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范例

摘要：

英語教學與英語語言學關系密切。英語語言學對英語教學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當前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英語教學顯得更為重要，如何營造有效的教學氛圍，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英語知識，是當前英語教師應當深入思考的問題。而英語語言學不僅能夠營造合理語境，還可以提升課堂趣味性。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英語語言學和英語教學的特點。又在此基礎上從詞形學構詞法、語音學、認知語言學等方面分析了英語語言學在英語教學中的具體運用。

關鍵詞：

英語語言學；英語教學；運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加強，英語教學日益受到社會各層人士的關注。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我國英語教育者及學者經過不斷探索和總結，也歸納出一套有效的英語語言學教學法。由于我國高校英語教學的教材大綱要求學生必須熟練的掌握聽、說、讀、寫等語言運用技能，因此，英語學習和教學就必須從英語語言學的應用本質出發。英語語言學全面、系統的揭示了英語的發展規律與功能。可見，英語語言學與英語教學聯系極為緊密，若要提升英語教學效率，就必須重視英語語言學在教學過程中的運用。

1英語語言學和英語教學的特點

1.1英語語言學的特點

1商務語言與商務語言學研究的興起

1.1商務語言的研究范疇

進入新世紀后經濟全球化加速了人才流動與交往，擴大了商務活動領域與范圍，而作為媒介的語言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們開始對普遍運用的商務語言這個語言變體給予極大關注。針對語言的這種變體和運用領域范圍，國內的語言學家對商務語言的發展及其特殊性開始展開研究，2005年黎運漢出版了《商務語言教程》，全面系統地探討了商務語言的功用和特點，涉及內容有：商務語言表達與領會的原則，商務語言使用的規律，營銷語用策略，商務談判用語策略等，并將商務語言作為一個專門功能分語體加以整體研究。他對商務語言的定義如下：“商務語言不是一種獨立的語言，而是全民語言在商業領域交際中形成的一種言語變異，具有自己特點和風格的一種言語體式”（黎運漢2005：29）。其實，商務語言是一種動態的言語表現，它包括一切語言的商務性功能與特征。就目前我們所能接觸到最常見的語言取向而言，有商務漢語、商務英語、商務日語、商務俄語、商務法語、商務德語、商務韓（朝）語、商務西班牙語等等，在現實中，這些語種的商務語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除了操本族語人員使用外更多地是為那些非本族語人而言的，都把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譬如：商務漢語主要針對漢語為非母語的人群，商務英語是針對那些英語為非母語的人群，希望通過這種商務語言的學習使得那些非母語的使用者或從業者能夠在商務領域中掌握專業詞匯與表達，消除語言障礙，完成交際任務及目的。因此，很多學者從語言的詞匯入手，對其構成方式、特征、類別屬性等進行分析或對比研究，探討其中的特征與規律。就商務漢語而言，由于漢語是我們的母語，我們對漢語詞匯構成的偏正、動賓、聯合等形式并不陌生，它們是主要的構成類別，但如果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一些其他方面的商務詞語特征，諸如復合詞比重較高、大量縮略詞語、外來詞主要來自日本等。

1.2商務語言對商務英語語言學建構的啟示

在此之后，國內的學者為了構建商務英語學科的學理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探索，尤其對商務英語學科理論的上游學科學理，即商務語言學理論進行了探討。張佐成（2008）認為建立商務語言學將是商務英語發展的最終目標，他是從分析商務話語的角度對商務英語發展的最終歸宿畫上了商務語言學的句號。林添湖2012年在“第二屆全國商務英語學科理論研討會”上提出，商務英語學科的理論體系建設可以朝著構建商務語言學的方向推進，并把商務語言學構建成應用語言學范疇內一門完整獨立的交叉型應用學科。在借鑒國外學者對商務語言學所下定義（Daniushina2010）并全面分析與闡述商務語言學可行性的學理基礎上，林添湖（2014）呼吁學界同仁關注并努力建立商務語言學本體理論體系。毋庸置疑，在商務語言的基礎上構建商務語言學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與垂直隸屬關系，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從這層關系和角度，商務英語學者開始尋找并構建商務英語的核心理論支撐。國內學者對商務語言學的建立構思體現了新世紀人們對商務環境跌宕起伏所帶來的語言變化的重視，有利于開拓語言學發展的新領域，對商務英語語言學的構建提供了新思維、新路徑。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目前中國環境下商務語言學的構建包括兩大語言方向，一個是漢語方面的，一個是外語方面的，在外語多語種方向里包含英語，也就是說，商務語言學涵蓋的面非常廣，商務英語語言學的構建只占商務語言學的一部分，對于我們商務英語學科的理論構建來講，商務語言學研究的面過大過多，而作為獨立的商務英語學科，構建商務英語語言學核心理論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研究課題。不過，商務語言學的發展成果又會毫無疑問地促進與豐富商務英語語言學的發展，兩者關系密切，有合而不同之特點。

1.3目前面臨的問題

遺憾的是，目前在中國知網上搜索商務語言學詞條，除上面提到林添湖這方面的論文外幾乎查不到有關該詞條的相關論文，顯示該研究幾乎處于空白狀況，而從我們商務英語目前的研究狀態、研究成果、研究進展、研究目標和研究人員構成看，以我們的長項去開拓商務英語語言學理論比較適宜，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走上一條時間短任務完成快的路徑。商務語言學的構建需要大量研究人員從事相關項目的研究，需要語言學界同仁的共識，需要不同語種的研究者從各自的語言研究領域共同的參與，需要一個漫長的研究過程，更需要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作為支撐，所有這一切非英語及商務英語研究者在可見的時間內所能完成及達到。當然，我們希望有此能力、有此興趣、有此研究方向的英語老師積極進行這方面的探索與研究，不過，我們歡迎并期待著有更多的漢語語言學家的參與，對商務語言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構建起堅實的商務語言學理論體系，從而豐富商務英語語言學的本體理論內核，完善學理體系。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深入探討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從中得出對英語口語教學的一些啟示。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工具，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架起溝通的橋梁，讓不同文化的人們可以實現無障礙交流。因此，培養學生使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是英語教學的重中之重。但事實上，很多學生經過十幾年的學習，雖然掌握了很多的語言知識點，但實際的語言運用能力卻較為薄弱。認知語言學是認知學與語言學結合而成的新興學科。本文根據認知語言學的理論來探討如何提高英語口語教學。

