求作用下升值?！皡⒖肌币馕吨嗣胥y行有了決定匯率水平的較大靈活性。
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影響的是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匯率制度，盡管可以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但在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發生較大波動時，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不變，因此，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完全由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波動吸收，從而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較大不穩定。因此，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名義匯率的穩定，不僅不能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反而可能會造成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更大不穩定。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匯率制度，因為人民幣對貨幣籃中任何一種貨幣雙邊匯率的變動，經過權數(小于1)化后傳導給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大大縮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如果美元在貨幣籃中的權重是50％，那么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10％，只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影響5％。此外，由于貨幣籃中各種貨幣的雙邊匯率的變動，向上的變動與向下的變動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可能會相互抵消，從而使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相對穩定?？梢?，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釘住單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會有適度波動。但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浮動范圍，從而使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幅會較小。由于實際有效匯率是名義有效匯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有效匯率，因此，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梢?，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從而有助于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資源
微觀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均衡價格是對供需雙方最有利的價格。盡管單純從供應方看價格愈高愈好，單純從需求方看價格越低越好；但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價格最好，因為它能最優配置資源。人民幣匯率也是一種價格，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也是均衡匯率最佳。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相對于均衡匯率)都不利于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相對于均衡匯率)會促進出口，但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會提高進口成本，從而不利于進口。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進口大量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人民幣匯率低估盡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可能會扭曲價格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喪失在資源配中的積極作用，造成資源浪費。另外，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會減少貿易伙伴國的市場占有份額，引起貿易伙伴國的報復，這不僅會抵消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積極效應，而且還會損害國際協調機制的建立，從而可能會對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問題。
同樣，人民幣匯率高估對貿易雙方國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幣匯率高估會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幣匯率高估盡管有助于降低進口成本，促進進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高估也會扭曲價格機制，從而降低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匯資源的浪費。另外，如果我國出口產品是貿易伙伴國消費者歡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幣匯率高估也會損害貿易伙伴國消費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過度高估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貿易伙伴國對我國的出口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
可見，人民幣匯率是把雙刃劍，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人民幣均衡匯率也是一個雙贏的匯率，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實行釘住單一貨幣匯率制度，則本國貨幣政策將依附于釘住貨幣國的貨幣政策。當釘住貨幣國提高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就必須提高利率，否則就會產生套利，資金就會外流，本幣就會貶值，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外幣，回購本幣，這會減少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上升；反之，當釘住貨幣國降低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也必須降低利率，否則投機資金就會大量流入境內，沖擊國內金融市場，本幣升值的壓力就會增大，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本幣，購買外幣，這會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下降。同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我國繼續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那么當美國調整貨幣政策時，我國貨幣政策也必須作出一致的調整，否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難以為繼。
在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是一種加權平均匯率，它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即使我國貨幣政策與美國貨幣政策出現了偏離，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仍會保持相對穩定，從而減輕了人民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負擔，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從而使我國貨幣政策獲得了較大的獨立性。
(四)會增加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貨幣籃中各種貨幣匯率的變動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于釘住一籃子貨幣，它還要將市場供求作為另一重要依據，并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種缺乏明確匯率形成規則的匯率制度會增加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產生一些消極作用。1．不確定的匯率形成規則會損害企業的投資行為。匯率形成規則的不明確會導致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進出口價格隨之不確定，這直接影響到利潤的不確定，增加企業選擇投資的難度。2．不確定的匯率形成規則和遠低于市場預期的升值幅度會增強市場預期，刺激投機資金流入。不確定的匯率形成規則，會增強人們對人民幣匯率隨意猜測的想象空間。尤其是，央行公告指出，新匯率制度下國際收支狀況仍是調節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那么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的情況，必然會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預期，刺激投機資金的流入，對國民經濟產生消極影響。
四、簡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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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元 匯率 利率 博弈均衡
一、引言
主要發達國家的央行都實行浮動匯率和以通貨膨脹為目標的政策制定方式。當前，包括中國在內，全球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具有較高不確定性。在國家通貨膨脹不及目標，消費和實體投資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主要國家都在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新的資本市場環境之下，過去的教條和經驗都不再準確。到目前為止，沒有可靠的理論告訴我們如何推導負利率和量化寬松的影響。
