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實用主義美學對文藝創作的影響，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王光和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
胡適對現實主義的偏愛是與關注現實生活、解決現實問題的態度分不開的，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他的潛移默化之外，還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有著直接的聯系：杜威的興趣逐漸集中到周圍的社會問題上來，他對改善貧民的命運、增加他們進取機會的計劃特別感興趣。他的哲學也越來越集中討論社會重建問題。……他宣稱，哲學家應像科學家一樣用實驗的方法研究所有的問題，哲學家得到的結論，不論看上去是多么顛撲不破，都決不能認為是最終的或永恒的。此外，杜威認為哲學最偉大的貢獻，不在于用抽象感念進行思辨，而在于處理人的社會沖突，尤其是那些在科學、民主和工業的相互作用中出現的沖突。[1]193-194杜威把他的哲學看作是一門實用的科學，把它同改善貧民的命運、增加就業和社會重建聯系在了一起，是改善民生的工具。他還進一步發揮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認為美術（泛指文學藝術）與哲學、科學技術一樣都是屬于實用的事情，要反映現實，揭示社會矛盾，解決具體的現實的問題。杜威的美學思想與20世紀初美國工業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的。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美國社會一方面是物質和經濟的大發展，同時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社會貧富分化以及人性的異化。人變成了金錢和機器的奴隸，造成了精神上的極度空虛和恐懼，工作中沒有快樂，生活的意義無處追尋。同樣，藝術也隨著開始異化。為了抗拒藝術的商品化、技術化，出現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從而使藝術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越來越遠離它賴以生存的社會生活土壤，它鉆進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由此美也被認為只存在于象牙塔之中，似乎在生活中人們是找不到美的體驗的。精致的抑或高雅的藝術成了權貴的獨享和身份的標識，平民百姓為了消解和釋放工作中的壓抑恐懼，只能去尋找廉價的、低俗的東西，以獲得暫時的刺激和麻痹。在杜威看來，在現代工業時代，藝術提供給人們的滿足越來越少，人民對藝術的厭惡也就開始滋長和蔓延。我們說，杜威的美學思想正是來源于對這樣一種社會、人的狀況的關注和反思。為了實現社會的變革，幫助人們擺脫精神的失控，尋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幸福，他在改造傳統二元論美學觀的基礎上，構建了以“經驗”為核心，“藝術即經驗”為基本命題的美學體系，力圖“恢復審美經驗與生活的正常過程間的連續性……回到對普通或平常的東西的經驗，發現這些經驗中所擁有的審美性質”[2]45-46。
一、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思想中美學觀念的影響，胡適強調文學就是“生活”，強化文學要反映現實生活解決社會問題的功能。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具有強烈的工具意識，認為“有意識地進行的美術具有特殊的工具作用的性質”，“美術和工業技術都屬于實用方面的事情”，杜威反對這樣的文藝觀念：“因為禮儀的、文學的和詩歌的藝術跟工業的和科學的藝術有著十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不同的后果，所以就遠不像當代一些學說所假定的那樣，說他們絲毫也沒有成為工具的力量，或者說，在對它們的欣賞性的知覺中并不包含有它們具有工具行動的這一種感知。”[3]227-249杜威的工具意識十分強調關注社會與現實。因此，他的哲學思想中對民主、民生等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成為其區別與以往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五四文學革命運動開始，與整個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在文學思潮中處于主流地位。五四時期胡適提倡的“問題劇”、“問題小說”的隆盛便是科學意識、理性主義以及實用主義哲學介入新文學創作的結果。它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增強了文學對反映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感。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精髓是“生活”，是現實的生活，重在求真、求實和實踐性，富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杜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并積極尋找解決問題之途徑。“杜威之所以對于‘人的問題’（theproblemsofman）特別關注，關注眼前那個令人沮喪的、缺少正義、完全混亂的社會，能夠對自己的學說特別注意，盡量避免純粹抽象、含糊其詞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愛麗絲以及她所代表的美國文化對于杜威的良好影響。杜威思想的魅力也正是來源于這種美國社會種種弊端的切實關注和令人鼓舞的信仰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4]56。在杜威看來，藝術的功能不僅僅是去批評現實而且也要改變現實，后者才是文學藝術的根本任務。
