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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點理論性的說明 (一)、關于模糊性和模糊理論的重要性。 模糊理論和模糊語言學中的“模糊”決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邏輯意義上的“含混”、“不明確”、“含混不清”等等,它是新興學科的科學術語。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催生了模糊集合論,正如美國模糊數學的創始人L•A•札德所說:“模糊集合論這個分支的起源是從語言學方法的引入開始的,它轉而又推動了模糊邏輯的發展”。我國著名數學家汪培莊教授指出:“許多卓越的語言學家紛紛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語言模糊性的研究……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一個學科的范圍。電子計算機在計算速度和存儲功能方面遠遠超過人腦,但其智能水平對于人腦而言卻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F有的計算機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如人的大腦?最重要的一個區別便是:人腦能夠理解和執行模糊的語言,而計算機則不能。 深入研究和剖析人類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及人腦的運用功能,使之移植于電子計算機及其人工語言中去,是提高計算機智能的關鍵。這是與信息革命直接相關的重大歷史課題。”我國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早在1993年就指出:“現在大家公認,21世紀將是語言學和生物學的世紀。語言學的研究關系到我們國家的建設,關系到人類發展的前途……當務之急就是要投資開展語言學的研究。對當前國際上一些流行的語言學學派,比如模糊語言學等等,都要認真加以研究。”[1] (二)、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北師大伍鐵平教授 在上世紀80年代率先把模糊語言學引進我國,并作了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卓著,[2]他在專著《模糊語言學》中這樣說道:“日本人素以引進外國理論并迅速將其運用于生產著稱,從80年代初,日本多家大公司積極地投身于模糊理論的研究。1985年日本首先生產出技術上最著名的樣品:仙臺市用模糊計算機控制的地鐵;接著日本將模糊邏輯運用于100多項新領域,包括模糊自動調檔和防滑的煞車系統,模糊自動調焦的照相機,……美國也正在迎頭趕上,正在設計一種模糊控制器以幫助宇航員在太空駕駛航天飛機;設計一種模糊計算機芯片,每秒鐘能完成28600次模糊邏輯推導。”[3]由此可見,模糊性和模糊理論在推動世界科學技術蓬勃發展和提高社會生產力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本文旨在探討詞義模糊性及模糊理論對社會交際所起的積極作用以及在語言教學、修辭活動,特別是在文學鑒賞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關于詞義的模糊性 詞義對客觀事物和現象的反映是概括的反映。 所謂概括,是指人腦的思維活動對某一類事物,某一類現象抽象出它們之間共同的、區別于另一類事物或現象的本質特征。換言之,詞義對客觀事物、現象的概括是經過從具體到抽象,從復雜到簡單,832005年第1期學術問題研究AcademicResearch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提煉的全過程。而這種抽象的、簡單的、一般的東西,本身往往缺少明確的界限,只有一個大致的范圍,這就必然使詞義產生了模糊性。 詞義的模糊性實質上也就是詞義所概括的客觀事物、現象、性狀等本身界限不清在語言詞匯系統中的反映。例如論及人的容貌“美”與“丑”就很難定出一個公認的精確的量化標準。古代文學作品中描繪女子的美,大都只能借助于映襯、比喻等來渲染美人的姿色,例如唐人崔護的詩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白居易《長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怎能不淚垂”,以及成語的“傾國傾城”、“天姿國色”、“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花容玉貌”、“冰肌玉骨”、“明眸皓齒”、“雪膚花貌”等等,這些詩句和成語雖然都比較形象,生動地體現了“美”這個概念,但是如果離開具體的文學表現手法作為“美”這個詞的意義,依舊是沒有精確的邊緣的,其中也包含著人的主觀性,同樣一個人,一種事物,有可能張三覺得美,李四并不覺得美,否則俗話里就不會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這一說法了。關于詞義模糊性的例子,只要你留心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是俯拾即是的。 我國第一位引進模糊語言(含模糊詞義)理論的伍鐵平教授在他的專著《模糊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在人類語言中,許多詞語所表達的概念都具有模糊性。