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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經濟學范文1
[作者簡介]林建紅，韓山師范學院政法系副教授，廣東 潮州 521041
[中圖分類號]F091.91；17091.3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12-0045-04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扑箯钠髽I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敖灰踪M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扑拐J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敖灰踪M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敖灰踪M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
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 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制度經濟學范文2
農 戶
農戶既是消費單元，又是傳統農業的經典組織，也是現代農業的基本組織。在以動植物繁衍為主要生產特征的農業經濟中，實行家庭經營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這種生產經營組織非常“靈巧”，它集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三位于一體，經營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高度集中，“委托一”關系內置，無須進行專門的激勵約束機制設計。簡單的治理結構。充分激勵機制，確保家庭成為農業經濟高效率組織。這是它成為世界各國農業普遍采用的基本組織形式重要原因。我國的家庭經營能夠突破“人民公社”體制，充分說明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關于家庭經營農業的優勢．這些年在理論界已經得到比較充分的討論。
受土地制度和人多地少的限制，我國農戶一般只能擁有小規模土地的使用權。農戶難以通過擴張土地經營規模的方式以獲得“規模經濟”。多數農戶做出的選擇是通過廣泛的兼業，獲得“范圍經濟”。兼營多種種植業，以求“風險”在各個種植項目中分散：兼營多種養殖業．以求突破土地數量不足的束縛，并使家庭農業剩余資源、剩余勞動得到充分利用。這樣的經營方式和產業結構，確實提高了家庭農業生產力，增加了經營收入，改善了農民生活，從而也成為中國農業的顯著特色之一。
以家庭為單位組織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也存在非常明顯的弊端和缺陷。農戶細小的經濟規模，分散的需求和供給，導致經營成本、交易成本高。隨著市場化程度加深，必然推動農業產業組織按照提高規模經營效益和節約交易成本的路徑演化。農戶經濟中的部分內容會越來越不合算、不經濟，勢必逐步從家庭經營中剝離出來，交由有效率的市場中介組織執行。在這一演化過程中，戶營經濟形態發生重大變化，部分農戶將縮小兼業范圍，逐步向專業化發展；部分農戶將退出農業，轉營它業：還有部分農戶將徹底背離農村，轉向城市。農戶分化演變是歷史大趨勢，要順應上述演變進程．適時調整農業經濟組織政策。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改革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體，并從中演生出鄉鎮政府——村委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家庭承包經營的新體制，并因此存在一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由于農戶普遍兼營多種產業，生產經營的需求細碎而分散，集體經濟組織服務能力低。事實上根本無法有效進行，因此大多數地方的集體經濟組織是個“空殼子”。
此外，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界定一直是個大問題。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做法是，凡是集體經濟組織的家庭新出生人口，自然獲得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凡是戶口遷出。成員資格就自動消失。這實際上把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演變為一種身份權利，經濟組織演變為社會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的資產為本組織成員所有。而這些“成員”也是村民。相比而言，村民資格的界定似乎更明晰更容易些。有鑒于此，理論界不少人士提出，把集體資產管理納入村公共事務。由村委會直接負責，不再單獨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當然，村委會擁有的資產也是村民所有的財產。除非因村公共事務治理需要，集體所有和集體經營的財產，都應通過產權界定，明確到村民個人名下。因此，在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問題以及凸顯集體經濟組織的地位與作用，顯得十分迫切與重要。
農業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是農業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小規模經營農業的農戶為增強市場交易地位而自主設立、自愿出資、自我服務、民主控制的新型農業產業組織。合作社經濟已經有150多年歷史。在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農業合作社都得到重要發展。尤其是以小農為特征的日本。農協組織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合作社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組織形式。
“合作效益”是合作社經濟研究的核心和重點。社員進入或退出合作社。取決于合作社經濟活動所創造的“合作效益”。“合作效益”是合作社存在與發展的前提。從理論上講“合作效益”是通過建立合作社內部社員公共信息通道。由合作社集合農戶的小規模需求和小批量供給。形成規模需求和批量供給。內部組織交易替代外部市場交易。而組織內部交易成本又小于市場交易成本。從而降低了交易總成本。合作社通過集中購買和銷售，降低了交易費用。節約了交易費用。農產品能夠買出好價錢。并可以削減銷地價格與產地價格差距。提高市場運轉效率。農業合作社在農戶開展農產品保鮮、儲藏、加工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對于合作社社員來說。從合作社得到的不僅是“規模經濟”的好處。由于部分經營環節由合作社。原來用在防疫、飼料和生豬購銷等環節的精力可以節省下來，集中精力按照合作社提供的養殖技術規范要求，提高養豬技術水平。社員在共享了合作社購銷網絡的同時，還共享著合作社信息、技術和科技人才，合作社社員之間的“面對面”交流，加快了科技進步，這就是由相同結構生產者的空間聚集所帶來的“聚集效應”?？梢姟＾r業合作社經濟的“合作效益”。既體現合作社集合農戶需求和供給的“規模經濟”。又體現專業農戶空間的“聚集效應”，它是“規模經濟”與“聚集效應”的綜合效益。
合作社的治理結構。這是合作經濟研究的另一重點。如何才能獲得“合作效益”?獲得預期“合作效益”，必須建立必要的合作社治理結構。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合作社應當建立由社員選舉產生的代表所有者的理事會(董事會)以及監事會，由理事會聘請執行經理，形成規范化的委托和激勵約束機制。由這“三駕馬車”各行其道。規范運行。是比較理想的狀況。現在的協會大多只設立理事會和監事會。缺少執行經理機構。執行工作由理事會。但是，在發展初期，不能對合作社治理結構提出不切合實際的要求。要求過高，農民辦不到。要因地制宜，因社制宜。不搞一刀切、一律化。要“先發展。后規范。立足發展搞規范”。事實上，能夠率領農民創建合作社的“頭人”。往往是鄉村那些威望高、愿奉獻，具有經濟頭腦的致富“能人”。由他們打理合作社事務。社員是信得過的?，F在的主要問題是“能人“太少。因此。樹立典型，讓“能人”放手大膽干。充分發揮“能人”作用。并采取措施。逐步予以規范。促進健康發展。
合作社經濟發展需要的必備條件。首先。要有市場經濟體制環境，參加合作社的農戶應具有相對獨立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和自由支配財產的權利。能夠根據自身利益。自主選擇進入還是退出合作社。其次。要有一定數量。相對集中。合作社集成社員的需求應達到合作社經營的規模要求。也就是能夠使合作社在扣除必需的組織運行費用有足夠的“合作效益”。從而實現合作社的“規模經濟”，否則。有限的“合作效益”會被合作社自身運轉消耗殆盡。第三。要有相應的合作社運行的法律規章制度。使合作社運轉有章可循。合作社、社員的利益有可靠保障。第四。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條。要有合作經濟專門人才。包括熟悉合作社理論的政府官員。懂得合作機制并能夠駕馭合作社的經理等。創造合作社發展必備條件。仍是尚待完成的任務。 農業龍頭企業
農業產業化經營。就是指導農業龍頭企業與合作社、農戶的縱向產業協作。在協作過程中彼此“借光”，使各自的“外部經濟”得以釋放。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支持龍頭企業就是支持農業，就是支持農民。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推行“公司+農戶”產業化經營模式的理論基礎。
公司與農戶發生多種多樣的交易關系。大致可概括為三種情形。
1、垂直協作緊密，產業關聯度高。主要是常年生產。保質期短，必須經過加工才能進入消費市場的農產品。這樣的產品，交易多次重復發生。甚至每天多次進行。因此要求公司與農戶建立緊密產業協作關系。一旦協作關系出現閃失哿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比如乳品業。奶牛養殖者會選擇與牛奶收購商維持長期而穩定交易關系。收購商在奶?；赝顿Y建設收奶站等交易專用資產。以固定交易關系。
2、區域聯系緊密，地緣依存度高。特定的農產品生產。往往和特定地域的加工流通企業緊密聯系?；ń樊a業和辣椒產業，農產品生產依賴公司經營，公司發展依賴農產品發展。這自然形成公司與農戶的產銷對應關系。誰也離不開誰。共生共存，一榮俱榮。一般很少有“第三者”插足公司與農戶之間的地緣關聯。因此，公司與農戶形成了比較穩定的交易關系。當這種關系的穩定性受到威脅時。會威脅區域經濟發展。
3、對抗“不確定性”，風險相關度高。在未來市場“不確定性”成為公司與農戶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敵人”時。公司與農戶達成要素供給或者農產品購銷合同。使雙方有比較穩定的預期。由于“訂單農業”的存在，使過去一些啟動困難的產業項目順利啟動。“訂單農業”是農作物播種或養殖項目啟動前簽定合同。等到農作物收獲時才能完全履行，合同執行期比較長。在合同執行期內，市場價格信息會越來越明確。原來的“不確定性”變得越來越“確定”了。毫無疑問。農戶和公司是各自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沒有可靠執行保障手段的情況下，它們簽定的合同非常脆弱。一般“訂單農業”僅以信譽為執行擔保而信譽損失度量和計價困難。當“第三者”插足參與出價競爭時，無論是農戶還是公司。都有不惜“撕毀合同”以取得利益的傾向。從事小規模經營的農戶，選擇投機行為的傾向更為明顯。真實的情況是。它們是“伙伴”。但更是“對手”。計算多于順從。”毀約“對農戶與龍頭企業造成的損失是“不對稱”的公司和農戶簽定“訂單”后，要進行專用資產，包括專用人力的投資，有些公司還對農戶進行培訓和技術投資。如果屆時得不到訂購的產品，先期投資“沉淀”，損失巨大。有資料顯示，“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不足20％。如何運用產業組織手段抵御市場“不確定性”還是沒有滿意的答案。
政 府
市場機制運作有兩個基本前提：清晰的產權界定和足夠低的市場交易成本。當產權界定不清。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時，出現“市場失靈”。這是市場機制的最大缺陷。這時。需要政府出面矯正“市場缺陷”。制定和實施能夠清晰界定產權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法律法規。為農戶、合作社、公司等產業組織有效運轉創建產權界定清晰、交易成本較低的市場環境。
我國農村土地實行農民集體所有。農戶經營規模細小。再加上農產品市場交易面臨的計量和定價困難。導致市場運轉成本過高。“市場失靈”的問題比較突出。我國“三農”問題具有獨特性。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各級政府都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世界其他任何國家所未曾面對的課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當根據農業市場組織結構特點，制定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政策。優先支持農業合作社、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對農業技術、信息、防疫等公共服務提供必要財政扶持：建立與農村信用文化相適應的農業信用體系：采取措施支持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依法維護農業市場秩序。確保市場有效運作。
制度經濟學范文3
關鍵詞：體育經濟學；競技體育生產制度；舉國體制；交易費用；資產專用性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0)04-0001－07
中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備受人們關注，對其利弊、存亡的討論一直未曾停息，尤其在北京奧運會中國軍團取得“金牌總數第一”令世人矚目的佳績后，更促人深思：“舉國體制”何以存在?究竟其背后隱藏的合理內核是什么?是否存在問題?問題成因何在?
