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編精選了8篇法律博士論文范例,供您參考,期待您的閱讀。
知網與學者和期刊的關系
2019年春節,一個被萬千學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學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網是什么”,引發了一件學術圈大案。本來是一件學術丑聞,但因主人公翟天臨是電視公眾人物而升級為全社會轟動的新聞熱點。一時間,把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高校也推上了風口浪尖。此外,網友們憑借著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技術手段,把翟天臨的同學和老師也翻了個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發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行政部門教育部,還是主流媒體《人民日報》都對這個事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事情的最后處理結果是,翟天臨自動放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機會,并且在坐實學術不端的情況下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資格。“翟天臨無心一語,卻打開了一扇暗啞老舊的門扉——歷史常常在這種貌似無意義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發。”[1]從整件事情的過程來看,正是知網撕開了這個口子。知網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個明星學術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筆者試著以分析知網與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及學術期刊的關系來揭開這些謎底。
一、知網與學者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翟天臨一直以學霸身份混跡于娛樂圈。醉心于名利場的他本希望憑借著自己或明或暗的關系在學術圈再撈一把,卻沒想到摔了一個重重的跟頭。也只有這個事件發生之后,人們才知道在娛樂圈眾多的明星里,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導演謝飛一語道破天機。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發生后的第六天,謝飛教授在《成都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提到“像我們電影學院以培養史論研究的‘電影學系’可以設立博生研究生教學,其它以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編、導、演、攝、錄、美、制、動畫等專業是不適合的,也沒必要開展這樣的純理論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學!”[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學位課程對藝術創作專業的實踐幫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說這個博士學位對翟天臨演藝成績的取得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由學術圈而來的“學術不端”這項罪名對于他這個社會公眾人物來說卻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幾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績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總結為“辯證法的吊詭在此顯出真面目”[3]。知網是什么東西?知網是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于1999年6月發起的一項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與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內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發展成為集期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工具書、年鑒、專利、標準、國學、海外文獻資源為一體的、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網絡出版平臺。因此,對于任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知網是一個必經之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翟天臨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卻對現在連本科畢業生都知道的知網一無所知,實在是不應該,但更不應該的是他在知網上為數不多的文章還涉嫌嚴重抄襲。事發后,新京報記者對翟天臨的文章進行了檢索,發現只有兩篇文章,一篇報紙和一篇期刊論文。其中,《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期刊論文在經知網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檢測后顯示,有1處疑似剽竊他人觀點,7處疑似剽竊他人文字表述。在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獻文字復制比結果為39.4%,也就是說有1646字的內容與他人發表內容一樣。[4]事實上,在2017年劉進擔任導演的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臨。無論如何,《白鹿原》劇本他是看過的,甚至是熟讀過的。尤其是關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梢哉f,沒有多少作者能有他這份經歷。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藝過程中體會到的真情實感稍微動點腦筋加以分析綜合,都是第一手資料,都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經驗之談。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的論文卻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諷刺的是翟天臨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好是2019年春節期間,這個“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剛剛扮演了一個打假警察。假如沒有知網,我們還真不一定能發現翟天臨原來是一個水貨博士。因為人們是先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知網是何物”這個漏洞,才來檢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檢索他的文章有問題,才來質問他的學歷。但有了知網,一切就變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論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屬于你自己的觀點?有多少涉嫌抄襲?抄了誰的?都能在第一時間反映出來。數據是冷漠無情的,但數據也是最不會撒謊的。目前,翟天臨的博士學位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至于我們還能不能在知網上看到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翟天臨從神壇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無緣知網,因為本質上他并不是一位學者。由此,我們不得不感謝有了知網這個平臺,給了學術一個重要的監督渠道,也讓每個從事學術的人對學術產生敬畏之心。知網是一個容器,是一個晾曬平臺。對于學者而言,無論是學術大腕,還是學術小卒,無論是政商名流,還是寒門學子,在這里都一視同仁。
二、知網與學位授予單位
