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指數范例

城市化是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生活質量和城市文明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隨著城市化發展，原有景觀結構和格局發生巨大改變。尤其是建筑（非廊道性質）和道路等景觀面積不斷擴張，綠地系統、濕地等自然景觀類型面積不斷減少［1］，其結果往往增加了各種自然景觀破碎度和隔離度，從而對生態環境和生態質量產生巨大影響［2－3］。

景觀生態質量（LEQ，LandscapeEcologicalQuality）是指景觀尺度生態系統維持自身結構與功能穩定性的能力，其衡量標準主要是景觀生態系統的穩定性［4］。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對區域景觀結構影響的日益增加，城市景觀生態質量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當前景觀生態研究的一個熱點［5－7］。如胡忠行和李鋒等對城市綠地景觀系統進行質量評估［8－9］；孟偉等從城市多種土地利用角度、對景觀質量進行綜合評估等［10］，研究內容向綜合化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景觀生態質量的評估方法也呈多樣性，并且處于積極探討過程中。本文基于對區域景觀結構特征的理解與認識，通過建立景觀生態評估模型，并且利用GIS技術實現其空間化研究，為城市景觀規劃、建設提供科學參考。

1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研究區概況南京仙林新市區（32．059°—32．147°N，118．867°—119．013°E）位于南京東北部，紫金山東麓，北抵312國道，南達滬寧高速公路，東西分別以七鄉河和繞城公路為界，面積為84．59km2。近年來，受到南京市中心經濟的輻射作用，該區自2003年開始建設大學城。短短幾年，快速城市化發展得到迅速蔓延。目前，該區景觀已經從農村景觀逐漸轉變為城市景觀。土地利用類型發生巨大變化。道路網絡十分發達，居民用地、商業用地以及高校建設用地占據優勢地位，林地、草地和濕地等原有類型面積不斷減少。據南京市政府的統計，目前該區人口高達24萬，并且不斷增大，預計到2050年人口將達到50萬。區域土地利用類型的改變必然使其景觀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對景觀生態質量產生影響。

1．2研究方法

1．2．1基礎數據來源和處理采用2003年和2009年兩期QuickBird（分辨率為0．61m）影像為基礎信息源，經過幾何校正、圖像處理后，建立遙感解譯標志并對遙感信息資料進行判譯。圖像解譯在ArcGIS9．2中完成。由于對研究區自然環境和土地利用現狀比較熟悉，大大提高了解譯精度，使得各種景觀類型野外驗證精度達到91％以上。參照建設部1991年頒布的《國家標準GBJ137－905城市用地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中的城市用地分類體系，再根據研究區的具體特征，將研究區景觀分為10個類型：自然林地、水塘、草地、河流、耕地、綠地、建筑用地、道路、養殖塘和未利用地。

1．2．2景觀生態質量評價指標選取景觀生態質量變化主要取決于兩方面因素，一是人類對景觀結構的干擾；二是景觀維持穩定性的程度［11］。根據研究區域特征，選擇能夠反映人類對景觀干擾的指標包括三個：景觀破碎度指數、建筑用地干擾指數和道路密度指數。這三個指數的生態意義在于自然景觀破碎成形狀不同、大小各異的斑塊，導致了生態系統內部生境面積變小、阻礙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造成物種喪失［11－13］；建筑用地興起導致了原始土地結構破壞，以及釋放出的“三廢”也對環境造成破壞；道路的存在，阻隔了原有的物種交流，阻礙了物種遷移和能量流動，而且道路上汽車尾氣的排放也污染了環境。另外，構建能夠反映景觀穩定性的指標三個：高功能景觀多度指數、濕地密度指數和土地利用結構指數。它們的生態意義為：高功能組分指的是對生態環境有積極作用的景觀類型，本文包括自然林地、河流、水塘、綠地、草地5種。研究區濕地數量眾多，生態功能不能忽視，其對調節氣候、沉積凈化和豐富物種有重要作用；區域景觀是由各種土地利用類型根據一定的結構配置而得，結構合理可以使得區域景觀生態質量提高。本文根據前人的研究［4］，利用公式得到各指標的計算方法，并利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各指標權重，詳見表1。

近年來,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已成為國際生態領域的研究熱點[1].城市生態系統是一個整合生態–社會經濟–人類健康的復雜的巨系統,其健康不僅強調從生態學角度出發的生態系統結構合理、功能高效與完整,而且更加強調生態系統能維持對人類的服務功能,以及人類自身健康及社會經濟健康不受損害[2].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的關鍵在于建立適宜的評價指標體系.Rapport等[3]提出以“生態系統危險癥狀(EDS)”作為生態系統非健康狀態的指標,Jerry等[4]采用驅動力-壓力-狀態-暴露-影響-相應模型(DPSEEA)探討了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理論、方法的建立等問題.Costanza[5]從系統可持續性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活力、組織結構和恢復力3個描述系統狀態的指標.郭秀銳等[2]多數學者選擇活力、組織結構、恢復力、生態系統功能的維持、人群健康狀況作為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5個要素.顏文濤等[6]選擇自然、社會、經濟3個子系統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曾勇等[7]在城市土地利用類型基礎上,將城市生態系統分為生態用地、農業用地、生產-生活用地三大類子系統來構造指標體系框架.   在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研究中,除模糊綜合評價法、層次分析法、主成分投影法、集對分析法等主要評價方法外,近幾年又涌現出了熵權模糊物元法、能值分析法、突變級數法、投影尋蹤法等.上述方法都是以某個城市或多個城市一年或多年數據為基礎,進行綜合評價或研究方法優化比較分析,缺少對城市生態系統健康動態發展的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和經驗,本研究選擇活力、組織結構、恢復力、服務功能、人群生活狀況5個要素建立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應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進行綜合評價研究,并根據灰理論研究模型,進行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未來變化趨勢預測.   1方法   1.1指標體系   把城市生態系統看成一個有機體,選擇活力、組織結構、恢復力、服務功能、人群生活狀況作為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的5大要素.選取經濟生產力、能源消費狀況、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等12類評價指標,24項具體指標構建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詳細指標體系見表1.   1.2熵值法綜合評價   熵指的是無序性、紊亂性.在信息系統中的信息熵是信息無序度的度量,信息熵越大,信息的無序度越高,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小;反之,信息熵越小,信息的無序度越低,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大[8].綜合評價是一個多屬性、多層次、多目標的復雜決策過程,應用熵值法確定評價指標權重,能夠深刻反映出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其給出的指標權重值比專家調研法和層次分析法的可信度高[9].設綜合評價模型中需要評價某個城市m年的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評價指標體系包括n個指標,于是得到評價系統的初始數據矩陣{}ijX=X(i=1,2,…,m;j=1,2,…,n).   (1)數據標準化   假定*jx為指標j的理想值,對樣本評價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消除各指標值的量綱和統一各指標值的變化范圍.正向指標:*max'ijijjx=xx(1)負向指標:ijjijxxx*min'=(2)定義其標準化值:∑==miijijijyxx1''(0≤≤1ijy)(3)由此得數據的標準化矩陣:{}ijmnYy×=   (2)指標信息熵值e和信息效用值d根據熵的定義,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值為:1lnmjijijieKyy==∑(4)式中:常數K與系統樣本數m有關.對于一個信息完全無序的系統,有序度為零,其熵值最大,e=1,m個樣本處于完全無序分布狀態時,1ijym=,此時1lnKm=.某項指標的信息效用值dj取決于該指標的信息熵ej與1的之間的差值:1jjd=e(5)(3)評價指標權重第j項指標的權重wj為:1njjjjwdd==∑(6)(4)樣本評價用第j項指標權重與標準化矩陣中第i個樣本第j項指標接近度'ijx的乘積之和作為樣本評價值if,即:*1'nijijjfWx==∑(7)*1'nkijijjFWx==∑(8)式中:Wj為第j個指標的權重;ijx'為第i個樣本中第j個指標的接近度;jijWx'*表示第i個樣本第j項指標評價值;Fki為第i個樣本的相應指數.k=1,2,3,4,5時分別表示第i個樣本的活力指數、組織結構指數、恢復力指數、服務功能指數、人群生活狀況指數;n為各指數所包含的指標數目.   1.3灰理論GM模型   灰色系統理論主要研究如何依據有限的灰色信息去預測系統的未來變化趨勢和決策.灰色動態模型(GM)是直接將時間序列轉化為微分方程,從而建立抽象系統的發展變化動態模型,GM(1,1)即表示含有1個變量的1階微分方程,它是灰理論中最常用的預測模型[10-12].GM(1,1)的建模步驟如下[13]:(1)收集原始數列為(0)x,對(0)x作累加處理生成AGO(0)x,構造矩陣B,YN;(2)計算[]1()TTTNaBBBYau==，;(3)將求得的a代入響應函數(1)x(k+1)=(1)(1)eakuuxaa+;(4)對(1)x(k+1)求導還原成預測模型(0)x(k+1),并進行精度檢驗;(5)若檢驗結果可用,則可利用(0)x(k+1)模型進行預測;否則,需建立殘差模型對(1)x(k+1)進行修正.   2實例分析   2.1評價對象   以重慶城市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原始數據來源于2006~2010年重慶市統計年鑒[14],根據評價指標的性質,參照相關文獻中評價指標很健康的狀態值和中國生態城市的建議值[15]確定各指標理想值*jx,應用式(1)~式(3)進行原始數據處理,得到標準化矩陣后,利用式(4)~式(6)進行各指標權重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2.2評價結果   利用式(7)~式(8),建立熵權綜合評價模型,計算出重慶市2005~2009年各樣本評價值及各年份指數情況,人群生活狀況指數,從而得出重慶市近5a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狀況走勢,如圖1、圖2所示.由圖1可見,2005~2009年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走勢是穩中有升,健康程度在不斷提高,結合圖2可以看出,重慶市城市活力指數和恢復力指數在2008年發生較大幅度提高,綜合比較,重慶城市服務功能指數和人群生活指數相對較低.究其原因有:(1)重慶直轄市成立后,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仍體現出粗放型特征,2007年以后,重慶著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提升產業技術,降低了資源能源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具體表現為城市能源消費指數和物質循環利用指數的提高;(2)2007年,重慶市被確立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作為城市發展的目標,特別重視城區綠化環保工作和城市生活污水廢物的處理,大大提高了城市環境廢物處理指數;(3)森林工程的建設有助于城市自然結構保持良好發展狀態,以重工業發展的重慶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還處于過渡期;(4)作為西部地區發展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重慶城區人口密度較大,在住房、交通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較多,影響了城市環境質量狀況指數和生活便利程度指數,降低了服務功能要素指數.#p#分頁標題#e#   2.3GM模型預測結果   以圖1中2005~2009年的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值作為原始數據,進行GM(1,1)建模,預測2010~2015年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狀況.應用GM模型(0)x(k+1)=0.12680.3753ek對重慶2010~2015年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值進行預測計算,結果如圖3所示.GM(1,1)預測模型是基于灰色累加生成序列的方法上建立的,在預測結果上表現出較強的規律性,適合于短期內系統變動趨勢關聯度預測.由圖3可見:2005~2009年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值曲線與GM(1,1)模型預測值曲線基本吻合,2010~2015年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水平呈穩步上升趨勢,綜合評價值年際增速為e0.1268.   3結論   3.1以活力、組織結構、恢復力、服務功能、人群生活狀況5大要素為基礎建立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客觀性較強的熵值法對指標賦權重值,建立熵權綜合評價模型.根據灰系統原理,以綜合評價結果作為原始數列,建立了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評價預測模型GM(1,1).   3.22005~2009年,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趨勢走線的拐點發生在2007年,2008年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總體水平達到最高;各要素評價值依次是活力指數、恢復力指數、組織結構指數、服務功能指數、人群生活指數;從2010~2015年的評價預測結果來看,今后幾年重慶城市生態系統健康發展保持良好態勢.   3.3結合重慶發展實際,重慶市應進一步提高生產力,增強城市活力;調整經濟產業結構,提高技術產業產值比例,優化城市組織結構;規范城市設施建設,加大力度提高市民生活便利程度,改善城市服務功能;增加民政經費支出占GDP比例,在人民生活狀況方面做出積極調整.