基于以上問題，本文結合交易費用理論、制度變遷理論、產權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對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選擇的合理性及現存問題、成因予以剖析，然后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1 交易費用理論與競技體育生產制度選擇
人類生產是對包括實物產品和服務產品在內的各種勞動成果的創造。高超的競技運動技能是通過大量的時間消耗、巨額的資金投入以及長期艱苦的訓練，才能凝聚在具有一定發展水平的體能和智能的人體上，而創造出一種非實物形式的勞動成果，這種成果以精彩紛呈、扣人心弦的競技表演和比賽形式呈現。因此，有理由將這一過程稱為競技體育服務產品生產(簡稱競技體育生產)，相應地將有關訓練和比賽的經濟組織與制度安排看作競技體育生產制度。
交易費用理論對社會經濟的強大解釋力，使得奧利佛?威廉姆森榮獲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文嘗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選擇問題。
1.1 交易與交易費用
交易是人類基本的經濟行為和活動，市場制度是建立在交易的基礎上，所謂交易是指經濟個體之間分割和獲取對資產未來的所有權，是財產權與合約權的授權轉移?？得⑺拱呀灰谆顒臃譃槠降热酥g的買賣交易，即市場交易、上下級之間的管理交易―企業交易和政府對個人之間的限額交易――政府交易3種類型。交易費用指經濟交易中，產權從一個經濟主體向另一個經濟主體轉移過程中所有需要花費的資源的成本，包括：為完成市場交易而花費在事前的搜集信息成本、度量產品的成本、簽訂契約的費用及事后為保證契約的實施執行而進行的監督等活動的費用。
1.2 經濟組織選擇與演變動因
交易費用經濟學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及經濟組織節省交易費用的動機，是經濟組織演變的根本動力。
威廉姆森對交易費用產生的原因與決定因素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影響市場交易費用的因素有兩組： 第一組為“交易特性要素”，指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潛在交易對手的數量及交易的技術結構即交易產品的技術特性，包括資產專用性程度、交易頻率等。交易特性要素，決定了交易協約的方式及協約關系中應采用的規制結構。當人們為所要完成的交易選擇了恰當的規制結構，所需要的交易費用就會較少，否則就要付出較高的交易費用，甚至導致交易失敗。這里提示人們結合競技體育交易活動的交易特性選擇匹配的經濟組織十分重要。第二組為“人的因素”，主要是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這是交易費用產生的根本原因。由此產生的交易費用主要依靠各種制度提供的激勵約束機制來降低。啟發人們競技體育交易費用的降低還需制定適宜的制度安排與組織規則以引導規范競技體育經濟組織的行為主體。
按照新制度學派理論，一種產品應通過何種組織方式生產提供，取決于該產品的資源特性和相應的交易屬性，交易的不同屬性會產生不同的問題和交易成本，就要對其實施不同的規制并加以監督，而不同的規制意味著對不同交易方式及不同契約加以選擇。在交易中，人們之所以選擇不同的交易方式與不同的契約，主要是由于各種交易方式或者契約形式的交易費用不同，由于依賴于不同的契約來組織生產或交換，度量行為、履約情況以及最終經濟結果都隨契約的不同選擇而發生變化。契約安排之間產生競爭，交易成本較小的經濟組織形式得以剩存。
這表明不同的規制要求不同的經濟組織相匹配。因此，為了規制交易與節約交易費用，就應采用適宜的經濟組織形式與制度安排，本文認為競技體育生產組織形式與制度安排選擇與演進也是基于規制交易與節約交易費用的動機。
1.3 競技體育資產專用性與匹配的生產制度
資產專用性是現代契約理論描述交易的一個重要維度，用于說明資產的可調配性程度。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①可以理解為基于某一特定的交易而做出的持久投資，投資一旦形成，就很難轉移到其它用途上去。為完成一項交易一般需要進行投資，并形成一定的資產。這種投資在技術上有兩種選擇：采用通用技術或采用專用技術，由此相應地形成通用型資產或專用型資產。
接受系統競技體育培訓需要投入連續的、長期的時間、資金和其他資源，時間對于任何人而言都是稀缺且不可逆的，一旦投入之后，就形成沉淀成本，不能再收回，競技體育運動的較強資產專用性尤其如是，一旦確定從事并歷經多年專業訓練或職業競技體育投入之后，就不能再改做其他用途，這些投入成了沉淀成本，使得競技體育表現出較其他資產的較強專用性特征，不僅如此，競技體育的不同項目資產專用性強度也不同，競技體育的資產專用性強度與其使用價值密切相關。競技體育的使用價值是由競技體育的消費功能決定的，按競技體育的消費功能，其使用價值表現在滿足個人生活消費需要，如健身娛樂、觀賞審美；滿足企業生產消費需要，如廣告贊助、企業經營運動隊；滿足社會公共服務消費需要，如奧運爭光等。
通常來說既能滿足健身娛樂生活需要，又能滿足商業開發的生產需要，同時還能滿足為國爭光的社會公共需求的項目，如中國的足球、籃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項目，相對其他競技項目其資產專用性較弱，因這些項目群眾基礎好，市場需求大，投資風險小而收益相對大，即便不能成為明星獲得高額回報，也可能成為職業教練，或運動特長被企業招聘及日后健身娛樂。而只滿足社會公共需求的項目如舉重、柔道項目則資產專用性極強，因為這些項目就是為大型賽事
而存在，健身娛樂和商業開發價值甚微。若沒有機會參加國際大賽，運動員、教練員及投資者的投入成本將無法回收，面臨的市場風險與不確定性非常大，私人投資主體是不會對此投資的，某一國家若想在此類項目上獲取國際獎牌必須由政府出面生產。
從資產專用性這一制約交易規制形式的關鍵特性來看，當競技體育資產專用性很弱時，在交易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轉而尋求其他交易對象，能較好保證投資創造的價值和雙邊利益不受損失。如羽毛球運動，全世界擁有相當多的愛好者和高水平運動員，在人力資源自由流動條件下，交易雙方都可以很方便地尋求其它交易對象，因而像羽毛球這類競技體育項目可以采用市場組織形式進行生產。
而當資產專用性很強時，當交易的一方，如從事舉重訓練者做出了專用性投資后，對于舉重運動員來說惟有參加大型國際賽事才能發揮其最大價值，這樣運動員人力資本就被緊緊地鎖定在這筆交易上了。相應地。政府或舉重協會也會發現再尋找如此滿意的運動員成本高昂且比較困難，因此，任何一方的退出都同時給雙方造成損失。資產專用性越強，鎖定效應就越強，退出損失也越大。由于人力資產的高度專用性，意味著交易雙方都具有很強的相互依賴性，若采用市場組織模式，處在不利地位的一方就極大可能面臨被“要挾”而遭受損失的風險，而且市場關系的不穩定性也不適應高度專用性資產交易對持續性和調適性的高要求，因此，采用政府組織對競技體育資產專用性很強的交易是相匹配的節約交易費用的經濟組織形式。
1.4 中國競技體育奧運優勢項目資產專用性
中國代表團至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以來，共參加了7屆奧運，奪金數較多的項目是跳水(27枚)、舉重(24枚)、乒乓球(20枚)、射擊(19枚)、體操(22枚)和羽毛球(11枚)。除了以上傳統優勢項目外，柔道、射擊、射箭、拳擊等也成為有潛力的優勢項目。這些優勢項目中只有羽毛球、乒乓球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商業價值、健身價值。多數項目還要求特定的訓練場地條件，但這些項目卻又具備金牌密度大、投入少、見效快等特點，因此成為以獎牌最大化為唯一生產目標國家的主攻項目。由于以上優勢項目中多數項目具有資產專用性強的特征，中國采用政府組織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是與其匹配的節約交易費用的經濟組織形式。
1.5 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評價
建國以后，我國初步形成了業余體校、體育運動學校、優秀運動隊為基礎的三級訓練網，完善了運動員、裁判員注冊制度和國家隊集訓制度，形成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運動訓練管理體系，形成了每4年舉辦1次全國運動會制度和全國城市運動會制度。各省(區、市)也根據全運會的周期，舉辦全省(區、市)運動會，發現和培養優秀的競技體育人才，逐漸形成中國競技體育政府組織形式――“舉國體制”。
中國采用政府組織形式的“舉國體制”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
1)從制度形成的初始條件來看，當時中國經濟條件有限、國際社會地位卑微、競技體育人力資本水平低及存量不足，使人們看到了通過舉國體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的可能性，人們的行為決策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是合適的。在舉國體制作用下，金牌增加較快，積累效應明顯，從1984年的15枚金牌，經過不到25年的時間，激增到2009年的51枚，表明舉國體制是基于特定初始條件下的中國較佳選擇。
2)基于交易特性，尤其從資產專用性這一制約交易規制形式的關鍵特性來看，中國奧運優勢項目中多屬資產專用性強的項目，為了防止機會主義傾向，克服市場失靈，采用政府組織生產競技體育是與其匹配的節約交易費用的經濟組織形式。
3)結合中國競技體育優勢項目的產品公共性與外部性特征，競技項目獎牌密集程度、相對競爭程度等方面考慮，中國選擇政府組織形式也是占優策略。
4)基于中國競技體育生產要素現狀，從稀缺性來看，中國GDP總量大，人均GDP低，人口數量多，競技體育人力資源豐富且機會成本低、資金約束小等因素都是中國競技體育政府組織形式選擇的基礎。
2 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現存問題及其成因
中國競技體育的飛速發展有目共睹，舉國體制對競技體育的貢獻功不可沒，中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但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容忽視。
2.1 競技體育政府組織規模超過其效率邊界
1)表現：
目前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的政府組織超過其組織規模的效率邊界，表現為政府縱向一體化組織生產的競技體育服務產品既包括資產專用性強的舉重、柔道等項目，也包括具有資產通用性特征的羽毛球、乒乓球等項目，由此引起的高企行政管理成本，很可能會與采用政府組織形式而節約的交易費用相抵消。政府組織形式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其存在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或生產市場無力提供的產品。企業的規模被決定在企業內交易的邊際費用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費用或等于其它一般企業的內部交易的邊際費用那一點上，相繼生產階段或相繼產業之間是訂立長期合同，還是實行縱向一體化，取決于兩種形式的交易費用孰高孰低。此外，經濟組織所面臨的交易技術結構也是在不斷變化中，作為一系列契約聯結的集團(經濟組織)，其制度是連續性的，一個有效的制度應為組織提供適應效率，使經濟組織的規模和邊界不斷進行調整，使之與環境動態相容。
如果說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社會對競技體育需求普遍少的經濟社會環境下，政府生產全部奧運服務產品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話，那么目前在一些競技項目社會需求廣、經濟發展水平不斷上升的形勢下，為了提高競技體育生產制度的效率，必須調整現存競技體育生產組織的規模和邊界。
2)成因：
(1)由于技術上的困難，公共產品不能界定為私人產權而只能界定為公共產權，但私人產品卻可能由于制度選擇主體的偏好及政治結構與談判力量優勢而被界定為公共產權。因此，一些資產通用性強的競技項目也被界定為公共產品而由政府生產。
(2)中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在獲取獎牌上的遞增收益，表明該制度潛能還未發掘盡，倘若舉國體制尚有正的產出，且政府還有財政承受能力，人們對中國競技體育政府組織規模大小及其效率邊界問題不會太介意，對這一制度的改革愿望也就不夠迫切。
