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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順差范文1
但是中國的人口結構不是正常穩定的狀態。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一波嬰兒潮，人口增長率維持在20%～30%的水平，但到了70年代，又由于計劃生育政策而出現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了8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陸續步入成年，不可避免地帶來又一波嬰兒潮，人口增長率維持在15%左右的水平。兩波嬰兒潮，尤其是60年代的嬰兒潮，推動了中國人口結構的巨變。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不斷攀升，到2004年，一度達到了72%。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增加，意味著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相對下降。中國少兒撫養比遠低于正常水平，整體呈現出顯著的青壯年特征。如果坐歐美航班，你可以發現，機上的空乘人員很少有“空姐”，基本都是些“空嫂”、“空婆婆”。但中國的飛機上不僅是大把的“空姐”，而且還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漂亮的“空姐”。各大火車站，人頭攢動，好不壯觀。上車的時候，把人擠出一身大汗。這些擠車的人，不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就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在這些年齡層次上中國人口之龐大，每一個人都有切身體會。
像我這樣的“60后”，哪里敢不儲蓄？不僅要儲蓄，還要大規模儲蓄。我們的孩子，將來少則贍養4個、多則贍養6～10個老人，指望他們給我們養老也很不現實。在未來，年輕勞力光是照顧老人恐怕都不夠，勞動力的費用因此也會非常昂貴。這使得現在的青壯年必須壓縮眼前消費，大幅儲蓄，留待未來。中國社會必然在整體上呈現儲蓄大于投資的局面。作為國家整體，儲蓄大于投資則表現為貿易順差。生產100斤土豆，自己只吃50斤土豆，其余50斤要儲蓄起來以備將來養老。但是這50斤土豆又必須在市場上實現其銷售價值，否則再生產就不能實現循環。這50斤土豆便需要外國人來購買，這就表現為我們的外貿順差。在這段時期內，中國經濟是不可能靠自身維持充分就業下的均衡增長的；沒有國際貿易順差，中國經濟不可能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的。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濟一直處在這樣的時期，而現在，中國經濟仍然處在這樣的時期。
不可否認，中國的國際貿易順差有政策扭曲所致的成分，可能成分還不小。例如，由于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所有，這就剝奪了老百姓的資產性收入，老百姓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增長，勢必產生消費壓抑。又如，由于國有經濟比重高、政府介入具體經濟活動深，經濟軟預算約束嚴重，投資沖動等原因，也產生消費壓抑。因為這兩個方面產生的消費壓抑，中國會出現高儲蓄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沒有政策扭曲的因素，中國仍然會是一個高儲蓄的國家。
這是一個享受巨大人口紅利、呈顯著青壯年特征的國家在進行儲蓄。儲蓄，是為了應對未來老齡化的到來。中國獲得了貿易順差，這些順差又被用做國外投資，投資收益可以為我們在老齡化時代支付貿易逆差。當然，有了貿易順差，不意味著我們就能用好貿易順差，投資并不總是賺錢的。但誰來使用，如何使用貿易順差，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因為我們使用不好貿易順差，就說貿易順差不好。我們擁有的是眾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儲藏的，今天人口是資產，可以創造收入，五十年過后，同樣的人口還是資產嗎？還能創造收入嗎？人力不能儲藏，于是人們趁年輕努力工作，生產產品和勞務，然后出口一部分產品和勞務換得收入儲蓄在那里，以備將來養老之用。出口、貿易順差，這是人們在用一個迂回的辦法儲藏青春、儲藏勞力。這是高級智慧，怎可以指責？一個人儲蓄可能不理性，十三億人怎能都不理性？今天，我們享受人口紅利愈大；未來，老齡化問題也會愈嚴重。那個時候，我們的消費率自然會上升，儲蓄率自然會下降，經濟的儲蓄就會小于投資，貿易收支一定會呈現逆差的。
也不否認，過去中國大量的外貿順差與西方國家貨幣超發、赤字財政，高工資、高福利，透支未來是有關系的。今天，整個世界都在結構調整，因此中國的出口再也不可能出現過去那樣28%的增長了。中國將不得不調整結構，從更多地依靠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到依靠出口、投資和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特別是依靠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上來。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出口和貿易順差對于中國經濟來說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筆者并非重商主義的信徒，更不是葛朗臺式的守財奴，但卻反對簡單的平衡國際收支的主張和簡單的平衡貿易收支的主張。尤其反對的，是用匯率來平衡中國的國際收支和貿易收支。匯率不是決定一國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重要的是實際匯率，而不是名義匯率。實際匯率短期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但是不可能是長期低估的。那些將一國出口控制在GDP的4%以內的主張，尤其是用匯率將一國出口控制在GDP的4%以內的主張，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平衡國際收支并不是匯率應有的職能，非要把它拿出來作為平衡國際收支的工具，它也是無法勝任的。進一步說，什么是國際收支平衡？是每年平衡，還是十年平衡？又或者是三十年平衡？一個人當然不能永遠負債，也不會永遠靠借別人的錢生活，但預算的平衡可以不必局限于特定年份，而是可以以一生的長度來考慮。一個國家，國際收支的平衡問題也要在更寬泛的視野里來看待。不是要否定國際經濟學中各種要求平衡的恒等式，而是這些恒等式并沒有考慮經濟現實中作為起點的不平衡。教科書強調國際收支平衡，但教科書不是為人炸式增長，而后又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而寫的。中國的人口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從五六億一躍而增加到十三億，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不平衡。中國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卻只占有遠低于世界五分之一的資源，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不平衡。起點不平衡，終點怎么可以平衡？那樣的平衡本質上豈不反而是不平衡了？