翟天臨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個公共場合炫耀自己的高學歷,主要在于他的這個學歷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學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暴露了他的學位名不符實。因為在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申請條件里有明確規定“凡我校錄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間個人獨立或與指導教師聯合(本人擔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與本學科相關的至少2篇學術論文,其中應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5]而這個翟天臨不僅未滿足正常畢業條件,其中一篇文章還涉嫌抄襲。這次東窗事發,很多人把它歸咎于翟天臨自身的“作”,結果是搬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有人說,翟天臨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一群人。事實上,筆者要說的是恰恰也是這一群人害了一個年輕人。不難發現,事件發生之后,輿論重心在翟天臨身上短暫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學位授予單位而去。因為翟天臨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養程序的,他拿到的學位證書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曬的北京大學博士后錄取通知書也是真的。假如沒有這次偶然事件,誰也不敢貿然質疑他的學霸身份。因此問題就來了,翟天臨明明不夠條件,他是怎樣拿到學位證書的?責任顯然在于學位授予單位。由此,“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已經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個人誠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輿論危機,并且事關國家教育部門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時間回應此事:“調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6]而在事后的調查結果里面,兩所學校分別承認了自己在培養和招生環節存在失誤,特別是其導師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另外,在謝飛教授的那篇《大學藝術創作專業需要開設理論研究型的博士學位教學嗎?》評論中,他還呼吁大家停止網絡暴力,“對犯過錯誤、有污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千萬不要一棍子打死”。[7]這篇文章雖有護校護生之嫌,卻是一篇極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眾可以原諒翟天臨的虛榮心,但卻不能對學位授予單位的糊涂賬置若罔聞。翟天臨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不僅牽扯學者個人誠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錄取培養過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時還關乎到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正如一位記者所言翟天臨“學術不端不是小事一樁,更不是娛樂事件,它不僅關乎道德誠信,更關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問題遠不是一個藝人的‘人設崩塌’可以涵蓋。”[8]這不是一個低級錯誤,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很難讓大家相信之前就沒有其他“翟天臨”。翟天臨一個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臨們”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來就很少的博士學位指標卻是大事。而且對于這部分人來說,博士學位只是拿來給自己貼金的一個裝飾品,對于他們的實質性事業甚至沒有多大用。而他們卻讓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變命運寄托于此的寒門學子望塵莫及,這種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惡的。翟天臨這種騙子固然可恨,后面為其大開綠燈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歸可恨,至少在事情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民眾不能把私憤發泄到某一個人頭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北京電影學院院長追著不放,甚至可以說是變相的人身攻擊。當人們喪失理智地去參與到這樣一場“泄憤”狂歡,追逐網絡暴力帶來的刺激時,同樣是一種病態。在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網絡世界中,誰也不敢保證,誰一定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輿論,化解民憤,當然也是為了遏制這種現象再發生。教育部辦公廳在2月底連續了兩個公文,《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教研廳〔2019〕1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9〕2號)。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不能說這兩份文件完全是因為翟天臨事件,但也不能說毫無關聯。尤其是教研廳〔2019〕1號文件,實實在在給廣大學位授予單位敲了一個警鐘。其中提到“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強化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使用”和“加大評估和問題單位懲戒力度”,可謂在廣大學位授予單位頭上懸了一把利劍。另外,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有這些政府行為,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實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相應地我們也很難去質疑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存在不規范行為。假如沒有知網,這種檢查只能靠各高校內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網,各種暗箱操作便成為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此,看起來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八竿子打不著。但是,既然是學位授予單位,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滿足一定的學術成績才能拿到學位證。而知網就是學術成績的容納器,因此就把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聯系了起來。教研廳〔2019〕1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館際和校際學術共享公開制度,以公開促進學術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其實知網在這個方面已經做了很多,起碼翟天臨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對學位授予單位施以高壓,才能有效地遏制學者學術不端?,F在越來越多的高校都把公開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作為碩士和博士畢業的硬性條件,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因此,知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監督窗口,實際上也把那個定時炸彈的“按鈕”放在了人人皆可觸碰的地方,成為預防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機制。
三、知網與學術期刊
從科研倫理角度而言,是保證文章原創性的前提,是為了預防學術不端。就像人們制定法律宣傳法律,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預防犯罪。但假如沒有知網,沒有大數據時代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我們還真的缺乏一個約束科研倫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學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檢舉。但有了知網等這類網絡出版平臺,文章重復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這個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為了一個問題。這就牽扯到誰來把這個關?學位論文當然是靠學位授予單位,而期刊雜志的把關者顯然是期刊社,而與學者打交道時間最長的也正是期刊社?;氐降蕴炫R《談電視劇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文章,既然有這么高的重復率,甚至還涉嫌嚴重抄襲,為何還是能夠發表?在學術活動中,我們痛恨學術腐敗,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學術期刊在一些膽大妄為的主編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還有一種學術縱容同樣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進,但求有稿就發,甚至文章重復率門檻也形同虛設。