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蘊含的農業觀思想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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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蘊含的農業觀思想析論

重農以安國要要《淮南子》農業思想之政治意蘊

產生于秦漢政治社會轉型之時的《淮南子》,對農業生產與發展的重要性有著極為深切的政治認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受戰爭與政治的消極影響,農業生產從戰國后期至西漢建立曾長期處于十分萎靡、凋敝的現實狀態,以致當時的民生也困窘不堪,“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兵略訓》)。直到西漢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農業生產才逐漸地恢復和發展起來,民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所以,《淮南子》在思想上,對秦漢之際的農業發展進行深刻的歷史反思,試圖以秦王朝的歷史教訓為鑒,從戰爭、政治與民生等三個方面強調“重農”的特殊性、重要性,警醒西漢統治者能夠始終重視農業生產的基礎性作用,促使其繼續踐行漢初以來黃老之“清凈無為,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維護和保障廣大民眾的基本生存條件,實現西漢政治發展的長治久安。

批判與反思戰爭之于農業生產的消極影響,凸顯出戰爭的破壞性作用,以此強調“農為邦本,食為民本”的重要性,這是《淮南子》對農業發展的歷史反思之一。在《淮南子》看來,戰爭是造成農業生產無法正常進行的重要原因。“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以致“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愴于內,廝徒馬圉,拊車奉稶”(《覽冥訓》),在這種劇烈的兼并戰爭中,對于廣大的農業勞動者而言,不要說“農樂其業”的理想發展,就算是基本的生存條件也根本無法得到保障,“萬民愁苦,生業不修”(《主術訓》)正是這種戰爭環境的現實寫照?!痘茨献印氛J為,秦王朝在建立的歷史過程中,更是將戰爭對農業的破壞性發展到極致,不論是對六國的兼并,抑或是對匈奴、百越的軍事征服,都造成“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會于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人間訓》)的悲慘后果,給民眾帶來前所未有的戰爭災難,“伏尸流血數十萬”成為這一時期時??梢姷臍v史事實?!痘茨献印分赋觯怯捎谇赝醭诜宜枷氲纳羁逃绊懴?,肆無忌憚地窮兵黷武,致使其最終無可挽回地走向速亡,所謂“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人間訓》)。因此,《淮南子》認為戰爭所造成的“田“不修,民食不足”的消極結果,對于王朝政治的發展是致命的,反之,只有保障民眾的基本生產條件,使其能夠“辟地墾草,糞土種谷”,實現“家給人足”,這樣統治者才能“求其報于百姓也”,夯實王朝政治的社會基礎,實現穩定發展。

深刻反思統治者在政治發展中的現實影響,凸顯出其消極性政治行為的破壞性作用,以此顯示出“農為邦本,食為民本”的重要性,這是《淮南子》對農業發展的歷史反思之二。如果說戰爭是造成農業生產難以正常發展的外在原因,那么《淮南子》認為統治者的政治素養及政治行為是導致民眾能否獲得基本的社會生產條件的根本原因。在《淮南子》看來,民眾從事正常農業生產的條件之所以時常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就是因為有些昏君暴主“撓于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好取而無量,下貪很而無讓”,使得“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以致于出現“盜賊滋彰,上下相怨”的動蕩局面(《主術訓》)。這在秦王朝的末期就有著充分的現實反映,秦二世“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使得“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讓民眾無法進行正常的農業生產,導致出現百姓“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稸稺,奮儋稾,以當修戟強弩”的情形,甚至將以往用來進行農業生產的工具都當作武器來反抗秦王朝的暴政,如此“積怨在于民也”(《兵略訓》)的政治發展,怎能不促使盛極一時的秦王朝迅速崩解呢鑰因此,《淮南子》認為“政苛則民亂”(《主術訓》),那些“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以“以澹貪主之欲”(《本經訓》)的政治發展,最終只能是“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兵略訓》)。

