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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論論文范文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條規定：“醫療機構對交通事故中的受傷人員應當及時搶救，不得因搶救費用未及時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車輛參加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由保險公司在責任限額范圍內支付搶救費用；搶救費用超過責任限額的，未參加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先行墊付部分或者全部搶救費用，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有權向交通事故責任人追償”。
第七十六條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超過責任限額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擔賠償責任：
（一）機動車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有過錯的一方承擔責任；雙方都有過錯的，按照各自過錯的比例分擔責任。（二）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
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機動車一方不承擔責任“。
應該說《道路交通安全法》與《保險法》存在著不太銜接的地方，與現行的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合同條款、保險理賠體制等更有很多的矛盾和沖突。
一、搶救費用的矛盾
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看，在搶救交通事故受害人時，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首先確定被保險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更不可能確定被保險人是否承擔保險責任、應賠償的保險金數額等。而無論如何，保險公司都要按照第三者責任保險的保險金額，首先把錢拿出來，用于搶救人命。這體現出國家保障人權、維護人民人身安全的立法本意，但是與現行《保險法》恰恰相反。
《保險法》第五十條規定：“責任保險是指以被保險人對第三者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無論從法律規定還是實踐運作來看，都要首先確定被保險人對受害人依法應負的民事賠償責任，才能計算出保險公司應當賠償的保險金數額，然后保險公司再拿出錢來賠償受害人。
如果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么受害人就有權要求保險公司立刻拿出錢來救命，但幾乎所有的保險公司恐怕都沒有這樣操作過，其內部審核、批準手續不可能那么迅捷。一邊是刻不容緩，一邊是毫無準備，可想而知糾紛必會集中爆發。
二、保險金額與保險賠償金額不一致的矛盾
《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使用了“責任限額”這個詞，這個詞并不是《保險法》中的概念，我們可以理解為“責任限額”就是指第三者責任保險的保險金額，可是這就會產生沖突：即第三者責任保險中，保險金額往往與保險公司實際賠償額存在差距，誰又來承擔這部分差距呢？
矛盾論論文范文2
可以說，在關于經濟人的理論中，功利主義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這是近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遺產。而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會實際運用過程的矛盾沖突中發展和衍變的。具體地說，在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中，表現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經濟人假設的立論基礎——“利己”與“利他”、“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矛盾
經濟人假設的歷史背景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文明的出現。這一假設首先肯定了兩個倫理前提：一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正義性，因而肯定人們遵守這一制度是所謂理性的表現。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義性，因而肯定人們在道義上追求自身滿足的天性。
在古典經濟學那里，“經濟人”假設下的“利己”準則與“利他”，個體效用最大化與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是統一的。到了二十世紀，人們開始對經濟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問題提出質疑。反對者認為，追求最大利潤這一假定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可能實現。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為》中對經濟人的假設提出更強烈的批評，他認為，與其說經濟人的自私出發點和理性規定是人們真實行為的寫照，還不如說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學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為》，楊礫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頁。）的形而上玄想。
自從七十年代瓊·羅賓遜宣布“第二次經濟學危機”以來，在重建經濟學基礎的爭論中，經濟人的立論問題又引起人們的關注。保羅·斯諾維克(PaulSlovic)和薩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Lichtenstenion)，通過“偏好顛倒”(perferencereversals)企圖證明即使在最簡單的人類行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優原則。尼爾森和溫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馬蒂亞·森則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亞當·斯密講述的屠夫和面包師的故事，就發現古典經濟學從未單獨把自利作為經濟人的立論假設，他說：“亞當·斯密恰恰明確地站到了另外一邊，他并沒有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保ㄗⅲ海塾《龋莅ⅠR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8頁。）
由經濟人的爭論還衍生了制度經濟學關于人們接受經濟倫理規范的個人主義或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基礎的爭論。所謂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指人類個體行為是社會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所有社會或集體現象，諸如制度，都有待內生制度和制度變遷。與此相對照，整體主義關注對個人行為發生的社會影響。個人被看成社會化的人，已經將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規范和價值內生化。整體主義者集中考察社會“力量”（制度、社會慣例）如何制約個人行為。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將個人行為擺在第一位，而后者認為社會或制度整體高于一切。
盡管波普爾通常被看作是個人主義者，盡管他對整體主義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評，但他仍指出，“社會群體大于其成員的單純加總，也大于其任何成員任何時刻存在的諸多個人關系的簡單總和……成員的個性可能對群體的歷史和結構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這并不妨礙群體有它自己的歷史和結構。也不妨礙該群體對其成員的個性產生強烈影響?！保ㄗⅲ海勖溃蓠R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頁。）這種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是十分激烈的，塔爾科特·帕森斯聲稱：“個人主義者”“要么根本不承認，要么從未公正對待過”下列事實，即經濟行為發生“在一整套規則框架之內，不依賴于簽約各方直接的個人動機。”（注：［美］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而海薩尼則反駁道，帕森斯的立場意味著“放棄根據個人目標和社會個體成員的利益來解釋這些社會規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陳建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當然，這種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布坎南曾說：“在作為一種推導出社會組織原則的方法的個體主義與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描述性特征的集體主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邏輯上的不一致。……給定一些有關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性假設，以及一種特定的道德倫理立場，即可以根據個人選擇的計算而將集體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理性化?！保ㄗⅲ海勖溃菡材匪埂·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陳光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頁。）
