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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蟲文化的空前繁榮極大地充實了中國文學的寶庫
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載體，文學自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將其神奇的筆觸指向了自然界的萬事萬物。而昆蟲族群與文學結緣，使昆蟲文化從此成為文學園地一道獨特的風景。異彩紛呈的各類昆蟲文化形態，譬如蝴蝶文化、蟋蟀文化、螽斯文化、蟻蛉文化、蜜蜂文化、蠶文化、蟬文化、螢火蟲文化等等，不僅再現了昆蟲世界的自然之美，也使得文學世界變得更加艷麗多彩。目前，世界上已形成的昆蟲文化，無不顯示出與文學的深厚淵源。僅從《詩經》中與昆蟲有關的詩篇，我們就不難看出，文人對昆蟲世界的關注，其歷史已相當久遠矣!昆蟲世界的無比奇妙吸引著歷代文人思考的目光，而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筆又將昆蟲世界的絢麗多彩呈現于文學的殿堂之上，無數人為此留下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光輝篇章，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雖然目前我們尚難推斷究竟誰是用文學筆觸反映昆蟲的第一人，但綜觀歷史，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落拓文人，許多人對昆蟲的關注和喜愛，都超乎人們的想象，可以說達到了令人稱奇的境地。而縱覽歷史長河，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發現昆蟲文學發展的脈絡。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進入百家爭鳴的繁盛時期。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毫無疑問是我國最早的文化元典之一，開創了古代吟詠昆蟲的先河。其中出現了大量涉及昆蟲的詩篇，文中提到昆蟲的有40多處，涉及昆蟲20多種，如螽斯、蟋蟀、蜜蜂、蜉蝣、蠶乃至螟、螣、蝥、賊等均在其中。譬如，國風中的《周南•螽斯》、《召南•草蟲》、《唐風•蟋蟀》、《曹風•蜉蝣》，小雅中的《甫田之什•青蠅》，都是直接以昆蟲為題。據統計，在305篇詩歌中，光是與蠶桑有關的就達27篇之多，這充分顯示出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的特點。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其《莊子•齊物論》以“莊周夢蝶”的故事讓蝶夢成為人生美夢的代名詞，自此蝴蝶成了文人墨客借物詠志的重要題材之一。
而《韓非子•喻老》中對白蟻危害情狀之描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使人們在欣賞絢麗的昆蟲世界的同時，也對昆蟲之害有了足夠的警覺，察悟了“欲制物者于其細”的哲理。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短命王朝，文化上的嚴酷專制，使文學創作空前冷落，加上時間短暫，焚書坑儒又徹底毀滅了該時代的文學熱情，抹掉了詩性靈光［1］，也嚴重地擠壓了文化昆蟲進入文學的空間。除了《呂氏春秋》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提及蠹蟲以外，便難覓文化昆蟲的蹤影。但到了漢代，昆蟲的身影不斷顯現，如《淮南子•說林訓》中提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說:“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蓋其旦暮為期，遠不過三日爾。”