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是全球交易量最大，流動性最高的資產。相比于其他資產，這些貨幣任意時刻的匯率報價都更加有效，即反映了市場上的所有信息，從而使得投資人難以從中獲利。各種統計檢驗表明，主要發達國家貨幣之間匯率的短期走勢和無規則游走并沒有區別，海外學者對此也有過充分研究。在任意時刻，匯率下一秒的或漲或跌的概率相等，投資于任何貨幣的短期預期收益為零。
因為每日外匯市場的交易量遠遠大于實際貿易需求，匯率短期的波動主要來源于市場上對于未來貨幣走勢的投機行為。通常情況下，資金量較小、交易行為不影響市場報價的投資者很難從大量高頻的貨幣投機行為中獲利。
不過，當某個國家經濟持續好轉，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利率的差別開始增大的時候，投資人買入該國貨幣的預期回報極有可能高于市場的普遍認知?，F階段的美元貨幣就是很好的實例：相比于歐洲、日本和英國，美國的利率更高，美元價格也會相對增長。理論上，理性市場中，利率高的貨幣存在貶值的預期①。形成這一趨勢的驅動因素并不是無風險套利，而是匯率投機者們的博弈均衡。
二、從資產層面，利率對匯率的影響
利率和匯率作為宏觀經濟調節的兩個有力工具，同屬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在運用和傳導過程中具有較強的聯動制約關系。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與匯率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對經濟內外均衡產生重要影響，但二者相互影響的力度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利率對匯率的影響較為顯著。
各種主要交易貨幣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背后的利率。利率變化直接影響匯率的走勢，但走勢方向卻不容易判斷。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低利率時代之前，一個國家利率的升高有兩種情況：（1）市場對于該國貨幣的需求增加，比如央行縮緊政策減小貨幣供應，或者經濟活躍，消費和投資的需求增加使得居民需要更多的貨幣；（2）國家經濟過熱，貨幣供應過大，市場開始擔憂通貨膨脹。第一種情況下，該國貨幣傾向于升值，因為利率提升的背后是資產回報的增加，從而吸引了其他國家資金的流入；而第二種情況下，利率的走高往往伴隨著貨幣的貶值，因為通貨膨脹的持續走高會侵蝕投資人的實際回報。
過去幾年至今，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飽受低物價的困擾。未來幾年內，發達國家利率的提升將伴隨著經濟的復蘇和投資回報的增長。因此，貨幣市場的交易應該考慮到名義利率差別帶來的收益和損失。
三、從交易層面，匯率的趨勢如何形成
長期投資決定了貨幣價格的長期趨勢，頻繁的投機交易造成了匯率的短期波動。投資者的一個主要區別在于賺取利率和匯率，而投機者的收益只來源于匯率的變化。假設一個簡單的博弈模型：歐元兌美元的外匯市場，美元利率高于歐元。將市場的上所有賺取歐元利率或美元利率的資金標記為“投資”資金，而在兩國貨幣之間頻繁交易不賺取利率的資金標記為“投機”資金。任意時刻，市場上所有參與者的信息相同并且需要在歐元和美元中做出選擇。投資者和投機者兩方共同進行零和博弈。即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為零，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一般而言，投機者擁有雄厚的資金，有能力獲取一國匯率扭曲狀況的充分信息，并且行動較為一致。假定投機者入市后投資者跟進的概率為P，其實P也表示市場資本預期本幣貶值的概率，其大小決定于該國經濟的基本面，如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等。同時P也受貨幣當局入市干預行為的影響，貨幣當局不能維持匯率，本幣貶值預期強，投資者就會跟進拋出本幣換取外幣，反之，本幣貶值預期弱，投資者就會持有本幣而不跟進。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完全，投機者也要根據P來判斷當他們攻擊匯率市場時投資者是否容易動搖。這樣，投機者和投資者的決策便構成了一個動態博弈。而且根據假設，博弈p方對本幣貶值的信息事不完全的，這亦為一種不完全信息對動態博弈。
投資者關心資產的長期回報，其回報來源于債券收益率和匯率的變化。所以，如果匯率市場當前報價反映了貨幣的均衡值，則投資者對于兩國資產的預期回報相等②。那么這種情況下，投資者選擇美元或歐元的概率都為二分之一。
投機者希望猜中投資者的選擇從而獲利。實際市場上匯率的波動遠大于利率的波動，我們簡單定義匯率收益為兩個單位，利率收益為1個單位（利率的收益來源于美國與歐洲的利率差）③。
如果投資者和投機者對于匯率走勢判斷的選擇相同，回報是兩個單位（例如兩者都選擇美元，美元兌歐元升值，則獲利兩個單位，若美元兌歐元貶值，則損失兩個單位）。
如果投資者和投機者選擇不同，例如投資者選擇美元并且正確，而投機者下注于歐元（買入歐元賣出美元），因為美元利率高于歐元，則投機者的損失是3個單位（匯率損失，加上付給投資者1個單位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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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演進趨勢人民幣匯率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已從當初的1美元兌換人民幣8.1111元升至2006年12月14日的7.818元，漲幅超過3.6％，而且，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性也在逐漸擴大，2007年1月11日，1美元兌人民幣7.7977元。從這一角度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已經走上了真正的“管理浮動”之路。
然而，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和外匯儲備規模依然在擴大；與此同時，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距也將超過80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7％左右）——近期以來，面對巨額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元相對于歐元呈明顯的疲軟態勢。實證分析顯示，人民幣雖然相對美元升值，但由于其它一些主要的國際貨幣相對美元有的升值幅度更大，因此，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反而在繼續貶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經濟今年乃至今后持續平穩的高速增長，筆者認為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定時期內，人民幣升值壓力必將有增無減。
當前的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狀況怎樣得到解決，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未來的走勢如何？早已成為學術界、市場人士乃至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國經濟的崛起、亞洲貨幣合作的深入等國和國家集團日益改變著的政治、經濟格局正在推動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而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從根本上說受制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國際貨幣體系的角度分析和探討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變革的未來取向。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特征
1971年8月15日，美國關閉黃金窗口之后，為了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十國集團于1971年12月18日簽訂了“史密森氏協議”。但1973年2月外匯市場上再度爆發的美元危機，使該協議壽終正寢，也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崩潰。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從1974年開始的。雖然理論上它屬于匯率自由浮動的貨幣體系，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匯率一般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現行國際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縱觀近代國際貨幣史，從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頓森林體系（1946-1971），再到現行的所謂牙買加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更替。而且，每種體系也都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完善直至最終崩潰的過程。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過程中，一個共同的特征是：體系內各國在經濟實力、經濟周期（從而政策目標）、政治權力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左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因為，一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要想能夠存在并正常運行，就必須在諸如貨幣本位確定、匯率制度安排、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形成以及國際清償能力供給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和運行機制。而這種差異使得相應的規則和運行機制相對于體系內不同國家而言不均衡。換言之，遵守規則的成本與收益權衡因國家不同而不同，運行機制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權衡也因國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稱這種不均衡性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從1870年至今，這種不對稱性始終存在。具體說，在每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時期，體系內國家都可被劃分為兩個集團——核心和。在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國居于支配地位，這一地位使得核心國與國相比能夠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來實現自身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國與國之間的這種不對稱性，以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變或放棄體系規則。
