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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1
在近年來語文教育大討論中有人說“不關心廣闊的社會生活就很難學好語文”。斯言信焉！這不僅是部分老師在語文教學實踐中的真切感受，也是對我國語文教學普遍存在的脫離社會生活現反思。
長期以來，由于片面強調語文學科的工具性，特別是受應試教育的不良影響，教學模式化，教條化，功利化傾向嚴重。許多教師眼睛只盯著分數，一門心思摳“知識點”，讓學生整天掙扎于題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導學生將語文學習與觀察社會，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結合起來。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往往被消磨殆盡，學起來耗時費力，效益低下。即便有的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語言文字，人文精神卻嚴重缺失，難以做到和諧發展。這種“半截子”人才，怎能在改革開放中參與國際竟爭？怎能滿足正處于快速、劇烈、深刻變革之中的社會之需求？又怎能為精神文明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
作為對長期語文教學有關爭論和研究成果的總結和整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指出，在語文教學中“要密切聯系社會生活，注意開發現實生活中的語文教學資源。要加強課內外的溝通……”這無疑對我們的語文教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基于以上認識，我在使用語文新教材，進行高中語文教學時，力戒關起門來教書，注意“開門教學”，眼光不僅看著書本，而且隨時關注社會，收到良好的效果。具體做法如下。
一、 在課文教學中找切入點聯系社會
課文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或總結，總能在其中找到聯系生活的切入點。我十分注意把握這些切入點，在教學中將課文與現實社會聯系起來，從而讓學生充分理解課文的意蘊，又能對活生生的社會有更理性、深刻的理解。
比如文言文教學，我不僅注意字詞句式等知識的教學，還特別重視其中蘊含的中國文化的傳統，及其與當代社會的聯系。在教學高中新教材中諸子散文單元后，我就利用課外語文活動，舉辦了題為《儒家學說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的講座，除介紹了百家爭鳴中諸家學說概貌，儒家成為封建社會至尊地位的背景、原因知識外。還著重分析儒家學說對當代中國社會，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影響和消極負累。從而幫助學生辨正地分析古人古籍，自覺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培養學生熱愛祖國文化遺產的情感，提高了他們觀察、分析社會的能力。
又如，在教學新教材中《內蒙訪古》一文時，我看到中央電視臺一則報道：成千上萬蒙古野驢因外蒙古生存條件的變化，進入我國內蒙古陰山一帶的烏拉特旗，當地有關部門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護。我當天就結合《內蒙訪古》的教學，由地理環境的介紹切入，告訴學生這一消息。學生對課文產生親切感，更加深了對環境保護意識。
二、 在各種語文活動中關注社會
語文課外活動是課堂教學的重要補充形式。我注意精心組織開展，使其成為聯系課堂和社會的紐帶。
我堅持組織學生輪流每節課前作5分鐘演講，并要求內容要關注社會，關注人生。學生從中交流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觀察，思考和困惑，如國企脫困問題、農業改革問題、官員腐敗問題、社會中黑惡勢力問題、同學關系和男女交往問題……我在其中予以點拔和引導，從中增強學生觀察社會生活，并作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還組織每周一至兩次語文課外活動，如“讀書讀報沙龍”、“社會觀察匯報會”、“專題辯論會”等。使學生將語文學習與社會生活緊緊聯系起來。有一個學生在“讀書讀報沙龍”活動中，介紹了自己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則報道：在珠江三角洲，物質的富裕造就了一批“不讀書、不務農、不做工、不經商”的“四不青年”。這個學生還從“不要做物質的富翁，精神的乞丐”，“小富則安的小農意識要不得”等角度對此加以評論。我深深感受到，不能小看我們的學生，只要加引導，他們是很能發現和思考社會問題的！
三、 引導和鼓勵學生寫作中反映社會生活
由于長期受僵化的語文課堂教學的影響，很多學生剛升入高中時，寫作遠離生活，虛情假意，“三股文” 盛行。這使我焦慮并深感緊迫。我在作文教學中，采取耐心指導、熱情鼓勵的辦法，引導學生觀察社會，思考人生，堅持寫出自己的真情實感。通過努力，大多數學生能改變文風，寫出反映社會、思考人生，具有真情實感的作文。
如，有一個學生在作文《賣西瓜》中，寫農民“老忠”家的遭遇：寄托全年希望的西瓜熟了，雨卻無休止地下，買瓜的老板難覓，老忠只得忍痛簽訂了虧本的賣瓜合同。“到了摘瓜的時候，天氣奇好，瓜價攀升”，“老忠悶聲地抱瓜過秤，抱瓜上車”?！败囬_走了，老忠拿著錢，怎么也笑不起來”。作文最后一段只一句“農民的出路在哪里？”。我讀了這篇作文被深深地感染了。我與同事說，結尾這一問，簡直是一個沉重的“天問”！
是啊，“老忠”一家是我們周圍，乃至整個中國許許多多農民的一個縮影。文章反映的社會問題太復雜了――農業經營方式問題、農產品市場問題、農業基礎建設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問題、農民生活保障問題、農民素質問題……寫作的學生未必全考慮到這些，但其中的關注民生，思考社會，同情弱者……的情懷，不正是當代高素質人才的必備素質嗎？
我將這篇作文打印出來作為范文，在評講課中熱情地介紹給學生，引導他們思考文中提出的社會問題。并高度地評價作者直面社會，積極思考的眼光。在學生中引起熱烈的反應和良好的影響。
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通過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輯分析等方法，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來如何發展提出了相應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從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開始涉獵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算起，我國體育社會學經歷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本文旨在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進行回顧，理清目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我國體育社會學未來研究發展將如何走向?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能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發現問題，以利于開展我國新時期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以中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概況為研究對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輯分析等方法進行本課題研究。