盡管我們認為學術期刊有著劃分檔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核心期刊要在這一關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證原創性的基礎上才能談學術貢獻,因此文章,應該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這第一件事上,學術期刊再次對翟天臨放了水。事實上到最后,果然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更難發現由于一些學校在招生培養過程中的不規范,還可能存在很多“翟天臨們”。但是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有知網,我們也并非一定能揪出問題。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但范圍并非覆蓋所有學校,并且學校上傳的時間進度也沒有期限要求。如果這次不是翟天臨自己犯下“不知知網是什么東西”這么低級的錯誤,指望我們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過輿論去迫使相關學校自我調查,可能結果又是另外一番結局。盡管他不知道“知網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網上竟然還有一篇文章,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寫。僅僅是這篇文章又進一步暴露出他的學術不端,只能說他運氣壞到了極點。另外,如果沒有人去把這篇論文拿去再,又有誰會發現這篇經期刊正式發表并且上傳知網的文章還有著這么高的重復率。就像剛剛上文所講,事發后,我們把矛頭直指翟天臨,卻忽略了學校。事實上,學術期刊也有責任。如果當時這個期刊以重復率過高打回讓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絕發表,或許不會對今天的結局有什么改變,但至少翟天臨少了一個污點,期刊的名聲也能得以保留。翟天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前的學術環境不容樂觀,但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板子顯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樣難辭其咎。期刊社把關不嚴,罪魁禍首是背后學術體制對期刊社機構地監管不力。而知網給了學術圈一個重要的監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學術成果的過程中也賦予了所有人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把期刊囊括了進來。至此,知網織了一個巨大的網,它完美地把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期刊網在了一起。
法學本科視野下法律教育論文
一、法學本科畢業論文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不贊成廢除法學本科畢業論文。因為法學是一門應用型學科,其目的在于培養具有法律實踐能力的法律專業人才,而不僅僅是培養具有法律意識的守法公民。這就要求法學本科生在畢業之后能夠熟練運用法律通過制作各種法律文書的方式來解決現實爭議問題。不掌握基本的法律適用方法和文書制作技能就不可能成為合格的法科畢業生和法律人才。畢業論文恰恰能夠達到檢驗學生法律適用方法和文書制作技能的目的。在不廢除畢業論文的大前提下,筆者認為,很多高校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的選題指導思路和評價機制偏離國家對本科生或學士學位申請者的要求,需要改革。根據我國《學位條例》和《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的規定,本科生獲得學士學位的條件是:“(一)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二)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①不要求本科生達到碩士或博士的學術水平,即“對所研究地課題應當有新的見解”②或“做出創造性的成果”③。換言之,本科畢業論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學生的基礎理論、知識和技能,而不是學術科研能力。因此,我們不能用見解獨到或創新性來衡量一篇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也不能要求學生去解決一個學術或理論問題。對此,可能有人要問,不具有獨到的見解或創新性,不解決學術問題,還能稱之為論文嗎?當然能,論文包括學術論文和非學術論文。本科畢業論文就是非學術論文,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就應該是學術論文。就法學論文而言,有法律適用方面的論文,也有立法完善方面的論文。前者主要研究現行法律規范的理解和適用,屬于解釋論范疇;后者主要研究現行法律規范的弊端和修正,屬于立法論范疇。在畢業論文選題時,大多數學生喜歡選擇后者,老師也樂見其成。這在以前很正常,因為以前我國的立法空白和漏洞太多,已有立法也往往存在諸多弊端,著文獻策實屬學者分內之事。但目前,我國各項法律已基本建立,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在此前提下,如果還一味指導學生選擇立法論方面的題目,就難免失之于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適用。更為嚴重的是,此類選題側重于學術研究,偏離本科生的培養目標,還是更多地選擇解釋論方面的題目為宜,這才是法律學習的基礎。在筆者參與的答辯中,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某論文提出的立法建議早已成為生效法律或者對剛剛出臺的法律提出修改建議。這都是非?;尚Φ氖虑椤T谠u價機制方面,從畢業論文的寫作到答辯,一共有三個環節:指導教師意見、評閱教師意見以及答辯委員會意見。無論任何環節,一般高校都要求對論文的學術性或創新性進行評價。這種評價標準實際上是學術論文的評價標準。用此標準評價本科畢業論文是不適當的,因為本科畢業論文不是學術論文,我國《學位條例》也不要求本科畢業論文具有學術性。筆者在參加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評閱和答辯時,盡量回避對其進行學術性評價,但大多數老師仍然習慣與此,而沒有認識到國家本科畢業論文的根本要求在于解決現實問題而非學術問題??傊?,只要準確理解國家對本科畢業生或學士學位獲得者的要求,我們就可以得出本科畢業論文不必具有學術性而應側重實踐性或應用性的結論。因此,必須改變我國目前針對本科畢業論文的錯誤做法,恢復其應然功能。
二、將法律診所課程作業作為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的重要形式
為了矯正本科畢業論文對學術性的盲目追求以恢復應然功能,本科畢業論文改革勢在必行。就法學專業而言,筆者主張實行本科畢業論文形式的多樣化,將選修法律診所課程作為法學本科畢業實踐的重要環節,將法律診所課程的結課作業作為本科畢業論文的重要形式之一。凡是選修法律診所課程并順利通過考察的本科學生,即視為通過了本科畢業論文答辯。之所以如此主張,其原因在于法律診所課程完全具備本科畢業論文的功能和形式。法律診所,又稱診所式法律教育或臨床法律教育,是對醫學院學生在醫療診所臨床實習之做法的借鑒,于二十世紀中葉發端于美國法學院,后風靡兩大法系,而成為其法學院的主要課程之一。2000年之后,被引入中國法律教育體系,并被全國各大主要法學院所接受,面向高年級本科生或研究生開設。法律診所課程包括課堂講授和案件處理兩大部分,④其突出特色在于無論是課堂講授還是案件處理都立足于真實的案例,并且都是在教師指導下學生親自處理或的為弱勢群體服務的案例。因此,法律診所課程與傳統法律課程有著根本的區別,它以學生為中心,以案例為中心,以實踐為中心,一改傳統課程的以教師和教材為中心的灌輸式授課模式。法律診所的實踐性特征決定了該課程的功能不是要求學生學習和掌握法律基礎知識,而是運用其已經掌握的法律基礎知識去解決真實世界中的真實案例。在對真實案件的處理中,不僅能夠反映出學生對法律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更為重要的是可以鍛煉和考察其運用法律基礎知識解決現實爭議的實踐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順利通過法律診所課程學習的學生,就達到了本科畢業生或學士學位獲得者的水平,滿足我國《學位條例》規定的相關要求,依法可以獲得本科畢業證和學士學位。因此,該課程在功能上和本科畢業論文是一致的。選修法律診所課程以后,不再另行完成本科畢業論文,是可以的。從課程指導和考察的角度看,法律診所課程與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評閱和答辯也存在相同之處。在法律診所課程的講授和指導過程中,我國的法學院一般都配備多名具有律師執業資格和執業經驗的專職教師以及從法院、檢察院或律師事務所等實務部門選聘的富有實踐經驗的專業人士充任兼職指導教師。我所在的內蒙古大學法學院的法律診所課程即是如此,我們有專職教師三名,都有律師執業資格和經驗,在很多課程的講授中也經常邀請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現身說法,隨堂指導。在結課環節,我們要求每一位同學提交一份辦案報告,然后三位老師集中會診,結合日常案件處理或情況,給每一位同學一個合適的分數。這與本科畢業論文的答辯委員會模式是類似的。最后,除法律診所課程的實踐性比較契合國家對本科畢業論文的要求之外,法律診所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公益性。這種公益性主要體現在法律診所主要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所以,每一個法律診所都是一個法律援助中心。在開設法律診所課程之前的2008年,內蒙古大學法學院就與內蒙古自治區法律援助中心聯合建立了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對外開放。開設法律診所課程之后,法律診所與援助中心合二為一。因此,法律診所課程既是一門法學課程,又是一項公益活動,不僅能夠鍛煉和檢驗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更能培養和考察其法律職業道德。