一、認知心理學理論

認知心理學理論認為人們運用一項技能時，要同時處理各種信息。但由于人腦在一具體時刻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如果對一些信息的處理不夠熟悉，就會導致整項技能的運行受挫。因此，學習一項技能就要通過大量的實踐，增加各個環節的熟練程度，從而使各環節協調運行。語言與其他知識技能一樣，同屬于人類知識的范疇，因此二語習得過程同樣也可由認知心理學理論來解釋。語言學習者如何掌握新的語言信息，理論界有兩種描述：一是控制處理與自動處理；二是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

（一）控制處理與自動處理

信息處理模式認為人在處理信息時，受兩種因素影響：一是人給予一項任務的注意力；二是處理信息的熟練程度。McLaughlin區分了兩種信息處理方式：（1）自動處理，通過大量的實踐形成，信息的處理幾乎不需要注意力；（2）控制處理，信息的處理需要使用較大的注意力資源，而且相對較慢，但可以向自動處理轉化?？刂铺幚碇荒芏虝杭せ钣洃浿羞x擇出來的信息節點，通過不斷練習，控制處理轉變成自動處理，這時自動化的技能程序才能被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當環境需要提取他們時，人們無需注意力的參與很容易就能把它們提取出來。McLaughlin認為，一旦習得這種自動化的技能，它就很難消失或被改變。第二語言的學習就是不斷地練習，由控制過程向自動化過程轉變。Brown試圖把McLaughlin控制處理、自動處理和注意力這一模式應用于解釋二語習得的諸多方面.Brown將這些最小的基本單位描述為人們對語言形式（語法、語音、語言規則等）的處理和注意，并認為兒童二語習得完全是由集中于語言形式上的外圍，即無意識的注意（基本單位C和D）構成。而多數成年二語習得者在課堂內的語言形式學習需要經過基本單位A與B和C的組合后，再過渡到D。因此，語言學習的過程就是使大量的控制處理向自動處理轉化的過程。

（二）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

Anderson指出陳述性知識是“知道是什么”，具體形式如單詞、事實、規則、一系列時間的記憶等，可以陳述出來。程序性知識是“知道怎么樣”，屬于潛意識范疇，能積極地促進以陳述的方式儲存的數據與事實進行重組。根據Anderson的理論，可以將語言學習過程分為三個階段。（1）認知階段：語言學習者參與有意識的活動，獲得的知識在本質上是典型的陳述性知識。（2）聯結階段：人腦努力編輯加工陳述性知識，使之逐漸程序化。（3）自動階段：語言學習者的表現依賴于潛意識，完全或更加自動化。Anderson認為一語習得與二語習得的差別之一就是語言學習者所達到的學習階段不同。一語習得者達到的是自動化階段，而二語習得者一般只達到聯結階段。雖然一些二語習得者經過練習習得了很高程度的程序性知識，但他們并沒有完全達到自動化階段。如果第二語言教學中只是把有關的語言規則，即陳述性知識，告訴學生，并不算是完成了教學任務。因為第二語言習得的關鍵往往還在于如何訓練和培養程序性知識?？陬^表達的過程就是說話者運用背景知識和語言知識向聽話者提供有意義的信息的過程。通常情況下，說話者說話時幾乎沒有準備的時間，說話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里決定說什么、怎么說，這一切是在潛意識里進行的。如果說話者不能迅速做出反應，即使已掌握了大量陳述性知識，整個交流也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培養口語能力不能只停留在陳述性知識的層面，而應更多地使陳述性知識逐漸程序化。因為程序性知識可以直接操作執行，不需要解釋和思考，即不再需要從記憶中提取有關陳述性知識，記憶的負擔減輕了，操作也就熟練了。

作者：陳筱靜 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元音、韻母與對外漢語語音教學在普通話中的韻母教學中，同樣也離不開音位學理論。如ao、a、ai、ian中的a是四個音位變體，它們的發音是有差別的，留學生的音位系統與漢語不同，聽覺的敏感度也不一樣，這就要求教學中重視如何既精簡又明白的對音位a及其各項變體進行描述分析。發音動作也會致使發音的失誤:在發卷舌央元音er時，應是邊卷舌邊發音，學生常常先完成卷舌再發音。復合韻母的教學，常常采用兩種方法:析音法和不析音法。析音法是分音素教學:ai由a和i構成，先拼a后拼i，然后聯系起來拼合。析音法的優點是分析可以形成分析音素的習慣，缺點是機械、割裂的學習復韻母發音。不析音的方法，如同樣是復韻母ai，直接交予學生“愛”的發音，這樣是發音整體性、協調性好，但是相當于一個新的發音，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擔。我們在教學中多采用不析音的方法，原因是漢語的復韻母各個音素結合十分緊密，韻頭、韻腹、韻尾不是割裂的獨立發音的，而是舌位的逐漸滑動和口型的漸變。采用整體的發音教學幫助學生形成整體的發音概念，在此基礎上對比較復雜難以一步到位的描述清楚的韻母再進一步進行析音講解。

聲調與對外漢語語音教學漢語聲調的差別就是由嗓音高低變化而定的。如:第一聲為高平調，第二聲為中升調，第三聲為降升調，第四聲為全降調。對外漢語語音教學中的聲調教學對于學生來說尤為困難，因為對他們來說，聲調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以母語為英語的留學生為例，英語是以會話中的語調為基礎(大部分表現為句調)而沒有聲調，所以聲調學習對他們來說很是困難;同時，漢語的普通話有四個聲調且都起區別意義的作用，聲調的掌握甚至比聲韻拼合的掌握更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交際的可理解性和準確性?；谶@種現象，漢語本體論中有許多關于漢語聲調的詳實的研究分析———往年有很多的非材料性分析(理論及應用，基于個人的經驗、觀點)，近年來出現了較多的材料性分析(包括量化、質化等基于材料的研究)。正是這些從具體的漢語語言學的理論角度對漢語普通話聲調不同側面的描述(包括對漢語聲調中的變調問題的研究)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實踐的進步。

