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費孝通初期鄉村經濟思維評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張霞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一、費孝通《江村經濟》簡介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上個世紀30年代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撰寫的博士論文,但這篇論文的醞釀和收集資料開始于國內,有扎實的前期研究基礎。費孝通先生論文里的江村真實的地名叫開弦弓村,位于太湖之畔,當時在行政上隸屬于江蘇吳江縣震澤區,該地區是中國近代傳統農耕文明遭遇西方工商業文明后發生社會變遷最劇烈的地區之一。費孝通比較早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個村莊。他于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分別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表“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和“復興絲業的先聲”兩篇文章,介紹開弦弓村發展生絲制造工業的成就及所遭遇到世界資本主義沖擊等問題,闡述了興辦鄉村工業對維持農民生計的意義。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費孝通對開弦弓村進行調查的預調查。[1]1935年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進行調研,是年冬,在瑤山中迷路,妻子不幸遇難,他自己也受重傷,不得不返鄉養病。1936年暑假期間,接受在開弦弓村開展以推廣改良蠶種和科學養蠶為中心的土絲改良運動的姐姐費達生的建議,他到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從1936年7月3日至8月25日,費孝通寫了7篇《江村通訊》,相繼發表在《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第11、12、13、19期上,其中的首篇題為“這項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希望”。1936年9月,費孝通帶著他的調查資料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
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費孝通接受導師弗思(Reader,Raymond)的建議決定以他在開弦弓村的調查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不久,弗思的導師、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直接指導費孝通的論文寫作。1938年春,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證明書上所標明的論文題目為“Kaihsienkung:EconomiclifeofaChi-nesevillage”(“開弦弓:一個中國村莊的經濟生活”)。1939年該論文由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英文書名《Peasantliefinchina》(《中國農民的生活》,扉頁上印有“江村經濟”)。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書名《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2001年被收入《商務印書館文庫》,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督褰洕吩谌祟悓W學術發展史上改變了人類學只研究未開發文化的軌道,擺脫了人類學“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2]的傾向,對處于文化急劇變遷中的中國鄉村社區作了生動描述和深入研究。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Malinnovski)在《江村經濟》英文版序言中認為此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杰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E•丹尼森•羅斯認為:“沒有其他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國鄉村社區的全部生活。”[3]由于費孝通博士論文的學術成就,1981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費孝通人類學最高獎———赫胥黎獎。
二、費孝通鄉村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
《江村經濟》廣泛探討了江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實際上也是一部從微觀的視角研究“三農”問題的經濟學著作。本文不就該書在人類學方面的學術貢獻多加評論,僅就費孝通先生對鄉村經濟方面的研究加以評述。①*
(一)鄉村產權
費孝通先生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江村的財產的所有與繼承作了非常細致的描述和研究,以此形成了他的鄉村產權思想。費孝通認為,鄉村財產的所有是以家為單位,“家”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社會單位”。家產是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權形式,而家產中以土地最為重要;家產的支配權也因為家產性質的不同而由不同人享有:最重要的家產———土地的支配權在家長手中,其他個人只能對消費品擁有個人支配權;家產的代際轉移主要是家長在世時通過分家的形式實現。關于土地的所有權,費孝通又將之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耕種,不付給任何人地租而只向政府納稅的“完全的所有者”的所有權;另一種是耕種者擁有土地,保留使用和處理土地的權利,但與持所有權者分享部分產品的所有權。后一種土地所有權的土地從占有的角度被劃分為兩層:田面和田底。田底占有者是持土地所有權的人,他支付土地稅,所以他的名字將由政府登記,但他僅占有田底,無權直接使用土地進行耕種,所以他們又叫“不在地主”。僅占有田面而不占有田底的人被稱為佃戶。