三、完善法律診所課程以適應法學本科畢業論文改革
法律診所課程的實踐性特征和評價機制決定了其與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的同質性,也就決定了選修法律診所課程可以作為完成本科畢業論文的重要形式。因此,建議教育部和開設法律診所課程的高等院校允許選修法律診所課程的本科生以法律診所結課作業作為本科畢業論文。為了適應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這一改革,法律診所課程本身也要進行相應的完善。首先,提高認識,重視法律診所課程。法律診所課程自開設以來,一直都受到廣大學生的熱烈歡迎。在這里,他們可以接觸到真實的案例,可以認識鮮活的人物,可以了解復雜的社會,可以體會到法律的價值,可以感知勝訴的成就。就內蒙古大學法學院而言,每年要求選修法律診所課程的學生都遠遠大于該課程的容量(30人)。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師還沒有認識到法律診所課程的重要性,不愿意參與診所課程,從而限制了該課程的容量。因此,為了滿足學生的需求,也為了適應法學本科畢業論文改革,廣大法學教師應當首先提高認識,積極參與法律診所課程。其次,推動法律診所課程的規范化建設。每一個法律診所就是一個法律援助中心。因此,實現法律診所的規范化,就應當以法律援助中心的標準建設法律診所。比如,實行案件登記制度,記錄每一個來電、來訪的當事人和案件基本情況;完善案件處理機制,為每一個案件配備一個主辦學生和指導教師;建立檔案管理制度,為每一個結案的案件及時建立檔案,載明處理結果;等等。同時,作為一個課程,還應要求主辦學生在結案之后及時完成結案報告,梳理案件事實,整理爭議焦點,明確法律適用,闡述裁決結果。最后,落實辦案經費,為法律診所的良性運作提供物質保障。法律診所為當事人提供的是免費的法律服務。但任何法律服務都是需要經費支持的,比如打印復印費、差旅費、辦公經費,等等。這就需要國家、社會和學校的多方支持。據筆者了解,有些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都有福特基金會的專項資金支持,比如中國人民大學。但更多的院校是從本院的辦公經費中擠出來的,大多不足以支持法律診所的正常運行。因此,建議國家相關主管部門(教育部、司法部和財政部)聯合制定相關政策,為法律診所課程提供專項教育經費。
四、結語
社區老年教育研究
[摘要]在終身教育、學習型社會和積極老齡化的浪潮推進下,研究者們日益關注老年教育,尤其是社區老年教育。近20年來,社區老年教育研究趨向涵蓋概念與理論基礎、特征與功能、發展模式、現存問題與策略等,但還存在諸多不足。應在保持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提高研究層次,加大社區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實踐力度,探索和深入農村社區老年教育研究。
[關鍵詞]社區老年教育;研究綜述;老年教育研究
2017年,國家統計局最新的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41億,占總人口比重17.3%;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1.58億,占總人口比重11.4%(此為抽樣樣本數據,抽樣比為0.837‰)。顯然,老年人口結構比重愈增,老齡化問題愈加嚴峻。近年來,構建學習型社會和終身教育的開展,積極老齡化的倡導,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已難以滿足時展和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老年教育備受重視。社區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單元,社區老年教育作為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日益成為社會和教育界的熱點關注話題。本文對近20年來社區老年教育研究狀況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對未來社區老年教育的研究趨向加以展望,旨在發現社區老年教育新問題,促進其理論與實踐研究。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以“老年”“社區教育”為關鍵詞,基于CNKI高級檢索項,對全部數據庫文獻進行跨庫檢索,共得全部文獻759篇(時間跨度為1994-2018):期刊論文637篇,碩博士論文55篇,報紙32篇,國內和國際會議35篇。對每篇文章研讀和分析后,剔除全部文獻中的重復稿件和與研究不相關的文獻,剩余文獻198篇(時間跨度為1999-2018):期刊論文135篇,碩博士論文28篇,國內和國際會議9篇,報紙26篇。以社區老年教育的198篇文獻為研究對象,并對每篇文獻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問題與研究結論及其內在邏輯性進行研讀梳理。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通過對198篇文獻的整理與分析,主要從社區老年教育的概念與理論基礎、特點與功能、教育模式、現存問題與解決策略等方面展開綜述。
清朝檔案整理的研究回顧與思考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的年代分析
從巴縣檔案研究論文分布的時間來看,1979-1980年有2篇論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論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這個時間段,共發表47篇論文,占總數的52.8%。2010年-2012年,對巴縣檔案的研究持續升溫,平均每年發表5.3篇論文。但是總體來看,對巴縣檔案的研究還很不夠。巴縣檔案共11.3萬卷,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材料,內容豐富,從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發表2.54篇論文,對巴縣檔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進一步深入。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的作者單位地域及其單位性質分析
從作者單位地域分布來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總數的58.4%,加上重慶的10篇,川渝地區就占了70%。原因有兩點:第一,川渝地區的研究者利用巴縣檔案在地域上比別的地方更具優勢;另一方面,巴縣檔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縣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情況,是川渝地區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區,數量緊隨其后的是美國,共有8篇論文,顯示出美國學者對巴縣檔案的關注程度,比國內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區都高。從作者單位的性質來看,檔案館32篇,占論文總數的36%,全無例外,都是四川省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其次,高校54篇,占61%,顯示出在研究巴縣檔案的問題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發表20篇,加上重慶發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發表29篇論文,是總數的33%,高??倲档?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學和西南政法大學。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高校所發表的論文主要分布在:美國8篇,其中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7篇,哥倫比亞大學1篇;太原師范學院陳亞平5篇;中央民族大學鄧建鵬2篇。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的研究主題分析
