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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四時期的中小學教師群體為例，他們是處于社會轉型中一個有突出作用的社會群體。這是因為，廣大的知識精英陳獨秀、等將新的思想和觀念引入到中國，在促進了中國人民思想啟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廣大的中小學教師群體對進一步傳播和普及新思想、新觀念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廣大中小學教師通過求學、讀書、看報等方式接受和掌握等知識精英所宣傳的思想和觀念，在教學的過程中通過三尺講臺將這種習得的新思想、新觀念的種子再播撒在無數中小學生的心田之中，使這種新思想、新觀念在幼小的中小學生心靈里發芽、生根。這些人都是普通教師，不是教師中的精英人物，正是他們這個群體所起的傳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們的學生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或者直接參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為指導在自己從事的職業中做出貢獻。研究五四時期中小學教師群體，不僅要研究他們在發展基礎教育、提高民眾文化素質、影響百姓心態等方面的獨特作用，還要研究他們的文化程度、工作態度、教學水平、生活狀況，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心理狀態，他們的政治態度以及對學生和學生家長的影響等方面的內容。只有細致入微地考察和分析他們的特征和作用，才能呈現出一個立體生動、豐滿逼真的中小學教師群體形象，也才能客觀反映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作用和特點。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群體在文化的創造、表現和傳播過程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雖然這一作用是通過個體、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作用來實現的，但是，從推動社會整體發展來說，還離不開無數奮戰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王某某、李某某、趙某某們等普通知識分子群體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單個人力量的相加，而是在相加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合力，在推動社會發展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社會的流動促進文化的傳播，如果是單個人的流動，意義就比較小，而群體的流動則使文化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大不一樣。”①盡管他們在歷史上未留下姓名，但都直接參與了人類精神財富乃至物質財富的創造，必須予以肯定并載入史冊。如果只強調社會變遷中精英的活動和作用，而忽視普通民眾的歷史作用，這樣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歷史實際。
中共歷史群體研究的方法
加強中共歷史群體研究，是一項開辟研究領域，彌補研究缺失，豐富研究內容的重要課題，具有開創性的探索意義。那么，如何加強中共歷史群體研究呢? 張靜如認為: “寫一個群眾性的歷史現象，應該把群眾活動寫清楚，然后再做點分析，指出它的具體作用，從而說明確實是群眾力量決定了歷史的發展。”②他在《與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研究》一書序言中指出，從群體的角度研究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就要“說明為什么湘籍革命家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做出巨大貢獻; 是什么歷史條件和個人條件造成的; 要說明這個群體在革命和建設中是怎樣起作用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什么特點; 要說明這個群體共同的長處和短處，他們之間的差別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①也就是說，將群體置放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指出群體在社會變遷中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之間的關系，突出群體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特點。
( 一) 需要大量史料為依據
一切歷史的事實和現象，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所以研究歷史就應該從歷史本身的發展中去考察和分析他們。然而，“現在通史型的中共歷史書上很少反映共產黨員群體和社會各領域不同群體作用的原因，是因為這方面研究基礎太差。缺乏史料，缺乏研究成果，想寫也寫不上去。”②導致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某一時期的政策和行動的反應表現時，在缺乏具體資料和實際研究分析的基礎上隨意加上一兩句抽象的結論，以說明這種決策和行動是得到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的。事實上，只有將群眾的作用通過群體的形式具體體現出來，才能說明群眾在歷史發展中起到了決定作用，也才能讓讀者對得到的歷史結論感到信服。胡喬木在閱讀《中國共產黨歷史》( 上卷) 第一編送審稿時對文中有關時期工人群體罷工覺悟的論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發動罷工是很不容易的。這個本子寫工人的覺悟，估計得比較高，說工人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革命要求，這種說法過分了，是否要這么講? 可以考慮”。“羅章龍回憶錄上寫他們開始到工人中去宣傳，工人不信，很長時間對他們抱懷疑態度，后來他們硬是脫下長衫同工友住在一起，才逐步把工人發動起來。”③胡喬木引用當事人羅章龍回憶錄的史料，糾正了中共歷史著述中所慣用的工人群體“一開始就具有強烈革命要求”的結論。這樣的史料不僅使結論更加符合歷史事實，具有新意，而且容易使讀者信服。
( 二) 關注群體心理
