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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把人才建設擺在文化強國建設的突出位置，指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隊伍是基礎，人才是關鍵”，并且部署了“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有力人才支撐”的一系列工作。我國正處于經濟和社會創新發展與全面轉型的關鍵時刻，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中所說的人才隊伍建設，就是強調創意群體在文化建設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強調要創造條件以加強對文化創新人才的培養，把創意人才隊伍建設當做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中之重。因此，要進一步更新觀念，創新體制機制，加快培養造就德才兼備、銳意創新、結構合理、一定規模的創新人才隊伍，以適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和社會發展整體轉型的需要，從而加快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對創意人才的特別需求，與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創意產業是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引人矚目的朝陽產業，它以高于傳統產業24倍的速度增長，已經成為眾多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支柱性產業，文化創意產業之所以能成為當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主要原因在于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而從根本上來說，文化創意產業為世界取得的成績，得益于創意人才這一群體的突出貢獻。文化創意產業同時也是知識密集型的高端產業，更是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的行業，文化創意產業所涉及的每一個環節都與創意人才密不可分，是一種極其依賴于創意人的腦力和心智能力的文化創造活動，因而創新人才儲備也被看成創意經濟增長的要素，被看成創意經濟最重要的資本之一。從可持續發展層面來看，創新人才資本才是文化創意產業最核心的生產要素，當前，這些人才已經形成自己的特定群體，已經被研究者界定為創意群體②，在國外研究領域已經有明確的創意階層這一概念③。 創意群體是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的核心部分，而在創意經濟的層面上，創意群體不僅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根本性推動力量，也是現代消費和生活方式的引領者，從我們的調研來看，他們主要集中在媒介消費網絡相對成熟和信息共享程度相對高的城市。當前，西方國家對創意階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調查研究，國際創意產業研究專家佛羅里達教授在《創意階層的崛起》④（2002年暢銷讀物）中指出，創意階層正在崛起，他們改變著人們的工作狀態、休閑、社會和日常生活。理查德佛羅里達的創意階層理論是創意經濟的產物，與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提出的在后工業社會里服務階層的興起，以及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提出的知識工作者（knowledgeworkers）的興起，都不盡相同。佛羅里達認為，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中，“才能”和“創意”才是財富的根本來源，在這個大前提下，一個城市的經濟是否繁榮不再最終取決于優惠的稅收政策，也不是靠廉價的電力；他指出，新經濟（IT行業和經過信息化技術改造的老工業）必須依賴“創意工作者”，只有那些能夠吸引創意人才去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才能吸引創意群體，也才能真正獲得經濟的成功。 佛羅里達不僅宣告了創意階層的興起及其特征、生活方式、價值觀，還向政府或者企業的政策決策者展示了這樣的理論，創意人才的聚集自然帶來技術、投資和就業等經濟增長因素，所以想辦法吸引創意階層和激勵創意階層已將成為政策成敗的關鍵。在創意群體和創意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韓國的“文化立國”戰略之上的人才戰略對我們不無啟示。2000年到2005年，韓國共投入2000多億韓元，大力培養文化產業復合型人才，重點抓住電影、卡通、游戲、廣播、影像等產業高級人才的培養。韓國文化振興院還建立文化產業專門人才庫和“文化產業人才培養委員會”，負責文化產業人才培養計劃的制訂、協調等，同時設立“教育機構認證委員會”，對文化產業教育機構實行認證制，對優秀者給予獎勵和提供資金支持。通過設立高等院校相關專業、加強職業培訓等方式，充分發揮高等學校在培養文化產業人才方面的作用。近年來，韓國先后建立了漢城游戲學院、全州文化產業大學、清江文化產業大學、大邱文化開發中心、網絡信息學院、傳統文化學校等。另外還在一些大學開設了文化產業相關專業共80余種。此外，韓國政府還加強文化產業人才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由國家提供補貼，選派人員出國研修，從而培養出具有世界水準的文化產業專門人才。 創意經濟時代是以創造力來推動經濟發展，這意味著未來世界的競爭是對這些創意人才的競爭。在我國，北京、上海等城市優先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創意人才的政策，在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中，明確規定優秀創意人才可優先調京，這些人才中的京外人才，可優先辦理調京或辦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證》，為創新人才優先解決戶口問題。