（二）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諸正義形式倫理的矛盾
功利主義是經濟學說史中最重要的倫理基礎。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種人生哲學，展示了有關‘最終價值’的圖式?！髁x，特別是邊沁的功利主義，是某種新東西，與舊體系是根本對立的?！浯危髁x是一種具有強烈法律傾向的體系?！谶@一原則中，平均主義要素與幸福要素同樣重要。”（注：［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04-205頁。）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義受到了批判。他說，“第一，功利主義的假設對于解釋經濟史，對于解釋經濟的推動力毫無價值。第二，功利主義的假設對于解釋所有涉及實際動機的問題，例如對于解釋遺產的經濟影響問題，要比沒有價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義的假設實際上只對經濟理論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謂的‘福利經濟學’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第四，在最狹義的經濟理論領域內，功利主義的假設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保ㄗⅲ海勖溃菁s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206-207頁。）熊彼特對功利主義的批評并非是全盤否定福利主義的經濟倫理觀念，而是認為這種功利主義過于工具理性化，并沒有明確指明一種社會形態的合理的經濟倫理理想。
功利主義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表現為集合理論。為了使總體行為正確，不同的個人利益必須以產生全體人員的最大幸福或滿意為目標而疊加到一起。功利主義者時常指出這一點作為其理論優越性的一方面。它所運用的是一種實踐合理性的簡單模式，由于這種模式是我們在個人層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當地轉換到社會層次上來使用。
但是，批評者認為這種推論是荒謬的。羅伯特·諾齊克指出，“因為并不存在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擔某種犧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會實體。只有個別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們自己的個人生命的個人存在。”（注：［美］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何懷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頁。）如果一個人決定犧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為他能夠從中受益，因此這種犧牲可以被證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計算中被棄之不顧的個人的利益只是一種犧牲，犧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補償?！叭祟悺被颉吧鐣辈⒉皇亲鲞@種決定的單一行為者，不是犧牲或受益的承受者。這樣決定的結果只是一些人受損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羅爾斯的話來說，“功利主義觀點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里分配他的滿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以羅爾斯一貫的觀點，他認為功利主義無法最大限度地彌補社會個人由正義原則導致的差別，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論既損害了社會正義的本質，又損害了個人的利益。
從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矛盾沖突中，還衍生了對福利經濟倫理觀點的批判。福利主義經濟學并非沒有確立倫理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于福利目的的倫理出發點，反而損害了與經濟學的結合，并由此忽略了倫理學，影響了自身的發展（注：［印度］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89頁。）。
盡管福利主義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評，但它卻還在頑強地發展和發生影響。其中帕累托學派的福利經濟倫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漢斯·范登·德爾、本·范·韋爾瑟芬《民主與福利經濟學》，陳剛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頁。）。然而，即便是在適合帕累托最優實現的條件下，這一支撐福利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也忽視了公平。因為這里不考慮收益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狀態，更不涉及公平與效率間的相互作用。正是這種傳統與公平目標之間發生著深刻的沖撞。
（三）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的矛盾
1926年，凱恩斯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批判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主義的哲學基礎——“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他在批評自由放任的經濟倫理原則的同時，又提出了國家干預的新主張。他說，“在我看來，資本主義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與我們目前為止所看到的任何別一制度比較，的確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目的；不過就這一制度本身看來，有許多方面是極端要不得的，是應當反對的。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努力設計出一個社會組織，與我們所滿意的生活方式的觀念既不致發生抵觸，而效能則可以盡可能地提高?！保ㄗⅲ海塾ⅲ輨P恩斯：《勸說集》，謝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42頁。）除了凱恩斯之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也津津樂道著這樣的一種理性假設：即“由于私人市場經濟呈現不完善的特性，所以從效率的意義上說，中央計劃經濟能夠對資本主義做出改進?！保ㄗⅲ海塾ⅲ軯.R.沙克爾頓、G.洛克斯利編著：《當代十二位經濟學家》，陶海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01頁。）
盡管自凱恩斯以來，國家干預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它卻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強烈反駁。哈耶克提出，“中央計劃者沒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為有效地配置各種資源所需要的價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過市場過程本身的運轉才能獲得。實際上，在奧地利學派‘市場過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觀的東西：它不是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看得見的貨幣支出，而是被放棄的從同樣的資源的其他可選擇的使用中生產出的價值。但是很明顯，在經濟過程中，只有行為者才知道這種選擇。競爭市場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優點在于，在這樣的市場上，每個人僅須意識到影響他個人的事情；而從個人行為中產生出來的‘制度’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意圖，這種市場制度是未經設計而產生的社會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爾頓、G.洛克斯利編著：《當代十二位經濟學家》，陶海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02頁。）
信奉國家干預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經濟秩序必定是設計的產物，是理性合理化的過程。哈耶克則反駁說：“如果我們想取得進步，我們就必須為不斷改進我們的觀念和理想留出空間?！保ㄗⅲ海塾ⅲ葸~克爾·H.萊斯諾夫：《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馮克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00頁。）進步是不能事先進行計劃的（能夠進行計劃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狂妄態度的極端事例），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肯定也是一個建立在自發秩序上的自由社會。
