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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克勞斯•奧菲從過程危機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國家內部結構性要素間的矛盾，他認為福利國家本身就是應對后資本主義發展危機的一種危機管理模式，通過積極干預的方式對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進行調節。但是，福利國家的危機管理由于無法克服資本主義本身的機構缺陷，不斷陷入“越界”當中，旨在維護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福利國家反而對資本主義累積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通過對福利國家的結構性分析，奧菲指出資本主義不能與福利國家并存，但又不能沒有福利國家。
關鍵詞：
福利國家；危機；危機管理；研究
福利國家危機管理理論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克勞斯•奧菲(ClausOffe)將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同社會學的結構功能主義和系統功能理論結合起來，對后期資本主義國家矛盾進行的系統的分析。不同于偶發式危機，他從過程危機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國家的發展，認為福利國家的危機本質上是一種管理危機。雖然福利國家本意是想通過社會政策積極干預的方式對危機趨勢進行調節，結果不僅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由于財政資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資源等的匱乏，越來越表現出危機的傾向。這種被稱為“危機管理的危機”是福利國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
一、福利國家本身就是一種危機管理方案
（一）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一種過程性危機
奧菲對福利國家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危機和一般意義上的偶發式危機進行了區分。他認為福利國家的危機表現出危及系統的同一性，不同于偶發式危機被看做是與系統相異的、災難性的、短期的、不可預測的一個或一系列事件，福利國家的危機是存在于整個社會系統之中，是一種結構性的缺陷，會對系統產生“抵消性”發展趨勢，所以是一種過程性危機。把福利國家的危機看做是一種過程性的危機是基于系統論的觀點。無法否認的是，作為后資本主義發展形態的福利國家，仍然是一個以交換關系組織起來的社會，整個社會過程都以交換原則為支配性組織原則，這是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就已確立的。但同時，一個社會系統的運行不可能僅僅依靠交換原則得以組織運轉。奧菲認為，在福利國家系統運轉過程中，規范子系統和政治—行政子系統是作為“側翼子系統”從屬于交換組織原則的。在正常情況下，這三種社會組織原則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共同促進社會系統協調發展。“危機過程的判斷標準將不是交換原則的自我否定，而是來自其他兩種組織原則的限制和懷疑。”[1]47
（二）福利國家是一種危機管理模式
一般說來，在整個社會系統中，規范子系統和政治—行政子系統的建構方式是由經濟子系統決定的，它們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內容為經濟子系統服務，使個體認知規范和社會政策符合經濟系統的要求。但資本主義面臨的實際情況是，以交換原則為核心經濟子系統產生的問題是無法在交換過程中解決的。作為一種替代性的解決方案，由規范子系統和政策—行政子系統做出整體調整，促進經濟再生產。最初福利國家的產生和發展就是這樣一種替代性的選擇方案，其本身就是針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危機管理方案。它通過各種國家政策的實施對經濟體系進行調節，積極采取措施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固有的自我破壞性。例如：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刺激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交換；通過大范圍、覆蓋全民的福利措施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等等。
二、福利國家的危機管理形式
（一）通過財政資源調節資本累積過程