心理是一種意識，是人們對某一問題和事物的態度和看法。由于每一個群體經濟地位和生活方式不同，也就決定了其心理狀態各有特點。不同群體的心理反映了本群體的要求、愿望和精神面貌，這種心理不但影響著本群體的發展，而且在社會上也起著交織影響作用。比如，研究中國共產黨員群體心理，第一，是要弄清楚影響黨內群體和個體心理狀態變化的諸多因素，包括自然和社會的影響。第二，對黨內群體和個體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調查。之所以進行全方位的調查，是因為形成黨員群體和個體心理變化的因素太復雜，把調查簡單化了，很難掌握真實情況。第三，對調查結果進行認真分析和研究。由于調查的情況有可能存在水分，調查群體和個體的愿望、要求和情緒有符合實際的，也有不符合實際的，這就需要辨別，去偽存真，然后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④同時，“既要縱向考察不同時期的各種心理，又要橫向分析同一時期內不同階級、階層、職業、群體的社會心理。由于黨史的研究不能把人們的政治活動當作重要內容集中考察，所以，不同時期政治心理的分析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⑤只有通過社會群體心理特征及其變化的分析，才能更好說明社會群體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路線、政策之間的緊密關系，才能更好地全面認識和理解群體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 三) 將群體置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p#分頁標題#e#
每一個群體都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土壤和歷史條件，所以分析和研究每一個群體的特征及作用都應該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去考察，都應該將他們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進行具體的分析。比如對社會群體功過是非的評判，就應根據其所處的歷史時代，而不能以現代的標準、政治的需要、個人好惡、主觀臆測隨意拔高或貶低。唯有如此，才能夠準確地還原歷史的面貌，客觀分析和研究群體的時代特點和歷史作用。將群體置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還需要考察群體在整個社會中千絲萬縷的關系。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筑的核心，一切社會現象包括人們的日常生活，如吃、穿、住、行、用等都與其有不同程度的關系。中共歷史群體研究的任務恰恰是通過揭示這種關系，更好地說明人民群眾的作用。尤其在涉及到對某一群體思想研究過程中，不能忽略對他們所處的社會關系的考察。
( 四) 區分不同社會群體的作用
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但是作為人民群眾中的每一成員，他們的意志又是互不相同的。恩格斯用“合力論”精辟地解釋了人民群眾與個人在創造歷史中的共同性與差異性。即歷史發展的最終結果是從許多個體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形成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這些個體既可以是單一的某一個人，也可以是具有某種共同特征的群體。從這個結果的形成過程來看，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既有群體利益，又有個人的利益，二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形成了“合力”。因此，加強中共歷史的群體性研究，就需要注意群眾中不同社會階層，即不同社會群體的特點和作用。例如，考察當前時期人民群眾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需要對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在內的不同群體進行分析和總結，進而指出他們在當前社會發展中的特點與作用。這些群體實際上是按照人民群眾中不同的職業群體進行劃分的，他們為國家的發展進步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 五) 強調群體并不等于忽視精英
縱觀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無數的先進人物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馬克思在《1848 年到 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說: “如愛爾維修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①所以，中共黨史研究，不僅要關注以普通民眾為代表的社會群體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和特點，而且要同樣重視精英和精英群體的作用和特點。“精英一定要寫，特別是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和個別領導人的思想及活動一定要突出寫”。“沒有精英們的先知先覺，沒有精英人物的帶領，群眾運動就會走上歧路，就不能推動歷史發展。但是，寫中共歷史時，不僅要寫精英，而且必須要寫共產黨員群體和社會各領域不同群體的作用。”②因此，彌補中共歷史著述中只見抽象群眾而無具體身影、只見精英而忽略群眾作用等不足，并不等于只強調社會群體研究而不寫精英，只有把精英史觀和民眾史觀兩個方面都講全，才更符合歷史實際。
中共歷史群體研究的意義
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各領域中的群體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但是人們日常在生活中往往忽視這種作用，只有到缺少時才意識到這種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在理論研究中，我們有意無意忽略普通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活動，強調領袖人物及黨的方針路線等，這種傾向不僅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共歷史研究的深化與拓展。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尊重普通社會群體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積極回應他們的利益訴求; 在理論研究中加強對普通社會群體的研究，多角度宣傳他們在社會變遷中的地位與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 一) 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中共歷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不僅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且在推動社會發展方面也發揮了主體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堅持唯物史觀是共產黨人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的本質要求。