1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原理   1．1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科學內涵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的科學概念是20世紀90年代初由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資源生態學教授W．E．里斯（W．E．Rees）首次提出［1］，它表示在一定經濟技術條件下，一定人口需要多少具備生物生產力的土地來生產所消費的資源和吸納所衍生的廢棄物［2－3］．生態足跡是現代生態學的研究熱點，它是描述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與生態系統負荷壓力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概念．它的生態學意義是通過生態系統負荷壓力（亦稱生態足跡需求）與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亦稱生態足跡供給）的比較，定量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目前可持續發展的狀態，以便對未來人類生存和社會經濟發展做出科學規劃．當前生態足跡模型被廣泛應用于生態環境評價、旅游業、土地可持續利用規劃、城市可持續發展分析等多個領域［4－9］，而住房消費領域由于未建立科學的理論體系和概念模型對住房消費可持續發展進行評價．因此，探索建立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模型是必要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是現代消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根據傳統生態足跡的生態學意義，我們把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定義為描述人類社會住房消費承載能力與住房消費負荷壓力之間相互作用的科學概念，即通過對住房消費承載能力（亦可稱為住房消費生態足跡供給）和住房消費負荷壓力（亦可稱為住房消費生態足跡需求）進行比較，定量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目前住房消費可持續發展的狀態，以便對未來住房消費領域的發展做出科學規劃．住房消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消費，是人類為滿足生存、發展和享受等對住所進行的消費，它包括對住房本身的支出（如房價或房租）、圍繞住房而發生的其他支出（如水、電、燃氣以及物管費）等［10］，所以，住房消費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為了簡化研究，本文只討論從市場上購買新建商品房的情況，文中所指的住房消費特指購房消費．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存在明顯差異，弄清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時代特征、地區差異、階層狀況，不僅是發展現代消費經濟學的客觀要求，也是科學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必然選擇．   1．2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路線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需要揭示和回答的關鍵問題包含：①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住房消費承載能力的測試；②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住房消費負荷壓力的測試；③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測試．本研究依據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擬解決的關鍵問題，設計出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工作路線圖（圖1）．   2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模式設計   2．1　住房消費能力測試模型   住房消費能力是指居民從房地產市場上購買商品住房所具備的經濟能力．居民住房消費能力主要取決于家庭收入，同時受非住房消費支出即消費結構的影響［11－13］．為了簡化研究，本文只考慮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因素的影響，　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是衡量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水平的民生經濟指標，它取決于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化水平．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則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能力增長；反之，則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能力下降．因此，通用的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計算方式，可以采用目標期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與基期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來測算。   2．2　住房消費壓力測試模型   住房消費壓力是指居民從房地產市場上購買商品住房所承受的經濟壓力．與住房消費壓力直接關聯的是購買住房總價，而住房總價主要受住房面積和住房單價影響［14］，住房消費壓力的計算公式見公式（3），其中ZXYL表示總的住房消費壓力．ZXYL＝住房面積×住房單價（3）　　住房消費壓力變化指數是衡量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壓力變化水平的民生經濟指標，它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單價的變化水平，二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積的變化水平．因此，為了較明確地表示引起住房消費壓力變化的主要因素，住房消費壓力變化測算可以從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積變化指數和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單價變化指數兩個方面來衡量。當確定了MJBH和DJBH后，就可以計算出總的住房消費壓力變化指數，即ZXYLBH＝MJBH×DJBH（6）式中，ZXYLBH表示住房消費壓力變化指數，當ZXYLBH大于1時，說明城市居民住房消費壓力增加；當ZXYLBH小于1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壓力減?。?  2．3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模型   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是衡量人類社會住房消費承載能力與住房消費負荷壓力之間相互關系的民生經濟指標，它取決于2個因素，一是住房消費能力（ZXNL）即住房消費生態足跡供給，二是住房消費壓力（ZX－YL）即住房消費生態足跡需求．由于住房消費涉及消費金額巨大，很少有人能夠用1年的收入來購買1套商品住房，因此我們不能依照傳統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即用生態足跡供給與生態足跡需求之差來衡量某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程度，而改用除法設計出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計算公式，其中ZXST表示總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對該公式進行分解，其含義就是房價收入比．聯合國人類住區（生境）中心所的《城市指標指南》中“房價收入比”被定義為“居住單元的中等自由市場價格與中等家庭年收入之比”［15－17］，而本文中房價收入比沒有對房價和收入進行限定，是現行房價與現行家庭年收入之比，當ZXST即房價收入比達到一定的程度，如超過了國際公認值6，則認為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房地產市場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指數是衡量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水平的民生經濟指標，它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能力的變化水平，二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壓力的變化水平．因此要測試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情況，可以采用目標期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和基期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比值來表示：公式（8）反映了目標期和基期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其市場含義表示目標期房價收入比與基期房價收入比的比值，也稱為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當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大于1時，住房總價增長速度超過居民住房消費能力速度，總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增加，反之，總的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減小．#p#分頁標題#e#   3　重慶市城市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試   3．1　基礎數據來源   文中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測算所涉及的基礎數據均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1996－2010年），具體數據見表1．   3．2　數據分析與討論   依據前述住房消費生態足跡測算原理和方法，本研究在對基礎數據進行計算的基礎上，得出1996－2010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能力變化、住房消費壓力變化及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指數，具體計算結果見表2．   3．2．1　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能力增強   本研究結果表明，從1996年到2010年，重慶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5　022．96元上升到17　480．01元，其間，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能力增長指數一直都大于1，并且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2010年達到了3．48，與1996年相比，2010年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能力大幅度上升．   3．2．2　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壓力增加   （1）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積壓力增大   據調查，1996年重慶市主城區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為8m2，如果家庭人口數按3人計算，則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住房面積為24m2；到2010年，重慶市主城區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約為28．01m2，而家庭平均住房面積為84．03m2．通過計算發現，與1996年相比，2010年重慶市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積變化指數為3．50，說明人均住房面積壓力增加，其中2001年到2002年，住房面積變化指數從1．43增加到2．45，增加了1倍，增長最為明顯．   （2）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單價壓力增大   從1997年到2010年，住房單價變化指數一直大于1，說明房價一直上漲，但出現較快增長是從2006年開始．2006年重慶市主城區商品住房銷售均價為2　697．00元／m2，相比于1996年，其住房單價壓力增長指數為1．90，而2010年重慶市主城區商品住房銷售均價達到6　334．00元／m2，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單價變化指數達到了4．45，說明2006年之后，房價出現大幅度上漲，住房單價壓力巨大．   （3）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費壓力增大   通過對重慶市主城區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積變化指數和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單價變化指數的計算，發現人均住房面積的增加和住房單價的快速上漲，使總的居民住房消費壓力增加，從1997年到2010年，住房消費壓力變化指數從1．13增長到15．60，增加非常明顯，尤其是2006年之后，這與單價壓力增長指數變化相吻合，說明2006年后居民買房更加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價的快速上漲．   3．2．3　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加深   （1）人均住房面積增大加深住房消費生態足跡   1997年到2010年，住房面積變化指數一直大于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說明住房面積的增加速度一直超過了居民收入的增加速度．2002年這種變化差異最明顯，住房面積變化指數為2．45，而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為1．44，兩者的比值達到1．70，表明這一年住房面積增加明顯，而居民住房消費能力增加速度沒有面積增加速度快．2002年后雖然住房面積變化指數也大于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但兩者的比值呈下降趨勢，表明2002年過后，居民居住面積增加速度小于住房消費能力增長速度，但是由于2002年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增加迅速，所以到2010年，住房面積變化指數仍然大于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加深．   （2）住房單價上漲加深住房消費生態足跡   1997年到2008年，住房單價變化指數一直小于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說明在此期間，住房單價的漲幅小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雖然2006年后房價上漲較快，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居民收入也保持了較高水平的增長，所以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并沒有明顯增加．但2008年過后，房價上漲速度很快，而此時居民住房消費能力增長速度放緩，導致住房單價變化指數大于住房消費能力變化指數，兩者的比值大于1，2010年兩者比值達到1．