國不執行統一體系規則以及核心國濫用特權的道德風險、國退出體系的威脅、核心國對國所施加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壓力、核心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體系穩定所作的妥協和讓步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體系規則的調整、核心國地位的喪失甚至體系的崩潰。
簡言之，正是這種不對稱性以及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分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其鮮明特征：美元霸權依舊，但面臨的挑戰更多；國集團化。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建立以及轉型國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國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漸分化為特點明確的兩大集團：第一集團主要包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現今還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越來越關心國際投資頭寸的收益風險關系，越來越關心其頭寸在美國的暴露程度，在這些國家，其匯率政策是對美元浮動（世紀之交誕生的歐元區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代表—歐盟中有12個國家統一貨幣，共同對美元浮動）；第二集團則主要由亞洲及部分美洲國家組成，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向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出口；當進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長時，逐漸增加的官方儲備就直接用來購買美國證券；其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在國中，日本較為特殊—從日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看，他接近第一集團，從貿易角度看，他應屬于第二集團；浮動與固定并存。在現行貨幣體系下，從較為清潔的浮動匯率制到硬約束的貨幣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種貨幣制度同時存在。
以上特征決定了現行貨幣體系獨特的不對稱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國，美元職能不對稱。眾所周知，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同時行使著國際清算、國際干預與國際儲備職能。但由于不同國家發展戰略或者宏觀經濟目標的差異，美元在不同國的職能側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團，多數國家政府強調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戰略，而且就業壓力以及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為了貫徹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第二集團國家更側重經常帳戶的盈余，因而傾向于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的貨幣政策，出于干預外匯市場和預防投機性攻擊的目的，他們更強調美元的國際干預職能和國際儲備職能，主要表現為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的頻繁干預（以維持本幣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和官方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與第二集團相比，在第一集團，其經濟實力更強、經濟結構更合理、市場經濟機制更完善、生產力也更先進，在許多經濟領域和環節具有與核心國抗衡甚至領先的實力。因而其更強調與核心國平等競爭的發展戰略，更關注國際投資頭寸管理及資本金融帳戶平衡。在市場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動的匯率來調節。一般地，其貨幣當局不主動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門決定。由于市場對美元的長期信用存在疑慮，因此其本幣對美元有升值的趨勢，這使得第一集團從總體上更強調美元的國際清算職能而不是國際干預和儲備職能。
2.在國，對核心國要求權的積累主體不對稱。這里所謂的國對美國的要求權主要是指國政府或私人部門持有美元或美國債券而產生的對美國的追索和要求權。基于以上關于美元職能不對稱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團，對美國要求權的最主要主體是政府和貨幣當局。他們對積累美元儲備有著強烈的愿望，官方外匯儲備總體上呈逐年增加之勢，進而成為美國財政部債券執著而穩定的需求者。其結果是既維持了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信用（美元對其貨幣總體升值）又壓低了美國總體利率水平。總之，它從客觀上支持了美國擴張的貨幣政策。
而在第一集團，對美元和美元債券的需求主體主要是私人部門。當這些部門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團的政府那樣只將其用于儲備和購買美國國債，而是在權衡收益與風險的基礎上進行更廣泛的投資，既包括面向美國的直接投資也包括間接投資（主要是購買美國債券、股票及其他美國貨幣市場工具等）；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出于資產選擇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們也將其部分美元資產投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另外，由于近年來其本幣相對于美元總體存在升值趨勢，出于對美元信用的擔心，他們也會將部分所持美元兌換為本幣或其他強勢貨幣?？傊?，相對于第二集團，第一集團的行為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幾乎相反——對美國實施過于寬松貨幣政策具有約束作用。
3.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不對稱。在核心國，強勢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對優化的經濟結構，使其調節機制具有不同于體系內任何國家的特征：一般情況下，并不追求國際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匯率調整來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動調節。當經常帳戶逆差過大，就業形勢嚴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時，其調節手段也不像其他國家那樣以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而是依仗其霸權地位，在頻繁實施貿易制裁的同時，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團國家貨幣升值或對美擴大進口。相對于核心國，國（尤其是第二集團國家）更追求經常帳戶的平衡和盈余，而且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團，當一國采取釘住美元的制度時，調節“平衡”的義務全靠自己承擔。為了增加就業、維持出口引致的經濟增長，其既要以更優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要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促進出口。其結果是實際稀缺資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確定性的美元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在第一集團內，雖然以浮動匯率制為基礎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與核心國相似，但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與美元相比，各國貨幣處于明顯劣勢，即沒有像美元那樣有堅實而穩定的需求作支撐。因此它難以依賴像核心國那樣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財政預算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相對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門普遍存在的對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貨幣對美元呈系統性的升值趨勢。相對堅挺的本幣雖有利于第一集團國家私人經濟的經濟部門對核心國的投資，但他們又擔心國際投資頭寸在核心國的過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對核心國貿易的難度。其結果是時常爆發與核心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為了應對和彌補與核心國在調節機制上的不對稱性，擺脫對核心國的過分依賴，第一集團國家之間加強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以擴大“內需”，其典型代表是歐元區。歐元區的建立增強了區內國家管理內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及強制性財政政策的硬約束也同時使其整體經濟增長難以協調運行。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一）現行體系所經歷的變化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雖然美國仍是現行體系下的惟一核心國，且美元仍處于絕對支配地位，但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經濟環境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頓森林時期，對于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的管理，國一般情況下具有單個國家動機特征；而在現行體系下則具有集體動機的特征。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國的個數更多，且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國家更加采取集體行動和跨國管理；相比之下，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標優先權也存在差異；另外，亞洲國家區域性合作水平現狀甚至不及40年前的歐洲。歐元取代英鎊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國（美國）承諾維持其幣值穩定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自由兌換時期，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因此這種承諾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現在，美國政策決策者的意圖更加模糊，美元維持其對外幣價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資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難，從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團國家的貨幣當局如今為維持現狀而進行的沖銷和干預操作范圍更廣、成本更高，爆發由預期性投機攻擊所致的貨幣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更大。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逐步自由化，維持國內高儲蓄率和低估本幣越來越難以保證額外投資以可貿易品部門為中心。
