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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礎范文1
2、針對同類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研究解題技巧，確定解題思想，不斷提升自己的解題準確度和速度。根據歷年考生的經驗，影響考試成績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答題時間不夠，因此，在平時的學習過程中就應該養成快速答題的好習慣。
3、培養自己的抽象思維和形象思想，以及類推的思維能力，因此這類考試往往考察的是考生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對于專業的考察相對是比較小的，因此要訓練自己應對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4、了解相關的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尤其是對于國家公務員考試，在這方面的考題比重還是相當較大的，同時借助網絡、電視了解當前社會的最新動態以及時代的主題，這些都可以在考題中出現。
公共基礎范文2
按照我國對職教體系的設計，職業教育包括由中等職業教育、專科層次職業教育、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和專業碩士研究生教育在內的上下貫通的體系。?？茖哟温殬I教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有專家將其劃分為1.0版、2.0版和3.0版。所謂1.0版大致是指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左右，是由探索到大規模發展的階段，高職教育為中國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作出了貢獻，高職院校占據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版是指以2006年啟動國家示范校建設和2010年啟動國家骨干校建設為標志，是在目標定位、培養模式、體制創新等方面擔負著示范引領和骨干帶動作用。3.0版是從2012年以來，國家和地方政府圍繞制度建設、體制創新和院校改革等方面進行的綜合研究和改革設計。要將現代職教體系建設規劃落到實處，需要社會、政府、學校共同發力。從社會的角度需要解決人才觀、吸引力和人力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問題。
從政府方面要在經費投入、體制機制和政策對接方面有所作為。就學校而言，要重心下移，在內涵建設、培養質量和監控體系建設方面下功夫。但從總體而言，對職業教育發展的現狀，我們有必要建立如下共識：一是喚起全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應有重視尚需時日；二是構建政行企校的協同力量步履維艱；三是職業院校要在課程建設上主動作為、率先行動；四是職業素質和專業技能是職業教育培養質量的關鍵指向。當前，職業院校應將改革的激情、發展的動力聚焦在課程建設上，關注構建現代職教體系對課程改革的新要求，要在三個方面加大力度。一是要通過“關注教學、關注課堂、關注學生”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要從前幾年申報、評比、制定方案、評估驗收等繁雜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回歸學校本源、教師本源、學生本源，將學生主體落到實處，使培養質量成為檢驗一切工作的唯一標尺。二是要明確公共基礎課程在人才培養體系中的功能定位。過去對公共基礎課往往是關注培養規格的要求、必需夠用的原則、為專業課學習打基礎等方面。從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角度，公共基礎課的功能可概括為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主體課程，建立這樣的認識，為課程設計與實施確立了方向。三是要有頂層設計和指導性文件。山東省出臺的45項政策文件和28項制度繪制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藍圖，在課程體系方面也有指導性文件，比如已完成了30多個專業的中等職業教育教學指導方案，正在進行20多個五年制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指導方案研發，與此同時，全省公共基礎課程教學指導方案的研發也列入計劃。以教學指導方案為依據，開發的教材等相關教學資源，其規范性和適用性將會大大提高。
二、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的實踐與反思
高等職業教育十幾年來的發展是一個規模擴大與改革創新并行推進的過程。課程理念、課程體系、課程模式是改革的主要內容。大致是按照學習借鑒、專家指導、示范引領、項目帶動這樣的路徑推進。學習借鑒主要是通過引進德國、美國、新加坡、澳大利亞、香港等職業教育先進國家和地區的課程體系，對我國學科式課程進行改造。專家指導：近幾年涌現出一批致力于職業教育課程研究的專家隊伍，如姜大源、趙志群、戴士弘等國內專家。北京師范大學職成教研究所、中國職教學會課程委員會等研究機構對職教課程改革與建設發揮了開創性作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等高職院校有一批在教學一線的骨干教師，在課程實踐方面發揮了示范作用。示范引領：主要是通過國家示范校和國家骨干校兩期工程，課程改革以建設任務的形式予以落實，形成了一批重點專業的核心課程的系統方案。眾多非示范、骨干校也紛紛學習借鑒，在全國形成了課程改革的目標模式和實踐范式。項目帶動主要是通過精品課程、教師教學比賽、教學資源開發等教學項目，將課程改革的理念和思路落實到具體的課程中，實現了課程的普及和推廣。
對本輪課程改革的成果可從四個方面予以概括：一是明確了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相適應的課程目標：二是形成了以能力為本位的課程理念；三是構建了以典型工作項目為主線的課程體系；四是采用了行動導向的教學模式。課程改革的成果，以精品課程、教學資源庫、教學設計案例、特色教材等形式呈現。但在充分肯定課程成果時，也應當對目前存在的問題予以重視，以便在后續工程建設中加以糾正，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盲目模仿、貌合神離。盡管大多數院校都組織了課程改革，但以教材等集中展示改革成果的案例不多。許多學校教師做出的東西，形式上是按照某種理念、采用某種方法，但實際上形神分離。二是重設計、輕實施。有些方案脫離學生實際、學校實際，在設計中頭頭是道，但由于受條件所限，在實際中不能實施。三是說一套、做一套。這是形式主義在當前教學中的主要表現。往往是在說課或課改匯報時精彩紛呈，而進入課堂，面對學生時又回到原形。四是重教師，輕學生。課改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師如何設計、如何實施，而對學生的基礎，學生未來的職業方向關注不夠，研究不細，造成教與學脫節。通過近幾年的課改實踐，我們形成了如下共識。課程改革要以科學的方法和理論作指導；國外的經驗要與本國本校實際相結合；對專家的理論要重在理解、消化和吸收；改革要在顛覆性和漸進式之間做出選擇；包括教材在內的教學資源要為課改提供支持；教師的能力是課程設計與實施的關鍵；課改的成效要由培養質量做出檢驗。
三、職業核心能力培養的實施路徑
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目標，要求學生不僅專業技能要過硬，而且職業素質要優秀，并且用人單位經常把素質放在首位，而職業素質和專業技能是職業院校培養質量的主要評價標準。在這當中，公共基礎課和人文素質課是培養核心能力的主要渠道。因此，在關注專業核心課程的同時，需要對公共基礎課程和人文課程予以高度重視。通過對各校的調研，結合我院的實際，目前在人文課程建設方面存在如下問題。公共基礎課程研究深度和改革力度滯后于專業核心課程；沒有統一的課程標準，造成一方面脫離學生學習基礎，另一方面脫離專業要求；相關教材雖然院校和出版社積極性比較高，但質量良莠不齊；教學模式不符合核心能力要求。對于職業核心能力研究，相關機構做了大量工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下屬的職業技能鑒定中心完成了與人交流、教學應用、信息處理、與人合作、解決問題、自我學習和創新能力7個模塊培訓標準的制定，并且研發一套能力訓練程序，包含目標、任務、準備、行動、評估的五步訓練法。在對職業核心能力課程及教材建設進行研究時，應廣泛吸收已有的成果，將其納入人才培養體系。從職業核心能力實施路徑的角度，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在能力分解的基礎上，課程設置既要考慮社會能力，又要考慮專業能力。二是制定并實施科學的教學標準。三是教學內容的選取與組織要與崗位要求緊密對接。四是按照能力形成規律，全面實施行動導向教學。五是開發與核心能力相匹配的教材及其他教學資源。
四、公共基礎課程教學資源建設與配套教材開發的若干思考
公共基礎范文3
關鍵詞：公共基礎設施；經濟；增長；促進
一、 經濟增長理論視角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在經濟增長理文獻中可以找到大量關于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的理論支撐。其中大多數的討論都可以歸納在以下生產函數的框架之內：
Q為實際總產出，K為不包含基礎設施的總資本投入，KI為基礎設施資本投入，L為勞動力投入。A（.）為標準生產系數。假定基礎設施是一種純公共品由政府通過一種非競爭、非排他的途徑提供。KI在F（.）中通過政府購買函數G（.）的形式表示，也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個額外的變量，這在宏觀經濟的文獻中較為常見（Romp & de Haan，2005）。
然而，已有文獻中有學者提出可以在生產函數中單獨將基礎設施包括在內。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基礎設施都符合純公共產品的特性，過去的幾十年中越來越多的基礎設施通過市場來提供，具有典型的私人產品特性。其次，即便私人部門參與進來，基礎設施在運營期間提供服務的單位成本與單位價格并非嚴格的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所以，將KI當成生產函數中的一個變量需要基于一個假設，即企業可以根據其提供基礎設施的成本來做出完全理性的決策（Duggal，Saltzman & Klein，1999）。
在此觀點下，KI在生產函數中應該通過（G（KI）=I（KI））來體現。I（KI）是一個中間投入變量，KI的增加使得企業生產函數中的其他相關中間投入如交通、通訊等的成本降低。Hulten，Bennathan和Srinavasan（2005）將這稱之為基礎設施的”市場調節效應“。
此外，在方程（1）生產函數的參數A中包含了兩種增長效果：一般正外部效率的提高，表示為θ，可以稱之為”直接效應“；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積累的正外部效率提高，也可以稱之為”間接效應“。
1. 直接效應?；A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不論是將其當成純公共產品還是一種中間投入的形式，都涉及到生產效率問題。在一個標準的生產函數中，基礎設施投入的加大也會提高其他要素的生產率，而這些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否會促進經濟的增長要取決于是否達到規模效益?；A設施對于經濟增長的互補性直接效應的一個極端例子就是，可以考慮對參與某些偏遠地區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提供的私人資本開放例如電力、通訊等一些重要基礎設施的進入權限。