從研究主題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巴縣檔案為對象所做的文獻學、檔案學研究,共28篇,占論文總數的31.5%。另一類是以巴縣檔案為主要文獻支撐而進行的清代歷史問題研究,共61篇,占論文總數的68.5%。這部分研究內容涉及廣泛,其中對工商業的研究論文數量最多,共有論文14篇,占所有論文的15.8%。這是因為巴縣為嘉陵江和長江的匯合口,是四川通商航運的樞紐。理所當然,巴縣檔案中反映工商業內容的檔案數量龐大,對其進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對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論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長鄉約客長、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論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縣檔案中,司法檔案數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學務教育研究等,分別為2-7篇不等。從這些主題的分析來看,對巴縣檔案中的內容挖掘得還不夠。比如,巴縣婚姻檔案有6000多卷,內容豐富,價值珍貴,但是在已經發表的論文中,只有2篇與此相關,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亟待我們去開發。
巴縣檔案研究論文刊載期刊與發文數量分析
古代文學研究的窘境
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早熟的文體,其發展過程不同于古代的詩歌、小說,“古代散文沒有經過技巧的發展過程,在戰國時期隨著語言的發展就已經達到了一個高潮,并且這一時期的散文還成為后人在創作中頻頻回顧的典范。”[1]同時,創作散文(包括駢文)和創作詩歌、小說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是歷代文人晉身仕林、治國安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學觀念中,“文體的尊卑等級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駢文)第一,其次詩,為文之余,其次詞,為詩之余,其次曲,為詞之余,小說更是等而下之的文體。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體無法企及、無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詩聞名的李商隱、杜牧,亦工于散文寫作,更遑論韓柳歐蘇。然而在當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變得邊緣化,古代散文研究與小說、詩歌、戲劇研究相比亦顯得創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為一種專門針對散文內容的研究,比如莊老思想、荀子思想、韓愈諫佛骨、袁宏道談性靈等等,有學者指出,“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個散文家的政治、哲學、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來,古代散文研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本文將力圖呈現古代散文研究在當代所遭遇的困境,權作拋磚引玉之用,以期幫助廣大研究者發現更廣闊的視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當時社會的產物,在當代顯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當今卻出現了一種后現代風格的模仿式戲謔文體(或曰“惡搞”),如《鳳姐列傳》《藥家鑫列傳》《蒼井空列傳》等等。由某不知名網友杜撰的《藥家鑫傳》云:藥公家鑫者,華朝長安人氏。華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藥公誕于古都長安,時天生異象,群驢亂吼,或曰:莫非如《水滸》所載之“洪太尉誤走妖魔”之事再現?……人皆稱:藥公不亡,則法律亡。藥公不死,則國家死。藥公之事,舉國牽動,藥公之名,舉國牽掛。由此觀藥公,真乃關系國運之達人也。在F•詹姆遜看來,這種“惡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詞匯、句式,但內容卻是當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這種模仿被詹姆遜稱為剽竊,因為“在一個風格創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風格,去戴著面具并且用虛構的博物館里的風格的聲音說話”[4],才是別具一格的、能夠適應這個后現代主義消費社會的藝術形式。用古代文體記錄當代日常生活的確算不上創新,“后現代主義”亦無優劣高下之別,但古代散文這種歷史上的精英式文類卻面臨著現實中的庸俗化挑戰。 其次,當代散文的創作和古代散文的創作較少直接關聯,因為在當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學”,后者至少不是“純文學”。在陳劍暉先生看來,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正宗,“蓋因其是中國正統的‘經世致用’文化的文學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國古代的出現,不是審美需要,而是因為它的實用性,這種經世致用的實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間關系疏遠,但在當代,情感與文學的關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研究學術和創作散文不一樣,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確的東西,可稱為“學術”;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帶動了感情,只有在這樣的“角落”里,才能寫作散文。此處余秋雨并沒有把散文當作“經國之大業”或者“圣賢書辭”,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當成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學術”固然不同于經世致用或者齊家治國,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決定了學術本身也是“實用性”的。所以,研究學術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來是要一分為二的,他的散文觀也因此與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人強調的現代散文一脈相承,現代意義上的散文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形式和強調個性與感性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念緊密相關,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創作目的、創作方式迥然有別。 第三,和古代小說、古代戲曲相比,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僅限于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系統,缺少電影、電視等大眾化的媒介形式,這無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對當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自不必說,《趙氏孤兒》《花木蘭》《西廂記》《薛仁貴》《七俠五義》《穆桂英掛帥》也被多次改編為影視作品,電視劇版《紅樓夢》(李少紅導演)更是建構起一個全民海選女主角的媒介議程設置。①相比較而言,古代散文對于當代社會的影響力甚至不如動畫視頻版的古詩對于幼兒啟蒙教育的影響,以優酷網和土豆網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進行搜索,賞析類、中學課件類視頻不過數十段,而用“古詩”、“唐詩三百首”搜索,視頻數量累以千計。此外,散文與當代媒介的結合體“電視散文”自央視三套1996年開播以來,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電視專題片,是“受到文學散文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電視藝術樣式”[6],是“中國化的電視藝術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現代媒介形式,更何況,由全國各地電視臺制播的電視散文,其取材選題也大多是現當代散文作品,極少古代散文作品[8]??梢?,在多媒體、寬帶網絡和計算機、大眾傳媒已經全面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尷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當代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圖書,圖書又以作品集為主,以譯注、賞析等普及類讀物為主,其中《古文觀止》有數十種譯注本,僅中華書局便出版了選譯本(2010),鐘基(2009)與葛兆光(2008)的注釋本,名家精譯本(2007),以及繁體豎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鈔、文選、讀本也有數十種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類著作僅有三十余種,②形式不可謂不單調,內容不可謂不單薄。但是,古代小說、詩詞、戲曲等文學形式的傳播內容要豐富得多,不僅圖書有單行本、選注集成、佳句賞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樣化,研究類著作則涵蓋文獻與史料研究、宗教與文化研究、類型與理論研究等等多種角度。