（二）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
在現行體系下，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團國家較第二集團國家更具有相對獨立性。尤其是歐元區，其貨幣作為事實上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最接近核心國的特征。況且，在金本位時期，英、法、德、美被認為同屬于核心國。因此，在現行貨幣體系下，歐元區是否愿意以及能否進入體系的核心，是決定體系演進的關鍵因素之一。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決心繼承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傳統——把物價穩定作為其最終目標。也就是說，從現實情況看，歐洲央行給予國內貨幣政策軌道以優先權，但其物價穩定的最終目標與匯率政策之間出現沖突的概率相當高。而且，歐元區部長理事會的“匯率導向”與歐洲央行董事會的政策之間也常常不一致。這些沖突以及歐元區與美國商業周期發展的差異等因素將導致市場對歐元信心的波動。歐元匯率的波動將阻止或延緩歐元區進入核心國的步伐，但歐元的相對堅挺以及市場對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諸因素勢必使第二集團愿意持有更多的歐元儲備。
在第二集團這種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絕對核心地位仍難以動搖，因此這種多元化必將表現為儲備資產的凈增長，其結果是加大第二集團整體的通貨膨脹壓力。而舒緩通脹壓力的途徑包括：放棄釘住美元制；向美元儲備索要更高的利率；減少美元儲備的比重。
在美元儲備資產增加、對美貿易順差擴大的情況下，放棄釘住美元的結果是第二集團國家本幣總體對美元升值，進而導致對美順差收縮?？紤]到歐元在國際貨幣中相對堅挺的表現以及第二集團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出口，并以此作為進一步積累歐元儲備的重要手段。此時，若歐元區仍堅持剛性的財政預算約束及穩定的物價目標而不愿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歐元流動性，則第二集團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進口，否則歐元儲備將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樣，第二集團與歐元區將達到更大規模的互惠貿易水平。從較長期來看，當第二集團與歐元區貿易依存度達到的相當水平后，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下降，從而形成對美國擴張貨幣政策的約束性。若第二集團的貨幣政策存在區域性的協同性，則有可能形成美元、歐元及第二集團貨幣之間“三足鼎立”的相對穩定態勢。其性質是相互制約的貨幣體系。
若歐元區有意加快進入核心國的步伐，將會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這將加速第二集團降低美元儲備的比重。但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也必須增加美元儲備以干預美元與歐元的雙邊匯率，使其更為穩定。當然，當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會尋求更穩定的匯率以擴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資本的流入。因此，美歐之間為了降低匯率波動的成本，勢必強化諸如《廣場協議》（1985年9月）和《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式的旨在穩定匯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歐之間這種競爭性貨幣合作關系若能持續，也將降低第二集團儲備資產多樣化的成本，從而最終走向釘住以美元、歐元為關鍵貨幣的貨幣籃子制度，形成美歐為核心、第二集團為的匯率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總之，核心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但歐元區以及中國和東亞區其它國家的政策選擇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變革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對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走勢和變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論歐元區選擇維持現有的政策目標不變還是有意向貨幣體系的核心靠攏，國際貨幣體系都將會向著保持美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之間雙邊和多邊匯率相對穩定的方向發展。如果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朝著更加協調一致、匯率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則將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演進趨勢。但是，考慮到未來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對美元或歐元僅是相對穩定而非絕對固定的關系，因此亞洲貨幣合作的目標應該是亞洲其他國家貨幣釘住亞洲關鍵貨幣（如，人民幣或日元），而亞洲關鍵貨幣應采取釘住主要以美元和歐元為籃子貨幣的貨幣籃子，以便使其對美元和歐元匯率均具有相對的彈性。換言之，亞洲的關鍵貨幣不宜只對美元和歐元中的其一浮動而對另一貨幣固定，因為這不利于促進未來更為穩定和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
假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現行的經濟增長趨勢，人民幣至少會成為亞洲關鍵貨幣之一。從眼前看，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人民幣的市場信用尚不具備對美元大幅浮動的實力。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應能夠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則應是能應變美元和歐元相對地位的調整及中國與第一集團國家經濟往來規模的變化。也就是說，以維持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為基礎，同時適當增加市場調節的作用以逐漸應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
具體地說，在中短期內，當人民幣與核心國貨幣匯率水平偏離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匯儲備變動或貿易摩擦等成本過高時，可以對人民幣匯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躍性”的調整，以減低成本。這里所謂的“跳躍性”是指調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調整的次數和時機則以盡量減小市場投機預期和投機攻擊為原則。
在調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應保持人民幣對核心國貨幣的相對穩定，這是以當前核心國貨幣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現實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對核心國貨幣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對外貿易和經濟交往，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和價值穩定，也有利于防范貨幣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為了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更加穩定和均衡的方向演進，在增強亞洲貨幣合作中人民幣地位的同時，人民幣匯率應逐漸朝著對美元和歐元保持相對彈性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央行欲逐漸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承諾是正確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簡單地釘住籃子貨幣，而是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相協調，逐漸微調籃子中美元、歐元以及其它一些相關國際貨幣的權重。
綜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結論：首先，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將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較長期選擇，但人民幣相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漸擴大的前提下呈現波動性；其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可能會體現出一定的“跳躍性”，即在總體上呈現波動區間相對狹窄的同時，偶爾會在一定的時段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幅。