3.結果與分析。
(1)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歷程回顧。
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涉獵這一領域。國內的研究尚處在摸索階段，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我國的地位和影響相對較小。1990年我國第一本《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入了獨立發展階段。此后陸續有5部《體育社會學》專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1997年體育學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級學科。一時間，體育社會學的學術活動頻頻舉行，各體育類刊物發表眾多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學科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國際上，自1995年起至今，劉德佩教授一直擔任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執委會委員，對我國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溝通、交流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趨勢分析。
(1)體育社會學學術隊伍趨于不斷發展壯大。
任何一門學科.學術人才梯隊是該學科發展的有效人力資源。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啟蒙由一些學者如林啟武、蔡俊五、劉德佩、牛興華等發起。隨之，北京體育學院率先在體育理論專業中招收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開始了高層次人才隊伍的培養階段。2001年北京體育大學開始招收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博士。這些先后培養出來的高層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為各院?；騿挝坏膶W術帶頭人。目前，各體育院校(系)都已將《體育社會學》這一課程納人了教學計劃。《體育社會學》課程在各體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該學科的意義和價值。一支有理論、有能力、勇于獻身的體育社會學專業隊伍和一批有興趣、有熱情、不斷壯大的業余力量正在形成，預示著體育社會學的隊伍在不斷發展興旺，這股強大的力量將持續推動我國體育社會學向前發展。
(2)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趨于逐步拓寬。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體育社會學主要是引進翻譯國外資料，同時兼有借鑒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對國內體育現象展開研究雙重特質。在1980-1986年期間，我國主要以引進、翻譯國外資料為主。進人20世紀90年代，研究領域已包括體育價值觀念、體育產業和體育領域中的社會問題(其中興奮劑問題占22.9%，競技體育職業化問題占25.0%，體育商業化問題占17.1%，球迷騷亂占11 .4%)等。盧元鎮教授在《中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展報告》中總結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將其概括為11個方面，包括體育社會功能、體育改革的社會學理論、體育休閑娛樂、體育大眾傳播媒介、地域性體育、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社會問題、體育與生活方式、婦女體育和競技體育異化。這些成果中既有宏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既有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又有欠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
綜上所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由引進翻譯國外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實證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社會學，其研究領域逐步拓寬，并向縱深發展。
(3)體育社會學學科體現了從分化趨向整合發展的趨勢。
社會科學包括體育社會學，擁有眾多系列分支的大學專業學科，如體育經濟學、體育政策法規、體育人口學、體育產業學體育社會學經過一定階段的分化發展之后，也會逐漸向整體化、綜合化方向轉變，并呈現以下特點:(1)一些重大前沿課題將吸引眾多學科交叉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2)社會體育學與其同族學科(如社會學、體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的融合進一步加強。(3)體育社會學跨學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會體育學內部的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
(4)體育社會學研究特點趨向于注重以定性與定量、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的特點。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化程度的加強與發展，學科體系與學術研究僅賴定性研究則顯乏力，因此廣大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在學科理論建設的基礎上，開始從事體育社會學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隨著90年代體育運動的不斷發展，社會調查廣泛運用于體育社會學各個研究領域，成為收集體育社會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會調查網絡的意識已經形成。