但是很顯然，基礎設施的融資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存在對私人資本的擠出效應。特別是如果這些資金是來自于政府稅收或者從國內金融市場的借貸。
2. 間接效應?；A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比直接效應要更為多樣化，主要包括：
（1）基礎設施的維護與私人資產的使用壽命。這是一個重要但是較少被提及的方面，即維護已有基礎設施存量。有學者認為相比新建基礎設施來說，現有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對于維護已有基礎設施來說是不利的，理由主要有兩個方面：Rioja（2003）假定維護已有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于稅收，而新建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于國際貸款。很顯然，新建基礎設施對于官員來說更加具有“政績表現”，同時相比加大對已有基礎設施的維護上來說也顯得更加的“短視”，因為一味的新建而不注重維護會使得已有基礎設施的質量水平逐漸下降（Maskin & Tirole，2006，Dewatripont & Seabright，2005）。這種維護水平的缺失將會產生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降低了現有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Rioja（2003）在外生增長模型的框架內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描述）。另一方面，帶來了更高的運營成本，同時也使得私人資本投入的耐用期減少，例如私人卡車在破爛的公路上行駛或者私人機器連接上電壓不穩定的線路等，都會減少其使用壽命。
（2）調整成本。這一觀點主要由Agenor和Moreno Dodson（2006）歸納得出。對基礎設施的改進最少可以在兩個方面降低私人資本的調整成本：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二是減少私人對于某些替代性機器的投入，例如發電機等。這一假定得到了很多來自于公司層面調查數據的經驗支持――如Lee，Anas和Oh（1996）以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為樣本，Alby和Straub（2007）以拉丁美洲為樣本，Reinikka和Svensson（2002）以烏干達等國為樣本分別做了相關驗證。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使其提供的服務更加可靠，這樣便減少了企業為預防某些必要出現故障而準備的替代性支出，從而使得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支出，但是也存在一種這樣的可能性，如Reinikka和Svensso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投資生產那些替代性設備的企業規模要更大或者利潤更為豐厚，那么這種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可能會導致私人投資的進一步下降。
（3）勞動生產率。這一效應來自于假定信息傳播及通訊技術的發展可以使得用于工作交流溝通上的時間減少，這樣可促進潛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4）人力資源發展的影響。微觀經濟學上很多文獻都指出更好的基礎設施水平可以促進民眾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在短期可以使得已有的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在中長期來看可以促進民眾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5）經濟的規模與范圍。已有文獻中有一些相關的論證表明，高水平的交通基礎設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實現規模經濟，更好的存貨管理水平以及不同的經濟集群模式（Hulten et al.，2000；Baldwin et al.，2004），此外，還可以促使各類型的機構出現專業化分工，并促進在交通、通訊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創新的投資力度來應對市場變化，而相應的，更有效的信息流入會使得市場競爭加劇從而帶來更為有效率的市場出清（Jensen，2007）。
二、 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經典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由生產函數中的兩個要素組成：排除了比較優勢的資本與勞動力。生產包含兩部門：傳統部門（一般指農業部門）在固定收益不變的條件下生產可自由交易的產品，現代部門（一般指工業）生產差異化的產品并且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此外，不同地域之間的勞動力與資本的流動程度不同。這類文獻還進一步區別了“先天自然”如是否蘊藏豐富的石油、是否靠近海洋或者河流、氣候條件等自然條件，在吸引公司選址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上與“后天自然”的不同。其目的是為了解釋“先天稟賦”如何促進區域化的聚集，以及政策干預如對相關公司進行補貼，或者人力資本及基礎設施條件的積累等“后天稟賦”如何對區域化的集群產生影響。
經濟地理學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認為經濟活動的“后天自然”是區域分散和聚集之間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技術條件上來看，區域聚集的驅動力來自于工業部門的企業內部或者外部的報酬遞增。內部的報酬遞增可能是由于反向的需求鏈條所引起，經常稱之為“市場準入效果”，或者“國內市場效果”，在此情況下企業為了減少交易成本會將其生產經營活動置于靠近更大規模消費市場的區域，也可能是由于正向的成本鏈條所引起，在此情況下企業要素投入價格下降從而使得更多的企業聚集于特定的區域內。
交通成本是區域聚集或者分散的決定性因素。在大多數經濟地理學的模型中，這一部分被簡化為“冰山”成本，即假定在貨物運輸的過程中有一部分貨物會逐漸“融化”掉。由此可以看出，區域聚集或者分散的驅動力都會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而減弱。例如，“市場準入效應”會隨著本地與外地市場交易成本差異的縮小而減弱，但是對于公司本身來說，市場競爭的逐漸激烈同時也會使得工資效應逐漸減弱。在大多數模型中，當交通成本很高時，區域分散的驅動力占據主導地位，而一旦交通成本下降，區域聚集的驅動力將會逐漸增強（Baldwin et al.，2003）。
上述討論的經濟活動長期地理格局，但是這些模型用來分析區域政策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公司在地理空間上的分布情況最多只是政策制定者考慮的一個中間環節，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率以及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其次，在這些模型框架下，工業部門的聚集總是處于一個“輸贏情境”。顯然，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政策經驗要求經濟增長保持在一定的規模之上。
Martin和Ottaviano（1999）將經濟地理學與內生增長理論相結合建立模型來解釋一系列政策問題。這些模型均假定企業可以利用技術進步來克服邊際收益遞減，此外，還遵循一個在實證研究中證明的假設（Rosenthal & Strange，2004），即地理因素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深遠的影響，且這些外溢效應只存在于本地區。內生性增長代表著一種區域聚集的驅動，而知識的外溢性代表著一種區域分散的驅動。
在這些模型中，Baldwin等（2003）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基礎設施政策的結論：在地理與增長模型中最重要的是空間上的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整體的快速增長中有可能包含局部的由工業聚集帶來的靜態損失，所以有可能存在一個全局性的動態增益，而局部的利益并沒有明顯的受損。然而，這一結論將會取決于區域聚集的程度是否處于最優水平。
三、 公共部門需要市場與政府融合
公共部門的產品特征和技術特征決定了完全由市場來配置資源是低效率的，有必要保持政府對其產品或服務的供給保持直接或者間接的干預。
從主流的新古典理論觀點來看，政府與市場分別作用于不同類型的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在公共市場中，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產品。這其中包含的觀點是，只要市場可以做好的都盡可能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配置或者出現失靈的，則通過政府來實現資源的配置。但是大量的低效率、尋租、分配不公平等問題的出現，表明市場機制可能失靈，政府的干預同樣也可能出現失靈而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的經驗是，政府監管需要同市場機制結合，以盡可能降低管制的代價。在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場提供的領域，就需要政府監管與市場機制之間進行互補與協調。其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手段的結合。任何一種監管手段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各個企業的應對行為，這些應對行為同時又會反饋到監管的手段上，這種互相影響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產業的績效。另一方面是監管手段與規則的結合。圍繞公平和效率，以效率為標準，在引入市場機制的條件下，實行必要的政府監管，以保障市場秩序和分配的效率。在公共部門當中，市場的不完全程度更高，需要政府進行相應的政策干預。
新公共理論所倡導的公共產品提供者與生產者相分離的理論是實施PPP的理論基礎。對于政府和公共部門而言，向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其基本職責，不存在選擇的機會，而采用什么方式，由誰來生產公共產品則存在可選擇性。PPP模式只是改變了公共產品的生產方式，卻并沒有改變公共產品的基本性質。這就為公共部門和私方部門在PPP中的職能定位提供了理論依據。
