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女性主義視野下的喜福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譚恩美是當代華裔美國作家中聲望頗高的一位女作家。她的處女作《喜福會》一經推出，就引起了美國文壇的關注并獲得多個重要獎項?！断哺钒?6個相互交織的小故事，以四位中國移民母親與美國長大的女兒之間的文化沖突為素材，描述了華裔美國女性在中美兩種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過程中對其身份的認知和尋求的心路歷程。 目前，華裔美國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為學者們越來越關注的焦點，對《喜福會》的研究論文多集中于中西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上。生態女性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末婦女解放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的產物，這一名詞最早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弗朗西絲娃•德奧博納(Francoise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或死亡》(LeFeminiseouLaMort)中提出。后期隨著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一些生態女性主義者也開始在文學領域內對自然和性別問題進行考察和研究。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應將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態度和父權制中心文化對女性的態度聯系起來，因為兩者都是男權社會壓迫的對象，倡導建立一個兩性和諧、物種平等、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社會。 作為一種新的文化批評理論，生態女性主義的開放性、交叉性和寬泛性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視角與方法。本文從生態女性主義這個嶄新而獨特的視角解讀譚恩美的成名作《喜福會》，剖析華裔女性在重重壓力下不斷找尋和實現自我身份構建的過程。 一、女性和自然 德奧博納在其《女權主義或死亡》(LeFeminiseoulaMort)中指出:“對婦女的壓迫與自然的壓迫有著直接的天然的聯系”(高利，徐玉鳳，2009:36)。這一觀點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梁，并為女性的社會存在以及女性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批評視角。生態女性主義者們相信女性與自然之間有極大的親近性。“大地之母”的理論展現了女性與自然的相聯性，女性也是弱者一方的代表，她們也遭受著壓迫和統治，她們“代表了父權統治下人類社會中的他者，她們在公眾場合中被迫緘默，成為社會的二等公民”(高利，徐玉鳳，2009:38)。生態女性主義通過深入分析女性與自然的關系，揭示了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壓迫性結構，為我們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建立新型平等關系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一)《喜福會》中“父權制”下的女性和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卡倫J．沃倫(KarenJ．Warren)認為，在西方“父權制”文化中，統治女性與統治自然之間有著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父權制”世界觀。父權制表示一種男性占據統治地位的、兩性不平等的制度、父權制就是將男性身體和生活模式視為正式和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這是一個系統的、結構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統治女性的制度。它具有三個重要特征:二元思維方式、價值等級觀念和統治的邏輯。從眾多的關于父權制的定義來看，在西方的學術話語中“男權制”與“父權制”完全重疊，可以視為同義詞(孫剛，2010:139)。 《喜福會》中的母親們是生活在父權制社會中的婦女，森嚴的父權制文化使她們處于社會邊緣地位，使其淪為男性統治下的局外人，犧牲品，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父權制”社會要求女性成為以父權至上，具有犧牲精神，無條件的服從男性統治的配角。她們在醒悟前，扮演的都是忍氣吞聲或沉默，或優柔寡斷，犧牲權利、自主、甚至自我生命的角色。例如，安梅母親第一個丈夫死后改嫁，已是件丟臉的事了，更不用說嫁給人家當小老婆了，而她丈夫，作為男人，卻可以妻妾成群，而不受任何指責，但是由于中國父權社會持有頑固的貞操觀念，安梅母親與安梅的外婆，斷絕了關系。映映的奶媽告訴她，女兒家不能問，只能聽著，以這種方式把父權制社會下的婦道傳授給她，并向她灌輸了悲觀消極的處世哲學。 《喜福會》中的女兒們，雖然從小在美國文化的灌溉和熏陶下成長，但也遇到了父權制社會下的壓迫。當韋弗利在唐人街的公園里找老頭下棋的時候，沒人愿意同她下棋:他們告訴她，他們不想和小女孩玩，看到她能在男人擅長的游戲中表現不俗，還感到非常驚訝。