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培根隨筆集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培根隨筆集范文1
我不是個特別喜歡讀書的人，但我知道讀書的重要性，可父母不知道，他們只知道讀課本，讀課內知識才是“正業”，讀其他書，學習其他知識就是“不務正業”，這就是當代父母在教育兒女方面存在著的誤區。
現在的父母思想過于傳統化，跟不上社會的進步，用自己陳腐的觀點來“強迫”他們的孩子依照自己的指示做，這是最令我無法忍受的。
今天晚上，我跟我母親鬧了別扭，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她指明讓我讀哪一科書（她的這種教育自從我進入初二就開始了），我認為這種教育方法是錯誤的，這是在限制我的自由權，于是我發了火（在以前從來沒有過，我都忍了過去）。事情是這樣的：我下午四點多時去找朋友玩耍，去了和朋友談論了一些倫理哲學方面的問題，這是我的愛好。朋友把《培根隨筆集》拿給我，我大體瀏覽了一下目錄，都是論文，這對我的哲學的研究很有幫助，便做在床頭挑揀了寫我感興趣的話題看。朋友則趴在電腦前寫作文。時間飛逝一轉眼就晚上六點了了（由于是冬天，所以六點天就黑了），我飛速跑回家，父親問我去哪里玩去了，母親代我回答了：“×××家，還能去哪兒?！边@句話我聽明白了，她就是說我去×××家玩游戲了，我不想爭論，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無謂的爭論只會鬧得家庭不和睦。我悄悄的回了書房。打開電腦見李小龍主演的《猛龍過江》收視率很高，便打開看了一會兒，這讓母親不高興了，在她眼里除了學習什么都沒有，并且給我限定的范圍是課內書本，因為她只認成績，成績不好其余的什么都是空談。母親邊罵我邊讓我把電腦關掉，我照做不誤，讓我去看書，我依舊依令行事，從書架上取出一本《影響一生的名人名言》仔細閱讀，并在每一句下做批注，過了一會兒，母親見我看這些書便呵責我，非要我做英語，這令我很不快，我不喜歡有人專門強迫我讀哪些書。母親的嘮叨令我無法專心去品讀名人名言，在“忍無可忍”時我站起來頂了母親一句。
培根隨筆集范文2
――《偽君子》
歷史喜愛英勇豪邁的事跡，同時也譴責這種事跡所造成的后果。
――《神秘島》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雪萊詩選》
世界上有這樣一些幸福的人，他們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們揮淚埋葬了自己在塵世間的希望，它卻變成了種子，長出鮮花和香膏，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醫治創傷。
――《湯姆叔叔的小屋》
人與人之間，最可痛心的事莫過于在你認為理應獲得善意和友誼的地方，卻遭受了煩擾和損害。
――《巨人傳》
美德猶如名香，經燃燒或壓榨而其香愈烈，蓋幸運最能顯露惡德而厄運最能顯露美德。
――《培根論說文集》
他發現了人類行為的一大法則，自己還不知道――那就是，為了要使一個大人或小孩極想干某樣事情，只需要設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到手就行了。
――《湯姆?索亞歷險記》
只要你是天鵝蛋，就是生在養雞場里也沒有什么關系。
――《安徒生童話》
誰都可能出個錯兒，你在一件事上越琢磨得多就越容易出錯。
――《好兵帥克歷險記》
同上帝保持聯系是一碼事，他們都贊同這一點，但讓上帝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呆在身邊就是另一碼事了。
――《第二十二條軍規》
在甜蜜的夢鄉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當太陽升起，生存的斗爭重新開始時，人與人之間又是多么的不平等。
――《總統先生》
離你越近的地方，路途越遠；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
――《泰戈爾詩選》
艷陽高升，原野上的朝露很快便了無痕跡。源氏痛感人生如夢，像朝露一般，愈加萬念俱灰。
――《源氏物語》
一些普普通通而毫無特色的罪行才真正令人迷惑，就像一個相貌平凡的人最難以讓人辨認一樣。
――《福爾摩斯探案集》
不要向井里吐痰，也許你還會來喝井里的水。
――《靜靜的頓河》
你有一處建在房子里面的小池塘嗎？在那個小池塘里，你可以隨時觀察水中生物生活的每一個片斷。
――《昆蟲記》
一個人只要有意志力，就能超越他的環境。
――《馬丁?伊登》
站在痛苦之外規勸受苦的人，是件很容易的事。
――《被縛的普羅米修斯》
世界上一切好東西對于我們，除了加以使用外，實在沒有別的好處。
――《魯濱遜漂流記》
上天讓我們習慣各種事物，就是用它來代替幸福。
――《葉甫蓋尼?奧涅金》
一個人哪怕只生活過一天，也可以毫無困難地在監獄里過上一百年。
――《局外人》
不管我活著，還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樂地飛來飛去。
――《牛虻》
天才和我們相距僅僅一步。同時代者往往不理解這一步就是千里，后代又盲目相信這千里就是一步。同時代為此而殺了天才，后代又為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
――《侏儒的話》
現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
――《玩偶之家》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臨終前他就可以自豪地說：“我已經把自己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p>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凡是有甜美的鳥歌唱的地方，也都有毒蛇嘶嘶地叫。
――《德伯家的苔絲》
友誼就是一切。友誼比才能更重要，比政府更重要，它和家庭幾乎是可劃等號的。千萬別忘記這一點。
――《教父》