公共部門在PPP中雖然不再直接生產公共產品，但公共服務的責任仍主要由政府來承擔。政府及其公共部門在PPP中至少承擔三種職能：（1）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須保證公共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符合標準，一旦公共產品數量和質量不能滿足公眾需要，或在公共服務活動中出現重大事故，政府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2）作為PPP的主要參與主體之一，政府和公共部門還應承擔規則制定與執行的職責，包括法規政策和PPP規則程序的制定，違規行為的糾正等；（3）作為公共服務的采購者，公共部門主要承擔確定采購標的、選擇合格的私人部門、簽訂與履行合約等職責。要履行好這些職責，要求政府主管部門由傳統的“經營者”向“監管者”轉變，由傳統的“命令―控制”的管理理念向“經濟―激勵”的服務導向轉變。
私人部門作為PPP合約的另一方當事人，需向公共部門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在這一過程中，其主要職責包括響應公共部門的采購協議、參與競標或其他遴選程序、合同簽訂和履約等。這與一般的競爭性企業無異。然而公私部門合作提供公共服務意味著公共服務供應商是一個承擔了社會責任的經營主體，雖然它本質上仍是一個商事主體，盈利依舊是其存在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但由于私人部門生產的公共產品具有公益屬性，這使其具有公共性和企業性兩重身份，進而決定了私人部門獲得利益不能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因此與一般的競爭性企業相比，PPP中的私人部門要想獲得利益，就必須接受比一般商事活動主體更多的限制，如在產品或服務價格制定方面受到監管，公共產品的利潤率要保持在合理范圍內，其經營或生產的部分信息應向社會公眾公開等。除此之外，為了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數量和質量，私人部門還必須按照合約規定，對城市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維護等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總體來看，政府監管與市場機制由原來的平行關系日益轉變為相互交叉、相互補充的關系。特別是隨著技術的進步，許多原來在純公共領域不可分的投資逐漸變為可分的、可競爭的投資類型，市場力量在公共部門領域表現出越來越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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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礎范文4
一、引言
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是城市發展的基礎，為城市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基本物質條件和公共服務。由于外部效應的存在，基礎設施部門的私人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不一致，其私人部門成本不能得到完全的補償?！?012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與基礎設施相關的能源、交通和環保三個行業2011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合計為66945.8億元，而這三個行業當年增加值合計僅為35119.7億元。如果僅從經濟收入的角度考察，顯然城市公共基礎設施部門的效益并不理想。然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作為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在于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要遠遠大于私人部門的經濟利益。因此，與經濟效益相比，對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社會效益進行考察能夠更好地反映其運營成果。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發展觀的確定，以論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行性為目的的社會影響分析得到一些國際機構的認可，并逐漸發展成為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社會影響評價(施國慶等，2003)。最初的社會評價關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目的是盡量降低負面影響以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薛曉娟，2005)。但是，隨著基礎設施項目對社會發展的有利影響不斷顯現，其社會效益(正面影響)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吳宗法等，2002;ZhangXiaobo等，2004;Uchimura等，1993)，特別是對基礎設施減貧效應和就業效應的研究逐漸成為重點領域，如有學者分別檢驗了印度、中國各地基礎設施的減貧效應(Fans，2002;Kwon，2000;高穎等，2006;鞠晴江等，2006)，還有學者檢驗了基礎設施的就業效應(Piyapong，2009;鄭振雄，2011)，所使用的方法包括C－D生產函數法、動態面板模型、CGE模型等，所涉及的基礎設施領域以交通基礎設施為主。近年來，國內的一些學者從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環保乃至土地增值等更加廣義的范圍對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社會效益進行了分析(楊二杰，2010;郝志平，2004)，并有學者嘗試進行定量評價，方法包括模糊綜合評價(孫康等，2012)、模糊層次分析法(李慶瑞，2005)、神經網絡模型(駱有隆等，2004)和系統動力學方法(王宇寧等，2012;梅鳴等，2005)等。已有對于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評價并不系統和全面，研究的領域也存在局限，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領域。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是其公益屬性的基礎，對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進行評價，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其運營成果，為建設和運營策略的選擇提供可資借鑒的依據。本文借鑒已有的研究經驗(李忠富，2009)，將DEA方法引入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評價研究中，采用基于二級目標函數的DEA交叉效率模型，以我國35個大中城市為樣本，對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進行全面評價和分析研究。
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評價方法與指標體系
效益指效果和利益，其本質是反映一種投入產出的對比關系。社會效益是指一項工程對就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社會福利方面所作各種貢獻的總稱，是從全社會宏觀角度來考察效果和利益。因此，本文將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定義為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對就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社會福利所做的各種貢獻，反映基礎設施部門資源利用、勞動消耗與全社會發展有益成果之間的對比關系。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包括能源動力設施、水資源和供排水設施、道路交通設施、郵電通信設施，生態環境設施和防減災設施六個子系統(陳仲常等，2010;潘勝強等2007)，其社會效益的發揮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1)收入效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為其他社會部門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條件和中間產品，從而促進了整個社會總產出的增加，并直接表現為居民收入的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2)就業效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通過三種途徑帶動社會就業，一是本部門經營管理活動所需要的直接人員投入，二是通過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創造新增就業，三是作為市場交易的“劑”，為再就業提供便捷條件，從而提高了再就業率。(3)減貧效應。一方面，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涓滴效應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為農業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就業提供了條件，從而提高了城市低收入者及農村貧困家庭的收入水平。(4)潛在效應。除增加就業、提高收入等作用外，城市公共基礎設施還通過提升人口素質、發揮品牌效應等方式提高了城市的軟實力。本文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對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進行考察，選擇的指標力求全面反映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水平及其對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有益成果。綜合借鑒前人研究成果中有關城市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評價和基礎設施社會效益分析的指標，結合本文實證方法的適用性及數據的可得性，建立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在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評價指標體系中，投入指標由三部分組成:反映基礎設施部門資本投入的指標x1;反映基礎設施部門勞動投入的指標x2;反映基礎設施部門存量設施投入的指標x3－x8。產出指標的選取綜合考慮了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發揮社會效益的不同途徑以及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相關標準，包括反映國民收入總體狀況的指標y1;反映全社會就業狀況的指標y2;反映低收入者收入狀況的指標y3;反映人口素質的指標y4。