基于對戰爭與統治者的消極作用的反思,《淮南子》強調農業生產在改善與解決“民生”問題中的決定性作用,以此凸顯出“農為邦本,食為民本”的重要性,這是《淮南子》對農業發展的歷史反思之三?!痘茨献印氛J為之所以戰爭與統治者能夠對農業生產造成顯著的消極影響,這是由于農業生產對于廣大民眾而言,意味著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因此只有在穩定而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民眾才能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活動,“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穀高下,各因其宜”(《主術訓》),也才能由此解決基本的“衣食”之需,免于“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本經訓》)的悲慘境遇?!痘茨献印氛J為,正是因為農業生產對“民生”之如此重要,所以“食者,民之本也”就自然成為“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的前提條件,如若統治者肆欲妄為,濫動兵戈,不能“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主術訓》)以促進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蹈秦王朝之歷史教訓,于民有害,于君無益,兩者皆損,民困國亡。

簡言之,《淮南子》在思想上極為重視和強調農業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堅決反對不義之戰爭與君主對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嚴重的消極影響,認為統治者只有在政治上堅持“農為邦本,食為民本”的基本政策,以黃老之無為思想為指導,與民休息,促農發展,才能根本上實現“重農以安國”的政治目的,真正維護與鞏固王朝政治的社會基礎,實現長治久安。

富農以利民要要《淮南子》農業思想之經濟意蘊

《淮南子》認為,對于民眾而言,農業發展不僅應該具有良好的社會、政治條件,而且也應該能夠發揮出農業生產自身應有的積極作用,實現對民眾的生存與發展需求的滿足,充分體現出“富農以利民”的經濟作用。對此,《淮南子》從日常生活、社會發展與國家現實的經濟需求等方面著眼,對農何以能富,民何以能利的現實課題進行思考和探討,試圖從根本上溝通民眾與農業生產之間的經濟聯系,通過政治的推動力,讓民眾能夠從農業發展中獲得實際的經濟利益,能夠成為王朝政治的穩定的物質資源基礎,最大程度上發揮其為“國之本也”的政治作用。#p#分頁標題#e#

(一)從日常生活而言,《淮南子》認為民眾只有積極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以“耕織”為本,才能獲得基本的社會生活所需,免于饑寒之患

《淮南子》認為“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只有所有的農戶都實現“身自耕,妻親織”,社會與國家才能獲得豐富的農業資源,進而達到“有余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的理想狀態,反之,“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由此容易衍生出“不積于養生之具”的社會弊端,導致“萬民滑亂”,“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的消極局面,這在《淮南子》看來,是棄本逐末的錯誤行為,于民于國都甚為不利。因此,《淮南子》強調“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只有民眾始終能夠實實在在地從事農業生產,不懼勞苦,才能最終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從中獲利?;谶@種認識,《淮南子》也明確反對一切不利于農業為“本”的逐“末”行為,“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齊俗訓》)。

(二)從社會發展而言,《淮南子》認為農業生產關系到社會經濟的現實發展,只有民眾在“耕織”基礎上創造出更多的勞動成果,才能有效解決人類社會物質資源缺乏之難題,減少不必要的爭斗與沖突,進而促進社會經濟更好的發展和繁榮

《淮南子》深刻地指出,“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這是引發人類社會內部綿延不斷的沖突、爭斗的物質經濟根源,“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所以,戰爭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避免的客觀事實。反之,如果人類社會的農業經濟比較發達,能夠實現“百姓家給人足”,那么自然沖突、爭斗就會減少。由此,《淮南子》認為“夫民有余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坶T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余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從中可見,《淮南子》對農業生產的認識不僅僅局限于農業自身,而是具有一定的全局意識,能夠著眼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深刻指出農業發展之于人類社會的特殊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淮南子》在思想上顯示出些許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堪為卓識?;谶@種認識,《淮南子》認為,只有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人們生活上的物質需求能夠獲得基本的滿足,“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的社會狀態才能隨之出現(《齊俗訓》)。