盲目可以增加你的勇氣，因為你無法看到危險。
――《格列佛游記》
寬宏大量，是惟一能夠照亮偉大靈魂的光芒。
――《巴黎圣母院》
世間的一切虛偽，正像過眼云煙，只有真理才是處世接物的根據。虛偽的黑暗，必為真理的光輝所消滅。
――《一千零一夜》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哈姆雷特》
認識自己的無知是認識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
――《隨筆集》
大人都學壞了，上帝正考驗他們呢，你還沒有受考驗，你應當照著孩子的想法生活。
――《童年》
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安娜?卡列尼娜》
鐘聲又鳴響了……一聲又一聲，靜謐而安詳，即使在女人做新娘的那個好月份里，鐘聲里也總帶有秋天的味道。
――《喧囂與騷動》
“一個人并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
――《老人與?！?/p>
當然，行是行的，這固然很好，可是千萬別鬧出什么亂子來啊。
――《套中人》
培根隨筆集范文3
【關鍵詞】教育；班主任；工作藝術
要想使學生具有健康向上的思想，遵守紀律、積極學習的良好態度，班主任的管理藝術尤其重要。如何使德育工作順利進行、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習慣是至關重要的。班主任通過生動幽默、邏輯性強的語言對學生進行教育和鼓勵、傳授知識，可以使班級氣氛和諧、充滿趣味性，創造出一種以人為本、相互尊重的學習情境，教學管理效果事半功倍。
一、精湛的語言 班主任工作管理藝術的基礎
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說：“教師的嘴是一個源泉，從那里可以產生知識的溪流?！眲e林斯基說：“充滿愛的語言，可以使勸說發出熊熊的烈焰?！睂τ诎嘀魅味?，精湛的語言藝術可以在管理過程中提高對學生的說服力、感召力、沖擊力、凝聚力；對于學生而言，教師高超的語言技巧似“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綿綿細雨，不但可以讓學生欣然接受，而且還具有滴水石穿、點石成金的微妙力量。因此，班主任的語言藝術既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又要“欲語唯真，非真不語”。語言是情感的載體，情感是語言的靈魂，注入真情的語言藝術會使語言的感染力成倍地增加，有著非同一般的魅力。例如：“教師節”這一天，我依照往常走進教室，學生們突然捧著一束鮮花來到我面前，并異口同聲的說著“祝老師節日快樂！”學生們真摯的祝福激蕩并震撼著我的心，我激動的說：“這花真的是太美了，這應該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了，但是在我心中還有更美的――那就是我的學生?！币粡垙垹N爛的笑臉和經久不息的掌聲是真情的回應。真誠是人類情感中的真金，真金不怕火煉、真誠可以融化冰雪，班主任的工作對象是可愛的小學生，有效地運用語言的滲透藝術，工作效率會得到大大提高。
二、生本教育 班主任工作管理藝術的核心
生本教育即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旨在班主任管理工作重在培根，在完全尊重學生意愿的基礎上，一切為了學生，做學生“生命的牧者”，讓生命自由發揮、健康成長、自己燃燒。讓學生體驗學習、學會學習、享受學習、收獲學習、提高能力。生本教育家郭思樂先生在教育思想隨筆集《諦聽教育的春天》一書中的扉頁中寫道：“沒有人知道春風的顏色，只有她吹拂過山川和田野；沒有人能夠知道教育的發生，只有當它讓學習者的心靈揚起風帆；沒有知道孩子們的靈慧，只有當他們自由的思考和實踐?！弊鹬貙W生，還課堂給學生，給學生一個舞臺，讓學生做自己生命的歌者和舞者。點燃學生心靈的火焰、開發潛能、自主學習，成為教育真正的主人。例如：我在班上舉行了一個活動“假如我是班長”，采取大家推選和毛遂自薦，輪流當班長，最后班會評選出表現最好的優勝者給與獎勵，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感受到了應該怎么做才是班級的主人翁。
三、傾注愛心 班主任管理學生的重要情感紐帶
魯迅先生說：“教育植根于愛”。愛是教育的靈魂，只有融入了愛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家貝特爾是這樣形容的：“教師的愛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靈也能蘇醒；教師的愛是融融春風，即使冰凍了的感情也會消融?！睈坌牡牧α康臒o限的，班主任在管理工作中傾注滿腔的愛心去無私的關愛學生是必須具備的素養，是作為班主任的神圣天職。在每接手一個班時，我都會認真地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狀態、個人性格、優缺點、思想觀念以及結合家庭情況對學生的總體狀況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針對性的因材施教、因材施愛。對于每一位學生的“閃光點”給予真誠的贊美，在鼓勵優點的同時，幫助學生改正缺點，這樣學生都會樂于接受，語言行為都會得到長足的進步。
例如：我在我們班對于品學兼優的學生在班會上會給予全面的肯定和表揚；對于后進生主要工作放在挖掘他們的優點加以鼓勵和贊揚、對于缺點表示理解他們的處境和感受上，有利于師生形成思想感情上的共鳴。時刻謹記：好言一句三冬暖，賞識出真才。班上有一位同學學習成績一直是在最后幾名，在班級中更是表現極差、頻頻出現各種問題引起同學們的注意。但是他非常愛好體育，針對這名學生有體育特長、表現欲強這兩個特點，我讓他擔任了體育委員的職務，并同時提醒他：“身為班干部！要以身作則哦！”果然這名學生不負眾望，漸漸改掉了不好的行為習慣，學習成績隨之有所提升，在班上起到了榜樣的作用，對于其他的后進生是一種無言的鼓勵。