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動態評價
(一)樣本及數據考慮到樣本間的可比性，本文選取全國35個大中城市作為評價單元，利用35個城市2008～2012年的面板數據來考察其社會效益狀況。相關指標數據取自相應年份《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以及相關城市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總體分析本文運用對抗型交叉效率模型對中國35個大中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進行評價，MATLAB7.11.0軟件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1.評價結果的合理性分析由表2可見，與傳統CCR模型相比，利用DEA交叉效率模型所得到的評價結果中不存在多個決策單元同時有效的情況，且各年份效益水平最高的城市效率值也沒有達到1，說明其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產出比并非完全有效，社會效益仍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這樣的結果更符合各城市的實際情況。2.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及變化趨勢分析對評價結果進一步分析可知，2008～2012年，中國35個大中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總體狀況不佳，各年份效率均值較低，即使均值最高的2008年也僅達到0.385。2008～2012年的5年間，中國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整體狀況無明顯改善跡象，如果不考慮期間的輕微波動情況，其總體呈現下降趨勢。3.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與經濟增長的背離2008年，中國政府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實施4萬億刺激計劃，這些資金大部分投入基礎設施領域。經過5年的運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事實證明大規模刺激政策成效顯著。但實證結果顯示，5年來公共基礎設施最重要的作用———社會效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這表明，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雖然保證了經濟增長的速度，但經濟增長的質量卻沒有因此得到提升，或者說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體現在社會發展方面。這不僅涉及到公共基礎設施部門效益改善問題，而且涉及到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
(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區域差異分析對中國35個大中城市社會效益狀況進行分區域考察，結果顯示，2008～2012年，屬于中部地區①的8個城市整體效益狀況最好;屬于西部地區的11個城市整體效益狀況最差;屬于東部地區的16個城市效益狀況介于兩者之間。從總體趨勢情況來看，2008～2012年，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呈現緩慢下降趨勢;西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則呈現緩慢上升趨勢。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原因在于，東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起步較早，已經具備了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條件，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發揮也比較充分，目前處于邊際效益遞減階段，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入對社會發展的貢獻較中西部地區為弱;而受區域平衡發展戰略的影響，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加大，尤其是中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社會效益十分顯著，公共基礎設施對社會發展的貢獻逐漸達到最佳效果;西部地區由于自然條件、經濟基礎等原因，盡管近年來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不斷加大，但基礎設施水平仍然明顯落后于國內其他地區，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尚未顯現，也正因為如此，西部地區處于邊際效益遞增階段，公共基礎設施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將越來越明顯。由圖2～5可見，收入效應和就業效應遵從從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遞減的趨勢，說明收入效應和就業效應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西部地區的減貧效應明顯優于中東部地區，說明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對于西部地區減少貧困的作用十分顯著;中部地區潛在效應顯著優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且與社會效益的結果一致，說明潛在效應對于社會效益的貢獻度相對較大，這一結果與當前社會發展更注重軟實力的實際情況相吻合。
(四)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個體差異分析從具體城市來看，5個一線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均不理想，2008～2012年歷年排名均靠后，除了廣州和深圳的排名相對較好且表現出緩慢上升態勢外，北京、天津、上海3個直轄市歷年排名幾乎都在30名以外且呈現出不斷下滑的趨勢。另一個直轄市重慶的排名情況也不樂觀，在考察的5個年份中，有3個年份排在末位，但最后兩年的排名有提升趨勢。表現較好的城市大多為二線城市，其中，鄭州市表現最好，在考察的5個年份中有3個年份排名第一;福州、濟南、南昌3城市歷年排名均較理想;另外，合肥、西安兩個城市在考察期間表現出強勁的上升趨勢。三線城市中，呼和浩特表現最好，歷年排名較靠前;烏魯木齊在考察的5個年份中排名幾乎全部在30名以后?？傮w來看，各城市間的差異有逐漸拉大的趨勢，2008年，表現最好的鄭州市與表現最差的重慶市之間效率值的差距為0.368，到2012年，表現最好的長沙市與表現最差的烏魯木齊市之間效率值的差距擴大到0.3795。上述情況表明，在一些城市中，存在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協調的現象。結合數據進一步分析發現，這3個直轄市的人口規模均達到或接近千萬級水平，說明一些大型城市由于承載了過多的發展壓力，大規?；A設施投入對于龐大的社會需求而言仍然表現為相對不足。
四、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聚類分析
社會效益評價問題的一個重要目的在于為效益低下的決策單元提供改進的目標和方案，考慮到被評價單元在公共基礎設施投入規模上可能存在的差異，本文借鑒以往研究中采用的聚類分析方法(郭磊，2011;胡倞，2013)，根據投入指標對被評價單元進行分類，將具有相似投入規模的決策單元歸為一類，每一類中以效率值最高的決策單元作為其他決策單元調整投入結構的標桿。以2012年為例，中國35個大中城市按公共基礎設施投入規模進行聚類的評價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見，投入規模相似的各組中不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存在顯著差異，這為標桿城市的選擇以及其他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的改善提供了可能。傳統分析認為，導致決策單元無效的原因可歸結為投入規模與投入結構的扭曲，那么對于投入規模相似的各決策單元來說，導致其效率差異的最可能原因就必然是投入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對于相對低效的城市來說，調節公共基礎設施投入結構應能改善其社會效益狀況。根據上表，廣州、南京、濟南和長沙可以被選擇為各組的標桿城市，作為同組中其他城市調整基礎設施投入結構、在短期內改善其社會效益狀況的標準。對投入指標的分析表明，中國35個大中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投入規模存在較大差異，且大致遵循從一線城市到三線城市遞減的規律，表明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基礎設施投入規模具有一定正向影響。但是，聚類評價結果顯示，與投入規模較低的城市相比，公共基礎設施投入規模較高的城市社會效益狀況未表現出明顯優勢。例如，投入規模相對較高的上海、北京、天津、重慶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明顯低于投入規模相對較小的長沙、鄭州、福州、石家莊等城市。這種狀況表明，一些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與投入規模存在不協調現象。分析原因，本文認為，除投入結構不合理外，與快速增長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比，公共基礎設施供給相對不足是導致其社會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對于一些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而言，其社會經濟發展壓力過大，導致公共基礎設施承載能力相對不足。同時，基礎設施的相對穩定性、規劃的系統性和建設的長周期性也客觀限制了其發展速度，無法隨投入規模的提高而及時調整。對于這些城市，只有采取功能疏導性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緩解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低下的狀況。
五、對策建議
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狀況仍有待提高，統籌兼顧區域、城鄉基礎設施發展是改善其社會效益的根本途徑。