28，說明住房單價的漲幅超過了居民收入的增幅，居民住房消費壓力增大，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增加．   （3）住房面積增加和住房單價上漲導致總的居民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加深   在綜合考慮住房面積增加和住房單價上漲兩大因素后，計算出1997－2010年房價收入比及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在這期間房價收入比幾乎一直呈不斷增加趨勢，從1996年的2．26增加到2010年的10．15，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也一直大于1，且呈不斷增加趨勢．房價收入比和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的不斷增加說明從1997－2010年重慶市主城區城市居民住房消費生態足跡一直增加，其中，2002年和2010年增加明顯，1996年、2002年和2010年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2．26，5．48，10．15，所以2002年和2010年的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達到了2．42和4．48，較前一年都有明顯增加．這2年房價收入比變化指數增加明顯的原因主要是2002年人均住房面積快速增加和2010年房價快速上漲所致．   4　關于居住消費統計數據的討論   住房消費是城市居民的一種基本消費行為，而住房消費問題也是關乎社會和諧的重大問題，每年在全國以及地方的統計年鑒中都會對居民的住房消費進行統計．《統計年鑒》中的居住消費是指居住類中租賃費用、部分房屋裝潢費用（人工費用）和居住服務費（如物業管理、維修費用），如果當前居民居住的房屋是租賃而來，則住房消費將記錄住房租金數量；若當前的住房是自有住房，則住房消費支出用房屋原值的虛擬折舊額來替代［18］．由表3可知，1996－2010年，居民住房消費支出絕對額總體呈現出一種上升趨勢，但住房消費占總消費的比例一直很低，全國2007年最低，為3．02％，而重慶1997年為最低值，只有1．74％，而最高值全國出現在1999年，為4．24％，重慶出現在2004年，比重稍高但也僅僅只有4．84％，并且這個比例在2004年以后呈現出一種波動下降的趨勢．#p#分頁標題#e#   本研究對重慶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測算表明，1996－2010年隨著住房消費生態足跡的不斷增加，居民住房消費環境不斷惡化，居民買房越來越難，但這種趨勢和《重慶統計年鑒》中的住房消費變化趨勢不一致，即受住房消費生態足跡增加的導致買房難以及物價上漲等因素的影響，更多居民會通過租賃方式來暫時解決住房問題，用于租賃房屋的費用和比例也應當對應呈現出上漲趨勢，同時，對于購房住房的虛擬折舊額也應上升，總體住房消費所占的比例上升，而不是下降．《重慶統計年鑒》中住房消費統計變化和住房消費生態足跡變化不一致表明統計數據偏低，不能真實反映現實居民住房消費問題．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一章中強調指出，要建立完善循環經濟統計評價制度，推廣循環經濟典型模式，深入推進國家循環經濟示范，組織實施循環經濟“十百千示范”行動。因此“十一五”期間所建設的循環經濟型試點城市有其重要的推廣意義。為了推進循環經濟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必要研究基于知識資本的評價指標體系，凸顯知識資本的持續性價值，激勵城市領導者和管理者關注城市軟實力的積累。   一方面，循環經濟型城市是城市的發展力求將天然資源的消耗控制到最小，將環境負荷最大限度地降低，以物質的減量化、資源化和循環利用為特征，最終實現城市經濟、環境、社會統一的城市模型，其評價指標具有動態性。從已的結果看，循環經濟型城市基本上擺脫了單純的投入產出、GDP等評價的約束，相當多的成果反映出在發展循環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注重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現實［1］［2］［3］，而缺乏對知識資本的關注。   另一方面，循環經濟型城市是循環經濟在社會層面的表現，是實施循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將以高生產、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為特征的傳統城市改造成為“低資源投入、低污染、低排放，高產出”為特征，適應于知識經濟發展的現代城市；是將“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發展模式改造成為“資源-產品-再利用”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城市經濟發展模式［4］。很顯然，要發展這一模式必須依賴于知識資本所實現的技術知識創新和管理創新。   知識資本蘊藏于知識中，以知識形態存在和運動。在新的經濟體系內，知識并不是和人才、資本、土地并列為制造資源之一，而是唯一有意義的一項資源。其獨到之處，正在于知識是資源的本身，而非僅僅是資源的一種［5］。知識資本的創新價值一方面是通過資源的組織和使用方式上實現，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下也會減少環境污染的來源，另一方面是在知識創新的推動下，提高環境保護、資源循環利用的技術。當然在循環經濟型城市建設中，知識資本的構成因素有很多，但是為了凸現創新價值可以選擇能夠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其作用的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兩方面因素。   一、循環經濟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要素   “3R”要素體現循環經濟“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在減少資源消耗和減少廢物產生的基礎上通過循環利用實現廢棄物資源化。“減量化”指標主要用單位產品或創造單位GDP所消耗的資源或消耗單位資源所產生的社會價值來描述，該類指標反映了節約降耗，從源頭上降低資源消耗的情況；“再利用”指標主要用工業用水循環利用以及反映傳統的五大類廢舊物資的回收利用狀況等來描述，體現了廢物轉化為資源、節約使用資源、循環利用資源的要求；“資源化”指標主要用工業固體廢物、工業廢水、廢氣的最終排放量來描述，該類指標反映了通過減量化、再利用，從源頭上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降低廢物最終排放量，減輕環境污染的成果。   因此，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離不開知識資本。在科技創新層面，需要技術性改進和結構性改進同時并舉來提高資源生產率［6］。把科學技術轉化為循環經濟中的生產力是非常緊迫的任務，這一過程只有靠技術創新才能實現。知識資本的發展被視為從傳統城市向循環經濟型城市過渡的重要手段，對循環經濟的實施效果起著重要作用［7］。首先，通過知識資本投資可以提高人們對循環經濟的認識，加強人們的資源節約意識、環境保護意識、可持續發展理念［8］［9］。其次，通過知識資本投資可以增強循環經濟領域的創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為循環經濟的運行提供更多的技術型與管理型人力資本［10］［11］。在這個意義上，知識資本中的人力資本是指勞動者受到教育、培訓、實踐經驗等方面的投資而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模式，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同時，應高度重視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質，培養豐富多樣的人力資源。最后，通過知識資本投資可以協調循環經濟系統中的投資比例，優化經濟系統的資本結構，使知識資本能夠更快更好地促進整個經濟系統的發展，從而提高循環經濟系統的投入產出比。   經濟的良性持續增長是循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發展循環經濟能有效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率。同時，循環經濟發展指標既要反映當前經濟發展水平，又要反映經濟發展潛力。經濟實力反映了城市經濟發展的現狀水平和所處階段，城市經濟潛力不僅表現為經濟實力數量上的增長，還表現為質量上的發展，城市中的各種產業結構合理、比例協調，對社會、環境發展有較強的支撐能力。社會發展水平高反映為城市化發展程度較高，人口增長得到有效控制，能保持人口規模與環境容量之間的平衡，人們享有較高的生活質量；同時，人與人之間貧富差距不大，社會財富分配公平；滿足居民就業、醫療、保健服務等基本生活需求，注重對殘疾人、老齡人、失業者、特困戶等特殊人群的關懷，社會治安良好，社會秩序穩定，犯罪率低。   二、循環經濟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   編制循環經濟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要思路是：以“3R”為原則，以知識資本為內生力量，突出被評價對象的努力程度；將“3R”、知識資本作為動態要素，經濟與社會、環境作為基礎要素。   首先強調“3R”原則。“3R”原則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旨在從輸入、過程、輸出端減少資源的投入，提高資源生產率，減少廢物的排出。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強調“3R”原則的重要性；其次關注知識資本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的創新價值，并將知識資本納入循環經濟型城市評價中，關注軟實力的價值；在數據收集中，強調了數據來源的公開性與權威性。本文選取的樣本是山東省17個地級城市以市為單位進行循環經濟發展指數的比較，指標同樣適合于其他城市的比較。本文采用的基礎數據來源于公開出版的年鑒或者相關部門公布的權威指標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統計年鑒》、各專業統計年報等。#p#分頁標題#e#   根據以上分析，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的指標主要包括四大分類：即“3R”指標、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生態環境指標和知識資本指標。在此基礎上分為12個二級指標，如表1。   測評過程中，鑒于同級各類指標對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互不相同，進行比較評價時，需要分配不同的權重。課題選擇了十幾名涉及經濟、環境、資源、統計、人力等研究領域的專家，向各位專家就指標權重征求意見，對反饋意見進行匯總、分析，最終確定了每個一級指標的權重。二級指標同樣采用專家評分法，在每個一級指標下，二級指標合成為100分，結果如表1所示。   指標權重合理性判斷：（1）在一級指標中，“3R”指標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權重應最高，知識資本在循環經濟發展中起著創新作用，權重高于另外兩個一級指標。（2）一級指標權重受三級指標權重的制約，三級指標重要性相對好操作，加上一級分類包含的三級指標數量，可大致判斷一級指標權重。（3）權重是相對的，不必過細，以5%為最小單位即可。   經過對近500個相關指標多次篩選，最后確定34個三級指標。三級指標的篩選原則是：有利于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的有效構建，即對二級指標的形成有實質性的貢獻；保持指標間的獨立性。對指標中意義相近及部分重疊的指標進行調整，刪除部分指標；數據要有連續可獲得性，而不是隨機抽樣數據；正向指標或負向指標性質要明確，數據對評價結果的影響是正向還是負向要明確。循環經濟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選取指標時力求全面，但在實際收集數據的過程中有些數據暫缺，如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這樣的指標我們列入表中，但未參與運算，擬等待數據公布后再補入。   三、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的測評方法及其實證   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作為總體目標，由表2所述的三級指標體系構成。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是對所有指標數據進行合成的相對數，即對各評價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按照各自的權重加權綜合而成。   測算前需要對收集到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包括同向化處理和無量綱化處理。指標類型有效益型指標（與發展指數呈正相關，越大越好）和成本型指標（與發展指數呈負相關，越小越好），需要把后者轉化成與發展指數呈正相關的形式，即同向化處理。另外，各指標原始數據計量單位不同，不能直接合成，需要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本文采用以下方式對原始數據標準化。效益型指標：ri=（ai-a）/a，i∈N成本型指標：ri=（a-ai）/a，i∈N   其中N為某個指標的樣本數，ai為該指標的一個原始數據，a為該指數原始數據平均值，ri為標準化數據。用描述一個城市某指標值相對于平均水平的偏離程度，對于效益型指標，高于平均水平記為正數，低于平均水平記為負數，成本型指標則相反。對于缺少指標數據的城市根據實際情況用中位數或0代替。   本文收集了山東省所有的17個地級市城市2009年評價指標的原始數據，標準化后根據“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指標體系測算出了山東省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以及“3R”、經濟與社會發展、生態環境和知識資本得分，結果如表3所示。   表中給出了總指數“循環經濟型城市發展指數”，還給出了分指數“3R”、“經濟與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知識資本”。得分大于0表示指數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得分小于0表示指數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得分絕對值的大小反映了偏離平均水平的程度?？傊笖凳怯筛鞣种笖导訖鄿y算得到的，分指數又由各自的三級指標加權得到。這一評價結果使被評價城市既可以看到自己循環經濟型城市的發展前景，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同時又可以看到，發展循環經濟型城市的基礎條件相差很大，但只要在動態指標上努力同樣可以走到前面。如C3、C4、C5目前總的生態環境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但由于其他指標走在前面，尤其是代表發展循環經濟努力程度的“3R”、知識資本指標走在前面，他們循環經濟型城市的評價總指數居于前四位。而生態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均在前10位的C9、C13，循環經濟型城市的評價總指數排在了9和13。這一結果告訴決策者，目前的生態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努力程度決定著循環經濟型城市的未來。   結論   發展循環經濟型城市是人類對于以往經濟活動反思的結果，是以人為本思想在現代城市經濟活動中的體現。面對今天資源、環境的制約要完成循環經濟型城市建設的一系列過程，要實現經濟、環境、社會的一體化，知識創新已成為城市的內生動力，已成為任何管理者、領導者所必須關注的因素。循環經濟型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是為其發展制定統一的衡量標準，對于企業、園區、城市發展有著激勵作用。將知識資本納入評價指標體系內，就是要鼓勵循環經濟型城市建設者要關注知識資本的獲得和積累。實證研究也證實，無論被評價對象原有基礎條件怎樣，都可以通過知識資本的創新價值增強核心競爭力，走在被評價對象的前面。在實證演示過程中也發現有些相關知識資本的數據索取困難，但不等于不可以設立相關指標，而是進一步說明在以往的發展過程中，相關主體更注重經濟、社會、環境等顯示度高的指標，而忽視知識創新等軟實力指標。這一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實證結果證明，面臨資源環境制約轉變城市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知識資本的創新價值是重要的突破口。