我國目錄學之祖劉向，在《說苑•正諫》中給引出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成語，正體現了昆蟲食物鏈營養級間的鏈條關系。在文學史上，“蟣虱”這種衛生醫學昆蟲似乎并不多見，可在漢代卻成例外。如果說《孤兒行》中“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只是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劇，是孤兒對兄嫂虐待的血淚控訴;那么，曹操《蒿里行》中“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2］，則是用昆蟲現象來描述戰爭造成的苦難，這就使文化昆蟲上升到了社會批判的層面，在文學史上恐怕尚屬首次。如果說《古詩十九首》中“明月皎皎光，促織鳴東壁”使人把關注的目光僅僅投向了游子，那么，《后漢書•袁紹傳》中“運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則提醒人們史書中的昆蟲意象同樣值得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詠物詩大量出現。長達393年的亂世，使文人們在遠離官場漩流的同時，將目光聚焦在了奇妙的昆蟲世界。
昆蟲作為獨立的詠頌題材進而受到文人們的廣泛喜愛，他們托蟲言志、以蟲寓情，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詠蟲詩賦，使之成為古代詩歌中的一大獨特類別，與吟詠鳥獸魚類的詩篇相映成趣。如曹植的《蟬賦》、《螢火論》，傅玄的《蟬賦》，傅咸的《粘蟬賦》、《鳴稠賦》、《青蠅賦》、《叩頭蟲賦》，郭璞的《蜜蜂賦》、《蚍蜉賦》等等，無不折射出他們身處亂世時期所做出的特殊思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始時期“竹林七賢”中的阮籍，他的82首詠懷詩，真正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3］，他通過對蟋蟀、蟪蛄等昆蟲的吟詠，抒發對自身命運的無奈，作品中充滿了極度的苦悶和孤獨，他的昆蟲詩作也成為其政治感慨的忠實記錄。晉初詩人陸云在《寒蟬賦序》中更是以蟬有“五德”，來書寫自己的人格思考。南朝才女鮑令暉的《蠶絲歌》，靠寫“粉詩”出名的南朝梁代女詩人劉令嫻的《答外詩》，昭明太子蕭統的《蟬贊》，還有南北朝詩歌的集大成者庾信的《小園賦》等，也都是吟詠昆蟲的名篇。就連山水詩派的鼻祖謝靈運，也以“悲風入閨霜依庭，秋蟬噪柳燕辭楹”這樣吟詠秋蟬的詩句，抒發對自然風景的審美感受，折射出他寄情山水、探奇覽勝的生活幽趣。而梁簡文帝蕭綱更是憑著“翻階蛺蝶戀花情”的名句和“一目十行”的美名永載中國詩詞的史冊。唐代在安史之亂之前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高峰，盡管很多文人將視線由書齋轉向了關山，但昆蟲世界依然成為眾多人士的喜愛。歐陽詢是將中國民間昆蟲文化史料集中在一起的第一人，他編纂的《藝文類聚》，收集了有關蟬、蠅、蚊、蛺蝶、螢火蟲、叩頭蟲、蛾、蜂、蜉蝣、蟋蟀、尺蠖、蟻、螳螂的詩賦贊等，成為研究文化昆蟲的重要讀本。據統計，在唐代，僅詠蟬詩就多達70多首，尤其是劉方平一人就寫有不少詠蟬詩，堪稱“詠蟬大師”。
在《全唐詩》中，僅反映與蠶業有關的詩也多達490多首。從唐太宗李世民，到大臣虞世南、李百藥，都有昆蟲詩作傳世，而詩佛王維、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花間派鼻祖溫庭筠，以及駱賓王、王昌齡、孟浩然、祖詠、司空曙、戴叔倫、戎昱、郎士元、盧綸、孟郊、王建、白居易、柳宗元、元稹、賈島、劉言史、張祜、杜牧、李商隱、于濆、羅隱、皮日休、陸龜蒙、韋莊、鄭谷、崔涂、齊己、李郢、徐夤、馮延巳，還有唐延謙、釋處默、耿湋、裴說、李端、蔣貽恭等等，都著有大量吟詠昆蟲的詩篇，形成了唐代詩壇特有的昆蟲交響曲。