(一)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實證研究表明，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具有更好的社會效益，且處于邊際效益遞增階段，因此，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投入力度能夠帶來更高的社會效益。特別是對于貧困狀況嚴重的西部地區，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更有助于貧困人口的就業和增收，不僅能夠間接提高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也有助于該區域的社會穩定。另外，經濟發展水平東高西低的區域不平衡格局在我國已經持續了若干年，隨著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等概念的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A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保障，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是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和戰略起點。
(二)推進小城鎮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導致部分中國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基礎設施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功能性矛盾，越是發達的城市社會經濟活動強度越大，即使公共基礎設施的供給已經達到了客觀條件(土地、能源等)允許的上限，也無法完全滿足頻繁的社會經濟活動的需求，從而使公共基礎設施的供給表現為一種相對不足，無法實現支持社會快速發展的目的。這種情況下，功能疏導性的措施應該被用來改善大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效益低下狀況。一種有效的做法是通過加大對城市周邊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使其分擔城市的部分承載功能。與城市中心相比，小城鎮雖然基礎設施條件落后，但也因此擁有更高的邊際收益。加大對小城鎮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是公共基礎設施投入政策調整的必然趨勢，同時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要求。
公共基礎范文5
關鍵詞：高職；公共基礎課；改革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5）11-008-01
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對高職教育的重視程度加大。高職院校是以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為根本任務。高職公共基礎課作為專業知識學習的基礎，在高職人才培養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高職公共基礎課面臨著學生不重視以及課時減少的問題。如何明確公共基礎課的定位、如何充分發揮公共基礎課的作用？如何提高公共基礎課教學水平，提升教學實效？都是當前公共基礎課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公共基礎課教師必須改變傳統的教學觀念，樹立公共基礎課為專業課服務的理念，在教學方法、教學手段、考核方式、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等方面加快高職公共基礎課教學改革，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在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培養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明確定位，改革高職公共基礎課課程體系
當今社會，人才的競爭，不僅是專業和技能的競爭，更是綜合素質的競爭。公共基礎課是學習和掌握其他專業技能的基礎。本著“注重教學，服務專業”的原則，改革公共基礎課課程體系，使公共基礎課與職業技能培養有機結合。
高職英語課程改革構建一個“基礎英語+行業英語+口語”的高職英語課程體系，高職英語教學更加注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提高，更加注重為專業服務和學生職業能力可持續發展服務；“兩課”深化教學改革， 采用“課堂教學+專題講座+社會實踐調查”的模式，注重師生互動，學生參與，真正達到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目的；就業指導課、禮儀課采用理論與實踐現結合的教學模式，注重就業、禮儀課程的實踐性，根據不同的專業特點，開展與就業、職場相關的技能訓練，讓學生在模擬訓練中掌握就業、禮儀的相關知識，提高競爭能力。
二、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學生對公共基礎課的學習興趣
在教學中，公共基礎課教師要不斷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使學生內部動機和外部動機交替發生作用，教師要采取多種形式如明確學習目標、創設問題情境、組織相關游戲等方式來呈現知識，因勢利導，促使學生興趣遷移等方法來激發學生的內部動機，同時利用學習效果和及時反饋、正面評價、鼓勵等來激勵學生的外部動機。
學習興趣是學生有選擇地愉快地力求接近或探究某些事物而進行學習的心理傾向。教師在教學中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引導學生積極參與課內外活動，培養參與意識和學習興趣，讓學生體驗到成功的喜悅，從而愛上該門學科。
三、改革公共基礎課教學模式
確立以學生主體的課堂教學模式，盡量使用參與式、討論式、情境再現等靈活多樣的授課形式，采用項目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等多種教學方法教學，使公共基礎課教學融知識性、實用性和趣味性為一體，調動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熱情。在教學中，給學生創設一種寬松、愉快的學習氛圍，充分調動學生的潛意識參與課堂教學活動，使學生的學習效果大幅度提升。學生體驗到成功的喜悅后，進一步強化學生的愉悅感，并將這種愉悅感轉化為顯意識，這種潛意識、顯意識的轉化就造成了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效果的良性循環，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四、傳授學習策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根據“授人以漁”的教學理念，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結合教材，傳授各種學習策略和技巧，引導學生運用科學有效的學習策略，完成自主學習任務，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使學生由知識技能的被動接受者，向知識技能的主動探求者轉變。教師要給學生提高自主學習的時間與空間，讓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班額較大、課時有限的情況下，采用學習小組活動形式，學生之間相互協作、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提高學習效率，培養學習興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采用多媒體、網絡教學，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
將多媒體、網絡教學應用到公共基礎課教學中，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和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師生之間建立QQ群和微信平臺，加強網上學習交流，及時解決學習、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因材施教，鼓勵學生積極思考，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促進學生的個性和能力的全面發展。鼓勵學生大膽質疑，克服學習中的困難，勇于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
六、評價體系改革
評價體系直接影響教師的教學思想、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所以，我們積極推進高職公共基礎課程評價體系的改革，由原來的終結性評價改為注重學習過程和考核學生應用能力的多元評價體系。通過出勤情況、課前預習、參與教學活動、完成作業情況、課外活動表現、小組合作學習等方面，綜合考核學生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斷提高學生的理論水平和實際運用能力。實踐教學方面，采用設計、制作與課程相關的作品、撰寫調研報告、組織模擬大賽、口語大賽等第二課堂活動的形式，著重考核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和水平。針對不同課程，采取不同形式的評價方法，如采用百分制、等級制或評語制。平時成績可以采用多次考評，采信最好成績的靈活辦法，給學生留有進步的機會?？荚嚳颇康某煽儽壤扇∑綍r占60%、期末占40%的比例。實踐證明，公共基礎課采用多元評價考核體系，調動了學生參與教學的積極性，增強了學習興趣，提高了學習效果。
七、組建優秀教學團隊 提高科研意識和能力
要想提高公共基礎課教學質量，必須建立一支教學理念新、動手能力強、思想活躍、愛崗敬業的教學團隊。教學團隊既是一個相互協作的平臺，也為成員共同提高提供了契機。團隊活動主要采用集體備課、聽評課的方式，每單元由一位老師主講，其他老師點評，并提出改進方案。反復修改，最后形成最佳方案。教師之間坦誠交流、取長補短、共享信息，共同提高。同時，通過多渠道培訓，不斷提高教師的理論基礎知識和業務能力，鞏固和提高教師的理論和業務水平、科研能力，不斷加強和提高教師應用多媒體等現代化教育技術技能的能力。
教師的角色不再是課堂的主宰者、是非的評判者，而應成為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合作者和參與者。同時，還應該是一個研究者和學習者。在現代社會中，教師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樹立研究意識與態度，以研究者的姿態審視和反思自己的教育實踐，在教學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學，不斷提升個體的內在專業水平。教師要從傳統經驗型“教書匠”成長為富于創造力和反思能力的專家型教師，要扎根于自身的教育教學實際，用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去反思和解決出現的問題，不斷歸納、總結，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學經驗和理論，實現科研與教學的良性互動。堅持以科研促進教學，以科研帶動教學，教學反過來促進科研的理念。
參考文獻：
公共基礎范文6
“公共性”的由來及演變過程