在實踐中，通常四個聲調的教學中第二聲和第三聲最難，第二聲單獨念時問題并不明顯，在詞語中卻常常升不上去被誤念為第一聲或降調。第三聲的在語流中的發音問題又多于第二聲。此問題在下文語流中的語音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中有詳述。四聲的問題是學生在學習發去聲時，受其母語強調重音的負遷移影響，愛用蠻力發去聲，用力過度，顯得很夸張。留學生側重從嗓音的強弱來掌握去聲，而漢語聲調中的去聲是相對音高的改變。所以留學生盡管發去聲時音高的變化基本正確，但由于按其母語習慣加重了音強，有了突出強調的感覺。也就是說，學生在掌握第四聲的發音時方法不完全正確。針對聲調對留學生難學易錯的現象，區別特征理論對聲調教學也有啟發作用。區別特征理論拋棄了以往把聲調進行精確的調值描寫的方法，把普通話的陰平的特征定為高，陽平定為升，上聲定為低，去聲定為降。用這四個特征區分四個調類。由于漢語的聲調在實際的語詞中存在變調現象，以往的過于追求四個聲調的精準調值的教學法常常使學生在實際的語流中感到運用聲調棘手，新出現的區別特征理論對教學有了新的啟示。

在對外漢語語音教學實踐中，留學生對輕聲的掌握一直是一個難題。輕聲，是一種又短又輕的模糊調子，是四聲的變調。當一種輕聲音節處在不同的聲調音節的后面，輕聲的讀音是模糊的。留學生單單從發音輕重的角度練習輕聲，總感覺無法完全正確的掌握輕聲。關于輕聲的相關研究顯示輕聲音節在不同的音節后面也有音高的差別:在上聲后面的略高于其他三聲，在去聲后面最低，在陰平陽平后面則處于中等。不僅如此，音節讀輕聲后不僅影響到聲調的調值，還會影響到聲母和韻母的音色，使之發生一定的改變。教學中側重講輕聲音強的改變而對不同音節后的調值的差別認識不足，這樣常常造成學生發輕聲時會出現的偏誤。最近的漢語語言界也開始關注“輕聲”與“輕音”的區別。許多留學生在明確的含有輕聲的詞組中可以比較不錯的發音。但是專家研究發現，漢語中還有一類詞或短語，在詞典中并沒有標注出應予以輕讀，但在交際中卻不可以按照原來的聲調去讀，如:“妻子”“快樂”(“子”和“樂”都有輕音化的傾向，卻不如“旗子”和“快了”中的“子”和“了”輕)。同樣的拼音標注為“jishu”的兩個詞“技術”和“計數”的“術”和“數”從聲學上的表現有明顯的差異。有人將這種詞典中沒有標注出輕讀而實際讀音輕化的讀音稱為“次輕”，真正的輕聲稱為“最輕”。此類細致而詳盡的漢語本體語音研究會直接指導對外漢語教學的實踐，對于發現和理清留學生發音錯誤的原因更是有直接作用。

就對外漢語而言，語言學的漢語本體論方面的深入研究為漢語教學提供的理論指導和研究方向。語言學理論貫穿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各個環節和整個過程中。相關的教學人員只有在了解掌握本體論知識并通過吸收化解為通俗的課堂知識或教學技巧，才能更加有效的進行對外漢語的教學工作。同時，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我們還發現對外漢語在教學中發現的許多問題也可以反過來促進漢語及漢語語言學理論的深化發展，本文限于篇幅并未做具體的探討，但對外漢語教學對語言學的反作用亦不可小視。

一、語言運用的特點

巴金先生《家》的英譯本中的語言色彩極為濃重，包含很多的語言藝術，展示出了不同國家的語言在進行轉換和翻譯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一些東西，要注重語言的簡潔化、易懂化、個性化、形象化，讓翻譯的英語更通俗易懂。

1.簡潔化的語言。

與其他文體相比，小說的語言更要求簡潔化，讓讀者能夠讀懂，所以在進行具體的闡述詞語及句子意思和語言表達的時候，簡潔化的語言可以強化語言的藝術效果。而且《家》這部作品是一部話劇，更要求語言的簡潔、簡短化，這樣不僅能夠節省時間，還能夠去除很多的細節性的陳詞濫調及“零碎”的詞語，讓語言的組織更為精致、簡練，通俗易懂。比如覺新和瑞鈺在新婚之夜發現床底下的孩子時的對話，在進行翻譯時巧妙的運用“sorry”這個單詞簡潔的表達出人物話語的言外之意。

2.易懂化的語言。

《家》作為一部話劇，講求的是人物的對話要呈現出藝術的最佳效果，因此，必須在文學表達上需要讓人物的對話讓觀眾能夠聽懂、理解的了，實現讀起來朗朗上口、便于記憶的語言特點，因此需要將英語口語的易懂口語化的直觀表達效果體現出來，這是英譯本小說的一個尤為突出的特點，對于話劇劇本在翻譯時要把漢語中特有的短句、諺語用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