綜上所述，班主任的管理工作藝術在于機智、幽默的語言藝術的妙用、以學生為本、一顆真誠的愛心的澆灌，德育之花方能盛開。加強班級文化建設使學生形成正確的思想行為習慣，有助于促進良好的班風、學風、校風的形成。管無定法，班主任要立足于學生的特點上，與時俱進，勇于發揮教育機智與創新，既要嚴格管理又要講究藝術性。才能提高教育質量，并促進小學生全方面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
[1]周吉梅.關于小學班級管理的思考[J].文教資料.2011（34）
[2]徐亞東.如何當好小學班主任[J].中國教育技術裝備.2010（16）
[3]趙勇.淺談如何開展小學班主任工作[J].才智.2010（03）
[4]閆守軒.小學班主任專業發展現狀的實證研究[J].教育科學研究.2010（04）
培根隨筆集范文4
關鍵詞：口譯教學 局限性 跨文化意識
1 跨文化意識培養的重要性
什么是語言？從語言的功能角度看，語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載體，是人類最為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產生于社會勞動，實現社交交流，語言的這些特點就使得語言承載不僅僅是交際的工具，而更多的，是其本族民族文化的重要體現方面。很多語言學家紛紛指出，如果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語言是一個最佳的切入點。這是因為，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的發展變化中的各種文化因素也會透過語言的歷史性變化體現出來，比如英語中的“taboo”現象以及宗教的產生對語言詞匯系統帶來的巨大影響。所有這些都說明，要達到英語口譯交流的最佳境界，必須加強對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在文化知識的背景下實現更好的交流效果。
國際上著名的口譯專家danie gile曾經說過：“譯員就是演員，藝術性地將從原語中接收到的相關信息，在舞臺上傳遞給聽眾。”這里所說的藝術性，便是強調口譯人員不僅僅是死板的翻譯機器，而是對錄入的信息進行有效性的加工處理者，而這加工處理的工具便是口譯人員自身對語言背后相關文化的熟練掌握程度。
王佐良也說過：“翻譯里最大的困難是什么呢？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在一種文化里頭不言而喻的東西，在另一種文化里頭卻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解釋?！睆囊陨现T多內容中，我們不難看出，只有切實地加強英語口譯教學中對跨文化意識的培養，我們才能克服交流中的障礙，更好地掌握口譯技術，打造口譯藝術，促進中外交流。
2 當前跨文化意識在英語口譯教學中的局限性
2.1 目前英語口語教學對知識的應用趨于被動，使現有的英語口語教學難以滿足口譯交流的目標對口譯人員提出的高要求。實際的口譯知識習得應該是一個相對動態的過程，即教師不但要從知識層面對學生進行相關內容的教授，還要幫助學生獲得固有的口譯技能及操作原則。然而，面對著世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現代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發展著，現有的知識體系如果不能隨著時代的變化、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與時俱進，就會使得學生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識與時代脫節，再加上本身實際口譯訓練的不足，就更加難以達到高水平口譯的要求。
2.2 口譯及相關文化知識的實踐性應用得不到有效的重視?？谧g不僅僅是一個翻譯的過程，也是一個在相關文化知識指導下的非自發性、能動性的交流過程。但是，英語口譯教學中常常忽略了實踐性教學的重要性。很多學生的文化知識儲備十分豐富，但是一旦進行口譯演練，往往無從下手。因此，在英語口譯教學中我們不但要注意知識的傳授，在文化與口譯技能的結合應用的前提下，也不能忽視增加實際經驗的積累。
2.3 知識系統離散化，方向性不明確。當前英語口譯教學中的知識系統往往是廣泛而方向性缺失，就文化現象而解釋，沒有突出來教學中最有意義的文化核心。雖然，由于多種因素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全面地而又深入的把握一種語言背后其文化的各個方面，但是，我們必須把握住其文化的價值內核。比如英語，從語言學角度，它便從屬于印歐語系，而在印歐文化中的大多數民族都會側重于抽象思維，理性思考，邏輯性強。所以類推而來，便可知道英美文化的特點了。相比之下，中國文化則更注重形象思維，側重直觀感受，講究意境。這無疑對我們的口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另外，在把握文化的核心中，還包括對文化的價值觀的學習，比如“fame”一詞，在培根的隨筆集殘篇《of fame》中應在該譯為《論謠言》，而不是《論名聲》。因為在詞源中，“fame”一詞產生于羅馬神話中一個制造謠言的女神的名字，所以就具有的貶義的色彩。這些都是透過語言現象去挖掘其語言背后文化內涵的核心所得到的。這也就要求，英語口語教學的文化內容不能過于泛化，而應該有目標、有條理、有重心，真正地起到對學生口譯知識習得的指導性作用。
3 英語口譯教學的相關性建議
就怎樣加強跨文化意識的培養，byram認為首先應該學習文化，在掌握相關知識的基礎上，深入理解文化現象的前因后果，對文化的內涵作出相關解釋，最后親身進入到文化環境中去感受，提升并完善自己，最終完成跨文化教學。除此之外，語言教育學家林汝昌也指出，文化的導入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消除外語學習中存在的理解以及應用的文化障礙、較為系統的文化導入、引入更為廣泛的文化內容。參考后者的分類方法，我們可以
提出以下的指導性建議：