參考文獻：
貨幣匯率范文4
關鍵詞：匯率制度；貨幣危機；理論模型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08）10-0006-05
一、貨幣危機的成因
貨幣危機是金融危機的一種類型。當前國際經濟學關注的重點已非只涉及一國國內金融機構的銀行危機，那些由于短期國際流動資本或其他外部沖擊，導致一國或地區不得不放棄原有匯率制，進而造成本幣匯率大幅貶值和經濟動蕩的貨幣危機也不容小覷。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金融危機日益表現為多國和地區貨幣危機的形式。Paul Krugman（1998）估計，世界每19個月就有一次較嚴重的貨幣危機發生。
從貨幣危機“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理論模型分析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情狀況，誘發貨幣危機的因素是不同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強調了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因素，而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則強調了市場主體行為的博弈過程是危機的誘因，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更注重微觀分析及由于政府干預導致的扭曲行為分析。
無論是經濟的基本面變化，還是微觀主體行為的變化，最終將導致對本幣匯率的看空，給投機性沖擊提供了機會。從根源上說，貨幣危機的發生是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目標間發生沖突和政策手段不協調的結果。但具體到每一次危機而言，引發危機的經濟因素又有所不同。目前主要有以下觀點：
第一，國家的財政赤字導致貨幣危機。一國財政赤字增長會促使通貨膨脹上升，造成出口成本增大，外匯儲備減少，經常項目赤字增加。當外匯減少到某一程度，投資者對該國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開始拋售本幣，兌換外幣。該國政府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使外匯儲備進一步減少。當金融投資者認為該國確實己經無法維持固定匯率時，就會發起投機性攻擊，從而引發貨幣危機。
第二，銀行體制不健全也會導致貨幣危機。由于銀行體系的不完備、缺乏必要監管制度和實行政府擔保，導致其向高風險項目過度投資，并推高資產價格，形成泡沫經濟。隨著需要救援經營不善銀行的數目增加，救援成本加大，政府救援意愿下降。當政府擔保能力下降，貸款收益最佳預期值下降時，就會導致資產價格整體下跌，并使得由金融機構促成的泡沫破滅。而經濟泡沫破滅又會引起匯率波動，招來投機者進攻。
第三，信息的不對稱導致貨幣危機。由于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政策體制的不透明，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信息不對稱使得主體之間難以獲得一國或世界金融市場充分信息，致使金融交易出現風險，交易風險往往造成金融市場的較大波動，引來投機者套匯、套利，進而導致貨幣危機。
筆者認為，誘發貨幣危機發生的因素要從兩方面考慮：一國國內經濟基本面的惡化以及國內市場主體微觀行為變化固然是因素之一，國家間的經濟周期不一致也是貨幣危機發生的關鍵。在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匯率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一國采取固定匯率制或釘住匯率制，中央銀行往往通過利率政策來保持幣值穩定。當本國與釘住貨幣國經濟周期不一致時，將導致匯率與利率水平的差異，此時金融投機者認為其中一方貨幣貶值的條件己經成熟，就會對該國貨幣發動投機性攻擊，進而演變成為貨幣危機。這種固定匯率制度或者釘住美元等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正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特征。
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主要是經常項目逆差、保衛固定匯率的國家儲備極其不足而導致的。貨幣危機的傳遞過程是這樣的：為了發展本國的經濟，政府通常采用通貨膨脹政策，導致本幣的購買力下降，投資者及投機者都會爭購外匯，從而官方儲備大量流失，當儲備損失到一定程度，政府只有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度，貨幣危機就此爆發。
事實上，在經常項目長期逆差狀態下，只要有擾動出現，就會引發大量資本流出和外匯投機，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即使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也會出現危機。因為國際金融投資者要求獲得國際貨幣或者硬通貨而不要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他們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很大程度上是被發展中國家高利率、證券市場發育初期的高回報率和出口增長所帶來的外匯收入所吸引，而非真正需要當地金融資產。在固定匯率條件下，他們的金融資本投資能換取更多國際貨幣資本，這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但如果發展中國家經常項目長期逆差，外匯儲備流失很大，固定匯率制度便難以維持，（以國際貨幣表示的）金融投資就很可能虧損，因此一遇上風吹草動，資本就會大量抽逃，導致貨幣危機。不但是外國投資者，只要允許本國居民擁有外匯資產和移居國外，國內居民也會拋出本幣大量購買外匯，造成貨幣危機。
二、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的關系
（一）固定匯率制與貨幣危機
固定匯率制度在減少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由于匯率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方面有很大優勢，同時也有利于促進國際資本流動，因而在特定的時期――如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時期，或者在特殊的地域（如歐洲貨幣體系）都發揮過或正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然而，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的貨幣危機都表明與資本自由流動結合的固定匯率易受到外匯投機攻擊，并引發“自我實現”的貨幣危機。基于固定匯率制度本身的特點，固定匯率制度更易引發貨幣危機：
1. 固定匯率的承諾將外匯風險集中于中央銀行，易引起貨幣危機。對于一國的貨幣當局而言，使用固定匯率制就意味著將本幣的匯率固定在了一個名義錨上，那么本該由市場交易主體承擔的分散的外匯風險便集中于貨幣當局，而中央銀行成功維持固定匯率的前提是其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有先進的風險監控系統，有對風險的快速反應和決策機制，而我們看到發生危機的那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銀行幾乎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而易于發生貨幣危機。
2. 固定匯率制具有風險積累的特點，貨幣政策失靈不能化解風險。在開放經濟下，本國的市場利率水平不僅取決于國內的可貸資金供求狀況，還受到國際資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為的影響。因此，國內市場利率會趨近于國際市場利率。當國內因經濟緊縮需要降低利率刺激經濟時，就會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導致可貸資金供給減少，國內市場利率又上升到與國際市場利率持平，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見圖1)。在資本完全流動且本國實行固定匯率制的情況下，當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若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購買證券，則LM線右移至LM1，這樣會導致基礎貨幣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中央銀行必須動用外匯儲備來應付國際收支赤字，外匯儲備減少使得基礎貨幣的增加被抵消，LM1線左移，直到本國利率恢復到與外國利率一致的水平，LM線回到原來的位置。這樣，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完全無效。
3. 固定匯率制易招致投機性貨幣攻擊。固定匯率制下，一國政府是外匯風險的承擔者，投機資本也搭了便車，不用承擔外匯投機的風險，因此固定匯率的承諾實際上在引誘外匯投機，固定匯率下的貨幣危機可以說是誘致性的貨幣危機。同時實行資本項目開放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最易遭到國際投機性資金的沖擊。政府承諾維持一定的匯率水平，在龐大的投機性資金拋售的壓力下，一國外匯儲備往往是杯水車薪，最終只能放棄干預，投機性資金從政府的干預失敗中可獲得高額利潤。如果投機失敗，投機者們也能以原有匯率水平進行抵補易。
4. 固定匯率極易導致實際與名義匯率的偏差。僵硬的固定匯率不能反映實際經濟變動對實際匯率造成的影響，必然使名義匯率常常偏離實際匯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實際匯率水平在貨幣危機發生前已與其名義匯率水平有較大差距。原因如下：
（1）出口下降和預期出口水平下降會導致實際匯率的下降。出口導向型的發展道路使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這種發展軌道時，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此時需要技術競爭，而這些國家技術開發方面較落后，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而且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結構不合理，往往集中在某幾種產品上，技術類產品出口的集中度更強。當國際市場需求結構和價格變動時，出口很容易受到打擊，并產生預期的出口下降。
（2）通貨膨脹率上升，實際利率下降，造成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的偏離。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力成本低，經濟開放程度高，在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戰略的引導下，經濟的工業化程度較快。經濟繁榮帶動了國內的投資和消費熱，在金融資產和房地產方面出現盲目擴張，加上過多的外資流入，都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在韓國、泰國和墨西哥都曾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而這些國家為了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和繼續吸引外資，均出現長期貿易逆差。
