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電影論文范例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演進特點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演進與同時期各種戲劇運動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民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成都的戲劇期刊承擔了不同的角色任務、與各種戲劇運動結合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與規律。

（一）從分布時段上來看，抗戰時期成都涌現出的戲劇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戲劇期刊則較少。從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計24種戲劇期刊中，抗戰之前為5種，抗戰之后為4種，分布時段以抗戰時期最為鼎盛，共15種之多，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戲劇發展的鼎盛階段和黃金時代。對此，耿祥偉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他說：“與以上城市不同，四川與重慶的期刊發展呈現橄欖型的特點，從分布上來看，該時期正好覆蓋整個抗戰階段。其主要原因在于，這兩個地區一直處于后方，沒有淪陷，也相對較為穩定，同時，該地區一直又是抗戰爆發后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地帶，為戲劇期刊的發展提供了溫潤的土壤。因此，將成都和重慶說成是整個抗戰階段中國戲劇期刊發展的“雙塔”，亦不為過。”

（二）從編輯和作者群來看，民國時成都戲劇期刊的編輯和作者人數眾多，和分布時段一樣，也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趨勢（即抗戰時期編輯和作者人數最多），其中不乏翹楚之才。從編輯群來看，先后有劉念渠、劉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龔圣俞、劉明揚、費文兆等人，他們大多熱愛戲劇或直接進行戲劇創作。劉念渠曾是山東省立劇院的教師，撰寫有《一九三五年國內劇壇》，1943年4月《戲劇月報》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論歷史劇》一文，重慶圖書館現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劇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煙》。劉振美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投身抗日反蔣愛國斗爭，被反動當局無理逮捕。1936年回川，從事進步文化宣傳活動，寫了不少充滿愛國熱情和革命精神的詩歌、小說、戲劇、文藝評論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不久，又創辦《戲劇教育》月刊，任編委主任委員。1945年到江安，任國立戲劇學校講師和省立江安中學教員。徐昌霖被認為是中國影視導演、評論家。生于杭州，就讀于杭州三江大學（1937）、成都劇校（1940）。歷任重慶中國電影制片廠編輯（1940），上海中電三廠編劇導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藝探勝求寶》、《電影的蒙太奇與詩的賦比興》、《電影民族形式探勝》、《論早期中國電影的民族風格》。龔圣俞是四川大學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稱，亦是文藝界名人。劉明揚民國六年（1917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民國九年（1920年），學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學教務主任，歷史教員。民國廿七年（1938年），在重慶籌建抗戰建國協進會。其中最有名者當推熊佛西，他是中國話劇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戲劇文學，后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后，擔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主任、兼燕京大學教授，后進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任戲劇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縣主持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農村戲劇實驗，并舉辦了戲劇學習班，成立了數十個農民劇團。“盧溝橋”事變之后，他率領師生奔赴長沙成立了抗戰劇團，進行抗戰宣傳，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創辦了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并出任校長，為抗戰戲劇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作者群來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蕭紅、曹禺、陳白塵、夏衍、吳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漢、宋之的等大家的參與。以《戲劇新聞》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間，洪深就寫有《戲劇的突擊》和《導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見》兩文、田漢發有《第三期抗戰與戲劇》、老舍寫有《照樣兒辦吧》、宋之的寫有《懷鄉曲》和《關于“全民總動員”》。抗戰爆發后，正是由于大批劇作家來到成都，他們不僅帶來了早期創作的優秀劇目，而且在成都期間也創作了許多好的戲劇作品，使當時成都的劇作家隊伍的面貌得到改觀，使這期間成都的戲劇作品質量、樣式、品種等許多方面都獲得了飛躍，成都戲劇舞臺也出現了一派繁榮的景象。