“夜間”、“白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等都是具有模糊性的。“早晨”同“上午”、“下午”同“傍晚”、“傍晚”同“夜晚”之間都很難找到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就是這樣一條模糊界限,在不同語言之間差別還很大。說現代漢語普通話的人所理解的‘早晨’的下限一般到8—9點鐘,歐洲許多語言中從黎明一直到上午11點或12點以前都可以稱作morning(英)”[4]難怪乎英美人士到了接近午餐時間還用goodmorning互相打招呼。漢語的“傍晚”,是指“臨近晚上的時候”,也是個相當典型的模糊概念,首先要確定“晚上”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計算,是下午五點、六點,還是七點開始?這個切線是很模糊的;其次,假設這個切線是下午六點鐘,那么“臨近”也是個模糊概念,是從下午四點鐘算起,還是五點鐘算起等等,這第二條切線的起點也是相當模糊的。有人認為“中國人所說的‘傍晚’只能到天黑以前”[5]這種說法和《現代漢語詞典》對“傍晚”的釋義“臨近晚上的時候”本質上說是一樣的,是精確的,具有概括性,正因為有概括性,所以必定具有有模糊性,非模糊不能成其概括,因為“傍晚”這個時間概念本來就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再加上中國疆域遼闊,全國各地“天黑”早晚的時間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地方不同季節天黑的時間也會有所變化。#p#分頁標題#e# 三、詞義的模糊性和言語交際 詞義的模糊性是否會影響社會交際的正常進行呢?不。詞義的模糊性并不會成為言語交際中的消極因素,它不但不會影響語言的社會功能,相反,在人們的社會交際活動中會產生積極的協調作用。 因為詞義的模糊性就好像學校里給學生評定的學習成績,有“優”、“良”、“及格”、“不及格”,一般說來,很難確定這幾個等級之間的確切界限。一個詞的意義所概括的事物或現象大致有個范圍,其核心部分是明確的,憑著這一點,人們就可以把甲事物(或現象)同乙事物(或現象)區別開來。譬如“上午—下午—晚上”,雖然邊緣部分缺少明確的界限,但是詞義所要概括的核心部分,即大體范圍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人們注意的重心,是便于給現實現象分類的,從而能夠適應社會交際的需要。同時,詞義的模糊性使詞義所概括的事物、現象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這一點對交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每個詞的意義都有確切的界限,丁是丁,卯是卯,那樣社會交際必將寸步難行。例如,如果確定一個人身高要達到1.75米才算“高”,豈不是要讓說話人帶一把卷尺,把人的身高量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之后,才能說某人是“高”,還是“不高”,或是“矮”的?又如“老”一詞,《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釋義是“年歲大(跟‘少’或‘幼’相對)”,這里年歲大的“大”也是個模糊概念,多少歲才算“年歲大”,詞典不作明確規定是有道理的。有人認為六十歲算年老(男性退休年齡),那么差兩個月六十歲,乃至差三天六十歲就不算“老”,非得等到滿六十歲才算老,那樣,交際的進行就相當困難了。我們在報刊雜志上不是常?？吹竭@樣的詞語———(某某人)“五十開外的老人”嗎?有些地方舊俗以男人五十歲、女人四十五歲為“上壽”(達到壽數),意謂人若在這樣的歲數死去就不算夭折了。俗語還有“年滿半百,半截入土”的說法,也說明在舊風俗、舊觀念中五十歲就算“老”了。“老”(衰老)是一種生理現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但應該說這種現象本身也是沒有明確的界限的,它隨著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制度、生活條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換言之,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梢妼?ldquo;老”不可能人為地定一個絕對精確的界線,至于退休年齡的規定,那是國家為了行政法規的實施而制定的。就是這種規定,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職業、不同工種也會有所差異。詞典對“老”的釋義體現了客觀現實現象的這種模糊性,所以說它是精確的,能夠適應千變萬化的社會事物和現象的稱謂與表達的需要。 詞義的模糊性不僅使詞———語言符號能產生較強的概括性和靈活性,使之靈巧而便捷地服務于人們的社會交際,而且便于語言教學、詞典釋義,以及造成修辭上的表達手段,增強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語言表現力。譬如,在語文教學中我們常常遇到“半”字的釋義問題,詞典釋義是“二分之一;一半”,看起來似乎是比較精確的,其實也是個模糊概念,特別是在語用的場合(包括構成成語和作家創作等),例如“下半旗”中的“半”,并非“二分之一”、“一半”所能解釋的,而是“先將國旗升至桿頂,再降至離桿頂占全桿三分之一的地方”(《現代漢語詞典》)。