(3)存在路徑依賴，人們已習慣于舉國體制的運作模式，政府組織形式的優勢使采用舉國體制生產競技體育的風險大大降低，加之俄羅斯、東德等國家競技體育改革的前車之鑒，使人們在競技體育制度改革上更不敢輕舉妄動。
2.2 “悖論”狀態制度均衡
制度均衡是指這樣一種狀態，在給定的一般條件下，現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經濟中任何個人或團體帶來額外收益。這種均衡可能是以下幾種情
況：1)經過調整的制度安排已經獲得了所有潛在利潤的全部增量。2)雖然某些外生性變化，如技術、市場規模、相對價格、收入預期、知識流量、政治經濟游戲規則的變化使得收入的增加成為可能，但是某些內在的規模經濟、外部性、厭惡風險、市場失敗或政治壓力等原因使上述的所得在現存的安排結構內難以實現。3)即使尚存一些潛在利潤，但改變現存制度安排的成本超過了這些潛在利潤。因此，制度均衡也可以理解為作為生產要素的制度“投入”增加(制度的任何形式的改變)對作為投入者的各利益集團而言是得不償失的，制度均衡可能是一種“適宜制度”(適宜制度，指的是這樣一種均衡狀態，在該制度約束下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既與他的預期相吻合，又同整個社會的資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也可能是一種“事與愿違制度”。而目前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恰恰處于“悖論”狀態的制度均衡。
之所以說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處于“悖論”狀態的制度均衡，是由于在現行競技體育生產制度安排下，中國雖然實現位居奧運金牌榜首，但卻也導致競技體育資源逐漸偏離有效配置的狀態，并未與適宜制度所預期的結果相吻合。
1)表現：
(1)成材率低。有關資料表明，全國青少年田徑運動比賽中獲得前3名的運動員，成年后在亞運會和世界大賽中取得前8名的分別為14.5％和5.6％。全國優秀運動隊，每年平均吸納新運動員僅占在訓青少年運動員的1.3％，而民主德國的兒童、青少年在體校從事系統訓練后，大約有50％的可進入高水平運動訓練階段。在我國體操運動員成材率還不到10％，優秀運動員年均淘汰率為17％-19％，而要取得國內國際冠軍又要淘汰90％。能夠進入國家隊的高水平運動員尚不足1％。
(2)投資收益率低。以國家投資為例，專業體校投資512 747萬元，在校學生人數38 571人，輸送一線人數1 193人，收益率為3.09％；業余體校投資617 092萬元，在校學生人數305 937人，輸送一線人數3 307人，收益率為5.05％。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通常在10％左右。還有人對浙江省幾屆全運會的資金投入產出進行對比分析，計算出全運會平均每得1分的直接投入是六運會5.38萬元，七運會6.20萬元，八運會7.12萬元，說明成本逐屆提高，投資效益下降。可以看出我國競技體育人才培養的效益處于較低水平。
2)成因：
(1)對政府壟斷經營的約束乏力。首先，政府組織提供競技體育服務產品時一般是壟斷經營，缺乏競爭機制，導致政府在提供競技體育時不計較成本，過分投資，同時造成政府組織的擴張與效率低下。其次，由于政府提供競技體育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且實行軟預算約束，使得政府缺乏降低成本、追求利潤的內在激勵機制與動機。再次，由于對競技體育績效的評價和估計存在著困難，導致對競技體育生產效率的衡量缺乏合理的標準，無法根據競技體育的供求效率對政府體育官員、教練員進行獎懲，促使其提高效率，此外，監督機制的缺陷和政府本身的自利性特征會使得政府在競技體育的供給上濫用公共權力，謀求私利，損害公共利益。
(2)與制度非中性相關聯的利益集團存在。制度創新可分為中性制度創新與非中性制度創新，中性制度創新是指那些對社會的每一個人而言有益，或至少不受損失的制度創新，而非中性制度創新是指給社會的部分成員帶來好處并以另一部分人受損為代價的制度創新。同一制度下，不同的個體和人群損益種類和程度不同。競技體育改革本質上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權力與資源的重新分配。原有利益格局下，圍繞著競技體育資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個體育官員、獲獎運動員及其教練，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利益集團。雖然競技體育改革能促進社會總福利的增加，但其轉變結果卻不是“帕累托最優”(指在不減少一方福利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是以一些部門和個體的既得利益損失為代價，為了維護和保持既得利益，這些既得利益者只愿意維持既有制度，而很可能對制度改革采取消極的阻礙行為。
(3)制度的公共產品屬性使然。制度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其收益不排他，一經確立就可以為所有人共享，而制度的建立卻要耗費私人成本，一般理性經濟人都不愿意建立新制度，盡管大家都意識到新制度比舊制度有明顯的收益優勢，但基于成本個人付出而收益大家分享的事實，都不會去采取制度創新活動。雖然對大多數人來說具有公共性的制度，對利益集團來說卻不具有公共性，舊制度的支持者由于集團人數少，維護制度的成本與收益比較一致，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有更大的力量阻撓新制度的創新維持已有的制度。如此一來即使是“悖論”性制度也能夠得以存留。
2.3 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制度發展滯后
1)表現：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運動員的訓練比賽及退役工作安置都由國家一手包辦，運動員個人利益完全服從國家和集體利益，相應的運動員產權也毫無疑義地歸屬國家所有，然而隨著競技體育商業化程度的提高，運動員人力資本價格飆升，運動員人力資本產權成為利益相關者角逐對象，圍繞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問題引發的矛盾層出不窮，說明原有運動員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已不適應當今社會經濟和競技體育發展現實需要。
2)成因：
(1)中國舉國體制下的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結構比較復雜，由于國家培養運動員花費了巨額前期投入，教練員對此也付出了大量心血，而這些又是和運動員自身的天賦和艱苦的訓練緊密結合在一起，而且原有舉國體制非股份制且無市場評價和交易機制，缺乏財產轉移所據以進行的對資產的評價體系的資本評估市場，對資產的分割、組合相當困難，這就很難清楚地界定評估各自的投入大小及比例。這些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知識、技術方面的局限性，致使政府即便有構建新制度的決心，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合適的制度安排。
(2)作為利益主體的運動員在權力博弈中處于劣勢，運動員集團不能成為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改革的發動者。運動員很小就離家進入體校，自我意識薄弱，無論生活、學習還是訓練都慣于聽從教練安排，再加之艱苦的訓練占去大部分時間、精力，往往疏忽了文化知識的學習，社會科學知識極度欠缺，因此缺乏維權、集體行動的能力與意識。而且由于各運動項目分布廣泛、種類特點差異較大，加之競技體育運動員人數多且分散，更是加大了采取集體行動的成本。每個人都希望搭乘別人承擔界定、轉讓人力資本等交易成本的便車，而自己則坐享談判成果，每個理性人都這么想，結果就會導致產權創新制度供給不足。
(3)國家界定產權也有其自利性一面，諾思認為國家僅僅在統治者劃定的福利最大化目標范圍內促進和界定有效率的產權。政策的制定者也是理性經濟人，他們像在經濟市場上一樣，在政治市場中追求最大化(政治、經濟或社會)利益，而不管這些利益是否符合
公共利益，或許它們有可能也反映公共利益，但這種利益也不過是眾多愿望之一或最不必需的一種愿望。因此，從自身利益出發的統治者往往可能維持或建立一套低效或無效率的產權制度，那么，國家在界定競技體育產權時也很可能出于政治利益最大化偏好，建立并維持有利于金牌最大化的國有產權制度。
3 對策與建議
3.1 調整競技體育生產組織規模，發揮中國競技體育
“舉國體制”優勢
縮減競技體育政府組織形式的規模邊界，科學劃分競技體育服務產品的類別，在充分分析比較中國競技體育服務產品需求的基礎上，選擇獎牌密度大、市場需求小，外部性大、資產專用性強的競技體育服務產品，如舉重、柔道、跳水等項目作為政府生產重點，對一些群眾基礎好、市場需求大、具有效用可分割性的競技體育服務產品，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項目可通過特許經營、契約外包等方式交由市場主體生產和提供，明確政府采購者的地位。積極拓展私人提供競技體育的渠道，以效率作為主要評判依據，構建政府、市場和中間性組織共同提供競技體育的多元化供給體制。必須明確縮減競技體育政府組織的規模邊界，決不是政府簡單地減少服務供給，而是把服務供給職能轉移給私人部門和體育民間社會組織。
3.2 追求預算硬化約束下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協調發展
改變傳統的唯金牌論、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思想觀念，積極尋求競技體育生產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協調發展之路，通過對競技體育財政補貼變暗補為明補，契約外包等方式促使財政預算約束硬化；同時削減獎牌密度小、群眾基礎差、市場需求弱、所需資源龐大的運動項目，合理布局各省市優勢競技項目，形成國家范圍內優勢互補的競技體育生產格局；制定運動員淘汰率標準，提高科學選材水平，施行教練員跟蹤負責制，提高選材與成才的科學化水平，以降低競技體育生產，提高競技體育的經濟效益。
建立適宜的高水平競技體育人才梯隊規模，允許富余的競技體育人力資源有償流動。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作用，較大程度發揮競技體育資源的比較優勢，使之能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空間內運行，并依次向資源的稀缺性和供求關系決定資源的價格方向演化。
3.3 結合產權初始狀況和制度環境約束條件，推進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改革
1)以收益權、使用權改革為突破口，帶動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整體改革。
中國產權改革不是一開始就改變產權的制度結構，而是從產權的制度安排開始的，是從產權的收益權、使用權這些層次開始的，西方也恰恰是從產權的使用和分配形式再推及到所有權的改革。這給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經驗與借鑒。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改革也要從運動員聘用制度、運動員轉會制度、商業收益分配制度、比賽獎金分配制度等使用權、收益權的改革著手，再逐漸過渡到運動員人力資本所有權的改革。
2)采用“模糊產權”作為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改革的過渡狀態。
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的界定要與所處社會政治經濟、傳統文化環境及競技體育發展的不同階段相適應，產權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允許過渡階段存在。
科斯認為能夠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費用的產權就是最佳產權形式，最佳的產權界定是對應于“某一時空”的特定環境，是動態的，因此不能泛泛地說某種產權形式最佳，也不能絕對地認為私有產權最好。產權創新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間存在處于過渡期的產權狀態，這種過渡期的產權狀態是產權創新過程中某一特定階段的最優選擇和必經階段。
