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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開埠以來就是中國最具有現代氣息的城市。進入20世紀以來，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城市的精神意義確定尤為重要。關于上海，當代文學又是如何參與其中，構建了一個文學中的上海呢?1995年出版的《長恨歌》中王安憶以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為書寫的對象，其間挖掘出了怎樣的“文學上海”?這個“上海”與在歷史情境中展開的城市經驗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長恨歌》為我們感知、理解或者言說“文學上海”提供了哪些更加全面、更加豐富的意義呢? 一、“文學上海”的集體建構 21世紀初期，上海作為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城市代表，以其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引起世界的注目。 此間，上海城市身份的建構也成為世人所矚目的焦點。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論述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的特點時指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象形式，它源自人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過程中的深刻變化，它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在他看來，任何一個新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所建構的想象共同體的空間，都需要營造出與之相適應、相配套的“公共領域”，以便所產生的意識、觀念能夠成為全體學員的共識。而文學作為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公共領域”，也自然要擔負起這種想象共同體的職能。［1］ 從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視角看，上海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的書寫對象，被賦予了諸多現代性的想象。 班納迪克•安德森認為: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感”的形成有賴于“想象的共同體”的催生;在一個有效的時空范圍內，雖然人們未曾謀面，但某種共同體的“休戚與共”情感卻仍可以通過傳播媒介———特別是想象性如“小說”與“報紙”這樣的“文藝”方式建構出來。［2］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為我們認識“文學上海”提供了一個角度。20世紀90年代，當代上海文學寫作試圖挖掘“上?，F代特性”，從程乃珊，到陳丹燕、王安憶。他們創作的動機是尋找與個體經驗有關的老上海的歷史記憶，以抵制當下有關上海想象的宏大敘事。這些狀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批評者認為歷史中的上海是一個多面體，只著眼于咖啡館、跑馬場、電影院，不免片面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虛妄的“建構”中，上海在被片面化的同時，還在刻意地制造著那種“歷史懷舊感”。 杰姆遜于對懷舊電影的這樣分析:“他們對過去有一種欣賞口味方面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是非歷史的，這種影片需要的消費關于過去某一階段的形象，而不是告訴我們歷史是這樣發展的，不能交代出來龍去脈…而那些懷舊電影正是用色彩畫面來表現歷史，固定住某一個階段，把過去變成了過去的形象，而不是過去本來面目。”［3］ 作為后現代主義文化的重要癥候，懷舊就其本質而言，是作為“對于我們失去的歷史性、以及我們生活過正在經歷的歷史的可能性積極營造出來的一個癥狀”。［4］ 那么，關于上海繁華的描寫，有多大程度上是歷史的“真實”再現呢? 20世紀末期的上海正處于轉型時期，不僅在經濟領域，更重要的在于文化和精神方面。在這種特殊時刻對上海老照片式的描述，并沒有反映真實的上海歷史遺跡，而是借此對上海進行現代想象，通過老上海的回憶滿足當下的虛妄。正是在這樣一種(集體的構建)的思路下，上海曾經的現代性歷史被眾多的作家寫成了一個城市不斷地被想象的歷史———現代都市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對城市的全面征服。事實上，從整個上海的發展史和文化的多元走向來看，上海以開埠以來特有的開放姿態，包容和接納了不同創作傾向的作家。上海近現代以來的文學整體狀況證明這一點，以上海為中心的都市化寫作呈現出豐富的狀態。這其中，王安憶以一個上海定居者的視角，剝開城市富麗堂皇的外表下裹著的層層遮蔽，去竭力表現上海的方方面面，透視出上海這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歷史變遷中的上海市民的人生百態。 二、《長恨歌》———上海市民精神的書寫 《長恨歌》發表后，評論界爭論頗多。陳思和認為“王安憶在90年表長篇小說《長恨歌》，在表現上海這座城市從40年代到80年代的歷史進程中，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事件，突出民間生活的自然狀態，她通過上海市民王琦瑤一生的悲喜劇，展示出豐富的都市民間的歷史場景和文化記憶”，［5］南帆的評論是:“種種都市意象所透露的種種女性生活對于這個世界的小感覺，畢竟同波瀾壯闊的主流歷史疏離了……許多小感覺，小風波，小事件以及一批小人物，使小說具有了某中流言的性質。”