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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文斌 單位：東莞職業技術學院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表明，政治思想屬于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由此可知，經濟全球化必然波及社會、文化領域。因此，當代世界的文化發展特點必然要從全球化的視域中去探尋。
一文化發展的全球化與本土化
全球化發展到目前，已經不單指某個領域的問題，而是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的變化，成為真正帶有全球性的問題，因此需要我們從多角度、多層次、多方面來分析才能得出客觀的結論。所以對全球化的理解“可以從多種角度來理解:從經濟上說，全球化意味著跨國公司、國際資本、全球貿易，即生產和流通過程的國際化;從政治上說，則是原有的民族國家不再是自明的分析單位，跨國家、跨地區的國際組織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從文化角度說，則是全球化的文化市場的形成(包括國際資本介入各民族國家內的文化市場，對其投資和制約，國內文化制作與國際性的文化消費市場的關系)，消費主義的全球性蔓延。而全球化的步驟則由經濟與金融界擴散到了文化界，由西方波及到東方”［1］(P48)。因此，世界各國和各民族在全球化視域下對文化價值目標的追求必然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對立統一。
一方面，隨著當今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當代世界文化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單城性”特點，“即世界在歷史上首次正在變成一個具有單一的社會與文化背景的世界。在過去，如果說有可能把社會、文化進程與實踐理解為是一整套地方的、相對來說是‘獨立的’現象的話，那么，全球化則使世界成為了‘單一的地方’”［2］(P13)。這就是全球化給文化留下的前所未有的特點。這種文化的“單城性”特點，當然也會給文化價值目標帶來相應的影響，使之自然會出現或多或少的趨同性。
另一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當代世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整體的世界意識的強化。文化問題“都是有關我們自身普遍的和共同目的的問題，但同時也是有關深層次的個人的意義的問題。文化是普普通通的，在每個社會、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是如此。”［3］(P26－27)人類通過文化構建生活的意義。因此，“當我們以此種觀點去切入復雜的聯結時，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就是，全球化是如何改變了意義構成的語境的;它是怎樣影響人們所有的、完全是在地方定位的生活中發展而來的共享的理解力、價值觀、欲望、神話、希望與恐懼的。”［4］(P27)再次，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以它自身不可阻擋并且日益加強的力量不斷消解著地方性。“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促進了更多的有形的流動性，但它對文化影響的關鍵之處在于地方性本身的轉型”［5］(P40)。全球化以兩種向度消解著地方性。其一，對離開本人居住地的人來說，無論他走到世界的哪個地方，由于當今世界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產品和生活場景的雷同，會使他沒有離家的感覺。這是因為全球化帶來的商業文化在功能上建構了普遍性的“親近感”，把出家在外的人熟悉的場景氛圍從其故鄉延伸到了異國他鄉，以此消解了地方性。其二，對于當地居民來講，盡管他們每天都會體驗到在家的感覺，但全球化所形成的國際商業文化卻會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們在熟悉的家園產生一些莫名的陌生感，同時減少地方的可靠性，使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家也是變幻不定的地方了。當家變得與其他地方越來越相似的時候，他就逐漸喪失原有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地方的可靠性因此而消解。
文化的全球化雖然在形式和內容上有上述表現，但我們不能因此斷定世界文化已經出現同質化的單一形式，世界各地的文化價值目標都是一致的了。相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告訴我們，全球化在推動文化全球化的同時，卻以另一種力量在促進文化本土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地都有著不同文化價值目標追求，這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的矛盾與統一。文化本土化在強大的全球化挑戰面前之所以存在，有下面幾個主要依據:
其一，盡管文化的全球化形成了國際性商業文化及產品，但這些不足以說明全球文化已經同質化。因為全球化所形成的國際商業文化尤其是文化產品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與文化的質的存在并非直接同一。如果我們硬是認為這些全球化的外在表現就是全球文化的同質化，那么“我們或許就是正在使用文化的一個相當貧瘠的概念:把文化降低到了物質商品的地步。”［6］(P121)由此可知文化并非就是商品，也不只有物質文化這個層面，文化概念最本質的東西在于它構建存在的意義，“文化(至少)應當被看作是存在的意義的象征化和體驗。”［7］(P121)而上述商業文化及產品并沒有達到使我們的生活產生意義這樣的高度。因此文化的全球化并非世界文化的同質化，因而文化的本土化存在也就在自然之中。