未來體育社會學將呈現理論與應用并重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承擔起觀念轉移、原理闡釋的指導任務，而應用研究則將通過實證的探索提供具體的工具與方法。(2)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通過對社會體育中產生的各種真實問題的切人，逐步糾正長期以來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如老齡化社會、網絡化社會而帶來的新的健康問題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問題研究以及近年來體育社會學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熱點:體育產業問題、體育與經濟發問題、體育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體育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人文奧林匹克問題等。(3)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將通過國家級重大工程(如奧林匹克運動)或前沿課題進行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5)體育社會學學科建設重視本土化問題。
本土化主要是指學科發展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來體育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由于我國的傳統體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也深得廣大人民的喜愛，因此努力挖掘我國傳統體育，使之展現于世界體育之林，這不僅對豐富全世界的體育文化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國傳統體育的繼承與發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體育所淹沒與淘汰更具有重大意義。
在本土化的建設中，體育社會學研究將在以下幾方面尋找突破:(1)應努力學習、吸收國外體育社會學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從中得到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捷徑，少走彎路。(2)在借鑒與吸收國外經驗的同時，應加強與本國國情的聯系，尋找出一套適合于我國國情的體育社會學發展的道路。(3)加強我國傳統體育的挖掘與繼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國體育杜會學發展對策
1.注重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應用。
社會學為描繪和理解人類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行為和社會互動提供了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在體育社會學萌芽階段，就是通過一些社會學者運用社會學理論觀察體育現象而奠定了學科發展的基礎，其后的發展中又運用各種社會學理論范式對體育社會現象進行深人研究和闡釋，不斷積累，形成體育社會學理論。在中國，體育社會學是一門引進的年輕學科，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體育科學體系的重建，推動了體育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到上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一些學者的努力下被引進到中國。而且，由于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大多是從體育教育專業或體育管理從業者轉行而來，社會學理論較為薄弱，因此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必須加強社會學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學習與研討，進一步明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學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3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上碌乃囆g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4
關鍵詞：民族關系；社會學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C9505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關系研究主要從縱向的歷時性和橫向的共時性研究進行，前者著重探討民族關系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總結歷史上民族關系的成敗得失，以服務于社會現實，這主要以民族關系史、民族理論研究體現；后者側重民族關系現狀研究，通過對民族社會交往、經濟往來、文化交流和互動現狀的研究，來為民族關系的現狀把脈，以揭示民族關系的現實狀況，并預測未來民族關系的走向和發展趨勢，這主要以社會學視角的民族關系研究為主。
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民族關系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進入新世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的民族關系問題日益突出，我國的民族關系也出現一些問題。我國是一個有56 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 民族關系的處理是否得當， 直接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發展和國家興衰存亡。所以，探討和研究民族關系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在綜述中外學者在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試圖展現國內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調查概況，并對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做出展望。
一、國內外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理論
國外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理論、研究內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較成熟。美國是個移民大國，存在復雜的族群關系，并有過多次種族和族群沖突，這使得美國的種族和族群問題研究在政府和社會的重視下得到了發展。芝加哥大學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紀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間的互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相遇、 競爭、適應和同化的過程，基于對美國城市族群關系的研究經驗，他認為族群之間長期互動的最終結果不可避免地將是族群同化。美國社會學家密爾頓?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中總結了美國族群關系的社會目標的歷史演變階段和每個階段的特點，他提出了美國族群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即“盎格魯――撒克遜”、“熔爐”和“多元文化主義”階段。