他認為，如果藝術繼續是一個封閉的領域，那么就不能期望它有什么樣的變化。因此杜威建議，“藝術應當走出神秘的角落，走到日常生活中來，成為富有建設性的向導、榜樣和動力，而不僅僅是某種想入非非的裝飾或逃避現實的處所”。杜威試圖“剝掉藝術身上那種以超越性的權威為偽裝的獨裁氣氛，使之煥發出一種腳踏實地的、民主的光彩，從而提升人的生活，豐富人的交流，也因此建立起新的藝術理論，使之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部分”[4]108。杜威堅定地認為，文藝來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測、高不可攀的東西。文藝只是人的經驗的一個樣式。因此，杜威的美學與建立在所謂美術基礎上的、對藝術產品頂禮膜拜的美學有著極大差別，充分體現了其哲學關注現實人生的特點。杜威的實驗主義之于胡適人生、政治和學術等方面的影響，并不僅僅表現在觀念層面，也表現在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技術層面。胡適對他的導師的哲學精髓也是心領神會的：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ToThink）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inExperimentalLogic）里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于實驗科學上的發明為然，即與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加上誠懇留意于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造的智力（creativeintelligence）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像機智以尋求證據，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造性的。[5]18可以這樣認為，杜威是現代美學史上第一個將藝術（包括文學）界定為實用主義經驗的理論家。這種界定看似不夠準確和明晰，但卻是一個雖然寬泛但很貼切的界定。而對胡適來說，杜威美學觀念中的平民色彩及關注社會改造的特點與中國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的精神是相通的。也正因為此，有著強烈的“經世致用”觀念的胡適與杜威哲學一拍即合，并被其深深吸引。胡適自己也多次提到，杜絕思想的影響涉及到自己思想的各個方面，對自己“一生的文化生命”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5]264。胡適接受和服膺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除了五四時期啟蒙的需要，也跟他早年所接受的傳統文化熏陶甚至家學淵源有著一定的聯系。實際上，杜威的實用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有很多的相通之處，與儒家的“通經致用”、“知行合一”等觀念很為相似，而正是胡適的“中國化”的解釋，迎合和滿足了深受傳統文化浸染的五四知識分子們的實用心理，再加上時勢等其它方面的因素，使得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順理成章，成為了非常犀利的重要的反封建武器。#p#分頁標題#e#
二、胡適主張和提倡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方法與創作態度也與杜威的經驗主義文藝觀念有一定的關系。胡適特別重視傳記，這是文學反映真實的現實生活的一種體裁。胡適坦白，他終究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在寫傳記時，往往“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不過，他覺得這樣更為真實，因為“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5]28-29。在美國留學期間，胡適已經敏銳地捕捉到“真實”和“經驗”或“體驗”的必然聯系，“詩貴有真，而真必由于體驗”。1918年4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在談到經驗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時說：“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絲精彩。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6]53-541921年1月他又在《夢與詩》（收錄在《嘗試集》）的自跋里闡釋了經驗與詩歌的關系：“這是我的‘詩的經驗主義（Poeticem－piricism）’。簡單一句話：做夢尚且需要經驗做底子，何況做詩？現在人的大毛病就在愛做沒有經驗做底子的詩。北京一位新詩人說‘棒子面一根一根的望嘴里送’，上海一位詩學大家說‘昨日蠶一眠，今日蠶二眠，明日蠶三眠，蠶眠人不眠！’吃面養蠶何嘗不是世間最容易的事？但沒有這種經驗的人，連吃面養蠶都不配說———何況做詩？”[7]166胡適在這里如此強調“經驗”，其中滲透了杜威的經驗美學觀念。“經驗”是杜威美學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是其整個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杜威認為可以簡單地把“經驗”理解為“我們所做的以及我們因此而承擔的后果的全部（allourdoingsandsufferings），也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切和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經驗’就是我們生活的過程（thelivingpro－cess），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所作所為、所感所悟，構成了我們經驗的所有內容”[4]85。