既占有田面又占有田底的人被稱為“完全所有者。”[2]157費孝通認為只有當城鄉關系密切的時候才出現“不在地主制”。由于江村處于經濟比較發達的上海、蘇州等城市附近,城鎮資本大量投資江村地產,“該村約有三分之二的田底被不在地主占有”。[2]167因此,土地的所有權形式是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當今中國農村土地在實行流轉承包過程中,也應該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而不能千人一面、統一要求。另外,費孝通在介紹江村家產的代際轉移時指出,年輕一代對經濟獨立的要求是“家”這一群體的瓦解力量,最終導致分家。家庭的財產一般由諸子均分,女兒無繼承權,但其出嫁時,父母給她一份嫁妝,“甚至最窮的父母也得為女兒備一份被褥”。[2]72中國鄉村家產的這種代際轉移方式延續了幾千年,其牢固性是如此堅固,以至南京國民政府1929年頒布的新民法確立的男女具有同等繼承權的原則在江村沒有引起變化,甚至“尚未發現有向這一方向發生任何實際變化的跡象”。[2]83
(二)發展鄉土工業①*
江村是中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早的農村社區。它一方面保留著中國傳統農村社區的一般特點,另一方面又憑借其優越的區位優勢和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為現代鄉村工業有所發展的卷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地區?；谶@一點,在東西方文明沖突中,中國農村的出路何在?費孝通沒有介入當時中國學術界以農立國和以工立國之爭,而是深入實際調查農村工業化面臨的問題。他通過對江村的調查認識到,在人多地少、農業不足以維持鄉村人口生活的條件下,江村手工業已成為江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認為在農村實行、減收地租、平均地權雖然“是解除農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驟”,但都不能最終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只有恢復農村企業、大力發展農村手工業才是根本的措施。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先生通過介紹江村的蠶絲業發展,描述了家庭企業適應時代需要向合作工廠變革的歷程,指出在中國恢復鄉村企業、建立新型鄉土工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費孝通首先分析了促進蠶絲業變遷的條件。他認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2]236單靠農業,農民不能維持正常時候所需,輔助企業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世界經濟衰退,國際生絲價格大跌,“村民生產同樣品種,同等數量的生絲,但從市場上不能賺回同等金額的錢”[2]177,“蕭條的原因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2]236總之,由于江村被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其經濟發展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隨著江村蠶絲業外部生存環境的變化,它本身必須發生改變以適應新的環境。#p#分頁標題#e#
接著,費孝通分析了促進蠶絲業變革的力量。他認為,由于江村居民的知識有限,靠他們自己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變革行動,發起和指導變革過程的力量來自外界,而其中的一種因素便是蘇州附近傳播現代工業技術的女子蠶業學校。蠶業學校從技術方面推動了江村蠶業從家庭手工業向合作工廠的變遷。合作工廠提高了蠶絲的生產質量,但由于不能控制市場,結果造成質量和價格之間比率不相稱,影響了工廠的利潤,在增加家庭收入方面成效并不顯著。同時,合作工廠的興起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即出現了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使“將近300名婦女失去了他們的勞動機會”。由于江村農田面積小,“要把婦女勞力引向田地是不可能的。然而也沒有引進新的工業來吸收多余的婦女勞力”,結果造成“婦女向城鎮移動”的“與改革者原來的意圖相矛盾”的結果。費孝通雖然認識到江村蠶業合作工廠發展過程中面臨種種問題,但他對這種新的經濟組織還是給予很高的期待:“在現代工業世界中,中國是一名后進者,中國有條件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在這個村莊里,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以合作為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相對照,這個實驗旨在防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盡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難甚至失敗,但在中國鄉村工業未來的發展問題上,這樣一個實驗是具有重要意義的。”[2]238-239在費孝通看來,發展鄉土工業不僅是救濟民眾的需要,也是中國推行工業化的需要。他將鄉土工業放在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大背景下考察,認為先發展鄉土工業,然后用這種工業所創造出來的資本去發展較大規模的重工業,這條路線是比較慢的,但也是比較穩的。[4]在鄉土工業的具體建設方面,費孝通還提出了必須遵循的幾個原則:一是農家可以不放棄農業而參加工業,二是企業最好分散在鄉村里或建在鄉村附近,三是堅持鄉村企業的合作性質,四是最好發展原料由農民自己供給的工業,五是企業所得收益要讓所有農民受益。這些原則,對于當今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三)發展農村商品和金融市場
