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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的頭30年，馬克思主義被確定為意識形態，成為指導一切學術研究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也是新史學的一支，但在對政治史的重視上與傳統史學并無大的差別。馬克思本人寫出的唯一一部可以當作史學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國初期的史學在唯物史觀指引下，強調歷史就是階級斗爭史，著意書寫革命，關注重心也還在政治。可以認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學浪潮對于以政治史為重心的傳統史學的沖擊，效果并不明顯。
新史學對政治史的第二波沖擊力度相對較大。這波“新史學”浪潮為大陸史學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從世界范圍看，這一波新史學浪潮早在1929年法國《年鑒》雜志創刊時便已涌起，只因學術交通不暢，其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出現了時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陸學人認知的“新史學”主要是第三期年鑒史學以及“二戰”后在美國興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關系語言轉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學術理路，姑不具論。年鑒學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時間里主張前后殊異。第一、二兩期的領軍人物布洛赫、布羅代爾等或強調整體史，致力于不同歷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屬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長時段、大空間以及“人類”而非具體“人物”的宏觀觀察，經濟及社會史成為言說重心。第三期年鑒史學放棄對于整體史的追求，試圖以剝奪人類在歷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學領域里的“哥白尼革命”。這一代年鑒學人以超脫于社會的“心態史”以及不甚講求因果關聯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鑒先驅建構的多少偏重系統性的史學軀體，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史學“碎片化”的問題。
盡管如此，在對政治史的態度上，先后幾代年鑒學人并無異同。幾乎所有年鑒學人都在強調自己特定關懷的同時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趕下王位，這是《年鑒》的首要目標，也是新史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②《年鑒》排斥政治的傾向從政治類文章在其創刊后近50年全部論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時僅占2．1%可以清楚窺見。這樣做固然有學理方面的考慮，③但歷史研究的原動力乃是影響歷史論說的現實關懷，歷史家的論域選擇總是與特定的時代需求發生聯系。排斥政治的《年鑒》及年鑒學派誕生于1929年這一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年份，洵非偶然。盡管強調多元，但對經濟與社會的高度關注則成為布洛赫、費弗爾、布羅代爾等兩代《年鑒》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學”的重要特征。作為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經濟現象及變化規律的認知讓許多權威經濟學者望塵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議將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他。④很明顯，擺脫世界經濟危機的需求是促使年鑒學派遠離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經濟原因之外，年鑒派學人疏遠政治還與西方國家的政制大多已趨向穩定，政治的內涵已發生變化有關。雖然對什么是“政治”會有不同的解釋，但建設和管理國家應是政治的基本意蘊。建設關系國家基本制度建構，管理涉及制度運作，兩者均與權力分配及與權力相關的利益分割相連接。西方國家政制建構經過兩百余年調適，動蕩期多暫告結束，這一層面的政治至少在他們看來已不成其為問題。而運作層面的“政治”則異化為諸如反恐、環境保護、世界范圍內的人權保障一類與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質的政府行為。在這樣的變化語境中，西方史學家不再關注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實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國歷史學家面臨的問題則不同。近代以來，政制建設與運作的問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整個民國38年，國家人民歷經磨難，所爭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問題仍然處于不斷探索之中。彼岸不認為是問題的政治在此岸卻一直是國人期待解決的牽動全局的重大問題。俗話說“飽漢不知餓漢饑”，已然溫飽的西方史學界的學術關懷不包含對中國國情的認知固無可指責，處于“饑餓”狀態的中國學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學者的學術關懷為時尚，以年鑒學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張作為思想及學術食糧，不關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風，也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這一風氣造成了嚴重的問題。