根據《辭海》的解釋，“公”的中文含義為“公共；共同”，與“私”相對?！抖Y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即為此意?！稘h語大辭典》中，“公共”意為“公有的，公用的，公眾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來，“公共”的中文語義強調多數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認為“公眾”一詞有兩個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臘詞匯(pubesormaturity)，強調個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慮他人的利益。同時意味著具備公共精神和意識是一個人成熟并且可以參加公共事務的標志。二是源于古希臘詞匯(Koinon)，英語詞匯“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該詞，意為人與人之間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顧和關心的一種狀態。在古希臘社會里，公共是一種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參加的政治共同體，其主要職責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標準和規則，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之善。因此，從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會層面的非個體性，在古希臘政治社會里與早期民主相關聯。這也應證了，隨著時展，當代的“公共”概念已發生很大改變，公共成為政府和政治的同義詞的觀點。
哈貝馬斯考察了另外一種公共性起源。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公共性或公共領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權力的公共部門，而是指一種建立在社會公／私二元對立基礎之上的獨特概念，它誕生于成熟的資產階級私人領域基礎上，并具有獨特批判功能。關于公共性的演變，哈貝馬斯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社會有明確的公私劃分，公代表國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會。例如在古希臘、羅馬，公私分明，所謂的公共領域是公眾發表意見或進行交往的場所，那時雖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在中世紀，公私不分，公吞沒私，不允許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權”。直到近代（17、18世紀）以來，在私人領域之中誕生了公共領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國外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啟發，國內也有學者從社會領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產生。他們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生活與經濟活動具有對應的相關性。整個近代社會發展史的客觀進程，都在于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日益分化，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成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整合體。在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過程中，國家的職能也開始了分化的歷程，除出現了國家職能的多樣化趨勢，其中統治職能與管理職能是最為基本的兩大職能。由于國家統治職能是在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關系中實現的，所以，雖然它表現出一定的現代公共性的內容，但本質上是與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職能中，公共性則是其最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斷言：歸咎于管理職能的是一個純粹的公共性的領域。因此，社會領域的分化引發國家職能的分解，從而導致公共性的彰顯。
在論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變時，國內外學者都傾向于用“公共性喪失”一詞。一種觀點認為，在近代功利哲學和市場經濟的趨利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臘公共性的含義進一步喪失，現時情況是，“通過集體的方式尋求更大的善已被個人的計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實踐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們憑借官僚、技術和科學的手段來決定福利、幸福和功用。這里沒有公共的原初含義，有的只是原子個人的集合體；這里沒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許多私人利益的聚合體。”雖然美國公共行政對于如何實現公共性有過幾種理論，包括以利益集團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多元主義視角）；以理性選擇人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共選擇視角）；以代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立法的視角）；以消費者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提供服務的視角）；以公民權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民權視角）等，但這些理論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論架構應是以憲法為基礎，公共概念必須建立在公民權、仁慈和愛之上，此外還需要聽證系統和程序的保持及發展，及對集體公共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懷，等等。
哈貝馬斯也認為，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變化，出現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哈貝馬斯理論中的公共性一詞，可以譯成公共性，也可以譯為公共領域，二者沒有實質差異。但傾向于用公共性指稱政治層面，而用公共領域指稱社會層面?！P者注），由此導致公共性喪失?！皟煞N相關的辯證趨勢表明公共性已經瓦解：它越來越深入社會領域，同時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說，失去了讓公開事實接受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監督的政治功能?！痹谶@里，哈貝馬斯把公共性的喪失歸于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相互滲透（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來，關于“公共性”本源及演變，其實離不開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背景，這一背景包括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義上產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種樸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臘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會，由于沒有明確的公／私領域劃分，在政治領域，代表國家權力的“公”吞沒了“私”，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國家權力。再次，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與“私”才截然分離，各有自己的獨有領域，與此同時，經濟領域盛行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理論，在政治領域采取國家放任主義，公共行政在政治與行政“二分法”的影響下，熱衷于對純粹管理技術和效率的追求，從而形成對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價值的沖擊，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學強調公平與參與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論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現代社會“公”與“私”出現相互融合的趨勢，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干預與自由經濟并存，而在政治領域，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成長壯大，社群主義盛行，引發大規模的公民參與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問題再一次被重視起來，此時，突出“公共性”不僅是公共部門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公民社會外力推動的結果。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內涵