3.1 消除外語學習中存在的影響理解和使用的文化障礙。在十九世紀中后期，著名的語言測試學家lado曾經在《language testing》中把語言能力分為語音、句法、詞匯以及文化四個部分。他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析角度為我們英語口譯教學的措施開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性意義。首先，我們可以在初級階段引導學生掌握相關的詞匯或者是詞組后面的文化內容，引導學生自主去思考。然后，在選材上多擴大學生的閱讀量，比如new york times諸類的權威性報刊，把握時代的變化，不斷地更新完善學生的文化和技能知識的儲備系統。
3.2 有系統地文化知識導入。這需要我們明確教學的目的，保證方向性明確。比如在社交禮儀的相關知識環節中，我們需要引導學生樹立“思維差異”的觀念，正確把握文化內涵的不同。比如，在中國文化中，“老年人”只是指年齡較高的一組社會群體，意義偏于中性。但是在英語中，則是指年紀大、毫無用處的人。另外，在宴請禮儀文化中，中國人通常會說“招待不周，多多包涵”，但是這種謙虛的表達方式在英美文化中不被認可的。他們會想，招待不周，為什么還要請我們呢？還有，在生活禮儀方面，英語歐美人更加傾向于表達自己的直觀感受，因此他們更愿意接受別人的贊美，并回之以“thank you”，而不是中國性思維反應：“no,i can do it better．”
3.3 廣泛性知識的導入。在這一環節中，我們不能一味地側重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因為口譯的交流本來就是一個雙向性的過程，而且加上中國近年來國際地位的提升，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我們也必須注重對中國文化的把握。中國諸多的成語、諺語、寓言以其獨特的特點，對口譯人員的翻譯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可以翻譯為“a thousand-li journey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其字面的意思。推行廣泛性知識的導入，要求我們既要區別兩種文化中的不同，又要尋找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將口譯推到藝術的境界。
4 結語
口譯人員，作為交際雙方的媒介，在不同的文化中穿梭，必須具有高度的文化意識和敏感度才能更好地促進口譯的交流過程。在日常的口譯教學中，我們要實施實踐性家教學，使得學生更多地接觸到相關語境，獲得經驗的積累，而不僅僅是對書本文化知識的把握。通過以上指導性建議的開展，可以引導學生樹立起正確額文化學習意識，增加文化敏感度，克服文化交流中的相關障礙，最終真正地提高口譯水平。
參考文獻
［1］ 何兆熊.新編簡明英語語言語言學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培根隨筆集范文5
關鍵詞：話語權；歸化；異化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101(2011)01008105
收稿日期：20101116
基金項目：安徽理工大學校級教學研究項目基金資助
作者簡介：程少武 (1969-)，男，安徽樅陽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學和翻譯。
On the impor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for translators
CHENG Shao-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narguable fact that translators are lacking in discourse power,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ir lack of initiative in choosing translation materials, their method being constrained by mainstream thoughts, and their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original writer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 pow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and explores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ir discourse power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翻譯是作者、譯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是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譯者與作者和讀者之間、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等諸多話語權矛盾。近年來，翻譯理論界也興起使用話語權理論探討譯學問題。金敬紅、張文娟論述了譯者話語權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王東風、孫偉探討意識形態對譯者話語權的影響；楊柳以勒菲弗爾的“三要素”論論述了原作者話語權的隱形、譯者話語權增強的的必然性；陳秀，賈順厚等論述譯者話語權存在的客觀性；李潔平、李修群、朱聰等人則運用話語權理論分別分析了《雨中的貓》、《紅樓夢》、《浮生六記》等文學作品的翻譯?！蹲g者的隱身》作者韋努蒂論述了話語權缺失導致的西方文化泛濫的不良后果；《譯者登場》則開啟了重視譯者因素的研究潮流，使譯者的主體性逐漸得到相應的重視。中外學者強調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及意識形態對譯者翻譯行為的制約作用，然而并沒有系統的論述譯者話語權的重要程度、缺失的原因以及建立譯者話語權的途徑。