（三）從刊物的審美傾向、內容、性質來看，民國時成都戲劇期刊在其演進過程中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從審美傾向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識，其俗野之氣更濃，對川劇的關注更多一些。像《戲劇周刊》主要登載影劇雜談類作品；《戲劇新聞》主要刊戲劇消息與評論；《陽春小報》主要刊戲劇電影研討與評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劇消息（有演員藝聞、演員軼聞，演員小傳、新編及修改的川劇劇本或唱段等欄目）；《蓉風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劇新聞。這些總是同蜀地的生活、習俗、語言、審美趣味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表現著川人的意識和情感。抗戰爆發后成都的戲劇期刊趨于文雅。如《戰時戲劇》刊載戲劇理論文章占主要篇幅，劇本較少；《戲劇戰線》則“主要發表短小劇本，兼及戲劇動態報道、評論及演出知識，共發表各種形式的劇本近50個，從各個不同側面反映抗戰主題．代表作有《飛》、《未死的人》、《牧師之家》、《戰時婚姻》(契訶夫著)等。該刊以戲劇為武器，以抗日為目的，以鼓勵人們投入抗日洪流為己任，具有鮮明的進步性。”[8]從刊物的內容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較為輕松活潑，有的專發愉悅性的劇本，有的登軼聞掌故；抗戰后的戲劇期刊偏重于戲曲理論的探討，更多地關注各地的抗戰劇運，承擔了更多的抗戰宣傳任務。從刊物的性質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中純戲曲刊物居多，像《陽春小報》和《蓉風三日刊》更多地關注于川?。豢箲鸷蟮膽騽∑诳鼉A向于辦綜合性的文藝期刊，常常將電影、戲劇、文學、娛樂融于一體。像《戲劇精英》雜志研究戲劇理論、探討戲劇各流派的藝術手法，介紹戲劇舞臺百科知識，報道戲劇界動態消息和藝人的生活，刊載劇本并發表分析評論。以川劇為主，也涉及平劇、昆劇等其他劇種。欄目有劇藝知識、特寫雜述、劇本等。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貢獻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是當時四川乃至全國的戲劇創作和戲劇批評的主要陣地，是當時戲劇文化傳承、戲劇藝術積淀和戲劇信息傳播的有效載體，在抗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摘要：

新文化史在敘事材料、敘事風格和敘事方式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突破，主要表現為故事與“碎片”、從“文本”到“修辭”，以及影像資料的運用。職業教育敘事發展存在著“瓶頸”問題，主要體現在為敘事較少且停留在經驗層面的描述、敘事風格單一，不追求修辭、敘事方式單調等方面。新文化史所取得的突破，為職業教育敘事的轉向提供了良好的經驗。

關鍵詞：

新文化史；教育敘事；職業教育；文化研究

新文化史是20世紀70年代西方史學界重要的轉折，以法國、美國和英國最具代表性。“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林•亨特的《新文化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還有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以及彼得•伯克的《圖像證史》《制造路易十四》等都是推動新文化史發展的重要代表。其中，新文化史關于“敘事”的突破，值得教育界借鑒和學習。

一、新文化史中的敘事轉變

（一）敘事材料：故事與“碎片”

第一篇：新常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策略分析

摘要：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通常使用“新常態”這一詞語去概括社會的一種發展狀態，然而在“新常態”之下，我們不應該僅僅關注經濟上的發展，同時也應該注重文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群眾文化建設往往是較為薄弱的部分，更需要重視并且進行加強引導。本文將以“新常態”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重要內涵為著手點，著重分析加強“新常態”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具體措施，從而提出可行的建議，希望可以為農村群眾文化建設提出一些思考，從而促進在“新常態”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

新常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基礎設施；文化陣地

“新常態”表達了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性，其發展本質就是提升人民生活質量，遵循發展規律并且加強自身信心。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農村群眾文化建設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要從多個角度解讀政府的文化幫扶政策，理解“新常態”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重要內涵，下文將具體闡述“新常態”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相應策略，希望可以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與農村群眾文化建設質量的加強提供一些理論化的幫助。

一、“新常態”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重要內涵

摘要：

群眾文化需求是群眾對于精神文明層次的需求，需要相關文化部門加以滿足。為此，本文從群眾文化需求的特征入手，分析群眾文化需求的滿足，以供參考。

關鍵詞：

群眾文化；文化需求；精神文化生活

看問題的視角不同，群眾文化的含義也會有所不同。就歷史視角而言，許多人都對群眾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因為都是根據其自身的實踐經驗得來，因此不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較為普遍。我們一般說的群眾文化，指的是人們在自己的工作以外，參與的具有娛樂性質和教育意義的文化活動。這是一種常見的歷史現象，它以人民群眾的活動為核心，以自娛和自教為主要功能，并通過這種自娛和自教來實現和滿足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群眾文化需求的特征