必須承認的是,圖書是一種依靠理性思辨來完成傳播與接受的媒介,但詩歌、小說、戲曲所利用的視頻、音頻、圖片等多媒體形式能夠同時激發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這對于文學作品在大眾層面的普及至關重要,古代散文在這個層面上又處于下風,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樣局限于書籍,所傳播的內容也受局限[9]。#p#分頁標題#e# 二、古代散文研究體系與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的是,“散文理論是世界性的貧困,它的學術積累不但不如詩歌、小說、戲劇,而且連后起的、暴發的電影,甚至更為后發的電視理論都比不上。這是因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外延和內涵都有一種浮動飄忽。”[10]王兆勝先生指出:“在各種文學門類中,散文恐怕是最具邊緣性、最不受重視、最缺乏研究的文體。大家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散文沒有自己成熟的理論,因循守舊和缺乏創新也使之乏善可陳。”[11]筆者認為,這種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散文”(Es-say)出現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隨筆集》而定名,與詩歌、小說、戲曲源遠流長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對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與韻文相對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論辯為特點,故而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通過情緒放縱和宣泄來凈化讀者(觀眾)心靈的“凈化說”背道而馳,后者顯然被幾乎所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創作者奉為圭臬,在這個意義上,散文可能隨時被剔出“文學”之外,更何況對它的研究想當然地被視為與文學漸行漸遠。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之處主要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概念體系,二是研究方法。 從一般意義上看,先確定了研究對象,才能選擇一種研究方法,而這個研究對象必須能夠明確自身的內涵和外延。然而,中國古代散文在現當代散文概念的影響下,或與韻文相對,或與駢文相對,有時又與詩歌、小說相并列,陳平原先生就此認為古代散文是一個“滑動”[12]的概念。南帆先生則指出:散文的定義不是肯定地列舉散文的規則,而是將顯赫文類排除之后的余數歸諸散文,這種“否定性的定義”,不僅促使一些文類衰老,同時還催生另一些文類……散文是文類的結束,又是文類的開始[13]。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駢文研究、古文研究、漢賦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為戰,在中國期刊網(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為題名關鍵詞搜索,粗略計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時間,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與此同時“駢文”381篇,“漢賦”576篇,“辭賦”515篇,“古代小說”984篇,“古代戲曲”329篇;期間以時代或作者為維度的,并以“散文”為題的博士論文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說”為題,并從宏觀整體視角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已經達到14篇,這還不包括以單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其他數量更加龐大的博士論文。兄弟鬩墻、左右手互搏,這確實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尷尬。 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問題因人因時而異,但研究方法卻面臨著裹足不前的問題。陳劍暉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散文研究者總是從謀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類的文章做起,即僅僅從外在的組織方式來看待散文的結構[14]。古代散文學者從古至今皆習慣于從細枝末節的修辭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述論》一文為例,余恕誠先生將“漢以后的賦、駢體文以及說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語言修辭的作品”都稱為“散文”[15]。在介紹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學色彩時,《孟子》的“戲劇性”、《莊子的》“生動故事”、《左傳》的“敘事之最”、《戰國策》塑造的“形象”、《史記》創造的“人物”、南北朝時的“修辭”與“典故”、韓愈散文的“生動形象”、柳宗元散文對形象的“想象夸張”、歐陽修散文的“論說技巧”、歸有光的“細心刻畫”……都被余先生視為散文“文學色彩”的基本組成部分??蛇@些比喻、夸張、論辯、描摹、形象化、訴諸情感等語言修辭技巧實際上是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研究重點,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古代散文與研究古代詩詞、小說相比并無獨到見解。 此外,當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較為孤立,主要是作品賞析和以人物為核心的社會學、歷史學模式,缺少與當代文論、西方文論的雙向傳播。盡管20世紀60年代已有學者認為形成《莊子》恣肆風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結構”,“《內篇》的結構不只是一個邏輯問題,它表現了莊子的復雜的藝術構思。”[16]可惜這種類似于結構主義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續。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沒有獨立的散文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論》把神話、托多羅夫的《散文詩學》把小說都歸入到散文理論中來,西方文藝研究的對象并不包括散文,導致我國研究者難以直接借鑒。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實用性,加之作為散文作者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體制、科舉制之間的緊密關系,中國文學史中能夠得以流傳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備官僚、學者、文學家三合為一的身份,后世學者所歸類的文學之文在作者創作之時未嘗不將之當作應用之文而煞費腦筋,斧削雕琢。陳平原先生曾舉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傳誦為表達感情的名篇,如書信和日記,皆是有意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專本,文人寫信時不免存了給第三人乃至舉國上下、子孫后代傳閱的心思”,“鄭板橋的家書別出心裁,寫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脫做文章的心思。”[17]這樣看來,中國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說服帝王將相,或者用于說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說服親朋至友,那么,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從修辭學角度入手,從說服的手段和表現的技巧入手。于是,針對散文的文學研究就漸漸側重于實用主義,繼而不免滑向功利主義。這又和自康德以來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相悖,因為康德認為,審美是無功利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說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顯然是功利性的,顯然目的十分明確,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現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曉原先生在2006年時提到:“過往的散文研究比較多的是一種批評,包括作家作品評論和創作史、理論批評史的梳理與述評。另外,還有大量的是散文寫作指導之類書籍。真正有理論含量、高端而又切實的研究相當匾乏。”[18]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觀,這一年內,譚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國散文史綱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馬茂軍的《中國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曉芬的《中國古典散文理論史》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將從此進入新的一頁。#p#分頁標題#e#
