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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釗 單位：蘇州大學管理學院哲學系
現代社會生態危機引起了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多米諾骨牌危機效應，問題在于只有生態倫理上升到發展倫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當前處于發展倫理的建構時期，如何辯證地看待從生態倫理到發展倫理動態的轉變過程，充分認識到主體人的異化、科技異化和消費異化在發展倫理形成的動因作用，架構以人為本，回歸理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多內涵的發展倫理觀，成為生態問題語境下發展路徑的選擇。
一、生態危機與發展倫理的建構
自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生存的生態問題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問題，促使人們思索發展方式和發展倫理及生態倫理之間的關系。工業文明導致的人與環境、人與世界、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相分裂，在工業文明初期，人的首要任務是擺脫貧困與自然的束縛力，“增長即發展”成為主導發展觀。這樣人類的需求愈來愈膨脹時，“增長即發展”明顯具有了滯后性，發展下去導致了盲目化、畸形化，隨之引發了生態危機。發展觀念的滯后性和盲目性是引發生態危機的導火索，重視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勢在必然。生態危機促使主體人突破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局限，把自然納入人類倫理關懷的范圍，用道德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使之趨于和諧。在此情境下，生態倫理思想應運而生。人類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對自然環境的依賴關系，人類也就承擔起保護自然的責任和義務，尊重與其他物種共同所屬的自然環境，以維護子孫后代使用資源的權利。
生態倫理觀是建立在對工業文明反思的基礎上，對長期統治人類主流價值觀的反叛，它主張人應該善待環境，人對自然環境負有道德責任，第一次把倫理道德的范圍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以嶄新的視角來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倫理不僅承認人的價值和權利，而且承認自然的價值和權利，人類只有在承認并尊重自然的價值和權利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倫理中的生態倫理建構是作為發展主體人對發展方式和發展倫理與生態倫理之間關系進行了哲學層面思考的結果。生態倫理是人類把人的社會道德責任延伸到自然之中，側重生態危機問題而建構的倫理。但其實質，仍然沒有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不能從根本上適應社會可持續良性發展需要。社會發展也會陷入前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社會計劃家馬歇爾•沃爾夫發展進程的第三種基本形態:“發展進程比為一種啟示錄狀態:偉大的上升不是趨向發展的天堂，而是走向災難的深淵———生態的、生物的、政治的深淵。”①發展倫理不能簡單理解為生態倫理，這是一種包含關系，更是一種人類對應于發展方式的倫理提升。從生態倫理到發展倫理的根本旨趣在于，把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重新回到處理人與人的關系，這與造成人與自然矛盾的發展問題相比較，看起來是一種“回歸”，但它經過一個中間邏輯環節的躍升，不是簡單的“回復”，而是一種否定之否定基礎上的高級“躍遷”。因而，發展倫理是對生態倫理批判繼承基礎上的超越，發展倫理所處理的問題不僅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內在包含著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倫理自身的發展歷史充分體現了人類對發展認識的深化和提高。上世紀中葉，以德尼•古萊(Den-isGoulet)、戴維•克拉克(DavidCrocker)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面對經濟中心主義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強調以倫理精神反思發展問題、以人文精神重塑發展理想，逐漸建構起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發展倫理學。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發展倫理學以其對人類發展的深切人文關懷卓然立世、引人注目。
從古萊、克拉克到可思波、內格爾•杜維，發展倫理學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古萊注重從平等、公正等普遍倫理批判現實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第二階段，克拉克側重從民主、自由原則出發探索實現理想發展的實踐路徑;第三階段，可思波、內格爾•杜維更注重在批判經濟中心主義、效率中心主義時倡導自由平等等人類價值①。
二、生態視野下發展倫理建構的動因
生態問題讓人們更多地回歸到生態視野中思索和分析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人們可從發展主體、發展倫理和生態倫理之間的內在張力來剖析:首先，“人的異化”是社會發展中導致發展倫理的主動因。人類發展主體的第一次轉變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從西方發達國家“中心”向不發達國家的“邊緣”轉移。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雖然擺脫了殖民統治，贏得了獨立發展的主體資格，但是發展主題在追求現代化之初大多未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束縛。發展方式盲目模仿和照搬西方發展經驗，缺乏獨立自主的自覺意識，從而屢受挫折。反之，那些從本土實際出發獨辟蹊徑探索發展道路的國家卻獲得了成功，從而表明多極化發展主題崛起的合理性。第二次轉變是在新舊全球化大轉換之際，從后發展國家轉向全球主體，特別是西方國家又重新加入發展主體的行列。后工業時代來臨，全球競爭迫使固步自封者必須早日跨入發展的行列。從晚期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的轉變成為各國發展的基本道路，發展主體迅速呈全球化和多元化趨勢。