3.個性化的語言。

教育語言學作為一個學科領域肇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教育語言學（EducationalLinguistics）這一術語是美國語言學教授B.Spolsky在1972年哥本哈根第二屆應用語言學年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來的，用以指語言與教育的交叉研究。Spolsky認為教育語言學是一個以教育心理學和教育社會學為模型的術語，它描述的是語言學這一學術領域與教育學這一實際學術職業的交叉學科。[1]P1教育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有關教育與語言關系的所有問題，研究核心是語言在語言學習與教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這是一門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科，從語言教育實踐的實際需要出發，利用相關理論與實踐學科的知識來解決語言教育者與語言規劃者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因此，教育語言學往往被看作是利用諸多相關學科如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教育中的語言所進行的跨學科性研究。近年來，它更是被看作是采用生態的、超學科的研究方法對正規、非正規教育中出現的與語言有關的問題所作的研究。教育語言學的超學科屬性使這門學科呈現出更多的特點，也為本學科今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超學科性的涵義   處于一個各種智力活動活力發展、充滿生機的時代，教育語言學獲得了充分發展并逐漸成熟，尤其是在語言研究領域見證了Fisherman對語言所作的社會學研究和Hymes的交際民族志學研究，在主張消除學科之間的界限，采用整體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具體問題的學術氛圍及社會背景下，教育語言學發展成為一門以問題為導向，具有超學科性質的學科領域。[2]P2   Spolsky認為教育語言學雖然研究的中心是與語言有關的問題，但是必須綜合利用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才能獲得對具體問題的全面理解，也正是在這里第一次播下了教育語言學超學科性的種子。   Halliday在論述廣義的應用語言學時也指出，要使用“超學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不是“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或是“多學科的（multidisciplinary）”字眼，因為后兩個術語表明研究者仍然把各學科作為進行智力活動的場所，正確的做法卻是要創造一種新的形式去取代它們，這種新的智力活動形式，是以主題而不是以學科為導向的。拿外語教學來說，外語教學涉及到不止一門學科的內容知識：至少要有心理學、社會學和語言學。Halliday主張對外語教學進行超學科的研究，并且指出：研究的目的不是僅僅創造一個具有各學科特征的智力活動的混合體，而是要更進一步，把各個學科有益于解決問題的因素都綜合起來，這樣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就是以主題為基礎的（theme-based）。他解釋說，所要解決的主題不是由內容來決定，而是由考察問題的角度來決定。因此，在教育語言學領域所進行的智力活動的中心任務不是要去在各學科的內容知識領域之間架設橋梁，而是綜合各種具體的研究工具（當然這些研究工具往往是以各學科為基礎的）來共同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 跨學科、多學科與超學科的核心的區別就是它們的出發點不同：在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中，出發點往往是本學科的已知知識，通過在各學科之間架設橋梁來獲得對某個問題比較清楚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方法是優于以往從單一學科的角度去研究問題的方法的。但是，在教育語言學的超學科性的研究中，研究是從一個特定的、具體的語言與教育的主題開始的，然后利用研究者所占有的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以及其它學科的知識資源來分析、解決它。用Halliday的話說就是，智力活動所進行的場所不是在各學科領地內，而是取而代之，圍繞要解決的具體語言教育問題來展開。因此，超學科研究者就像一個畫家，利用他調色盤上研究工具的不同光譜勾勒出一幅多維度的生動畫面。   二、教育語言學超學科性所呈現的特點   （一）教育語言學：研究廣度與深度兼備   正如Hornberger所論述的那樣，從根本上說，教育語言學的特點就是它與很多學科關系活躍，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專注教育中或與教育有關的以語言為中心的所有問題，這門學科的研究既有分析問題的廣度，又有研究的深度。[3]P17   教育語言學的核心特征就是它是語言學與其它學科的接口。正如Spolsky所講，教育語言學是從具體的問題出發，然后向其它學科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它的學科范圍就是語言學以及相關語言學科與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的交叉。[4]P2這門學科所探討的問題廣泛，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也很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教育語言學是漫無目的地在“研究的海洋中隨意漂流”，而是它是多元中心的、多方法的和多層次的。也就是說，教育語言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很多，解決它們，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教育語言學領域內，有很多涉及面廣泛的工作要做，因此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廣泛；同時，解決問題需要有專門知識的個人進行縝密的研究，因而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深度。教育語言學者們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途徑進行研究，有的關注微觀層面，有的關注宏觀，還有的介于其間，從而獲得對于個人、語言、社會和教育的一個整體的、超學科式的認識。   實際上，Spolsky的教育語言學“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與Halliday的超學科性的“以主題為基礎(theme-based)”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任一情形下，研究者都不能簡單地把各學科的知識直接應用到具體問題中去：在教育語言學研究中，研究者從具體的一個與語言與教育有關的問題出發，然后綜合利用他所擁有的知識儲備中的研究工具來探討問題的解決。因此，教育語言學的研究工作要在或跨越多個學科門類中去進行，如人類學、區域研究、教育、外語、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這也正是人類語言學的先行者EdwardSpair所主張的語言學研究應當采取的方式，因此，從這層意義上講，教育語言學繼承了廣義語言學的研究傳統。例如，教育語言學世界三大流派之一的澳大利亞教育語言學流派，就牢牢抓住這門學科超學科性的特點，采用了上述研究方法。  #p#分頁標題#e# 總之，在教育語言學的旗幟下，普通語言學與其它社會科學如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相結合，共同解決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中與語言習得、語言使用、社會語言環境有關的所有問題。   （二）教育語言學：研究與實踐的自反性   教育語言學以主題為基礎的學科特征也彰顯了它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特點——研究與實踐的自反性(research-practicereflexivity)。在教育語言學領域所進行的研究不單單是為了獲取一定的知識，而是要去解釋和解決在正規、非正規教育實踐中的具體問題，研究的目的是指導實踐，對實踐產生影響；然而這也是個雙行車道，正規、非正規教育的實踐活動恰恰為研究提供了源動力，教育語言學研究的課題并不是僅僅出自研究者的大腦，而是來自他們與語言教育實踐的緊密接觸和聯系。在教育語言學中，研究與實踐相互依靠，互通有無，共同發展。   從一開始，教育語言學就關注教育中影響語言使用因素的研究，目標就是構建一個有關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知識體系，以推動從語言習得到語言計劃等各方面的發展。很顯然，孤立一門學科的努力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因此，教育語言學將繼續沿著超學科的研究路子走下去，不受制于學科門類的界限，全心全意致力于它所要解決的問題。   三、超學科性對教育語言學學科發展的指導—生態研究的美好前景   作為一個具有超學科性質的學科領域，教育語言學應該把語言學各方面與其它社會科學相結合，然而遺憾的是，正如Gee所提醒我們的那樣，目前來看，語言學對教育施加的影響遠遠不夠，教師們對語言及語言學知識的了解程度遠遠落后于現今教育中語言研究的發展水平。   Gee在論述了功能語言學和生成語言學理論各自在主要教育領域所起到的作用后，舉例說明了一些我們對教育中的語言的確已達到的認識，包括：要關注語言在幫助孩子獲得一種學術語言新形式中所起的作用，教師需要理解學生帶到課堂上的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資料，以及了解語言的形式與意義在課堂交往中的相互作用。正如他的教育語言學前輩一樣，Gee主張我們要在已知語言學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做出更大的努力。人類語言學家DellHymes也支持這一觀點，他之所以擔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研究院的院長，是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需要改變我們對語言的看法，以及探討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學校中的語言。   世界人口的日益多語化，使世界教育體系承受了更大的壓力；在多語主義、多元文化日益顯示出其社會與經濟優越性的今天，研究語言與教育的關系變得異常重要；語言與教育的關系越復雜，所要進行的研究也就越復雜，超學科的研究也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雖然，教育語言學在建立之初就是沿著這樣的一個路子在走，但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統一、一致的知識體系，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教育語言學家們也都一致認為：教育肩負著“培養語言恰當性”的一份社會責任，但是，如何在大規模的水平上實現這個目標，現在還缺乏戰略性的對話，教育語言學似乎還缺乏一個清晰的發展路線。教育語言學要成為一門系統的專注語言與教育所有問題的學科，就應該去認真探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無論從微觀、從中間、還是從宏觀的層面。如此一來，生態研究的方法在這個領域將會有很好的前景。   雖然，生態研究在社會科學中已不新鮮，但只是近來才在教育語言學領域顯現其重要性。生態研究的方法已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語言學各方面的研究，從個人層次的語言習得到課堂教學法再到語言政策的制定，比如，Leather和VanDam的EcologyofLanguageAcquisition也是Kluwer教育語言學系列的首部集合了語言習得語境因素研究的作品，另外，Hornberger的“ContinuaofBiliteracy:AnEcologicalFrameworkforEducationalPolicy,Research,andPracticeinMultilingualSettings”一文，強調了多層次的分析方法在建構、實施和評估雙語、多語教育計劃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些成果反映了生態研究的不同側面，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對于語言與教育的任何方面，孤立的研究都不會達到有效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研究在超學科的教育語言學研究中將會占據中心位置。   與早先談到的教育語言學的核心特點相一致，教育語言學領域內所進行的生態研究也是以問題為導向和超學科性的，以主題為中心的整體觀將推動這門學科扎實向前邁進，同時也堅定了它借鑒多學科來全面探討語言在教學與學習中作用的決心。總之，教育語言學在其不長的發展歷史中，一定會堅持其核心原則，同時又會不斷滿足持續變化世界中研究與實踐的實際需要。