貿易順差范文2
當前，在關于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減少中國的外貿順差的作用的討論中，一個似乎是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減少中國的外貿順差的作用有限。
這個觀點的一個重要的論據是，中國絕大部分的外貿順差是加工貿易帶來的，而匯率升值對減少加工貿易順差無能為力。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頗值得商榷。
所謂加工貿易，是海關當局為了關稅征管的方便而創造出的一個概念。它通常指這樣一種貿易活動：中國進口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通過利用充裕和廉價的勞動力，把它們加工成最終產品，再出口到國外市場，即所謂的“兩頭在外”。
正是反映了中國通過此類貿易對世界市場的巨大影響，中國也常常被稱為“全世界的組裝加工廠”。與加工貿易相對應的是一般貿易，這通常是指出口產品的大部分是中國本土生產的，而不僅僅是對進口品進行的簡單組裝加工。
在純粹的加工貿易中，生產所需（除勞動力）的投入靠進口，產成品全部用于出口。在國際市場（以美元計價）的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的進口品和出口品的國際市場（以美元計價）的價格沒有影響。惟一的不利影響是，以美元計算的勞動力成本增加了，從而會侵蝕利潤。但是，鑒于加工貿易的特點是，勞動力只占全部投入成本的一小部分，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升值的對加工貿易的影響會很有限。
當論及人民幣升值對減少中國外貿順差的作用時，人們腦海里出現的往往就是上面所描繪的這幅中國作為“全世界的組裝加工廠”的圖畫。然而，這已經越來越不能準確地反映中國近幾年貿易發展的實際狀況。盡管海關統計中仍然保留著加工貿易這一類別，中國的加工貿易的內涵在近幾年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所謂的加工貿易正在 “一般貿易化”，和一般貿易之間的界限已經趨于模糊。從事加工貿易的出口企業已經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本土購買（而不是通過進口）各類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
統計數據表明，近幾年，雖然加工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大致穩定在50％的水平，但加工貿易進口占總進口的比例卻從50％大幅度下降到40％左右。同時，出口的增長速度也罕見地大幅度超過進口的增長速度。
從雙邊貿易平衡看，一方面，中國對美國和歐洲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另一方面，中國對亞洲的貿易赤字卻在相對減少。這些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加工貿易項下的進口的增長明顯放緩。而此前，很多這些進口正是來自亞洲地區。
自2004年以來，中國外貿順差的大幅度增加，相當大程度上,正是反映了發生在加工貿易上的這些深刻變化。有一些分析人士把這一變化歸咎于隱藏在貿易項下的受人民幣升值預期驅使的“熱錢”的流入，從而是一個短期現象。但事實正在而且終將證明這一觀點是不成立的。
加工貿易的“一般貿易化”,毫無疑問與當前人民幣匯率水平有很大關系。從事加工貿易的廠商之所以放棄進口而選擇從中國本土采購原材料和機器設備，因為這樣做會節約成本，在商業上更劃算。加工貿易的投資者雖然做的是直接投資，實質上也是一種跨境的套利投資行為。投資者最初來中國從事加工貿易有關的生產活動，他們看中的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然而，當他們認識到，在中國，不僅僅是勞動力，其他的生產要素也比別的國家和地區便宜時，他們就會相應地減少進口，而更多地使用中國本土制造的產品。
在國際經濟的大環境里，如果在投資者們看來，一個國家各種的生產要素都顯得比較便宜時，那么該國的匯率十有八九被低估了。在本質上，加工貿易的“一般貿易化”就是進口替代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如果匯率被低估，就會鼓勵進口替代。這種傾向在進口投入含量大的加工貿易中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如果仍沿用十幾年以前的概念而靜態地看待加工貿易，就會傾向于低估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減少貿易順差的作用。加工貿易的投入采購鏈向國內市場的不斷延伸，從而導致加工貿易項下順差的大量出現，正是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具體反映。反過來，讓人民幣匯率升值，應該能有效地減少這一部分的外貿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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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近些年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大幅增長的現實，對其走勢進行了理論分析，指出了當前我國貿易順差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諸多影響。探討了巨額貿易順差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潛在危險，著重提出了該如何應對的措施建議。
關鍵詞：對外貿易;順差;經濟
一、我國外貿長期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是中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的重要原因
在1990年代，開始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工業化國家。中國經濟已經形成了基本的開放姿態，很自然地融入全球產業轉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加之國內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和日益完善的法律環境，中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跳外商投資企業為主體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成為貿易順差最大的驅動力。
（二）一些發達國家對向中國技術出口多重限制
進一步擴大中國的貿易順差。按照自由貿易基于比較優勢的原則，中國在海外的主要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原材料進口需求較大。但是一些發達國家，例如國家安全為借口，對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高科技設備施加種種限制。協調委員會解散后，控制策略不僅對中國的出口，一些國家不放松，加強，這將增加雙邊貿易失衡。
二、貿易順差對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
