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普希金歷史文學理念評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宋德發 張鐵夫 單位：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普希金寫下了大量現實題材杰作,還創作了不少歷史文學作品,包括詩歌《皇村回憶》(1814)、《英明的奧列格之歌》(1822)、《斯坦司》(1826)、《奧列格的盾》(1829)、《給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頌歌》(1827)、《波爾塔瓦》(1828-1829)、《銅騎士》(1833)、《彼得一世的盛宴》(1835);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1825);歷史小說《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未完成)、《戈留欣諾村史》(1830)、《上尉的女兒》(1836)等。歷史文學都有一個“時代向度”,即通過講述“歷史”來關照現實。正像克羅齊所言:“只有一種對現在生活的興趣才能推動人去考察過去的事實。因為這個緣故,這種過去的事實并不是為了滿足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為了滿足一種現在的興趣,只要它一經和現在生活的興趣結合起來就是如此。”[1]334那么,普希金的歷史文學具有怎樣的時代向度呢?我們不妨從四個方面來探討。
一、稱頌歷史上的偉大帝王,發掘俄羅斯的歷史精神,諷喻或鞭策現實的帝王
早在1818年,普希金就向世人宣布:“我這只平凡而高貴的豎琴,/從不為人間的上帝捧場,/一種對自由的自豪感使我/從不曾為權勢燒過香。/我只學著頌揚自由,/為自由奉獻我的詩篇,/我生來不為用羞怯的繆斯/去取媚沙皇的歡心。”[2]252可是在他后來的歷史文學創作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奧列格、伊凡四世、鮑里斯•戈都諾夫、彼得大帝、保羅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等人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對某些帝王的“捧揚”。如何解釋這種“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現象呢?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這些帝王屬于歷史人物,并不是現實中的沙皇,所以,貶抑他們不等于對他們有偏見,稱頌他們也不等于是“取媚沙皇的歡心”。其次,普希金是站在歷史大勢的角度來評判他們的,因此對他們的態度取決于他們在俄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帝王固然有種種的局限,但不能抹殺他們在“歷史”上所做的貢獻。第三,對他們的描繪和評判是在為現實中的帝王豎一面鏡子。稱頌彼得大帝的詩歌《斯坦司》(1826)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普希金以史為鑒的思想。詩歌用大部分篇章表達了對彼得大帝的崇敬之情:“他以真理打動了人心,/他以學術醇化了風習”;“他用獨斷專行的手,/勇敢地撒播著文明”;他“時而是院士,時而是英雄,/時而是航海家,時而是木工,/他以一顆包羅萬象的心,/永遠充當皇位上的勞工”[3]91-92。
在普希金看來,彼得大帝“他一個人就是一整部歷史”[4]。發掘和張揚以他為代表的俄羅斯歷史精神,不僅表達了對歷史的尊重,更表達出對現實帝王尼古拉一世的諷喻和鞭策:“請以宗室的近似而自豪吧,/請在各方面都像祖先那樣:/像他那樣勤奮而又堅定,/也像他,能給人以善良的印象。”[3]92普希金希望尼古拉一世能像彼得大帝一樣,做一個有能力、有作為、有志向的開明君主。但是他后來發現,這不過是妄想而已,因為尼古拉一世“身上有很多準尉的東西,而彼得大帝式的東西并不多”[5]。普希金對尼古拉一世失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和彼得大帝相比,尼古拉一世確實遜色很多。