在此書中，他提出了七項測量民族融合的指標：文化融合、結構融合、通婚、認同、態度上的相互接受（沒有民族偏見）、行為上的互動（沒有民族歧視）、公民的相似性（沒有價值觀和權力的沖突），這些變量實際上是他歸納出來的具體衡量和測度族群關系的7 個專題或族群融合的7 個子類型。在此基礎上，他以美國社會為例論證了三個假設：（1）在主導民族與少數民族接觸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發生；（2）即使其他幾個方面沒有出現融合的跡象，文化融合也可能發生；（3）如果結構融合與文化融合一起發生，或者說，前者緊接著后者發生，那么其他幾個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爾（J. Milton Yinger）則利用美國的人口普查和各類抽樣調查資料，來系統分析美國各個民族在教育、職業、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現狀及宏觀發展態勢，以及美國政府關于種族、民族政策實施后的客觀效果，體現了美國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實用主義態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實證精神[2] 。1975 年，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關于族群關系的書――《內部殖民主義》中對一個多民族國家內發達核心地區和欠發達邊緣地區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兩種發展模式： 一個是“擴散模式”， 一個是“內部殖民主義”。他認為，“擴散模式”是一種理想的模式， 因為一旦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為一體， 實質性的差異就不存在了。在一個成功的擴散過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實際上已經徹底化解， 因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經濟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質載體就不存在了。當然這僅僅是理論假設， 現實中的族群關系遠比這理論上的假設復雜?！皟炔恐趁裰髁x”是指中央政權對國內一些地區采取了一種與殖民主義相似的統治形式， 國內發達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國內少數族群居住的地區采取類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當作殖民地來對待， 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核心地區與邊遠地區處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區對邊遠地區在政治上進行控制， 在經濟上掠奪[3]。國外這些理論研究內容和方法也深深影響和促進了我國近年來的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
民族關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后，國內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賈春增主編的《民族社會學概論》 、2003年趙利生著 的《民族社會學》和2005年鄭杭生主編的《民族社會學概論》中都把民族關系作為民族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對民族社會關系的概念、主要表現形式及衡量民族社會關系的指標體系及當代民族社會關系的調試等作出了極有價值的論述，對民族關系具體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導作用。
在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理論和方法的影響下，北京大學馬戎教授開拓了這一領域，他倡導建立“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提倡一種現實性、動態性、關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的民族社會學研究》[4]和《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個系統的學科框架，并在借鑒西方民族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戈登和英格爾提出的變量體系和自己的實際研究，總結了8個測度民族關系的變量指標，即語言使用、宗教與生活習俗的差異、人口遷移、居住格局、交友情況、族群分層、族際通婚和民族意識。他指出，在實際應用中，根據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這些因素從數量到內容都可以進行調整。他所提供的族群關系變量分析、微觀層次上的專題或個案研究、宏觀層次上的區域研究、族群關系的社會目標等，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社會學民族關系測量指標的提出和應用，使國內民族關系研究進入了量化和實證性分析的階段。
二、民族社會學中對民族關系的界定
民族關系研究是民族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國內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內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認為，民族關系當然是指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接觸和影響而言[5]。賈春增主編在《民族社會學概論》中提出，所謂民族關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體之間，在群體交往即群體互動中，體現群體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聯系形式。民族關系的性質，從根本說來是由社會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民族關系是一種弱肉強食的不平等關系，只有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關系[6]。鄭杭生從社會學社會運行論的角度， 從廣義上將民族關系界定為民族社會關系， 具體包括民族經濟關系、民族政治關系和民族文化關系等。民族社會關系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 并受社會政治制約的民族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關系[7]。2003年趙利生在其 《民族社會學》[8]中，從民族關系的平等原則、民族關系的動態分析、民族關系互動的空間和衡量民族關系的變量以及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趨勢對社會學研究中的民族關系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動態分析，但也沒有具體、確定地給民族關系給出一個界定。馬戎在《民族社會學導論》中提出，民族社會學稱其為“族群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或“社會學的族群關系研究”更為合適，“民族社會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也借鑒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來分析、研究當代的族群現象和族群關系[9]。馬戎關于把民族社會學研究等同于社會學角度的民族關系研究，但又通過民族關系來擴展民族之間的理論、民族意識、民族關系的目標、民族之間的結構性差異、民族之間的語言使用、通婚等問題。