在計劃經濟制度中，人力資本產權完全是國家的；在市場制度中，產權過多地表現為一種私人狀態；現在中國處于市場制度轉軌期，產權的最佳選擇就應表現為既利于私人管理能力，又利用國家行政能力的“模糊產權”狀態，由于這種模糊產權具有與過渡期的市場形態相吻合的綜合效應，兼具私人管理優勢和國家行政力量在資源控制上的雙重優勢。在這一時點上，可能比產權明確的國有和私人企業效率更高。
目前中國高水平運動員人力資本的存量絕大多數是以國家為主，企業、個人共同投資形成，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由于形成過程的特殊性，使之對其相關資產的測量和評價所花費的成本巨大，很難清楚地界定評估產權主體各自的投入大小及比例，這就很可能導致界定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的預期收益小于預期成本，當清晰界定產權的預期收益小于預期成本時，產權就會處于模糊狀態。不僅如此，在中國經濟轉型中，政府作用舉足輕重，采用模糊產權還能得到政治權力的庇護，以此獲得相對穩定有利的制度環境，這更加大了采用模糊產權的傾向。
我國奧運優勢項目大多屬于資產專用性強的競技項目，在國家尚需奧運增光、市場又無力提供這些奧運競技產品前提下，還是國家以投資為主，政府組織形式仍是中國競技體育生產制度主導形式。只要投資主體多元化存在，國家、企業和運動員共享產權的“模糊產權”狀態就會持續下去。
模糊產權雖然在一定條件下會有較高效率“被人們選擇”，但它實質上屬于產權不清，從長遠角度看仍是低效率的，會成為競技體育產業發展的障礙。因此，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明確界定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產權，逐漸減少直至消滅模糊產權㈣。
3)注重人力資本產權權能適度分解和人力資本所有權與載體結合齊抓并舉。
產權經濟學理論發現，由一個主體完整地行使產權是不經濟的，出讓部分產權給他人，一個主體專門從事一項特定的權能分工的邊際收益要大于從事多種職能分工的邊際收益。人力資本的分解大大提高了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不分解的人力資本產權是一種封閉式的產權。產權是一組權利束，它可以被分割為許多權利并分別賦予不同的行為主體，與競技體育相關的權利有訓練權、注冊權、參賽權、轉讓權、獲獎權、經營權等，很顯然，如果讓運動員完整地擁有以上權利，要么因時間精力有限，不能專心訓練而影響運動成績的提高，要么由于知識能力限制而降低自身資產收益水平，兩者都會大大降低競技體育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
制度經濟學范文4
[摘要]本文從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和特征、發展路徑及未來趨勢做了探討。知識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是家族企業走向社會化的主要因素，家族企業由內在制度占主導到外部制度占主導的轉變是家族企業突破發展瓶頸，是實現社會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然途徑。
[關鍵詞]家族企業知識論制度經濟學發展路徑
家族企業都是當今世界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企業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出現問題最多，平均壽命最短的企業組織形式。既然家族企業是企業組織的主要形式，而其成活壯大的比例極小，特別對中國的家族企業來說。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家族企業如何能夠不斷創新，持續地保持企業競爭優勢，延長企業的壽命。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家族企業的定義和特征，接著運用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中國家族企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對其發展方向進行探討。
一、家族企業的定義及中國家族企業的特征
1.家族企業的定義
美國著名學者錢德勒對家族企業下的定義為：“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也有的學者認同美國學者唐納利的定義，把家族企業界定為統一家族至少兩代產生能與公司經營控制權的經濟組織。潘必勝認為，當一個或數個具有緊密聯盟關系的家庭擁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經營權時，這個企業就是家族企業。
綜合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家族企業是一個或數個有緊密關系的家族擁有全部或部分產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的經營權，合法傳給后代的企業。
2.家族企業的特征
家族企業的特征，也即優勢和劣勢。其優勢是：降低市場契約或企業契約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少企業內部的委托成本。家族內部關系中的利他主義可以克服由于委托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成本巨大而造成的委托問題。家族企業區別于其他企業組織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企業的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利他主義和有關的義務確定的，這在企業成立初期資金技術缺乏的情況下作用尤其突出。其劣勢是：不能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對家族以外的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產權的封閉型，增加了企業的融資難度；管理方面以人情和倫理代替制度規范，使企業管理制度扭曲；集權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形成正確的戰略決策。其特點：家族企業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受中國宗族文化的影響很大，家族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家族企業優缺點的主要根源。
對于如何對家族企業治理取長補短，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學者們多認為，家族企業的發展要實現家族企業的產權社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企業外部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社會信用機制的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建立、資本市場的完善等。應當說，這些研究觸及了家族企業變革的實質，但對于家族企業必須轉變的理論研究似嫌薄弱，下面本人力圖運用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說明家族企業變革的內在原因。
二、“知識問題”是家族企業變革和社會化的本質因素
知識按傳遞方式可以分為可言傳的知識和不可言傳的知識，可言傳的知識可以靠語言記錄來進行傳遞，不可言傳知識需要學習者的親身實踐。新知識的獲得產生于邊際性適應和既有知識的變化，分為突變性的知識增長和適應性知識增長兩類。個人要作出決策，就要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信息（獲取知識），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信息成本是從一無所知變為無所不知的成本，極少有交易者能負擔得起這一過程。同時，信息收集的特殊之處在于個人在獲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獲取某類信息的預期成本和效益。所以知識搜集成本必須被看作“沉淀成本”。信息的收集、新知識獲取的成本是單個人或單個組織所無力承擔的，因此人們才會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來與他人和其他組織進行分工和合作。
由知識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家族企業只依靠企業主或其家族的知識和經驗，是不可能使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企業產權和經營權的封閉性是家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要打破這個瓶頸，家族企業只有使企業社會化，也即是股權的社會化和經營管理權的社會化、監督的社會化，這是家族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國外之所以有許多百年的家族企業，是與其企業的社會化，廣泛吸收社會的知識、智慧、資金分不開的。因此，雖然國外家族企業和中國家族企業都稱為家族企業，但其內涵和外延是有區別的，中國的家族企業主要處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創業期和成長期，企業的社會化還沒有提上日程。歐美的家族企業一般只是掌握部分所有權而基本不掌握經營權，中國的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完全由一個家族來掌控。所以歐美的家族企業家族的影響已十分淡化，事實上完成了由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型，完成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社會化?，F代企業制度是各種契約和制度的集合，通過這些契約和制度，能夠迅速有效地實現信息的收集，降低收集成本，這也是歐美家族企業常盛不衰的原因。中國家族企業受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影響，同時，外部法律制度、經理人制度、融資制度的不健全也阻礙了中國家族企業向更高形式的家族企業發展，阻礙了企業社會化的進程。因此，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成本的高昂和對經理人機會主義與敗德行為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資源約束，始終不能改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封閉性。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社會已有知識，單純依賴企業創始人和家族的有限知識，最終造成了企業發展停滯或迅速破產。
三、家族企業內在制度向外在制度的轉變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途徑
有限知識和有限理性是法治社會存在的基礎，同樣也是企業治理的基礎。知識的有限性證明了理性的有限。制度是為減少信息收集和獲取新知識的成本而固定下來的經驗。制度可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群體內隨經驗而演化的原則，而外在制度則被定義為外在地設計出來并靠政治行動由上面強加于社會的規則。內在制度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外在制度則需要國家來制定。內在制度在構建社會交往，溝通自我中心的個人和實現社會整合上具有極其主要的意義。內在制度主要包括習慣、內化規則、習俗和禮貌、正式化內在規則四種類型。
家族企業的制度大多屬于內在制度，是中國傳統家族倫理觀念的產物。血緣、姻緣、地緣、學緣、業緣、構成了企業的內在制度環境，這種內在制度是家族企業創業期和成長期的主要制度，企業主要通過這種關系進行治理。這種家庭與企業合二而一的治理機制在家族企業產生和發展時期，能夠發揮內在制度增強企業凝聚力、決策迅速、管理成本低廉的特點，這主要是由家庭存在的利他主義思想和追求家庭共同利益的結果。但隨著家族企業的發展壯大，家族成員的利己主義抬頭，容易發生利益摩擦。企業發展所必須的社會化也因產權和經營權的封閉型而遲滯，無法引進外部智源和進行融資，權力的過分集中容易導致決策失誤，企業的整體利益和家族某些成員的利益容易發生沖突。