（一）貿易摩擦增加
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對我國及主要貿易順差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摩擦迅速增加。中國的貿易順差已經“三個集中”的特點，但我國產生貿易摩擦的主要來源和正式的貿易順差“三個集中”。 2005年，我國共有18個國家或地區發起了“雙方保護”調查63例，金額21億美元，包括歐洲聯盟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數量的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兩國（或地區），金額為14.8億美元，約占總數的70%，而在歐洲和美國嚴厲的反傾銷規則適用。
（二）惡化貿易條件
中國目前的對外貿易戰略集中在出口或貿易順差。當評估地方政府的性能，通常在貿易順差規模，出口規模的措施。在這樣的評價標準，當地政府正致力于做一切可能使企業出口一千，由于我們的出口市場相對集中，正在爭奪出口市場，許多企業通過低價活動，通常導致出口價格的下降，而進口價格沒有明顯的方式。主要是由于貨物貿易結構不合理，貿易順差的主要力量還是紡織、縫紉、皮革制品行業、食品、建筑材料和其他非金屬礦產等等，這些基本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勞動技術密集型產業，附加值較低。今天仍然占了超過一半的出口加工貿易出口加工貿易所占比例不高，因此對國家財富的增長的貢獻是相當有限的。
（三）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是用犧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代價來換取貿易順差。從我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看，盡管我國近年來出口商品結構有了明顯改善，其突出的表現就是機電產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的大幅度上升。機電產品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2000年僅為42%，而2005年則上升至56%。但是，這些出口機電產品相當部分都是外商投資企業從國外進口中間產品，在中國組裝后再出口。從這一進一出中，中國所獲得的只是少量的加工組裝費，但卻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給我國帶來了更嚴重的環境污染。另外，我國出口主要產品中，相當部分是資源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有不少是使用落后設備生產出來的低附加值產品，這些出口產品不僅造成資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費，同時也加劇了環境污染。從總體上看，資源的粗放型使用及環境質量的惡化顯然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極為不利。
三、完善貿易順差對我國經濟帶來影響的對策
（一）調整貿易結構
合理的進口不僅有助于提高國家福利，幫助，發揮后發優勢，也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逐步消除進口損害經濟增長，減少就業和傳統的外匯儲備，將自1994年以來保持多年的外貿盈余目標到對外貿易平衡。從長期趨勢看，國家利益的實現依賴于動態平衡的導入和導出。因此，考慮到我們的資源條件、市場規模等因素，產業結構和經濟體系，方便的對外貿易戰略傳統出口面向平衡，逐步放寬進口限制，放寬進口政策，它是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也將成為政策刺激國內經濟的增長來源。
國家應該繼續在資金、稅收優惠政策、投資環境、批準手續和海關手續，等高新技術企業給予支持和傾斜，促進戰略的實施振興貿易通過科學和技術，提高研究和開發，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通過產業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實現從貿易大國的貿易國家的轉變。
（二）轉變貿易增長方式
目前，世界服務貿易與世界貨物貿易相比，前者為后者的20%以上，而2004年中國的服務貿易僅是貨物貿易的9%。美國貨物貿易長期巨額逆差，但服務貿易競爭力強，是世界最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國，1998年服務貿易順差曾高達976億美元，近年來雖有所減少，但仍保持在600億美元以上。所以，我國應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高其競爭力。
世界經濟發展實踐表明，服務貿易的主要驅動力之一，現代經濟的發展，服務貿易外匯收入的發展，對世界。提高自己的地位在國際經貿往來中，減少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減少污染，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途徑。服務出口涉及行業更多的同時，和類型在勞動密集型或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因此，就業效應。和服務是不容易受到貿易壁壘的條件。
（三）調整人民幣匯率
在管理的基礎上穩妥改革，實現人民幣逐步升值。其關鍵是要處理好人民幣升值與調整結構和轉變內需主導型發展模式的關系。從實施步驟上講，調整結構和發展內需應先行一步，而調整匯率不能一步到位，原則上以不影響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為前提。
增強企業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抵御風險的能力。首先，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其更好地應對國際政治、經濟、貿易、投資等環境的變化。其次，加強金融培訓，使出口企業逐漸適應更靈活的匯率機制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強企業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抵御風險的能力，學會利用匯率工具來控制和對沖外匯風險，建立外向型企業的匯率風險防范機制。最后，建立外向型企業的匯率風險防范機制，加強對金融衍生工具的應用，降低企業在浮動匯率制度下的經營風險。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該調整當今傳統的外貿政策、轉變我國傳統的外貿戰略。本文提出的具體對策建議是：要優化進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適時的調整外向型發展模式;發展我國的內需主導型經濟;同時調整人民幣匯率并合理引導外匯儲備的使用;提高勞動成本和環保成本;妥善處理貿易摩擦，改善貿易環境，為企業出口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便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史瑛.貿易順差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與對策 [J].國際經貿， 2010（17）.