（四）經濟公正與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規范、制度和原則構成的契約組織。這些規范、制度和原則中包含了法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人類的傳統、歷史和發展。所謂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換的行為，公正一開始就是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相關聯的，是人們經濟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羅爾斯反復強調：“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合作體系中的主要社會制度安排。我們知道，這些原則要在這些制度中掌管權利與義務的分派，決定社會生活中利益和負擔的恰當分配?！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頁。）
經濟學家往往就事論事，他們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價格和交易機會，或者是由此在統計上歸納出來的制度和規則。但是哲學家往往反駁道，把公正定義為等利（害）交換，豈不將公正局限于經濟領域，因而定義過窄？公正作為人與人平等的一個原則，只有當他得到他應得的、或別人欠他的，或他有權利索要的東西時，才算公正。
關于經濟公正與政治公正的矛盾沖突，可以從羅爾斯和諾齊克的理論中窺見一斑。根據羅爾斯的看法，“社會是一種對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險形式，它卻不僅具有一種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利益沖突的典型特征?！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不平等在任何社會的基本結構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頁。），問題在于明確這些不平等怎樣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夠做到公正。羅爾斯認為絕對的平均是對效率的極大損害。但是他苦心積慮建立的公正原則，是想在一般經濟公正的基礎上設定一些特殊的或優先的或稱之為差別原則的前提；羅爾斯認為雖然經濟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則可以做到。因此，只有當更有能力的人也讓更不幸的人獲益時，他們從這種能力中獲益才是公正的。
諾齊克則對羅爾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質疑，他認為：“任何國家制定的外在的規范必然侵犯人們的道德權利，因此，本質上說是不道德的?！保ㄗⅲ海勖溃萘_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頁。）他反對那怕是最小國家(minimalstate)實行富人對窮人的再分配，認為那樣侵犯了個人的權利。他的論證可以稱之為經濟公正論(thetheoyofeconomicjustice)，也稱之為“資格理論”(entitlementtheory)（注：［英］邁克爾·H.萊斯諾夫：《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馮克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39頁。）。諾齊克從維護自由的倫理原則出發，強烈反對羅爾斯的正義補償的預設性倫理原則。與羅爾斯相比，諾齊克的觀點，表現了對資本權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維護。
二
如果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作為學科形式的經濟倫理學在歐美誕生，它的研究范圍基本界定在經濟學意識到在經濟行為的倫理、文化的觀點消失之后，因市場失靈而帶來的道德限度問題，那么，二十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企業倫理的社會契約論的問題，經濟主體的超規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倫理的可能性、現實性，生態倫理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擴展了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研究范圍，使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固有矛盾沖突得以在更寬泛的社會現實背景下展開。
總體來說，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在上述矛盾與沖突中體現了如下突出的特點：
首先，上述矛盾沖突更明顯地體現在企業這個經濟主體層次上。在經濟主體問題上，西方經濟學作了拓展研究，由對狹窄的人、集團、階級的研究發展到企業的研究。就企業而言，經濟倫理學指的是為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交換過程中的適當行為確立界線的原則。作為經濟主體，企業的倫理特性可以從兩個方面表現，一是在社會契約中顯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二是企業的道德自由空間的限度。這一經濟主體的拓展不僅僅帶來固有矛盾范圍的變化，同時也帶來相應的道德沖突問題。許多經濟學家發現，要想出一種能夠明確地解決企業的倫理兩難問題的辦法十分不易。
其次，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沖突在更寬泛的背景下展開，常常與法律、政治、文化的沖突交織一處。最近幾十年，西方探討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沖突往往在綜合的背景下展開，如貝克爾對家庭、婚姻、性別歧視等問題的經濟學分析，布坎南的立憲民主的經濟學研究，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學中的倫理規則的研究和方法論基礎的研究，倫理學家對倫理法的研究，羅爾斯、諾齊克等人的政治倫理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對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經濟倫理思想沖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溝通與文化信任問題，日益成為跨國公司的經濟倫理戰略組成。企業家和學者們都認識到文化差別造成經濟主體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間的方式上的差別，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個社會中的信任水平與積聚資本和有效地發展技術之間存在一種關系。他論證說：“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會，以階級、種族、親屬或其他因素為基礎，在采取新的組織形式時會遇到額外的障礙?！保ㄗⅲ海勖溃萃旭R斯·唐納森、托馬斯·鄧菲：《有約束力的關系》，趙月瑟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頁。）值得一提的還有經濟倫理思想與法律的相關影響的研究，正如法律對倫理行為和道德準則的進化有明顯的影響一樣，有關道德的態度也可能經常間接地、有時甚至直接地影響法律準則的進化。
第三，雖然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沖突，但仍運行著社會普遍遵循的經濟倫理規范。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普遍經濟倫理規范之上，在經濟政治全球化的視野之下，西方社會有一種強要發展中國家認同的超規范理論傾向。而這些超規范說白了，就是所謂跨越的人權思想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等。比如說關于剝削，西方經濟學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結論，他們對于貧困線和貧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權、自由權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規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規范，它被用來指導現代企業面對的諸如環境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以及賄賂問題等，其中最明顯適用的一個是環境問題。歷史上對環境關懷感覺遲鈍的企業，被保羅·斯泰德爾邁耶稱為“前生態經濟主義”，其特征在于相信技術，以及認為在生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無法解決的沖突。這種態度把生態放在第二位考慮，顯然與效率超規范的含義不符。前生態經濟主義認定的正是效率超規范正式駁斥的東西，即效率僅僅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度來衡量。相反，效率超規范意味著，在我們把供不應求的自然資源的價值計入經濟大方程之前，我們對社會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馬斯·唐納森、托馬斯·鄧菲：《有約束力的關系》，趙月瑟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頁。）。換言之，效率不僅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倫理規范的權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寬范的超規范的普世倫理及可持續發展的視野之下。