其二，文化的全球化盡管通過密切的復雜的聯結，使文化在時空的一定程度上得以壓縮，但它還是沒有融入本土文化之中。“要知道，商務艙的旅客所沒能體驗到的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日常文化實踐的最本質的東西，而這種最本質的東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來定義的，而且在具有侵略性的聯結面前，它始終保持著文化的差異性。這種文化不會在五星級的國際飯店中顯現出來，但它會在大街小巷、房屋、教堂、工作場所、酒吧與商店這些遠離商業或是旅游中心的地方顯現出來。這類‘地方性’都是相當簡單的地方，人們在此過著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家’的日常環境。”［8］(P10)正是這些地方性的生活的本真狀態，使得其地方特色一方面不容易受到國際商業文化的直接控制，從而保留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些地方特色體現了文化的產業，使本土文化得以保存。
其三，文化的全球化盡管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性的可靠性，但它最終還是沒有消解本土文化最本質的內涵。文化的本土化最本質的東西在于文化是建立在特定的地方的人們所共有的感情、價值觀、語言、思維方式，以及關于這個地方共同的歷史、共同的記憶與共同的命運感等基礎上，這些構成了人們的認同感、歸宿感與親近感，構成了個體存在的意義，故本土文化難以被摧毀與同化。當今世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的本土化始終是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一極，而且在文化全球化的挑戰下，本土文化的捍衛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使文化更加凸顯本土文化的特色。同時沒有本土文化這種多樣性文化的存在，世界文化的發展必然缺乏生機與活力。#p#分頁標題#e#
二文化發展的沖突與融合
如前所述，伴隨著全球化的過程，文化呈現出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對立統一特點，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過程中，必然引起文化價值目標的彼此沖突與融合。文化沖突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漫長歷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為人類的發展歷史從來都是在相互交往中發展的，“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由隔絕走向交往，這就為文化的沖突提供了前提。”［9］(P81)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突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其一，全球化之下的文化沖突在規模上呈現出范圍廣、影響大與形式多的特點。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計算機信息網絡技術、文化傳播技術帶來的是傳統的地理空間界限的被打破和社會生活中多領域的廣泛接觸與交流，從而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廣泛接觸、碰撞與交流，使文化的沖突不再局限于局部地區或國家之間、局限于吞并或毀滅的簡單方式、局限于狹窄的范圍。
其二，全球化之下的文化沖突在引導上呈現出西方發達國家為主的特點。由于經濟決定文化，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出于經濟利益的需要而發起的，因此全球化之下的文化沖突是與經濟發展和擴展緊密聯系的。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優勢和主導地位決定其在文化沖突過程中的引導地位。“全球化實際上是多國資本主義階段的文化現象，是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擴張［10］(P50)。現在看來，全球化盡管不是完全等同于西方化，但西方國家確實以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優勢地位，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文化霸權和文化傾銷，全球化文化的主導權和主動權都掌握在西方國家手里。
其三，全球化之下的文化沖突呈現出深層次的特點。全球化之下的文化沖突不再只體現在文化的表層，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文化沖突也逐漸超越了生活習慣、禮儀風俗等等表層現象的局限，開始深入社會生活的基層，側重于關注不同地域文化發展中的本質差別。而文化的本質差別則體現在文化是能夠為人們提供不同認同感、歸宿感與價值感的意義系統，于是作為全球化下文化沖突引導者的西方發達國家企圖通過文化霸權或文化帝國主義，將其自身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等擴張到其他非西方國家。這表明文化沖突已經從外在形式深入到核心。同時在當今“東西文化的沖突”、“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沖突”、“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沖突”三大文化沖突中，“東西文化的沖突”成為最為關鍵的文化沖突，因為西方文化企圖通過全球的文化沖突把其他文化同質化。同質化意味著一種文化的最核心的東西如價值觀、意識形態、認同感被其他文化取代，意味著該文化的消亡。當然文化沖突盡管有可能同化或摧毀一個文化，但文化沖突仍然是推動文化發展的一種力量。并且文化的沖突必然帶來文化的融合，使各種文化互相注入新的因素，共同發展。文化融合，這個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來說，文化融合是指某幾種具體的文化形態之間通過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態;從廣義上來說，文化融合則是指人類文化的各種具體形態全部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之下，形成統一性的世界文化新形態。”［11］(P91)目前我們基本上只能從狹義的文化融合概念上來分析文化融合，當今時代的發展為文化融合創造了很多有利的機會。
第一，全球化為文化的融合創造了廣闊的平臺。全球化打破原來世界的時空界限，使整個世界處于開放和不斷交流中?？傊蚧?ldquo;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12］(P276)。這種全球化使不同文化形式之間相互融通、相互促進成為可能。