首先是致使民國政治史特別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數量呈下降趨勢，在全部民國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與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歷史學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載的文章為例。12年間該刊登載涉及民國史的各類文章共計471篇。其中政治類86篇，外交類34篇，思想學術類58篇，經濟類53篇，社會類51篇，軍事類22篇，教育類11篇，宗教類4篇，學術綜述109篇，書評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國史的文章中政治類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僅8篇，占政治類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從數量和比例上看，雖然較之政治史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與同期其它類別的研究相比，還是處于相對優勢。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則明顯偏少。民國在大陸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時期15年，已占到將近40%的時段，但在民國政治類所占的比例僅有9．3%，這是極不相稱的比例。這樣的比例顯示，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史在整個民國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極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國南北對峙，以北洋為統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嚴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經不多的情況下，中共黨史這一本屬政治史的研究領域因被帶有政治色彩的學科分類法劃到政治法律類，又進一步減少了民國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數量與比例。即便從純統計學意義上將黨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國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學科分類法已使許多從事黨史研究的人在學科認同上“異化”的情況下，他們的研究也很難進入歷史學者的學術視野。所以今后中共黨史研究要得到歷史學的學科承認，也還有個重新確定自己學科認同的問題。楊奎松教授曾呼吁改變中共黨史的學科分類，使之真正成為歷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見地的。
對于具有“整體史”抱負的民國史研究學人而言，不重視政治史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民初及北洋時期是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奠基時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這一時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變化也是在這一時期發生。民國歷史上許多重大問題，如果不從這一時期開始探尋，將根本不可能說清楚。比如，中國為什么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經歷了由“帝國”而“民國”而“黨國”的嬗變，而軍隊也隨之發生由“皇軍”變成“民軍”再變成“黨軍”后來則標榜為“國軍”的衍化?為什么自清季以來國人孜孜以求的議會民主制度，實踐不過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帶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黨式集權統治?為什么從長時段觀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線、日德路線、帝俄路線最終被赤色的蘇俄路線所取代，且國、共兩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選擇蘇俄軍政體制來改造中國?為什么被描繪得最為黑暗、最無法律秩序的北洋時期卻成了近代中國法律制度建設最具成效的時期，近代中國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基，以至由外國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權調查亦承認北洋政府這方面的成就?為什么人們的歷史記憶中軍閥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卻呈現出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教育最為自由多元的現象，就是影響至今的揭橥“科學、民主”旗幟的新文化運動也只是(甚至只能)在這一時期出現?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離不開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著力太少。#p#分頁標題#e#
然而數量少還不是真正嚴重的問題，民國政治史研究的整體水平不高才值得擔憂。就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而言，很多重要的政治史問題缺乏嚴格的事實辨證，就連一些被視為常識的歷史問題亦存在諸多疑竇。比如民初根本法，通常認為《臨時約法》是一個革命的、民主的憲法性質文件，而1923年的憲法是豬仔議員在接受賄賂的前提下制定的，激進人士早以“娼婦不能產合法之嬰兒”②為由，將其廢棄。如果撇開“熟悉化”認知，改以比較憲法學的眼光審視則可看到，《臨時約法》不僅設計的是足以導致利益沖突甚至引發戰爭的畸形政治體制，也未必能體現民主憲政精神，而1923年憲法無論在國體還是政體設計上，都更加符合民主憲政的原則，盡管也存在國體設計上不能很好處理“統一”與“聯邦”關系的缺陷的問題。③再比如“曹錕賄選”，幾乎成為人們的歷史常識，被寫進了中學和大學歷史教科書。但作為刑事控訴，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卻存在明顯瑕疵，其最大問題在于指控曹錕以五千元“賄選”的時候未考慮國會議員歷年欠薪已達同等數額這一因素，未思考給國會議員開具的五千元支票是否帶有補發欠薪的性質，也忽略了支付款項的決定是邀約各黨派(包括異黨)協商的結果。④換言之，賄選指控能否成立都還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而迄今卻未見任何基于事實或邏輯的質疑。⑤類似問題尚多，茲不贅舉。