三
從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角度來分析，首先，西方當代經濟倫理思想依然具有為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辯護的基本特性，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依然適用于當代西方經濟學，馬克思說：“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頁。）資產階級企圖用一種超越性的同一關系解釋經濟倫理關系，似乎已有的倫理關系已經天然合理了。馬克思批判道，“墮落的最新經濟學，……它企圖證明，經濟關系到處都表示同一些簡單規定，因而到處都表示交換價值相交換的簡單規定中的平等和自由。……這種歸結法是把包含著發展的差別拋掉，使一切都歸結為一種現實的經濟關系，單從這點來說，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學的；何況它是時而拋掉這一方面，時而拋掉那一方面，以便時而從這一方面，時而從那一方面來制造同一性?！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頁。）
矛盾論論文范文3
摘要：日本現代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在中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小說通過對現代年輕人的孤獨、寂寞、空虛以及矛盾等情感的描寫，讓年輕一代產生了共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在工作和生活的拼搏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產生了疏離。作者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處于孤獨、寂寞中的年輕人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們的愛情生活。
日本現代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不僅受到中國、韓國等亞洲讀者的喜愛，甚至在美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也擁有不少的讀者群。正如村上春樹作品在中國的翻譯家林少華所說的，時下，閱讀村上春樹作品已日趨成為世界性的文學現象。村上從處女作《且聽風吟》到《海邊的卡夫卡》無不充滿著“孤獨、寂寞”“憂郁、彷徨”“無奈”“青春的迷?！焙汀吧鐣氖桦x感”等等。
村上春樹在1987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小說多次再版發行，據統計，1996年的銷量已達到七百萬冊，這對于只有我國十分之一人口的日本來說，絕不是普通的數字。在以青年為主體的廣大讀者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響，形成了“村上春樹”讀者群，并隨之誕生了“春上村樹現象”，以及“挪威的森林現象”等新詞匯。在我國由中國海洋大學林少華教授翻譯的“村上春樹全集”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同樣受到我國年輕讀者的歡迎。小說情節簡單，筆調悠緩，語氣平淡，卻受到了廣大讀者的青睞。這部小說為何受到如此的歡迎呢？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198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它主要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青年對現世的虛無與傷感和那個年代文明的失落與個人意識的掙扎的內心世界，傳達出了全人類對現實的那種不確定的感覺，即“不存在的存在和存在的不存在感”。小說的情節非常簡單，以第一人稱“我”在漢堡機場聽到著名甲殼蟲樂隊的《挪威的森林》樂曲為開端開始追憶18年前的往事：講述了“渡邊”和死去朋友的女友直子及大學同學綠子兩個女性之間的感情糾葛。直子是個漂亮、美麗，多愁善感又自我封閉的女孩，在青梅竹馬男友木月自殺后精神不振，最后住進了療養院，由于精神抑郁而自殺；綠子活潑可愛、充滿活力、前衛大膽，雖身處逆境卻堅忍不拔。
一、孤寂與憂傷——現代人無法擺脫的情感
孤獨作為存在主義文論的一個關鍵詞，在小說中得到了更為深刻的詮釋。存在主義詩學把他人看成“我”的“地獄”，“我”自然孤獨。孤獨精神使人超越萬物和他人，孤獨一詞具有美學和文學意義。
小說題目“挪威的森林”是20世紀60年代甲殼蟲樂隊一支“靜謐、憂傷，而又令人莫名地沉醉”的歌曲，歌中男子感覺女友的房間像挪威的森林一樣神秘，可突然驚醒，卻發現房間空無一物，更不見女友美麗的身影，房間像挪威的森林一樣孤寂。昨夜的一切仿佛一個夢，男子在密林深處獨自地品味著這份孤獨。這是小說主人公的舊日戀人直子曾百聽不厭的一首歌曲。18年后，“我”在飛往漢堡的飛機上重新聽到此曲。隨即小說主人公渡邊以第一人稱描述了同兩個女孩間的愛情糾葛。從作者借用這首充滿憂傷、孤寂的歌曲可以看出，小說自始至終都充滿著孤獨和憂傷。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為被剝奪了的自我而哭泣。
小說的人物性格也是孤獨的，并因孤獨而封閉自己。他們無論對父母、朋友，還是與所愛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自己不給別人添麻煩，同時也拒絕別人進入自己的世界。直子總是不知如何與別人相處，甚至不能順利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與男朋友渡邊約會時也總是沉默，不能敞開心扉。實際上，直子在潛意識中用表達上的障礙在自己和外界世界之間樹起一道屏障，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讓任何人打擾。
小說中的人物在自閉的同時，心中又渴望愛情，渴望真情。家境貧寒的另一主人公綠子在富豪子弟云集的學校感到孤獨，仿佛和別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和其他人之間總有一道難以逾越的界限。盡管如此，她仍舊希望“盡情地享受愛，哪怕一次也好”。她還經常讓渡邊抱緊自己，安慰自己，從中得到滿足?？梢娖綍r裝作開朗活潑的她，內心是多么的孤獨，又是多么渴望愛的滋潤。所以“自閉”是主人公孤獨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而伴隨著自閉的又是對愛的強烈渴望。
另外，內心的空虛也是產生孤獨的原因。渡邊在自己狹小的世界里既無目標也無動力地活者，感到無限的空虛。他以“任何事都不過多思考”為原則，每天上課也不是為了學習，而是因為無事可做。他常?？仗撾y耐，就和在酒吧認識的女孩子睡覺，而睡后又后悔和自責，感到更加空虛。不僅如此，每周六晚上他都無所事事，裝作看電視的樣子，實際上是把自己與電視之間的“渺?？臻g切割成兩部分，又把切下的分成兩部分，這樣一遍遍切割，最后分成手掌心大小的空間”。這種病態的空虛多少讓現代的青年人產生共鳴。很多外表看似堅強的現代人，在內心的深處都多少有些孤獨、寂寞和空虛。
二、現代社會與人的內心世界的矛盾
這部小說的背景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村上春樹20歲左右，對他來講，這一時代就是甲殼蟲樂隊、越南戰爭和“大學紛爭”的代名詞。當時政治動蕩，古巴危機，1965年又爆發了越南戰爭，世界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之中。日本戰后實行民主制度，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經濟，進入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伴隨著技術革命與經濟繁榮，人們逐漸忘記了許多舊的傳統，但無人能阻止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在城市，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能更輕易地獲得各種信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隨之減少。一座座高級公寓的鐵門拉開的不是空間距離，而是心理距離。都市與其說是生活的場所，不如說是生存的空間。信息量的極大化與生活圈的極小化之間的矛盾，使生活在都市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產生了孤獨感、空虛感和寂寞感。
村上春樹深深地感到了這種孤獨、寂寞和空虛。他曾把物資豐富而精神貧乏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比喻成“有大量家具卻沒有天棚和地面的，在宇宙中漂浮的房子”。而在村上春樹的眼中，這座房子空空如也，只讓他感到無邊的孤獨、寂寞和空虛。《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渡邊說：“人們像是很幸福，但我不知道他們是真的幸福，還是只是看起來幸福?！边@也可以說是作者對現代生活的質疑。
這份孤獨可以說是對現實世界無言的反抗，是夢中的世界無法實現的失落，是兩個世界都無法徹底融入的迷失。
他對現實狀態存在不滿，卻不從正面直接反對，而像一位大徹大悟的隱者一樣，與時代保持一定的距離，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回應。就像小說中的渡邊，對那些一邊呼吁大學解體，一邊卻為撈學分而上課的“兩面派”做法非常鄙視，他說：“那種人在大學順利地拿到學分，走進社會，又馬上建立了這個卑劣的世界?！钡挥眠^激的方式表達鄙視，而是上課點名時不回答，這種無言的反抗表明他不愿進入骯臟的現實世界。同時，村上認為經濟高度發展以前的世界是夢想中的世界，令他無限懷念。小說中的海邊和精神病醫院“阿美寮”就寄托了作家村上的美好情懷。兒時經常玩耍的海邊給他美好的回憶，但多年后當他故地重游時，不禁大吃一驚：昔日的大海被填平，上面的大樓如墓碑一樣鱗次櫛比，失去大海的堤壩孤寂地殘留著……所以他在小說中設計了失去直子的渡邊去海邊做“傷感旅行”。在那里想象著變化前的日本，是他無限憧憬的理想世界。而“阿美寮”正是自給自足的平靜生活，同樣也是理想世界的化身。那里的人們互相關心，互相理解，沒有虛偽和欺騙，能敞開心扉，展現真正的自己，如同“世外桃源”。由于經濟的高速發展，這種理想的世界已經遠離了現代人，令村上感到無限失落。