1引言   道路生態學是景觀生態學研究的重要范疇［1，2］，國外道路生態學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3～5］，此后隨著GIS技術和遙感手段的大量應用，區域及景觀層面的道路生態學研究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得到了蓬勃的發展［6～10］，研究內容涉及道路系統建設和運營對動植物棲息環境的影響［11～13］、景觀格局及土地利用效應［14］、污染控制及災害防治［15，16］和區域交通體系建設與管理［17，18］等多個重要理論和應用領域。比較而言我國的道路景觀生態學研究起步較晚，典型意義的研究報道大多出現在最近10年中［19，20］。由于道路系統通常構成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骨架，并且表現出明顯的網絡結構特征，因而運用網絡分析手段研究道路網絡結構特征及其成因，進而在區域層面深入剖析其社會經濟及景觀生態學效應，成為道路生態學研究的熱點領域。網絡的拓撲結構主要包括規則網絡、隨機網絡和復雜網絡三種［21］，研究表明現實中的大多數網絡均非規則網絡，特別是道路網絡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復雜的網絡結構特征。   總結國內外現有道路網絡生態學研究成果報道發現，大多數研究工作比較關注自然及半自然景觀研究，城市化地區相關研究比較薄弱。本文擬以深圳市為例，在合理確定不同地域研究單元的基礎上，利用2007年的土地變更調查數據，結合GIS技術、網絡分析方法和景觀格局分析方法，研究道路網絡的結構特征、影響因素及其景觀生態效應，成果可以為道路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總結提供案例研究積累。   2研究區概況及研究方法   2．1研究區概況   深圳市地處我國珠江三角洲東南部地區，為典型的南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全市陸域總面積1950km2，地貌特征包括低山、丘陵、臺地、河谷階地和濱海平原等多種類型組合，其中低山占9．2％，丘陵39．8％，臺地22．6％，階地和平原26．2％。深圳市是我國最早實施對外開放的地區之一，經過三十余年的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從以往的一個邊陲小縣，迅速成長為總人口超過1200萬，社會經濟總量居全國第四的特大型城市。在深圳市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要想富，先修路”和“路大財大，路通財通”等理念一致貫穿各類城市建設用地開發與拓展的始終。到2007年底，全市道路總里程達到1938km，其中高速公路269．4km，其他等級道路1668．6km，居全國領先水平。從中不難發現，對道路系統建設的重視，無疑是深圳市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維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條件。   2．2研究方法   2．2．1研究單元的確定   深圳市以往總體發展格局包括深圳特區（含羅湖、福田、南山和鹽田四個區）以及特區以外的寶安和龍崗兩個區（各含10個鎮級行政單元），全市對外開放以后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一直以上述24個行政單元為全區發展的基本構架（圖1）。2005年前后深圳市為適應全境城市化的發展要求，特別是為協調城市發展與各類資源供給之間的矛盾，將全市管理架構調整為市—區—街道辦三級架構。事實上2005年全區行政架構調整之前，深圳市大規模建設用地擴張，特別是交通體系建設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以往24個行政單元為主的區域管理架構基本奠定了現有的城市景觀和交通體系骨架。這些行政管理單元的面積大致在100km2左右，城市化過程的基本特點是先形成一個地域發展中心，并形成相對完善的交通網絡；隨后再逐步向外圍擴張，伴生出一系列與之相匹配的交通體系發展特征（圖2）?？紤]到后續研究工作將通過統計分析手段解析深圳市道路網絡特征、城市化水平空間分異對道路網絡發育的影響以及道路網絡特征的景觀生態學效應，本文將使用2005年之前深圳市的24個區（鎮）行政單元作為本文統計分析的基本研究單元。   2．2．2道路網絡結構特征描述及相關性分析   考慮到鐵路交通通常為大尺度跨區域性影響因素，地鐵網絡則主要表現為節點性影響，本項研究的道路網絡研究僅針對深圳市公路交通網絡進行。道路網絡結構特征分析通常包括網絡數量特征和格局特征分析兩個部分，其中數量結構特征分析常用指標包括交通用地密度（％）、單位面積的道路里程（km／km2）、節點數量和廊道數量等；格局特征分析最常用的是各類網絡格局特征指數。本項研究中，考慮到利用GIS系統從高精度土地變更調查數據上直接提取各類道路總長度可能與實際情況有較大出入，因而選擇道路交通用地密度、節點數量、廊道數量三種數量結構指標和網絡閉合度（α指數，是用來描述網絡中回路出現的程度）、線點率（β指數，指網絡中每個節點的平均連線數）、網絡連接度（γ指數，是用來描述網絡中所有節點被連接的程度）三種格局指數進行道路網絡結構特征描述［22，23］。其中，交通用地指標、節點數量和廊道數量將依據全市及各研究單元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通過GIS統計或目視判斷計數直接得出。道路網絡格局指數的數值大小，可以表征不同的網絡發育狀況。α值的變化范圍在0～1之間，當α＝0時，表示網絡無回路；當α＝1時，表示網絡具有最大可能的回路數［23］。β值為大于0的值，當β＜1時，表示網絡將形成樹狀格局；β＝1時，表示會形成單一回路；β＞1時，表示有更復雜的連接度水平［24］。γ指數的變化范圍為0～1，γ＝0時，表示沒有節點相連；γ＝1時表示每個節點都彼此相連［23］。道路網絡格局特征和數量結構特征往往受自然環境條件和社會經濟發展約束會產生較大的差異性，并且這兩種結構特征之間可能會因為不同地域單元外部約束條件差異表現出不同的相互關系特征。本研究將以深圳市24個空間研究單元為樣本，再將上述描述指標進行標準化的基礎上進行相關性分析，通過不同描述指標之間的相關性特征，剖析工作區道路網絡數量結構特征變化對網絡格局特征的影響，解析深圳市道路網絡發育的基本特征和成因。#p#分頁標題#e#   2．2．3城市化水平差異對道路網絡結構的影響   工作區內24個空間分析單元由于資源、區位、自然環境等條件的影響，城市化水平差異極大，突出表現為建設用地總體規模分異明顯。本研究將使用單位面積平均城市建設用地密度來表征各單元的城市化水平差異，并將24個分析單元實際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與同樣標準化處理后的各研究單元道路網絡結構特征描述指標進行回歸分析，以解析城市化水平差異對道路網絡結構的影響。   2．2．4道路網絡格局特征的景觀格局效應分析   快速城市化地區，道路網絡建設一般通過推進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對景觀結構和格局產生顯著影響。在區域層面上道路網絡通過推進建設用地擴張以及空間的相對聚集分布，導致景觀整體結構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在景觀組分層面上，道路吸引或排斥某些組分的鄰接分布而使其數量和格局特征發生變化。因而本項研究在關于道路網絡結構特征與景觀格局特征的相關性分析中，將進行景觀整體和主要景觀組分兩個層面的研究，著重分析道路網絡格局特征的景觀生態效應。   景觀整體格局分析將包涵所有景觀組分類型，在組分層面上，考慮到建設用地、林地和園地為全市最主要的三種組分類型（在所有空間分析單元中，三個組分合計面積比重均在85％以上），其他組分類型（包括水域、農田和未利用地）面積比重比較小，且與道路網絡格局特征之間沒有具有區域意義的機制性聯系，因此組分層面的格局分析主要圍繞建設用地、林地和園地三種類型進行。參照國內外案例研究中的景觀格局指數選擇慣例，景觀整體格局分析選擇斑塊密度（PD）、散布與并列指數（IJI）、景觀碎裂化指數（SPLIT）、香儂多樣性指數（SHDI）和景觀聚集度（AI）5個格局指數進行相關分析；組分格局分析選擇組分面積比（PLAND）、最大斑塊指數（LPI）、斑塊凝聚度指數（CO－HENSION）、破碎度指數（DIVISION）和組分碎裂化指數（SPLIT）5個格局指數進行相關性分析。各研究單元上述景觀格局指數計算結果同樣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用于同標準化后的三種道路網絡格局指數進行相關性分析。上述所有研究內容的空間分析過程均在ArcGIS平臺下進行，統計分析使用SPSS軟件完成，景觀格局指數計算使用Fragstats軟件完成。   3結果分析   3．1道路網絡結構特征相關關系在完成各研究單元建設、交通用地密度計算和節點及廊道數目辨識和統計后，深圳市道路網絡水平與格局特征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結果表明，所有網絡描述因子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其中數量特征的三個描述指標相互之間和格局特征的三個表征指數之間均為顯著正相關關系，即不同分析單元中，隨著交通用地比重上升，廊道和節點數目將隨之增加；三個網絡格局指數的差異均可用來表征不同研究單元內道路網絡發育水平的差異。而三個數量結構特征指標與三個格局特征指標之間均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意味著在各個不同研究單元中隨著交通用地面積比重的提高和節點廊道數目的增加，網絡發育水平呈下降趨勢，表現為網絡中回路出現的程度、每個節點的平均連線數和所有節點被連接的程度均隨之降低。