而且，為了積極引進和激勵高端人才，北京還對于文化創意企業聘用海內外高層次的管理人才、創意人才和營銷經紀人才進行了優先的政策待遇，比如創意人才可以參照《北京市吸引高級人才獎勵管理規定》予以獎勵，另外，市政府還設立文化創意獎，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做出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大力倡導文化創意產業，創意人才不斷涌現，創意人才隊伍在不斷地擴大，由于創意人才隊伍正在成長之中，可以暫時把他們稱為創意群體，佛羅里達文本中的創意階層指代的是創意經濟比較成熟的狀態，不過這些創意群體在未來必將成長為創意階層。同其他階層一樣，創意階層形成的根源是經濟性的，由于創意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因此從影響力的角度而言，創意階層已經正在成為以創意經濟為主導城市或者國家的主導階層。在美國約有3800萬人屬于這一階層，其所占比例超過了美國總就業人口的30%①，他們雖然還沒有明確的群體意識，但有自己生活方式特征，這一階層將繼續對當代人的工作方式、價值觀、欲望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構產生深刻影響。 從整體上看，我國創意群體的成長還十分緩慢，分析其原因，我國的創意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消費群體對創意的消費還處于啟蒙階段，但隨著創意消費的爆發式增長的到來，創意經濟必將成為國家經濟的主流形態，創意群體也必將在這一現實需求之下得到壯大。目前的現實是，人們對創意的概念還處于感性階段，對創意環境的認識有待提高，在創意人才成長的環境營造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仍還有待完善。而這與我國經濟所處的階段和狀態是一脈相承的。#p#分頁標題#e# 中國社會和經濟在過去30年的發展，其成績所換來的“中國模式”無非是國外人眼中的“世界工廠、人口紅利、出口加工”等，中國要想產業升級、技術創新，要想真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要想打造創新型國家，要想在未來取得競爭優勢，這些愿望只能依靠創意人才來實現?，F階段的文化產業正是培育、激勵和聚集創意人才的大好時機。佛羅里達進而指出，一個創意社會必須具備其所提出的“3T”理論中的幾個條件（正如舊金山和波士頓所具備的）——即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寬容（tolerance）。首先，創意城市或者地區需要擁有強大的技術基礎，比如眾多的科研單位以及對技術的大規模投資，不過這是必要而不是充分的條件；第二，創意城市或地區必須具備能夠吸引、留住人才的魅力，比如對創意階層對生活方式選擇權的尊重；第三，創意城市或地區需具有對多樣性的寬容，這樣才能吸引各種各樣的創意人，簡單地說可以歸結為城市的創意環境，創意環境從根本上說就是人文環境，一個城市必須塑造出有利于經濟繁榮的人文氣氛。 當前，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處于起跑階段，創意人才的缺乏問題尤其突出，這已經成為制約文化創意產業的瓶頸。即使是處于文化創意產業領軍地位的北京，同樣面臨了缺少創意產業人才的尷尬①。有數據顯示，紐約創意產業人才占工作總人數12%，倫敦為14%，東京則達15%，而我國不足千分之一，北京創意人才所占百分比僅為近1%。由于遭遇創意人才發展的瓶頸，北京乃至全國創意產業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原動力明顯不足。近年來山寨版項目得到一定的肯定，原因是復制是創新的開始，縱然如此，創新正應該是創意人的重新洗牌，而不是以復制來在市場中進行妥協。我國13億人口便是豐富的人力資源，人才開發潛力巨大，在廣大民間或多或少埋沒了一些創意豐富的頭腦，如能將散落各地的創意人才加以挖掘利用，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數量便可得到較大的發展。 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實施人才戰略既有優勢也有不足，既有機遇更有挑戰。另外，與總量不足相比，創意人才結構性短缺問題更為突出，表現如下：一是缺少高端原創人才。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被調查的管理者認為本單位的創意人員中只有22％的比例算得上是創新型的，多數人才屬于復制型或模仿型。這種人才結構導致原創產品很少，企業核心競爭力不足。二是缺少創新管理人才。與傳統產業相比，創意產業具有創新性、高增值性和高風險性等特點，其產業組織形式既有分散的個別勞動，又有簡單協作的集體勞動和集中的社會勞動，創意人員具有較強的工作獨立性，創意工作過程難以監督。三是缺少創新經營人才。將創意產業化，需要能將創意內容產業化和市場化的經營人才。被調查者普遍認為，北京市嚴重缺乏擅長將創意作品“產業化”、“市場化”的經營管理人才和領軍人物。四是缺乏復合型人才。文化創意產業是文化-經濟-技術的復合型產業，要求從業人員具備較為完善的知識結構，即不僅要有豐富社科文化知識，還要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和操作能力。 隨著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尤其在2009年《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之后，很多高校在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中開始設立“文化事業管理”之類的專業，一些重點院校也已經意識到設立文化產業專業和相應研究機構，這對當前社會急需人才培養有著重要的人才補充作用。就整體而言，我國文化產業人才培養體系還存在學科設置不合理、與市場需求脫節等問題，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素質培訓與技能培養相結合、專業培養與短期培訓相結合等方面還存在一定欠缺，特別是復合型的人才培養不足。