一、語言應用研究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祝克懿《互文性理論的的多元思維特征》首次將互文性理論中“多元”思維特征作為與“互動”并列的思維特征提取出來，對其進行論證分析，從語篇語言學的系統、關系、層級觀等角度切入，深入討論了互文性理論的多元思維特征。聶仁發《有關語篇結構的幾個概念》將語篇的宏觀結構分為基于內容的事理結構、主題結構、文體結構和基于形式的普遍結構，并簡略探討了這幾種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施麟麒《孟子的話語理解觀———“以意逆志”新解》對孟子關于話語理解的名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作了較詳盡的考辨分析。楊亦鳴《言語障礙的神經機制研究》介紹了神經語言學與言語障礙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歷史，并從中英文閱讀障礙跨文化對比、漢語成年口吃者詞匯加工的ERP研究、語音與聾人詞匯閱讀三個方面展示了語言學與科技結合的良好前景。李怡《跨文化語用研究語料收集方法———觀察記錄vs角色扮演》以漢英“請求”言語行為跨文化對比研究為例，探討了觀察記錄和角色扮演作為語料收集的兩種方法收集的語料差異、各自的優劣及適用領域。周毅《社會符號學視野下文人畫語篇結構及成因》從語言符號、視覺符號與社會文化情景的互動關系來探究文人畫。周明強《埋怨性話語標記語語用功能探析》討論了埋怨性話語標記（如“真是的”“、何必呢”等）的語用功能。

二、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科建設、漢語研究和教學法

崔希亮《漢語國際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圍繞著漢語本體、教師、學生、技術保障、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五個方面，結合豐富生動的案例闡述了這個學科目前面臨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周小兵《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與應用語言學》分析了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現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研究生培養與學科發展等重要問題，介紹了中山大學國際漢語學院近年在該領域的拓展。王建華《語言經濟學視野下的漢語國際教育》認為漢語不僅是一種人力資源，也是一種經濟資源；漢語國際教育不僅是一項語言文化事業,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經濟價值。陸儉明《要加強語言信息結構的研究———重新認識“把”字句》以語言信息結構理論為依據，針對以往“把”字句教學中的釋義局限，重新定義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及對漢語國際教育句法教學的功用。馬真《要加強詞語的用法研究》以副詞“按說”、狀態詞“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為例，指出外國留學生詞語偏誤出現的部分原因，是詞語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辭書注釋的缺陷（缺乏語義背景），強調了加強詞語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稅昌錫《面向第二語言教學的漢語體標記事態分布研究》梳理了“了”、“著”、“過”等體標記教學的歷史，借用過程哲學將事件看作隨時間展開的動態過程，建立了一個事件過程的事態結構模型。吳應輝《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的現狀、特點與思考》全面介紹了沉浸式語言教學的概念和歷史、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發展現狀、美國沉浸式漢語教學的主要特點。嚴慧仙《文化認同的多模態話語分析及其對跨文化能力培養的啟示———以〈舌尖上的中國〉為例》以多模態話語分析為理論框架，從文字、畫面、聲音三個方面對《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及加長版宣傳片的多模態文本進行解碼，解讀該片所表達的文化認同特征。沈陽《關于漢語規范化的若干問題》闡述了漢語規范化的理論問題，也對當下語言生活實踐出現的不規范亂象進行了批評。胡云晚《政府門戶網站背景下的語言規范觀》通過對浙江省101個地級市、市轄區、縣級市、縣、自治縣政府門戶網站的語言監測表明，政府門戶網站語言失范率奇高，遠大于傳統紙質媒介。并提出要實現政府語言的規范表達的相關策略。趙翠陽《異形詞社會使用調查與〈現代漢語詞典〉兩版整理規范研究》通過對北大的CCL語料庫（現代漢語）、人民網語料以及國家語委的現代漢語語料庫的語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類異形詞。楊同用《詞的功能與語文詞典的詞性標注和釋義》著重對詞的功能與詞性的關系、功能變化與詞義的關系、詞的功能變化對語文辭書詞性標注和釋義的影響等進行了討論。