(三)從國家現實的經濟需求而言,《淮南子》認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國家賦役的征收,對國家糧食儲備的順利實現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淮南子》看來,“人主租斂于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余不足之數,然后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也就是說,統治者對民力的使用,必須基于現實的農業生產情況,能夠“先計歲收,量民積聚”,否則就會造成“賦斂無度”(《要略》),濫取于民而傷農的消極結果。正因為如此,《淮南子》深有感觸地指出,“夫民之為生也,一人穈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征賦車馬兵革之費”,如果民眾不能積極地從事農業勞動,那么統治者和國家所需的各種物質資源也就得不到相應的保障,這實際上對于廣大的民眾而言,不啻于沉重的政治負擔,“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由此,《淮南子》進而指出統治者在現實的農業發展中進行國家糧食儲備的重要性,“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主術訓》),只有基于現有的農業生產水平,在糧食儲備上有所作為,統治者才能在出現災荒之年時,對民眾進行有力的賑濟和幫助,讓其盡可能地免于“饑寒之患”,否則,民眾就難免“耕也,餒在其中矣”(《論語窯衛靈公》)(孕猿源遠)的悲慘命運。應該說,《淮南子》的這種認識具有歷史的積極性、進步性,反映出對民眾的深切憐憫之情,試圖從政治思想上引起統治者的重視,促其一方面能夠“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另一方面也能夠為備災防荒,賑濟百姓而有所合理蓄積。

總之,《淮南子》對農業生產所具有的社會經濟意義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看到人類社會不論是從日常生活、社會發展,還是國家賦役,都無法脫離現實的農業發展水平及狀態,因此《淮南子》認為只有統治者能夠始終堅持“食者,民之本也”(《主術訓》),“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務在足用”(《泰族訓》)的政治理念,做到“內無暴事以離怨于百姓”,積極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詮言訓》)。

自然以治農要要《淮南子》農業思想之生態意蘊

《淮南子》對農業生產的現實發展,不僅具有政治的、社會經濟的認識,更有農業發展自身的認識,這是其農業思想的基本內涵所在。既然農業生產對于民眾生存與王朝發展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那么現實條件下,農業生產應該如何來發展,自然就成為《淮南子》著力思考的問題,具體而言,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淮南子》對農業生產具有哲理性的認識,主張人們應該“體道”而“無為”,“因天地之自然”(《原道訓》),而不是相反。在《淮南子》看來,“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因此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應該力求“執道要之柄”,踐行“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的道理,這對于農業生產的良好發展而言具有重要影響。“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修務訓》),這是《淮南子》眼中理想的農業發展,人們在順應自然條件的基礎上,適當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就無須多耗心力,也能收獲豐富的農業成果?!痘茨献印氛J為,這種“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的農業行為,體現出“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泰族訓》)的思想內涵,能對現實的農業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p#分頁標題#e#

第二,《淮南子》對農業生產具有規律性的認識,主張人們應該遵循農業作物自身的生長法則來從事農業活動,認為這是人們最終能夠有所收獲的重要前提。“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淮南子》認為人們所從事的一切農業生產都必須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是逆其理而行,正因為“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合乎自然作物的生長法則,所以其最終才能“以為民資”(《主術訓》),否則就只能是勞而無功了?;谶@種認識,《淮南子》認為,“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穉張中,則務種谷;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認為統治者應該指導人們的農業勞動順自然之時而行,種植谷、黍、菽、麥等農作物都必須按照其自身的生長規律來進行,這樣才能達到“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主術訓》)的根本目的?!痘茨献印愤€進而在《時則訓》中提出,統治者應該在一年之中應該根據季節與時令的變化來安排農業生產,讓春、夏、秋、冬各有具體而細致的勞動規劃,始終將“因天時”的原則貫徹其中,所謂“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只有人們的生產實踐完全“與天合德”,才能“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谷”,這種農業設想體現出顯著的程序化意識,既是對先秦時期《呂氏春秋》中《十二紀》的農業思想的歷史繼承,也深刻凸顯出“西漢黃老道家學派治國方略中對農業政策總的規定和設想”。此外,《淮南子》也指出,農業生產中也應該有效利用土壤和肥料的自然規律,“后稷播種樹谷,因地也”(《詮言訓》),“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穀高下之宜,立事生財”(《泰族訓》),“糞田而種谷”(《本經訓》)熏這些都是能夠影響農業生產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不能有所忽視。