導致人的異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對主體性自身的規定，發展主體應從兩個方面對自身進行規定，即對人自身進行規定和對人如何發展進行規定。人并不是無限的主體性存在，而是有限的主體性存在。表現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就是人對于自然界來說既有超越性的一面，又有非超越性的一面。人類具有實踐性和能動性，人類可以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對自然界進行改造，使自然界適合人類生存的需要。同時，人類又產生和發展于自然界，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生存發展所必需的資料。因此，發展倫理認為人類在進行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時必須遵循自然界的規律，對自身的實踐行為加以約束和限制，保證人類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的限度不超過自然界自身修復的底線，使自然界具有自我發展和自我修復的余地。
人的問題上所造成的最大困境是使人“單面化”，即使人陷入在物質化的趨利活動中，迷失了自我，喪失了主體性，使人被物質奴役，淹沒了人的目的性存在。發展倫理就是要拯救人自身，恢復人的本然、真實的存在。發展倫理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來理解和審視人。發展是人的發展，“發展”概念是專屬于人和人類社會的，只有人和人類社會才談得上“發展”。自然界的變化是一種演化、演變和進化。發展與進化是兩個具有本質區別的概念:發展是與人和人類社會相聯系的，進化反映的是自然界的變化規律。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困境和危機，自覺地反思人、反思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是發展倫理的神圣使命。反思人和人的發展問題，既不能像經濟增長發展觀那樣片面地理解人，也不能像生態倫理那樣消解人、貶低人。#p#分頁標題#e#
人類社會進步的同時，人的主體轉換形成了一種悖論:社會發展的結果背離了社會發展本質，人的異化愈加深化。弗洛姆也認為:“我們在現代社會中發現的異化幾乎是無處不在的。它存在于人與他們的工作、與他所消費的物品、與他的國家、與他的同胞，以及與他自身的關系中。人創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建立了復雜的社會機器來管理他所建造的技術和機器。然而他所創造的一切卻居于他之上。他感覺不到自己是一個創造者和中心，反而成為自己雙手創造出的機器人的奴仆。他所釋放出的力量越為強大，他越感到作為一個人的無能。”②其次，科技異化是對現存社會倫理破壞的外在推動因。科學技術本身是中性的，本身不具有善惡屬性。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技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完全取決于自己，而不是工具。”①但是從屬于主體人的歷史和社會中，科學技術在主體人無限理性膨脹和科學至上的文化理念影響下造成了科學技術與人相對立的異己力量。科學技術對人的積極作用我們無須贅述，在此我們談論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及追逐財富和利潤的無限欲望，促使主體人走向與自然對立的另一面，從而不顧后果瘋狂掠奪資源和無視環境的開發和利用，缺乏可持續發展理念，造成環境惡化生態危機。就社會影響來說，科技異化正拷問著主體人發展倫理的實質內涵和終極目的，成為推倒舊發展倫理的強大力量。
最后，消費異化是后現代文化思想影響下對社會倫理的文化內在影響因。“消費的本來意義是通過人生存需求的滿足而促進人的自由和發展，不過是達到人們幸福的手段。”②人在消費中應該是實在的，有感覺、感情和判斷力的，有著人情味、創造性的消費。但生活在當下的人們，卻背離了消費本來的意義，不再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與人們的真正需求失去了聯系。出現了馬爾庫塞所說的“虛假的消費需要”。主體的人不是為了消費商品而存在，人卻成了商品的需要。人只能在商品中才能找到自我，證明自我。“小轎車、高清晰度的傳真裝置、錯層式家庭住宅以及廚房設備成了人們生活的靈魂。”③消費成了控制和操縱人的工具，消費淪為社會的病態行為。成為弗洛姆所說的炫耀地位和身份的非理性行為，造成了人類精神危機和物質資源的浪費，大量資源需求導致為追逐資本利益而無節制地資源開發和浪費。從而帶來了環境污染、資源枯竭和生態危機。產業革命以來形成的發展倫理正遭受著徹底顛覆。
三、發展倫理架構的內容指涉
在生態語境下，人類應該從多學科全方位綜合考慮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發展倫理。從文化層面看，從價值自發走向文化價值自覺。價值自發就是對社會發展的本質和規律缺乏一定的認識，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文化價值自覺就是認識人類發展的本質規律，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的價值追求。從價值自發到價值自覺，需要明確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也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這個文化價值自覺建立在人們反思的基礎上，是在面臨生態環境中問題時，不斷總結和提高的結果。從文化的另一個層面上來說，也要求人們處理好理性和非理性的關系，克服“人為自然立法”的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誤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④但同時我們也要辯證客觀地對待理性。人不僅是理性的存在物，也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類理性也是有限的。不確定性、不完備性和復雜性使全面理性不可能⑤。理性能夠引領人類社會追求全面發展，非理性也是歷史前進不可或缺的驅動力。唯有理性和非理性處于一種有機協調的狀態，建構起適合人與自然生態之間協調共進的發展倫理，人類才能合理地改變世界，人類社會的發展才可能是全面的、健康的、合理的。