第二，文化沖突為文化融合提供了外在的推動力量。文化沖突不失為文化之間交流和碰撞的一種重要方式。因為“文化的融合并不是一個主體意識自覺自愿進行的主觀過程。只有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沖突和相互碰撞中，文化的融合作為一個客觀的過程才有可能實現”［13］(P93)。所以，只有在文化沖突的過程中，各種文化才能在相互矛盾、比較中借鑒和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和精華，保存自身的質，兼收并蓄，發展自身，這樣，文化的融合也才能真正實現。
第三，文化與人自身的發展的自覺意識是文化融合的內在要求。人類文化在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中不斷進步，人類自身則在不斷打破自然、社會、生理等的限制中追求自身的自由與發展。而文化融合正是文化和人類自身發展的一種有效形式，所以全球化過程帶來文化沖突之時，文化融合也就成為時代文化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而且這種文化融合并不是文化形式的簡單相加，這種文化融合所要達到的結果，“并不是形成一種取代所有現存文化形態的全新文化形態，而是形成了一種可以包容原來若干文化形式的主要特征的東西。這種文化形態不可能完全取代原來的不同文化形態。恰恰相反，這種新的文化形態，使得文化的表現方式比以前更加豐富多樣”［14］(P62)。文化融合過程是一個矛盾對立，相互斗爭并達到辯證統一的過程，它既推動了當今時代文化的向前發展，也形成了全球化之下世界文化發展的另一個基本特點即文化的“中心論”與“邊緣化”。
三文化發展的“中心論”與“邊緣化”
全球化的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在不同地域則表現為文化的“中心論”與文化的“邊緣化”。文化“中心論”是指在世界文化體系中，強勢文化利用自己的強勢，力圖用自身文化來同化或吞并其他文化，從而形成以其自身文化為核心或主導、引領世界文化發展的地位。而這種“中心論”一直是以西方為中心，其代表有黑格爾的“西方中心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全球化之下的“中心論”則轉化為西方的文化霸權，西方國家企圖通過文化霸權同化其他文化體系或者對其他文化體系起引導作用，其途徑與方式主要是:
首先，憑借經濟全球化框架中的經濟優勢實施文化霸權。西方社會率先開啟現代化的進程，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資本的迅速積累，同時使經濟的交往開始突破地域、國家的限制，開始走向國際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了這一過程:“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15］(P276)可以說當代的全球化已遠非在經濟領域，它已波及到精神生產和文化領域，西方國家正是憑借其經濟的優勢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其意識形態，從而實現文化霸權。#p#分頁標題#e#
其次，憑借文化傳播媒介優勢進行意識形態的輸出與滲透，以達到文化霸權之目的。西方國家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文化傳播介質的更新，改變了以往文化傳播的途徑，計算機、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成為主要的傳播介質。而西方國家則是這些技術的主導者，它們利用先進的技術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主要是西方文化為代表的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一種滲透，而且這種滲透還是西方國家有目的性擴張西方文化的自覺意識。
再次，憑借文化產品生產的優勢，由主宰消費觀進而達致影響價值觀。現代西方的文化生產，通過各種媒體，制造各種“虛假的需求”，不斷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以達到人們購買產品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商業盈利，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統一意識形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通過文化工業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消除敵對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有效地減少控制的成本。最后，憑借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優勢，通過文化殖民來達到文化霸權的目的。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的合作和交流日益密切，教育的國際化自然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發達國家利用本國教育資源的優勢，大量招收國外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以法律形式鼓勵高技術專長的人才移民;利用跨國公司網羅高技術人才;通過基金資助學者進行學術問題的研究;派出人員進行學習、考察、任職等，企圖通過這種潛移默化的改造，使他國人才接受自己的政治理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
文化的“邊緣化”是指在世界文化體系中處于弱勢的文化，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滲透與擴張之下，越來越處于次要的甚至面臨消亡的艱難處境。正是全球化時代，“西方作為第一世界掌握著文化的輸出和主導權，將自身的意識形態看作一種占優勢地位的世界性價值，通過文化傳媒把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識編碼在整個文化機器中，強制地灌輸給作為第三世界的東方，因此，在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霸權話語下，東方文化不僅在20世紀處于邊緣地位，處境艱難，而且只能被動接受。東方文化傳統面臨威脅，母語在流失，文化在貶值，意識形態受到不斷滲透和改型。”［16］(P58)文化的“邊緣化”在全球化之下日趨凸顯，文化的保存更加嚴峻與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