其實迄今為止，我國學術界尚未形成對民族關系的權威性定義，甚至像《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等這樣一些權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書也忌涉“民族關系”這一概念界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理論界對民族關系的內涵、表現形式以及與社會關系的聯系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識：民族關系是具有特定內涵的特殊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是整個社會關系中一種特殊的、復合型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就是各民族之間的社會聯系，就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群體關系”[10]。
三、民族關系的社會學專題調查研究
除了對民族關系社會學研究學科建設、理論探討外，近年來也進行了大量的民族關系的社會學專題調查研究。1990年，馬戎基于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進行分析和歸納，并與國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較研究，他對拉薩市的民族關系作調查并寫出了《拉薩市區藏漢民族之間社會交往的條件》。此外，他對內蒙古赤峰市的蒙漢關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對于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的族際關系研究有著極好的借鑒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個邊疆城市民族關系的歷史演變》[11]中，綜合運用民族社會學、都市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采取社區史的敘述框架，通過對呼和浩特市（漢譯“青城”）蒙、漢、回、滿四族在人口遷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與權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場域的民族構成與交往、語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識等方面的經驗研究，以及對影響民族交往的條件和因素的系統分析，展示該市民族關系的歷史、現狀和趨勢、世態與心態，發現城市民族交往的特點和機制，總結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探討當代城市民族關系問題的實質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對新疆民族交融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麗的《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馬宗保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回漢民族關系》[12]一書中，分別從回漢關系的歷史特點、民族居住格局、學校和工作單位中的民族關系、宗教活動、族際通婚等專題入手，運用民族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系統分析了我國回漢關系的基本特點和現狀。丁宏主編的《回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關系研究》對西北民族關系進行了調查研究。張海洋、良警宇主編的《散雜居民族調查：現狀與需求》對中國雜散居民族的現狀和需求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對民族關系現狀和問題的研究與探析。
近年來，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也成為許多高校博士和碩士的論文選題，推出了一大批從社會學視角出發的民族關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院的碩士和博士圍繞著族群、族際互動做了一系列的調查和研究。如馬建福的《族際互動中的民族關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為個案》、徐燕的《散雜居回漢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以洛陽回族區為例》、馬勇的《寧夏回漢民族關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農區為例》、馬艷《回民族關系調查與研究――以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為例》、敏俊卿《甘南地區民族關系研究》、阿依努爾的《新疆維、哈民族關系研究――以克拉瑪依市為個案》、譚茜的《論康定城的漢藏民族關系――從居住格局和社會交往的視角》。此外，還有新疆大學王曄的《論城市化進程中喀什市的民族關系――從居住格局和社會交往的視角》、蘭州大學何生海的《張家川回漢民族關系研究――恭門鎮為例》。這些研究選題基本上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關系的，理論上秉承了國外民族社會學和國內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會學范式，在方法上主要應用了民族社會學衡量民族關系的若干變量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些成果的出現，促進了民族社會學在中國的極大發展，是新型民族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在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普及和影響的擴大。
除此之外，學術研究界在吸收族群關系研究的基礎上，分別立足于族際通婚、居住格局、語言使用等不同的變量來測量和研究民族關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縣拉卜楞鎮族際通婚狀況調查》[13]、《從族際通婚看當代屯堡人與當地少數民族的關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響族際通婚？――社會學研究視角述評》[15]、《寧夏城市回族通婚現狀調查研究――以銀川、吳忠、靈武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區的族際通婚作為一個衡量民族關系的指標，來觀測當地的民族關系的具體狀況?！逗艉秃铺厥袇^的民族遷移與居住格局》[17]、《烏魯木齊市民族居住格局與民族關系》[18]也是通過民族遷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變量來反映不同地區民族關系現狀?！对囌摮鞘猩贁得褡宓拿褡逡庾R與民族關系――以蘭州市為例》[19]以民族意識為指標討論民族意識和民族關系之間的關系。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會學范式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進行的單獨和細化研究。這種研究，客觀上延伸和推進了民族關系的社會學視角的研究進程。