貿易順差范文4
在人民幣加入SDR之后，匯率出現了持續的貶值。從短期角度來看，有美元流動性緊縮預期和美元自身走強的因素。而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結構性失衡問題依然在暴露，跨境資本流動仍在糾正這種不平衡，并反映在價格也就是匯率上。
如果對貶值后的好處視而不見，卻放大貶值帶來的恐慌情緒，那就是選擇性偏見了。從“8?11”匯改以來，中國出現了兩個情況，一是資本流出越來越明顯，外匯儲備已經減少了約8000億美元；二是貿易條件開始改善，看中國貿易差額三個月的移動平均值在400-600億美元，是近十年來的最高水平。
中國是大的對外凈債權國，在全球流動性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人民幣具有成為全球避險貨幣的潛力，關鍵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開放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
全球流動性拐點之爭
在最近的一個多月內，相對于印度、泰國、韓國等股市股市，A股已經算堅挺了。
觀察這些亞洲國家的貨幣，近期普遍出現明顯的貶值，海通證券統計近兩月除了印度盧比保持穩定以外，其他貨幣例如新加坡元最近兩月貶值約4%，韓幣貶值約3.5%，泰銖貶值約3%，馬幣貶值約5%，而離岸人民幣貶值約2%。
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姜超認為，貶值未必是新興市場的貨幣集體出了問題，也可能是美元的問題。最近兩個月，美元指數異常強勁，累計升值幅度約4%，可以解釋新興市場出現的情況。
從歐元區來看，德國10年期國債利率已經從8月初最低約-0.2%轉正至0.01%，法國10年期國債利率從8月初最低的0.1%升至0.3%。日本10年期國債利率在7月底最低時接近-0.3%，而目前已經回到了0左右。歐洲和日本央行的寬松政策給市場帶來的刺激似乎也走到了盡頭。
為何美日歐的貨幣政策同時出現收緊的變化？姜超認為，從美國來說，是央行挽救信譽的問題。如果美聯儲喊了一年要加息，但是一年下來一次息都不加，那么對美聯儲的信譽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損害，市場將對美聯儲的言論無所適從。由于11月的議息會議恰逢美國大選，因而市場目前篤定了11月不會加息，但是12月肯定會加息。
而對于歐洲央行來說，退出QE、適當提高長期國債收益率，以增加銀行的盈利能力，就成為德國政府的理性選擇，因而在德國央行主導下的歐央行存在逐步退出QE的動力。
但更大的問題是QE本身作用已到強弩之末。
“貨幣政策是次貸危機以來持續被運用、不斷被創新、從未被超越的刺激工具，但隨著政策空間受限與負面效應逐步顯現，反對或反思聲音開始逐步上升。綜合來看，我們可能已經處在一個全球流動性的拐點上。”國泰君安首席宏觀分析師熊義明說。
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在結構性錯配
除了短期內對于美元流動性變化的預期之外，我們或許更應當關注中國自身對外金融資產的長期結構問題，這對人民幣匯率有更深刻的影響。與國際收支反映流量不同，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的統計反映了存量變化。中國是利用外資大國也是資本輸出大國，此外，中國還是僅次于日本和德國的世界第三大凈債權國。
輿論在觀察人民幣外匯市場風險一直盯著外匯儲備總量、人民幣匯率等因素，關于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引起外匯儲備減少的擔憂始終存在。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則對《證券市場周刊》記者指出，目前中國對外負債風險有限，外匯儲備的減少并沒有影響中國對外支付的能力。換言之，國際收支的總量問題風險可控。
在對外支付方面，截止2016年二季度末，中國本外幣短期外債償付能力為3.7倍，比2015年一季度末為3.2倍還有所上升，進口支付能力為24.0個月，也好于2014年底為23.5個月，遠高于相關指標的國際警戒標準。
此外，中國的對外負債也風險可控?！爸袊鴮ν庳搨酝鈦碇苯油顿Y為主，短債償付能力較強，貨幣錯配風險降低。”管濤對本刊記者稱。
但管濤同時指出，中國當前面臨的另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在結構性錯配，二是金融開放程度依然偏低。
“結構性錯配總的來說又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管濤說，“第一是資產在政府而負債在民間的部門失衡，第二是低收益資產和高收益負債的成本收益失衡?！?/p>
政府部門的外匯資產體現為儲備資產，其規模要遠高于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因此，有相當規模的非儲備性質的凈頭寸體現為民間凈負債。這種錯配在2014年末達到歷史高峰，儲備資產接近4萬億美元，而民間凈負債超過了2萬億美元。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之后，市場往往會很緊張；一個相反的例子是，日本民間部門是對外凈債權，因此當出現日元升值時，時常會很緊張。不過在2015年匯改之后，隨著民間部門外債償還，這一錯配已經有所收斂。
2009年以來，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資產占比逐年上升，從不到30%增至2015年的45%。同時，非直投性質的金融負債占比也逐年上升，從約32%上升至2014年的46%，但2015年降至38%左右。“中國對外凈債權但投資收益長期為負，利用外資成本高但對外投資收益低，外匯資源使用效率不高。”管濤說。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對外凈頭寸始終維持在1.5萬億美元至2萬億美元之間，但投資收益卻一直為負，大體上是每年200至800億美元的虧損。管濤統計的另外一組數據顯示，從2004至2011年，中國對外投資收益率為3.4%，雖然高于其他主要經濟體，但是差距基本上不到一個百分點；然而外來投資收益率上，中國高達6.6%，明顯高于其他經濟體能給外資提供的回報率。
經過這幾年全球量化寬松，發達經濟體給外資提供的回報率越來越低，而中國依然能夠維持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管濤以“（對外金融資產+對外金融負債）/GDP”作為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金融對外開放程度，2015年末，中國該比例為103%，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如英國（1070%），德國（472%），日本（312%），美國（299%），也低于巴西（412%）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即使是韓國這樣的經濟體也達到（156%）。這從側面也說明，一個國家的金融對外開放程度不一定和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更反映了市場環境和政策取向。
擴大人民幣對外舉債，抑制無風險套利活動
加入SDR令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打開了一扇大門，市場期待這一標志性事件之后人民幣國際使用能取得長足進步?！疤貏e是用人民幣舉債?！惫軡f。
關于人民幣貶值，更多的關注在于對提升出口的作用，但在管濤看來，除了結算功能之外，融資功能還間接改善了中國國際收支統計中的對外負債。根據管濤的估算，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按期間平均匯率折算，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減少了1861億美元，但如果按期末時點匯率折算則減少2437億美元，估值效應占到約24%。
“美元貶值是美國享受到美元作為國際貨幣轉嫁債務負擔好處的方式。中國雖然不刻意追求這一效果，但是從2015年以來，由于市場環境的變化，中國客觀上開始享受這種‘暗物質’帶來的好處?！惫軡f。
中國對外凈資產不低但民間資本輸出較少。確立了民間的對外投資主體地位，才能實現國際收支的自主性平衡。“貿易順差、資本流出是中國合意的國際收支平衡結構，擴大民間資本輸出渠道是大勢所趨。”管濤說。
他進一步稱，民間資本流出并不一定意味著本幣必然會貶值，市場需要糾正這一印象?！熬腿缤绹琴Q易逆差和資本流入，但是美元的升貶值不能用這兩個因素簡單解釋。”
然而，民間對外資產配置還有較大空間，但是短期速度過快也不好，特別是無風險套利活動如果過于活躍，會給本幣帶來壓力。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M2已經從2009年的28%降至2016年8月份的14%，尤其是2015年以來下降了約7個百分點。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二季度，中國外匯儲備余額減少4887億美元，其中交易引起的外匯儲備資產減少4394億美元。