從政治層面來說，在厘清社會發展“如何發展”和“為何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明白“為誰發展”和“如何發展”。說到底發展主體就是人的發展，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發展的落腳點就是主體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諧發展。主體人的發展應在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身關系的同時，更應遵循生態自身內在發展規律，所以說發展倫理就是人所建立的適應社會發展、約束社會健康良性發展的主體人的倫理，社會發展也是人的發展，所謂生態環境就是人所生存的環境。從經濟層面來說，應從“發展掠奪”走向“發展正義”。首先，要改變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拋棄功利主義的掠奪式發展觀，走向正義制度層面發展觀。在追求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確保社會合作的利益和負擔的適當分配，通過爭議對人們的價值追求做出適當的限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倫理與社會發展方式關系密切，“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①。從哲學層面來講，首先從人的主體性存在角度出發，發展倫理建構要突出人之為人的本質存在問題。馬克思曾經提出:人是一切關系的總和。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
生態危機既不是單純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也不單純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化危機，其本質上是一個實踐交往的危機，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雙重關系的異化。人與生態之間的倫理建構應當突出人的主體性，這是近現代以來工業文明所突現的時代精神。人類的利益始終是發展倫理學的某種實在基礎，這一點并無大錯。哲學走向荒野，但絕不能脫離人類利益和發展實踐需要的自然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難免人類中心主義的“糾纏”。人類實踐交往是指多極主體間通過作用或改造，也是主體－客體－主體雙重關系的統一體。人類在關注代內關系的同時，也在關注代際之間的發展倫理的建構。
從社會認識論角度而言，發展倫理從時間和空間與主客體關系的維度去認識社會的縱向和橫向發展過程，不僅從歷史角度來看待社會發展和發展倫理，更應在時空主客體及主體際關系上來消解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所引發的生態危機。從社會實踐角度，發展倫理在解決社會發展何以可能的問題的追問之時，緩解社會發展實踐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從而讓主體人從物的依賴到人的獨立，最后達到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傊?，發展倫理是建立在主體人終極目的上的倫理觀。那么發展的終極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對于發展的價值目的，康德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惡開始向著善前進的過程，“大自然的歷史是從善開始的，因為它是上帝的創作;自由的歷史則是由惡開始的，因為它是人的創作。”②倫理學家古萊認為:“發展可以作為經濟的、政治的、技術的或社會的現象來進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終目標則是存在本身;為全人類提供充實美好的人類生活的機會……發展就是提升一切個人和一切社會的全面人性。”③馬克思認為發展目的具有歷史前提性:“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④而佩魯側重于主體人的發展而言:“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發展就理應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和研究人員一致接受的目標。”⑤發展理應是“以促進該共同體內每個個別成員的個性全面發展。”⑥發展倫理學視閾中的社會發展就是以人為本的發展，以人為本其實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都能夠得到保證，生存基本條件就是自然生態，生態條件能夠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得到改善，人類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正義。正如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的那樣:“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⑦。#p#分頁標題#e#
人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是發展倫理學的終極關懷?？沙掷m既包括人的可持續發展，也包括生態環境可持續能力。人是普遍的自由的類存在物，人的類本質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社會活動，社會活動最終是由人來推動的。環境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類的活動，一切社會活動以及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由此，“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的本質、基礎……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擁有任何無窮盡的豐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戰斗中作戰’!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