除了以上有關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書籍和論文中。例如，徐黎麗在《論民族關系與民族關系問題》[20]一書中對民族關系理論、民族關系相關問題做了系統的梳理，并列舉出作者在民族關系研究中的個案，這對當代民族關系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她在此書的附錄中對自1994 年以來關于民族關系研究的論了一個整理，其中不少論文是從社會學研究角度出發來探討民族關系的，許多有價值的被結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現了許多社會學角度的民族關系研究，如余振和達哇才仁主編的《中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展》[21]就收集了19篇論文。作者們分別從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視角，探討了我國當前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展問題。
四、結語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的民族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民族關系也出現了不同類型的新問題。首先，聚居區民族關系正在接受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西部民族關系由于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有倒退的跡象，平等、團結、和諧的民族關系進入了一個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義思潮高漲、國外敵對政治勢力的利用外，東西部發展不平衡、民族文化發展的危機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關系的國內自身產生的原因，而且隨著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這種不平衡和危機會更加明顯；其次，在深化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 城鄉之間、西部民族地區與東、中部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已十分普遍， 這些變化在推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邁上一個新臺階的同時， 也使雜散居民族關系（主要以城市民族關系形式）呈現不同于以往的狀況和問題；還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較，人口極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變遷在經濟和文化上更加弱勢，雖然國家制定和執行著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項政策，但他們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來越弱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靶 ⑸佟泵褡宓默F狀也促生了他們和其他民族的關系的不斷變化。而社會學視角中的民族關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測量各類民族關系的距離，并分析產生這種距離的原因，提出縮短這種距離的對策，為我國各種民族關系的協調、社會穩定和國家的統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論和實踐貢獻，而學術研究界也不斷為我國各種民族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從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作出新的研究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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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5
論文關鍵詞：產后抑郁癥，病因，護理
產后抑郁癥也叫產后憂郁癥，是婦女在生產孩子之后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的抑郁癥，癥狀有緊張、疑慮、內疚、恐懼等，極少數嚴重的會有絕望、離家出走、傷害孩子或自殺的想法和行動。產后抑郁癥是抑郁癥的一種，是孕婦分娩后的常見病癥之一，屬于情感性精神障礙，多發生在生產后的1個月～1年內。它不僅影響產婦及嬰兒健康，而且影響到婚姻、家庭和社會。目前我國產后抑郁癥發病率約為17%?，F將初產婦產后抑郁癥臨床表現、發病原因以及干預措施分析如下。
1 產后抑郁癥的臨床表現
產后抑郁癥的臨床表現與一般抑郁癥相同，其顯著特征是產婦情緒低落，呈心理功能下降或社會功能受損的消極情緒狀態，持續時間較長。其主要表現為：(1)常感到心情壓抑、沮喪、情感淡漠;(2)自我評價較低，自暴自棄、自責、自罪，或對身邊的人充滿敵意、戒心，與家人關系不協調;(3)創造性思維受損;(4)對生活時常缺乏信心，覺得生活無意義，表現為厭食、睡眠障礙、易疲倦;重者甚至絕望，出現自殺或殺嬰傾向，有時陷于錯亂或昏睡狀態。
2 產后抑郁癥的發病原因
產后抑郁癥的發生與生理、心理、社會等三大因素密切相關。具體來說：(1)生理因素的影響：首先是內分泌因素的影響。在妊娠分娩過程中，體內內分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產后24 h內，體內激素水平的急劇變化是產后抑郁癥發生的生物學基礎。其次是遺傳因素。有精神病家族史病因，特別是有家族抑郁癥病史的產婦，產后抑郁的發病率高。(2)心理因素的影響：首先是妊娠期因素。研究表明，孕期的負性生活事件越多，產婦患抑郁癥的可能性越大：負性生活事件包括失業、生病、先兆流產等，是促發抑郁的重要誘因[1]。其次是畏懼母親角色。大多數產婦都是第一次做母親，對母親角色缺乏認同，對自己的母親角色產生沖突和適應不良，無法克服做母親的壓力。(3)社會因素的影響：首先是分娩結局的影響論文開題報告范文。孕婦對不同的分娩方式存在不同的擔憂，剖宮產和自然分娩相比較，剖宮產對心理影響較大。同時不良的分娩結局，如死胎、死產、畸形兒及產婦家庭對嬰兒性別的反感等，是產后抑郁癥的誘發因素。其次傳統習慣的影響。我國的傳統習慣是在分娩后要在家中休養1個月，這1個月內不允許看書、看報、看電視，不允許出門，甚至不允許下床。這樣產婦與他人交流的機會減少，生活范圍一下子縮小，猶如被禁閉一樣。這將使產婦產生厭煩、煩躁、易激惹的不良情緒反應，也易誘發產后抑郁。再次家庭氛圍的影響。缺乏家庭和社會的支持與幫助，特別是來自丈夫和長輩的幫助，是產后抑郁癥發生的危險因素。
3 產后抑郁癥的護理措施
產后抑郁癥不僅影響產婦健康，對嬰兒也有影響，所以對產后抑郁癥應給予重視。針對產后抑郁癥的病因，筆者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初產婦的保健護理工作。