財政稅收的使用本質上是福利國家利用國家權力干涉資本的累積過程，通過稅收的方式把部分剩余價值從自由資本再生產過程中撤出。通過財政的收入和支出，國家開始干預整個累積過程，這些干涉的初始目標是為了克服資本的無組織性，為資本創造穩定的再生產環境。譬如，通過基本建設投資刺激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交換；通過轉移支付來吸收剩余資本，組織剩余勞動力；通過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的市場銷售能力。從國家層面的財政調節可以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維持國內資本的活力，實現資本更長期的集體的生存條件，而不是僅僅關注短期的增長。就如伊恩•高夫所言，對經濟過程的普遍補貼和調節可以維護和調試潛在的勞動力，又可以安撫和控制會威脅到社會穩定的團體。同時，通過年金制和社會安全給付的方式又可以為資本市場提供新的購買力。甚至人們花費在購買消費品上的金錢也會隨著稅收而改變，某些食物和服務會得到國家補助，另一些則相反。通過這種方式，福利國家可以逐漸控制當前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的水準、分配和形態。[2]68-69但是，正如自由主義所擔心的那樣，這種社會政策帶來的幫助已經越來越成為資本累積過程的負擔，通過政府預算組織的旨在維持穩定的政策，產生了更為廣泛的需求，特別是在補貼領域，而這些要求會妨礙、威脅資本累積過程。
（二）通過行政資源維系經濟系統的運行和社會系統的穩定
歐康納曾經通過把福利國家支出分為社會投資、社會消費和社會費用，論證福利國家功能的合法化。他把福利國家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方案視為社會投資，把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方案視為社會消費，最后把福利國家維護社會和諧的方案看做是社會費用。福利國家的利用行政資源干涉或直接供應公共貨品和服務，在整體上根據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本國資本的發展需求修正勞動力的本質和分配，并通過福利支出撫養非工作團體，一方面維護潛在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安撫和控制有可能威脅到社會穩定的團體。資本不斷在累積的過程中對社會政策領域形成新的要求，促使國家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雖然說現代福利國家的政治環境比以往復雜，各種政治力量交錯，我們不能非?？隙ǜ鞣N福利政策到底是符合資本還是更符合工會的利益，福利國家的性質也一度被看做是第三方的中立狀態。但是，伊恩•高夫在研究了英國之后得出一個結論：關鍵不是哪個階級主宰了國家制度，而是不論誰在這個位置，都會受到資本累積過程的最高原則的限制。高夫把它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結構強制力”。[2]66
（三）通過意識形態整合塑造福利國家的文化規范
奧菲把規范子系統又叫做意識形態系統，認為這是與大眾忠誠相關的，政治—行政子系統的合法性和自主性依賴于這種大眾忠誠、意識形態，依賴于它的實際政策結果能否獲得大眾的接受。按照奧菲的理論，這是因為政治—行政子系統是預設自己按照公認的規范和期待對大眾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機會進行調節和引導。同時，這也是社會認同的需求，因為在后資本主義社會，前工業化時代的規范和象征日漸消逝，政治社會化和政治一體化變得不再可能，政治文化的穩定化急需新的象征。而在這一方面，福利國家提供了一種整合性的規范和象征。國家不再被視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反倒是為各個階級服務的中立機構，它維護的是所有階級的普遍利益。“國家在‘危機和危機管理’方面就不再是某個特定階級的機構，而是復合結構的國家機器。這種國家機器經常在重大的穩定政策上進行階級合作，以這種階級合作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3]15在前資本主義時代處在對立面的工會和資本在現代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同時要求國家在福利政策上的調節，并把某個福利政策都視為是符合他們利益的，只會針對服務的組織方式、給付水準等等產生沖突。從福利國家建立以來，每一次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中，把危機歸結于?？抡叩挠^點屢見不鮮，各黨派和團體就福利的發生速度和方式爭論不休，謹防福利陷阱的言論時不時就被提及。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似乎已經被忽略，那就是一個國家的本質、結構和角色都會受限于這個社會的生產形式，這個國家的福利功能也是如此。
三、新的危機：危機管理的“越界”
奧菲在分析了三個子系統的相互關系時指出，福利國家的危機管理能否成功保持三個系統之間的動態平衡。具體說來，“政治子系統必須在經濟子系統與社會子系統之間保持平衡，使之既能夠促進經濟子系統的交換關系，避免經濟子系統的自我癱瘓趨勢，又能夠維持社會大眾對于福利國家的忠誠，解決由于交換關系隱退而帶來的社會沖突。”[4]政治—行政子系統必須采取福利國家的組織形式和措施維系規范子系統，取得使其合法存在的大眾忠誠，同時也要避免規范子系統的不斷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對福利措施的過度依賴。從目前福利國家的發展狀況來看，他們面臨的問題集中體現在政治—行政子系統隨著社會管理職能的擴張越來越有取代經濟子系統的支配地位的趨勢。即使就社會性質而言，福利國家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政治—行政子系統和規范子系統的運行仍然是建立在經濟子系統資本累積的基礎之上。
（一）非市場組織對剩余價值的威脅