要解決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也即企業的外在制度。這是因為內在制度有其自身的適用范圍，內在制度往往含義模糊，彈性較大，不利于節省信息收集成本；企業主或家族成員根據內在制度管理企業，往往存在偏見和傾向性，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開、競爭合作的企業秩序；內在制度的執行往往缺乏強制措施，處理結果難以服眾；內在制度不能強制企業成員做出可靠的契約承諾，使作為契約集的現代企業組織松散，缺乏競爭力；內在制度的執行和發揮左右往往依靠歧視和排外，區分內部人和外部人，排外性和小規模是內在制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企業史表明，內在制度只能把企業推進到一定的規模，超出這個規模，外在制度也即現代企業制度就開始處于主導地位，這種制度和家族企業的社會化過程相輔相成，使家族企業成為現代的、開放的、公正、公平的企業。當然，外在制度在家族企業占主導的前提條件是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真正實現依法治國，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市場完善，社會誠信機制建立。所以外在制度的真正實行還有待于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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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經濟學范文5
關鍵詞：企業理論；產權結構；比較研究
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是現代生產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業問題，形成不同的企業理論。對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從不同的視角深化對企業制度的認識，為我國企業改革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撐。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企業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生產問題的內容之一，生產的進行和效率的提高離不開生產組織形式的不斷創新。從微觀層次上看，這一矛盾運動過程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與企業制度的演變。
(一)企業的起源
馬克思以生產力發展為基本線索來說明企業的起源。他認為，企業的產生源于生產力發展而導致的社會分工和協作。社會分工包含兩個層次：一是社會各產業之間的分工，這是宏觀層次上的分工。二是生產某一產品之間的分工，這是微觀層次上的分工，與企業的產生相聯系的社會分工是微觀層次上的分工。社會分工的發展，首先使生產者彼此獨立，每個生產者只是專門生產一個產品的某個部分。這種分工使生產專業化、工具專門化，從而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的生產效率。但分工使生產者彼此獨立并不能完成整個產品的生產，在分工的基礎上還必須使彼此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形成密切的協作關系，只有分工與協作的統一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生產。這就需要有一種生產組織形式，企業就是因分工與協作的需要而產生的生產組織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實現協作。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這里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是企業生產的起點。因為企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分工與協作生產的客觀要求產生了企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同時，企業的出現又實現分工與協作的統一。社會化生產的要求與企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的出現，形成生產力發展與生產組織形式發展的良性循環，生產力因有企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而不斷得到發展，企業也隨著生產力發展而不斷向其高級形態演進。
(二)企業的性質和功能
馬克思認為，企業的基本性質和功能是進行財富的生產，并能利用分工、協作及由此帶來的多方面好處進行生產。企業是因社會生產需要出現的，不進行生產的組織就不是企業。當然，這是就企業的最初形式而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企業不再局限于只生產物質產品，從事流通和提供服務的經濟組織也被納入企業范疇，但這并沒改變對企業性質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質和功能內涵的進一步擴大。
從生產角度來定位企業的性質和功能，是對企業本身屬性的界定。企業的這一性質和功能不會因為企業的經濟性質不同而改變，無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本身的性質和功能都不會改變。馬克思對企業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業本身的屬性，而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來研究企業理論。從生產力角度來研究的是企業本身的性質和功能，是關于企業的一般理論；從生產關系角度來研究的是企業的經濟性質，即企業的產權性質。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制度，其經濟性質由產權結構的性質決定，不同的企業產權性質決定企業的不同經濟性質，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從生產力角度研究企業要解決的是這一組織怎樣提高生產效率，從生產關系角度研究企業要解決的是在不同條件下應建立怎樣的產權結構。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理論的這兩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企業的生產效率受企業產權制度制約，企業產權制度的變化，從根本上說為了使企業發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從這一意義來講，研究企業的產權制度最終要落實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三)企業的產權結構
馬克思對企業產權結構的研究是從兩方面展開的：一是企業產權結構變化的原因；二是企業產權結構變化對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第一，企業產權結構變化的原因。馬克思認為，企業產權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生產力發展對企業規模擴大的要求。當機器大工業在社會生產中確立主體地位后，企業就成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由于機器普遍應用于生產，使生產的技術條件得到徹底改變。隨著生產技術條件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規模也不斷擴大，企業發展需要的投資量也越來越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勞動組織本身，從而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要求生產大規模地進行，從而要求單個資本家預付大量貨幣資本。”企業規模的擴大，要求投入資本的最低限額隨之不斷提高，這使單個資本的能力難以滿足生產力發展這一要求。為解決企業擴大規模需要大量資本的問題，企業產權結構逐漸由單個業主的產權結構向股份制產權結構演變。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歷時較長范圍較廣的事業，要求在較長時間內預付較大量的貨幣資本。所以，這一類領域里的生產取決于單個資本家擁有的貨幣資本的界限。這個限制被信用制度和與此相聯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瘪R克思遵循生產力發展——企業規模擴大——對單個資本數量要求提高，從而使企業產權結構也發生相應變化這一思路來揭示企業制度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進的原因。從最初的單個業主制企業，發展為合伙制企業、工廠制企業、股份制(公司制)企業。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發展決定產權結構變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這里得到集中體現。
第二，企業產權結構變化對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馬克思認為，企業產權結構變化對企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首先，企業產權結構變化使企業規模的擴大突破單個資本數量的限制，從單一產權向多元產權變化，企業也從個人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馬克思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逼浯?，企業產權結構變化使企業內部的各種關系趨于復雜化。因為產權結構變化，產權主體多元化，必然導致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資本所有者并不是資本使用者，而實際使用資本的，又不是資本的所有
轉貼于 者。正如馬克思所說：“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薄霸诠煞莨緝龋毮芤呀浲Y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彼姓卟恢苯咏洜I和管理企業，經營者不是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的產權關系就必然涉及多個經濟主體，從而在企業中就出現委托關系。如何處理好企業中的產權關系及委托關系，成為現代企業發展必須要處理好的復雜而又重要的問題。
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企業理論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關于企業性質的理論、阿爾奇安的團隊生產理論及所有權與控制權理論最具影響力。
(一)科斯關于企業性質的理論
企業為什么存在?這是科斯的企業理論首先要回答的問題。科斯指出：“人們通常認為協作能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那么，為什么這樣的組織是必需的呢?為什么會存在‘自覺力量的小島’呢?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取代，企業家指揮生產。顯然，存在著協調生產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產是由價格機制調節的，生產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組織的情況下進行，面對這一事實，我們要問：組織為什么存在?”