縱覽李唐一代，吟詠昆蟲的人數之多、作品之盛、涉及昆蟲層面之廣，實屬罕見;值得一提的是，以昆蟲為題材的唱和之作也不乏其陳，如以蟬為題的唱和之作，許渾與陸暢、白居易與劉禹錫、杜牧與吳融等等，都曾吟詠過;就連屢考不中，最終揭竿而起的黃巢，也寫有“蕊寒香冷蝶難來”這樣的詩句。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又一巔峰，宋代作品特別是詩歌，在題材方面比較成功的開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傾斜，于是瑣事細物都成了宋人筆下的詩料［4］，昆蟲進入文學視野也就理所當然。譬如，有關蝴蝶的詩歌佳作，古來有5000余首，僅宋代謝逸一人，他的詠蝶詩就超過三百，被后人稱為“謝蝴蝶”，堪稱古今少有。如宋代的林逋、柳永、蘇軾、黃庭堅、晁補之、趙彥端、楊萬里、張孝祥、辛棄疾、洪適、姜夔、史達祖、高翥、吳文英、周密、薛秀宣等人，都有昆蟲佳作面世。最最令人稱奇的是，北宋黃庭堅的七言古詩《演雅》，堪稱中國詩歌史上的一首奇詩，全詩共寫了四十二種鳥蟲的情態，曾在南宋詩壇上引發了一系列的作品仿效。而南宋著名愛國高產詩人陸游，他一人就有117首詩與蠶業有關。而最最滑稽的一幕是，于政不通卻精于斗蟋蟀的權相賈似道，曾專門著有《促織經》，以詩的形式敘述，文筆凝煉，堪稱一絕，被人戲稱做“賈蟲”，成了名副其實的“蟋蟀宰相”，他玩蟲誤國之舉，只落得歷史之罵名。而昆蟲文化對詞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因昆蟲現象而引出的一些詞牌，如由梁簡文帝的樂府“翻階蛺蝶戀花情”引出的經典詞牌《蝶戀花》，更是被宋人發揮到了極致，作品層出不窮。#p#分頁標題#e#
元代是中國戲曲發展的黃金時期，散曲作為一種入樂的抒情詩，無論是小令、套數乃至帶過曲，通過昆蟲意象之美，將元人的審美取向表達得更加顯豁明快、自然酣暢。從關漢卿、白樸、高文秀、馬致遠、鄭光祖、喬吉等雜劇大家，到王和卿、睢景臣、徐琰、馬彥良、盧摯、王伯成、薩都剌、馬謙齋、宋方壺、汪元亨、劉庭信等名士，他們的散曲中都出現了大量的昆蟲名句。而元代的這些與昆蟲有關的散曲，除了很好地繼承了中國古典詩詞的優秀傳統之外，另一個特點就是借昆蟲影象，將散曲的批判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譬如王和卿的〔仙呂•醉中天〕《詠大蝴蝶》和宋方壺的〔南呂•一枝花〕《蚊蟲》都是名篇;而馬謙齋的〔雙調•沉醉東風〕《自悟》“取富貴青蠅競血，進功名白蟻爭穴?；⒗菂采跞招?是非海何時徹?”汪元亨的〔正宮•醉太平〕《警世》“憎蒼蠅競血，惡黑蟻爭穴”以及〔中呂•朝天子〕《歸隱》中“功名辭鳳闕，浮生寄蟻穴”［5］，更使得社會的腐朽黑暗之狀躍然紙上，體現了曲人強烈的愛憎，暗含了曲人對超脫的向往。就昆蟲詩歌而言，著名畫家王冕的《蠶作繭》、著名詩人丁鶴年的《應教詠畫蟬》，無疑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明清兩代，中國文學進入繁盛時期，昆蟲的描寫與吟詠也涉足到了各類文體當中。明代的郭敦就有“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盈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的詩句;清代史承豫的《詠梁祝》“山上桃花紅似火，雙雙蝴蝶又飛來”更是至今廣為傳頌;就連魏源的《讀書吟示兒耆》，也將飛蛾追求光明、甘愿為理想獻身的精神刻畫得異常悲壯———“飛蛾愛燈非惡燈，奮翼撲明甘自隕”。尤其是明代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劇作家湯顯祖，其傳奇《南柯記》，借螞蟻族所建的大槐安國，把官場的相互傾軋，演繹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為后世文學借助昆蟲題材來進行藝術創作開啟了新的思路。