第三,《淮南子》對農業生產具有整體性的認識,主張人們應該將各種生產條件綜合起來,統一籌劃,發揮其各自應有的作用,從而推動農業發展的順利進行?!痘茨献印氛J為統治者應該“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充分考慮到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的相互結合,最大程度上發揮其各自的優勢,只有這樣,才能促使農業生產達到“群生遂長,五谷蕃殖”的良好狀態。而且,統治者還應該統籌農業生產的不同種類,合理規劃,“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穀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充分實現各種農業生產項目的適當搭配,從而最終取得豐富而多樣的勞動成果。

第四,最為重要的是,《淮南子》對農業生產實際具有生態性的認識,認為人們的農業勞動部應該違背自然發展的規律,對自然界進行過度的干擾和影響,而是應該力求實現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淮南子》在農業生產上明確反對竭澤而漁的消極做法,認為這些急功近利的農業行為,只能是得不償失。正因為如此,《淮南子》明確指出“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穊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認為只有懂得按照自然界的發展規律,有所節制的從事農業活動,才能“不忘于欲利之”,“善積則功成”,否則就只能是得到“非積則禍極”的消極結果(《主術訓》)。雖然《淮南子》的這種理性認識來源于前人,如孟子曾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窯梁惠王上》),并非獨創之見,但能夠在秦漢之時代環境中,站在黃老道家的思想立場上,再次強調和彰顯出自然生態對于人類農業發展的特殊的重要性,以此警醒人們只有合理地利用和開發自然界,才能得享其“利”,反之,則必受其“害”,這充分反映出《淮南子》在農業思想上的卓識之見,值得頌揚。

概而言之,農業生產在《淮南子》看來,應該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相互協調、融合的歷史過程,不論是農業勞動自身的各項具體環節(土壤、灌溉和施肥等),還是直接影響到農業勞動的外部因素(天時、地理等),都應該秉持“物自然”,“因天地之自然”的原則,只有體現出“各用之于其所適,施之于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齊俗訓》)的思想內涵,讓人類作為歷史主體所從事的一切農業生產活動始能夠有利于自然界的生態維持和延續,才能達到“萬物之情既矣”的理想狀態,促進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論《淮南子》農業觀的思想意蘊間實現和諧共存。

融通以論農要要《淮南子》農業思想之多元化意蘊

《淮南子》在思想上主張“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于治”,這種開放、包容的理論胸懷對其農業思想的影響極為深刻,使得《淮南子》成為西漢前期論述農業發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著作?!痘茨献印穼r業生產的認識是以先秦農家的思想資源為基礎,融會道、儒、陰陽諸家而成,其中黃老道家思想是理論核心,換言之,黃老思想在《淮南子》的農業思想中始終居于主導性的地位,起到統屬農、儒與陰陽諸家的特殊作用。因此,《淮南子》的農業思想從整體而言,雖然由多元化的思想因素構成,但卻發散出濃厚的“黃老道家”氣息,體現出西漢文、景之治的時代特色,內在地蘊含著以“重農”而貴“民本”的思想內容,并非單純的就農而論農之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人文主義的政治精神。