科斯從現實世界出發，以現實世界中存在企業這一組織的客觀事實為依據，從理論上解釋在生產由價格機制來協調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什么會存在。科斯認為：“可以假定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笨扑箤ζ髽I性質的這一界定，要說明的是，在現實世界中，價格機制和企業這一組織(企業家)都具有協調功能。那么，為什么在有的情況下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協調，而在另外的情況下是由企業家來協調?對此，科斯把價格機制和企業組織這兩種協調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如果人們想要控制別人和指揮別人，他必須支付給別人多于這些人在價格機制下所能得到的報酬，目的是能指揮這些人。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在現實世界中，企業存在的目的是賺錢，而不只是付錢。企業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進行生產的成本要小于通過價格機制的生產成本。通過價格機制進行生產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最明顯的就是所有發現相關價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場上發生的每一筆交易的談判和簽約的費用都會構成生產成本。雖然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這些成本。當企業出現時，雖然契約不會被取消，但卻可大大減少。通過一個契約，生產要素為獲得一定的報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內服從企業家的指揮。這一定限度就是對企業家指揮生產要素權力范圍的限定。通過對價格機制和企業組織這兩種協調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結論是：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如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的成本。企業家必須在較低成本的狀態下行使他的職能。因為企業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場交易的價格得到生產要素，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就要回到由價格機制來協調的狀態。
科斯企業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對企業的性質做出界定：企業是一種協調機制，是一種能替代市場價格機制的組織。企業能存在是通過企業(企業家)的指揮協調，以低于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來進行生產。當企業不能以低于市場價格機制來進行生產時，這種協調機制又會讓位于市場價格機制。把握科斯企業理論的要義，一是企業是否是一種具有與市場價格機制同樣功能的生產協調機制；二是企業是否能以低于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協調生產?？扑咕褪菑倪@兩方面展開對企業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業理論。
(二)阿爾奇安關于團隊生產和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理論
阿曼·阿爾奇安是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企業理論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關于企業理論的論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寫的《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他們認為：“對經濟組織理論來說，有兩個重要問題——要解釋是什么條件決定了專業化和合作生產的好處，是從像企業這類組織的內部還是通過市場獲得更好，同時還要解釋這種組織的結構?！?/p>
第一，關于團隊生產的問題。阿爾奇安認為，從生產的角度看，企業就是一種專業化合作生產或是團隊生產。作為團隊生產，必須解決好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產力；二是確定對要素的分配報酬。如果報酬不與生產性努力相對應，那么該組織就沒有提供生產性努力的激勵；如果報酬與生產力為負相關，那么該組織將遭到破壞。阿爾奇安認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產力問題，在通過市場競爭的產品交換中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如果經濟組織考核得差，報酬和生產力之間僅是松散地相關，那么生產力將較??；但如果經濟組織考核得很好，生產力將會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問題是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首先要解決好的兩個重要問題。在此基礎上，阿爾奇安重點分析了企業作為一種團隊生產的特點。由于進行合作的團隊成員的邊際產品不能直接被觀察出來，一個團隊給市場提供的東西可能被當作這個團隊的而不是這個團隊成員的邊際產品?？己嘶虼_定團隊成員的邊際產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這種成本呼喚新的組織和程序。如果沒有成本就能觀察到團隊中各成員投入的行為，那么沒有一個成員會有偷懶的動機。但由于互相監督必然會帶來許多成本，所以當每個投入所有者作為團隊一份子而工作時，他會有更多偷懶的動機。要克服團隊成員的偷懶行為，就需要有很大的監測成本。所以，怎樣才能降低這種監測成本，就成為團隊生產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阿爾奇安認為，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降低監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業的效率最高。古典企業具有的特征是：“為使團隊成員有紀律和減少偷懶，擁有剩余索取權的人一定有權力修改個體成員的契約條款和激勵，同時沒有必要終止或改變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約。因此，尋求增加他們的生產力的團隊成員不僅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而且賦予了他改變該團隊的個體成員資格和行為的權利。當然每個團隊成員可以終止他自己的成員資格(即退出該團隊)，但是只有這位監督者可以在不必終止這個團隊本身或他與這個團隊的聯系情況下，單方終止任何其他成員的成員資格，并且他能單獨決定擴展或減少成員人數，改變成員的成分，或賣掉這個團隊監督者所擁有的剩余索取權。正是這個全部權利的集合定義了古典企業(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的所有權(或雇主)?！币虼?，古典企業的所有者或雇主是這個組織的當事人，他有著與其他投入所有者簽訂契約的權利，擁有剩余索取權，這樣的制度安排增強了對團隊生產中聯合投入所有者偷懶行為的監測能力，從而降低檢測成本。
阿爾奇安的團隊生產理論可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生產的專業化具有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形成了一組聯合投入的團隊生產，當由一個
轉貼于 中心締約人和許多投入者簽訂一個雙邊契約來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邊契約時，就形成能促進團隊生產的有效組織，這就是企業。二是團隊生產的優勢在于聯合使用投入資源的產出要比分別使用這些資源的產出總額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聯合投入的產品具有不可分性質，增加了評估每一位投入者邊際生產力的成本。這就要監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產力，以使邊際生產力與投入成本相匹配，從而減少偷懶行為。因此，出現企業內監督生產的問題。三是古典企業具有的特征使這一組織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業不僅是更有效地回報投入的一種設置，而且是在投入資源的集合之間加強競爭的一種設置。企業被認為是一個私人擁有的市場，我們可將企業和普通的市場看做互相競爭的市場類型，私人所有的市場和公眾的或公共的市場之間的競爭。
第二，關于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理論。阿爾奇安首先對認為現代公司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這樣一種觀點提出疑義。這種觀點認為，隨著小股東數量的增加，持股進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沒有哪一個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這種股份的分散，實際就是所有權從控制權中分離出來。阿爾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們具有的知識也越多，這有利于知識的專門化，這會對企業帶來好處。如果管理集團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對管理者進行調整，因為在管理者之間也存在競爭。所有者對自己的利益不會無動于衷，他們總要爭取自己的利益。
總之，阿爾奇安認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著對價值后果的承擔已與決策者的有效控制分離，股東的財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對這一結論，阿爾奇安用現實中的現象來提供支撐。他說：“既然存在著公司所有權的不斷分散，我們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層管理者關注的股東們為什么還要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或許經理日益背離股東利益所加在股東頭上的損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優勢所抵補并且有余。這種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所有權確實不斷分散這一事實并不會支持這個一般論斷，即在這樣的情境中管理活動與股東利益缺乏一致性?！?/p>
阿爾奇安的結論是：在大的、所有權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員的行為和報酬的類型與小的、封閉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監督與更改權的費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導致這種公司里的股東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來說，這些效應會反映在預期行為中，從而會在初始資本投資的評估中或專業化轉讓股份的股票價格中反映出來。股東不會是得益較少者，他們的財富也不會缺少安全保證。阿爾奇安得出這一結論的理由是：企業是市場的替代物，不同之處在于，企業中存在一個長期的、一般的勞務契約，這個契約無須在每次更換勞務類型時不斷地重新談判。不能把企業作為單人運行的機構進行分析，并認為這個機構內不存在以市場為基礎的競爭，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忽略了競爭這一重要的因素。企業內部的彼此競爭、與其他企業的競爭表明，這些競爭活動的基本單位是個人，而不是一個將市場內部化了的機構，企業的高層管理部門執行篩選雇員、技術和新產品的建議等職能，如果都是由獨立的企業在外部進行時，很明顯就是市場的功能。但當這些職能在企業內執行時，競爭的市場力量就被掩蓋在表象背后，并經常被分析者錯誤地忽視。從行為分析的目的來說，比企業興衰更重要的是企業里個人的興衰。我們可把企業看做一個市場，企業里的個人都在進行競爭。一個企業能長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為在這個企業里是缺乏競爭。
在阿爾奇安的企業理論中，關于公司管理與產權的基本觀點可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公司股份的進一步分散，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并不意味著所有者的財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同時，所有者可對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進行調整，因為在管理者之間也存在競爭。二是傳統的個人產權、市場和競爭的理論仍然有效，在所有權分散的公司里，企業內部的管理者、企業之間的管理者都存在競爭，這種競爭同樣具有市場競爭的優勢，同樣會對公司的財富增長帶來好處。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并不會失去這種優勢。三是在不同的產權類型中，關鍵要看股東獲取利潤的權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權是否分散。在股東權利價值不能資本化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企業高成本轉移利潤的現象。如果在股東權利價值可以資本化的情況下，股東就具有關心潛在的資本價值效應的動力，經理也會具有關心資本價值效應的責任感。
