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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回升，我國工業經濟出現企穩向好走勢，2017年企業營收、利潤等名義增速快速回升，企業和研究機構普遍感覺形勢好于2016年，但工業實際增速回升的力度并不強，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背離，PPI和CPI背離，凸顯當前工業形勢復雜性。本文通過對大宗商品價格和相關指標的深入分析，從新的角度厘清了當前工業經濟回升的性質和走向，提出對工業經濟簡單的樂觀判斷和悲觀情緒都不可取，對經濟L型底部運行較長的時間要有足夠的預期。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舊動能轉換的復雜形勢下，更應將經濟運行的關注點從總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建立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通過對我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分析，首次明確提出“十二五”末我國工業發展階段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在我國從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的發展階段，必須實現經濟發展驅動因素從過度依靠房地產和資本等要素投入到技術進步、創新驅動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根本性轉變。
關鍵詞：工業經濟；大宗商品價格；高質量發展；工業化發展階段
一、引言
2016年以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回升，我國工業經濟出現企穩向好的走勢，2017年工業生產增速擺脫了自2011年以來持續6年的下行態勢出現回升，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6%，增速比2016年提高0.6個百分點。對于這種回升的性質，既有“新周期”來臨的樂觀預期，也有結構調整任務繁重的謹慎看法。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舊動能轉換的復雜形勢下，簡單的樂觀判斷和悲觀情緒都不可取。筆者認為從經濟的深層次結構中尋找答案也許更能厘清當前工業經濟回升的性質和走向。
二、當前的工業經濟周期主要是價格周期
2017年大宗商品價格明顯回升，供需矛盾明顯改善，企業效益明顯好轉，產能利用率明顯回升。企業和研究機構普遍感覺形勢好于2016年，甚至有“新周期”[1]的說法。但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感覺”和經濟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比較大，經濟實際增速回升的力度并不強。2017年工業生產增速雖然擺脫了自2011年以來持續6年的下行態勢出現回升，規模以上工業生產實際增速為6.6%，比2016年提高0.6個百分點，但與這輪下行周期前的增速高點2010年的15.7%相比，回升幅度仍遠小于幾年來的回落幅度，僅略高于2015年的6.1%和2016年的6%，與2014年的8.3%也相差較遠。從形態上看，這種回升仍屬于筑底企穩的恢復階段。從2017年供需指標增速看，供給端的工業生產增速上半年是6.9%，全年是6.6%；需求端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上半年是8.6%，全年是7.2%，下半年工業生產增速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低于上半年?？傮w來看，工業生產增速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回升勢頭比較弱，還很難說是新一輪周期的啟動。2017年相對工業生產實際增速，企業和公眾感受更加明顯的是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等名義增速的快速回升，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1.1%，增速比2016年提高6.2個百分點；利潤同比增長21%，增速比2016年提高12.5個百分點。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等名義增速均創出了近6年來新高，明顯強于工業生產實際增速的回升力度。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等財務指標的大幅提高，代表了企業盈利水平、現金流等財務狀況的大幅改善，因此企業的“感覺”會比工業增加值、GDP等實際增速指標反映出來的結果要好。這種名義增速與實際增速的較大反差主要是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在短期內的巨大波動造成的。2011年以來PPI經歷了一個高低落差非常大的過山車走勢。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PPI持續下跌54個月，超過1997年6月至1999年12月PPI連續下跌31個月的歷史記錄，從PPI開始下降到谷底歷時46個月，而從谷底到由負轉正僅用了9個月。總的來看，這一輪PPI漲跌周期呈現下跌深而長，反彈快而猛的特征。這種PPI短時間的大幅反彈，特別是這一輪PPI谷底恰好處于2015年底和2016年初自然年度的交匯點，2016年全年PPI都是單邊上漲，年度間相鄰名義經濟指標增速對比強烈，導致2017年與價格因素高度相關的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等名義增速均明顯高于工業增加值等實際增速，企業營收和利潤的增加又直接帶動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大幅增長，以及財政收入的增加，大宗商品價格作為PPI反彈的主要驅動力量，其大幅反彈帶動了能源原材料等高耗能行業的好轉，相應導致用電量邊際效應提高，而受煤炭、鋼鐵等價格大幅上漲刺激，鐵路貨運量、BDI（波羅的海干散貨運價格指數）、PMI（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等相關指標也明顯回升，這種短時間相關指標的急劇變化（且不論某些指標的急劇變化還有明顯的結構性因素），也會使得相關企業、地方政府感覺形勢比工業增加值這個實際增速指標要好，并形成預期自我強化效應（如冬季取暖、環保限產等），進一步推動相關產品價格上漲。說明這一輪價格上漲企業和公眾對名義指標的“感覺”更加明顯，價格和名義增長對企業和公眾預期的影響更加顯著，扭轉價格下降比扭轉經濟增速下行的心理作用更大。從長周期看，這一輪PPI漲跌周期名義增速與PPI上漲的相關度更高，與名義增速相關的指標變化均主要受PPI的影響。價格成為影響經濟指標的主要擾動因素，有些地方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甚至出現了相反的走勢。這種情況說明當前的工業生產實際增長并不如名義增速所感受的那么強，工業經濟筑底企穩的基本格局尚未改變。