前者開創了俄國“啟蒙的真正的春天”,而后者在鎮壓十二月黨人的血腥中即位后,完全丟掉了前期的某些自由主義的面具,實行公開的思想文化壓制,他的高壓統治使俄羅斯社會生活進入漫長的“冰冷的冬天”。其次,隨著俄羅斯思想的覺醒,知識分子對俄羅斯和俄羅斯帝王的期待值也隨著增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封建專制制度具有必然性和進步性,但從現實和未來的角度看,覺醒的知識分子已經難以容忍。而尼古拉一世恰恰繼續采取高壓政策鞏固他的強權。再次,尼古拉一世對普希金本人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不僅剝奪過他的自由,還羞辱過他的人格。這也讓普希金看清了他的真實面目。最后,常人貴遠賤近,尤其當現實充滿無法解決的矛盾時,更容易將過去當作精神的家園,因此,贊美甚至美化過去的帝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鮑里斯•戈都諾夫》中,普希金借助修史官皮敏之口表達了對沙皇費奧多爾(1584~1598)的好感:“上帝喜愛皇帝的溫順,/在他生前,俄羅斯一直四海安寧,/非常太平。”[6]一般的史學家都認為伊凡雷帝和費奧多爾是典型的“虎父犬子”,與創立了豐功偉業的父親相比,費奧多爾是一個低能的皇帝?？墒?有時候“低能”也是一種優點,至少“低能”者性格溫順、無欲無求,不好大喜功、不勞民傷財,這種天然的“無為而治”反倒給國家帶來了安寧和太平。對無能皇帝的懷念暗含著對鮑里斯•戈都諾夫的諷刺。鮑里斯•戈都諾夫是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皇帝,但是俄羅斯的“混亂時代”也是從他開始的。對無能皇帝的欣賞也隱喻了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鎮壓十二月黨人、加強專制統治等某些“有為”行為的嘲諷。當然,“祖先”留下的不只有需要學習的經驗,還有需要避免的教訓?！鄂U里斯•戈都諾夫》就是影射亞歷山大一世的登位方式和登位后的表現,警示他不要重蹈鮑里斯•戈都諾夫的覆轍。普希金在1827年《致〈莫斯科通報〉出版人的信》中說:“您想知道還有什么妨礙我發表自己的悲劇嗎?就是其中有些地方使人聯想到影射、暗示、allu-sions(諷喻)。”[7]
這里的“有些地方”包括三點:一是指鮑里斯•戈都諾夫弒君的情節,使人聯想起亞歷山大一世也是踏著保羅一世的尸體登上皇位的;二是指百姓在莫斯科紅場隆禮臺上高呼“殺死戈都諾夫家族”的場面,暗示亞歷山大一世如果繼續實行專制暴政的話,也不會有好下場;三是指鮑里斯•戈都諾夫常常鎖在寢宮里和魔法師、巫公子、打卦佬一起算命卜卦,諷喻亞歷山大一世不務正業,和修士大司祭福季、都主教謝拉菲姆等過往甚密。普希金對亞歷山大一世經過了從希望到失望的轉變。亞歷山大一世即位伊始,實行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革,小部分地解放了農民,并出臺了斯彼蘭斯基政治改革方案。1812年的衛國戰爭,以及隨后俄國對法國戰爭的勝利也增加了普希金對亞歷山大一世的好感。當俄國的軍隊從巴黎凱旋時,俄國似乎成了歐洲的解放者,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然而,歸國后的軍人們很快發現,自己的祖國依然是備受奴役的國家。普希金也終于看穿了他的偽自由主義真面目,對他從此失去了信任。1818年,亞歷山大一世在華沙召開的波蘭會議上許諾在俄國制定一部憲法,普希金把此種允諾諷刺為大人哄小孩子玩的“童話”:“孩子在小床上高興地/跳了又跳:/‘難道這是真事?/難道這不是玩笑?’/母親對他說:‘合上你的小眼睛,睡吧,寶寶;/你已經聽完了你的父皇/給你講的這一篇童話,/到時候了,你正該睡覺。’”[2]255-256#p#分頁標題#e#
二、重新審視歷史人物或事件,得出新的結論,傳達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理念