首先,先秦之“農家”對《淮南子》農業思想有著深刻的歷史影響,是《淮南子》認識與思考農業生產與發展的理論基礎,若就農而論農,《淮南子》受其影響最大。農家雖然被班固在《漢書窯藝文志》里視為“諸子十家”之一,而且榮膺“可觀者”之桂冠,在戰國時期也曾與儒、墨、道、法等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孕員苑源遠)但實際上農家的歷史命運遠不及后者,其代表人物及著作只是在《孟子》、《呂氏春秋》、《管子》等書中有所提及而已,這使得。農家“學說以及思想主張,長期以來幾乎是湮沒不聞”,這不能不說是先秦思想史的歷史缺憾之一。《淮南子》距離戰國時期不遠,農家的著作應該有所傳世,能夠為其所見,因此《淮南子》論農應有所本,并非師心杜撰。從思想上看,《淮南子》所受先秦農家的思想影響主要表現在:一則農家的理想人物神農、后稷也是《淮南子》眼中能夠“播百谷,勸農桑,以足衣食”(孕員苑源猿)的農業偶像,時被提及,如“神農之播谷也,因苗以為教”(《原道訓》),“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齊俗訓》),“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論訓》),“辟地墾草者,后稷也”(《詮言訓》),都受到《淮南子》高度的肯定和頌揚,認為其都能“廣利天下”(《繆稱訓》),堪為后世統治者之楷模。二則農家關于農業生產的具體認識成為《淮南子》論農的思想基礎。一方面,農家“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呂氏春秋窯務大》)的“重農”思想,《淮南子》是深為認同的,而且農家在“民農則樸,樸則宜用”,“民農則產復,產復則重徙”,“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民農非徒為其地利也,貴其志也”(《呂氏春秋窯務大》),等言論中所體現出強調農業生產之于民眾在經濟、政治與法治上的極端重要性的認識也被《淮南子》有所汲取。另一方面,農家有關農業種植在整土、播種、灌溉、施肥、收割等方面的具體認識為《淮南子》有所承襲,成為其思考農業生產與發展的知識基礎,特別是農家對農時的高度重視,所言“凡農之道,后之為寶”,“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呂氏春秋窯審時》),“無失農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呂氏春秋窯任地》)的觀點,在《淮南子》中有著顯著的思想反映。因此,《淮南子》對先秦農家思想是不陌生的,其作者應該對班固在《漢書窯藝文志》中所提《神農》、《“老》之類的農家著作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基礎上,農家關于農業發展的知識和思想才能在《淮南子》中產生歷史的回應。#p#分頁標題#e#

其次,秦漢之時的黃老道家是《淮南子》反思農業生產與發展的思想核心,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有別于先秦農家的理論特質與時代精神?!痘茨献印氛撧r,其突出之處就在于始終以“體道”而“無為”,“清凈”而法“自然”的思想作為指導,強調農業生產必須順應天時、地利,遵循自然生物的發展規律,充分體現出道家所強調的天、人和諧的理論主張,追求實現“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的理想狀態(《穡論訓》),將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窯二十五章》)的思想在農業發展中給予極為充分的理論展現。因此,如果說農家對《淮南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業生產的現實層面,那么黃老道家對《淮南子》則是有著內在的哲理滲透,成為其將農業生產與特定宇宙觀、政治觀相互融合的思想依據。而且,黃老道家在《淮南子》中的顯著體現,也反映出西漢王朝建立之后由于積極奉行“清凈無為,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社會經濟在“輕賦薄斂,以寬民氓”(《修務訓》)中已經有所恢復和長足的發展,這與先秦農家在“王道既微,諸侯力征”中“疾時怠于農業”而立說有著時代性的差異。但《淮南子》基于景、武之間政治形勢之變化,在農業生產上也具有一定的危機意識,力圖警醒西漢統治者防止由于好大喜功,擅動兵戈對農業發展再次造成過度的破壞性,擾亂民眾的日常生產與生活。從歷史來看,《淮南子》的這種政治擔憂不幸成為現實,武帝時期在農業發展上背黃老之道而行,致使其幾有“亡秦之禍”,直到武帝晚年農業生產才又重新恢復正軌,但那時黃老道家已不再作為基本國策而發揮對農業生產的根本影響了。