民國政治史研究整體水平不高的原因，除了人為的禁區設置使學者不愿輕易涉足這一領域對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探究之外，也與學者的研究取向變化有關。很多優秀學者和學生在新史學的誘導下都去做已成時尚的文化史、學術史、社會史，以至最近20多年面世的民國政治史著作(主要指北洋部分)整體水平甚至不如1949年以前。克羅齊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意謂歷史研究均包含學者的當代認知。如果說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研究尚能反映當時國人對民國政治史的“當代認知”，那我們今天究竟有沒有對于民國政治史的“當代認知”?如果有，其思想和學術水準究竟如何?作為當今學人的一員，我不能隨意菲薄今人及其學術成就，但要我舉出幾個在憲法研究上可以比肩王世杰、錢端升及陳茹玄，在國際政治(外交)領域可以抗衡蔣廷黻，在國會政治領域可以趕超顧敦鍒，在政黨史研究方面可以傲視謝彬，在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可以俯瞰鮑明鈐的大陸學者，確實非常困難。就是橫向與臺灣學界相比，能與張朋園、張玉法相伯仲的政治史學者及真正有分量的民初政治史研究成果，亦不多見。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既有的民國史研究被條塊分割，不成統系。研究北洋時期經濟的不研究同期政治，研究北洋時期教育的可以置政治于不顧，至于社會史研究，更好像與從總體上建構了民國“社會”的國家無關。一切專門的研究都沒有統攝，而“專門史”的學科設置似乎還給這樣的研究狀況提供了合理依據。多斯(Fran?oisDosse)曾批評第三期年鑒史學呈“碎片化”狀態，其實“破碎化”在西方未必真正成為問題，因西人比較講究理論分析，任何具體的歷史論說都要尋找或創立一種理論來統攝，但凡有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統攝，看似孤立的東西也就找到了與“他者”的聯系。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歷史學者本來就相對缺少抽象思維訓練，又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研究領域一旦變得狹小和專門，也就很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了。
“碎片化”在一些學者看來可能不成其為問題，王笛教授就曾撰文告誡國內學人不必為此介意。我揣摩王教授的用意，要解構既有的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統系，先使之破碎到“化”的程度或許是一聰明睿智的選擇，亦符合“合久必分”的邏輯。但既經解構之后如何重新整合五花八門互不統屬的孤立研究領域的工作卻應予以高度重視。羅志田教授曾提出從破碎走向系統即“以碎立通”的研究思路，這是最具建設性的意見。①歷史學家要想不淪落到只能向宏偉學術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應商的可悲地步，就應該自己將被人視為建筑材料的歷史“碎片”組合成在普遍聯系中具有明確位置的完整的學術大廈。但整合之道卻應該考究。近代中國的轉型曾經被區分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個據說是“由淺入深”的遞進層次，但孰為關鍵卻很少有人深入思考。陳獨秀曾把道德倫理層面的新知稱為“吾人之最后覺悟”②，這樣的認知當然有其道理。但民國史研究卻很難尋循著道德倫理的思路去尋求問題的“總的解決”，因為道德倫理并不具備統攝或涵化其它歷史因子的功用。但政治卻有這樣的功用。對民國史研究而言，雖然“碎片”狀態的專門研究永遠不嫌其多，但三個層次中居于中間位置的政治(及制度)史研究卻可望成為連接其它領域研究的紐帶，成為一條可能將民國史各個部類加以系統整合的研究進路。
中國的現代化屬外生、后發類型③，過去我們熟悉的那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理論往往很難適用。例如在民國的制度建構上，就殊難體現本土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盡管如此，新制度一旦引進建構，卻能夠對經濟、文化、宗教、社會產生巨大的“反作用”。以宗教為例，儒教在民初曾經多次企圖上升為“國教”，為此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曾領導發起多次國教請愿運動。但國民“信教自由”的約法規定，以及國會對于國教議案乃至修正案的否決，使陳煥章等人的努力化為泡影。④其中體現的是政治對于宗教的限制規范而不是相反。教育也一樣。近代教育家總是呼吁“教育獨立”，但教育卻從未真正獨立。民國一建立就有“國民教育”或“軍國民教育”，國民黨貌似“統一”之后又推進“黨化教育”。蔡元培一度主張兼容并包，甚至鼓勵學生運動。但他的兼容并包也是有政治指向性的，至少其部分目的是要北洋政府允許學校內不同黨派及學派存在，這樣自己在北方的生存空間才能維持;而他支持的學生運動，多半屬反對北洋政府的類型，國民黨全國政權建立后他就改變立場，對激進學生說“不”了。周作人曾譏諷他“晚節不保”①，其實他此前的“氣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所在政黨立場制約的，這詮釋了民國教育與政治的密切關系。經濟亦同此情形。過去人們總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西方列強無暇顧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于是出現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黃金發展期”。其實這樣的解釋并不得要領。外資的部分退出當然有利于本國資本的發育，但真正成為中國工商業發展動力的是北洋政府制訂的包括公司法、專利法、商標法等有利于本國工商業發展的一系列法規，為民族工商業發展營造了相對適宜的內部環境。“二次革命”發生后工商業者普遍不支持可能再次打亂秩序的孫中山而基本站在袁世凱的北京政府一邊，亦與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的經濟秩序對其有扶持之效有關。經濟法規的制定屬政治行為，可證民國政治對于經濟的作用。此外，政治還與軍事、外交、文化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聯系，就連19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也因系南京國民政府推進，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其它時段歷史發展中不一定存在的“政治先決”作用在民國歷史中卻體現得異常明顯。#p#分頁標題#e#