此外，全市整體道路網絡格局分析結果顯示，2007年深圳市路網的α、β和γ指數分別為0．378、1．754、0．585。相關研究證實，α＜1時，網絡的度分布為冪律分布［25］，結合相關研究［26］可以判斷，2007年深圳市道路網絡為無標度網絡，路網復雜性較高且閉合度較低。   3．2城市化水平差異對道路網絡結構特征的影響   以各研究單元的城市建設用地密度為橫軸、道路網絡結構特征指標為縱軸的城市化空間分異對道路網絡結構特征的影響分析結果如圖3所示，圖中各數據對相關性檢驗結果參見表2。從中可以看出，建設用地密度與六個道路網絡結構與格局指數均存在相關性，且最佳擬合曲線均為直線，因此可以判斷建設用地密度的差異與所有道路網絡結構特征之間可以表征為一元線性相關關系。其中，城市化水平與道路網絡數量特征之間為正相關，即各研究單元內隨著建設用地密度的提高，交通網絡的數量特征水平隨之上升；與道路網絡格局指數之間則為負相關關系，即各空間分析單元內隨著建設用地開發強度的增加，會導致道路網絡空間結構的不斷簡化。當然，結合表1的結果不難看出，各不同研究單元內部均發育有相對獨立的道路網絡拓撲結構。   3．3道路網絡格局特征的景觀格局效應   道路網絡格局指數景觀整體格局及林地、建設用地和園地三種主要景觀類型的格局特征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參見表3和表4。表3結果顯示，從24個空間分析單元整體情況看，道路網絡格局指數與所選擇的景觀整體格局指標之間沒有表現出顯著相關關系，意味著道路網絡發育的程度差異對于景觀整體斑塊密度和碎裂化程度、景觀成分構成的復雜性乃至斑塊間分布特征均未表現出顯著影響效應。組分個體層面上道路網絡特征顯示出一定程度的景觀格局效應，從表4可以看出，三個道路網絡格局指數與園地的所有格局指數之間均無顯著相關關系，意味著園地類型數量結構和空間配置均未表現出與道路網絡格局之間的顯著相關性特征。建設用地格局特征中，只有組分面積比重與道路網絡格局特征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其他格局指數均未表現出顯著相關性來，及道路網絡發育程度如何，對于建設用地空間構型和配置沒有顯著影響。林地的面積比重與道路網絡格局特征之間為顯著負相關關系，此外最大斑塊指數與γ指數呈顯著負相關，D指數與α指數和γ指數呈顯著正相關。   4成因及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4．1深圳市道路網絡結構特征的成因分析   以往研究表明，道路網絡的拓展不僅存在時間上的動態性，也具有空間上的關聯性和差異性［27］。在自然、半自然地域系統中，環境條件以及區域生態保護方面的約束性影響往往成為道路網絡結構特征的主導約束因素［28］。然而，道路畢竟是人們進行區域溝通和經營管理的重要基礎設施，政策及社會經濟方面的因素始終是道路網絡發育的重要驅動力因素，從而使道路網絡結構特征與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之間表現出明顯的共軛協調關系［29，30］。深圳市道路網絡特征的形成同時體現了自然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約束影響特征。各空間單元中，區（鎮）中心區為各單元城市化過程的起點，由于需要滿足城市化過程的綜合性功能需求，加之各中心區資源條件相對較好（如地形平坦）通常發育較好的道路網絡結構。此后隨著建設用地規模的不斷擴大，受地形條件和生態保護（如基本生態控制線）方面的約束，后續道路網絡往往依托中心區向外圍進行指狀突出式的擴張（圖2）。相應的道路節點和廊道數量雖然繼續保持增長，但由于大量樹狀路網難以形成良好的回路結構，導致深圳市道路網絡結構復雜性逐步增加，網絡發育水平下降，這正是深圳市道路網絡格局指數與城市交通用地和建設用地密度均呈顯著負相關關系的真正成因（表1、表2）。#p#分頁標題#e#   4．2道路網絡格局特征的生態環境效應   道路網絡格局的生態環境效應是近年來道路生態學最受關注的熱點問題［31］。目前，關于道路網絡景觀生態效應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在較大的時空尺度上，道路網絡主要通過推進兩側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導致景觀格局和功能發生變化［32］，同時通過將人為影響，特別是負面人為生態干擾擴散到更大的空間尺度上，進而帶來一系列衍生性負面生態效應［33］。在景觀格局效應方面，普遍認為道路網絡發育導致景觀碎裂化效應顯著，特別是在自然區域內，道路建設帶來了土地開發活動將導致各生態用地類型區域破碎化［26］。快速城市化地區道路網絡發育對兩側土地利用的影響表現為明顯的空間吸引和空間排斥效應［34，35］。與城市和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向道路兩側集中，而自然和農業用地類型則表現出遠離道路的趨勢［36］，從而導致道路網絡特征與區域社會經濟密度之間表現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與區域生態安全水平則表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37］。   景觀整體格局與道路網絡格局指數之間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相關性，其原因可以解釋為：深圳市的道路網絡核心部分主要分布在城市密集區內，境內殘存的自然和農業用地類型大部分被納入基本生態控制線范圍，從而使全區景觀結構表現出明顯的空間“二元性”特征。景觀整體格局指數計算需包括所有景觀組分，而建設用地和各類生態用地的“二元性”分異結構無疑會顯著影響各類指數計算結果。由于這種特定的土地利用空間分異特征主要受區域生態管控政策影響，因此深圳市道路網絡特征與整體景觀格局指數之間沒有表現出以往研究中所揭示出來的顯著相關性。不過，在景觀組分層面，道路網絡格局的生態效應仍有較明顯的體現。例如，網絡格局指數與林地和建設用地密度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4），表明隨著建設用地密度的增加，網絡復雜性增加，這顯然是建設用地擴張的環境條件約束和道路網絡空間吸引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隨著林地密度增加，道路網絡復雜性增加則是區域生態保護需求和道路網絡空間排斥效應的綜合反映。此外，道路網絡發育水平對于林地分布格局的影響最為顯著。具體表現為道路網絡回路結構越發育，林地組分的破碎度越大；隨著各道路網絡節點的連接水平提高，林地組分的最大斑塊指數顯著下降，同時組分破碎度指數隨之上升（表4），這些結果均反映了道路網絡發育水平對于林地組分的顯著分割影響。不過，深圳市園地為殘存的主要農業用地類型，一般分布在寶安、龍崗兩區殘存的村落周邊。由于這類地區一般為低海拔地區從建設用地擴張過程中逃逸出來的地塊，且其主導分布因素殘遺村落本身的分布與后期快速城市化（建設用地擴張）過程中的路網發育之間關聯性較小，導致這種類型與道路網絡格局特征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性。   5結論與討論   本項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深圳市不同的空間單元中，城市建設用地密度的增加導致交通用地密度、節點和廊道儲量增加，道路網絡結構區域復雜，格局指數降低。（2）資源條件、環境和生態保護約束導致建設用地擴張后期多采用依托中心區的指狀突出式增長，大量樹狀道路體系發育，是道路網絡復雜性增加，結構發育水平下降，網絡格局指數不斷降低的主要原因。（3）深圳市的道路網絡格局特征對全市景觀整體格局沒有表現顯著的約束性影響，但在組分層面上，對建設用地顯示出環境保護約束和空間吸引兩個方面的綜合效應；對于林地則表現出生態保護約束、空間排斥和物理分割三個方面的綜合效應。   本研究綜合使用GIS技術、道路網絡結構特征分析、景觀格局分析和相關分析方法研究了深圳市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道路網絡結構特征的成因及其景觀生態效應。結果顯示，這套技術途徑能夠很好地解析工作區道路網絡結構特征，并為這些特征的約束影響因素判斷奠定基礎。此外，本項研究同時揭示了深圳地區道路網絡結構特征及其生態效應的共性和個性化特征，可以為快速城市化地區道路網絡發生和發展的深層次驅動機制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線索，也可以為道路網絡建設的綜合性生態環境效應分析創造有利的條件。   城市化地區道路網絡既是城市的發育骨架，也是各種人為活動空間擴散和配置的網絡。不同的道路等級、節點類型和網絡格局，都將可能對區域土地利用格局和結構產生巨大影響，進而給城市生態系統的管理和運營帶來復雜的效應?，F階段“低碳交通理念”和“公交主導（TOD）發展模式”的提出，都意味著今后城市化地區各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矛盾的解決，相當程度上可能有賴于城市道路網絡結構和格局的合理搭建和運營。由此看來，城市化地區道路網絡特征及其動態演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土地利用結構和格局變化、人為活動的時空分異、區域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等方面的響應關系和驅動機制研究，都將是今后道路生態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應當予以足夠的重視和關注。