基于文獻分析的國民經濟論文
一、國民經濟動員文獻分析
(一)文獻數量和趨勢
通過檢索數據分析,從1988年陳維民等在《軍事經濟研究》期刊發表文章《戰爭準備的國民經濟動員計劃》開始,截至2013年9月份,國民經濟動員領域共有556篇學術論文在相關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明顯低于其他領域研究成果。556篇學術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碩士論文44篇。內部發行的《中國國防經濟》2002—2012年11年間共發表國民經濟動員相關文章242篇,占所有公開發表文獻數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國民經濟動員研究領域的特殊性。根據發文數量可以大致將我國國民經濟動員的研究分為3個階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發展期(2001年以后)。國民經濟動員起源于戰爭動員,我國學者對國民經濟動員的認識和研究是在和平時期基于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將戰爭動員轉變為國防動員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故而,國民經濟動員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此外,由于國民經濟動員涵蓋較多國防、軍事、政治領域涉密信息和內容,許多實踐指導性的應用性研究不能在公開刊物上發表,也是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研究公開成果較少的原因之一。但總體上,從理論研究的視角,公開發表的學術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國民經濟動員的理論研究進展。國民經濟動員領域文章數量從2001年以后開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體上呈波動增長的趨勢。碩士、博士論文能夠體現一個領域全面系統的研究狀況,國民經濟動員領域44篇碩士、博士論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碩士學位論文37篇,博士學位論文為7篇,說明國民經濟動員研究逐步系統性和深度化。
(二)載文期刊統計分析
除碩士、博士論文外,1988—2013年間所統計到的754篇文獻分布在115種學術期刊中,這些期刊涵蓋經濟、軍事、法學、科技、流通等多個領域。通過分析發現,文獻分布期刊雖然面較廣,但卻高度集中于《中國國防經濟》《軍事經濟研究》《國防》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等期刊,文章數量分別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獻總數的77.2%,占據了國民經濟動員研究發文數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見,《中國國防經濟》《軍事經濟研究》《國防》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是我國國民經濟動員研究的主要學術陣地。另外,《國防技術基礎》《商業時代》《中國政府采購》《中國軍轉民》等期刊上發文數量也較多。除了國防、軍事等領域的期刊外,一些國民經濟動員研究文章主要發表于國民經濟動員具體結合和交叉領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國政府采購》中刊載了8篇關于軍用物資采購方面的文章,《中國物流與采購》刊載有2篇后勤物資動員的文章,國民經濟動員仿真模擬研究的文章則多發表于《計算機與數字工程》等計算機類專業期刊。
(三)對論文作者研究單位統計分析
對國民經濟動員文獻作者單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關專業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機構的狀況,從而把握我國國民經濟動員理論隊伍的建設情況。1988—2013年公開發表的556篇文獻作者來自于218家單位。這些研究單位可以分為軍隊系統、政府經濟動員系統、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業等)4種類型,軍隊系統發表的文章數量最多,為253篇,占總數的45%,其次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發表233篇。以各級國民經濟動員辦公室為主的政府部門發表67篇。具體到單位,以第一作者公開發表國民經濟動員文章數量最多的是軍事經濟學院和北京理工大學,均為85篇,占文獻總數的15.3%。其次是華中科技大學和國家發改委國防動員研究發展中心,數量分別為40篇和28篇,分別占文獻總數的7.2%和5%。另外,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國防大學等單位文章發表數量也較多,如表1所示。其中,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等17家院校,博士學位論文最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主。同時,通過不同單位發表文章的時間和數量可以看出,從1989年5月原國家計委國防司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研討會這一啟動國民經濟動員理論系統研究的標志性事件開始,國民經濟動員的研究逐漸由傳統的軍事院校和軍工部門擴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機構,研究主體逐漸多元化,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在非公開出版物《中國國防經濟》發表的242篇國民經濟動員文章中,來自軍隊系統的作者仍是主體,占作者總數的56%。與公開發表文章作者組成不同的是,《中國國防經濟》中來自各級經濟動員管理機構的作者比例較大,僅次于軍隊系統,占作者總數的35%,來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僅占6%。
我國民辦幼兒教育論文
一、我國民辦幼兒教育研究的背景
(一)社會背景
價值多元化則意味著在物質和意識開放的社會發展中,人們追求事物的價值趨向多元化。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出現了一批富裕的社會群體,該群體對子女的教育有特殊的需要,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接受與國際接軌的教育、更優質的教育,或者是能夠得到特別的照顧。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使“上大學”不再是普通人的夢想,人們在懷揣著上大學的愿望的同時,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接受基本素質與社會適應能力方面的培養。而公辦的中小學、幼兒園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在滿足家長的這個需求方面能力欠缺。政府公共財力的不足導致許多公辦學校在維持生存方面出現了資金鏈的中斷。人才的自由流動政策和教師追求價值的多元化使得這些學校的優秀教師紛紛涌入環境較好、待遇較高的民辦幼兒園,再加上人性化、靈活性的辦園政策,極大地滿足了不同階層人士的需求。這些都促使人們在選擇教育價值方面出現了多元化趨勢,于是,多元化的民辦園應運而生。在西方國家的歷史發展中,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中也曾出現過文化、教育等社會獨立結構。每個獨立的結構都有其獨特的價值,為了保障每個獨立結構能夠充分實現其價值,政府需要界定各個結構主體的職能,并創造條件促進各個主體實現其價值,以滿足人民對價值的多元選擇。“和諧社會”概念的提出,明確了我國社會發展的目標,也意味著我國想通過建立和諧社會來解決政府與資本、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教育與民眾之間的矛盾集中在“社會公平”“社會和諧”等方面。這一時期,關于“和諧社會”和“社會公平”的研究較多。2004-2014年以“和諧社會”為主題的期刊論文有131070篇,以“社會公平”為主題的期刊論文16671篇。民辦幼兒教育作為和諧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體現著社會的公平,因而,成為“和諧社會”和“社會公平”研究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教育背景