由于無法融入現實世界，又不可能進入理想中的世界，宛如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沒有依靠，只能獨自漂浮。因此，村上筆下的主人公渡邊突然不知自己身處何方，去向何處，這也是作者自身的一種迷失。
三、村上春樹作品的特點
村上春樹作為一個出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人，描寫60年代的故事，卻歷經數十年占據了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閱讀陣地，讓他們產生共鳴，不能不說他作品中的的確確有著讓年輕人為之心動的地方。困惑與追求歷來體現在年輕人身上。村上春樹從城市生活這個獨特的視角，探討當代青年心靈奧秘的“城市文學”，便是這種困惑與追求的產物。一般認為傳統的純文學是反映成人的種種生活，而村上的書卻是反映了年輕人的快樂與悲哀，很少有實質性的事件，而常常是一些思緒與感觸，抒發著莫名的迷茫與哀愁。村上春樹放棄以往作家以精致的生活實感所支持的青春小說的表達形式，只以敏銳的方法意識，以精選的獨特語言，磨練出一種嶄新的風格，用嘲弄式的玩笑，裝出一副“心情愉快”的模樣，企圖以意識的感覺來說故事，而將現代的“不幸”逆轉為“幸?！薄４迳洗簶涞奈膶W就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出現代社會由平平符號蛻變成的無機感性，極端敏銳，新鮮而發人深省。
村上春樹的創作屬于20世紀80年代后興起的“城市文學”范疇，“城市文學”反映了日本走向高度自動化的消費性社會后人際關系的隔膜、人的異化和人的心理崩潰，宣泄了后工業化社會青年全新的、富有個性的生活方式，實現個人的價值觀。
《挪威的森林》向你娓娓地道出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但它的內涵遠遠不止愛情故事，它通過描寫年輕人對愛情舉棋不定卻執著追求的態度，直達人生的真諦。
村上作品的另一特色是他擁有要想“打破境界”這一精神：文字和數字、人和動物、東方和西方、生與死、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現實和非現實、意識和非意識的界限等等。例如，羊男是打破了人和動物的界限。村上作品這種要打破所有界限的意志，這種擁有自由的精神是我們所有時代所共同向往的精神。
村上作品給讀者一些遐想的空間，好像是讀者和作者間的一種游戲，使讀者盡可能用自己的思維去理解，因此對村上的作品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詮釋，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村上文學又是對消費文化和高度物質文化的批判。但他并沒有痛苦地嘶喊，而是保持一種遠距離冷靜的態度；他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現實，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摸索如何生存的方式。可以說他所描寫的主人公被認為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們的“自畫像”。
村上是西方和東方的橋梁。日本的近代文學是在明治時期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發展起來，通過私小說的文學形式，從西方接受了進行改良的純文學，形成了谷崎、川端等一批杰出的純文學作家?，F在，村上時代，日本現代文學開始流入歐洲，并對歐洲的文壇產生一定的影響，村上文學在西方的流行多少給日本文學一種“脫亞入歐”的感覺。
為何我國現代都市青年如此接受這部小說呢？是否可以說中國的現代社會也有這種傾向？甚至有人說喝著咖啡看村上春樹的小說是現代小資的代名詞，正是由于現代社會人與人心靈的疏遠，導致這種小資情調的產生。而村上的小說也恰恰是迎合了這種心思才備受歡迎的緣故吧。
四、結語
《挪威的森林》一書的暢銷及其在文壇和社會中引起的反響絕非偶然現象。村上小說關注了經濟高度增長時期日本青年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時描繪了青年對現實世界的虛無與傷感，以及文明的失落和個人意識的掙扎等內心世界，傳達出了人類對現實的不確定感，即“不存在的存在感和存在的不存在感”。在經濟發達的今天，人與人的交流日益減少，過于自我封閉，在人生的大森林里，人們很容易迷失自己，感到孤獨、彷徨，茫然不知所措。就像主人公渡邊不斷徘徊、游離在直子和綠子這兩個對立存在的女性之間一樣，他的內心世界充滿了矛盾，希望在直子和綠子之間能找到生存的平衡點，避免讓自己“走”向深淵。
對生與死的思考，對個人與社會問題的思考，值得每一個看過和未看過村上作品的人去回味和探索。
參考文獻：
[1]酒井英行：《〈挪威的森林〉中的村上春樹》。
矛盾論論文范文4
關鍵詞：國企；改革；矛盾；問題
中圖分類號：F27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09)-04-0074-01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效顯著。但由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沉淀多年的矛盾影響，制約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進程。如何在新形勢下打好國企改革攻堅戰，事關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是各級黨委、政府及企業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1．干部職工的“思想改制”問題。國企干部職工的思想，特別是企業領導干部的思想能否真正跟上企業體制改革的時代要求，行為能否真正有“脫胎換骨”般的跨越，這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仔細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領導培養“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政治思想素養，另一方面也需要體制變革本身的支持，需要長時間的檢驗。
2．已有改制成果與深化改革的矛盾問題。這一矛盾集中體現在實施“債轉股”政策的企業中?！皞D股”確實對促進企業經營管理有重大意義，但其弊端和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資產管理公司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會不會支持、以怎樣的態度支持產權制度改革，也是“國退民進”能否順利推進的一大重要因素。
3．戰略投資者問題。引進戰略投資者，運用資本營運，解決改革當初“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的問題，確實是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斷總結，不斷創新出來的一個好辦法。
4．養老保險金的代際轉移支付問題。在政府不負擔新舊養老制度轉軌成本的背景下，通過企業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來支付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已形成“老人”、“中人”、“新人”(分別指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前離退休職工、新制度建立以前已經工作的職工、新制度建立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之間養老金代際轉移支付問題。
5．弱勢群體問題。這里講的弱勢群體不僅指因企業改革已經形成的下崗、失業群體，亦包含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即將有償補償身份解除關系的分離、分流人員。改革是大趨勢，且不可逆轉。這種改變對任何一個職工都是一次心靈的激烈撞擊，每一個人都處于“弱勢群體”的范疇之列。
二、解決改革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的策略
1．發揚老傳統，開拓新思維，堅定不移推進產權制度改革。一是要置換國有資產，實現“國退民進”。要在產權界定和資產評估的基礎上，鼓勵企業職工、戰略投資者對企業資產進行收購，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參與改革，達到以資產換資金，實現企業重組或者“關門走人”。二是要有償改革職工身份，建立新型的勞動關系。三是要全面創新企業制度，激發發展活力。實施產權制度改革，就是為構建多元化投資主體，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大力為推進企業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提供制度保障。
矛盾論論文范文5
在以老通寶為代表的家庭生活中，男性一直是家庭的中心，對家庭負有重要的責任，但受到蠶價下跌的影響，雖然自己一家子辛辛苦苦，蠶繭還是“賣不到好價錢”，這種外在的經濟上的壓力，在家庭關系內招來了四大娘的抱怨，發起對其權威的挑戰。女性對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家庭角色進行了重新的認識，這在老通寶看來都是世界變了，“世界真是越變越壞”。男權受到的這種挑戰在老通寶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洋蠶種”的影響，其實是“洋蠶種”背后所代表的現代性文化，在現代性文化面前，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不堪一擊，老通寶意識不到這些，只是認為世道變了，茅盾通過老通寶自己內心的活動反映出，在現代性沖擊下，傳統中國社會男權的中心地位受到女性權力覺醒的沖擊，女性開始為自己的生存而抗爭。