卡爾•波普爾說:“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歷史;只能有各種歷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后的解釋;因為每一代人都有權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釋。每一代人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去這樣做;因為的確有一種迫切的需要等著解決。”[1]155普希金也在履行著他那代人解釋歷史的義務,當然,有的解釋沒有得出新的結論,有的則得出了新的結論,比如《上尉的女兒》。在普希金之前,寫普加喬夫的文章和書籍幾乎都按照葉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的說法,竭力貶低這位農民起義領袖的形象,稱之為“賊”、“欺騙者“、“野獸”、“殘忍者”,等等。在《上尉的女兒》中,普加喬夫的聰明、勇敢、誠摯、冷靜、溫和和寬恕精神得到了比較翔實的描寫。尤其是小說采取一位自小接受貴族榮譽教育,一直對農民軍有著偏見和誤解,固守貴族立場的貴族軍官的視角來敘述,更是“客觀地”突出了普加喬夫的諸多優秀品質:知恩圖報、善惡分明、指揮有力、視死如歸等。
普希金帶著客觀的心態來寫普加喬夫,而他越客觀,就越掩飾不住對這位被官方歷史惡魔化的起義軍首領的欣賞之情。在普希金的心目中,普加喬夫、斯杰潘•拉辛等人不僅是真正的英雄,還是特殊的帝王,因為他們的偉大程度和彼得大帝是一樣的,都屬于“具有堅強性格、高尚激情和事業心的人”[8],普希金曾用詩句稱頌斯杰潘•拉辛是“俄羅斯歷史上唯一富有詩意的人”[9]。作為俄國歷史學家,普希金對農民起義的破壞性和無序性是心中有數的,因此,他對暴動血腥的一面并沒有回避,而這也是歷次暴動中最常見的,甚至可以說是最正常的事情。作為貴族,他也不可能完全無視農民起義所帶來的危機感,因此,小說第六章贊美亞歷山大皇帝仁慈的統治和主張溫和的改革;第十三章以安德烈之口表達對這場無意識和殘酷的暴動的痛恨;第十四章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稱頌等,是符合普希金的思想境界的:他不會支持沙皇專制制度,反對農民起義,但也沒有達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可以完全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來寫作。他只是秉承詩人的良心和一個貴族思想家應有的深度,看到了造成農民造反的深層原因便是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所以說,他對尼古拉一世的不滿也好,對農民起義領袖的認同也好,都是因為他欣賞那種挑戰專制制度,追尋自由、公正和平等的精神。
三、辯證地評判偉大人物的功過是非,張揚一種歷史理性
判斷一個作家是否具有歷史理性,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對自己最喜愛的歷史人物的態度。在俄羅斯的帝王中,普希金像很多俄羅斯人一樣,最推崇的自然是彼得大帝。別林斯基說:“彼得大帝的名字應當是集中了一切感情、一切信念、一切希望、驕傲、高貴以及一切俄國人的崇敬的精神支柱———他不僅僅是過去和現在的偉大事物的創造者,而且也將永遠是俄羅斯人民的指路星,俄羅斯依賴他將永遠走一條追求精神上、人性上、政治上的崇高目的的真正道路。”[10]屠格涅夫則認為:“他(彼得大帝)的天性和普希金的天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很接近的,無怪乎普希金對彼得大帝懷有一種特殊的愛戴、敬仰之情!”[11]無論從彼得大帝本身的偉大,還是從普希金本人對他的情感上來說,普希金稱頌彼得大帝都是無可厚非的。因此,當他用《斯坦司》(1826)、《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未完成)、《波爾塔瓦》(1828-1829)、《彼得一世的盛宴》(1835)等“彼得題材”的創作全方位地贊頌彼得的豐功偉績時,我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為如此,當普希金能夠以一個俄國人、一個19世紀的俄國人、一個有著帝王情結的俄國人、一個崇拜彼得大帝的俄國人的身份,在《銅騎士》中反思和批判他的偶像彼得大帝時,我們更能夠感受到普希金作為詩人和思想家的可貴之處。