詩句“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杜甫《贈衛八處士》)、“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前者“半為鬼”是說“故舊親友大半死亡”[6],這和后者“半遮面”的“遮面部分”都不可用“二分之一”,或“一半”這樣明確的界限去衡量,去界定,其中都存在著詞義的模糊性。同樣,“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半”也存在這種模糊性。又如四字語式中的“半信半疑”、“半推半就”等等都是如此。類似這樣的語言現象都只能用詞義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論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7]四、詞義模糊性的修辭功能及文學鑒賞價值詞義的模糊性還可以幫助人們理解模糊詞語的模糊性質及其在修辭活動中的意義和文學作品鑒賞的價值。“由于日常生活用語中模糊詞語很多,以致精確的數字語言一旦進入日常生活用語之后,不少都變成了模糊語言。例如‘三寸不爛之舌’中的‘三寸’就是從精確詞變為模糊詞,因為舌頭不能準確到恰好是三寸長。漢語的‘一’、‘三’、‘百’、‘千’、‘萬’等數詞在詩歌和成語中用得很多,經常用來表示模糊概念。”[8]在古代漢語里“三”和“九”往往不是具體的、精確的數字,而是泛指數量之多。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此外,精確詞的模糊概念還可以解釋日常生活和文學作品中看來似乎不合邏輯的詞語運用問題,例如,開會時有人說:“我也來說兩句……”,其實他一說起來就滔滔不絕,海闊天空,一說就是近一個小時。 這里“兩句”就是從精確詞轉變為模糊詞,其特點是以少代多;也有以多喻少的,例如《千家詩》是舊時“家傳戶誦”的一種幼童啟蒙讀物,取名“千家”,琢磨起來有些嚇人,因為全書收詩僅二百多首,入選詩人也不過數十人,何來“千家”?這應該說也是數詞的模糊性在起作用。又如“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出塞》詩),有人認為“事實上玉門關外還是有春天的”[9],何以說“春風不度玉門關”呢?通常說法是修辭和邏輯發生矛盾時,后者服從前者。從模糊語言學看,特定語境使動詞“度”在肯定和否定之間產生模糊性,由邏輯意義上的“度”向修辭意義上的“不度”過渡,從而造成修辭上的“夸張”辭格,在人們想象中古代玉門關以外,一片荒涼地帶,人跡罕至,荒無人煙,簡直是連“春風”也“不度”“玉門關”了。此外,數詞運用中的“權變”現象,例如以約數代實數,以及數詞的虛指用法等也都是詞語的模糊性質在起作用。膾炙人口的唐詩選本《唐詩三百首》,實際上收詩三百十首,司馬遷《報任安書》:“《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中說(《詩經》)“三百篇”,實際上是三百零五篇。[10]曾經有一位中學老師拿《木蘭辭》中說到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時間前后不一致的句子來問筆者:該如何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語言現象———“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一處說是“十年”,另一處卻說的是“十二年”,該如何解釋呢?其實,作為文學作品,這里并沒有矛盾,傳統說法是以定數代不定數,是一種借代的修辭方式。從模糊語言學看來,是精確詞表示模糊概念,從而構成修辭上的借代用法,極言木蘭代父從軍、效命疆場時間之漫長。#p#分頁標題#e# 模糊詞語還可以構成修辭上的婉曲辭格,表達委婉的思想感情,因為委婉往往是建立在詞義的模糊性基礎上的。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的詩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明明說的是唐玄宗的故事,卻要托詞“漢皇”,明明是唐玄宗納自己的兒媳婦、壽王之妻為貴妃,白居易在《長恨歌》里卻說“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把楊貴妃美化成純潔的少女,這就是修辭上的婉曲手法,有意不直接說明某事物,用婉轉的語言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古人對于君父尊長的所作所為不敢直說,只能委婉曲折地來表達,所謂“為尊者諱”。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的時候,雖然安史之亂早已過去,但他畢竟是唐朝人,所以創作的時候還是委婉一些的好,他的委婉說法也是建立在模糊語言的基礎上,“漢皇”、“人未識”等精確詞語變為模糊詞語。以上所述都說明了詞義的模糊性可為文學作品中修辭婉曲手法的運用奠定基礎,并開拓廣闊的語義領域?？傊?模糊語言和詞義的模糊性在幫助人們正確理解與鑒賞文學作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了以上所述,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詞義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論可以幫助人們領悟詩人、文學家在創作時錘煉詞語的“得體性”。 呂叔湘先生在王希杰著《漢語修辭學》(北京出版社,1983)《序》中,在充分肯定該專著學術價值后指出:“我覺得稍微有點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說明有一個原則貫穿于一切風格之中……,這個原則可以叫做‘適度’,又可以叫做‘恰當’。”