三、結語

綜觀論文的研究議題，可以梳理出應用語言學學科發展的一些重要特點：一是“言（研）以致用”。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滲透了服務國家、服務社會、關注語言生活的意識。二是“學術無疆”。應用語言學學科的研究具有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視野；學術研究需要多學科的交流互動。三是“學科有界”。應用語言學雖然多以實際的語言問題的研究為出發點，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缺乏理論。本次論壇的議題似乎是學者們約定俗成的一個自然疆界，其背后的學理依據，為進一步規整學科的研究任務和范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作者：施麟麒 單位：浙江科技學院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

一、兩點理論性的說明   (一)、關于模糊性和模糊理論的重要性。   模糊理論和模糊語言學中的“模糊”決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邏輯意義上的“含混”、“不明確”、“含混不清”等等,它是新興學科的科學術語。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催生了模糊集合論,正如美國模糊數學的創始人L•A•札德所說:“模糊集合論這個分支的起源是從語言學方法的引入開始的,它轉而又推動了模糊邏輯的發展”。我國著名數學家汪培莊教授指出:“許多卓越的語言學家紛紛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一個學科的范圍。電子計算機在計算速度和存儲功能方面遠遠超過人腦,但其智能水平對于人腦而言卻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F有的計算機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如人的大腦?最重要的一個區別便是:人腦能夠理解和執行模糊的語言,而計算機則不能。   深入研究和剖析人類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及人腦的運用功能,使之移植于電子計算機及其人工語言中去,是提高計算機智能的關鍵。這是與信息革命直接相關的重大歷史課題。”我國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早在1993年就指出:“現在大家公認,21世紀將是語言學和生物學的世紀。語言學的研究關系到我們國家的建設,關系到人類發展的前途……當務之急就是要投資開展語言學的研究。對當前國際上一些流行的語言學學派,比如模糊語言學等等,都要認真加以研究。”[1]   (二)、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北師大伍鐵平教授   在上世紀80年代率先把模糊語言學引進我國,并作了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卓著,[2]他在專著《模糊語言學》中這樣說道:“日本人素以引進外國理論并迅速將其運用于生產著稱,從80年代初,日本多家大公司積極地投身于模糊理論的研究。1985年日本首先生產出技術上最著名的樣品:仙臺市用模糊計算機控制的地鐵;接著日本將模糊邏輯運用于100多項新領域,包括模糊自動調檔和防滑的煞車系統,模糊自動調焦的照相機,……美國也正在迎頭趕上,正在設計一種模糊控制器以幫助宇航員在太空駕駛航天飛機;設計一種模糊計算機芯片,每秒鐘能完成28600次模糊邏輯推導。”[3]由此可見,模糊性和模糊理論在推動世界科學技術蓬勃發展和提高社會生產力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本文旨在探討詞義模糊性及模糊理論對社會交際所起的積極作用以及在語言教學、修辭活動,特別是在文學鑒賞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關于詞義的模糊性   詞義對客觀事物和現象的反映是概括的反映。   所謂概括,是指人腦的思維活動對某一類事物,某一類現象抽象出它們之間共同的、區別于另一類事物或現象的本質特征。換言之,詞義對客觀事物、現象的概括是經過從具體到抽象,從復雜到簡單,832005年第1期學術問題研究AcademicResearch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提煉的全過程。而這種抽象的、簡單的、一般的東西,本身往往缺少明確的界限,只有一個大致的范圍,這就必然使詞義產生了模糊性。   詞義的模糊性實質上也就是詞義所概括的客觀事物、現象、性狀等本身界限不清在語言詞匯系統中的反映。例如論及人的容貌“美”與“丑”就很難定出一個公認的精確的量化標準。古代文學作品中描繪女子的美,大都只能借助于映襯、比喻等來渲染美人的姿色,例如唐人崔護的詩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白居易《長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怎能不淚垂”,以及成語的“傾國傾城”、“天姿國色”、“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花容玉貌”、“冰肌玉骨”、“明眸皓齒”、“雪膚花貌”等等,這些詩句和成語雖然都比較形象,生動地體現了“美”這個概念,但是如果離開具體的文學表現手法作為“美”這個詞的意義,依舊是沒有精確的邊緣的,其中也包含著人的主觀性,同樣一個人,一種事物,有可能張三覺得美,李四并不覺得美,否則俗話里就不會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這一說法了。關于詞義模糊性的例子,只要你留心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是俯拾即是的。   我國第一位引進模糊語言(含模糊詞義)理論的伍鐵平教授在他的專著《模糊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在人類語言中,許多詞語所表達的概念都具有模糊性。“夜間”、“白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等都是具有模糊性的。“早晨”同“上午”、“下午”同“傍晚”、“傍晚”同“夜晚”之間都很難找到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就是這樣一條模糊界限,在不同語言之間差別還很大。說現代漢語普通話的人所理解的‘早晨’的下限一般到8—9點鐘,歐洲許多語言中從黎明一直到上午11點或12點以前都可以稱作morning(英)”[4]難怪乎英美人士到了接近午餐時間還用goodmorning互相打招呼。漢語的“傍晚”,是指“臨近晚上的時候”,也是個相當典型的模糊概念,首先要確定“晚上”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計算,是下午五點、六點,還是七點開始?這個切線是很模糊的;其次,假設這個切線是下午六點鐘,那么“臨近”也是個模糊概念,是從下午四點鐘算起,還是五點鐘算起等等,這第二條切線的起點也是相當模糊的。有人認為“中國人所說的‘傍晚’只能到天黑以前”[5]這種說法和《現代漢語詞典》對“傍晚”的釋義“臨近晚上的時候”本質上說是一樣的,是精確的,具有概括性,正因為有概括性,所以必定具有有模糊性,非模糊不能成其概括,因為“傍晚”這個時間概念本來就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再加上中國疆域遼闊,全國各地“天黑”早晚的時間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地方不同季節天黑的時間也會有所變化。