費孝通認為專業化的生產是形成交易的前提條件,“哪里有專業化的生產,那里便需要交換。”在江村,“在消費品中,消費者生產的只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農民生產的東西,很多不是生產者消費的。”這種生產結構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必須有廣泛的流通系統。”[2]204-206費孝通將江村的購買和銷售分成內部和外部兩種:內部購、銷是在村莊社區范圍內進行的,外部購、銷是在村莊和外界進行的。除了生產者、消費者本身直接進行購、銷之外,還有三種“中間人”在江村從事商品交易活動:小販、零售店和航船。由于江村具有發達的水運系統,三種“中間人”中以航船最為重要,它既是消費者的購買人,又是生產者的銷售人。費孝通對江村生產與市場的關系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他認為市場強烈影響著生產,比如“土產生絲的價格低廉,刺激了技術改革。改革結果,土產生絲產量大大下降”,“村里開始養羊,這是因為市場有新的需要”。但是,“生產系統對市場情況的反映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有許多因素“延誤鄉村經濟在供求方面的及時自動調整”。比如由于缺乏其他工作來吸收村里剩余的婦女勞動力,江村出現了生絲價格下降,但其產量反而增加的現象。因此,費孝通提出要大力發展農村商品市場,通過市場價格來調節生產與消費,達到一種均衡的局面。關于江村的金融市場,費孝通重點研究了它的四種融資方式:互助會、航船、高利貸和信貸合作社。“互助會是集體儲蓄和借貸的機構,由若干會員組成,為時若干年。會員每年相聚數次,每次聚會時存一份款。各會員存的總數,由一個會員收集借用。每一個會員輪流收集使用存款。”這種融資方式主要是“為辦婚事籌集資金,為償還辦喪事所欠的債務”,參加者也限于親屬之內。[2]224-225
航船主主要充當城鎮米行和村民之間的信貸人,“航船主代表他的顧客向米行借米,并保證新米上市后歸還。”由于有航船主擔保,加之可以保證大米供應,因此利息低于高利貸,“如果借期兩個月,每月利率約為15%。”[2]231高利貸主要是農民向城鎮里有關系的富裕人借錢,“其利息根據借債人與債權人之間關系疏密而異”。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規定,年利率超過20%者,債權人對于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高利貸是非法的。因此,高利貸契約“必須用其他手段來實施而不是法律的力量。高利貸者雇傭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債滿期時迫使借債人還債。如果拒絕歸還,收款人將使用暴力并拿走或任意損壞東西”[2]231-233。信貸合作社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而是南京國民政府為穩定農村金融而采取的措施。它是農民用低利率從國家銀行借錢的一種手段。但它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它的管理水平和政府提供貸款的能力。由于政府對江村提供的資金極少且農民借款不還,信貸合作社“為數不大的撥款用完后”,“留下的只是一張寫得滿滿的債單。”[2]234-235在研究了江村現有的融資方式及其優劣勢之后,費孝通提出要振興農村經濟還必須大力發展和完善農村的金融市場,要讓城市資金回流到農村,因為:“都市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太對不起鄉村了。先奪去了他們收入來源的手工業,他們窮困了,更乘人之急,用高利貸去騙他們的土地,最后他們還剩些什么可以生活的呢?”[5]費孝通先生這種觀點不僅在20世紀30年代是具有前瞻性的,就是在當今中國農村的建設過程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三、費孝通鄉村經濟思想簡評
《江村經濟》只是費孝通鄉村經濟思想的一小部分。1981年,當費孝通三訪江村時,他對當地當時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產生了研究興趣,專門組織一個研究隊伍,跟著農村經濟發展的勢頭,從江村一個村擴大到吳江縣的七個鎮,再從縣到市,從市到省,從一個省到全國大部分的省,開始不斷地進行實地考察,歷經10年寫下40余篇調查報告,于1992年收集并出版為《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一書。此書探索了東方農業大國的農村復興之路,提出要大力發展小城鎮和鄉鎮企業,并就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及其在改革和國民經濟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見解。有鑒于此,一些新聞媒體給費孝通先生戴上了“中國鄉鎮企業鼻祖”的桂冠。[6]就鄉村經濟發展問題上,費孝通先生把社區的經濟發展看成是社區整體發展中的一主要方面,并和其人文地理及歷史條件密切聯系起來進行分析。他認為在不同條件下社區發展應走不同的道路,并且應用比較觀點分出不同的模式,提出“多種模式,城鄉結合,隨機應變,不失時機”的發展方針。他更從城鄉結合的基礎上升到經濟區域的概念,逐步看到整個中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區位格局。這種社區研究是以農民自己創造的社會結構為出發點,分析這種結構形成的過程、具有的特點及發展的前景。這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就在于使各地農民可以根據自身所處的條件,吸取別地方的經驗來推動自身的發展。為此,費孝通提出在鄉村經濟建設中,要堅持因地制宜、內發加外援的原則。所謂因地制宜,就是在承認各社區差異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調查,研究其歷史、地理、文化及經濟狀況,確定發展方向,具體地區具體分析,采取具體的發展策略。#p#分頁標題#e#
所謂內發加外援原則,即以自己發展為根本,外援為輔助條件,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內因是根本、外因是條件的理論。這兩個原則,對于當今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由于中國農村地域遼闊,東、中、西部差異巨大,新農村建設就不可能依循一個模式,必須要因地制宜。而且在新農村建設中,也應該以農村為內發、城市為外援,因為農村現代化最終必須依靠農村自身的發展來實現。然而,在費孝通關于鄉村經濟發展的研究中,卻過多地注意了社會的變化而忽略了對鄉村生活主體———農民思想的變化。正如他自己所言:“回顧我這十年的研究成果總起來看還是沒有擺脫‘見社會不見人’的缺點。我著眼于發展的模式,但沒有充分注意具體的人在發展中是怎樣思想,怎樣感覺,怎樣打算。我雖然看到現在的農民飽食暖衣,居處寬敞,生活舒適了。我也用了他們收入的增長來表示他們生活變化的速度。但是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憂慮和滿足,追求和希望都沒有說清楚。”[7]這不能不說是費孝通先生的遺憾。但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一書中所顯現的鄉村經濟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