三、多指標背離凸顯當前工業形勢復雜性
當前工業經濟不僅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背離，而且PPI和CPI也出現背離。在PPI由負轉正并大幅上漲的情況下，CPI表現平穩，持續窄幅區間波動，并沒有以往經濟啟動時如影隨形的價格傳導跡象，甚至拉動PPI上漲的也主要集中在上游的采礦業和中游的原材料行業。這有悖于新一輪經濟周期啟動的一般規律。如果與2016年相比，2017年經濟增速的回升主要是工業回升拉動的，分析當前經濟增速變化應重點分析工業增速變化；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PPI和CPI兩組指標背離，焦點集中于PPI，分析當前工業形勢應重點分析PPI；分析PPI走勢應重點分析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原油價格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曾達到147美元/桶的高位，但這次價格見底前最低跌至26美元/桶。這一不可思議的低價不僅遠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絕對低點（尚未考慮通脹因素），而且也低于許多產油國的綜合開采成本，許多石油公司采取了大幅削減資本支出的做法應對低油價（如在油價最低點時中國的石油開采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了40%），意味著這一低油價難以長期持續。鋼材、煤炭、鐵礦石、銅、電解鋁等大宗商品價格也跟隨出現非理性殺跌，螺紋鋼價格最低跌至1600多元/噸，僅為1994年的一半水平。從大宗商品生產商來說，石油、鋼鐵、煤炭、電解鋁等行業均出現全行業虧損；從大宗商品采購商來說，深不見底的下跌導致企業存貨跌價損失巨大，只能被動減少原材料采購和降低庫存，引發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因此，大宗商品價格2014年下半年貫穿至2015年全年的最后下跌階段雖有需求下降的因素，也有國外輸入性通縮的因素，但考慮到黨的十八大召開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化改革決定出臺前后大宗商品價格呈平臺反彈態勢，而隨后市場對新常態下不搞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理解偏差，過度擔憂經濟失速，對中國經濟韌勁估計不夠，導致大宗商品價格2015年呈單邊非理性下跌，某種程度上隱含了唱空中國經濟的國內外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長崩潰的預期。當這種預期被證偽以后，市場開始出現反向的過度反應，產生報復性的價格反彈。這一輪大宗商品價格從2016年初開始大幅上漲，從上漲前后的演變邏輯看，是多種原因共同推動所致。一是超跌反彈。前幾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確實有需求下降的因素，但跌破全行業綜合成本線則屬于非理性下跌，即使需求沒有改善價格也會反彈，沒有只跌不漲的市場。由于下跌時間、下跌幅度創記錄，反彈起來也超預期迅猛。二是去產能推動。這一輪原油、鋼材、煤炭、電解鋁等大宗商品價格見底時間基本都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出臺時間基本同步。去產能政策與超跌反彈效應形成共振效應，進一步加劇了價格漲勢。前幾年大宗商品價格之所以出現如此慘烈的下跌，需求下降只是表象，首要原因是產能的無限擴張，而2016—2017年以鋼鐵、煤炭為代表的去產能成效顯著，市場預期明顯改善，市場秩序明顯好轉。三是庫存周期與價格周期共振。在價格下跌周期中，由于存貨跌價損失巨大，企業對未來預期悲觀，被動減少原材料采購和降低庫存，引發價格進一步下跌。而在價格上升周期，價格超預期上漲的盈利效應會導致企業加快庫存回補，刺激預期需求增加，形成庫存周期（工業產成品存貨）與價格周期（PPI）的共振效應，從而強化價格的上漲力度。四是部分傳統行業有所復蘇。2017年部分傳統行業出現了較快增長，以工程機械、載貨汽車、鐵路貨車、民用鋼質船舶等行業為典型代表，這些行業的主要產品產量增長都較快，但與2010—2011年的峰值相比，2017年的高增長仍屬于持續下降后的恢復性增長（見表1）。這一輪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最初是跌破全行業綜合成本線后的超跌反彈，隨后由去產能供給端收縮效應推動，進而在價格上漲盈利效應下的預期自我強化導致投機資金介入炒作，推動中間環節需求上升，價格進一步上漲。因此，這一輪大宗商品價格大漲，是超跌反彈、去產能供給收縮、庫存回補、部分行業需求回升、預期強化、低基數等多種因素疊加所致。在成本推動和比價效應下，PPI整體上也出現了較大幅度上漲，如果比較近幾年來的累計漲跌幅，以2011年為基期，2017年PPI6年累計下降6%；3年累計下降0.6%；2年平均僅上漲2.4%，雖然某些大宗商品價格漲幅較大，但PPI總體水平僅恢復到2014年的水平。而在這幾年中，CPI一直呈溫和上漲態勢。因此，2017年以來PPI的快速上漲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應，也有價格連續5年下跌的超跌反彈效應，當前PPI在較大程度上仍屬于恢復性上漲。大宗商品價格的較快上漲有一定的非最終需求因素，并非經濟全面上升的信號。但從PPI和主要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看，工業領域的通縮預期已被扭轉，重要大宗商品價格中期底部基本確立，這有利于企業盈利狀況的好轉和穩定市場預期。
四、中國工業經濟正處于由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階段