#p#分頁標題#e#   三、詞義的模糊性和言語交際   詞義的模糊性是否會影響社會交際的正常進行呢?不。詞義的模糊性并不會成為言語交際中的消極因素,它不但不會影響語言的社會功能,相反,在人們的社會交際活動中會產生積極的協調作用。   因為詞義的模糊性就好像學校里給學生評定的學習成績,有“優”、“良”、“及格”、“不及格”,一般說來,很難確定這幾個等級之間的確切界限。一個詞的意義所概括的事物或現象大致有個范圍,其核心部分是明確的,憑著這一點,人們就可以把甲事物(或現象)同乙事物(或現象)區別開來。譬如“上午—下午—晚上”,雖然邊緣部分缺少明確的界限,但是詞義所要概括的核心部分,即大體范圍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人們注意的重心,是便于給現實現象分類的,從而能夠適應社會交際的需要。同時,詞義的模糊性使詞義所概括的事物、現象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這一點對交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每個詞的意義都有確切的界限,丁是丁,卯是卯,那樣社會交際必將寸步難行。例如,如果確定一個人身高要達到1.75米才算“高”,豈不是要讓說話人帶一把卷尺,把人的身高量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之后,才能說某人是“高”,還是“不高”,或是“矮”的?又如“老”一詞,《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釋義是“年歲大(跟‘少’或‘幼’相對)”,這里年歲大的“大”也是個模糊概念,多少歲才算“年歲大”,詞典不作明確規定是有道理的。有人認為六十歲算年老(男性退休年齡),那么差兩個月六十歲,乃至差三天六十歲就不算“老”,非得等到滿六十歲才算老,那樣,交際的進行就相當困難了。我們在報刊雜志上不是常常看到這樣的詞語———(某某人)“五十開外的老人”嗎?有些地方舊俗以男人五十歲、女人四十五歲為“上壽”(達到壽數),意謂人若在這樣的歲數死去就不算夭折了。俗語還有“年滿半百,半截入土”的說法,也說明在舊風俗、舊觀念中五十歲就算“老”了。“老”(衰老)是一種生理現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但應該說這種現象本身也是沒有明確的界限的,它隨著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制度、生活條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換言之,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梢妼?ldquo;老”不可能人為地定一個絕對精確的界線,至于退休年齡的規定,那是國家為了行政法規的實施而制定的。就是這種規定,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職業、不同工種也會有所差異。詞典對“老”的釋義體現了客觀現實現象的這種模糊性,所以說它是精確的,能夠適應千變萬化的社會事物和現象的稱謂與表達的需要。   詞義的模糊性不僅使詞———語言符號能產生較強的概括性和靈活性,使之靈巧而便捷地服務于人們的社會交際,而且便于語言教學、詞典釋義,以及造成修辭上的表達手段,增強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語言表現力。譬如,在語文教學中我們常常遇到“半”字的釋義問題,詞典釋義是“二分之一;一半”,看起來似乎是比較精確的,其實也是個模糊概念,特別是在語用的場合(包括構成成語和作家創作等),例如“下半旗”中的“半”,并非“二分之一”、“一半”所能解釋的,而是“先將國旗升至桿頂,再降至離桿頂占全桿三分之一的地方”(《現代漢語詞典》)。詩句“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杜甫《贈衛八處士》)、“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前者“半為鬼”是說“故舊親友大半死亡”[6],這和后者“半遮面”的“遮面部分”都不可用“二分之一”,或“一半”這樣明確的界限去衡量,去界定,其中都存在著詞義的模糊性。同樣,“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半”也存在這種模糊性。又如四字語式中的“半信半疑”、“半推半就”等等都是如此。類似這樣的語言現象都只能用詞義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論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7]四、詞義模糊性的修辭功能及文學鑒賞價值詞義的模糊性還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模糊詞語的模糊性質及其在修辭活動中的意義和文學作品鑒賞的價值。“由于日常生活用語中模糊詞語很多,以致精確的數字語言一旦進入日常生活用語之后,不少都變成了模糊語言。例如‘三寸不爛之舌’中的‘三寸’就是從精確詞變為模糊詞,因為舌頭不能準確到恰好是三寸長。漢語的‘一’、‘三’、‘百’、‘千’、‘萬’等數詞在詩歌和成語中用得很多,經常用來表示模糊概念。”[8]在古代漢語里“三”和“九”往往不是具體的、精確的數字,而是泛指數量之多。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此外,精確詞的模糊概念還可以解釋日常生活和文學作品中看來似乎不合邏輯的詞語運用問題,例如,開會時有人說:“我也來說兩句……”,其實他一說起來就滔滔不絕,海闊天空,一說就是近一個小時。   這里“兩句”就是從精確詞轉變為模糊詞,其特點是以少代多;也有以多喻少的,例如《千家詩》是舊時“家傳戶誦”的一種幼童啟蒙讀物,取名“千家”,琢磨起來有些嚇人,因為全書收詩僅二百多首,入選詩人也不過數十人,何來“千家”?這應該說也是數詞的模糊性在起作用。又如“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出塞》詩),有人認為“事實上玉門關外還是有春天的”[9],何以說“春風不度玉門關”呢?通常說法是修辭和邏輯發生矛盾時,后者服從前者。從模糊語言學看,特定語境使動詞“度”在肯定和否定之間產生模糊性,由邏輯意義上的“度”向修辭意義上的“不度”過渡,從而造成修辭上的“夸張”辭格,在人們想象中古代玉門關以外,一片荒涼地帶,人跡罕至,荒無人煙,簡直是連“春風”也“不度”“玉門關”了。此外,數詞運用中的“權變”現象,例如以約數代實數,以及數詞的虛指用法等也都是詞語的模糊性質在起作用。膾炙人口的唐詩選本《唐詩三百首》,實際上收詩三百十首,司馬遷《報任安書》:“《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中說(《詩經》)“三百篇”,實際上是三百零五篇。[10]曾經有一位中學老師拿《木蘭辭》中說到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時間前后不一致的句子來問筆者:該如何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語言現象———“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一處說是“十年”,另一處卻說的是“十二年”,該如何解釋呢?其實,作為文學作品,這里并沒有矛盾,傳統說法是以定數代不定數,是一種借代的修辭方式。從模糊語言學看來,是精確詞表示模糊概念,從而構成修辭上的借代用法,極言木蘭代父從軍、效命疆場時間之漫長。