羅斯對特德逆來順受，按照固定的性別角色行事;男人要有主動性，要英勇無畏，女人要溫順，甘做犧牲品。莉娜幫丈夫成立建筑設計公司，答應只做個副手，并同意只拿他工資的一部分。她的這些行為都是因為她接受了父權制社會下所鼓吹的婦道。 無論身處傳統的東方還是現代的西方，無論是母親們還是女兒們，作為女性，她們都生活在父權制的壓迫下。尤其是，作為華裔女性，她們身處男權社會和白人統治的雙重壓迫，被美國主流文化所排斥，在西方人的眼中她們依然是“他者”。這些女性們生活壓抑，渴望自由、平等、獨立、卻苦于找不到生活的出口，最終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挑戰父權制度，為女性吶喊，生命回歸自然，以此向男權中心文化抗議。 (二)《喜福會》中女性與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指出，女性與自然交織融合，密切聯系，這種聯系包括符號上或象征上的，經驗上或地位上的聯系?！断哺分信耘c自然也是密切聯系的:女性是自然細心的呵護者，而大自然是女性的避難所和力量的源泉，他們相互慰藉，又相互依賴?！断哺分袊@天鵝、紅燭等自然意象來分析女性與自然的關系，以此來揭示女性夢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實現自己對理想生活的向往。 天鵝:小說中包含著一個豐富的意象，這一意象貫穿全文。如今她已經上了年紀了，卻依然清晰記得，好多好多年以前，在上海，糊里糊涂地出了個大價錢，從菜市小販手里買回一只所謂的天鵝，這只給小販吹得花好桃好、天花亂墜的‘天鵝’，伸長著脖子撲棱著翅膀拼命地掙扎著，就像丑小鴨一心想折騰成天鵝一樣……說也怪，后來它倒也真有幾分優雅動人，令人簡直舍不得在宰了下肚。———譚恩美，2010:3#p#分頁標題#e# 這一故事象征著母親在舊中國的悲慘經歷和她們對新生活的渴望，，還預示著女兒將像天鵝一樣出類拔萃，不負眾望，在充滿機遇的新國家里成長?？墒牵斶@位婦女抵達美國的時候，移民官沒收了天鵝，使這位婦女最后只剩下了一根天鵝毛，這不僅象征著母親同祖國的聯系被無情地切斷了，而且還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創傷，并暗示華裔女性在種族歧視下的壓迫、孤獨、恐懼及憤怒的情感體驗。 紅燭:琳達結婚時，與丈夫點燃了一支兩端帶有燭捻的紅燭。燭的一端刻著新娘的名字，另一端刻著新郎的名字。如果紅燭燃了一夜，兩端都沒有提前滅，就意味著這樁婚姻將會美滿。在中國文化中，紅燭的象征意義———“美滿姻緣”。但在故事中，紅燭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它體現了有關婚姻大事上的一些古老習俗和觀念。 琳達吹滅了蠟燭，就是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手中，終于使自己擺脫了這樁不幸的婚姻。因此，紅燭也象征自己當家作主、自己把握自己命運。紅燭首先是傳統的象征，其次是個性變現的象征。最后象征著利用這個傳統習俗取得獨立人格和個人權利的行為。 二、《喜福會》中華裔女性自我身份的求索 小說塑造了母女兩代人在美國這個白人至上的社會中生存的感受以及他們在遭遇中美兩種文化撞擊時的尷尬境遇和抗爭，集中展現兩代人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碰撞和相融的愿望，展現了處于兩種文化背景、兩種民族精神影響下的華裔美國女性獨特的心路歷程。 《喜福會》中的母親們是第一代移民，中西方文化沖突在她們身上體現的最為顯著。她們雖已身處異國，卻仍是徹頭徹尾的中國女性，因為她們每一個人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灌溉。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母親們采用中國語言、中國思維、中國行為方式，把自己封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她們拒絕、排斥美國主流文化，她們把美國準則當成嗤之以鼻的“游戲規則”。她們身上處處烙下中國的印記，但她們這些獨特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人甚至是自己女兒的眼中則是另一番情景。例如，對于“喜福會”的成立，母親們認為:“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次期盼，期盼著一次歡悅，這種期盼心情就稱為希望，成了我們唯一的快慰，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將自己的聚會命名為‘喜福會’(譚恩美，2010:11)”。對母親們而言，喜福會不僅僅是為了娛樂;它還能夠使社會團體得到改造、使愛的方式、養育方式以及環境都得到改變。而女兒們則一直以為“喜福會是一個有著令我感到臉紅的，許多魑魅荒唐的中國陳規習俗的社團，好比三K黨的秘密集會，或者電視中那些印第安人出征前圍著火堆跳通通舞，反正有著一套什么繁瑣的儀式(譚恩美，2010:15)”。女兒們把母親的習慣和品位都當成過時的東西，甚至覺得可笑?？梢娔赣H們在美國社會完全處于他者的地位，她們切身經歷著兩種文化的強烈對撞與沖擊，導致自我身份的迷失與分裂。 母親與女兒無法推心置腹地交流，最終母親們不得不發出感慨:“我還生了一個女兒，她似與我隔著一條河，我永遠只能站在對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國生活方式(譚恩美，2010:245)”。這就是華裔美國母親的困惑。她們在等待著與女兒的相互理解，卻又知道這種等待只是徒勞，像期待夏荷與冬雪共舞一般。 《喜福會》中的女兒們的基因是中國的，但她們是由“可口可樂和意大利面喂大的”，她們在美國主流文化的教育下成長，她們的內部全部由美國制造。她們不了解中國，她們把中國式的文字稱為一種游戲，一種措辭技巧的賣弄。