在茅盾的筆下，《春蠶》中女性的典型角色主要有四大娘和荷花，通過這兩個女性角色的形象描繪，展示出女性對自身社會角色的重新認識以及對男權的反抗。四大娘是傳統中國鄉土社會中家庭婦女的形象。女性在傳統的男權制約下，被限制在家庭的內部，從事作為家庭生產補充的“女織”，很少有機會走出家庭，這在女性主義者看來是男權對女性的最嚴重的壓迫，將女性的社會地位界定為男權的附屬物，這在茅盾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描述。但在當時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下，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女性也在謀求自身地位的改變，尤其是隨著江南蠶桑生產業的發達，原來作為家庭生產補充地位的養蠶、育蠶等工作成為家庭中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從事這些家庭生產女性也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在茅盾的筆下描述通過老通寶的眼睛看到，小溪旁洗衣服的女人們，她們放聲地說笑、開玩笑、吵鬧，這在老通寶看來都是有些難以忍受的，這種情緒積攢到后來看見阿多時，“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著，火紅的眼睛”，情緒集中爆發，這種爆發是對女性這種對男權的挑戰的不滿。
四大娘對老通寶男權抗爭，圍繞以育蠶、蠶種選擇為中心，爭吵是整個《春蠶》中茅盾描述的核心內容。在蠶種的選擇上，老通寶固守著男性的權威不選用“洋蠶種”，四大娘對此非常氣憤，“老糊涂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在蠶種使用上，四大娘與老通寶的這種沖突，在傳統社會中很難出現，但隨著以“洋蠶種”等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在家庭和社會中處于弱勢的女性，開始發揮作用，“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表達了四大娘對這種權威的不滿?！斑@些匾，浸濕了，就像死狗一樣重！”也是對這種情緒的表達，茅盾此后多處使用相同的手法表達了以四大娘為代表的女性對于以老通寶為代表的男性在育蠶上的沖突。由使用蠶種引發沖突延續到了對借貸買蠶葉的問題上，老通寶借貸買了蠶葉，但四大娘卻生氣地認為蠶葉會“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在老通寶看來，四大娘的這種看法是對其權威的挑戰，還擊道：“什么話！你倒先來發利市了！年年像去年么？自家只有十來擔葉；五張布子（蠶種），十來擔葉夠么？”這種爭吵還在繼續，直接導致了四大娘和老通寶“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與四大娘這種對男性權威的溫和的挑戰不同，荷花則是采取更加極端的方式挑戰男性的社會權威。荷花與老通寶等人的沖突起源于在老通寶看來，荷花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老通寶一直這樣警告自己的兒子。荷花的激進行為不僅受到老通寶等男性權威的壓制，而且受到了女性的嘲諷為“那不要臉的！”。荷花代表的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相對與四大娘等傳統女性的代表不同，荷花對男權的抗爭也更為激進，荷花偷人家的蠶寶寶，原因只是因為“你們怎么把我當作白老虎，遠遠地望見我就別轉了臉？你們不把我當人看待！”。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中，女性的社會角色是男權所建構的，荷花被設定成“白虎星”，成為村中最不受歡迎的人，荷花為了抗爭這種男權對自己的壓迫，通過去偷蠶種以表達自己的不滿，以及對男權的抗爭，可以說荷花采取這種極端的方式是女性主義者對男權社會最有力的抗爭。
大娘和荷花是自我意識覺醒較早的女性，四大娘有自己的主見，主張選擇“洋蠶種”一方面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存在，爭取在育蠶等生產生活中的話語權，由于蠶絲生產在當時江南的農家生活中關乎農家的生計，因此在蠶絲生產中權力的地位直接可以影響到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四大娘與老通寶之間抗爭實際上就是男權與女權在家庭生活權力地位的爭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地位較低，為了實現女性權力與男性權力的平等，荷花等需要通過更加激烈的方式爭取，荷花是茅盾《春蠶》文本中被壓抑女性的代表，荷花被認定為“白虎星”。在荷花看來，這是對其莫大的羞辱，是男權對她最大的壓迫，荷花在各種場合都表現出對這種壓迫的反抗。在《春蠶》中，雖然四大娘、荷花等女性的代表已經開始爭取女性的權力，但在茅盾的筆下，女性的命運并沒有發生改變，四大娘雖然對老通寶不愿意使用“洋蠶種”而生氣，也與老通寶發生爭吵，但最終還是不得不服從老通寶，對女性社會地位的自覺還只能服從于男性的社會權威。荷花為了“報復”男權社會對其“白虎星”的污蔑，去破壞他家的蠶種，但在被抓住后，說“我家自管蠶花不好，可并沒害了誰，你們都是好的”，也表現出在男權社會統治中的這種無奈。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對男權的抗爭的基礎就是要否定男權的社會權威，這在茅盾的《春蠶》中已經有所表現，四大娘、荷花等代表著女性對女性社會地位的重新界定和對家庭權力中心地位的爭奪。以老通寶等為代表的男權，在女權的崛起中的表現除了無奈和努力維護的角色，老通寶等已經意識到自身的權力地位已受到來自女性的挑戰，以“洋蠶種”的傳播為代表的現代文化對中國傳統鄉土文化的沖擊，則為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提供了社會條件，茅盾小說《春蠶》則反映了這種男女之間爭取話語權的爭斗。
作者：韓敏 單位：鄭州職業技術學院
矛盾論論文范文6
關鍵詞：資產定價理論；價格理論；金融秩序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6-0009-05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資產定價(assets pricing)是指資產所有者為了實現其基本目標而在資產的未來收益和有關風險之間所作的權衡(trade-off)，或者說資產定價理論主要研究投資者最優資產配置和最優風險均衡收益問題。資產定價理論在現代金融學理論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金融研究中的核心問題，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經典資產定價理論是以有效市場理論為基礎，假設完全理性的行為人擁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且對資產的未來狀態變化擁有準確的預測。因此，至少在理論上不會出現所謂的“異?，F象”，更不會發生本質上是定價錯誤的金融危機。而實際上，金融市場時常會出現資產價格泡沫；當前，肇始于美國次級貸款危機的世界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地影響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甚至導致一些國家金融體系崩潰。這些問題在傳統的有效市場理論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從這個角度看，資產定價理論顯然存在問題。雖然資產定價理論在許多方面都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但是，并沒有針對資產定價理論內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也很少有對資產定價理論中內在的邏輯悖論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一、資產定價理論研究概述
(一)新古典資產定價理論
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資產定價理論在金融學研究中處于核心地位。資產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面臨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構成了資產和金融市場存在和發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不確定性”本身是無法進行量化分析，必須將其轉化成可以定量分析的范疇。因此，資產收益的不確定性對資產價格形成過程的影響，就成為資產定價理論研究的核心。不確定性和收益是金融學理論和實踐所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一般稱為資產組合理論和資產定價理論。
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狹義資產組合理論是指由馬科維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資產組合理論，這個理論主要是研究追求收益極大化的投資者將如何行事。具體地說，它研究的是投資者應該選擇何種類型的資產作為其投資對象，以及各種資產的投資數量在總投資中的分配。Markowitz認為，在分析追求極大化的投資行為時，不能忽略其不確定性，因為在確定的情況下，投資者實際上都不會更加偏好于一種分散的資產組合。人們在實際上采取的分散投資是為了減少不確定性。所以，不確定性的存在對理性投資行為的分析十分重要。在分析不確定性時，Markowitz假設投資者面對的是已知的概率分布。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他主要關心的是風險和收益，因此整個資產組合必須測定風險和收益，方差可作為測量資產組合風險的尺度。由于投資者有期望收益和風險這兩個決策標準，所以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決策就相當于從帕累托最優期望收益、收益組合方差，即有效邊界上選擇一點。