#p#分頁標題#e#   模糊詞語還可以構成修辭上的婉曲辭格,表達委婉的思想感情,因為委婉往往是建立在詞義的模糊性基礎上的。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詩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明明說的是唐玄宗的故事,卻要托詞“漢皇”,明明是唐玄宗納自己的兒媳婦、壽王之妻為貴妃,白居易在《長恨歌》里卻說“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把楊貴妃美化成純潔的少女,這就是修辭上的婉曲手法,有意不直接說明某事物,用婉轉的語言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古人對于君父尊長的所作所為不敢直說,只能委婉曲折地來表達,所謂“為尊者諱”。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的時候,雖然安史之亂早已過去,但他畢竟是唐朝人,所以創作的時候還是委婉一些的好,他的委婉說法也是建立在模糊語言的基礎上,“漢皇”、“人未識”等精確詞語變為模糊詞語。以上所述都說明了詞義的模糊性可為文學作品中修辭婉曲手法的運用奠定基礎,并開拓廣闊的語義領域?？傊?模糊語言和詞義的模糊性在幫助人們正確理解與鑒賞文學作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了以上所述,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詞義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論可以幫助人們領悟詩人、文學家在創作時錘煉詞語的“得體性”。   呂叔湘先生在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北京出版社,1983)《序》中,在充分肯定該專著學術價值后指出:“我覺得稍微有點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說明有一個原則貫穿于一切風格之中……,這個原則可以叫做‘適度’,又可以叫做‘恰當’。”呂叔湘先生所說的“適度”、“恰當”,主要就是指文學作品中詞語運用的“得體性”,“得體性”是當代修辭學的最高原則。[11]詞語的運用貴在“得體”、適度”、“恰當”,而不在于堆砌詞藻;搜索枯腸,標新立異的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古人對詞語的錘煉(即“煉字”),目的在于尋求恰當的詞語,以便生動、貼切、形象而新鮮地創造意境和表達思想感情。所謂“一字未安,繞室終日”,就是這個道理。模糊語言和詞義的模糊性為詞語錘煉的“得體性”提供了選擇與恰當運用的可能性。例如“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沁園春•長沙》)其中“翔”字本指“飛”、“盤翔地飛”(《現代漢語詞典》),由于詞義的模糊性,在語用的特定場合作者完全可以根據表達的需要作詞語搭配上的靈活處置,打破空間局限,將天空和水里兩相貫通起來,“魚翔淺底”顯得新鮮活脫,形象而逼真地描繪出水底游魚自由自在的令人羨欣的游姿,別有韻味,并配合“鷹擊長空”句,使景物描寫從上到下,從空中到水里,渾然一體,自然而貼切地融入“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畫面中,讓讀者如臨其境,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又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詩)這里“橫”、“側”、“遠近高低”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詞語,這些模糊詞語由于運用恰當、“適度”、“得體”,就像“出水芙蓉去雕琢”,別具一格地描繪了廬山的形象,表達了作者身處廬山中的感受,從而在深層次上揭示了一個哲理:只有不被各種表面現象所迷惑,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這是一首傳誦千古的說理詩,[12]給讀者以藝術上的享受,又可獲得哲理上的啟迪。   (二)詞義的模糊性使詞語在語用中的意義,即語境義(或曰言語義)往往比詞語的詞典義(即語言義)要豐富得多,因而便于作家利用模糊詞語或精確詞語的模糊概念來創造意境,表達情感,從而產生強烈的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例如①“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瓜州夜泊》詩),②“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陸游《沈園》詩)。這里例①和例②的“綠”字作為顏色詞,也是模糊詞,[13]然而這兩個“綠”字所透露出的色彩和思想感情卻是截然不同的,例①的“綠”是暖色的,鮮明地表現了春到江南大地換上新裝時一派郁郁蔥蔥、生機勃勃的喜人景象。例②的“綠”,則是冷色的,人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到沈園舊地重游時,思念前妻,緬懷往事,心中無限凄傷的思想感情。模糊詞“綠”,雖然所描寫的也是春天的景物(“春波”),然而所透露出的色彩卻是暗淡的,落寞傷感的,從而抒發了作者心中無限沉痛和悵惘的思想感情。   (三)詞義的模糊性如前所述由于其所概括的客觀事物、現象的核心部分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便于給現實現象分類的,而邊緣部分則不是很清晰的,往往沒有一個精確的界限,這樣,在文學作品中,模糊詞語的恰當運用,可以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往往言有盡而意無窮,讓讀者獲得藝術上的享受。   例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其中“前”、“后”兩個反義的模糊詞對舉使用[14],由于語言對稱機制的作用[15],“前”、“后”這兩個模糊詞發揮了更好的作用,給讀者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和回味的余地,在歷史事件的時間跨度上產生了很強的靈活性,“前不見古人”中的“古人”既可以理解為戰國時代的燕昭王,也可以是既指燕昭王,同時也前推及“古代的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我們不必十分拘泥”,[16]所謂“我們不必十分拘泥”正是由于詞義的模糊性使之然?！度龂萘x》中寫諸葛亮祭拜周瑜時“祭文”中有這樣兩句“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始”、“終”這兩個反義的模糊詞對舉使用,囊括了周瑜短暫而不平凡的一生,讓讀者仿佛看到青年儒將周瑜一生奮斗不息的身影(雄姿英發)。又如“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李煜《虞美人》)這里的“朱顏”,精確詞語的模糊概念,增強了表意的靈活性,豐富了語境義,它既指“紅潤的臉色”(意謂如今變得憔悴了),也指故國宮殿的面貌(意謂不幸江山易主)。#p#分頁標題#e#   正如清•王運所指出的“朱顏本是山河,因歸宋不敢言耳”[17]。“朱顏改”和末尾兩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幾多愁”,其中“愁”(愁緒)這個抽象無形的模糊概念相互映襯,相互配合,形象而逼真地抒寫了詞人胸中憂愁的無涯無際,讀之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