群眾文化需求具有社會性和成長性兩大特征，它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不斷發生變化。這些需求包括視聽，如廣播電視；看讀，如書籍報刊；社交，如參加各類活動等。就目前的發展情況而言，群眾文化需求呈現四大特點：其一是多元化。根據相關調查，簡單的看看電視以及打打麻將等低層次單調的文化生活已經不再能滿足大多數群眾的需求，對于科教、文化、娛樂、健身等多元化的綜合性文化生活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但是新昌縣現在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尚不完善，各類功能不夠齊全，這與逐漸多樣的人民群眾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新昌縣需要加快建設公共文化設施，提高文化產品的供給。其二是主體性。農民群體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它既是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又是文化產品的生產者。“群眾文化群眾辦”，這個大方向不能更改。根據相關調查，群眾文化主體意識已明顯增強，已經不再喜歡那種“你來演、我來看”被動文化消費模式，而是希望親自參與，自編自演自辦。如新昌農民“種文化”活動已走出一條“黨政扶持、農民主體”的農村文化建設新路子，農民從文化觀眾變成文化主角，從被動接受向主動創造轉變。一年一度的農民文化節上，大家自己編導，自己出演，其趣味性和文化性不輸專業的演出團隊。其三是求知性。農民群眾，特別是中青年群體，對于知識文化的渴求十分強烈，希望能夠參加各類培訓或講座，加強自身的文化素養建設，用知識武裝自己。典型代表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他們表現出更為強烈的學習動力，他們不愿意過一輩子打工的生活，希望用知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四是群體性。隨著社會發展，公眾的社會公共意識也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愿意進行社交等活動，對于可以增進感情溝通，并帶有比賽性質的集體文化活動青睞有加。例如書法比賽，各種球類比賽等等，跳舞也成為了人們喜聞樂見的一種活動形式。這些活動十分的接地氣，是群眾易于也樂于接受的形式。

摘要：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猛，本文旨在研究消費升級背景下，文創產品的潛在經濟價值以及未來的產業發展路徑。本篇論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和歸納法，分析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性質特點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動因。總結出文創設計思維方法。該方法指明了我國制造產業升級和城市轉型的方向所在。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品;IP;經濟價值;產業發展

引言

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時代在變化，需求升級導致消費升級，消費結構的演變帶動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我們正處在第三次消費結構升級轉型的進程當中，人們一改過去只為功能買單的消費狀態，現在，人們還為體驗、服務、情感買單。正是在這樣一個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創意產業才有了蓬勃生長的優渥土壤。中國擁有五千年的豐厚文化，把這些獨特的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創意產品中的有生力量，是有巨大經濟收益的思路。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一）研究方法：對于文創產業發展的理論研究，顯然還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需要借鑒地使用經濟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的概念。因此，本文關于文創產業發展的理論思考，使用最基礎的“總結歸納”，從文化創意產業的性質特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動因，及統計等角度做一粗淺思考。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為：案例研究法和歸納法。

（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過對典型的文創案例的分析研究，論證文化創意產業在當今時代煥發出的巨大經濟價值、文化價值和服務價值，以此來指明當前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城市轉型的方向所在。

1　問題的提出

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是任何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發展不可或缺的動源,群眾體育也不例外。在我國,群眾體育的發展取決于社區體育(城市及其郊區的體育)、農村體育(鄉鎮以下的村落體育)、民間傳統體育(少數民族體育)和學校體育(在校師生的體育)的共同發展,而農村體育是制約群眾體育發展的瓶頸。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接近9億,占全國人口70%;農業人口達7億,占產業總人口的50.1%,農民應該是群眾體育的主體。欲發展中國群眾體育,實現全民健身,必須首先面對如何解決農村體育的現實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進而決定意識形態,經濟力決定群眾體育的發展并通過政治力來規定其發展的方向。由此,研究農村體育問題的理論者們、從事農民體育工作的具體實踐者們紛紛從“場地設施建設滯后、經費投入不足、領導重視程度不夠、制度不健全”等經濟、政治外在因素來探尋農民體育發展的影響因子,而缺乏了對影響農村體育發展本質上的、深層次的文化力(主要是農民體育思想)的研究。誠然這些外在因子對農民體育的發展制約嚴重,但是忽視農民自身內在因素而去探求農村體育發展的道路也是不全面的,本文的切入點正是從制約農村體育發展的質層文化力角度進行研究的。

2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文以農村體育質層文化力、農民娛樂體育思想、健身體育思想為研究對象。圍繞研究需要,查閱了大量體育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有關文化理論的論文,以及體育專業報刊上發表的相關專訪、消息、報告等文章;編制《農村體育文化力分析調查問卷》,對遼寧省300名村民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89份,有效問卷262份,通過問卷分析并進行數據處理,取得了農村體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文化力影響農村體育的發展

3.1.1　理論依據

摘要：農業科普工作是加快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助力鄉村振興發展的重要舉措。而農業科普創作是將深奧、抽象的農業科學知識、科學原理轉化成人民群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形式進行傳播，以提升農民科學素質和公眾農業科學素養，是農業科普工作的源頭。筆者從創作的選題、創作隊伍的組建、創作手法、傳播渠道以及存在問題和建議5個方面進行討論。創作選題要分析了解受眾目標與受眾需求；組建包括科學家團隊、科普創作團隊與媒體渠道在內的協作團隊；創作時要體現科學性與思想性，注重生動形象、通俗易懂的創作技巧以及各種新技術手段的應用，借助互聯網擴寬科普作品傳播渠道。文章最后就如何改善農業科普工作的激勵機制與培養專兼職科普創作隊伍提出建議。