最后,儒家與陰陽家也對《淮南子》農業思想有著相當的理論作用,極大的豐富和充實了《淮南子》關于農業生產與發展的思想認識。就儒家而言,其“重民”、“民本”之主張對《淮南子》農業思想影響甚深。一方面,《淮南子》基于儒家的“仁義”思想,對民眾在戰亂與暴政中的悲慘境遇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和憐憫,認為民生多艱,“民力竭于徭役,財用殫于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本經訓》),強調“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由此而促進農業生產的良好發展,讓民眾“以除饑寒之患”(《泰族訓》)。另一方面,《淮南子》以儒家“仁義”之政治的理念嚴厲批判統治者的“暴虐萬民”,“殘賊天下”的惡行,認為“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必辟矣”(《泰族訓》),警醒統治者應該秉持“善為政者積其德”的治國原則促進農業發展,安定民生,避免“民之所以仇也”,“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兵略訓》)的消極結果。儒家的這種行仁政以“重民”的思想認識,與黃老道家一起構成堅實的政治正義性之基石,使得《淮南子》農業思想在秦漢時期彰顯出鮮明的人文主義政治精神,具有歷史的積極性和進步性。

就陰陽家而言,其“陰陽”觀念以及對農業生產所持有的程序化認識,對《淮南子》農業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在《天文》、《地形》、《時則》等篇中有所反映,尤其是《時則》?!痘茨献印纷匝浴稌r則》是“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要略》),因此在《時則》中為統治者促進農業發展制定了具體而細致的耕作規劃,一年之中從“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的十二個月,都有其各自既定之任務,涉及到農業生產從播種到收獲的整個過程,還將漁、牧、獵等農業經濟的內容也涵括在內。而且,《淮南子》非常強調農業時間內在的關聯性,“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認為如果農業生產缺乏這種農業時間上的積極影響,就會產生消極的結果,如“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時則訓》)等。因此,《淮南子》在農業發展上明確提出“制度陰陽”的根本原則,強調“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的“六度”之說。應該說,這種陰陽家的認識對《淮南子》農業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使得《淮南子》能夠將農業生產看作是一個有機聯系的過程,從而以一種高度程序化、整體化的理論意識予以深入反思。

由上所述,《淮南子》對農業生產與發展的認識具有多元化的思想內涵,充分反映出其作為西漢前期“思想的一大集結”的理論特點。這種多元化的思想構成并非簡單之組合、拼湊,而是在黃老道家的主導下,以先秦農家的知識與思想為基礎,融合儒家、陰陽而成,雖然在形式上又博“雜”之嫌,但由于黃老道家作為“一個基本的思想立場來擔當思想融合的主體”,因此農、儒、陰陽等“來源不同的思想因素”才能“安頓在一起”,共同構成《淮南子》農業思想之整體。當然,《淮南子》中除《時則訓》外,缺少像《呂氏春秋》中《務大》、《上農》、《任地》與《辯土》那樣完整的農學篇章,其關于農業生產與發展的思想認識主要分散和體現在全書之中,這是其歷史性的局限和不足,讓人有所遺憾。

余論

《淮南子》雖然不是專門的農學著作,但作為秦漢時期極為重要的“雜”家之作,其中所蘊含的豐富農業思想令人矚目?!痘茨献印芬渣S老道家為要,融合儒、農與陰陽諸家,既對傳統的“重農”思想進行了時代性的詮釋,彰顯出其批暴政,重民本的可貴理念,也從“道法自然”,天人和諧的思想立場出發,深刻闡發了一種“天地人有機統一的農學觀和可持續性的生態資源觀”。這種充分體現出科學性、政治性與人文性的以“政”促農,由“農”安國的理論路徑,如果我們能以現代性的視“來審視,就會清楚地認識到,《淮南子》農業思想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具有強烈的借鑒價值與意義,能夠成為我們推動與實現國家科學發展,和諧繁榮的重要理論資源,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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