貿易順差范文5
當前我國貿易順差的發展態勢及其影響
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保持適度的貿易順差對于促進國內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有利于防止大規模資金流出對本幣幣值穩定的威脅有利于保證外債還本付息和支付外資分紅、股本收益，確保經常項目收支平衡；有利于增強出口部門吸納就業能力；有利于獲得外匯資源，提高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推動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國內產業升級，等等。
同時也應當看到，當前我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高，使進出口貿易逐漸出現“失衡”傾向，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和我國經濟運行的難點。國際上通常以順、逆差占貿易總額的比重來表示“貿易不平衡度”，只要該比重控制在10％以內，即意味著一國貿易基本平衡。依據該標準，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占當年貿易總額的比重已達10.1％，開始觸及貿易不平衡的邊緣。更為嚴峻的是，我國貿易順差自2005年以來一直保持著快速增長的勢頭，2005年達到1020億美元的歷史高位，2D06年躍升至1775億美元，而2007年僅1至4月份已達633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了87.9‰如果按這一幅度增長下去，預計2007年全年貿易順差將達2000億美元之巨。
巨額貿易順差及其快速增長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現實問題和潛在風險一是貿易順差過于集中于美歐，導致貿易摩擦頻發。2006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了83起貿易摩擦案件，主要為美歐發起。為了應對貿易逆差，除了采取反傾銷、保障和特保調查等措施以外，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已開始在隱蔽性更強的反補貼領域開辟第二戰場。二是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巨額貿易順差意味著國民儲蓄大于投資，也意味著大量經濟資源為他國所用。國內消費、投資相對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國居民的福利，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三是促使貨幣流動性過剩，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巨額貿易順差推動了經常項目順差過快增長，導致央行外匯占款增加，加劇國內貨幣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市場泡沫增長。四是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由于對美貿易順差快速增長，美國政治利益集團將目標鎖定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對我國的貨幣自橫加干涉，并開始直接采取保護性的貿易措施。
可見，巨額貿易順差及其快速增長已遠不只是加劇美歐與我國的貿易摩擦那么簡單，而是真正對我國自身經濟發展構成了威脅。因此，我們必須站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維護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的高度來認識和應對貿易順差問題。
巨額貿易順差及其快速增長的成因分析
產品國際競爭力、國內需求、國際環境、產業狀況、外貿結構等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產品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升拓寬了出口市場。近年來，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這是造成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固然有生產技術進步和產品質量提高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依賴低廉的出口價格。這種低廉的出口價格是由于部分犧牲勞動者和社會利益，或讓渡政府利益而造成的。首先，勞動力價格較低。據統計，2004年我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0.75美元／小時，而同期美國和日本則達到21.97和21.54美元／小時，分別相當于我國的29倍和28.7倍。近兩年我國勞動力價格雖有一定提升，但仍然十分有限。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一方面降低了產品成本，推動了出口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其次，社會承擔了環境成本。龐大的制造業帶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環境污染。企業在獲取利益的同時，卻將本應承擔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轉嫁給了社會。例如，僅2005年廣東省在環保方面就投入資金534.8億元，占當年該省GDP的2.5％。再次，諸多隱性出口優惠。長期以來，許多地方政府以各種政策優惠作為促進出口和吸引外資的重要手段，包括稅收優惠、土地優先供給、出口補貼、出口獎勵、認證補貼、展洽會攤位費補貼、出口產品研發貸款貼息、出口信用保險補貼等等。這些優惠政策大大刺激了企業的出口欲望。
第二，國內需求長期相對不足增加了出口壓力。與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較高增速相比，我國居民消費市場卻一直趨于平淡，缺乏充分活力和持續熱點。勞動者特別是廣大農民工的收入偏低，居高不下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費用，廣大農民及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會保障缺失等都制約著居民消費欲望，造就著結構性的內需不足，從而不僅抑制了進口增長，也迫使企業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市場，這是造成順差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成功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促進了出口增長。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國經濟開始加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入世不僅使我國的商業和法律規則與WT0規則更快接軌，而且使世界對我國未來的經濟體制、經濟政策和經濟增長有了明確的預期，進一步提升了向我國投資和進行產業轉移的信心。這種信心與我國招商引資的鼓勵政策相契合，大大加快了全球制造業向我國轉移的步伐，逐漸鞏固了我國作為部分重要工業品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這種“世界工廠”角色的確立和鞏固，一方面替代了部分進口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市場有限，也增強了企業的出口訴求。
第四，特殊的外貿結構帶來了高額順差。我國外貿結構比較特殊，加工貿易占據了外貿總額的半壁江山。加工貿易作為一種增值的貿易形式，必然帶來大量的貿易順差。以2006年為例，當年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超過8000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的48.6％，帶來順差1889億美元，成為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