一、譯者話語權的重要性
話語權在翻譯活動中具有重要地位。?？轮赋?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既是解釋和理解世界的一種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種工具和武器。如果話語完全中立，所有社會組織和個人都接受它，對整個社會最有利。如果話語被壟斷，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聲音都被掩蓋［1］。話語權力體現了一種不平等或不平衡關系，由于話語活動參與者的社會身份、地位有所不同，因而對話語的控制程度也不盡相同。翻譯活動中確立譯者的話語權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確保譯者的地位
對于翻譯工作者來說，長期以來面臨著話語權缺失的困窘。譯著創作權得不到認可，被某種無形的強勢力量束縛著，譯者在社會中處于弱勢的地位，缺乏對翻譯理論的發言權和作品解釋能力。確立譯者的話語權可以保障譯者的主動性。通過譯者的話語權，確立其社會地位，從而使自身的價值得到認可。翻譯不僅是一種工具，也是一種原創活動。不同的語言之間具有不可譯性。不同的語言和文化都有著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的語言之間在移譯時自然會存在某些不可譯性。正如德國語言學家威廉•洪堡所說:“任何翻譯者毫無疑問是試圖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每個譯者必須要觸到兩個暗礁中的一個而遭沉船,或者是過于嚴格地遵循原著,損害了本國人民的口味和語言；或者過于嚴格遵循本國人民的特點，結果損害了原著”［2］。翻譯作品不同于機器翻譯，總是在眾多的原作者表達意圖中，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合適的目標語表達方式。這也就是古希臘的文學作品經過文藝復興運動的翻譯，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的原因。
(二) 促進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
譯者話語權的確立也是促進翻譯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確立譯者的話語權可以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譯者的創造性可以賦予原作一個嶄新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賦予它第二次生命，延長作品的生命。事實上，翻譯史上，出現許多譯著超過原作的現象。奈瓦爾用法語翻譯的《浮士德》，歌德讀后的印象是其文字比原作的文字還要清晰。弗賴利格拉斯用德語翻譯的《草葉集》，連惠特曼也不否認可能勝過他的英文原詩。培根從拉丁文譯成英文的《隨筆集》，無論是文學價值還是流行面都超過拉丁文原作。這些成就離不開譯者話語權的表達。
(三)確保本土文化的健康發展
翻譯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過程。歷史上，翻譯孕育了許多新文明，也毀滅了許多古老的文明。例如希臘文化孕育了羅馬文化，羅馬人用拉丁語翻譯或改編荷馬的史詩和埃斯庫羅斯、索?？死账?、歐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臘戲劇作品。由于不同文化相遇時或是征服，或是教化，或是毀滅，或掠奪，或是交流，所以，翻譯活動中只有確立譯者的話語權，才能抵抗外來強勢文化的侵略。譯者的話語權反映著和折射出翻譯主體-譯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識、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同時，也體現著譯者的翻譯目的和時代精神，確保本土文化不僅可以吸收外來的新鮮血液，同時保持本土的主要特色。
二、譯者話語權缺失的表現及其原因
在國內學術界，譯者缺乏話語權，至少可以說，話語權處于弱勢。譯者對自身的社會身份與地位似乎沒有自信，不敢承認自己所做的貢獻。評論界也容忍不了譯者加、刪、改。譯作的著作權得不到認可。即使是馬丁•路得也不得不抱怨，愛看不看！自己想好了怎么譯就怎么譯，絕不屈服。
譯者話語權的缺失主要體現在翻譯實踐和譯論研究兩個方面。在翻譯實踐方面，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譯者地位不高。譯者對翻譯作品的選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無法擁有主動權，直譯法盛行一時，強調譯者的隱身；二是翻譯實踐的貢獻不被承認；三是翻譯實踐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束縛，對文化移植的方向舉棋不定。在譯論方面主要表現為：相對于強勢文化，弱勢文化的譯論缺失話語權；相對于譯學評論界，翻譯工作者缺失話語權。
造成譯者話語權缺失的原因很復雜，主要在于作品原文化的強勢、原作者的強勢、理論研究的強勢以及西方譯論的強勢。
（一） 原文化的強勢
翻譯本是雙向的交流，既有外譯中也有中譯外，然而我國翻譯界卻存在著“一邊倒”現象。國內翻譯界注重的是從外文翻譯成中文，中文作品的對外翻譯沒有前者活躍。50年代對蘇俄革命理論作品以及80年代以后對美國經濟文化書籍的的大量譯介就是典型的例子。國內“西學東漸”一直甚于“東學西漸”。如今，中國經典作品的對外翻譯雖然日益得到重視，大量的工作也正在進行，但就其數量和影響力來講，遠遠不及外譯中作品對我們的沖擊那么大。