2017年在PPI和名義指標增速較快回升的同時，制造業投資增速仍在低位徘徊，這說明幾個嚴峻的問題。一是近幾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幅度遠大于整個固定資產投資，這雖有產能過剩的因素，也反映了脫實向虛的問題；二是民間投資是制造業投資的主戰場，民間投資占整個制造業投資的8成以上，民間投資下滑是制造業投資下滑的主要因素，說明最具市場活力的民間投資在制造業投資領域遇到諸多困難；三是2017年一季度制造業投資增速較2016年一季度有所回升，但全年增速又回落到4.8%，表明企業在名義增速較快回升的同時并沒有明顯增加產能投資的沖動，也說明企業對未來預期謹慎，實質上是企業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持續性存疑。而且恰恰是價格漲幅較大的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固定資產投資是下降的，反而是價格相對平穩的電子、汽車、電氣機械、鐵路船舶等裝備類行業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增長。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更多的是結構性的增長而不是整體的設備更新周期。2017年在部分傳統產業復蘇的同時，支撐工業經濟增長的兩大支柱汽車和手機增速則都出現明顯下滑。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及汽車制造業經過近幾年的較快增長按增加值排名2016年已躍居工業第一和第二大行業，兩大行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14.4%,對工業增長的影響舉足輕重。作為電子、汽車兩大行業的主打產品，汽車和手機產量的增速一直是行業乃至整個工業增長的風向標。2016年汽車和手機產量增速分別達14.8%和13.6%，2017年一季度回落到9%和8.5%，全年汽車和手機產量增速進一步下滑到3.2%和1.6%。近幾年引領汽車市場持續繁榮的SUV車型更是從持續幾年的高增長平臺回落到了個位數增速；智能手機增速僅為0.7%，下滑幅度超過整個手機市場。汽車、手機增長趨勢近幾年有相似的趨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業增長需要反復夯實L型底部的基本態勢。這種情況一方面表明對新常態下經濟L型底部運行較長的時間可能要有足夠的預期，不是一兩年就能過去的，由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帶動的部分名義指標的快速回升反而會因為明年價格可能的高位回落而累積風險；另一方面表明中國工業經濟靠量的增長維持高增長已越來越困難。從總量看，2017年汽車產量預計在2900萬輛左右，手機產量19億臺左右，在這一高基數基礎上總量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難度明顯增加。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過去習慣鋪攤子、上項目，一窩蜂式的扎堆投資，雖然電子、汽車兩大行業是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的代表性行業，但經過幾年的高速增長后逐漸進入結構調整和存量市場爭奪階段，競爭將日趨激烈，結構性的增長取代總量的快速擴張將成為工業增長的常態。在黨的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特別是我國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我國經濟發展單純追求GDP總量增長已難以反映多元化的訴求，有了GDP就有一切的觀點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質疑。GDP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它的局限性也相當突出：GDP不能全面反映質量的進步，也無法反映技術進步對福利的提高，更不能反映資源枯竭和環境退化，甚至污染治理投入和破壞性重建（如戰爭、自然災害和無序拆遷）都能創造新的GDP，導致“破窗理論”一度盛行。過去我們賦予GDP過多的使命，雖然有“三步走”、“全面小康”等長期目標，但實際執行中不少地方在GDP導向下存在戰術性短期目標硬、戰略性長期目標軟的問題。廣大人民群眾低質量消費與高質量生活訴求的覺醒沖突以及日益重視獲得感也說明單純追求數量增長已偏離經濟增長的初衷。高質量發展必須有一個適當的量化評價體系來進行績效評價，以判斷經濟發展質量的高低，對于各個指標都必須有一個穩定、清晰、易于理解、易于實施的統計標準，即標準體系，并建立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能夠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各個地區、部門受到的約束條件來綜合考核政績，還需要一個完善、合理、對癥而且可以同時進行多目標管理的政府調控政策體系。這對各級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調控水平和統計體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質量的量化評價體系就需要摒棄單純以GDP為中心的考核評價體系，實現有效的多目標管理，建立綠色發展指數、研究工業發展質量指標體系等多目標評價體系，使獲得感、幸福感、競爭力和經濟發展目標和諧統一。但并非一切皆可量化，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最終還是要靠人來實現，需要理念的更新和升級。廣大人民群眾既是社會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需要高質量的產品，享受高品質的生活。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變化，落后的社會生產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長期根植于高速增長和趕超先進的發展意識，往往出現蘿卜快了不洗泥的現象。在經濟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由解決量的不足的問題，到解決質的問題過程中來實現量的增加，這種理念需要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各國股市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能夠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市場化運行機制，在這方面中美股市反差較大，美國股市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至今走勢遠強于中國A股市場。