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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菁
隨著人類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生態學從一門自然科學逐漸上升成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其具有普適性的整體性思維方式，被不斷地吸取到其他學科建設中，并形成了以生態學為中心的學科群，如教育生態學、媒介生態學、金融生態學、政治生態學、心理生態學等。文化生態學也是其中的一種。以生態學的方法為指導研究人類文化，國內學術界目前已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產生了一批有價值、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和研究著作，本文擬對此作一綜述。
一、關于文化生態的基本理論問題
學術界關于文化生態問題的研究，開端于對文化生態概念的界定及概念所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論層面。
1．關于文化生態的涵義
“文化生態”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于1955年首次提出，并倡導成立專門的學科，其目的在于“解釋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獨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眾多學者在借鑒斯圖爾德的觀點基礎上，對文化生態的內涵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刻的解讀，主要有以下兩種認識：（1）文化生態是指影響文化產生、發展、變化的外部復合生態環境。司馬云杰在《文化社會學》一書中指出：文化生態學是從人類生存的整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來研究文化產生、發展、變化的規律的一種學說。所謂文化生態系統，是指影響文化產生、發展的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生計體制，社會組織及價值觀念等變量構成的完整體系。它不只講自然生態，而且講文化與上述各種變量的共存關系。［1］鄧先瑞認為：人類與其生活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網絡體，人類創造的文化是與其生存空間的環境及其變化相依相伴，“文化”與“生態”早已結緣，難舍難分，探明文化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即是當今說的文化生態的內涵。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顯然，人類賴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環境，不是單純的自然因素，也不是單純的社會、經濟因素，而是自然背景下經過人類長期活動而形成的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生態系統。揭示該復合生態系統與文化系統的關系是我們長期的任務。［2］（2）文化生態是各種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形成的動態系統。隨著生態學方法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及人們對文化發展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現不僅外部的復合生態環境與文化之間存在著有機關聯，且文化內部間各種文化類型之間也存在著相互關聯，這種關聯性同樣影響和制約著文化整體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而，文化生態的概念呈現出更為豐富和深刻的含義。如方李莉認為，她所指的“文化生態”，除了有斯圖爾德所提到的“文化生態”這一層含義之外，還有另一層含義，那就是以一種類似自然生態的概念，把人類文化的各個部分看成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而正是這樣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類的文化歷久不衰，導向平衡。［3］劉春花認為，文化生態是指特定文化各構成要素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文化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相互關聯制約而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的結構狀態，是一個較自然生態更為復雜的系統。概括而言，文化生態包括文化的外部生態秩序和內部生態秩序兩個方面的內容。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部分，文化同社會其他方面相互協調，形成文化的外部生態秩序；文化自身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其內部各要素之間也相互協調，使各種文化樣式、文化板塊都得到相應的發展，并形成一定的張力，保持相對的平衡狀態，形成文化的內部生態秩序。文化的內部生態秩序是文化功能得以發揮和文化自身可持續性發展的內在根據，文化的外部生態秩序則是文化自身發展和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只有當文化的內、外部生態秩序都處于良好的發展態勢時，文化才能獲得健康、持續的發展，浸潤于文化中的人才能“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4］此外，孫兆剛、孫衛衛、徐建、張貞、劉力波等都從這個角度探討了文化生態的概念，他們認為構成文化生態主要有兩個規定性：一是內部存在多樣的文化類型和因素；二是多樣性的文化類型與因素之間，及作為整體的文化生態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綜觀我國目前關于文化生態概念的論述，雖然各自的表述存在差異，但大致上可分為這兩類：一種是將文化生態視為影響文化產生、發展、變化的外部復合生態環境。