就整個社會系統而言，規范子系統和政治—行政子系統要為經濟子系統的發展創造條件，調整內容使其符合經濟系統的功能要求，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再生產提供條件。值得警惕的是，這三個系統之間的邊界一定要保持穩定狀態，規范子系統和政治—行政子系統要避免對經濟子系統的重疊和干預，特別是對商品生產和分配領域的干預。但顯而易見的是，福利國家的一些非市場組織的成長，主要表現為政治子系統的發展壯大和行政權力日益普遍的運用，它的“行政去商品化”直接干預到了經濟系統的發展。它們帶來的結構特征并不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所需要，社會結構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間也不存在功能相關性。從這種意義上分析，可以認為“資本的運作系統性地、累進性地和不可逆轉地生產這樣一些社會現象和結構要素，它們與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功能不相關，對資本的持續發展沒有價值。……資本主義發展中無法整合的副產品正系統地增加，而且這些副產品起著妨礙、威脅和‘破壞’性作用，它們不再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做出有益的貢獻。”[1]49為了維持整個系統的穩定，資本主義的首要任務變成了對這些威脅到剩余價值生產的副產品采取防御性行動，使之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保持在最小值。
（二）“合理”的調節界限不可得
以交換原則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衍生的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經濟系統本身無法解決的，這一缺陷源于資本總體的“無政府”運動，因而利用和承認國家權力作為一種調節媒介就成了一種需要。但是這種國家權力的調節目的是保護資本關系，不改變交換原則所具有的支配地位。所以，一方面，為了保證剩余價值的生產必須建立相應的調節機制；另一方面，又要保證這些調節措施不會侵入生產領域，避免“過度調節”威脅到交換原則的支配性地位。于是，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不斷在干預和節制干預、計劃和自由之間搖擺，以求得最佳的調節狀態。有沒有可能劃定一個合理的區間范圍，一方面保證了能順利實現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最小的行政干預，另一方面又可以排除對經濟系統造成威脅的過度的干預，在必要干預和危險干預之間發展一條相對穩定的路線。就干預水平的上限而言，它應該長期保持不變，政治干預到何種程度會危機資本累積過程相對而言可以得出合理的范圍。但危險的是，干預水平的下限存在走高的趨勢，即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出那些自身無法克服的、累進性的負面結果在不斷累積，這些無法通過經濟子系統得到解決，而且會危機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干預水平下限的走高意味著有更多的經濟子系統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依賴政治—行政子系統的調節和干預。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之前假定保持不變的干預水平的上限存在下降的可能性。對于這種逆向發展奧菲沒有做過多的論述，但顯而易見的是劃定一個所謂的合理調節安全區間就變得不可能了。“盡管資本主義不能與福利國家共存，然而資本主義又不能沒有福利國家。”[1]2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運轉過程中生產出阻礙自身發展的傾向，如經濟危機、壟斷等，使得勞動力和越來越多的資本日益脫離市場，危及以交換原則為核心的經濟系統的生存，甚至威脅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福利國家的出現本就是針對這種危機進行的危機管理，通過大范圍的干預措施對資本主義經濟系統進行調節，當這種人為干預遍及社會各領域的時候，政府成為了經濟活動的組織者，資本投資越來越取決于國家政策而不是市場機制。旨在維護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的福利國家的政策，越來越對資本積累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作者：陳帥 單位：湖南工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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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弘.福利國家向何處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5.
[4]郭忠華.從危機管理到管理危機——奧菲對福利國家政府管理的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2008,(1):8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