中國城市化發展已經進入加速發展階段，2011年全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51.3%，城鎮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借鑒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經驗，當城市化率超過30%以后，城市建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直到城市化接近70%以后才逐步放緩，即未來中國城市化還將有較大發展空間。在此發展階段，城市發展面臨一系列重大問題，但總體上對其多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往往為人們有所忽視［1，2］。中國城市正處于快速發展過程，而無論是城市人口的居住需要，還是工商業的發展需求，都離不開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3，4］。因此，城市化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應該更加重視市政基礎設施等建設的力度和科學性。   1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成就   1.1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加大，體制機制改革順利推進   市政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大是推進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助推力量。近幾年，我國城市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和的比重達到世界銀行推薦的城市建設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最低標準。城建投資重點已逐步向與環境保護密切的城市燃氣、集中供熱、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園林綠化及道路交通設施轉移，管道燃氣、集中供熱和園林綠化的投資增長較快。“十五”時期，我國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額為16180.8億元，是“九五”時期投資總額的2.85倍，2009年我國城市供水、燃氣、集中供熱、公共交通、排水、園林綠化、市容衛生和道路建設投資分別達到368億元、182億元、369億元、1738億元、730億元、915億元、316億元和4950億元，分別是“十五”末2005年的1.63倍、1.28倍、1.67倍、3.65倍、1.98倍、2.22倍、2.14倍和1.95倍。市政公用事業改革釋放建設活力。市政公用事業改革已經從供氣、供水等個別行業向市政公用事業全行業推進。推進市政公用事業改革不僅促進了市政公用企業的運營效率和服務質量的提高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而且提高了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1.2市政基礎設施明顯改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長足發展。截至2009年底，全國用水普及率、燃氣普及率、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人均道路面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建成區綠地覆蓋率、污水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關鍵指標分別達到96.12%、91.41%、12標臺、12.79m2、10.66m2、34.17%、75.25%和71.31%，分別比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提高了0.79倍、6.88倍、3.56倍、6.07倍、6.11倍、1.73倍、9.75倍和10.47倍。城市居民生活服務設施呈現階段性提升趨勢，集中供熱面積近三十年來一直呈指數加速上升趨勢(圖1)。城市公共交通設施近20年來加速改善，進入高速發展期;城市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加速提高，市政公用行業供給與服務能力顯著增強。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市政公用行業供給和服務能力發生了質的飛躍。1981年至2009年，城市供水能力、燃氣供應能力、集中供熱面積、城市道路、污水處理能力和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等指標顯著提高，29年間分別增長7倍、41倍、324倍、8倍、105倍和108倍。城市市容環衛設施建設階段性推進，主要表現在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在60%以上。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相對穩定，污水處理率穩步提高(圖2)。   1.3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總體水平實現質的提升   市政基礎設施水平總體大幅提升。以1981年指標值為“1”計量，其他各年份指標值除以1981年指標值即為各年份的標準化值。大部分單項指數是線性上升的，但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呈現出波浪式上升狀態，反映出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是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難題，容易受到資金投入和政策等外因影響。燃氣普及率、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用水普及率指數呈“S”型增長趨勢，2009年燃氣普及率和用水普及率分別達到91.41%和96.12%。污水處理率、人均道路面積、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等指數呈現加速上升趨勢，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對生態設施、環境衛生設施和道路交通設施建設的要求越來越高。根據表1指標體系和指標疊加方法，得出市政基礎設施各分類指數和綜合指數(見圖4)。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綜合指數及各分類指數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91年以后，各指數呈現明顯加速上升趨勢。其中綜合指數呈直線上升趨勢，生活設施指數和交通設施指數呈“S”型上升趨勢，并趨于穩定;生態設施指數呈加速上升趨勢，而環衛設施呈波浪式上升趨勢。生活設施和交通設施是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優先發展領域，從設施保障能力角度來看，目前建設相對較好，所以提前進入“S”型曲線的第三階段穩步發展階段;生態和環衛設施建設起步較晚，近幾年進入大發展期，其指數有加速提升趨勢，處于“S”曲線的第二階段。從時間序列尺度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綜合水平大幅提升，但不同類別的設施建設發展階段不同。   2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問題和原因分析   2.1市政基礎設施主要問題   第一，市政基礎設施水平總體偏低。2009年我國市政基礎設施全國平均水平指標與聯合國人居城市獎獲得城市的市政設施水平指標差距較大，各項指標幾乎都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環衛類指標差距非常大，其中污水處理率和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都相對落后(表2)。市政公用產品與服務供給不足和水平不高與經濟快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將在今后長期存在。   第二，市政基礎設施水平區域差異較大。市政基礎設施城鄉、區域間發展很不平衡，協調區域發展與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壓力依然很大。區域上看，東部地區市政基礎設施水平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從城市規模等級來看，超大、特大型城市設施水平要優于其他規模的城市;從城鄉的角度發展來看，這種不平衡將更加突出，以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為例，鄉鎮基本沒有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九五”時期以前，東、中、西部地區市政基礎設施水平發展極不平衡。除排水管道密度指標外，其他指標都呈現出東部地區高于中部地區，中部地區高于西部地區的特征。其中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東部地區要比西部地區高31.3個百分點。“十五”期間西部地區市政基礎設施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市政基礎設施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縮小。部分市政設施發展速度明顯快于中、東部地區，如2005年西部地區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為47.28%，超過中部地區7.58個百分點。“十一五”以來，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傾斜，但總體而言，中西部地區城市市政基礎設施水平與東部地區相差依然很大(圖5)。東部地區已經逐步擺脫依靠國家投資建設市政基礎設施的單一配置模式，形成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市政投融資模式，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政府財政投資。#p#分頁標題#e#   第三，市政基礎設施行業發展不均衡。我國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往往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最先受到重視，道路基礎設施建設普遍超前，與人們生活環境改善密切相關的污水、垃圾處理等環衛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盡管近年來從國家到地方都加快了建設進程，但總體水平依然較低，落后于其他行業發展。   2.2市政基礎設施主要問題的原因分析   市政公用事業的發展中仍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主要表現為投資融資、機制體制、統籌協調、運營模式和市場化改革等方面。   第一，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渠道比較單一。雖然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對市政公用事業建設投資加大了投入，但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目前，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中，財政資金和國內銀行貸款兩項所占比重為54.4%，企業自籌資金約占市政基礎設施總投資的32%，發行債券只占0.3%。