這一種實際上是與斯圖爾德“文化生態”理論一脈相承的，是對其理論的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他們從生態環境的角度對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及發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另一種將文化生態視為各種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一個動態系統。即以文化系統為研究對象，以生態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得出的，其基本涵義就是把人類文化本身看作一個生態系統（當然是一個類比于自然生態的系統），認為文化生態是各種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形成的動態系統。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以生態學的方法為指導，更為徹底的關照文化系統內外關系的結果，即不僅認為文化的外部復合生態環境與文化之間具有關聯性，同時在文化系統內部之間也存在著各種有機關聯，協調好文化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促進文化各要素的和諧共生，實現文化生態平衡，是文化生態系統得以持續發展的內在基礎。
2．關于文化生態的特征
文化生態作為一種新的生存智慧、生存策略，具有鮮明的特點。王長樂認為，文化生態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征：（1）時代性和發展性。文化生態作為人類主觀行為的結果，體現了人類的價值觀念和精神質量，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又由于社會的變化在一般情況下都是正方向的、進步性的變化，因此隨著社會進步，前進的文化生態還具有發展性、進步性特征。（2）有秩性和邏輯性。文化生態作為社會文化現象的總和，可以說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但眾多的文化現象不會是雜亂和無序的，而是依據一定的內在邏輯結構而有秩序地排列的。有秩性既表現為文化生態的多層次性，又表現為其多維性。但無論怎樣區分，文化生態在一般情況下，其內部有強烈的邏輯性，而且這些強烈的邏輯性主要來自于社會的運動邏輯。（3）非組織性和間接作用性。文化生態的形成雖然有外在的規律性和內在的邏輯性，但這些邏輯性和規律性都是社會結構的自然作用，并非社會某個團體或機構的組織結果，其形成從表面上看帶有很大的自然性。因為文化生態的形成是非組織的，并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和隨意性，致使其運動的目的和方向也具有含糊性和不確定性。這種目標不確定的文化運動，其功能往往具有多重性、利弊兼有性，其正向作用可能被負向作用抵消，或者二者相互銷蝕，造成其社會作用的非直接性。（4）作用滲透性和交互作用性。文化生態作為一個系統，其作用是多種多樣的，其作用的滲透性和交互性值得注意。文化生態的社會作用雖然直接作用小，但其持久性和基礎性特征卻使其作用大量地通過隱蔽途徑滲入其他領域，對社會產生基礎性的影響。［5］魯杻元指出，文化生態的基本因素與特征可概括為以下幾點：（1）文化系統必然是由文化主體及其環境共同構成，而文化主體可以具體劃分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等類型；（2）文化系統是一個各部分、各因素普遍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系統內部又可以存在不同的等級和層面，大系統可擁有若干小系統；（3）文化系統內部同樣有著物質、能量與信息的流動，這種流動具有交互、反饋、循環以及自我調節等特征，并且其自我調節能力隨著系統內部文化數量的增加而增加；（4）文化系統在整體上又是運動、變化的，這些運動、變化是可感可測且在一定程度上經驗可控制性的，或者說可以是優化，也可以是退化。［6］戢斗勇認為，文化生態系統的特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整體性。文化是作為系統整體而存在的，整體對內在要素具有總體的制約性。系統的整體性，是我們認識文化生態系統的前提。（2）相關性。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是在關聯中得以實現的，相關性是文化生態學的最基本的理念。（3）有序性。在文化系統的整體性存在中，其內部結構也是劃分不同的，具有多層次、有序的特點。（4）動態性。文化是一個動態開放型穩定的系統。系統內部整體性的穩定性都是相對的，而變動是絕對的。（5）主體性。主體性是文化生態系統所必有的特征之一，也是文化生態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根本區別。［7］#p#分頁標題#e#
3．關于文化生態的分類及結構
文化生態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且具有多維性，用一種單一的結構和模式是難以完整地認識文化生態的立體結構，27必須從不同視角來剖析文化生態系統。對此，研究者們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劉進田、衣俊卿等都是較早涉及文化領域的研究的，他們雖然沒有提出過文化生態的概念，但他們其實在文化的分類中，已詳細探討了各種劃分方式下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關聯性，這種研究實際已是用生態學的觀點來對文化結構進行分析。劉進田認為從文化總體上看，文化大體由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方式諸因素及其關系構成，它們相互區別，但同時又是同一整體中的三個側面，在整體文化中是相涵相攝、相輔相成。從文化的外化和接受過程看，文化可分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從文化在社會中的地位看，文化可分為雅文化和俗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雖有許多區別，但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從文化在系統中的地位看，又可分為主流文化和亞文化。主流文化和亞文化具有對立的一面。但它們又是互補并存，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8］衣俊卿對這些劃分方式都持認同態度，但他著重立足于文化哲學的角度，重點分析從兩個角度對文化結構進行了剖析。