此外，美歐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國內產品對進口的替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國貿易順差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長。
調整貿易順差應堅持四個原則
鑒于貿易順差過高且增長過快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實質威脅，進行調整已是勢在必行。但調整貿易順差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貿易順差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是一個國際關系問題。這個命題與現實中國的很多深層次的疑難問題糾結在一起，實際操作遠比理論推演更為復雜而困難。
調整貿易順差首先要正確認識貿
易順差。如上所述，我國貿易順差過高且增長過快主要是由產品國際競爭力強、國內需求相對不足、積極利用外資政策、國際產業轉移和特殊的外貿結構等長期性、結構性因素決定的。因此，貿易順差將在較高的水平上長期存在，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們既要高度重視貿易順差問題帶來的外部失衡和內部影響，也要正確認識到貿易順差的客觀必然性。目前看，寄希望短期內將貿易順差一步調整到位恐怕還不大現實。
更重要的是，我們出臺任何經濟政策，不僅要著眼于解決現實的、直接的問題，更需要認清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并從戰略高度、長遠角度加以研究和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促進經濟增長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矛盾，以及占人口相當比例的低收入群體需求不足和擴大內需之間的矛盾。因此，調整貿易順差就不能僅僅只關注平衡國際收支這個直接目標，還要有效兼顧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等長遠目標和任務。
首先，促進經濟增長仍是我國現階段主要目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GDP連續六年保持了10％左右的高增長，經濟總量不斷擴大，世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但是應當看到，我國目前仍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依然較低，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我們要在2020年左右建設較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必須堅持不懈地發展經濟。長期以來，外貿經濟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06年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高達65‰與此同時，國內需求則長期相對不足，拉動并重振內需任重而道遠。因此，調整貿易順差，必須充分考慮對外貿領域乃至經濟整體運行的沖擊，防止因調整力度過大、涉及面過廣可能導致的生產消退，從而影響經濟持續增長。
其次，提高居民收入是我國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低收入群體需求不足和擴大內需之間的矛盾。二戰后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不到20年，但其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工資增幅每年超過美國70‰工資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便趕上了美國，很快進入了富裕國家的行列。相形之下，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而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卻長期低于人均GDP增速，農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并不樂觀。因此，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強其消費能力、擴大國內需求已成為我國當前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調整貿易順差必須對此予以兼顧。
再次，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的主要關注點之一。“充分就業”既是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也是我國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不僅涉及“人口紅利”的充分運用，更關乎社會穩定與和諧。當前我國城鎮人口的登記失業率已超過4‰再加上近一億農村隱性失業人口，我國的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促進就業仍是政府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之一。長期以來，外貿企業在解決勞動力就業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2005年僅東莞市的外貿企業就解決了近500萬外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因此，調整貿易順差，必須考慮外貿領域的促進就業作用，不能對外貿企業的吸納就業能力產生過大影響。
政策調控需要對癥下藥，切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造成政策效用的互相抵消，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調整貿易順差必須協調處理各個目標和任務之間的關系，在各個目標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有限資源的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福利，推動經濟健康平穩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綜上考慮，我們認為，調整貿易順差應當堅持以下四個原則：
一是系統原則。調整貿易順差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能幻想采取簡單方式在短期內“畢其攻于一役”，也不能依靠一個部門單打獨斗，必須全面照應、系統應對。要綜合考慮主要目標與次要目標，統籌兼顧短期效應、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有效整合各個部門、各種力量，綜合運用長期戰略和及時戰術進行綜合治理。
二是平衡原則。調整貿易順差涉及復雜的利益關系，必須堅持平衡協調的理念。應充分考慮我國和外國、整體與局部、眼前與長遠等多種利益，顧及外貿結構優化、環境污染治理等多領域發展，實現調整貿易順差與其他目標的共贏。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經濟尚不發達、居民收入相對較低、促進就業壓力仍然較大的形勢下，尤其要注意協調處理好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提高勞動者收入之間的關系。
三是區分原則。調整貿易順差涉及眾多行業和企業，必須秉持區別對待的態度，不能“一刀切”。要結合優化產業結構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采取“有保有壓”的策略對于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業或企業，要繼續鼓勵其出口；對于資源密集、污染嚴重、附加值低的行業或企業，要合理限制甚至禁止其出口。
四是穩定原則。調整貿易順差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考慮到社會、企業的承受能力，有計劃、有步驟、漸進地推行調整措施，避免大范圍、急風暴雨式的政策調整，確保平穩過渡。出臺的調整措施要保持相對穩定性，避免朝令夕改。
調整貿易順差的對策建議