3.1 應加強對孕婦圍產期保健，幫助她們在生理和心理上做好準備，使其安全渡過圍生期研究表明，產婦對自身健康狀態的認識及分娩知識的了解與產后抑郁癥發生有關。在妊娠早期，護理人員可以向孕婦提供現階段母兒的生理、生長發育的變化和相應保健措施;在妊娠晚期，可以向產婦提供與分娩有關的知識，幫助產婦了解分娩過程;在分娩期，醫護人員應嚴密觀察產程的進展，及時給予鼓勵和幫助，積極處理異常情況，分散產婦的注意力，設法減輕分娩的疼痛，消除不良的軀體和精神刺激。
3.2 適時實施心理護理 保證良好的家庭、社會氛圍，積極開展孕產婦的心理衛生保健，了解孕產婦的心理狀態、個性特征、既往病史，尤其是分娩前后心理狀態的變化，根據不同的情況，運用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知識，采取不同的干預措施，解除致病的心理因素，減輕心理負擔病因，增強自信心。同時，運用語言交流技巧，充分發揮社會支持系統的作用，可以運用暗示、引導、制造溫馨氣氛等技巧，增進夫妻、婆媳關系，促使家人尤其是丈夫經常關心安撫孕產婦，讓孕產婦時刻感到家庭的溫暖，消除焦慮、抑郁情緒，降低產后抑郁癥的發生率。
3.3 關注產褥早期產婦身心變化，及時處理先兆癥狀 產后1周是產后憂郁的高發期，產后6周是產后抑郁癥的高發期[2]。所以，應創造一個輕松和諧而又溫馨的產后休養環境。針對產婦產后心理脆弱、易受暗示影響和依賴性強的特點，醫護人員要尊重產婦，態度和藹熱情，細心關懷，提高產婦喂養和照顧嬰兒的自信心，減輕產婦的心理負擔。
總之，產后抑郁癥不僅影響產婦、嬰兒的身心健康，而且影響著婚姻、家庭和社會，因此，對產婦產后抑郁要給予充分的重視和干預，全員動員關注孕產婦的生理、心理狀態的變化，以降低產后抑郁癥的發生率。
【參考文獻】
1、齊玉梅,王生鋒;產后抑郁癥的病因及護理[J];現代醫藥衛生;2005年15期
2、黃健桃;;產后抑郁癥的發病因素和預防措施[J];醫藥世界;2006年09期
社會學與生活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湖北回族鄉，回漢關系，和諧
美國社會學家密爾頓·戈登（M.Gordon）在1964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同化》一書中曾提出7個“變量”：文化；社會交往；通婚；意識；偏見；歧視；權利分配，來具體衡量和測度族群關系。我國學者馬戎根據國外有關理論，總結了8個測度民族關系的變量指標，即語言使用、宗教與生活習俗的差異、人口遷移、居住格局、交友情況、族群分層、族際通婚和族群意識[1]。本文借鑒學者們的研究，從變量分析以及政策方面探討湖北回族鄉和諧的回漢關系。
一、回漢民族居住混合雜居，有利于民族間的交往
民族居住格局是指特定區域內不同民族在空間上的排列與組合情況，它可以反映一個民族所有成員在居住地與其他民族相互接觸的機會。民族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一種場景和變量，通過居住格局可以來觀察和調節民族交往的內涵、形式及質量。同時，它作為族際社會交往的客觀條件之一，決定著兩個具有不同語言、宗教、文化傳統的民族間是否有相互交往的機會，且不同民族集團成員間廣泛的社會交往有助于增強相互理解,在交流和互助中建立融洽的關系。一個特定區域（如某一省級行政區）內的民族構成（是單一民族還是多民族）、人口比例及各民族居住空間的組合狀況（是相對隔離居住還是明顯交錯居?。梢苑从趁褡迥鄢潭?、民族間交流合作的空間條件和相應的發展動力[2]。
散雜居是湖北回族的重要特點，就回族民族鄉回漢族居住格局來說，基本上屬于“混雜居住模式”。各回族鄉的回民居住集中程度比較低，每個小聚居區域較小且都有漢族居住。就洪湖市老灣回族鄉來說有回族4586人，在回族鄉及下面的興隆村、和平村、六和村三個村有回族聚居區。以興隆村為例，其共有5個村民小組，回族組有3個，共有253戶，人口有1276人，其中回族680人，從這種比例來看，回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一半稍多一點，單從數字上來看，回族與漢族在有限的空間內交錯雜居或是近距離居住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事實上，筆者一行人走訪時發現各回族村回民總體居住相當分散，只有幾家相連的小集中區，其周圍是漢族居民。這種居住格局是各民族增進了解、增強民族感情的重要環境。“空間分布上的交錯穿插決定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生產者、日常生活方面接觸和交往的不可避免性，從而使回漢民族關系更具有開放性、直接性、高頻性。”[ 3]基于此居住格局，湖北回族鄉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回民與漢族人的接觸，回漢民族的交往頻率很高?；貪h人民的日常交往表現在娛樂、節日問候、相互幫助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交錯雜居格局為回漢民族交往、合作提供更多的機會與可能，是回漢關系良好發展的平臺。
二、民族通婚增多，有利于回漢民族的相互了解
根據西方民族社會學理論，族際通婚是體現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惟有兩個民族之間語言能夠溝通，有大量的日常社會交往、價值觀念彼此認同，在法律上和權利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見時沒有民族偏見和歧視行為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才有可能發生族際通婚”[ 4]。傳統回族一直主張族內婚和教內婚，但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不斷發展，回漢通婚的比率在不斷的上升。散雜居地區由于受回漢人口比例差距、文化素質程度差異等各方面條件的限制畢業論文題目，回漢通婚的比率往往要高于聚居區。就湖北回族鄉來說促進族際通婚比例上升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回民傳統觀念的現代變遷是其族際通婚比例上升最根本的原因。隨著經濟的發展、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傳播以及農村地區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們的傳統觀念都在現代化的沖擊下不同程度地發生變遷。回民關于婚姻的思想觀念變遷則表現為對自由戀愛的理解與贊同。據對湖北回族鄉的調查了解到，三代之內有回漢通婚的家庭占大部分，年輕一代幾乎都沒有族內婚觀念，95%以上的年輕人是回漢或是回族與其它民族通婚，而長輩對于現在年輕人的婚姻選擇都表示支持。其次，打工熱潮也是有利于族際通婚的重要條件。打工熱是近年來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而絕大部分家庭都被此浪潮波及。在此過程中，年輕人接觸外面開放世界并融入它，他們改變的不僅是服裝上更潮流，更重要的是觀念的現代化，自主的選擇婚姻便是最直接的體現。筆者走訪中發現，沒有讀書的年輕人絕大多數都外出打工，而他們往往是在工友中尋找結婚對象，家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事實上這成為中國農村大眾家庭的普遍現象。
各民族的現代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此過程中觀念的變革是其最重要的一環，散雜居回族民眾傳統的婚姻觀念的變革有利于民族間的交往，民族的界限在婚姻中被越來越淡化甚至消失?，F代化成為族際通婚的重要條件，族際通婚是民族關系發展的條件也是結果，回漢通婚是以友好的回漢關系為前提的；反過來通婚又推動了回漢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民族團結、互助。