杜威的“經驗”觀念是對英國經驗派的繼承，但涵蓋面要遠豐富于后者，它不僅包括心理學、生理學和生物學的感官經驗，還涉及了很多的社會學內容。杜威還主張“，經驗”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不需要進行學究式的煩瑣解釋。說“經驗即藝術”，并不是說“經驗就是藝術”，而是強調藝術的經驗性質，強調藝術與生活的密切聯系，經驗與藝術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而胡適認為，如果沒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就不能成為文學家，也是在強調文學的經驗性質，正如胡適的《夢與詩》（見《嘗試集》）中所寫：“都是平常經驗，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夢中來，變幻出多少新奇花樣！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語言，偶然碰著個詩人，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7]166而前述在反對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的興起時，胡適也是用“經驗”一詞來批判浪漫主義文學與現實生活的疏離。杜威把經驗等同于我們生活的不斷的過程，并不是把問題簡單化，而是要說明：關注人的經驗，才是真正的關注人生。杜威的經驗藝術觀，還具有平民的色彩，因為他認為，無論是什么樣的藝術，高雅的、通俗的，無論價值有多大，其根源都永遠來自于人的經驗，而不是人生經驗之外的某種神秘之物。他批評傳統美學那種為“美”尋找某種虛無縹緲的根據的做法，努力恢復審美經驗與日常生活經驗的連續性，讓藝術走向普通人，讓藝術平民化。
杜威也對“有意”的浪漫主義有些反感，“在所謂浪漫主義的藝術中，這種超越于圓滿終結限度以外而發生作用的傾向感太過分了，對不現實的可能性的一種生動的感知附著在上面”，“任何具有特別浪漫主義色彩的東西激起所提示的可能性不僅僅超過了實際的現實，而且超過了任何經驗中能有效地達到的范圍。就這一點來講，有意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藝術乃是任意做作的，因而也就不成其為藝術”[3]240。在胡適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家那里，人的主體性的弘揚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層面，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與建筑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現性主義去分析、解釋世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但這些價值體系是在人的認識能力可及之內的，而對人的經驗范疇之外、人的認識能力尚不能達到的事物則回避不顧。胡適1921年7月在約見沈雁冰、鄭振鐸的談話中就勸他們要慎重，不要在《小說月報》中濫收西方浪漫主義作品。胡適認為，創作不是空泛的濫作，必須有經驗作底子。他明確提醒茅盾，不可濫唱什么“新浪漫主義”。胡適還認為現代西洋的新浪漫主義的文學所以能立腳存在，是因為它經過了寫實主義的洗禮。“有寫實主義作手段，故不致墮落到空虛的壞處。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極能運用寫實主義的方法的人。不過他們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義的病境”[8]。沈雁冰當時主持《小說月報》，正大力提倡新浪漫主義。而現實主義的口號當時是和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混合在一起的。沈雁冰接受胡適的建議、批評，立即轉向介紹、倡揚自然主義，希望新文學能夠從自然主義（寫實主義）過渡走向現實主義。
三、自由主義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成美國的“道統”。胡適留學美國多年，深受美國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眾所周知，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從托馬斯•潘恩《呼喚愛國者》到托馬斯•杰斐遜的《獨立宣言》、到喬治•華盛頓的《告別詞》、到亞伯拉罕•林肯的《最后解放宣言》、伍德羅•威爾遜的《要求國會對德宣戰》以及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論四大自由》，其思想的精髓就是自由主義。美國的憲法中也赫然標舉人權、自由和幸福三面旗幟。
胡適受杜威信奉的“相對自由主義”或者稱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尤為深刻，他所倡導的“健康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和社會責任的平衡和統一，是對杜威“相對自由主義”的一種簡潔的闡釋。杜威認為，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了大眾的思想和行為，雖然大眾并沒有特意去理解支撐這些思想的基礎的哲學觀點。新自由主義不認為自由是某種個人隨時具備的可以隨時獲取的的東西，也不認同獲取自由的可能性是由個人所處的制度環境決定的觀點，相反，他們主張國家作為政治實體有責任創制使個人有效發揮其潛能的制度。自稱自由主義者的大多數承認這樣的原則，那就是：“有組織的社會必須運用權力創造條件，以使個人享有真正的自由，而不單單是法律自由。”