調整貿易順差實際上面臨著短期和長期任務首先，要迅速采取有效的及時性應對舉措，在短期內有效遏制或延緩貿易順差快速增長的趨勢更為重要的是，以調整貿易順差為契機，實施長期治理戰略，解決造成貿易順差問題的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排除貿易順差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威脅。為此，綜合考慮系統治理、平衡協調、區分對待、平穩過渡的原則，我們認為下列措施應屬適當。
在及時性戰術層面，主要從合理限制出口、積極擴大進口兩方面入手：
一方面，合理限制出口數量。一是加快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縮小退稅商品范圍，調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我國是一個資源、土地、能源短缺，環境比較脆弱的國家，應該逐漸取消對資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產品的出口退稅，從而促進我國資源配置的改善，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近兩年，我國已多次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調整，但現行政策仍有較大調整空間。二是調整出口關稅征收范圍和幅度。擴充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關稅征收范圍目錄；對部分出口勢頭依然強勁的低附加值產品調高出口關稅稅率。三是調整加工貿易政策。逐步擴大加工貿易禁止類和限制類產品目錄，限制資源能源消耗多、帶動就業少、綜合效益差的企業開展加工貿易業務；限制來料加工方式，對于來料加工企業采取先征后退或者臺賬保證金實轉的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積極擴大進口規模。一是暢通進口渠道。進一步改進政府管理，充分利用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政府信息網站等渠道，搭建順暢的進口平臺，為我國進口商擴
大進口、提高進口質量提供便利和優質服務。二是確定和實施優先進口戰略。加強高新技術引進，促進技術進步，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積極組織國內短缺的重要能源與資源類大宗商品的進口采購，增加石油、金屬礦石、天然橡膠等重要戰略物資的儲備；擴大重要技術裝備特別是國內急需的關鍵設備及其零部件的進口。三是加大進口扶持力度。充分運用財稅、貿易、產業等經濟政策，加大進口扶持力度：在當前工業品平均稅率8.9％的基礎上，進一步調低工業品進口關稅，對戰略性、資源性產品進口實施較低的暫定關稅并向零關稅過漉科學調整對進口環節的貿易管鉍放寬資源性產品進口市場準入，充分釋放民營經濟在進口方面的活力；優化信貸結構，改進金融服務，簡化大宗進口付匯手續，規范進口補貼。四是優化進口地區結構。積極促使美歐放寬對我國的技術封鎖，重點增加自美歐的先進技術進口，促進貿易平衡，減少貿易摩擦；同時加強與非洲、俄羅斯等資源豐富的貿易伙伴的經貿來往，推動進口來源地多元化。五是適度放寬保稅內銷限制。適當調低保稅貨物內銷緩稅利息率，減輕內銷稅費負擔，簡化內銷審批手續，給予信譽良好、內銷量大的部分企業“先銷后征”優惠，提高企業內銷積極性。
在長期性戰略層面，應集中解決出口產品價格回歸和擴大國內需求兩個重大問題：
貿易順差范文6
大部分國內學者和分析人士都同意人民幣應當在小幅度、可控范圍內升值。普遍的觀點是，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國際收支順差越來越大以及外匯儲備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是一個必然趨勢。人民幣長期盯住美元以及幣值低估，使得我國貿易條件惡化，資源配置失當，貿易摩擦加劇，不利于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提高效益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外匯儲備和因結匯造成的基礎貨幣投放的不斷增加，嚴重削弱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最終會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利于宏觀經濟的均衡和穩定。
一、從理論分析角度看人民幣升值的宏觀意義與代價
（一）認識人民幣平衡價格，實現內外經濟的均衡
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幣的確有所低估，但沒有人能夠精確地說出被低估的幅度，因為各種經濟模型研究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而人民幣漸進式的升值進程將有助于政府和市場及早發現人民幣真正的“平衡”價格，從而更好發揮價格機制在資源配制中的基礎作用。
（二）緩解貿易平衡壓力，減輕宏觀經濟可能的風險
人民幣升值雖然不能解決中美貿易巨大的差額問題，但是有利于壓低國內低效益產品的過量出口，釋放升值預期，放緩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減輕宏觀經濟潛在的通貨膨脹、流動性過剩和因外部動蕩而引起的美元資產縮水風險。
（三）可與擴大內需相互配合，促進增長方式轉變
出口導向型增長導致資源向出口和制造企業傾斜，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人民幣升值將發生轉變此種增長方式的信號，如果與降低私人儲蓄、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等措施配合起來，將有助于有效擴張內需，促進國內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增長方式的轉變。
（四）推動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外匯市場的發展
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中國積極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豐富交易產品，發展了遠期、掉期等避險工具，放寬對居民用匯限制，建立和完善合格境內外機構投資者制度，穩步推進著資本項目的開放。
人民幣升值也可能付出以下一些代價：
1．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和就業。有人預測，在升值5%、匯率的出口彈性和外資彈性分別為0.8和1的情況下，出口增長將下滑4%，外商投資增速下滑5%，影響GDP增量345億人民幣，影響就業人數190.6萬人。
2．如果升值幅度過大，因外需驟減，進口劇增而造成輸入型的通貨緊縮。
3．短期內破壞匯率穩定預期，造成金融形勢更加不穩。
4．加大地區之間以及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假如全球農產品市場美元價格不變，那么人民幣升值將會壓低中國國內農產品價格，從而降低農民實際收入。此外，勞動力的遷移將導致工業部門中非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收入差距擴大。
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來源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于全球經濟的失衡。目前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由于美元發行不受約束，全球流動性大大增強，致使真實經濟與虛擬經濟加大背離；二是美國的持續高消費與低儲蓄率，造成其財政和國際收支帳戶雙巨額赤字；三是中國高儲蓄、高投資、出口導向和消費不足導致生產能力急劇擴張和國際收支巨額盈余；四是全球貿易形成了美歐地區以美國為主的凈進口和亞洲地區以中國為主的凈出口持續擴大的格局。這幾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正在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風險，因此需要逐步調整。而美元的貶值和人民幣的升值都是調整的應有要求。
從統計數據上看，自2003年以來，中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罕見的三順差態勢。不僅是貿易經常項和外商來華直接投資發生了大規模順差，就連長期來一直為負的錯誤與遺漏項也發生了大規模的順差。從三順差的國際收支表出發，經濟學家們很容易得出了人民幣匯率必須升值的政策結論。但是，這樣的政策結論其實是很不科學的，因為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事實上是不太可能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加以消除的。