鄧小平教育思想是民辦幼兒教育迅速發展的指導思想。早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事業絕不是教育部門的事,各級黨委要認真地作為大事來抓,各行各業都要支持教育事業,興辦教育事業。”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再次重申“希望大家通力合作,為加快發展國家科技和教育事業多做實事”。在鄧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開始改革學前教育投資體制,多渠道地籌措學前教育經費,將發展學前教育事業作為政府、社會、家庭、學前教育機構的共同責任。國家的相關政策和法律為民辦幼兒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支持。市場經濟的深化逐步波及到幼兒教育領域,體現在農村幼兒園成為幼兒教育發展的重心之一和幼兒教育的發展必須要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兩方面。隨著社會中產階級的出現與增加,教育消費主體對教育需求日趨多元化,國有企業幼兒園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堪重負轉制成為民辦幼兒園,社區幼兒園作為房地產業日益發展的產物逐漸成為城市民辦幼兒園發展的主流。同時,九五期間,我國處于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幼兒教育經費僅占教育經費總數的1.3%,這表明發展幼兒教育的主要資金來源于社會力量和民間資金,這就意味著民辦幼兒教育作為公辦幼兒教育的補充,在幼兒教育事業發展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分量。為了進一步鼓勵民辦教育的發展,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對社會力量辦學提出了“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2002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2004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對民辦學校的舉辦者、設立、組織與活動等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為我國民辦教育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年我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把發展學前教育納入城鎮、新農村建設規劃。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體制。積極發展公辦幼兒園,大力扶持民辦幼兒園。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多種形式擴大農村學前教育資源。”《綱要》的頒布明確了政府在發展民辦學前教育的職責、民辦學前教育發展的重點與目標。2010年我國了《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提出“多種形式擴大學前教育資源,鼓勵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舉辦幼兒園,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特別是面向大眾、收費較低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發展。明確要求各省(區、市)以縣為單位編制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文件的頒布,把發展學前教育提上有計劃的發展日程。在國家政策、法規的保障下民辦幼兒教育以一種蓬勃的態勢迅速發展。據我國教育事業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我國有民辦幼兒園12.46萬所,比上年增加9234萬所;入園兒童865.62萬人,比上年增加52.23萬人;在園兒童1852.74萬人,比上年增加158.54萬人。研究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研究者較為關注的問題。2004-2014年以“學前教育發展”為主題的期刊論文有960篇。研究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必然要研究民辦幼兒教育的發展。
二、關于民辦幼兒教育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關于民辦幼兒園概念和類型的研究
費孝通初期鄉村經濟思維評析
本文作者:張霞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一、費孝通《江村經濟》簡介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上個世紀30年代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撰寫的博士論文,但這篇論文的醞釀和收集資料開始于國內,有扎實的前期研究基礎。費孝通先生論文里的江村真實的地名叫開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當時在行政上隸屬于江蘇吳江縣震澤區,該地區是中國近代傳統農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業文明后發生社會變遷最劇烈的地區之一。費孝通比較早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個村莊。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別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表“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和“復興絲業的先聲”兩篇文章,介紹開弦弓村發展生絲制造工業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資本主義沖擊等問題,闡述了興辦鄉村工業對維持農民生計的意義。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費孝通對開弦弓村進行調查的預調查。[1]1935年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進行調研,是年冬,在瑤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難,他自己也受重傷,不得不返鄉養病。1936年暑假期間,接受在開弦弓村開展以推廣改良蠶種和科學養蠶為中心的土絲改良運動的姐姐費達生的建議,他到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從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費孝通寫了7篇《江村通訊》,相繼發表在《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題為“這項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希望”。1936年9月,費孝通帶著他的調查資料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
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費孝通接受導師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議決定以他在開弦弓村的調查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不久,弗思的導師、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導費孝通的論文寫作。1938年春,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證明書上所標明的論文題目為“Kaihsienkung:EconomiclifeofaChi-nesevillage”(“開弦弓:一個中國村莊的經濟生活”)。1939年該論文由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英文書名《Peasantliefinchina》(《中國農民的生活》,扉頁上印有“江村經濟”)。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書名《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務印書館文庫》,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督褰洕吩谌祟悓W學術發展史上改變了人類學只研究未開發文化的軌道,擺脫了人類學“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2]的傾向,對處于文化急劇變遷中的中國鄉村社區作了生動描述和深入研究。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經濟》英文版序言中認為此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杰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E•丹尼森•羅斯認為:“沒有其他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國鄉村社區的全部生活。”[3]由于費孝通博士論文的學術成就,1981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費孝通人類學最高獎———赫胥黎獎。
二、費孝通鄉村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
《江村經濟》廣泛探討了江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實際上也是一部從微觀的視角研究“三農”問題的經濟學著作。本文不就該書在人類學方面的學術貢獻多加評論,僅就費孝通先生對鄉村經濟方面的研究加以評述。①*
(一)鄉村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