明清兩代也是中國小說發展的頂峰時期，文化昆蟲更是頻頻現身于作品當中———蒲松齡的短篇小說《促織》，以明代皇室尚斗蟋之風并歲征于民間給百姓帶來深重災難為背景，有力地控訴了封建統治階級荒淫無恥、暴斂百姓的罪惡，作品值得今人深思體會;而集中國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書———曹雪芹的《紅樓夢》，不僅用蝴蝶飛舞、紅香散亂這樣的優美意境，為湘云醉臥石凳的故事創設活動場景，而且用寶釵撲蝶這樣的情節，使文化昆蟲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助推器;而林黛玉笑把劉姥姥比喻成母蝗蟲，則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生動，也把作品的喜劇化效果推向了高潮?？v觀中國文學發展史，可以說以昆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昆蟲世界和昆蟲現象成為神話、寓言、小說、戲曲、詩文、詞賦創作的天然寶庫，特別是能有如此之多妙趣橫生的詠螢、詠蟬、頌蝶等昆蟲詩詞文賦出現文學殿堂之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昆蟲能夠成為古代文學描述的重要題材，自然是極大地豐富了文學創作的素材，使文學作品形成了獨特的審美情趣和奇異風格。而所有這些作品，既是古代文人回歸自然的真情表露，也是他們對人生及現實所做的深邃思考，更是對自由的追問和向往，當然，內中也不乏玩物娛情之作。但不管怎樣，昆蟲文化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使得中國古代文壇異彩驟添、分外耀人。
二、昆蟲文化的深入研究豐富了
文學的表現力和表達技巧昆蟲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從誕生之日起它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借助于昆蟲的生物學特性與生存規律，文學的表現力和表達技巧提升到了新的層面。
(一)昆蟲生命周期的短暫性，使文學演奏出一曲艱難哀婉的生命之歌
就生命周期而言，昆蟲既無法與飛禽鳥獸相比，亦無法與人類相提并論。但作為一種生命現象，昆蟲的存在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文人的視野，昆蟲生命過程的演變不僅使生命這一主題在文學作品中變得沉重而艱難，甚至還有一絲悲涼。蜉蝣體形雖小，其成蟲壽命僅有數日，曾使無數人因它而顧影自憐，古人用朝生暮死來形容其生命短暫，發出生命短暫的哀嘆。“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6］《詩經•曹風•蜉蝣》也成為了文學史上哀嘆人生苦短之首唱。莊子在水塘邊看到飛翔的蜉蝣，感慨“蜉蝣不知朝暮”，的確讓很多文人為之傷懷。蘇軾面對浩瀚的江水，也曾在《赤壁賦》中借客人之口發出對人生的浩嘆:“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面對浩瀚的宇宙，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就仿佛是一只小蟲寄生在天地之間，字里行間透露出人生短暫的思想，實質上內心卻經歷著“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的騷動。昆蟲生命的演化過程，也時刻在觸動著文人敏感的情思。由蛹化蝶，破繭而出，羽化而成仙，在文人的筆下，這絕非是普通意義上的生命遞進，更是一種精神生命的升華，意味著生命的轉態和重生。世上萬物相生相滅，昆蟲與人類皆為世間生靈，自然絲絲縷縷相通，觀蟲類百態而悟人生百態，難免使得士人們觸景生情、聞聲感慨。“才入新秋百感生，就中蟬鳴最堪驚。能催時節凋雙鬢，愁到江山聽一聲。”唐代羅鄴的《蟬》所展示的，正是詩人聽到蟬聲而發出的人生苦短的慨嘆。
(二)變溫昆蟲的敏感性，與“興”手法的運用實現了天衣無縫的銜接