廣義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是在狹義現代資產組合理論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與狹義資產組合理論密切相關的理論。其中既包括Markowitz提出的有效組合決定模型的各種替論，也包括資本市場理論。資本市場理論主要包括資本資產價格理論和金融市場效率理論。其中，金融市場效率理論主要是指有效市場理論；資產定價理論包括：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論，Sharpe和Lintner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CAPM)，Ross的套利定價理論，Black和Scho-les。的跨期五套利定價理論，Merton的跨期最優消費、投資和均衡定價理論，不完備市場中的投資與定價理論，Shefrin和Statman的行為資產定價理論等等。
資本資產定價理論是金融學的支柱之一，由夏普(Sharpe，1964)首創，經林特納(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5)的擴展而成的一種純交換經濟中的均衡資產定價模型。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1 投資者都是風險規避者；2 投資者遵循均值－方差原則；3 投資者僅進行單期決策；4 投資者可以按無風險利率借貸；5 所有的投資者有相同的預期；6 資產交易時不存在稅收或交易成本。這其中最關鍵的假設是，所有投資者遵循均值一方差原則。在這些條件下，有CAPM的一般形式：Ei＝Ri+(Em－Rf)βim
可見，CAPM說明，投資者通過選擇適當的資產組合，可以得到一個最優的資產組合。具有不同風險承受力的投資者可以選擇不同的投資組合：風險承受力為0和τm(社會分析忍受度)的投資者的最優投資組合，前者為最小方差資產組合，后者是資本市場組合；其他投資者可以在這兩者中進行選擇以獲得適當的組合。此即托賓兩資金分離定理。
CAPM得到的主要結論是：1 市場資產組合是有效的；2 所有有效資產組合等價于市場資產組合(包括借款或貸款)；3 預期收益和臼系數之間存在線性相關關系。
CAPM的假設條件太過嚴格，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在克服這些不足的同時，也推動了關于經典CAPM范式的進一步研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林特納(Lintner，1969)的模型，它側重于實際回報；布倫南(Brennan，1970)的模型，它研究了稅收的影響；默頓(Meaon，1971，1973)引入了投資者對未來投資機會的關注，建立跨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布萊克(Black，1972)，他考慮了無風險資產；魯賓斯坦(Rubinstein，1974)的模型，研究了更為一般的效用函數；羅斯(1976)的套利定價理論；列維(1978)的模型，引入了交易費用；布理登(Breeden，1979)和盧卡斯(Lucas，1978)通過分析財富和消費之間的關系，著重研究投資者的消費偏好，建立了基于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考科斯、因格索和羅斯(Cox，Ingersoll，and Ross，1985)等將生產技術因素考慮進去，從理性預期均衡中得到資產內生的一般均衡定價模型；默頓(Merton，1987)的模型，討論市場分割；Markowitz(1990)的模型，考慮了對賣空的限制，等等。這些資產定價理論還是在有效市場范式內對資產定價問題的研究。
(二)行為資產定價理論
行為金融學是金融學、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等學科相交叉的邊緣學科，它是和有效市場理論相對應的一種學說，主要內容可分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和心理學兩部分。行為金融學理論認為，證券的市場價格并不只由證券內在價值所決定，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資者主體行為的影響，即投資者心理與行為對證券市場的價格決定及其變動具有重大影響。而且投資者是有限理性的，是會犯錯誤的；在絕大多數時候，市場中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投資者都是起作用的(而非標準金融理論中的非理性投資者最終將被趕出市場，理性投資者最終決定價格)。
行為金融學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打破了傳統經濟學中關于人類行為規律不變的前提假設，將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的成果引入到金融市場演變的微觀過程中來。行為金融學家和經濟心理學家們通過個案研究、實驗室研究以及現場研究等多種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使得人們對于經濟行為人的各種經濟行為的特征及其原因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行為資產定價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放松了完全理性人的約束條件。在BAPM中，投資者被分為兩類：知情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音交易者(poise traders)。知情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資者，他們從不犯認知錯誤，而且不同個體之間表現有良好的統計均方差性，相當于理性經濟人；噪音交易者則是那些處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資者，他們時常犯認知錯誤，不同個體之間具有顯著的異方差性。兩類交易者互相影響共同決定資產價格。當知情交易者起主導作用時，價格呈現效率，市場是有效的；當噪音交易者起主導作用時，價格沒有效率，市場是無效的。BAPM中資產預期收益決定于其行為貝塔(behavioral betas)，即正切均方差有效(tangent mean-variance-efflclent)資產組合的貝塔。因為噪音交易者對價格的影響，正切均方差效應資產組合并非市場組合。該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由于噪音交易者的影響，正切均方差效應資產組合隨時都在變化，而且很難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使行為貝塔的估計比較困難。
(三)資產定價的基本方法
所有資產定價理論都基于一種思想：資產價格等于未來預期收益的現值；或者以無風險收益率去貼現未來的收益，再加上一個代表風險溢價的誤差因子。為此，資產定價理論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將表示整個市場的變動情況或系統風險總體變動的隨機變量暴露出來。資產定價總體上存在兩種基本分析方法：無套利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定價法試圖分析隱藏在價格背后的風險來源，它一般著重于分析影響經濟結構的宏觀變量，例如消費偏好、效用函數等。均衡定價法的優點是在原理上解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例如外部環境變化時價格如何變動。這種方法通過求解一定假設條件下投資者的選擇最優化問題，或者市場處于一般均衡條件下的一組方程，就可得出資產價格的表達式。
無套利(No-Arbitragc)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不存在套利機會的無摩擦市場里，當市場均衡時，資產價格與其未來收益一定存在某種必然的內在聯系，即定價規律。從本質上講，金融市場上資產供需平衡關系決定了資產的價值，一旦資產的市場價格偏離了其價值，金融市場上會出現無風險套利機會，投資者會以瘋狂的熱情，極大量的資金構作套利資產組合，迅速破壞原均衡狀態。形成新的均衡狀態。
無套利假設是經濟均衡的必要條件，即達到一般均衡的價格體系一定是無套利的，但是無套利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因而無套利假設沒有一般均衡的要求嚴格，假設要求的信息也比較少，例如適用于一般衍生證券價格的Blaek-Scholes微分方程，僅僅要求幾個容易觀察的變量，為后來風險中性定價原理等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套利定價理論(APT，Ross，1976)假定資產收益率受N個共同因素(系統風險)和一個特殊因素(可分散的非系統風險)的影響。由于不同資產對N個共同影響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不同資產應有不同的收益率；反之，對共同因素敏感程度相同的資產或金融資產組合在均衡狀態時(即對非系統風險進行剔除后)，將以相同的方式運動，即具有相同的預期收益率；否則，無風險套利的機會便會出現，投資者就會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這些機會獲得超額收益，直至其消失。這就是套利定價理論最本質的邏輯。
二、資產定價理論的邏輯悖論
(一)實證中的悖論
首先對CAPM提出挑戰的是“小公司效應”。小公司效應是指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的收益率高。Reimganum(1981)發現，公司規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據CAPM模型預測的理論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應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規模和1月份的到來都是市場已知信息，這一現象明顯地違反了有效市場假設。Siegl(1998)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小盤股比大盤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應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規模和1月份的到來都是市場已知信息，這一現象明顯地違反了半強式有效市場假設。Lakon-ishok等(1994)的研究發現，高市凈盈率的股票風險更大，在大盤下跌和經濟衰退時，業績特別差。市盈率與收益率的反向關系對有效市場理論形成嚴峻的挑戰，因為這時已知的信息對于收益率有明顯的預測作用。