三、學校教育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場所
湖北散雜居聚居區由于回族人口占總人口的較少比例，加之經濟條件的限制，很多回民區沒有回族學校。例如洪湖市老灣回族鄉、赤壁回族鎮都沒有回民中、小學，回族的學生都直接進普通中小學，與漢族及其它民族的學生一起學習、生活。這樣的教育環境反而是為各民族交往并相互理解創造了最天然的有利條件。學校里回漢師生都能彼此理解并尊重對方的生活習慣，生活和學習上相互幫助。如此以來，師生關系、同學關系純粹在教育中來發展和體現，民族的界限被打破，師生及同學交往超越了民族身份。與此同時，民族團結意識在教育中被發揚，也促進了民族間文化及思想的交流，有利于回漢人民從小就建立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觀念。此外，高等教育場所更是各民族交往、民族感情培養的重要場所。近年來教育在回民的生活中日益被重視，回族大學生在高校中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回民的傳統文化在高校里被越來越多的人理解、接受?；貪h和諧的民族關系在教育場所被廣泛的傳播論文開題報告。
四、回族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
伊斯蘭教作為回族的宗教信仰，在回族的形成和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紐帶作用，而伊斯蘭文化是回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斯蘭文化表現在生活上的風俗習慣使回族在生活中與漢族有很大的特殊性，以往的回漢民族矛盾也往往由風俗習慣上的誤解而產生。但是，隨著回漢人民交往的日益密切，回族的風俗習慣被理解和尊重。據筆者一行訪談及問卷的結果看，基于日常生活上的直接接觸、交流，漢族人都知道回民生活上的禁忌，并能尊重他們的伊斯蘭教信仰。同時，政府高度重視回族的宗教信仰，2006年洪湖市老灣回族鄉籌資10萬多元興建了民族貿易貨棧和清真牛肉供應點，尊重并支持回族人民的信仰傳統。與此同時，承載于兩個民族之上的兩種文化不斷的潛移默化，回族人過春節，漢族人也喜歡上回族人的清真食品，回漢文化的差異隨著社會生活一體化的發展而逐步縮小，文化隔閡因為開放的文化發展空間而消失?；貪h民族的交流空間在回族宗教信仰得到尊重的事實下更加開闊，回漢人們在生活中逐漸淡化了民族身份，回漢關系也直接建立在最簡單的鄰里之間。
五、經濟發展，回漢差距縮小，是回漢關系和諧的基礎
近年來，社會經濟水平普遍提高，湖北散雜居地區的回族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與漢族相當，在工作及生產領域沒有民族身份的差別對待。湖北洪湖市老灣回族鄉中三個回族村之一的興隆村是政府新農村建設的一個試點，所有村民都享受當地政府扶持新農村建設的福利，比如村風優良、村容整潔的建設等。村里的回民和漢族人一樣主要以養魚、種田為生計，每年的收入有三四萬塊錢。走訪中，我們看到很多家回民都是新建的漂亮樓房，在村里依然很醒目。同時，鄉政府把農民增收作為近幾年的工作重心，各項促增收的措施都得到實施，主要表現在：以“民營興水利、民主謀水利、民眾干水利”的思路繼續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以1000畝為目標，繼續擴大生態甲魚養殖規模，積極支持生態甲魚養殖協會申請綠色食品標志；認真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積極做好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工作。此外，政府對民族鄉給予資金上的扶持政策。2005年以前湖北省民宗委每年給予每個民族鄉10萬元，用于民族鄉發展社會事業。從2006年開始，每個民族鄉的民族事業費上調到20萬元。在政府及回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回漢貧富差距日益縮小，回漢民族和諧的在經濟基礎上有了保證，能夠促進和諧民族關系的建立。
六、堅持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得到貫徹執行
各民族平等畢業論文題目，是我們一向所堅持的原則。在湖北調查中我們了解到政府堅持民族平等、注重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洪湖市老灣回族鄉實行干部梯度培養，即培養老、中、青三代干部，在24個鄉政干部中有3個回族干部。此外，國家對回族的優惠政策都得到落實。據統計，調查地100%地落實了少數民族子女中考加5分，高考升學加10分的政策。另外，回民商人減免稅收政策的落實也使很多回民商戶獲益匪淺。同時，政府關愛回民生活，根據當地情況為回民發放牛肉補貼，照顧回民因牛肉價格上漲所帶來生活上的不便。例如洪湖市每年撥2-3萬元作為牛肉補貼基金，城鎮回民每人每年7元牛肉補貼，農村回民2.5元。盡管錢不多，卻體現了國家關愛少數民族民生問題的宗旨，這有利于民族團結，實現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和諧社會的方略。
回漢關系從總體看是和諧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回漢關系也會因少數個人的矛盾而成為其中不和諧的音符。特別是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回族的傳統文化不斷受到現代文化的沖擊，回族的民族認同感更多地表現為民族意識的加強。尤其是在發生民族沖突、過民族特色節的時候回民的自我意識就更強烈。[ 5]個別回民與漢族人的矛盾到最后演變成回漢民族矛盾的例子已不止一個，我們應該看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尤其在散雜居地區，回族是較弱勢群體，回漢之間的矛盾和問題如果處理不善，單純的人與人的矛盾可能會因為回族民族內聚力及被激發的民族自我意識而致使所有回族人都參與矛盾的處理，最終可能會演化為民族矛盾。這就要特別引起社會尤其是政府部門的關注，在第一時間合理地處理散雜居地區的經濟、生活糾紛等問題或矛盾，堅決杜絕個人問題向民族問題轉化。
此外，著重發展是民族關系長久和諧的基礎。“我國民族問題的實質也是民族的發展問題，而這一切集中表現為民族物質利益的矛盾”[6]。大力扶持回族發展，搞活回族經濟、重視回族教育、加快回族的現代化進程，是維持社會和諧的有力保證，也是加強回漢民族團結的最有效途徑。
[1] 作者介紹：李亞，1986年12月17日生，女，河南南陽人，碩士，武漢長江工商學院預科部教師，助教。
注釋：
[1] 丁宏主編. 回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關系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132～133。
[2] 馬戎. 拉薩市區漢藏民族之間社會交往的條件[J]. 社會學研究,1990（3）。
[3] 馬宗保. 回漢民族居住格局分析[J]. 第12次全國回族學研討會論文匯編[M]. 1999：438。
[4] 馬戎主編. 西方民族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80。
[5] 馬宗保. 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回漢民族關系[M]. 銀川：寧夏民族出版社，2002：111～113。
[6] 李吉和，周彩云. 我國中、東部地區城市民族關系特點芻議[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