［6］ 筆者認為《長恨歌》是王安憶以一個上海人的文化自覺性出發，試圖還原真實的“上海”所做的探索與嘗試。 《長恨歌》的開篇將視點集中在上海的弄堂，在弄堂中發掘上海精神。即使在高樓大廈擁擠如林的狀況下，上海弄堂依舊平靜的保持著自己的氣度。 從弄堂里走出來的王琦瑤就是上海精神的負載者。 小說開篇，就通過城市鴿子的視角描寫全城:黃昏時分，鴿群盤旋在上海的空中，尋找各自的巢……站在制高點上，它們全都連成了一片，無邊無際的，東西南北有些分不清。它們還是如水漫流，見縫就鉆，看上去有些亂，實際上錯落有致的。它們又遼闊又密實，有些像農人撒播后豐收的麥田，還有些像原始森林，自生自死的。它們實在是及其美麗的景象。［7］ 這幅上海的圖景使我們聯想到法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所描繪的巴黎。王安憶在場景中看城的歷史，從鴿子的視角對這座城市的描寫占據了《長恨歌》的前幾頁，這可以看做是對上海市民精神闡釋所做的一種文學準備。#p#分頁標題#e# 《長恨歌》講述了一位上海女性王琦瑤平凡而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王琦瑤是一位典型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參加了一九四六“上海小姐”大賽，人稱“三小姐”，由此做了上海軍界某要人“李主任”的外室，搬進了“愛麗絲”公寓。“李主任”飛機失事，王琦瑤不得不從“愛麗絲”公寓中搬出來，逃避于外婆家———鄔橋小鎮。解放后她棲居站在上海的小弄堂，開了一間小小的注射室。后來，在與康明遜一段孽戀后，生下了私生女薇薇。80年代，女兒隨丈夫去了美國，王琦瑤在各種舞會派對中聊度余生。56歲時，這個昔日風光一時的上海小姐與26歲的“老克臘”，兩個人跨越三十年攜起手來談情說愛。王琦瑤從“愛麗絲”公寓回鄔橋，再從鄔橋回到上海，始終處于孤立無援的“孤獨”境地。王琦瑤這個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對生命的感悟，作家贊揚的正是這種生命不息、進取不止的精神。 王琦瑤身上體現了“老上海”生活的雅致，對政治的淡漠態度，以及功利的婚戀觀，不能不看作是老上海人，或者更確實說是上海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精神的反映。其它人物或多或少的都象征著上海的內容:程先生代表著老上海遺留下來的那點紳士派頭;李主任，是政治權力的象征，他讓王琦瑤成了“愛麗絲”公寓的女主人;康明遜代表著上海小資精神;薇薇代表著上海新時代摩登風氣，盲目追求時髦，卻一味的粗制濫造;老克臘代表著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懷舊風”的一代，也可以說代表上海特定時期的病態。 三、“文學上海”的建構———詩意日常生活的書寫 王安憶以一個上海人的視覺來觀察一個現代城市歷史進程中城市與人的關系。作家立足于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普遍的人生處境為載體，透視出在歷史變遷中人性形態，對普通人與上海歷史休戚相關的揭示，都蘊涵著人性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并由此指向人的生存困境等內容。王安憶通過小說一直在探討一個問題:一種強調詩意生活的世俗生活觀是否能經住歷史的巨大變遷，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力與困境中保留下來?王安憶生于1954年，兩歲時隨母親茹志鵑南下住進上海市典型的弄堂，附近就是淮海路和原震旦女子學院。對于童年時期的王安憶，弄堂道路既復雜又有序，生活也像弄堂一樣既高尚、寧靜又平凡樸實。住在同一弄堂的鄰居成分十分復雜，既有像她這樣的南下干部家庭，也有上海普通的市民。復雜的居住環境使她從小就對人特別有興趣，在所有人中，“市民階層”又是她最熟悉也最感興趣的。開始的時候，王安憶只不過12歲，可從她描寫少年成長孤獨感受的小說《憂傷的時代》中可以看出，她擁有一顆早熟而敏感的心靈。在一個人性格成型最重要的12歲到22歲的青少年時期，她目睹了太多的孤獨與無奈，但同時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堅韌。 上海呈現給我們的地域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在弄堂里生活的蕓蕓眾生，也許一生都平淡無奇，但他們就是王安憶筆下“芯子里”的人，無疑，他們才是人生最美的一道風景。他們既有經營生活的能干務實，更有大難臨頭，處變不驚的勇氣和執著。在《流逝》中，歐陽端麗在困頓落魄中，這個當年資產階級家庭的少奶奶，連馬路都不敢過的小婦女，既能不辭辛勞的凌晨四點起床排隊買魚，也能為每月幾十元的收入在簡單寒傖的作坊里工作八個小時。這些蟄居在狹小、淺陋的上海弄堂里的平民不問世事，只關注柴米油鹽的世俗生活。他們更多的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坦然，甚至在極苦的日子里“偷得浮生一日閑”?！堕L恨歌》里，盡管弄堂外的政治運動已是翻江倒海，一浪高過一浪，可王琦瑤們仍然守著爐火邊上的小天地，做著可口的家常菜，翻新著每日的下午茶。 他們頗為精致的現代生活的芯子里是日常生活的詩意化。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透露出一種藝術化、審美化的鮮明特征和趨勢。在審美、詩意的生活享受的激勵下，柴米油鹽之類的瑣碎生活在這里經過了藝術加工，而富有獨特的美感。 王安憶通過書寫市民生活來展現了現代上海的城市精髓，上海人總是以藝術的態度來經營人生，他們享有的“是一種精雕細琢的人生快樂”。這種螺絲殼里的人生一顆菜一粒米都清清爽爽，市民在日常的起居中詩意化生活，這無疑是這個城市人們日常生活的鮮明特征，熱愛日常生活的市民與這座美麗的城市做到了驚人的協調。 在對上海全方位圖景的展現中，在日常瑣細生活的描述中，王安憶以知識分子的理性姿態為今天城市化寫作中展現的現代上海神話揭開面紗，用她的小說以及小說中眾多的人物強化我們對上海的另一種記憶，一種更加真實、全面的深刻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