同樣對CAPM提出挑戰并推動經典資產定價理論成果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CAPM實證中的一些“異象”(anomalies)。比較著名的有“股票溢價之謎”(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和“無風險收益率之謎”(the Risk-free Rate Puzzle，Weil，1989)。Kocherlatoka(1996)發現，這些“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CAPM的三個基本假設：完全市場、無摩擦市場和新古典效用函數。
交易成本是市場不完全的原因之一。Constan-tinides(1986)討論了交易成本對交易的影響后，發現存在一個非交易區間，在每個交易時間，只要風險資產數量對無風險資產數量的比例在這個區間內，就不需要交易；一旦偏離這個區間，投資者就進行交易，使得該比例回到這個區間內。Constantinides和Duffle(1996)利用不完全市場和持久收入波動，研究了持久收入波動風險的影響，得出一個不同于新古典資產定價模型。
針對效用函數形式對資產價格和收益率的影響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面進行。一方面是在效用函數中，把風險厭惡系數和跨期替代彈性分開；另一方面則是改變效用函數的時間可分性假設，在效用函數中考慮跨期消費的相互影響。Weil(1989)，Epstein
和Zin(1989，1991)建立了非期望效用函數。這種效用函數有一個特征：跨期替代彈性與風險規避系數之間可以部分獨立。利用非期望效用函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股票溢價之謎”。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和Abel(1990a)研究了“習慣的形成”(habit formation)對效用函數的影響，認為投資者今天的消費將對明天消費的邊際效用產生影響。據此，Constantinides(1990)、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解釋了“無風險收益率之謎”。
表面上看來，經典資產定價理論實證上產生的問題來源于CAPM的三個基本假設：完全市場、無摩擦市場和新古典效用函數。當更深入地考慮這個問題時，可以發現，這些假設恰恰說明經典資產定價理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存在邏輯悖論。
(二)認識論上的悖論
CAPM的邏輯起點是投資者的個人效用最大化。夏普(1990)認為，效用函數既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原始效用函數，也可以看做是馮?諾依曼－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預期效用的近似值，如果是其他類型的效用函數時，投資者也會按照Markowitz期望效用準則行動。因此，CAPM進行了高度的抽象，從主觀的效用出發得出客觀的資產價值。而在現實世界中，如果人們離開這種高度抽象而有些許偏離的話，那么實際就會與CAPM的理論值相去甚遠。
我們知道，價格是資產成交的價格，是供求雙方達到局部平衡的結果；價值則是該資產內在的本質的屬性，或者說在一定條件下市場整體均衡的結果。關于個別價格和作為整體的價值之間的關系，奧地利學派著名的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中指出，“經濟行動總是僅僅與行動的人賦予他必須直接從中選擇的那個有限的數量的重要性相一致。經濟的行動與他支配的全部供給對他的重要性無關”，也與“關于人們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給對人類的重要性判斷無關”。舉例來說，一個人在必須只買一匹馬時，他僅僅需要做出有關一匹馬的價值的判斷，無須關注100匹馬對其值多少，或世界上所有馬的價值幾何的看法，也不會因此改變他的叫價。
(三)方法論上的悖論
CAPM事實上假定現實世界上的資產價格能夠在資產定價模型中被復制出來。CAPM在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上，把動態的資本市場上的不確定狀態轉化為靜態的確定狀態，用靜態分析代替動態分析，在此基礎上演繹出CAPM。但是，在考慮到實際的人類行為時，這種方法就會出現問題。當人們試圖用人工的量化模型來代替人類的實際行為時，由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經濟環境的易變性和復雜性，他們就會遇到許多難以克服的方法論問題。而如果現代資產組合理論也和CAPM一樣，把不可用首先方式計量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可以用數學方式計量的投資收益的概率分布，當做理性經濟主體在并不知道客觀概率時將按“概率信念”行動，并認為這些概率信念或“主觀概率”完全像客觀概率一樣，這個時候也就忽略了人類有目的的主觀活動與客觀世界的本質上的區別，在方法論上混淆了人的主觀因素和市場的客觀因素之間的關系。
在檢驗CAPM科學性方面也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悖論。一方面，在理論上，CAPM是對事前預期收益的一種(主觀的)預測，屬于事前分析；另一方面，在實證分析上所使用的數據卻是(客觀的)歷史數據，屬于事后分析。在實證時假設資產的報酬呈正態分布和市場是有效的，將事前的預期形式轉換成事后形式。針對CAPM的這種實證分析方式，羅爾在分析了截面非正態證券業績和CAPM的實證結果后，提出了“羅爾批判”(Roll’s Critique，Roll，1977)，主要有以下三點結論：1 CAPM的唯一合理測試是確定市場投資組合是否具有均值一方差有效性；2 若證券業績按照事后的有效指數計算，則從有效集的數學觀點出發，當偏離證券市場線進行計量時，不存在證券具有正態分布業績；3 若證券業績按事后有效指數計算，則任何投資組合都是可能計量的，這取決于非有效指數的選擇。羅爾批判表明，即使市場是有效和CAPM是成立的，截面證券市場線仍然不能作為計量證券事后業績的方法，而且資產組合的有效性和CAPM的有效性假設也是不能計量的，這是因為人們不可能真正計量市場資產組合的有效性。羅爾(Roll，1977)聲稱，既然真實的市場組合永不可考察，那么CAPM也就永遠不可檢驗，因此CAPM不應被視為用于資產定價的完美模型。這樣看來，有關資產定價的理論與實際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此外，對CAPM的實證分析還面臨著與EMH的循環論證的問題。CAPM的一系列假設與EMH的假設非常一致，在理論上，CAPM也是分析市場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二者具有密切的聯系。如果市場是無效的，CAPM的基本假設也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對CAPM的檢驗。因此，CAPM的成立要以EMH成立為條件。那么，在這個范式內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現實數據與模型預測數據如果存在顯著的差異時，并不能證明CAPM是不成立的，而有可能是因為市場無效所造成的；反之，如果發現了支持CAPM的證據，有可能是因為市場有效所造成的，也不能說明CAPM是成立的。因此，所有在EMH范式內對CAPM的實證研究，都是對CAPM和EMH的循環論證。
總之，CAPM在認識論上存在著混淆主觀和客觀、整體和部分之間的關系；在方法論上，用靜態分析代替動態分析，忽略了二者間的本質差別而放大了其共性，并進行高度抽象，忽略了實際資產交易過程中本來是十分重要的約束條件。這個悖論，直接和間接導致了資產(組合)的交易價格與理論價格上的差別。因此，CAPM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存在的悖論就不足為奇了。
三、對資產定價研究的展望
不管是CAPM、APT還是BAPM，所有這些資產定價模型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難以克服的問題。已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諸多假設條件之下的，如果沒有這些假設，那么有關模型也就不復存在，而這些假設有時看來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在現實世界中不能夠完全找到甚至根本就無法找到。這是抽象的理論和具體的實際之間必然存在的悖論!
資產定價模型的發展是基本假設不斷放松求解的過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資產定價模型的基本假設仍然與真實世界相差甚遠，資產定價還是一個謎。資產定價問題的研究必須擺脫原有理論的羈絆，立足于新的研究范式進行研究。這種新的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從市場微觀結構的角度運用實際交易或實驗交易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找出影響資產定價的主要因素，為實際投資決策提供理論支持。
那么，資產定價理論又有什么意義呢?
首先，資產定價理論是在一定條件下對金融市場的實際狀況的復制，在理論上來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資產的理論價值，這個價值的波動性小。而資產的實際價格卻由于種種原因，波動性較大，甚至會產生“泡沫”。所以，利用資產定價理論得出的資產的價值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