（二） 浮動匯率制與貨幣危機
投機性資本和大規模熱錢使得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發生了多次貨幣危機。尤其是東亞貨幣危機使得經濟學家們認為類似浮動匯率制的較靈活的匯率制度，比固定匯率制度更易于利用貨幣政策和市場本身的力量來吸收或化解金融風險和投機性攻擊。在當今開放經濟條件下，投機性資本最容易攻擊資本項目開放、同時又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對于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投機性資本顯得沒有那么“囂張”。
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變化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浮動匯率制度把匯率的風險完全推向了市場，外匯風險被市場交易主體分散承擔，市場交易主體還可以用各種金融衍生工具避險；當供求不平衡時，匯率的市場變動能夠反映真實的經濟狀況，自動地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狀況，阻止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同時，貨幣當局可以自主地運用匯率杠桿，實施獨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了維護國際收支平衡，有時需要采取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如提高關稅、出口配額、進口許可證、苛刻的技術安全及衛生檢疫標準等。但在浮動匯率制下，由于國際收支可自動達到均衡，因此無須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發展。浮動匯率制可從幾方面來有效抑制貨幣危機：
1. 浮動匯率制沒有“名義錨”，導致投機性資本失去攻擊的參照系。浮動匯率下，由于匯率隨時進行調整，政府也不承諾維護某個匯率水平，投機性資金不易找到匯率明顯高估的機會，且要承擔匯率反向變動的風險。投機者要風險自擔，惡意投機的可能性較小。浮動匯率把匯率風險交給了外匯市場，在市場上每一個參與的主體都平等地享受利益和承擔風險。在資本流動頻繁的當今世界，固定匯率應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布雷頓森林體系最初的成功和后來的失敗，說明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是特殊環境的產物――成功是因為適應了二戰后發展多邊貿易的需要，失敗是因為它有一個公開的名義錨，貨幣當局不能作為一個平等的參與主體，它其實就是一個“靶子”。發展中國家為了促進貿易，吸引外資，抑制國內通貨膨脹等目的，在一定時期內實行固定匯率是對的，但一旦這些目標達到后，就要及時地改變匯率政策，平穩過渡到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
2. 貨幣當局實行擴張貨幣政策來抑制貨幣危機的發生。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當局可在不動用外匯儲備的情況下，平抑國際收支赤字，維持本幣匯率的穩定，不給投機性資本留下機會。在資本可以完全流動的條件下，貨幣當局可以利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調節貨幣供應量，并在短期內達到促使產出上升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本幣會有一段時間的貶值，通過貶值和經常賬戶的調整來使國際收支恢復平衡；而且，由于商品市場比資本市場調整得要緩慢，價格在短期內是有粘性的，匯率還將會出現超調，即本幣先在短期內過度貶值，然后再升值回到其長期水平(見圖2)。
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BP線是水平的，外匯市場是均衡的)，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貨幣當局(中央銀行)利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有用的。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購買證券導致基礎貨幣量的增加，LM線右移到LM1，在新的商品和貨幣市場均衡點E1處，利率降低，資本外流壓力立即促使本幣貶值，同時IS線右移至IS1，經濟迅速從E1點移至E2，但這只是短期影響。在E2點，產出超出充分水平，價格將上漲，使實際貨幣余額下降，這將使得LM1線左移，推向原來均衡點E0。同時利率上升，吸引資本內流，本幣匯率升值，IS1線也被推向E0點。在長期，產出回到最初的水平，貨幣存量、價格、匯率以相同比率上升?？梢?，在此情況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是有效的，這對貨幣危機發生的確能起到抑制作用。
（三）中間匯率制與貨幣危機
1. 中間匯率制度下政府公信力不足，維持匯率制度的成本高昂，易成為游資攻擊對象。相對固定匯率制度而言，中間匯率制度作為一種行政部門的相機政策而非立法部門所制定的法律，導致了公眾對政府承諾的信任危機（易綱、湯弦，2001），再加上由Frankel等人（2000）所提出的“可檢驗性”問題，即匯率的決定機制透明度低，政府政策可信性不高，因此政府維持中間匯率制度的成本很高，這就為投機者攻擊中間匯率制度增添了成功的概率，投機攻擊也因此內生地產生了。
在匯率遭到攻擊而貶值時，政府一方面不能通過降低利率或增加貨幣供應量來降低國內債務的真實價值，以保護銀行體系，因為如果它為銀行提供信貸，實際上是增加了貨幣供給，使儲備兌換需求上升，加劇儲備的流失，增加外匯市場投機攻擊成功的概率。同時借貸者還會要求提高國內利率以抵消匯率下降的損失，而如果利率升高又會使金融體系更加脆弱，債務進一步增加，超過貨幣當局的救援能力，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如果它對國內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坐視不管，則將面臨銀行擠提，出現銀行危機、經濟衰退甚至金融、經濟危機。因此中間匯率制度下貨幣當局時常會陷于這種兩難處境中，而這又會影響到當局的抉擇，延緩危機的解決。為維持中間匯率制度，將匯率維持在有限浮動范圍內，政府有時不得不面臨用光外匯儲備或者使利率水平偏離與國內經濟目標相一致的水平的危險，在匯率遭到投機攻擊時這兩種情況的成本更高。
2. 中間匯率制度推動了大量短期資本流入，助長了經濟泡沫并加劇其脆弱性。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前，東亞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確實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是其國內宏觀經濟發展不平衡、投資泡沫膨脹、金融機構脆弱、腐敗盛行、法律不完備等現象一直存在，大量市場投資者明明清楚東亞經濟的缺陷還大量地涌入這些國家，國內銀行體系和公司體系就是這些外資的中介機構，外資進入后大量從事冒險性的投資活動，如在某些領域和某些項目上過度借貸、不對沖其外匯借款、進行借短貸長的貸款或投資、以不動產進行抵押后再進行不動產的投資等等。這些國家實行的中間匯率制度提供了一個隱性擔保。市場投資者本身也許是理性的，但在中間匯率制度產生的扭曲的激勵機制下，形成了集體的非理（賀學會、姜建強，2002）。就像Krugman(1998)所說的那樣，投資者雖明知道他們的借款人是“弱的借款人”，但政府的隱性擔保使得他們感到受保護。借助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及衍生產品的杠桿效應，巨額的短期資本就可以對一國貨幣發起一次次的攻擊，加速金融危機的到來；而一旦危機發生，巨額資本的逆向流動更會對一國經濟產生災難性破壞。
三、匯率制度與危機易發性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和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1994―2004年為樣本期間。由于危機發生期間各經濟變量并非是獨立的，當危機發生時，它們之間相互影響會增加，考慮到這一點，本研究的樣本剔除了危機持續期間的樣本點，只保留了危機發生前的年份、危機爆發的年份和危機結束后的年份的樣本。樣本國家選取了一些資本流動日益加劇的國家，具體有加拿大、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澳大利亞、保加利亞、印度尼西亞、意大利、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西班牙、瑞典、瑞士、阿根廷、泰國、土耳其、英國、巴西、俄羅斯等20個國家（數據來源于IMF、ADB和中宏數據網）。
我們選取兩類變量：經濟變量和虛擬變量。經濟變量包括GDP增長率、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M2/外匯儲備、國內金融貸款/GDP、國內信貸的增長率，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作為虛擬變量，即當匯率制度是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時變量值為1，否則，變量值為0。
使用多變量logit模型研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以虛擬變量的形式作為解釋變量之一，通過模型得出其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這一被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
在樣本觀察期的每個時間段內，一個國家的危機狀態有兩種可能：存在金融危機或不存在金融危機。則危機這一被解釋變量為一個二元變量，設以
使用logit估計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得到系數向量β的估計值。但β并非是它所對應的解釋變量的彈性。只是β的正負號說明被解釋變量發生的概率變化方向：如果β為正值，則解釋變量與危機發生概率呈同方向變動；如果β為負值，則該解釋變量與危機發生的概率呈反方向變動。
（二）研究過程及結論
先對所有的七個變量進行回歸，結果由D1表示，在此基礎上，選出統計檢驗顯著性較好的變量，對這些變量進行回歸，結果為D2。表1列出了對七個經濟變量的幾個回歸結果。
在兩個方程中，虛擬變量（匯率制度）都以90%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匯率制度的選擇對危機發生概率存在影響。
在比較logit模型的回歸結果時，AIC值較小的模型回歸效果較好。表1所示的回歸結果中D2的效果最好，這是由于該模型的解釋變量選擇是建立在前一回歸模型結果基礎上的。使用D2對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引發貨幣危機的概率做研究，結果顯示，固定匯率制度下誘發貨幣危機的概率大于浮動匯率制度。具體而論：(1)平均看，將近3/4的危機發生在實行釘住匯率（包括嚴格釘住和軟釘住）的國家，尤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釘住的和有限靈活性的制度安排似乎比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安排更容易引發貨幣危機。(2)對于那些資本市場比較封閉的國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引發危機的可能性相同。