城市市政基礎設施主要以財政和國內銀行貸款為主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的轉變，面臨投資缺口最大的地區是中小城市，多數中小城市和縣城財政能力有限，融資受到市場因素限制，非經營性市政基礎設施缺乏資金來源途徑。   第二，市政公用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尚不完善。市政公用產品與服務具有公益性、基礎性和區域壟斷性的特征。政府不僅是提供市政公用產品與服務的最終責任者，而且要保證逐步實現共享市政公用產品與服務的均等化。解決市政公用領域的運營效率，要求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公共財政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政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盡快形成保障逐步實現人人均等共享公共服務的公共財政投入體制?；A設施管理體制不順，基礎設施協調統籌與共建共享尚未建立，行業監管仍是薄弱環節，預警應急能力低，安全監督管理有待進一步加強。   第三，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統籌協調力度不夠。首先，我國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專項規劃編制不完善，基礎設施選址和建設布局難以落實。，各專項基礎設施建設缺乏統籌安排和控制，專項規劃設施建設用地不能得到保障，造成基礎設施建設布局不合理，尤其是對環境有一定影響的垃圾處理設施往往難以選址新建或擴建。其次是各行業協調性差。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各行業分散建設現象，供水、排水、供熱、燃氣、環衛等項目缺少協調和配套，造成重復建設和投資浪費。   3完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取向   城市市政基礎設施供給能力略大于城市居民的實際需求，市政基礎設施各行業均衡發展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標。當前城鎮化發展階段，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按照東中西地區城市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進行分類指導，并配合以寬松的發展政策，整體推進城市市政基礎設施發展。   3.1高級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配置模式   我國沿?，F代化水平較高的大中型城市，重點是推進實施“優化發展”型模式。“優化發展”型配置模式以生態、集約、科技含量高為主要特點。由高效集約的空間布局模式、多元化的社會融資建設模式和低碳生態的運行管理模式構成，符合未來城市低碳化、集約化發展趨勢。   第一，推進高效、集約的空間布局。發達地區城市未來市政基礎設施配置的發展方向以優化建設為主，即通過對舊有基礎設施改造和新增設施的配置，使市政基礎設施體系能夠更好的為城市發展服務，集約合理利用城市空間和城市資源?；A設施立體配置模式可能是今后發展的概念模式之一，是未來現代化城市發展的一種趨勢，特別是交通網絡的布局采用立體配置模式，能夠最大限度的節省城市空間，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實現集約化、科學化配置［5］。   第二，多元化、社會化的融資建設。未來高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采用BOT、TOT、BT等融資建設模式。其中BOT可以動員民間資本參與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減輕政府財政壓力，民間投資者可通過收費獲得投資回報。TOT模式集中體現租賃特點，中標者一次性向政府支付租金，政府既回收了設施建設資金，盤活了存量資產，又解決了公用設施的管理和運營問題。這種模式直接租賃、管理現成項目，不需要承擔建設期的風險。BT模式適合于缺乏收入補償機制的設施，例如，實踐中的污水管網的建設投資，對建設財力薄弱的地方政府或融資能力強的承包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6］。   第三，生態化、低碳化的運行管理。市政基礎設施不僅要滿足城市發展需求，更要實現人與自然、城市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和諧融合，重點體現在人居環境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體系上，使城市向著生態化、低碳化方向發展［7，8］。生態人居環境建設上，運用生態技術，減少利用能耗，建設新能源供給體系，利用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實現居民區的能源使用生態化;廣泛布局中水和雨水的回收利用設施，達到節水的目標，緩解城市普遍缺水的重大環境壓力。低碳交通體系建設上，體系應逐漸形成以常規公交為主體、以快速公共交通和軌道交通為輔助、出租車為補充的公共交通體系，實現與自行車“雙零換乘”相結合的綠色交通。城區內為片區之間及與外圍鄰近地區提供公交快速出行服務，公交系統服務覆蓋80%人口。城市內部道路交通大力提倡積極發展清潔型電動汽車，以公共交通運輸為主，建成無污染、高效節能、快速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體系，建立公交與自行車之間實現零換乘，打造網絡化快速順暢綠色交通體系。道路施工管理過程中，使用先進的工程技術，實現節能節材，嚴格執行綠色標準，建立低碳、環保、高效的交通基礎設施體系［9］。   3.2中等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模式   城市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水平在全國處于中等位置，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階段的大中城市，未來重點實施“適度超前”型市政基礎設施配置模式。一方面強調市政基礎設施的實用化、適度超前建設，使市政基礎設施符合城市整體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強調建設與環保相結合，突出地域特色、促進環境友好。#p#分頁標題#e#   第一，適度超前、網絡化的空間布局。具有中等市政基礎設施配置水平的城市，未來應以適度超前為原則擴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大力推進市政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配置。適度超前是快速城市化地區的公共設施配置理念，在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必須形成跨區域的互動協調機制，同區域各相鄰城市之間經濟、社會聯系緊密。臨近城市的公共設施體系應相互連通，互為補充，實現網絡化空間布局。促進城市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彌補城市過渡地帶的公共服務水平，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同發展［10］。   第二，經營城市、市場為主的融資建設。中配置水平城市市政基礎設施應該充分發揮經營城市的融資方案，以城市資產來吸引投資提高資源利用。以市場為主體，政府為引導，采用股權、產權轉讓等激勵方法，不斷吸引外來資本，投資于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市發展是這類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中重點工作。例如，BOO模式適合于收益穩定，需要給投資人提供更多財務激勵的新項目，要求政府對這些設施的運營服務質量易于監管。   3.3初級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配置模式城市經濟、社會整體發展水平處于起步發展階段的中小城市，重點實施“快速發展”型配置模式。主要方向是快速發展、積極建設，以滿足人民日常生產生活需要。   第一，突出“點—軸”擴展式的空間布局。我國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市政基礎設施系統構建處于初級階段，應當遵從“點—軸”擴展式的空間布局模式，在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核心城鎮大力推進公共服務設施和交通基礎設施，形成區域公共設施體系的重要核心節點。推動區域間的經濟要素流動，帶動交通沿線經過的低級節點城鎮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使公共設施系統沿交通沿線輻射擴展，帶動區域整體建設發展。   第二，多渠道、政企結合的融資建設。該融資模式可以充分發揮國家或地方政府部門與其他企業或其他投資者合資建設和經營公用事業項目，具有以下明顯優點:一是政府可以融通社會資金，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二是打破了原來的壟斷體制;三是非公有資本介入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由于政府資金或其他形式資本注入，合營模式可以提高投資者信心，減輕投資者融資和還貸壓力。公有資本作為股東，便于政府調控項目服務收費價格。   第三，實用化、清潔化的運行管理模式。初級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配置不能盲目追求大而全，注重實用性，城市市政基礎設施首先應該以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需求為切入點，做好區域間交通設施建設、城市道路建設、城市上下水系統、供氣供熱系統、城市公交系統、照明系統、公共休閑健身系統等與人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性設施建設［11］。   3.4推進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政策取向   第一，創造良好的體制與政策環境。政府重點是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體系。針對市政基礎設施投資量大的實際，政府應該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建設過程中，特別是要提供良好的服務廢止或修改歧視性政策。加大市場監管，嚴格市場準入，加強公用企業、市政設計、施工、維修養護等企業的資質管理。加快特許經營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規范融資行為，完善行業服務質量評價考核標準，建立考核機制，加強監督。   第二，推動建立科學合理的價格調整機制。按照“平均成本+合理利潤”的定價原則，合理調整和確定公用事業的產品基準價，實現公用事業福利服務型向經營服務型轉變。對純公益性公用行業，其經營成本和合理回報由政府財政全額撥付給予保障;對提供城市公用服務并向消費者收費的項目，產品價低于基準價的，應按市場化方式運行，逐步調整價格標準;對于主要服務于生產的營業性市政公用行業，應合理計價，實行企業自收自支、自負盈虧。要樹立“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觀念，不斷調整有關價格和收費標準。   第三，建立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部門協調機制。一是明確地方人民政府工作職責，中小城市政府需要作好投資來源、績效評估、維護和管理等工作，主動承擔起市場監管和組織協調等方面的管理義務，建立科學長效的管理機制。二是加強基礎設施各行業職能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健全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的長效聯動工作機制，理順基礎設施管理體制。三是加強市政基礎設施規劃、建設的統籌，尤其是城市道路、照明、污水處理與中水回用等都與城市生態建設相互聯系，生態濕地與污水處理的有機結合等。