受到當時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娛樂需求的影響，譯者在作品選擇方面缺少發言權，多是出版商或者贊助人指定的文字翻譯任務，贊助人會利用話語權強勢對翻譯過程進行直接干預。從譯語文本理論角度來說，翻譯活動實際上是由譯語文化里的各個系統所決定的：什么會被翻譯出來，怎樣去進行翻譯，都是由譯語文化的需要或譯語文化的規范決定的［3］。翻譯服務于本土興趣時，就會從意識形態上處理外國文本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而且，譯者的主體行為還要受到翻譯時間的限制。
翻譯“一邊倒”現象表面上看是由翻譯任務決定的，實質上反映了譯者話語權的缺失。譯者話語權的獲得取決于意識形態等軟實力因素,與國際機構的參與程度、導向力、吸引力等緊密相連。當今的科技發展格局和經濟現狀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翻譯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西方的科技發展成果。西方文化的滲透策略也使得出版商提供給譯者的作品帶有一定的目的性。弱勢文化不得不臣服于強勢文化。而原語文化的強勢勢必造成譯者在選材上話語權的缺失。由于語言、文化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使得譯者話語權的行使空間相對狹小。
殖民時期翻譯的不平衡系統理論解釋了原語強勢現象，它包括四個假定［4］。第一，弱勢文化總是大量翻譯強勢文化的作品，遠遠超出后者對前者作品的翻譯；第二，即便強勢文化翻譯弱勢文化的作品，也總是使之顯得艱澀，神秘，難以理解，需要學者進行診釋。第三，強勢文化在翻譯弱勢文化作品之時，總是挑選符合他們偏見的作品。第四，處于弱勢文化的作家，為了擁有大量讀者，傾向于為強勢文化寫作，這使他們的作品有刻意迎合強勢文化的成份。
(二) 原作者的強勢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勢
譯者的隱身反映了原作者的強勢。譯者地位隱身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正如韋努蒂所指出的那樣，“譯者的隱身是一種文化歷史現象，是民主政治需要，是進行民眾教化的人道主義思想，民族中心主義暴力，同時又通過歸化策略掩蓋了其暴力行為，讓人們覺得他們所讀的不是譯著，而是外文，是外國作者的思想的靈活再現。在他們的控制之下，譯者要順從，又要抵抗。可是抵抗最終被取代”［5］。
譯界盛行原語中心論。這種理論認為譯者應該隱匿在原作后面，譯文要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現，即“譯者要決定性地從屬于作者、譯文必須從屬于原文、翻譯應該從屬于創作。譯者作為原語的仆人，被禁錮在原語的意義、語法、結構、文體和原語文化之中，譯者的創造性必須在原語的控制之下”［6］。在這樣的意識下，“譯者為了增加譯文相對于原文的忠實感和逼真感，不遺余力地將自己隱藏起來，盡量抹去語言與文化的差異，采用歸化策略，用目的語的語言特征和價值觀念同化外來文本，從而出現了譯者的隱身”［7］。譯者的弱勢地位體現為沒有話語權。與原作者相比，原作品的作者往往早已功成名就。翻譯作品的創造性得不到承認，譯者不享有翻譯作品的版權，翻譯作品不能作為成果參與職稱評選，翻譯稿酬低于創作仍是普遍現象。翻譯工作和翻譯工作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在地位、待遇、人才培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譯作無法同原作相比。
譯者的隱身的結果，就是使譯者地位邊緣化，作品得不到認可，沒有版權，沒有著作權，譯者必須服從外國作者或出版社的安排。
(三)翻譯理論研究的強勢
國內翻譯界，研究翻譯理論的地位高于翻譯實踐。由于翻譯工作者面臨的任務繁重，時間緊迫，要求嚴格，沒有過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理論研究中去，他們談論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翻譯心得和對具體細節的處理方法等。這使得深層次、有系統的研究難以展開。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相脫節，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譯者的話語權。
國內譯論研究的弱勢也是譯者話語權的缺失的原因之一。由于當代西方文化在科技、經濟、軍事方面的強勢，當代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擴張或滲透,在這種全球話語霸權的語境之下，譯者要想得到文化認同，有時不得不借用西方譯論的學術話語。20世紀后期，國內翻譯界大量大量引進西方國家關于翻譯的思考方式和理論表述，使用西方翻譯理論術語來評析翻譯作品闡述自己的翻譯思想，原創性話語建構基本上是欠缺的。雖然學者呼吁要以古代文論為母體和本根來建立自己的話語，但是多數人都在爭先恐后地使用國際流行的學術話語闡釋自己的翻譯思想。這表明，翻譯工作者和翻譯研究人員一方面急于要跟上國際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表達自己的話語，渴望在翻譯界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希望提出自己的譯介學思想。我國譯論的研究方向，在復制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復制能力與創新能力之間徘徊，在繼承中國古代譯論和借鑒西方譯論之間努力實現古代譯論的現代轉型，努力實現中國譯論走從“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轉變之路。我國譯論的失落從側面體現了我國譯者面臨的窘境，處于西方翻譯理論話語的強勢語境之下，多數翻譯工作者選擇了默認或無力的抗爭，在當代翻譯理論的發展上沒有權威的表述話語。