作為變溫動物，昆蟲對溫度變化極其敏感。唐代劉方平《月夜》有詩云:“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蟲豸雖微卻知氣候寒暖，因而使文學中利用候蟲對氣候變化的反應來表示時序的更易，顯得更加順理成章。早在《詩經•豳風•七月》中就有“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句子，詩中提及的斯螽、莎雞、蟋蟀，就鮮活地表明了昆蟲發生與活動的時令特點。“賦比興”是最能體現傳統詩學精神的詩歌理論，也是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其中“興”的觀念，春秋時代《周禮•春官•大師》就有總結;到了漢代，《毛詩序》提出了“詩之六義”之說;魏晉時期的鍾嶸認為“文盡而意有余，興也”;南宋朱熹提出“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興”這一概念的不斷闡發，使很多文人喜歡以昆蟲來起興，他們把各類昆蟲現象信手拈來、涉筆成篇，借昆蟲引題述懷、觸物興詞、感物惜時、以詩言志，這種由物及心的創作方法，為文人情感的抒發做了堅實的鋪墊，對于渲染氣氛、創設意境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同時也使得文學作品韻致深長、含蓄委婉。古人有詩云:“花開蝶滿枝。”蝴蝶翩然飛舞，又是早春人們迎來的第一批大形昆蟲，因被冠以“春駒”之名。春天，蝴蝶羽化展翅飛翔之時，正是春風和煦、萬木爭榮之日。“蝶舞凝山魄，花開想玉顏”(薛秀宣《詠英臺化蝶句》)，“復此從鳳蝶，雙雙花飛上;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梁簡文帝《詠蛺蝶》)，蝴蝶爛漫深情的飛舞，不僅將人們對春天的熱愛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更使得不少人對超凡脫俗的愛情心馳神往，美好的愿望因此而生;而人生的美夢一旦化為泡影，詩人對命運多舛的憤慨，便借助蝴蝶對物候的反應傾瀉而出:“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表面上，颯颯西風，蕊寒香冷，使蝶影難現，這是黃巢要當上分管春天的天神去改變自然規律的原因所在，實際上全詩蘊含了他由于科考不暢而對現實所產生的不滿情緒，表達出作者想急迫改變現狀反抗壓迫的豪情和理想。蟬是感節應候的小精靈，《禮記》就記載過“仲夏之月蟬始鳴，孟秋之月寒蟬鳴”。#p#分頁標題#e#
蘇軾《阮郎歸•初夏》中說:“綠槐高柳咽新蟬，薰風初入弦。”這聲聲蟬咽，帶來的是初夏剛到時的浪漫溫柔和明麗多彩的景致;而李商隱《落花》中的“蟬休露滿枝”，李郢《蟬》中的“飲蟬驚雨落高槐，山蟻移將入石階”，說明清晨有露或大雨將至，蟬鳴則止;而杜牧《題揚州禪智寺》中的“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劉滄《秋日山齋書懷》中的“蟬吟高樹雨初霽”等，都預示著雨過天霽，蟬唱開始;南北朝梁代王籍《入若耶溪》中講“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詩人在以動襯靜，勾勒出一幅山林清幽恬靜的畫面;王昌齡《塞上曲》中說“蟬鳴空桑葉，八月蕭關道”，則是在提示人們，震耳的蟬鳴，預示著炎日高懸時的悶熱與煩躁。“倚仗柴門外，臨風聽暮蟬”(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暮蟬乃至秋蟬之鳴，最容易引發文人的才思，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秋蟬之鳴，有凄涼之感，急促而帶有撕裂聲，是蟬生命即將完結發出的哀嘆。詩人由感而發，或是對落日余輝的嘆息，或是對歷史變遷的感慨，或是客居他鄉、仕途未達的羈旅之人思念故園的愁緒表達。如唐代陸暢有“落日早蟬急，客心聞更愁”，許渾有“噪柳鳴槐晚未休，不知何事愛悲秋。朱門大有長吟處，剛傍愁人又送愁”、“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雍陶有“高樹蟬聲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君。