實證表明，隨著匯率靈活性增加，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也降低。但從歷史演變考察，無論是過去實行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或是現在名義上的浮動匯率制度，均非最優或所謂理想的匯率制度。聯系中國身處的東亞地區實際來看，要有效規避貨幣匯率震蕩，從過于依賴美元的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的迷思”中跳出，亟待通過國家層面協調匯率制度改革，合理地構建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有效促進東亞貨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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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匯率范文5
[內容摘要]在考慮匯率的影響因素時，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主要是從一國的宏觀基本因素進行分析。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出現，貨幣的跨國流動規模越來越大，貨幣替代現象日益嚴重，對匯率的干擾也越來越強。本文在貨幣分析法的基礎上加入貨幣替代因素，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并運用我國的相關數據對此進行檢驗，證實貨幣替代確實對匯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關鍵詞]貨幣分析法；貨幣替代；匯率決定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越來越多國家的資本賬戶對外開放，為規避匯率風險，人們的貨幣替代動機越來越強。貨幣替代現象的出現直接影響到一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發揮以及匯率的決定，然而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沒有考慮貨幣替代問題，從而使匯率決定出現偏差，難以真正反映實際的匯率水平。本文試圖通過匯率決定的貨幣分析法建立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并用我國相關數據加以檢驗來說明貨幣替代對匯率決定的影響。
一、相關文獻回顧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空前發展，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資產市場說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成了世界上匯率決定理論的主流。依據本幣資產和外幣資產可否替代，資產市場說又可分為貨幣分析法和資產組合分析法。貨幣分析法假定本幣資產與外幣資產兩者可完全替代，而資產組合分析法假定兩者不可完全替代。在貨幣分析法內部，依據對價格彈性假定的不同，又可分為彈性價格貨幣分析法與粘性價格貨幣分析法。
(一)匯率的彈性價格貨幣分析模型
該模型是由著名經濟學家弗倫克爾在1976年提出的。它建立在三個主要假設上：購買力平價理論長期持續有效；貨幣需求函數形式是穩定的；非抵補利率平價成立。國內貨幣供給決定了國內物價水平，從而匯率最終是由貨幣供給來決定。利用國內外貨幣市場均衡條件，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S=a+b1m+b2m*+b3(y-y*)+b4(r―r*)
(1)
公式(1)表明本國與外國之間國民收入水平、利率水平及貨幣供給水平通過各自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而決定匯率水平。
(二)匯率的粘性價格貨幣模型
該模型是由美國著名學者多恩布什于1976年提出的。粘性價格貨幣模型認為購買力平價(PPP)長期有效而非持續有效，貨幣市場與商品市場對外部沖擊的調整速度存在很大差異，匯率對沖擊的反應較快，甚至超過匯率的均衡水平，而商品價格的反應較慢，成粘性狀態，因此在短期內購買力平價不能成立。經過一段時間商品價格調整后，匯率回到初始均衡水平。在該模型中，由于商品市場價格粘性的存在，當貨幣供給一次性增加以后，本幣的瞬時貶值程度大于其長期貶值程度，這一現象被稱為匯率的超調。該模型與前者假設一樣，也認為貨幣需求是穩定的、非抵補利率平價成立，但購買力平價在短期內不成立。根據國內外貨幣市場均衡條件以及投資者的理性預期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S=a+b1m+b2m*+b3(y-y*)+b4(r―r*+b5(π-π*))
(2)
公式(2)表明匯率最終是由本國與外國之間實際的國民收入水平、利率水平、貨幣供給水平及預期通貨膨脹率來確定。
然而以上模型只考慮了存量的變化而忽視了國際收支流量對匯率的影響，這是二者的不足之處。
(三)匯率的資產組合模型
該模型是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布朗森于1977年提出，其特點是假定本幣資產與外幣資產是不完全替代物，風險等因素使非抵補的利率平價不成立，從而需要對本幣資產與外幣資產的供求平衡在兩個獨立的市場上進行考察。另外，該理論將本國資產總量直接引入模型，本國資產總量直接制約著對各種資產的持有量，而經常賬戶的變動則對它造成影響。這樣，模型就將流量因素與存量因素結合起來了。資產組合模型建立在兩個主要假設上：本外幣資產不完全替代；本國居民持有本國貨幣(M)、本國債券(B)、外國債券(F)等三種資產。一切影響預期資產收益率和相對風險變化的因素將影響資產組合的調整，引起國際資本流動，引起各國資產之間的替換，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根據以上假設和描述，當每一個金融市場處于均衡時，得到如下公式：
S=f(r，r*)W／F
(3)
公式(3)表明匯率最終由本國與外國間利率水平、本國財富總量及外國債券的變動來確定。
二、基于貨幣替代的匯率決定模型
貨幣替代是指本國居民用外幣替代本幣，從而持有一種以上貨幣的行為，其目的是為了追求貨幣收益的最大化。然而以上三種模型都認為匯率是由一國宏觀經濟變量決定，它忽略了國際因素對匯率的影響，尤其未考慮本國居民對外幣的需求，針對這一缺陷，本文以下部分將從貨幣替代的角度，運用貨幣分析法構建一個基于貨幣替代的匯率決定模型，以此來考察貨幣替代對匯率的影響。
該模型有如下假設前提：①在兩國貨幣模型中，貨幣需求由本國居民的需求和外國居民的需求組成；②兩國間存在不對稱性的貨幣替代現象，即本國居民既持有本幣又持有外幣，但外國居民只持有所在國的貨幣；③長期購買力平價(PPP)成立；④未抵補的利率平價成立。
根據這些假定，本國和外國的貨幣需求函數為：
(5)
式中k和入各自為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和利率彈性。
根據假設③則可得：s=p-p*
(6)
把方程(4)和(5)代入方程(6)，得到長期的彈性價格貨幣模型：
式中s1是長期匯率。方程(7)即為包含了貨幣替代的彈性價格貨幣模型。考慮到商品市場價格水平具有粘性，PPP在短期內不能成立以及投資者的理性預期對未來本幣匯率的影響，得到如下方程：
式中St+1表示投資者運用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對下一期匯率水平的預期，8為可調整參數。
再根據假設④得到：St+1-S1=r-r*
(9)
把方程(9)和方程(7)代入方程(8)，得到相似的粘性價格貨幣模型：
最后，用實際的通貨膨脹率之差代替預期通貨膨脹率之差，得到包含了貨幣替代的模型：
再整理，得：
式中b1，b2 b3，b4，b5，b6均為各變量的參數；即期匯率、貨幣供應量均取自
然對數。
如果不存在貨幣替代，當b3、b6等于O時，方程(12)即為彈性價格貨幣模型；參數符號：b1>O，b2
三、模型的實證檢驗
下面將利用中國和美國的經驗數據，對加入貨幣替代因素的匯率決定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一)數據及模型設定 本文采集了我國1990―2005年的相關數據，數據來自于IMF的《國際金融統計》各年數據、《中國統計年鑒》、EIU―country data及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s是以人民幣表示的單位美元價格；y以各國的實際GDP來表示；我國的名義利率以一年期儲蓄存款利率來表示，而美國的名義利率則以一年期國庫券利率水平表示；貨幣供應量則用兩國的M2來表示；我國居民持有的外幣主要來自于國內金融體系中的外幣存款；通貨膨脹率則以兩國的消費物價指數變化率來表示；匯率和貨幣供應量取自然對數；其他一些制度性因素用u來表示。根據以上描述，模型設定如下：
本模型運用OLS法進行分析，數據分析軟件采用Eviews 3．1版。
(二)實證檢驗
一般來說，如果時間序列具有不平穩性，會導致偽回歸現象，使統計檢驗無意義。因此，先對采用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各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單位根的ADF檢驗對變量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檢驗結果可知，所有變量的原始值，都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都是非平穩的。而變量的一階差分中，S、(r-r*)、(π-π*)、m1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序列；m在5％、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平穩序列；m*、(y-y*)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為平穩序列。說明模型在平穩性上檢驗通過。
基于以上分析，下面用最小二乘法分析，結果如下：
在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分析時，為了更好地觀察貨幣替代因素對匯率的影響，因而也做了未加入貨幣替代因素的回歸，以此進行對比。
表2的第二列未考慮貨幣替代。未加入貨幣替代因素的回歸結果中R2=0．905418，Adjusted―R2=0．852872，回歸標準誤差為0．062929，F=17．23105，D．W．：2．810542(dL=0．615，dU=2．157)不存在自相關。從各個系數解釋變量的符號看b1>0，t檢驗顯著，表明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與匯率變動正相關，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導致本幣貶值；b2
表2的第三列為加入貨幣替代因素的回歸。在加入貨幣替代因素的回歸結果中R2=0．938984，Adjusted-R2=0．893221，很明顯加入貨幣替代因素后，可決系數R2、修正可決系數R2及回歸標準誤差相對前者來講都有很大改進，并且D．w．=2．393797無自相關(dL=0．502，dU=2．388)，F=20．51869，這些數據說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方程顯著性水平較高。從各個系數解釋變量的符號看b1>O，b20，b4