[9]77杜威從實證主義的哲學觀念出發，要求用具體的發展的眼光認識個人與社會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反對片面強調某一方面的權利和作用。他認為個人和社會之間必須達成平衡和統一。因為離開強而有為的個人，構成社會的繩索紐結就沒有東西可以牽纏得住。而離開了相互間的共同關系，個人也就彼此隔離而凋殘零落，或相互敵對而損害個人的發展。因為，“法律、國家、教會、家族、朋友、實業聯合和其他制度組織都是個人生長和獲得特殊能力和職業所必須的”[10]100。因此，我們可以說，杜絕所提倡的是一種具有社會關懷的個人主義，也就是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所說的“健康的個人主義”，而反對只追求自己利益的極端個人主義。杜威還指出，他所理解的民主并不完全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是說，杜威最為關注的不是作為制度的民主，而是作為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民主。這才是民主的實質。如果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大多數人都不具備民主意識，沒有形成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那么這個社會要想推行作為制度的民主，肯定是不會成功的。在論及胡適與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關系時，應該要先指出胡適與自由主義不可分離的關系。這種不可分離主要是精神上有大致相同的追求。具體而言就是，對獨立的個人價值的執著追求，以及由此自然發展而來的對思想自由的堅定信仰。胡適在發動文學革命的同時，就向國人推介“健全的個人主義”。#p#分頁標題#e#
胡適所倡導的個性意識是源于他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有益借鑒和吸收：一是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對美國民主政體和社會自由的推崇以及杜威的影響；二是受易卜生的文學思想的影響。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形成于留美期間。他在留美7年（1910-1917）中，全方位地體驗了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習慣和家庭生活，備受新大陸自由主義氣氛的熏染。在美國生活和學習的經歷，使胡適開闊了眼界，振奮了精神，轉而對美國的政治、文化和民風非常向往。這些都在胡適的留學日記中有所記錄。甚至胡適在出國留學前的郁悶、悲觀情緒也是在美國“醫治”好的。在杜威、安吉爾、羅素等國際知名思想家的影響下，他身體力行地參加了一系列反戰運動。在胡適看來，世界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主義，并最終確立了對自由主義、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思想信仰。這一思想的選擇表明胡適開始形成的強烈的自我開放意識，有著極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性眼光。
在文學革命發起的初期，對白話文最終能不能完全代替文言文、白話文能否產生活文學、白話詩能否獲得成功等問題，胡適雖然有進化論的理論依據和中西方文學發展史的歷史證明，但他依然抱著嘗試的態度，在實踐中去證實這些議題，期望能在實踐中使之成為為大家信服并接受的正確思想。在這一點上，陳獨秀要比胡適激進，雖然陳獨秀也信奉進化論學說。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如此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起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6]26而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的結尾則謹慎地說，“謂之芻議，尤云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6]15。兩相比較，便可看出胡適對待學術論辯的寬容態度以及這種寬容所源自的實驗主義思想和自由主義精神。
五四時期，胡適思想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以實驗主義為指導，提出中國變革不能走“根本解決”的路子，而只能靠一點一滴的循序漸進的改革，又以易卜生主義為藍本，發出“一個國家的拯救須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呼聲，要求人們養成獨立的人格，對社會和國家有用。胡適認為中國傳統里有過人文主義的萌芽，有過一點科學、自由的思想，但大都是停留在書本上，沒有促進社會的大進步。而從社會制度和物質發展的角度來看，胡適認為，先哲們雖然倡導人文主義，努力脫離宗教的羈絆，然而成效并不明顯，晚清的中國仍舊落后和孱弱。中國古代的人文主義雖然推翻了中古時代的宗教，但是對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并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國古代善于利用科學方法，但也只限于圖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沒有利用思想戰勝物質的環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11]187。因此，僅從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功利立場來評判，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思想就與西方近現代的自由主義存在著很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