在對國內外關于“公共性”起源和演變問題的相關論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們仍然不得不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沒有給出自己明確的答案之前，我們發現，對公共性問題的闡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學科也有不同的認可。僅從公共行政與哲學等角度對“公共性”的內涵進行闡述的觀點，就可以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1.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該理論認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現代政府活動基本性質和行為歸宿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況下，是指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具體表現為：從基本理念上講，“公共性”指政府組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由此，衡量政府活動是否達到公共性的基本標準是，公共政策及其執行是否堅持和維護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否在輿論中充分體現和表達了公民的意志，政策與執行的出發點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傾向，而考慮更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等。在道德層面上，“公共性”應是每一個政府公職人員的職業態度、觀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職人員以此信念竭誠為民服務，明確政府組織與公職人員的行為必須在道德上、倫理上滿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防止部門和個人偏私的利益驅動。在政治過程層面上，“公共性”意味著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體行動上，存在著有效的決策參與通道和決策選擇機制。在這里，“公共性”的獲取及其保證，具體化為政府政策利益導向的選擇過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是否具有開發性，以使公民能夠充分了解有關政策的信息，并能夠與政策制定者進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過民主的程序得到表達與整合；公民依靠怎樣一組規則來決定政治決策的選擇，決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務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財政活動中，評價“公共性”價值是否滿足的核心要素，應是政府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物品行為和與此相關的政府收支行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標，以及相關的財政制度和規則的安排（注：孫柏瑛：《公共性：政府財政活動的價值基礎》，《中國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為一種公共精神的“公共性”。這種觀點認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內涵可以歸結為公共精神?，F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應包括四個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法的精神，它意味著政府的一切活動應受到預先確定并加以宣布的規則制約；公正的精神，即承認社會公民應具有平等的權利并不受公共權力所侵害；公共服務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務應盡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過程應平等、公正和透明。這四種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實現方式應是：逐步實現政府與公民平等化；行政權力既受到保護又受到制約；行政活動既有效率又有責任；公共行政是由民眾驅動的、積極的、合作主義的、參與的過程，等等（注：張成福：《論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國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為一種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強調了為公眾服務的出發點；它明確了管理的范圍是那些公共事務，揭示了管理所依據的權力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須接受公民的監督，以公民認定的是非為是非，不能違背公民的意志；它體現著行政過程中的責任，要求行政行為必須對其后果無條件承擔責任；它強調了行政過程中必須有公民參與，強調注意聽取公民的意見，這就要求行政過程中的公開性與透明性；它強調公共行政的結果必須取得公民的認可，這就要求有向公民報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應按程序向公民報告，以接受公民審查并予以通過，等等（注：劉熙瑞：《理念·職能·方式——我國地方行政機構改革面臨的三個轉變》，《人民論壇》2000年第7期。）。
4.作為一種價值基礎的“公共性”。該理論認為，由于行政體系的價值基礎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價值觀念就在于明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說，政府把自我表達存在的公共性作為至高無上的原則，政府的組織機構、行為方式、運行機制、政策規范等，都無條件地體現出其公共性。政府組織是掌握公共權力的實體，但這個實體卻沒有自己的獨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個社會集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體現出來的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價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現是政府的規范體系和行政行為系統的公正性，而且這種公正性是一種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為機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體系提供的，是一種制度安排（注：張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
5.作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針對傳統公共行政過分追求理性與效率的傾向，新公共行政主張：(1)社會公平。強調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機會。它同樣代表著對所有公民而不是對公共機構負責，以及對公共部門經決策和實施項目負責。(2)代表性。盡管大眾并沒有影響代表決策的直接權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是唯一的激勵因素，需要考慮其他價值觀的積極參與。(3)響應性。主張政府需要更多地響應公眾的需求。(4)參與。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務中廣泛程度的公民與公務員參與。(5)社會責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視作以公眾的利益而不是他們的自我利益去創造高效率同時又是平等的服務（注：參見［美］張夢中等《尋求社會公平與民主價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為一種理性與法的“公共性”。這里指哈貝馬斯重點探討的資產階級公共性的本質。他認為，“公共性應當貫徹一種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立法”，從而“公共性成為國家機構本身的組織原則”。他進一步提出，在資產階級哲學那里（霍布斯、盧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輿論表達出來。而在法哲學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撐，所以“康德所說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夠保障政治與道德同一性的原則。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則，又是啟蒙方法”。而“默格爾根據18世紀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為統治的合理化”。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哈貝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為市民社會獨立領域的批判力量和促進資產階級統治合法化的獻身精神（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綜合起來，有關“公共性”內涵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倫理價值層面上，“公共性”必須體現公共部門活動的公正與正義。其次，在公共權力的運用上，“公共性”要體現人民和政府行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門運作過程中，“公共性”體現為公開與參與。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門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必須克服私人或部門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達上，“公共性”是一種理性與道德，它支持公民社會及其公共輿論的監督作用（哈貝馬斯）?？傊瑑A向于把“公共性”作為公共部門管理活動的最終價值觀，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開、平等、自由、民主、正義和責任等一系列價值體系。
盡管在公共性問題上，不同時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異，但對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種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公共部門管理活動，我們把這種管理活動的公共性內涵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公共性。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共同構成公共管理的主體（這里的國家、政府與社會都是從狹義的意義上說的）。作為公共管理主體，這些組織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組織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現在組織的代表性、行為的公務性、宗旨的公益性、權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價值觀的公共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管理把如何經濟地和富有效率地實現管理目標不同，公共管理的價值觀更主要體現在平等、正義、公平、民主、倫理以及責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個人本位主義和自利性本質之上，把追求個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取向。與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實現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公平以及承擔為公眾謀求福利的責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權力是政治社會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現象的基礎。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約，沒有刀劍，就是一紙空文”。恩格斯也認為，國家本質上是同人民大眾相分離的公共權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體運用公共權利實現管理目標的社會活動，因此，公共權力是公共管理活動的后盾和基礎，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體現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體或對象是公共事務，即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無疑它們均具有鮮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體對公共事務的管理首先從公共問題入手，公共問題是公共管理的邏輯起點。同時，由于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或宗旨是實現社會公眾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題中應有之意。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異同