四、結論
本文在貨幣分析法的基礎上考慮了本國居民持有的外幣存款這個因素，建立了一個基于貨幣替代的匯率決定的分析框架，并運用最小二乘法采用我國和美國的相關數據對此加以檢驗?；谏鲜鰧嵶C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未考慮貨幣替代因素的情況下，影響我國匯率的因素主要是基本的宏觀經濟變量，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等。而其中尤以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對匯率的影響比較大；利率和國民收入對匯率的影響不明顯，并未起到應有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國目前資本賬戶受到管制，阻礙了資金的自由流動，從而割裂了其與匯率之間的聯系。
第二，加入貨幣替代因素后，很明顯除了宏觀經濟變量對匯率產生影響外，國際經濟因素即國外的貨幣供應量及本國居民對外幣的需求(即貨幣替代)同樣對匯率產生影響，且系數很顯著，意味著本國匯率隨國外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減少)而升值(貶值)，隨本國居民對外幣需求增加(減少)而貶值(升值)。
貨幣匯率范文6
以2000年到2013年我國外匯儲備為研究對象，研究了我國匯率和貨幣供給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使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脈沖響應分析，得出匯率對外匯儲備影響十分顯著，而且影響效應持久，貨幣供給量與外匯儲備量成正比。由此得出，調控外匯儲備向著更均衡、市場化方向發展，就必須保持匯率的穩定、提高市場化的自動調節靈活度。
關鍵詞：
外匯儲備；VECM模型；脈沖響應；匯率；貨幣供給
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22001303
我國在2012年初步形成“經常項目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新格局后，2013年又再度呈現經常項目、資本與金融項目雙順差的舊格局，也就意味著我國外匯儲備又將再創新高，2013年的外匯儲備余額為38213億美元，繼續位居世界第一位，其占比是全球總額的3166%，其總量也是位居第二名的日本外匯數額的3倍多。由圖1可以看出，外匯儲備一直處于上升水平。
本文擬通過2000年到2013年的季度數據，研究匯率和貨幣供給對外匯儲備的影響。本文的思路如下：第一節是相關文獻回顧，第二節從國際收支的視角在理論層面上分析二者對外匯儲備的影響，第三節通過使用VECM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是結論與政策建議。
圖1外匯儲備額季度額（2000年到2013年，單位：億美元）
1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外對外匯儲備的形成機制及其對其它經濟指標的影響已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
不同匯率制度下，匯率波動對外匯儲備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對于執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的國家，其貨幣是國際化的可自由兌換貨幣，任何外匯供求都可以隨市場匯率的調整達成均衡，任何外匯需求都可以及時地直接通過外匯市場獲得，國際收支因而能自動實現平衡，理論上來說，該國對外匯儲備沒有需求。在匯率與外匯儲備的研究中，羅忠洲（2010）用廣義矩估計對2003年到2007年1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驗證了匯率波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巴曙松、朱元倩（2007）使用廣義可加模型對影響中國外匯儲備的因素進料行理論和實證分析，發現匯率彈性的增大是匯率對外匯儲備的非線性貢獻產生的動因之一，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應該增大匯率彈性，實現匯率的雙向波動。易行?。?006）利用我國1996到2004年的月度數據分析表明消費品零售總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及其波動性、國內外利率差、進口依存度、進口的波動性均顯著影響我國的外匯儲備需求。
李揚（1997）的經驗研究發現：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的長期巨額盈余是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并且國外資產凈額占現金發行準備資產的比重在1996年以后超過了100%，他認為，當貨幣發行的準備資產全部由外匯儲備構成時，外匯發行國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的任何變化都將對國內貨幣供應以及貨幣政策的實施產生重大的影響在人民幣匯率缺乏彈性的條件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會造成中國貨幣供給量的大幅度的增加，這會誘發國內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曲強（2009）利用2003年第2季度到2006年第3季度的數據研究表明中國央行的貨幣沖銷確實能有效抑制由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通貨膨脹，并且其理論沖銷效果和實際沖銷效果差別較小。
綜上所述，人民幣匯率與貨幣供給量對外匯儲備有明顯的影響作用，下文將從數量經濟的角度來分析其影響效應。
2匯率、貨幣供給對外匯儲備的傳導機制
外匯儲備是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對外流動性資產，其主要形式為國外銀行存款與外國政府債券。對一個國家來講，外匯儲備規模不足，意味著貿易順差過大，不能滿足調節短期國際收支的需要，而外匯儲備規模過大，不僅帶來高額的外匯儲備成本，加大國際上的貿易摩擦，也造成了一種資金的浪費。外匯儲備的規模必須考慮國情。發達國家綜合實力強，宏觀調控體系完善，本幣是國際貨幣，可以履行對外支付功能，對外匯儲備的需求就比較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外匯資源短缺，本幣不是國際貨幣，對國際市場依賴性大，也就使得外匯儲備需求較大。
2.1基于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分析
國際收支平衡表記錄的是常住單位（又稱居民，是指在一個國家居住或者停留超過1年的自然人、企業、團體等）與非常住單位之間發生的各種交易活動。它主要由四部分組成：經常賬戶、資本賬戶、儲備資產及凈誤差項，其中凈誤差項所記錄數額取決于國際收支其他各賬戶記錄數額的不平衡情況。在國際貨幣基金協會（IMF）的《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中，儲備資產被歸為資本賬戶里，則平衡表是由兩個項目組成。我國由于外匯儲備數額較大單獨列為了一項。如果不考慮此誤差項，那么國際收支平衡表里面的關系式為：
CAB+CFAB+RAB=0（1）
其中，CAB表示經常項目差額，CFAB表示資本和金融項目差額，RAB表示儲備資產項目差額。表1是我國2000年到2013年儲備資產增減額形成分析，可看到，儲備資產主要是外匯的增加。除2009年占比95.4%以外，其余年份占比均大于98%。誤差和遺漏項占比有下降趨勢，除個別年份（如2000年與2012年）外，其余年份均較小。另外，貨物進出口和直接投資所占比重最大，最儲備資產形成的兩大關鍵因素。
2.2貨幣供應量變動對外匯儲備影響機制
假若政府采取擴張型的貨幣政策，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進債券或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雖不常用）使得市場上貨幣數量增加，那么市場上貨幣便會處于供過于求狀態，物價下降，使得本國產品在進出口貿易中更有優勢，出口額增大，經常項目順差，外匯儲備則上升。另一方面，貨幣數量增加，由IS-LM曲線可知，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市場利率下降，資本債券利率上升，會吸引國外資本的流入，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金融和資本項目差額增大，外匯儲備進而也會上升。
2.3匯率變動對外匯儲備影響機制
假若其它條件不變時，直接標價法匯率值上升，意味著本幣貶值，出口額增大，造成貿易順差，經常項目差額增大，致使外匯儲備提高。另一方面，本幣貶值，外商直接投資增多，資本與金融賬戶差額增大，也會使外匯儲備增多。
3用VEC進行實證分析
3.1變量的選取與其描述性統計
m2：廣義的貨幣量。M0、M1、M2都是用來反映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M0是指現金，狹義貨幣M1等于M0加上企業活期存款，廣義貨幣M2等于M1加上定期存款類。M2可以更好的反映貨幣供應量。
cpi：物價水平用cpi指數度量。
fr：外匯儲備額，單位億美元。
e：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的加權匯率。
本文樣本數據時期為2000年到2013年的季度數據，共計56個觀察值，數據來源于中經網、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為消除原時間序列的異方差現象，我們將所有的變量取自然對數，相應變量名為lcpi、lfr、lm2、le，其描述性統計如表2。本文采用stata11做數據分析。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首先要判定變量間有幾個協整，本文使用Johansen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協整檢驗，以判斷外匯儲備、貨幣供應量、匯率及物價水平是否有長期的協整關系。向量自回歸（VAR）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也就是VAR（2）。然后通過johanse協整檢驗判定這四個變量間有幾個協整關系，根據輸出結果整理如表4所示，可知有一個協整。進一步判斷哪些變量不能進入那一個協整式，得出lcpi不能進入，其它三個變量均可進入協整。4結論與啟示
一個國家持有外匯儲備量從理論上說應該與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和實體經濟衰退的概率程度正相關，發生危機的概率越大，影響的程度越深，就需要越多的外匯儲備量。從我國目前來說，高額外匯儲備除了滿足傳統的支付進口、穩定匯率、償還外債以外，它的功能已經發生變化，其重心逐漸放在增強外幣信譽上。但過高的外匯儲備卻增加了機會成本，也會加大國內貨幣數量的增長速度，貨幣數量的增長也在另一方面加大了外匯儲備的形成，所以完善國內貨幣政策有利于穩定外匯儲備。一國的匯率也是影響外匯儲備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外匯體系也是穩定外匯儲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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