（一）中國的貿易順差源于缺乏內需
從中國最終需求的結構看，不僅投資占GDP的比重長期偏高，而且投資的增長率還處于一種持續上升的狀態，2000年中國投資支出占GDP比重約為36%左右，到了2004年，該比重則高達44%以上。與此相反，國內居民的最終消費則持續下降，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00年的61.1%下降至2004年的53%左右。如果將中國的數據與國際平均水平作一個比較，那么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加一目了然。從資本形成率上看，自2000年以來世界平均水平不僅顯著低于中國而且持續下降，已經從2000年的22.5%下降到20%以下。再從最終消費率看，世界平均水平從2000年的77.2%持續上升至2004年的80%左右。中國投資增長率高意味著產出規模大，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比例不斷下降則意味著不斷增加的產出不能被國內消費所吸收，于是過剩的供給就只能通過出口來加以出清，中國的貿易順差也就呈現節節攀升的趨勢。
（二） 中國資本項目下的國際收支順差主要是由大量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所造成的
中國為什么回有如此巨大規模的外資流入呢？從中國商業銀行不斷增加的農民存款余額來看，中國其實并不缺少資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需要通過大規模引進外資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這只能說明中國缺乏好的企業和企業家，因為沒有好的企業和企業家，所以盡管中國的儲蓄率很高，卻不能有效地轉化為生產性的資本來推動經濟增長。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不僅是一筆資本，而且還是一種技術和一種新型而又有效的管理，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帶來企業家精神，從而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家要素與企業家精神短缺的問題。當中國需要通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時候，外商也愿意進入中國市場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這是因為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高速增長的經濟可以為他們提供難得的獲利機會。如果把上文中所提到的中國缺乏內需的約束條件考慮在內，那么大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又會因為中國缺乏內需而選擇加工貿易的模式而導致貿易順差的進一步擴大。由此可見，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而導致的資本項下的國際收支順差與經常項下的國際收支順差具有相互促進的特征。
（三）開始于2003年的錯誤與遺漏項下的順差可以說是以上兩個項目長期順差的必然結果
當然，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促成因素則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不斷增加的經常項和資本項目下的國際收支順差必定會給人民幣帶來巨大的升值壓力，當這樣的看法一旦變成市場共識，那么就會有國際游資通過各種非正規渠道進入中國來投機套利，于是就會發生中國國際收支帳戶上錯誤與遺漏項下與日俱增的順差。特別是當中國有關當局決定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并打算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便會在短期內陡增，從而吸引了更多的套利投機資本的流入，而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強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就是金融學家們通常所說的“自我加強”式的升值。
三、現實中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順差的作用
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升值應當可以產生以下一些經濟效應：促進貿易平衡；促成產業結構升級；控制通貨膨脹；給央行以更大的政策調整空間。但是，由于中國經濟既處于轉型中，同時又處在起飛時期，所以在成熟市場經濟中必然會發生的以上經濟效應事實上都沒有發生。
按照一般的規律，一國的本幣升值必然會引起本國居民支出結構的轉換而更多地購買進口商品。與此同時，國外的消費者則會因為其基本幣的相對貶值而減少對貨幣升值國家的商品的購買。這樣，在貨幣升值的J型曲線的作用下，貨幣升值國家的貿易順差就會逐步消失。但是，這樣的匯率升值效應依賴于兩個必要條件：1.貨幣升值國家的居民有足夠的購買力，以致只要本幣升值就會去增加對進口商品的購買；2.貨幣相對貶值國家的居民必須可以找到價格相對低廉的替代商品，以致當貨幣升值國家的出口商品價格上漲時可以轉向本國廠商或者從第三國市場進口。然而，以上兩個條件在人民幣匯率升值時卻都無法得到滿足，這是因為：第一，中國是個缺乏內需的國家，匯率的變化對居民的購買行為不會發生什么重大影響；第二，中國在進行匯率調整的時候恰逢宏觀調控，由于投資受到控制，所以連投入品的進口也未隨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出現增長現象；第三，中國的出口產品在很多國家中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替代效應，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使得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已經處于世界最低水平，因此，人民幣的小幅升值根本不可能改變中國商品進口國家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結果，自去年9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經常項目下的貿易順差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按照原來的運行軌跡趨于增加了。所以，當人們說人民幣升值可以促進貿易平衡時，很可能是按照教科書的邏輯而推導出來的一種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政策效應。
按照正常的政策傳導機制，人民幣升值，出口企業競爭力下降，企業為了維持生存和繼續發展，就必須進行產品或者技術創新，以便沖消由于名義匯率升值而帶來的成本上升。假如這樣的傳遞機制是存在的，那么，人民幣升值對于加快企業技術升級與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由于中國存在大量的失業和過剩勞動，以上所描述的那種傳遞機制并不存在。因為當實施人民幣匯率升值政策時，企業完全可以通過降低名義工資或實際工資來維持其既定產品和技術結構下的出口競爭力，以致企業所面對的實際匯率不僅沒有升值，反而發生了貶值。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在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后，出口企業的技術和產業結構未變，出口商品總量則未降反升，但出口企業員工的名義工資或者實際工資卻有可能下降，而這倒過來又會加劇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使得企業不得不追加出口的數量或者規模。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去年9月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以后，中國的出口與貿易順差反而都不同程度地增加的原因了。
結論是，只要中國還存在大量的失業與過剩勞動，那么采取名義匯率升值的做法不僅不能減少貿易順差，反而會使勞動者的利益普遍受損，從而是有損國民福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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