三、兩種企業理論的比較
比較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他們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顯差別，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企業起源和性質的比較
在企業起源和性質問題上，馬克思從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工和協作這一角度來說明企業的起源，重點是以生產力發展為線索說明企業這一組織制度提高了生產效率，企業能做到這一點的原因是分工與協作創造生產力。其一，分工從生產專業化、工具專業化、操作專業化的角度提高了生產效率。企業可把為生產同一產品的各環節的分工集中起來，通過提高每一環節的效率來提高整個生產的效率。其二，協作從生產的整體性、系統性、聯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產綜合效率。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制度，眾多生產者的協作生產可完成靠個人的能力無法完成的工作，協作生產所形成的生產力，要大于單個生產者進行生產所形成的生產力總和。企業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進行生產活動，決定了它的基本性質是生產性。從這一性質看，企業與市場沒有直接關系，企業生產可獨立于市場而存在。因此，企業與市場之間不是取代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從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來研究企業的起源，他們把企業看作是一種與市場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業這一組織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明為什么要有企業的原因，科斯強調資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種方式。事實上，人們在經濟活動中也是采用多種方式來進行資源配置。把企業這一組織形式也看作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使人們對資源配置方式的認識視野更加開闊。市場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它對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的。企業是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通過企業內部的權威和行政決策來實現資源配置。因此，企業就其性質來說，是取代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的一種經濟組織。但這并不是說企業可完全取代市場，企業可以與市場并存。采用企業方式還是市場方式，關鍵要看哪一種方式更能節省交易費用，在不同的條件下，它們的交易費用是不同的。采用企業這一形式來組織生產，其特點在于它的生產有組織性、有計劃性，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可以節省交易費用。完全用市場這一無組織、無計劃的方式來組織生產是有缺陷的。要解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只研究市場問題還不夠，還必須研究企業制 度，原因在于企業制度對提高經濟活動效率有直接影響。
比較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起源的理論，它們的共同點是：論證了企業這一組織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產效率或經濟活動效率。不同點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從分工與協作的角度來說明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從企業這一資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場配置資源方式能節省交易費用的角度來進行論證。從共同點看，企業能提高生產和經濟活動的效率，因而必須開展對企業理論的研究。從不同點看，必須對企業進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論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企業問題。
比較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性質的理論，它們的共同點是：把企業性質界定為一種經濟組織。無論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界定企業的性質，還是從資源配置方式或從契約方式的角度來界定企業的性質，都認為企業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經濟組織。不同點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從企業內部關系的角度來界定企業性質，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生產組織，從生產性來界定企業的性質。新制度經濟學從企業外部關系的角度來界定企業性質，把企業看作是一個與市場具有同等地位的組織，從企業內部經濟活動具有的與市場經濟活動不同的特點這一角度來界定企業的性質，得出企業與市場是取代關系的結論。比較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性質的不同界定，能對企業的性質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認識。既要從生產角度來認識企業的性質，也要從資源配置角度來認識企業的性質，既要從企業內部生產的特點來認識企業，也要從企業與市場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企業的性質。這兩方面的結合，實際上也就是要求從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結合上來認識企業的性質。
(二)企業產權結構的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對企業產權結構的研究，其特點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企業產權結構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生產力發展，企業規模擴大，要求企業的產權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這一變化的趨勢是由單一產權結構向多元產權結構轉變。第二，企業產權結構的變化會使企業內部的產權關系出現復雜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財產權利中包含的各項權利出現分離。當企業實行法人制度后，財產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就更加徹底，財產所有者與實際使用者不僅不是一個主體，而且還具有多層次的關系，使整個產權關系涉及多個經濟主體。正是由于產權關系的復雜化，就會在企業出現委托關系。經理層成為企業委托關系的核心，它是連接財產所有者與實際使用者的中間環節。產權關系的這一變化，使所有者越來越成為單純的所有者，資本本身的職能也越來越與資本所有者分離，而由經理層來承擔。產權結構變化所產生的這一系列新問題及企業經理層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們高度注重和研究企業產權結構問題。
制度經濟學范文6
關鍵詞：現代大學制度；精英教育；大眾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038(2012)02-0016-05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第十三章四十條)和進行“現代大學制度改革試點(第二十一章六十七條)”，使這項改革被推向新一輪并廣受熱議?，F代大學制度建設，歸根到底在于為大學組織發展提供良好的內外部環境，更好地發揮大學的功能和職能，順應和服務于時代需要。從大學組織內部來說，直接為社會服務是大學繼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基本功能之后的現代轉型，從外部環境來說，市場經濟是大學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的天然背景。新的制度安排影響到已有的行為準則，因而產生了成本，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已經溢出了教育學范疇，也被納入到政治學和經濟學分析的范疇中來。
一、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價值取向
人力資本理論使得人們對教育的功能發生了觀念上的變革，人力資本投資成為現代國家、社會及個人的基本共識。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可以看做是對勞動者投資的一部分，提高勞動者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增加勞動的價值；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人的知識和能力成為社會生產和投資的一部分，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是國家財富積累的根本源泉。從世界大學發展史來看，近代大學在英國興起的時候，是英國成為領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國家；當十九世紀現代研究性大學在德國萌發的時候，是德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國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建立最好的高等教育體系的時候，世界就進入了所謂的“美國世紀”。高等教育作為知識創新、創新人才培養的基地，對美國科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80％；同時使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90年代勞動生產率比80年代高出一倍，1992～1997年勞動生產率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長，并且科學技術知識的增長占了美國生產率增長要素的80％。知識經濟的雛型首先在美國形成。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擴大高等教育參與成為社會民主平等的基本內容和特征之一。普通民眾逐漸把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資本積累作為一種所有權，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服務成了國家和政府的公共選擇。民主與平等是隨社會發展進程不斷提升的，并且總是通過權利表現出來，公共政策目標的社會利益，那就是建立基本的規則，以便人們能夠滿足其欲望并從事個人事務，實現政策行為的統治基礎和覆蓋范圍。平民參與高等教育的行動動搖了原有大學制度設計的基礎，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利于擴大他們經濟機會的參與，也提高了他們的社會福利水平?！皹嫿ìF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既不在‘現代’，也不在‘制度’，而在‘大學’二字上”。大學的生命在于人才培養，培育出“服務社會、引領社會”的人才。
大學教育是人們追求和實現生活理想的一種具體形式，也是人類對歷史進程和社會文明發達水平的自身審視。當高等教育從精英走向大眾，不再是上流階層擁有的特權和奢侈品，大學從社會邊緣進入到社會中心，完成了傳統大學到現代大學的轉變。通過培養人才服務社會是現代大學的應有之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現代大學的歷史使命，這是現代大學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也是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根基。
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內涵及特征