《銅騎士》(1833)的“序詩”是頌歌,贊美彼得大帝的高瞻遠矚和雄圖大業:“于是他想:/我們要從這里震懾瑞典。/這里要興建起一座城市,/叫那傲慢的鄰人難堪,/上天注定,讓我們在這里/打開一個了望歐洲的窗口,/我們要在海邊站穩腳跟。/各國的旗幟將來這里聚首,/沿著新辟的航路,我們/將在這廣闊天地歡宴朋友。”[12]正當我們以為普希金繼續他的歌頌主題時,詩歌突然轉向一個“悲慘的故事”的講述:一場洪災讓平民百姓葉甫蓋尼家破人亡。葉甫蓋尼的不幸表面上是“天災”,實為“人禍”:彼得大帝為了實現自己的英雄意志,違背建筑規律在易發洪災的涅瓦河畔建筑彼得堡。詩歌對歷史的思索是理性的:人們通常只看到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對英雄人物的評判也以是否遵循歷史大勢為標尺,卻很少思考過歷史的滾滾車輪究竟淹沒過多少平凡個體的歡聲笑語。普希金對彼得大帝“另一面”的思考揭示了舊文化體制下英雄們的局限:他們決意滿足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他們永遠覺得別人要服從于他們的理想,而自己卻不需要考慮別人的感受。這種驕狂的性格,導致他們在顛覆公共道德和法律體系時,往往以犧牲平民的利益為代價,所以,他們的盛名之下往往充斥著殺戮、死亡、暴力,至少也是冷酷無情。
四、思考民眾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普希金絲毫不懷疑民眾力量的偉大。因此,在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中,民眾成了左右皇位歸屬的決定性力量。鮑里斯是被“民意”推上皇位的。戲劇中寫到,“眾百姓”跑著、號叫著呼喊:“哎呀,開恩吧,我們的父親!治理我們吧!/做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皇帝吧!”[6]121鮑里斯半推半就,“心不甘情不愿”地滿足了百姓們的請求。鮑里斯的對手舒伊斯基看穿了問題的實質,他們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鮑里斯一個勁兒地耍手段,我們就去制造人民的騷亂;讓他們罷免戈都諾夫。”[6]115顯然,“民意”成了權力斗爭的工具,誰都可以利用,就看你如何利用。可以說,“民意”集中體現了政治的陰謀和陽謀。偽皇子季米特里同樣是利用“民意”的天才。他利用倫理的力量,大力宣傳鮑里斯的弒君竊國之罪,成功地贏得了民心,奪取了鮑里斯家族的政權。頗有意味的是,悲劇中有一個也叫“普希金”的人物,他是季米特里的謀士,他對鮑里斯的擁躉巴斯曼諾夫指出了季米特里獲勝的秘訣:“我們的力量在哪兒?/并不是軍隊,不是的,也不是波蘭的援助,/而是民意;是的!人民的公意。”[6]249在“普希金”的鼓吹和游說下,不僅巴斯曼諾夫投降了,連那些曾經苦求鮑里斯做他們沙皇的“眾百姓”們也倒戈了,他們呼喊著:“我們的父親季米特里萬歲!”“去,把鮑里斯小狗捆起來!”“去捆綁!去踐踏!季米特里萬歲!/殺死鮑里斯•戈都諾夫全族!”[6]254難道百姓用自己的意志擁護了一個比鮑里斯更稱職的皇帝嗎?顯然不是。除了權欲和鮑里斯一樣強外,季米特里絲毫沒有顯示出什么過人的治國才能。因此,他們擁護誰,推翻誰,其實都是盲目的。#p#分頁標題#e#
對于他們而言,誰做皇帝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左右皇位的歸屬,卻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在悲劇中,“眾百姓”呼喊誰來當皇帝,其實都是在貴族(往往是那個準備當皇帝的人的謀士)的帶領下進行的。“眾百姓”對未來的皇帝并沒有多少真情實感,比如一個誠實的百姓為了表演出“哭喊”的效果,想到了用洋蔥來抹眼睛。這個細節隱喻了民眾其實缺乏足夠的自我意志,他們并不清楚為什么要擁護一個人,又為什么要推翻一個人?？偠灾?是“英雄們”在帶領他們思考和行動。歷史是群眾推動的,可是歷史的方向卻并不是群眾確定的。悲劇也借助舒伊斯基的口揭示了民眾行動的盲目性和易變性:“無知的賤民/是易變的、好亂的、迷信的,/容易相信空洞的希望。”[6]174在悲劇的結尾,當偽皇子的謀士再次帶領“眾百姓”喊“季米特里萬歲”時,“眾百姓沉默無言”。但此句原為“眾百姓:季米特里皇帝萬歲!”普希金作出這樣的修改,透露出他實在不愿意看到“民意”被統治者們反復利用的場景。因此,他用“眾百姓沉默無言”來表達對民眾的期待:就算不能做自己的主人,也不能做被利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