他認為就文化的外在的、對象化的表現形態而言，文化應當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文化作為一種穩定的生存方式的內在機制而言，文化可劃分為自覺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同時，依據不同標志劃分出的文化類型之間不是彼此分離、互相對立，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水乳交融的內在結合的關系。［9］從文化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角度對文化生態結構進行解剖，是文化生態結構劃分的基本維度，許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探討。謝洪恩認為，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表明，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有機系統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生態，其內在構成盡管相當復雜，但從總體上可以歸納為縱向的（歷時的）建構和橫向的（共時的）建構兩個方面。從歷時的縱向來看，社會文化生態系統，在縱向上總是處在不斷建構又不斷解構的過程之中，形成一個“過去———現在———未來”的歷時性鏈條。從共時的橫向來看，在社會的文化生態系統中，為了適應其社會成員的社會生活需要，適應統治者有效管理的需要以及該社會發展、完善的需要，它必須擁有一個可在一定程度和能級上涵蓋該社會生活各個方而，滿足社會各個層次需求的橫向網絡。該文化網絡所包括的具體內容，至少應包括：居于該社會統治地位的官方文化；居于該社會精神高位和智力前沿的文人文化；居于該社會最大層面和最低層次的民眾文化。這些文化，一方面要受歷史傳承的影響和制約，另一方面更要受現實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政治生活條件的影響和制約。同時，各種文化樣式之間以及該社會與所輸入的外域文化之間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影響和制約。［10］韓振麗認為文化生態系統的結構包括：（1）文化生態的空間結構。（2）文化生態的時間結構。（3）外在生態系統和內生態系統。外在生態系統側重考量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看中國傳統文化能否抵御外來文化的侵蝕，內在文化系統側重考察中國文化各個組成部分及其運行機制，看是否達到一種均衡的狀態。［11］文化生態的結構劃分依據其他不同的方法及標志，還可以進行更加多樣的劃分。如徐建認為，從歷史時間出發，可以將文化分為古代文化、現代文化、當代文化。從地域出發，可以將文化分為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洲別文化、國別文化等；從民族出發，世界上有多少個民族，就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從文化的性質出發，可分為物質文化、組織文化、精神文化。從以是否進行商業經營，可把文化分為事業型文化和產業型文化。從文化的載體的不同，有人將文化分為視覺文化、聽覺文化、觸覺文化；從文化的受眾人群出發，可以把文化分為老年文化、青年文化，女性文化，校園文化等。從文化中折射的話語內涵不同，可以將一個國家的文化劃分為以政治話語為基調的主導文化；以人文話語為基調的精英文化；以世俗話語為基調的大眾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的關系。這些文化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生態關聯性。其中，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之間的生態關聯性最強。［12］從研究的總量上看，對文化生態結構從“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三者并存的格局的研究為數較多。這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們認為這三種文化形態已各有其相對穩定的“文化領地”，并在整個文化生態系統中占據壓倒性優勢。而其他一些文化形態，如民間文化等，雖也不乏存在，但由于其本身的蕪雜，凝聚不成具有相對穩定的文化子系統，不足以構成文化結構的一級。如張貞、鈡淑潔、孫衛衛等都是從這個角度對文化生態的結構進行探討。他們認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構成了當前我國文化生態的整體格局，而它們之間又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傊芯空邆兤毡檎J為文化生態結構是多維的。但從不同角度對文化生態的劃分具有相對性，不同的劃分之間是相互交叉、相互印證的。同時，在任一種劃分方式下的不同文化形態之間也是互為交叉且相互轉化的。
4．關于文化生態的功能和作用
文化生態作為一種系統，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自己特有的功能，對人們的生活、心態、風俗等有著重要的影響。王長樂認為文化生態具有：（1）表現功能———文化生態雖然只是間接地對社會產生影響，但還是較為準確地反映了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制度的文明、進步程度和水平。（2）評價功能———文化生態對社會制度、國民素質、民族傳統的表現并不是復原或簡單的表現，而是評價性表現。（3）喚醒功能———文化生態狀態的良與不良，表現為涉及全體公眾的社會活動和公眾利益時是否講社會公理，人民對社會現狀是否滿意，從而顯示社會的思想基礎是否穩定。（4）褒獎和譴責功能———文化生態的價值性傾向，反映了公眾的愿望和需要，顯示了人心向背，也顯示了公眾對社會制度、社會現狀、國家領導集團的滿意程度。［13］黃云霞認為，一個處于良性循環發展中的文化生態系統將產生一種內在的文化自律，這種自律一方面規范著既有文化因素的創造性發展，另一方面也制約著整體生態系統中惡性因素的產生與蔓延，由此也使藝術的生命得以向未來延伸。［14］喬藝認為，文化生態建設的目的是維護文化物種的多樣統一，實現文化生態的總體平衡。［15］戢斗勇認為研究文化生態，其目的在于使文化的內部和外部結構優化，文化的資源與環境合理配置，文化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得以改善，文化的系統功能能得到有效實現。