(四)意識形態的強勢
20世紀90年代，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制約作用逐漸強化。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越來越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翻譯被視作一種“政治行為”，受到權力、政治因素、意識形態等的制約，翻譯可以進行重寫、操控、顛覆與抵抗等。譯者的重寫或操縱實質上是意識形態所賦予的權力。例如，于潔指出，“20世紀中國的文化翻譯存在兩種價值取向，一種是滿足政治的需求，另一種是滿足文學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那些不能符合當時意識形態的作品自然會受到抑制。翻譯順應上層意識形態就意味著它將成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翻譯中的偽譯、創譯、偽作都是合乎正道的并且是合法的” ［8］。
翻譯中的意識形態中心論來源于奧古斯丁的二元論。奧古斯丁強調精神的幸福，認為意義好比精神。意義是永恒、固定不變的。反映在翻譯中，就是結構等值比感受等值更真實有用。二元論的結果就是翻譯的工具論，譯者是作者及原文的工具，譯者處處為原作者著想，傳達他的意圖，研究其生活及時代，研究如何傳達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9］。
三、譯者話語權的建構途徑
譯者缺失話語權勢必造成譯者受外力的制約和操控，不僅束縛翻譯實踐創作，而且翻譯理論的研究也可能缺乏創新。譯者話語權的重建勢在必行。從理論上說，譯者話語權的建立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譯者的權威性；二是翻譯作品內容的可信性。
支運波認為，遏制當代文論成功建構、導致古代文論轉換失敗的因素是，學術機制、中西文化差異與文學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他指出，要解決這個現狀，必須“充分認識文化差異，立足中國當下場域，提煉屬于時代智慧的理論形態，方可生成當代文學理論的體系”［10］。同理推知，譯者的話語權重建應從譯學理論、評價體系、學術導向和主體意識等方面開始。。
(一)譯學理論的非理性轉向
現行翻譯理論體系注重非實體研究，體現理性規則，忽視譯者個性的非理性規則。傳統的翻譯理論，從奧古斯丁（包括紐馬克）的原文至上、作者中心，到路德（包括奈達）的讀者反應、讀者中心，從歌德（包括德里達）的浪漫主義救贖，再到無中心也好，無論是作者中心，還是讀者中心，或者浪漫主義救贖，都是強調理性至上，忽視譯者的非理性創新。
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簡約化，注重翻譯與純粹思維的關系，翻譯被視為可機械操作的過程。然而翻譯活動不僅是注重理性的過程，更是注重非理性的過程，同樣的原作，經過不同的譯者翻譯，有著不同的韻味?；谡Z義或語法結構的機器翻譯發展的窘境證明了理性規則的失效?；谝欢ǖ恼Z言規則，經過語義或語法結構的分析和轉換，生成目標語的句子，表面上理性而合理，結果是句子的無意義、譯作的不可讀?；诮y計的機器翻譯，承認譯者的非理性，打開了機器翻譯的發展通路。
譯論的非理性轉向來源于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思想。人本哲學強調非理性以及人類個性的解放，強調主體性和個體性。突出感性與理性的對立，認為理性壓抑了人的本能，限制了人的自由，強調非理性因素對人的認識活動和行為的決定作用，認為本能、直覺、意志、情緒等非理性的直接生存狀態才是人的真正本質。注重個體的生存狀態，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個人經歷、內心體驗和自由意志［11］。人本哲學引入譯學界，出現了“翻譯身體學”等推陳非理性規則的理論。
魯賓遜的“翻譯身體學”力求聯合長期以來被理性主義強行分割的敵對雙方，如感覺和思維、直覺和系統化等，將它們合為一體，重新納入翻譯研究的視野。理順了長期被顛倒的譯者和作者、讀者的關系。把研究的焦點和出發點重新落實到“人”身上，關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所受的影響和制約，宣揚作者、譯者、讀者雙層面的平等對話機制，力圖使人們更好地認識翻譯的本質［12］。
由于人文主義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譯界對譯者地位的討論最終使譯者取得了一定的話語權，譯者地位、身份發生了一定的轉變。譯者的一仆(譯者自己)二主(原語作者和譯語讀者)的身份和心理得以轉變。原語的權威地位受到挑戰，譯者的主體性地位日益顯現。不僅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語言文化譯者”的轉向，出現了大量研究譯者的學術著作，對譯者的任務、目的與素質提出了新的看法，而且譯者的主體性（能動性）地位得到了伸揚：譯者既是奴仆更是主人。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更加自由。
（二） 正確的學術導向
抗辯西方譯論的話語霸權，離不開正確的學術導向和學者的努力。一方面我們要從容面對“西學東漸”對學術界的沖擊，對西方的譯學理論進行消化吸收。何剛強教授對中國譯學的大本營問題提出了反思，他認為“中國的翻譯‘學’研究若真的要在世界上產生影響，若真的要掌握一定的所謂‘話語權’，還離不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成果。而這個研究成果的產生必然又是深深扎根于中國國學的土壤之中。沒有對中國幾千年文論傳統的認識、把握、批判與繼承，要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國譯學大概只能是一種空想”［13］。