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中共始終高度重視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形成了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的深刻認識，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的評價標準、“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的理論指導和“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的發展理念。這些尊重群眾、信賴群眾、依靠群眾的理論觀點，反映了中共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規律的深刻認識，體現了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在學術研究中“由于缺乏中層理論和實證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觀的一些理論原則并沒有得到貫徹，有的人甚至對唯物史觀理論本身也存在一些絕對化和片面化的認識”。研究者雖然強調在研究中要反映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但是在實際的歷史著述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群眾的活動與貢獻很少被提及，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疾苦、業績和貢獻、利益、愿望、要求和呼聲，以及他們對歷史的看法，很少得到反映”①。人民群眾實在而不是抽象的身影很難被看到，即使部分涉及，也很少利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全面綜合的考察與分析，很難正確反映人民群眾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因此，加強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微觀研究，不僅可以使“人民群眾”的形象更加生動具體，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唯物史觀在中共歷史研究中得到貫徹落實。
( 二) 正確反映普通人物在社會變遷中作用的客觀需要
人類社會是一個動態的具有復雜相互關系的人群結構，人類的活動不僅是人類存在發展的主要內容，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因而研究人的歷史，是研究人類歷史的核心內容。既然歷史是人的歷史，描述歷史過程，必須見到人的活動、人的思想、人的作用，否則就難以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從中共的發展歷程來看，到處都是人民群眾的身影。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后期執政時期，中共中央領導層的一切決議，都是靠共產黨員群體和社會各領域不同群體貫徹執行的，才推動社會前進的。“因為一般的而非極為突出的個體的作用只有依托和借助于群體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因為群體的作用不是簡單的個體作用的相加; 因為群體的作用較之個體的作用具有更大的穩定性、持久性、連續性。”#p#分頁標題#e#
雖然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政治領袖在制定大政方針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在貫徹執行這些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方針政策若得不到貫徹落實，再好的宏偉計劃也只能成為空中樓閣。張靜如認為: “每一歷史進程，人民群眾都是參與的，只不過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我們的任務就是通過研究，把社會下層活動同上層人物活動連接起來，把下層群眾活動同重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連接起來。”③然而，在我們的中共歷史著述中，鮮活的、眾多的普通人物形象很難找到。龔育之認為，對中共歷史人物的研究不僅僅局限于黨的領袖人物、勞動模范、戰斗英雄等精英式的人物，還要廣泛關注普通人物群體。“沒有眾多的，鮮活的，生動的，有文采、有故事、有個性的人物傳記，歷史不就貧乏了嗎? 不就蒼白了嗎? 不就只剩下幾個社會發展階段或幾次路線斗爭了嗎?”他在《黨史札記》中寫過三篇文章，即《讀〈金鳳自述〉》、《讀〈冀朝鑄自述〉》和《讀〈張澤石自述〉》。這三位自述者都是他的同學，雖然都有相當特殊的經歷，但都不算是應該寫入黨史的精英人物。之所以把他們寫進書里，龔育之強調并不是主張把他們寫進黨史里，而是認為“黨史并不只是黨的文件和會議，黨的領袖和英雄，而且是黨員群眾和人民群眾斗爭和命運的總體的描述，一個一個人的故事和經歷未必能寫進黨史，而研究黨史則不能不研究一個一個人的歷史。”
( 三) 普及中共歷史的現實需要
中共歷史作為一門歷史學科，研究中共歷史就應該采用史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展研究。胡喬木認為，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個部分搭配好，只有這樣才能使讀者掌握和了解中共歷史史實。他在審閱《中國共產黨歷史》( 上卷) 第一編送審稿后指出: “我們的書也要寫得引人入勝，使人讀起來眉飛色舞”。“不要老是寫會議有哪些人到會，作了哪些決議，和評論一些事件。對某個事件，當時報紙是怎么說的要用當時社會上的反應，從客觀上觀察，中國反動派是怎么說的。”“要把這些多種多樣的人和事，不同的人對中國的局勢、中國革命的態度、評論寫出來，穿插進去，這樣就生動了。”②胡喬木提到的“當時社會上的反應”，即社會不同群體從自身利益考慮表現出的對某一事件的態度，其實是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在利益訴求、愿望要求方面的體現。只有從決策者與執行者的互動中，從黨和社會的互動中才能寫出黨史的全貌。
學術界存在不顧歷史發展條件的限制，隨意將抽象描述群眾作用同反映群眾作用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現象，這不僅無助于反映人民群眾在社會變遷中的真實作用，而且無助于普及中共歷史。例如，在沒有具體材料，沒有具體分析的情況下加上一兩句抽象的結論，以說明這種決策和行動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從而推動歷史的發展，而事實上，這種抽象的結論往往是違背了實際情況的，并沒有反映真實的歷史圖景。有研究者在研究“首都革命”時，強調“顯示人民的革命力量”、“沉重打擊了反動軍閥勢力”、“推動了北伐戰爭的到來”，怎么“顯示”、怎么“打擊”、怎么“推動”都沒有，完全是抽象的③。顯然，具體的分析不僅能體現普通民眾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歷史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而且使研究更加符合歷史事實，生動具體，增強可讀性。
本文作者：王峰 單位：北京聯合大學人文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