作為客觀存在，歷史可以包括一切既有。將歷史從“單數”變成“復數”，甚至將時間區分為自然時間、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分別研究，或許正是新史學對歷史研究范式轉移的巨大貢獻。但歷史書寫不應將一切研究對象等量齊觀。從心理學立場審視，歷史書寫不過是一種選擇性記憶，記憶的強度取決于刺激的大小和留下心理痕跡的深淺。無論怎么強調多元因素的作用，政治在民國歷史發展中給當時、當事人的刺激都最為強烈，對政治投入更多關注乃理所當然。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存在時代局限的傳統史學亦可提供有益的借鑒。上文提到，新史學因強調多元而否定傳統，批評傳統史學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其實就內容而言，中國傳統史書的歷史記述是全方位的。曾經對傳統史學持批評態度的梁啟超后來修訂《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似亦覺悟當年之偏頗。②蓋就內容而言，傳統紀傳體史書有“紀”(《史記》為“本紀”)記帝王事跡及王朝興革，有“傳”和“世家”記不同層次的人物活動，有“志”(《史記》為“書”)記錄歷代典章制度和自然、社會的演變等。但傳統史書并未將所記一切同等對待，其敘事系以“本紀”為重心，而“本紀”就是政治史，因“家天下”的時代，皇帝的“家政”就是國政。某種意義上，紀傳體史書是以本紀為“綱”，以其它類別為“目”，暗含了“政治是綱，綱舉目張”的認知。傳統史書有體系重章法，經緯萬端，內涵周至，沒有淪落為斷爛朝報，“本紀”的綱維作用至為關鍵，而“綱”的位置彰顯也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
如果我們希望從傳統史學獲得某種現代啟示，其它朝代我不敢說，至少民國史研究可以通過走“以政治史為綱”的路線來整合其它專門史或系列史的研究。這不是與標榜多元化的新史學對抗，而是因為政治在民國歷史中是一個無處不見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極端表述法，我們也可以用“全部民國史都是政治史”來強調民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①或有人會責難說，民國時期不是有接連不斷的“革命戰爭”存在嗎?確實如此。但按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戰爭也是政治，只是采取了流血的形式而已。②還有人會說，因為西方強勢，外交已成為中國歷史的決定因素，與其用政治來整合民國歷史，不如選擇“沖擊———反應”的認識模式，從外交切入。其實，外交只是內政的延伸，在近代中國外交與內政已“打成一片、不可復分”③的語境中，根本沒有脫離了內政的外交。所有類此責難，其實均證明了政治史對于民國其它“專門史”的涵化作用，抓住政治史，也就獲得了解開民國全部歷史密藏的鎖鑰。而我之所以在呼吁加強民國政治史研究時特別強調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為在民國38年的歷史中，頭15年是各種制度的發軔期，種下了很多政治“后果”的“前因”。胡適說，歷史研究的方法是“祖孫的方法”④，強調因果關聯，如果我們認同這一說法，就沒有理由忽略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史的研究。
強調民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政治史學者可以坐享前人的恩惠而不思進取。這些年來政治史在文化史、社會史來勢洶涌的進攻下退避三舍，潰不成軍，研究者囿于傳統，作繭自縛，實有以致之。從國外學術范式的轉移來看，最近30余年逐漸興起的“新政治史”或許預示了民國政治史研究的希望。國外“政治史”翻“新”是在多學科交叉的基礎上實現的，注重借鑒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拓展研究范圍，克服傳統政治史偏重精英及事件的傾向，將關注點拓展至基層社會及民眾，在研究政治事件時注意透視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并對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學科認同，是形成中的“新政治史”的特征。伴隨著自身的艱難蛻變，經歷了學術寒冬的政治史在西方開始露出一線生機。⑤中國的政治史學者(包括從事民國政治史研究的學者)應該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當然，政治史并不是導引民國史研究的唯一路徑。任何人都可以根據自己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作用及相互關系的理解，選擇其中一種因素，找到其與別的歷史存在的邏輯關聯，或在作具體門類的研究時以其它歷史因素作為宏觀背景，形成一種學術“定位系統”，俾所有歷史因子在歷史書寫中各得其所。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均不失為有價值的研究取向。不過以我的理解，能夠在研究技術上超過政治史對于其它歷史板塊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并不存在。在民國歷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強大了，強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以整合其它歷史因素的“綱”的選擇將不得不仍然是政治。這雖然有些無可奈何，但至少比沒有統合的孤立研究更加接近新史學前期及中期領軍人物提倡的“整體史”書寫的境地。而一旦選擇政治史作為整合全部民國史研究的進路，1980年代以后因新史學發展出系列史研究引出的歷史學“碎片化”的擔憂，或將成為大可不必的杞憂。
本文作者：楊天宏 單位：四川大學 區域歷史與民族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