關鍵詞：農業科普創作；選題；創作隊伍；創作手法；信息化

0引言

農業科普創作是農業科普工作的源頭。農業科普創作是將深奧、抽象的農業科學知識、科學原理轉化成群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形式進行傳播的創造性勞動。其呈現形式大致包括科普展教品、科普圖書、科普掛圖、科普游戲、科普講義、科普視頻、科普動漫、多媒體交互等[1]。隨著國內農業高新科技以及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農業科普創作環境發生很大變化，農業科技新成果不斷問世，自然學科之間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相互滲透日益明顯，多媒體時代人們的閱讀興趣、閱讀習慣各異等[2]，這些變化都是當前農業科普創作面臨的新挑戰。近年來，國內不少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現代科普創作進行了研究和探索。楊文志[1]針對現代科普創作的基本理念進行了研究，余子真[7]、張天慧[8]、陳玲等[9]、李正興[16]從科普創作人才培養的角度進行探討，肖云[11]從聯網時代下的科普融合創作模式進行了探討等。但針對當前農業科普創作的研究尚屬于薄弱環節，故筆者基于多年三農科普工作經驗，以如何應對當前科普創作面臨的挑戰為切入點，提出了農業科普創作過程中必須堅持目標導向、需求導向、創新思維和互聯網思維，并具體從創作的選題、創作隊伍的組建、創作手法、傳播渠道以及存在問題和建議等5個方面提出認識與看法，以期得到同行的批評指正。

1農業科普創作如何選題

選題是科普創作頂層設計，是關鍵步驟，它幾乎統領創作的全過程。在農業科普創作選題時，應先考慮農業科普的受眾特點和科普目的，充分了解受眾的科普需求，選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1受眾特點與科普目的

本文作者：馮利 單位：貴州省教育廳電化教育館

根據國務院關于“繼續做好遠程教育工作，逐步實現‘班班通’”的工作部署，以“班班通”工程建設為代表的新一輪基礎教育信息化將全面推向新的發展階段。貴州省“班班通”工程備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視，資金投入大，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

一、“班班通”工程的涵義

“班班通”是指學校的每個教學班的裝備都是基于網絡環境下的，以電腦、電視機、實物投影儀、交互式電子白板等為終端顯示的設備。達到了每個班級都能同時上網，收看有線電視，能演示課件、現場直播、備課、課堂教學、學習以及其他教育業務中實現信息技術與每個學科日常教學活動的有效有機整合，促進教師教育教學方式和學生學習方式的變革，最終促進城鄉地區學生在素質教育方面的均衡發展。［1］“班班通”是一項硬件環境建設、教學資源建設及教師應用能力培養的系統工程，是一種高效率的現代化教學手段，是利用先進的信息化手段和工具，營造學校教學、科研、管理、生活服務的數字化校園環境。［2］按照國務院的安排，貴州省相關部門制定了以“統籌規劃、因地制宜、分步實施”為原則的“班班通”建設方案，卓有成效地開展試點建設工作，加快推動全省基礎教育信息化的均衡發展。

二、貴州省“班班通”建設的試點推進

2011年，貴州省“班班通”試點工作分別在遵義、麻江、貴定、白云、玉屏5個縣區開展。“班班通”使每一位教師、每一個班級、每門學科的每一堂課，都盡可能做到應用信息化設備與資源的形式日常化，實現現代多媒體技術和傳統教學活動的有效整合，切實革新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生的學習方式。使學校的每個班級具備與外界進行不同層次的信息溝通、信息資源獲取與利用，進而實現信息技術與學科教學的有效整合，最終提高學校教育教學質量和學生的全面發展。2011年底貴州省“班班通”工程已完成試點建設并初步投入使用。在實踐中，貴州省“班班通”建設中形成了常規教室建設和專用教室建設兩種基本形式。“班班通”的常規教室從簡單到復雜又可分為簡易多媒體教室、多媒體教室、網絡多媒體教室和移動網絡多媒體教室，它們之間蘊含一種逐步遞進的關系，例如:簡易多媒體教室通過增加設備就可以變成多媒體教室。［3］專用教室的建設又可分為數字化語言實驗室、數字化科學實驗室、教師電子備課室、學校主控室、錄播教室、區域綜合性應用平臺。這兩種形式各有優缺點。一般來說常規教室建設下，硬件設施的利用率能達到最大化，但學生的實踐操作機會較少;而專用教室建設下，由于缺乏專職教師和硬件設施數量的限制，則很難有效普及。［4］

三、貴州省“班班通”建設的實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