“公共性”作為公共管理的一種基礎性內涵，與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活動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對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它是實證的過程還是規范的研究，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我們認為，就總體而言，作為公共管理的本質內涵，公共性與社會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階級與國家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公共性與社會性在最廣泛意義上是一致的或領域是重合的；隨著階級與國家的產生，國家成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漸從社會領域中凸顯并獨立出來；而在階級與國家消亡之后，公共性與社會性又再次融為一體。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公共性，是指處于從階級與國家產生到消亡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定概念。另外，從上述公共性的自然發展過程可以得出，社會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礎，公共性則是社會性的特殊體現；社會性具有量的規定性，公共性則有質的規定性。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公共性將不斷擴張與壯大，最后發展成為社會性。
1.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區別
首先，從概念的定義上看，社會是具有多重性含義的。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社會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質條件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我們平常所說的社會，既可以指最廣義的“人類社會”，也可以指狹義的社會性事務，如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文化、衛生等事務。因此，理論上對社會這個概念作界定并不簡單，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義社會。認為，物質實踐創造了社會，社會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注：孫曉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政治科學常用的社會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與國家等同的，例如盧梭就把國家、社會共同體和社會契約混用起來。直到19世紀以后，大多數資產階級理論家才開始把社會當作與國家對立的社會領域，即市民社會或公共社會。摩爾根較早指出，“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保ㄗⅲ海溃┠柛骸豆糯鐣?，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頁。）把社會性看成是人的本質屬性，并認為社會的產生先于國家，因而國家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認為的那樣可以等同或渾然一體。
其次，在公共管理實踐中，公共與社會各有所指。平常說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是我們區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實際體現，表明在政府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情況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所代表的社會性相互關系的狀況。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種權力或權威，而社會性則代表公開性、參與性和非國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與社會性的聯系
其主要表現在于：公共性來源于社會性，在一定條件下它們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階級社會里，公共性實際上和群體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從根本上抽象并升華了社會性（群體性），比如建立在契約之上的“公意”，體現出公共管理區別于其他管理的本質特征。因而在一定條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會性。二者的聯系具體表現在：
首先，從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對公共性與社會性是分不清的或認為等同的，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國家與社會根本混淆。如柏拉圖認為，國家起源于人類生活的自然需要。國家就是達到正義或公道的手段。在這里，他是把國家與社會等同起來，混淆了兩者界限。因此他的國家充其量是群體的結合，因為還沒有出現與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權力（注：鄒永賢主編：《國家學說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直到亞里士多德那里，才區分了國家與社會，認為國家起源于社會，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恩格斯肯定國家源于社會說，同時指出，“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斗爭中產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頁。）。因此，我們認為，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性與整個社會所代表的社會性是具有產生的異時性的。
其次，從哲學意義上講，社會性與公共性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公與私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公共性與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與私人性并沒有截然分開，二者有交叉之處，即所謂“公中有私（局部和個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務和利益）”（注：夏書章：《現代公共管理概論》，長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正是公共性與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構成了廣義的社會性。與此同時，公共性作為共性是對社會群體中的個性的一種提煉和升華，是建立在一定條件（契約等）基礎上的群體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識表達，因此，公共性脫離了社會個體的雜亂無章和無序，成為一定團體的集中意志。還應看到，在發展趨勢上，隨著社會自治的完善和國家作為統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與社會性將再次趨同，達到終級目標的社會性，實現古人所稱頌的社會大同。如《禮記·禮運》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惫残耘c社會性由混沌統一到分離對立，再到在新的社會領域內的統一，體現了公共性與社會性及其相互關系具體的和歷史的辯證演進過程。
再次，在具體實踐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會性為參考坐標。表現為公共部門的活動越是接近社會，其公共性越明顯；越遠離社會，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從權力中心向社會中心轉變，從管理中心向服務中心轉變，管理原則從對上負責向對下負責轉變，如此等等，其結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動更趨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盡可能給公眾帶來效益。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與社會性關系問題研究的現實意義
公共性與社會性是各有其特定內涵的復雜概念，同時二者的異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我們可以用它們作為分析現實問題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更有實踐上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認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或現象都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公共管理既是一項主觀見諸客觀的管理過程，又是一種現實狀態，因此我們在分析這一現象時，就必須既看到它自然發展的演變過程，又要注意這一過程的社會屬性。針對這種社會屬性，人們的態度、方法不是企圖超越或跨過它，而應該是在承認它的前提下，不斷根據時展和環境變化的需要，探索公共管理不同的運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