正如精美說:“在中國，十分注意措辭和用詞，即使是反對的意見，也要盡量使之婉轉含蓄，不要顯得太唐突地表示出來，這一套我是永遠學不會的”(譚恩美，2010:6)。女兒們也篤愛著自己的母親，卻不能忍受中國母親的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母愛。因為“中國母親對孩子的愛，通常不是表現在擁抱和親吻上，而是堅定而又不斷的，給他們蒸湯團、煮鴨肫和螃蟹……”(譚恩美，2010:201)。女兒們對中國母親的填鴨式喂食，一心一意望女成鳳而絲毫不尊重女兒們個人的意愿，那種專橫而又慈愛的干涉，令美國女兒們哭笑不得，有時也惱怒不已。因此，從小她們就不得不苦苦地為自己的一丁點獨立和權利而與中國母親們抗爭著。從抗爭下做個神童寧可做個普通孩子，直到結婚后離婚這樣的大事，都不愿母親來干涉。 無論女兒們的思想情感、行為舉止多么美國化，她們還是華裔:她們身上有東方女性的根脈。盡管對自己“根”的文化不甚了解，甚至排斥，然而有意無意間，傳統的文化總會悄然襲來。女兒們的雙重文化身份注定她們掙扎于兩種文化的沖突與交錯中:“我看著鏡中我們母女倆，我又想到自己的為人處世的準則，我實在弄不明白，哪個是中國式的，哪個是美國式的。反正我只能兩者舍其一，取其一。多年來，我一直在兩者中徘徊，考慮取舍”(譚恩美，2010:260)。女兒們既不愿完全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又不能完全融于美國主流文化之中，她們常常被“邊緣人”的無歸屬感所困擾，在兩種文化的沖突中迷惑、彷徨。她們被主流文化視為他者，她們自身由于內部殖民的精神烙印排斥母親和其所代表的文化，但最終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的身份危機。 總之，《喜福會》中的母親們生長在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在她們的身上根深蒂固，揮之不去;而女兒們是在迥異于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與環境即美國主流文化的灌輸下成長。對處于種族、文化夾縫中的中美母女而言，她們之間的對立不僅僅是兩代人的沖突，而是隱藏在其背后的中美兩種文化與價值觀的沖撞。因此，她們根本不會成為純中國式，或純美國式的人。 三、和諧社會———自我身份的重塑 作為一門跨學科的理論，生態女性主義批評既是“生態的”，又是“女性的”。生態批評基于生態思想的基本原則，即整體、和諧、多樣化又相互依存的原則，批評文學作品是否有助于生態系統的和諧穩定，是否有助于重建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以及是否有助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均衡。生態女性主義旨在建立一種和諧的社會秩序，以改變自然和女性等在當今社會受到壓迫的群體的從屬地位。#p#分頁標題#e# 《喜福會》中的母親和女兒們都經歷了從認同單一文化到認同多種文化混合體的心理過程。尤其是女兒們超越了非此即彼或妥協認同的認知方式，其文化內蘊上遠遠超越了前代華裔女性形象。在小說的結尾，精美說:“我終于看到屬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國血液了。呵，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的基因，經過這么多年，終于開始沸騰昂起(譚恩美，2010:279)”。這印證了精美的母親之前說的“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的，這種感覺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著沸騰的時刻。”(譚恩美，2010:261)這充分說明了她們在理解對方之后，消除了母女兩代人的隔膜，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中西方二元文化的對立，使中美文化加以交匯和融合，從而走出夾縫中他者的形象，構建了兼具中美兩種文化身份的獨特自我。 譚恩美通過母親講故事的方式體現了其深層的意圖:讓她們代表華裔女性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使華裔美國女性的形象從模糊到清晰，從弱勢邊緣的地位勇敢地走向與主流文化和男權社會的對話，從中國血統、美國國籍的矛盾和困惑中逐漸醒悟，從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和交融中尋求平衡，以自身的獨特氣質和聰明才智穩穩地站在了主流文化的群體之中，成為了耀眼矚目的新星，引導人們從生態整體觀的角度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履行保護自然、重建生態平衡的責任，最終重返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四、結論 《喜福會》承認差異，不回避沖突。它堅信，經過碰撞與摩擦，不同文化最終會達到融合;不同文化的人最終將跨越文化上的鴻溝，達到互相溝通與和解。通過剖析中美文化的差異，加深了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有助于人類在日趨全球化的今天，在跨文化交際中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并為身處在多元文化中，少數人群對自己身份困惑與抉擇提供有益的參考指導。華裔女性只要打破文化和性別的沉默，按照自己獨特的方式自信、自主的生活，必能實現華裔女性身份的重塑，最終進入“喜”與“福”的境界，從而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理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