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大學的存在和運行要靠相應的制度來確定他們將做什么，怎么做，與外部世界怎么聯系，以及其活動行為的投入與產出等問題。在任何時候，經濟條件在決定制度交易的發生以及制度安排的出現過程中將起重要的作用。相比于早期的大學形態，現代大學的制度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精英模式向大眾模式轉變，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是最基本的時代特征；因此，它的制度建設也應賦予新的內涵，在擴大參與的基礎上提高大眾經濟機會能力，在市場競爭中保證公私立大學資源有效配置。
1 大學教育模式從精英走向大眾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中反映不同群體社會福利狀況的基本原理。在條件不變的條件下，如果不減少一些人的經濟福利。就不能改善另一些人的經濟福利，標志著社會經濟福利達到了最大化的狀態，實現了帕累托最優狀態：在條件不變的條件下，如果某一經濟變動改善了一些人的狀況，同時又不使一些人蒙受損失，這個變動就增進了社會福利，稱為帕累托改進。比如原來甲有一個蘋果，乙有一個梨，他們是否就是帕累托最優呢?取決于甲乙二人對蘋果和梨的喜歡程度，如果甲喜歡蘋果大于梨：乙喜歡梨大于蘋果，這樣就已經達到了最滿意的結果，也就已經是“帕累托最優”了：如果是甲喜歡梨大于蘋果：乙喜歡蘋果大于梨，甲乙之間可以進行交換，交換后的甲乙的效用都有所增加，這就是帕累托改進。
這里我們不妨用大學教育消費的埃奇沃思框圖來說明精英和大眾兩個群體教育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圖1)。在模型中，如果把不同的高等教育消費分為大學類型1和大學類型2，假設：①精英人物和普通大眾兩個階層主體都有權利接受不同大學類型的教育消費，并且在他們之間提供總量一定的教育服務配置；②橫軸表示大學類型1的教育服務供給量，縱軸表示大學類型2的教育服務供給量：大學教育服務的總量一定。兩者大學類型的教育服務總量等于精英人物的消費量和大眾人物的消費量。那么，在精英教育時代，精英人物對高等教育具有壟斷權。在圖1中的陰影部分分別代表大學教育服務在精英和大眾的分配狀況，顯然。精英人物得到的教育服務比普通大眾得到的要多得多：從精英到大眾的契約曲線上的任一點都是消費效率點，當大眾教育消費配置處于P1點時，也可以認為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消費達到了帕累托最優，這是在當時經濟社會條件下制度設計的理想結果；第二，高等教育服務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對精英人物和普通民眾的分配多少影響到他們的社會福利函數，當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程度提高之后，平民對大學教育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政府需要采取新的制度安排來保證他們的權利，也就是要進行制度創新以達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新的制度安排需要
更多地關注大眾的利益，促進教育資源配置從P1點所處的位置向Pn點所處的位置轉移，這樣的社會目標結果必然有利于改善大眾的經濟狀況。
2 大學資源配置方式從以計劃為主導到以市場為主導
市場經濟有兩個最本質的特征，其一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其二是實現充分競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主體不是政府而是企業和個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不是行政計劃而是市場調節。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就是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不但沒有任何一方受到損害，而且社會福利要盡可能實現最大化，社會發展要達到最佳狀態。在現實社會中，有許多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制度效率也是不一樣的。在這里，如果我們把大學看做是一種組織體時，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就是如何發揮大學的“制度性”經濟功能，通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服務來獲得更多更好的資源，從而提高大學的辦學效率。在同一個市場體系中，政府理應對公私立大學實施基本的資助政策、同等的制度安排和治理，從而有利于良性競爭。而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而使公立大學更好地走向市場，多渠道籌措資金，提高大學經營的生機與活力，國際上流行的公立高校民營化就是很好的證明。
同樣，我們以大學教育產出的埃奇沃思圖來說明市場中公私立大學資源配置的條件狀況(圖2)。假如市場中有兩個高等教育服務的生產競爭者：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兩種生產投入要素：資本和勞務，資本用X軸表示，勞務用Y軸表示；市場中的資本與勞務總量一定。那么，第一，從公立大學A到私立大學B有一條契約曲線，契約曲線上的每一點都是生產效率點；每一點都是一種投入要素的帕累托最優組合，因為對兩種生產要素組合進行重新配置不可能不引起大學教育產出品的減少；在契約曲線上有無數個生產效率點。第二，公立大學A和私立大學B都有一組表示對生產要素(資本和勞務)偏好的常規形狀的無差異曲線；A的無差異曲線為T1，T2，…，Tn，B的無差異曲線為S1，S2，…，Sn，則A、B各自的無差異曲線相切點為P1，P2，…，Pn，P點是帕累托有效點；在框圖中，還存在大量的Q1，Q2，…，Qn點，它們沒有位于契約曲線上，因而不具有最優生產效率，顯然是帕累托改進的對象。如果要實現Q點向P點的轉化，就要在市場體系中對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進行同樣的要素投入，提高要素組合效率是根本。
三、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困境
在市場經濟改革進程中，人們對大學的組織屬性界定不清，大學制度建設始終徘徊在原有體制之內，形成改革的“灰色地帶”。袁貴仁教授認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大學作為法人實體和辦學主體所應具有的權力和責任，主要表現為處理好大學內外部若干關系。這里所指的“若干關系”，主要表現為大學與政府、大學與市場、大學組織相互之間等。不妨對它們作相應的經濟學分析：
1 大學與政府的關系
一方面，國家和政府是大學的投資主體，也是大學的辦學主體和管理主體，大學就相當于政府的一個部門，根據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計劃，并且根據其所處的行政層次來配置相應的高等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國有壟斷格局提高了大學的交易成本，社會資源很難投入到該領域中來。在市場環境下，大學與政治、經濟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系”；政治代表權力資本，經濟代表貨幣資本，這樣兩種資本不斷介入大學，通過大學內部行政發生功能轉換，行政人員成為擁有該項功能的“轉換器”，大學行政權力便日益膨脹起來，不斷增加管理成本，大學的辦學效率低下。
2 大學與市場的關系
市場經濟使教育資源配置方式發生了變化，公立大學也要打破所有制的藩籬，不是象過去那樣單純依靠政府財政資助，而要靠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得資金和資源的投入。密西根大學是美國公立大學，也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學。2009年學校財政收入包括經營性收入和非經營性收入兩種(醫學院除外)，其中經營性收入占75％，非經營性收入占25％；經營性收入中凈學費收入占30％，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競爭性撥款占28％；非經營性收入州政府教學常規撥款占14％；其它收入包括教育產品和服務、附屬企業和捐贈等收入比例占28％。在學校整個經濟結構比例中，財政撥款、學費收入和其它自主收入呈“三足鼎立”之勢，而國內大學經費中財政撥款和學費凸顯“兩極化”，學校自主收入比例極低，與國外高校相差甚遠。
3 大學與大學的關系
由于經費嚴重依賴于財政投入，大學辦學不是為了滿足和適應不同層次、類型多樣的主體需要，而是面向政府。地方高校向中央高校看齊，?？茖W校向綜合性大學看齊，教學型大學向研究型大學看齊，民辦大學向公辦大學看齊。在整個高等教育生態系統中，各類大學組成的生態鏈不是“同生共長”，而是“相互殘殺”。另外，政府對大學進行財政補貼，是因為高等教育服務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而與公私立之分的大學形態無關。在我國，政府總是難以突破所有權與管理權的情結，對民辦大學脫離不了所有權歧視，至今沒有給予財政直接資助。總而言之，1998年頒布的我國《高等教育法》第11條規定：高等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可是，法律上的規定與實際操作并不是同一回事。
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與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關系尚未理清。契合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辦學體制和投資體制也做出相應的改革。高等教育采取以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投資辦學，分開管理的思路，也就是從原來的“兩級辦學、兩級管理、兩級撥款”轉變到今天的“三級辦學、兩級管理、三級撥款”。在精英大學系統向大眾大學系統的轉變過程中，少部分辦學效益高的大學劃歸中央政府投資，部分中等效益的大學劃歸省級政府投資，大部分效益較低的大學劃歸地市級政府投資。從政府財政能力看，中央政府最強，省級政府次之，地市級政府最弱；從大學收取的學費看，各類大學之間并沒有顯著的差異。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使各級政府間對高等教育資源的投入有所改善，大學與政府主體間的責任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順。但不可否認的是，政府作為大學舉辦者、管理者和投資者的主體地位和身份并沒有根本改變，大學經費投入只不過從政府財政“左邊的口袋”轉向“右邊的口袋”：地方高校擴大了絕大部分普通民眾的高等教育機會參與，但財政經費的保障卻最為薄弱：在社會貧富分化中，我國不同經濟水平的社會群體與大學教育機會具有強弱對應關系，大學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被弱化；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經濟后發展地區，由于財政投入得不到保障，部分地方高校辦學經費變得嚴重不足。
四、結語
如果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通過賦予企業自而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促進了經濟持續高速地增長；那么，現代大學制度建
設目的和歸宿，最終需要通過培養人才和服務社會服務民眾等活動來實現。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公共財政體制轉軌逐步擴大了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帶來高等教育事業的興盛。但是，這種看似繁榮的背后其實掩蓋不了諸多大學人難以回答的問題：現有的大學制度是不是現代大學制度?成熟的現代大學制度面相如何?現代大學制度與一流大學建設究竟是什么關系?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匱乏昭示著我國大學制度建設的缺失，從根本上說，也就是構建現代大學制度的良好內外部環境遠遠沒有形成。某種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成功，關鍵在于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摸著石頭過河”，在吸收外來經驗的基礎上，通過自主漸進式發展形成獨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借鑒此思想，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也必須要堅持走自己的路。――我們不能隨意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子逛公園一樣，從一堆灌木叢中摘一朵花，再從另一堆中摘一些葉子，然后指望將這些采集的東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會擁有一棵有生命的植物。同首先，政府財政對民辦高校進行適當的投入，保證公辦大學與民辦大學在市場中的平等地位，促進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其次，政府應該減少對大學的直接干預，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社會辦學資本；再次，大學培植“自生”能力，提升自主經營水平，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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