雖然在此期間，中國的GDP增長率是美國的兩倍多，但從上市公司利潤的角度看，美國股市可以在不斷上漲的過程中，總體市盈率基本保持在20倍左右的合理區間波動，這說明美國股市的上漲主要是靠上市公司盈利不斷提高實現的。而中國A股市場幾乎每一次大幅上漲，都伴隨著總體市盈率的大幅提高，這說明中國A股上市公司盈利無法支撐股市整體的持續上漲，從而說明中國企業與GDP的增長是不匹配的，大批企業有增長無利潤，或高增長低利潤，這也正是過去片面追求GDP增長帶來的惡果。利潤是企業或產業長期發展的物質基礎，一個國家制造業的利潤率水平是由一個國家整體競爭力水平所決定的。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加速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制造業創新，企業利潤率遠超GDP增長率，近幾年上升到近30年高位，是美國股市持續走出大牛市的盈利保證。如果將中美作為兩家公司整體看，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不僅長期持續低于GDP增長率，而且中國制造業稅前利潤率[2]平均水平只相當于美國的60%[3]。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數據，雖然按總量來說，我國制造業早在2010年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平均雇員產出不僅低于美、日、德等發達國家，也低于墨西哥、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工業利潤增長主要依賴于大量新增企業的外延式增長，內生增長能力不足，增長模式仍較為粗放，總體上“大而不強”的特征仍較為突出。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企業來看，就是要實現有利潤的增長，而且是有現金流的利潤，靠低價傾銷、靠薄利多銷、靠賒銷占領市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讓利不讓市場的理念已經過時。中國經濟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靠低水平價格競爭占領市場擴大市場份額的做法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消費者需要的不僅僅是產品本身，而且是高質量產品及附加的精神需求，中國企業應該更多地探索實現從輸出產品到輸出品牌，從輸出服務到輸出價值觀的轉變。
五、未來10年中國工業增長的動力因素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2017年工業經濟的回升與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回升有較大關系，帶動了部分傳統產業的復蘇，但伴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對實體經濟也形成一定沖擊，而這種房價的過快上漲，并非如某些業內人士所分析的剛需拉動，而是過度加杠桿所致。在2013—2014年，中國房地產相關新增融資只占GDP的6%，但經過連續兩年的跨越式發展，到2016年已經占到GDP的12%以上。從銀行信貸投放結構來看，2016年全國新增貸款房地產占比和居民房貸占比雙雙接近50%，五大國有銀行新增貸款房地產占比更高，意味著房貸增長已經失控[4]，房價與房貸增速走勢正相關，成為近兩年房價大漲的強力推手。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中國居民家庭杠桿率卻快速上升，居民家庭債務累積速度驚人，從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這一反映家庭債務負擔的指標來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2016年底達到44.4%，而2013年初這一比重僅為30.7%，已經超過美國金融危機前的家庭債務累積速度。而如果考慮公積金貸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債務，則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2016年底已超過60%。新增房貸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6年達到了16.9%，比2014年上升10個百分點，已經遠遠超過美國金融危機前的峰值。而包含公積金貸款的房貸余額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經在2016年底達到68.3%（2013年初這一比重僅為38.7%）[5]。而在金融危機后，美國這兩個指標都已從高位持續下降，更凸顯中國居民家庭高杠桿的隱憂。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房子是給人住的，這個定位不能偏離，要通過人的城鎮化“去庫存”，而不應通過加杠桿“去庫存”[6]。目前中央及地方的財政收入，房地產差不多占35%（而由于房地產收入屬地化的特征，各地方房地產相關收入約占55%）[7]。一旦控制不好，房地產可能不但不能拉動經濟增長，甚至可能成為金融風險的引爆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一線城市基本上呈現房價兩年大漲一波的規律，這次調控成效初顯，關鍵是2019年能否控制住房價，打掉新一輪房價上漲的預期，用5~10年消化房價泡沫，擠出房貸市場的水分。目前對房地產市場仍然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慣性思維，就是房地產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拉動經濟還是要靠房地產業。這種想法還是老眼光、老思路，一想到穩增長，就想到房地產。