呂叔湘先生所說的“適度”、“恰當”,主要就是指文學作品中詞語運用的“得體性”,“得體性”是當代修辭學的最高原則。[11]詞語的運用貴在“得體”、適度”、“恰當”,而不在于堆砌詞藻;搜索枯腸,標新立異的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古人對詞語的錘煉(即“煉字”),目的在于尋求恰當的詞語,以便生動、貼切、形象而新鮮地創造意境和表達思想感情。所謂“一字未安,繞室終日”,就是這個道理。模糊語言和詞義的模糊性為詞語錘煉的“得體性”提供了選擇與恰當運用的可能性。例如“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沁園春•長沙》)其中“翔”字本指“飛”、“盤翔地飛”(《現代漢語詞典》),由于詞義的模糊性,在語用的特定場合作者完全可以根據表達的需要作詞語搭配上的靈活處置,打破空間局限,將天空和水里兩相貫通起來,“魚翔淺底”顯得新鮮活脫,形象而逼真地描繪出水底游魚自由自在的令人羨欣的游姿,別有韻味,并配合“鷹擊長空”句,使景物描寫從上到下,從空中到水里,渾然一體,自然而貼切地融入“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畫面中,讓讀者如臨其境,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又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詩)這里“橫”、“側”、“遠近高低”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詞語,這些模糊詞語由于運用恰當、“適度”、“得體”,就像“出水芙蓉去雕琢”,別具一格地描繪了廬山的形象,表達了作者身處廬山中的感受,從而在深層次上揭示了一個哲理:只有不被各種表面現象所迷惑,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這是一首傳誦千古的說理詩,[12]給讀者以藝術上的享受,又可獲得哲理上的啟迪。 (二)詞義的模糊性使詞語在語用中的意義,即語境義(或曰言語義)往往比詞語的詞典義(即語言義)要豐富得多,因而便于作家利用模糊詞語或精確詞語的模糊概念來創造意境,表達情感,從而產生強烈的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例如①“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瓜州夜泊》詩),②“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陸游《沈園》詩)。這里例①和例②的“綠”字作為顏色詞,也是模糊詞,[13]然而這兩個“綠”字所透露出的色彩和思想感情卻是截然不同的,例①的“綠”是暖色的,鮮明地表現了春到江南大地換上新裝時一派郁郁蔥蔥、生機勃勃的喜人景象。例②的“綠”,則是冷色的,人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到沈園舊地重游時,思念前妻,緬懷往事,心中無限凄傷的思想感情。模糊詞“綠”,雖然所描寫的也是春天的景物(“春波”),然而所透露出的色彩卻是暗淡的,落寞傷感的,從而抒發了作者心中無限沉痛和悵惘的思想感情。 (三)詞義的模糊性如前所述由于其所概括的客觀事物、現象的核心部分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便于給現實現象分類的,而邊緣部分則不是很清晰的,往往沒有一個精確的界限,這樣,在文學作品中,模糊詞語的恰當運用,可以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往往言有盡而意無窮,讓讀者獲得藝術上的享受。 例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其中“前”、“后”兩個反義的模糊詞對舉使用[14],由于語言對稱機制的作用[15],“前”、“后”這兩個模糊詞發揮了更好的作用,給讀者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和回味的余地,在歷史事件的時間跨度上產生了很強的靈活性,“前不見古人”中的“古人”既可以理解為戰國時代的燕昭王,也可以是既指燕昭王,同時也前推及“古代的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我們不必十分拘泥”,[16]所謂“我們不必十分拘泥”正是由于詞義的模糊性使之然?！度龂萘x》中寫諸葛亮祭拜周瑜時“祭文”中有這樣兩句“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始”、“終”這兩個反義的模糊詞對舉使用,囊括了周瑜短暫而不平凡的一生,讓讀者仿佛看到青年儒將周瑜一生奮斗不息的身影(雄姿英發)。又如“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李煜《虞美人》)這里的“朱顏”,精確詞語的模糊概念,增強了表意的靈活性,豐富了語境義,它既指“紅潤的臉色”(意謂如今變得憔悴了),也指故國宮殿的面貌(意謂不幸江山易主)。#p#分頁標題#e# 正如清•王運所指出的“朱顏本是山河,因歸宋不敢言耳”[17]。“朱顏改”和末尾兩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幾多愁”,其中“愁”(愁緒)這個抽象無形的模糊概念相互映襯,相互配合,形象而逼真地抒寫了詞人胸中憂愁的無涯無際,讀之令人回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