何時各得身無事，每到聞時似不聞”，子蘭有“衰柳蟬吟旁濁河，正當殘日角聲和。尋常不足少愁思，此際聞時愁更多”的詩句;而張喬的“先秋蟬一悲，長是客行時”，劉滄的“蟬噪秋風滿古堤，荻花寒渡思萋萋”，劉禹錫的“碧樹鳴蟬后，煙云改容光。瑟然引秋氣，芳草日夜黃”……，用秋蟬噪鳴為悲秋抒愁做環境和氣氛上的渲染，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有到了宋代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才偶有月明風清、稻香陣陣說豐年時那難得的一絲愜意。“獨蟬初唱古槐枝，委曲悲涼斷續遲。雨后忽聞誰最苦，異鄉孤館憶家時”，在子蘭的筆下，那斷續悲涼的孤蟬之唱，正是悲苦之音的真情傾訴;賈島《早蟬》詩云“早蟬孤抱芳槐葉，噪向殘陽意度秋”，柳永《雨霖鈴》中的“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是在提示人們，雨后秋蟬所剩下的不只是那若斷若續的哀鳴，更有作者惆悵復雜的情愫表達;而李商隱《霜月》中的“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則營造出一種月白霜清、秋濃寒涼的蕭瑟氛圍，與詩人凄清的心境渾然一體。
西漢《詩緯》中有“立秋促織鳴”，司馬光也說過“蟋蟀俟秋吟”，蟋蟀的鳴叫是很有規律的，總是與一定的節令相關聯。這些帶有季節性描述的句子，使人們自然而然地將蟲鳴聲作為判斷季節的標志之一，使蟲聲與自然和心境融為一體，凄楚的氛圍與情感的抒發自然銜接，也使“興”這一手法的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阮籍《詠懷八十二首》)。蟋蟀的鳴叫聲所展示的秋涼的環境，巧妙地表露出作者在當時高壓政策下的孤獨落寞和痛苦幽憤。蠶桑生長和蠶的生命活動與氣溫高低密切相關，蠶對時令的反應極為敏感。由于中國是世界蠶業的故鄉，蠶業生產活動必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如唐彥謙《采桑女》中說:“春風吹蠶細如蟻，桑芽才努青鴉嘴。侵晨采桑誰家女，手挽長條淚如雨。去歲初眠當此時，今歲春寒葉放遲。愁聽門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絲。”春風料峭，寒氣襲人，蠶細如蟻，初眠尚未進行，絲繭收成難卜的時候，里胥就上門催逼，作者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會現實，反映了蠶農悲慘的生活。白居易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四)》中也有“東家采桑婦，雨來苦愁悲。蔟蠶北堂前，雨冷不成絲。西家荷鋤叟，雨來亦怨咨。種豆南山下，雨多落為萁。”也是通過點明蠶逢雨冷不成絲的結果，表明連綿的陰雨給人民帶來的極大災害，進而通過東家采桑婦與西家荷鋤叟的兩相比較，突現了民家之苦、民生之難。
(三)昆蟲生存狀態及行為特性，為古代士人人格比附和諷刺現實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共鳴點
昆蟲的生活方式多種多樣，生存環境也千差萬別。無論是瓜棚豆架相連的院落，還是花草相映成趣的田園;無論是柳木成蔭的河堤，還是幽深寂靜的山谷;無論是濕地還是湖泊，也不論是白晝還是黑夜，或空中，或水中，或地表，或土壤……昆蟲就是這樣與人類共生共存。就高度而言，蟬無疑是昆蟲界的高高在上者，故許渾有“高柳即聞蟬”，陸暢有“秋蟬噪高柳”，劉滄有“蟬吟高樹雨初霽”的詩句。蟬所具有的“飲露而不食”和明亮的嘶鳴聲等特性，被認為是“至德之蟲”(陸云語)，具備“文、清、廉、儉、信”五德，因而備受歷代文人推崇，也成為文人獨立人格的寫照。而高潔而多厄的蟬意象也常常成為文人人生際遇的寫照，如駱賓王的《在獄詠蟬》以及李商隱的《聞蟬》，都是在借蟬之特性，暗喻自己的清高，戴叔倫《畫蟬》有詩為證:“飲露身何潔，吟風韻更長。斜陽千萬樹，無處避螳螂。”