既要看到房地產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要看到房地產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指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近幾年高房價和過度金融化對實體經濟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在工業占GDP比重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金融和房地產業的比重直線上升，2015年和201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達8.4%和8.3%，超過美國、日本等多數發達國家，僅次于以金融業和航運業為經濟支柱的新加坡。金融業利潤占比亦遠超美、英等金融全球化的國家。貨幣雖大量超發，但實體企業資金仍然緊張，工業貸款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僅為15%左右，尚不到工業占GDP比重的一半，脫實向虛可見一斑。在企業杠桿率連續3年下降的情況下，居民杠桿率卻持續攀升，呈現企業杠桿率向居民杠桿率轉移的明顯趨勢。房地產去庫存大部分靠居民大幅舉債買單，呈現房地產庫存由企業向居民轉移的明顯趨勢，而美國的次貸危機正是源于居民舉債過度。我國從2008年至2017年，全社會杠桿率從130%升至242%，10年之內杠桿率幾乎翻倍，已經達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的水平[8]。擺脫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依賴，就必須改變房子的投資屬性為居住屬性，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更加重視經濟結構的改善，打破債務—投資增長模式，有序擠出資產泡沫，下決心全面去杠桿，控制全社會杠桿率的上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被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明確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正是找到了金融風險的根本癥結。不僅要降低企業杠桿率，還要降低居民杠桿率和政府杠桿率；不僅要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炒作，還要整治已偏離正軌、高燒不退、加劇地產泡沫的消費性貸款，尤其是無抵押的短期消費性貸款，以及打著各種創新旗號的互聯網金融亂象。從長遠看，地方政府短期化、碎片化的措施，無法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從而導致金融市場和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不成熟，要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機制的頂層設計，全面改革沿襲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土地批租、按揭、炒樓花三大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市場的“香港病”。無論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是由房地產引發的金融危機。很多新興經濟體如巴西、菲律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因為制造業過早萎縮所致。從1987年的華爾街股災波及全球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性危機似乎有10年一個周期的規律。我們沒必要杞人憂天，但也要早預防、早應對、早轉型，保持戰略定力，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發達國家都在推進“再工業化”，引導實體經濟回歸，制造業的發展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我國當前也不應過度拔苗助長式地強調發展服務業和金融業，仍應把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9]。從我國所處工業化發展階段來看，從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工業占GDP的比重呈倒U型特征，目前已進入倒U型曲線拐點向下階段，工業占GDP的比重不斷明顯下降，基本對應于“十二五”時期。在此期間，第一產業比重已低于10%并繼續穩定下降，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人均國民收入進入世界銀行制定的上中等收入標準區間并加速上升，以電子、汽車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全面超越工業化中期階段領軍產業鋼鐵、煤炭、水泥、電力等能源原材料工業成為工業增長的主導產業，高加工度制造業比重明顯上升，工業內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綜合判斷，“十二五”末我國工業發展階段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當然，我國區域發展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已步入后工業化階段，大部分東部地區進入工業化后期，大部分中西部地區還處于工業化中期，個別地區仍處于工業化中前期，但并不妨礙上述總體判斷。從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不僅是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變化，而且意味著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1980—2011年資本投入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50%，2003—2011年工業高增長時期甚至高達80%，而同一時期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則顯著下降，甚至趨于負值[10]，說明這一時期我國工業增長雖然很快，但粗放式發展的特征日益強化，已達到不可持續的臨界點。