另一方面我國譯者的話語資源必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并結合現代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客觀現實發展狀況，認識當下翻譯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大力推行“國學熱”，推崇中華民族文化的經典的傳播，從中國古典譯論出發，挖掘整理古代經典譯論。建立屬于自己的話語規則，堅持本土文化身份，解構知識霸權和話語壟斷。曹順慶認為，西方文論“中國化”是解決話語權缺失的文化困境和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又一有效途徑，西方文論應該與中國自己獨特的傳統言說方式相結合，并以中國的學術規則為主來創造性地吸收和利用［14］。
(三) 合理的譯學評價體系
譯者話語權的建立離不開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評價體系以經濟為導向，勢必造成譯學的工具性，經濟效益孕育學術的浮躁，翻譯淪為糊口的工具；評價體系以政治為導向，勢必造成譯者的奴仆地位，譯作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和操控性；評價體系以文化為導向，勢必造成異化理論盛行，怪異的表達、非土非洋句式的結構、晦澀難懂的譯文，勢必損害漢語的完整性。
合理的譯學評價體系應鼓勵潛心鉆研的人，應營造譯學的學術氣氛，創建民族特色的學術術語，確立民族的話語權，避免跟風盲從，避免西方話語理論對我們翻譯實踐的誤導。提高譯學的實踐能力和研究水平，保障譯者的合理地位和理想的待遇，鼓勵創新，從根本上解決國內話語枯燥與話語沉默的現象。
(四)恰當的翻譯策略，加強譯者主體意識
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必須體現自己的主體意識，不能一味的歸化或異化，應該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而采取歸化與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要自覺擺脫意識形態等社會力量的左右。
適當的歸化可以抵制原語文化的話語權力，體現譯語文化的話語權，為翻譯活動帶來活力。文藝復興運動是以翻譯古典希臘作品為主的一場翻譯活動，當時的譯者無論從地位、文化等各個方面，都處于弱勢地位，主要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選擇適合于歸化翻譯的文本，有意識地采取一種自然流暢的目的語文體，插入解釋性資料；刪去原文中的主觀材料；協調譯文和原文中的觀念。這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譯者的話語權。
適當的異化，既有助于保留原文的異國請調，又可以發揮譯者的話語權，增強翻譯活動的生命力，改變譯作的二流地位，改變譯者的隱身狀態，提高譯者的身份，使其最終能與原文作者享有同等的權威。譯者可以寫前言，表明自己的翻譯策略，提醒讀者文本中存在明顯的文體特色。讓讀者感覺到譯者的存在,體現譯者的創造性,彰顯譯者的角色。
不同的譯學大家有著體現自我的不同途徑。歌德指出，譯者要擺脫自己的工具地位，就要勇于維護自我權利，成為有事業心的譯者，以自己的方式去翻譯，而翻譯的效果則可以不斷演進，直至完美。魯賓遜提出了外向翻譯法理論。他認為，翻譯是譯者與原作者及讀者的對話行為，翻譯過程有內向和外向兩種方向，以體現譯者壓抑或表達自我的態度。內向倫理（introversion）表現了工具論傾向，它要求譯者盡量壓抑自己的個性；而外向倫理(extroversion)則要求譯者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充分表達出來。它不是為了表達而表達，為了差異而保持差異。譯者有權以游戲的態度進行翻譯，改變原文的內容，使翻譯呈現出多樣性［15］。
四、結語
譯者為王，既要與作者抗爭，又要征服讀者，同時還要彰顯譯者的個性。適當的話語權有益于建立其合理的地位，擺脫社會所帶來的不合理的無形束縛，促進譯學的繁榮和發展。然而，譯者話語權的確立還需要社會和翻譯界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 王習勝.意識形態及其話語權審思［J］.研究,2007(4):45.
［2］ 王德春.多角度研究語言［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603.
［3］葛校琴.譯者主體的枷鎖――從原語文本到譯語文化［J］.外語研究，2002(1):63-64.
［4］ 朱聰.《浮生六記》兩個英譯本比較［J］.商業文化，2007：128-129.
［5］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6, 2, 60.
［6］ 李潔平,吳遠慶.“譯者的隱身”到“譯者的彰顯”――從海明威《雨中的貓》的翻譯看歸化異化策略的選擇［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9（4）:64.
［7］ 于潔.從意識形態操縱角度看魯迅之文學翻譯論［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7(2):62.
［8］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3,46-48,20-21.
［9］ 支運波.話語制造與理論生成:對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反思［J］.理論界，2009(6):131.
［10］ 丁冬紅.人之解讀: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研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