又如北宋文學家黃庭堅，他玩蟋蟀的境界頗高，根據蟋蟀的自然行為，以蟲喻人，稱蟋蟀有“五德”:“鳴不失時，信也;遇敵必斗，勇也;傷重不降，忠也;敗則不鳴，知恥也;寒則歸宇，識時務也”，昆蟲世界再一次成為古代文人情感的最佳寄托。蟲性的確與人性有著諸多相通之處，透過昆蟲世界能更形象地折射出各種社會形態和人生百態，昆蟲世界于是成為人類社會另一面鏡子。在文學中，用蟲性來反觀社會和人生，于是昆蟲的本能、習性、勞動、求偶、繁衍和死亡，無不滲透著文人對人類的思考。昆蟲身影雖小，卻給人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也給人類的文藝創作提供了無窮的想象空間。唐代賈島在《病蟬》中就把蟬表現為受難者的形象，“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晴。#p#分頁標題#e#
黃雀兼鳶鳥，俱懷害爾情。”詩人借用病蟬的形象來象征官場失意的文人，古代士人人格比附就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共鳴點。蟬是林木害蟲，其若蟲在地下生活期間，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來維持生命，成蟲則靠吸食樹木枝干的汁液為生，但古人將蟬的這種食性理解為餐風飲露，把蟬視為高潔的象征，如“與眾物而無求”，“漱朝露之清流”(曹植《蟬賦》)。當然，同一種意象的內涵可以象征褒貶兩方面的意義，古人并非對蟬都心存好感，如唐末詩人陸龜蒙和羅隱，兩人仕途都不順，通過對蟬的批判態度，表達了作者對腐朽垂亡的大唐帝國不抱幻想，對混亂惡濁的官場風氣激憤之情，“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陸龜蒙視蟬為卑鄙淺薄之輩，對蟬的污濁進行了諷刺，并警告得志之人切莫得意忘形;而羅隱也視蟬為趨炎附勢之徒:“大地工夫一為遺，與君聲調偕君綏。風棲露飽今如此，應忘當年滓濁時。”可見，古代文人對昆蟲習性的認知明顯地帶有個性色彩，這也反應了文學中昆蟲意象的多元性。昆蟲種類極其繁多，昆蟲行為千奇百怪，這一切都為文學反映社會找到了形象的縮影。譬如蝜蝂(脈翅目昆蟲蝶蛉或某些草蛉的幼蟲)這種小蟲，它見物就取，索取無度，即使背負的重量超過了負荷能力，以至不能動彈還要拼命取物，加之又喜好爬高，最后只能墜地而亡。柳宗元就是根據蝜蝂的這一獨特習性，寫出了著名的寓言小品《蝜蝂傳》。作者對統治者私欲無窮、貪取無厭的惡劣行為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有力的批判，將諷刺的矛頭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智若小蟲的貪得無厭者。
作者借小蟲所塑造的貪官形象真可謂入木三分，中唐官場的腐敗之風便由此可見一斑。這種借助昆蟲習性表達觀點、進行諷喻的作品其實并不少見，以昆蟲習性和行為來象征貪官污吏的貪婪以及不得善終的下場，使得作品形象生動又有說服力，從而產生了極其強烈的藝術效果和教育作用?？傊?，在科技并不發達的古代，雖然人們對于昆蟲生存特性的把握和認知并不似今天這般深刻，但這種把握和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啟迪著文人的創作思維，左右著文人們的創作取向，或推崇高尚、或憎惡卑鄙，或抒發得意、或流露失意……，而只有到了科技發達的今天，昆蟲學研究才真正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科學的解讀途徑。昆蟲族群與人類的關系既復雜又密切，昆蟲文化的不斷發展，使文學家對昆蟲現象有了進一步深刻的認識和更為廣泛的運用，因而使文學作品的豐富性和生動性空前加強;探索昆蟲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學的作用和影響，勢必能為兩種學科的研究插上助推的翅膀，這也正是本文進行嘗試和探索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