從工業化后期的規律看，這一階段技術進步取代要素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資本投入等要素數量的增長，轉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一階段創新成為質量提高的強大動能，在總量基數很大的情況下，中國工業經濟正在由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由填補空白向產業中高端邁進，由開闊地推進向高地挺近，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需結構的動態平衡，每前進一步都需要艱難的創新來驅動。這一階段研發設計、品牌營銷和關鍵零部件將取代“三來一補”、代工生產和低水平價格競爭，產業和企業綜合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將有明顯提高。這一階段工業和服務業加快融合發展，高品質的產品和高水平的服務將取代低端制造。這一階段重要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將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進入由需求拉動供給向供給創造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階段。低端供給、無效供給將逐步向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有效供給轉化，消費需求也將隨著供給結構的升級而再度釋放。雖然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早已是服務業主導，但仍被稱為工業化國家；當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又被稱為新一輪工業革命。因此，盡管中國的服務業比重已超過半壁江山，但工業化仍將是引領中國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主戰場。我國過去長期存在的與產業低端化相伴的低水平價格競爭依靠的是成本優勢，而當成本優勢不再時，需要向技術優勢轉化，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這種產業結構的升級不是一窩蜂地發展高技術產業，而是在各自的產業內部實現產品結構的升級，實現傳統產業的高技術化。多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快速擴張帶來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企業靠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以低水平價格競爭來跑馬圈地搶占市場，而當市場飽和時價格彈性顯著下降，無論怎么降低價格也難以刺激需求的明顯增加，最終導致產業低端化和無利潤增長，以及反傾銷案的居高不下，價格越低越好的誤區甚至導致一個行業的崩潰，最典型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幾乎導致我國整個嬰幼兒奶粉行業受到全面重創。“產品雖然不好但是便宜”的理念根植于我國模仿加低成本的制造業趕超過程中，這一過去的優勢正在逐漸變為劣勢。美國不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一個利器就是他可以輕易找到第三國制造成本作為標準替代來衡量中國產品是否屬于傾銷行為，從而制定非常高的懲罰性關稅。這說明產品的低價優勢很容易被外部因素所逆轉，“產品雖然不好但是便宜”向“產品好性價比高”的理念轉型是大趨勢，這一理念正在由美歐等西方國家對我國出口產品反傾銷的被動應對，向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主動作為轉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并非壞事，它本身會終結和扭轉中國產業低端化的趨勢，并以不可逆的方式向高一階的產業逐級邁進。測算表明，2017年我國制造業投資中，技改投資占比達到48.5%，不僅比重在穩步上升，而且技改投資已經接近制造業投資的半壁江山，這種積極變化表明，我國的制造業投資正在由產能擴張為主向產能升級為主的方向演變，特別是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投資持續下降，高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持續較快增長，產能結構性升級效應更加顯著。即使在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粗鋼、煤炭、水泥、電解鋁等產量總量已接近峰值，但存量調整、結構優化、產能利用率提高、行業集中度提升的趨勢相當明顯，優勢企業將具有長久競爭力。2018年面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貨幣供應量M2增長目標將首次降至個位數，污染治理的力度不會減弱，對經濟增長的預期不能過高。中國面對的結構調整任務仍然非常繁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再加上勞動力供給已經進入下行拐點，認為新周期來臨的樂觀情緒是有危險性的[11]。從國際視野上看，雖然出口形勢有所好轉，但一方面有價格上漲的因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應看到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美國特朗普執政后拋棄多邊主義，單邊主義傾向加劇，美國首次把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把中國定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貿易摩擦有可能演變為貿易戰。我國一方面要保持戰略定力，同時也要加快結構調整，發揮好我國的體制優勢和機制優勢，形成合力，防范和積極應對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的沖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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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源 單位:現為國家統計局工業統計司副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