當下，我國創意人才的培養途徑主要是學歷教育和在職培訓，從學歷教育看，大專院校雖然設有美術、廣告、影視、藝術等相關專業，但由于創意產業剛起步，創意理念剛得到重視，但傳統的人才培養方式缺少對創新能力的塑造，培養出來的學生普遍被企業抱怨為沒有創意。而從在職培訓來看，雖然滿足了專業人才的知識臨時補充，但是因為時間和精力以及培訓的師資力量的有限，使得培訓質量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證。 創意能力的培養需要有創意型教育模式，如果以應試教育為目標的教育模式不改變，縱有各種創意專業和院校，也無力解決創意人才的短缺。創意人員參加的在職培訓多數以定向的技能培訓為主，培訓時間較短、培訓內容單一，導致培訓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企業對職工進行的在職培訓因缺乏系統規范的設計，僅能在短時間內提高職員的某項技能，并不能有效提高他們的創意能力。不僅如此，由于創意人才需要全方位的培養，需要一定時間的教育積累，需要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僅僅依靠學歷教育和在職培訓尚難以滿足市場對創意能力的需求。激發創意不同于投資其他生產要素，創意人才政策需要首先考慮這一特點，為創新群體的成長創造所需要適宜的環境，建立造就這一環境相應政策研究和體系探索。 創新政策的制定應該充分考慮創意人才的流動性。創意人才的流動性是創意經濟人才資本的表現特征之一，佛羅里達認為，創意時代人口構成模式和社會格局發生了改變，人口的流動性才能從根本上激發創意，在創意經濟時代，人力資本集群遠比企業集群重要，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各級政府，全球化時代人才流動性空前加強，創意人才將跨越國境和地域流動，聚集到適宜其自身發展的地方去，并為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服務，對于政府和政策決策者來說，吸引創意人才的關鍵就是得打造他們所偏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從整體上來講，創新人才政策制定應該首先立足于人文環境的建設，在同等吸引創意人才的條件之下，人文環境往往比其他基礎環境更重要。對于創意群體來說，他們所賴于生存的環境是寬容和諧的人文環境，對于創意生產者來說，人文環境比包括商業環境在內的其他環境更為重要。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成千上萬的高學歷人才都不愿意離開北京或者其他一線城市一樣，盡管這這些城市的待遇往往比不上地方城市的一半，但是把人文環境所帶來的價值和機遇的機會成本算在一起，他們在選擇上仍有其價值傾斜性。 #p#分頁標題#e# 最后，創新人才政策還應該站在國際化的高度，以世界眼光來吸引、爭奪創意人才。硅谷都是眾多周知的世界性的創新中心，而創意中心硅谷的移民人口占到總人數的四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高技術和工程師是外來移民，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和印度。美國考夫曼基金會的報告顯示，2006年，美國的專利申請的四分之一來自國外，而在硅谷，外國移民參與創辦的公司占全部高技術企業的一半以上，典型就有谷歌和雅虎。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人才創辦的企業已經創造了520億美元和45萬個就業機會[1]。打造寬容、多元、開放的人文環境、社會價值觀、完善知識產權制度等，是我們吸引創意人才的必要條件。對世界范圍內創意人才的吸引是這些地區人才政策的關鍵，因此建立有利于推動創新的社會文化和地域環境是非常重要的。當前，中國很多決策者長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忽視了建立吸引創意人才的城市環境和社區環境，而這才是吸引人才提升創意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實施重大人才政策是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確定的任務，國家人才發展規劃重大政策協調會于2010年11月25日在北京召開，其中就強調了創新型人才對建設創新型國家重要性以及提出要為其提供發展的良好環境，并出臺招募包括全球高端創意人才在內的各類人才計劃，中關村在2011年初也確定了“6+1”的創新政策細則，為吸引創意人才，也研究確定了“2011年中關村人才特區引進人才專項計劃”，目前正在進行人才的招募引進之中，這些都顯示了國家政策對創意人才的重視和改善人才發展環境的決心。借鑒國外相關研究理論成果，我們可以嘗試對我國創意人才和創意群體進行廣泛地調查研究，可以從理論分析與形勢綜述、調查方案設計與實施、調查數據分析與總結、理論建構與政策建議等方面進行探討。 在創意經濟時代，創意群體將成為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根本推動力量，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是我國當前經濟與社會創新轉型的關鍵，2011年3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再次強調創新型國家建設，并把創新型人才建設提升為首要目標。在此基礎上，結合當前創新型城市建設背景，嘗試研究以媒介消費網絡完善革新與創意階層互動為動脈的創意城市模式與系統的建構方法，探索創新型城市建設在創意群體聚集方面的策略與政策，為創意群體建立更好的信息共享空間和創意環境。從創意群體的根本特性方面對吸引他們的信息環境進行考察，以分析我國在培育和激勵創意人才方面的形勢并提出亟待改善的方面。中國創意群體正在利好的政策環境中慢慢成長，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些群體的成長和聚集必然將成長為我國創意經濟時代的特殊階層即創意階層，這些創意人才必然成為中國創意驅動經濟發展的領軍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