[摘要]區城融合協調發展是區域競爭力提升的有效支撐，而構建文化創意產業區域共同體則可以很好地促進區域內不同城市或地區之間經濟互通和利益共享。通過區域文化創意產業協同發展共享的現狀以及典型區域的不同實踐比較，提出了促進與提升區域文化創意產業協同發展共享的對策：統一規劃，差異化發展；加強區域聯動，錯位互補形成合力；增強關聯產業鏈，發揮集群協同效應；加強區域間要素有效合理高效配置，營造公平競爭、發展有序的統一市場環境。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產業關聯；區域融合；協同發展共享

文化創意產業憑借其獨特的價值取向、廣泛的覆蓋領域以及快速的增長方式成為世界各國和城市發展的戰略性產業。從發達國家演進經驗來看，文化創意產業不只限于單個企業的成長，而是在一定環境和空間聚集呈集群化發展態勢。區域融合協調發展是區域競爭力提升的有效支撐，同樣也需要產業集聚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而構建文化創意產業區域共同體則可以很好地促進區域內不同城市或地區之間經濟互通和利益共享。

一、區域文化創意產業協同發展共享的現狀分析

(一)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增長點。隨著全國及全球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興起與發展，紐約、東京、倫敦等世界城市成為世界公認的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發展中心，我國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文化創意產業集群化發展也已初具規模。2018年，上海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4227.7億元，占全市GDP比重為12.9%；2019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6133.22億元，比2018年增長8.5%。其中，工業增加值2710.43億元、增長3.3%，服務業增加值3422.79億元、增長13.3%。①廣東2013年至2018年文化產業年均增長12%(遠高于本省GDP增速)以上，而文化產業對全省GDP貢獻率則從5.66%提升到9.61%；深圳文化創意產業2018年實現增加值2621.77億元，占本市GDP的比重10.9%，在其經濟發展中占據了重要位置。②2013年至2018年同期，北京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3.3%，占本地區GDP比重從8.1%提高到9.3%，占比穩居全國首位；2019年，北京市規模以上文化核心領域收入合計11972.6億元，同比增長15.8%，占全市規模以上文化產業收入合計的88.4%，比2018年提升1.6%，其中，推動北京市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四大主導產業是創意設計服務、新聞信息服務、內容創作生產、文化傳播渠道，這四個文化核心領域收入合計占全市規模以上文化產業收入合計的87.3%。③因此，文化創意產業在區域經濟中的引領作用愈發明顯，而基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新型文化業態———數字內容、動漫游戲、視頻直播等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增長點。

(二)東部地區整體發展強勢、穩定成熟，其他地區表現差異化發展較為明顯。2019年東部地區實現營業收入63702億元，比2018年增長6.1%，全國占比為73.5%；中部地區13620億元、西部地區8393億元和東北地區909億元，分別實現營業收入增長8.4%、11.8%和1.5%，全國占比分別為15.7%、9.7%和1.0%。東部地區文化產業發展指數較中西部優勢明顯，但差距略有縮小。④從綜合指數排名來看，2016年全國排名前5名的省市與2015年保持一致，但位次發生了變化，北京超過上海而再次位列第1；時隔三年，天津因科研環境、公共環境、文化資源得分上升幅度較大再次進入全國前10名；遼寧因文化資源、文化資本、社會影響排名靠前也擠進全國前10強；除四川、江西以外，前10強中的其余省市都位于東部地區。2019年，北京在文化產業影響力和驅動力方面持續領先、處在第1名位置，浙江在諸多方面表現均衡、再次排名第2，重慶在驅動力和生產力方面持續得到改善、再次進入前10名。⑤從區域角度看，位于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這7個省市的文化消費綜合指數2014-2017連續4年位居全國前10強?？梢?，東部地區文化消費整體優于中西部地區。北京的文化產業影響力指數和驅動力指數從2015年至2017年一直排名第一，2017年憑借在經濟影響和科研環境方面的優勢蟬聯綜合指數第一。上海在社會影響、市場環境和公共環境方面有突出表現，2017年排名第二；江蘇憑借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的優勢排名第三；浙江憑借人力資源和市場環境的優勢排名第四；上述三省市文化產業發展各有亮點，構成第二梯隊。⑥河北通過提升文化產業影響力和驅動力，進入全國前十名；湖南通過深化文化資源發展和加強文化產業社會影響力排名第七。綜合指數排名前十的省市中，除四川、湖南以外，其余省市都位于東部地區。表明東部地區文化產業發展依舊占據優勢地位，中西部地區文化發展水平仍待提高。2019年東中西部地區差距仍然較為明顯，但在環境和滿意度上趨于均衡。

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文化創意產業協同共享發展比較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面對城市發展帶來的人類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迫切需要,人居環境科學成為當前生態環境質量研究的熱點領域[1]。在人居環境中,城市是人類改造自然最徹底,也是受環境變化影響最顯著的區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典型區域[2?4]。對全球社會而言,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5],要提高人居環境質量,就需要對城市生態環境進行深入、科學的分析。學者們通常從社會感知角度評價城市居住空間質量,認為其內涵包括:自由不受壓制的居民生活、和諧的人際關系、健康的居住環境以及可持續的生態系統[6?9]。隨著對生態環境的重視程度和研究定量化的要求不斷上升,需要更細化的生態質量評價[10],以便為提升城市生活環境質量提供參考。

目前對于居住空間的生態質量概念還沒有明確的定義,相關研究多圍繞可持續性、生態和諧與生態安全等概念展開[11],生態居住區是指符合生態學原理、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的人類聚居區[12]。適用于生態質量評價的一般方法非常廣泛,包括從系統生態學的角度進行城市生態質量動態評價[13],通過生產力水平等生物物理量進行度量[14],或者基于生態風險等概念進行生態環境質量分析[15],然后運用指標體系[16?18]等手段進行綜合研究。單純采用指標體系的方法,在選取指標、制定權重及解讀結果等方面存在主觀性,難以獲得普遍適用的結論;且生態環境部分的指標單一,指示性低;再者指標評定多采用統計數據,以城市內部區片為評價單元,空間分辨率低。

本研究擬采用遙感影像像元的空間分辨率,貨幣化城市地域居住空間鄰近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19?20]及環境污染損失的綜合效果,從而整合不同指向的生態資源的環境效應評估生態質量。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原理,分析城市內部生態質量以及生態質量指數的空間分布。研究結果可以為城市規劃提供依據,也可以為提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供參考。

1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

水資源和城市噪音質量數據來自《深圳市環境質量報告書2005》,區發病率數據來自《深圳市衛生局統計資料匯編2005》,深圳市2005年土地利用圖(空間分辨率30m)及數字高程圖(DEM)來自國土資源與房產管理局,相關統計資料來自《深圳市統計年鑒》。

1.2生態質量評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