［16］徐建認為，構建良好的文化生態，必將有利于核心價值體系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壯大，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減少思想沖突、增進社會認同，有效避免因認識差異引發社會動蕩；有利于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使先進文化得到發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較中互動融合、相互促進，使各種文化形式、文化門類、文化形態各展所長、共同進步；有利于以“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胸懷氣度，充分認識并正確對待各種社會現象、文化現象中的豐富性、差異性、兼容性和互補性，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的歷史傳統、價值取向和文化差異，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引導人們處理好社會矛盾和精神文化差異，促進不同文化在相互借鑒和競爭中和諧有序地持續發展。［17］概言之，國內學者基本認為，構建文化生態的目標和歸宿就是要實現文化生態的平衡，達到文化和諧，從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精神保障，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價值支持。#p#分頁標題#e#
二、關于文化生態失衡問題
當前，由于中國文化生態在種種因素的復雜作用下發生了劇變，出現了文化生態失衡的狀況，對此，研究者們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劉力波認為，近代中國文化生態處于極度不平衡的狀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世界歷史”的形成客觀上從空間維度破壞了中國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機制。（2）社會轉型的被迫開啟從時間維度上割裂了中國文化傳承與變遷的脈絡。（3）西方列強的全方位挑戰抑制了中國近代文化的全面發展。［18］孫兆剛認為，當前文化生態系統存在失衡現象，表現為：（1）文化多樣性受到威脅，由于科技文化而產生的工業文明使交通發達、信息暢通，許多國家和地區為模仿西方國家發展模式而使大量地方性、區域性文化永遠地退出歷史舞臺。（2）文化垃圾污染后果嚴重。［19］李承貴認為，當今文化建設中反生態現象有：（1）文化價值污染。所謂文化價值污染，就是指在文化建設中貫注了一種消極的指導性價值，使文化受到污染。（2）文化解讀污染。由于執行文化解讀的是具有主觀性的人，有可能使文化解讀成為一種背離文本的誤讀，這種誤讀非但是對被解讀文化的污染，亦是對文化接受者或消費者的污染，這就叫文化解讀污染。（3）文化行為污染。由于文化行為的主體是具有主觀意志的人，且文化行為大多數屬于文化生活層面，以及文化行為本身具有的隨意性、游離性、非規范性等特征，從而在文化建設中造成負面影響，形成文化行為污染。［20］戢斗勇從宏觀層面分析了當前文化生態環境的惡化：（1）文化壓抑。文化壓抑是指不適宜文化生存和發展的惡劣環境。（2）文化污染。不健康的精神文化產品的存在并對健康文化發生的負面影響稱為“文化污染”，它涵蓋了精神文化產品的各個層面。（3）文化入侵。在文化生態方面，環境惡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文化入侵，特別是當今的世界正逐步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各民族對世界文化的認同與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色的保護同樣重要，文化入侵的問題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1］韓振麗認為，當前我國文化生態存在的文化失衡主要表現為：（1）文化多樣性受到威脅；（2）文化安全問題凸顯；（3）文化垃圾污染后果嚴重。［22］徐建著重分析了文化生態中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之間的矛盾。他認為，當代中國文化生態內存在的矛盾有：（1）主導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矛盾沖突；（2）主導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矛盾沖突；（3）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矛盾沖突。［23］孫衛衛認為，當今文化生態失衡依然嚴重。在文化分制格局中，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三種文化形態的地位并不對等，遠沒有形成真正的鼎足之勢，其中最突出的仍是大眾文化的強盛和精英文化的弱小，工具價值甚囂塵上，人文理性缺席退隱。［24］從總體上看，研究者們認為當前文化生態失衡主要存在兩個方面：文化生態內部之間各要素關系的失衡及作為整體的文化生態與外部環境關系的失衡，其原因主要來自于社會轉型、外來文化的沖擊及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
三、關于文化生態的保護與發展
國內學者認識到了和諧社會與文化生態的內在關系，文化生態危機給社會帶來的嚴重惡果，建議實施文化生態保護，保證文化生態良性發展，從多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當前，國內學者從協調文化內部關系方面探討文化生態構建的較多。如梁渭雄等認為，培育良好文化生態，發展先進文化，必須認識和處理好以下一些問題。首先是一元主導與多元、多樣并存的關系問題。要在堅持一元主導的原則下，容許文化的多元性與多樣性。其次，要認識和處理好文化的兼容與斗爭的關系。再次，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態，促進先進文化的發展，還必須認真創設一些條件和采取一些措施，從物質上、制度上創設條件和獲得支撐。［25］劉建祥等提出，保護與發展文化生態必須培育多元文化生態；堅持一元主導與多元并存；適應全球化趨勢，吸收各種文化的精髓；扶持主導文化、主流文化，弘揚主旋律；加強文化創新，促進先進文化良性發展。［26］李承貴認為當今文化建設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因為缺乏生態意識所致。應當在文化建設中貫注生命原則、整體性原則、凈化原則、自然更新原則等。［27］孫兆剛以系統論的觀點分析了文化生態系統的演化，并從系統的演化得出啟示，認為：我們要在不斷尋求先進的思想文化、推動文化生態系統變異的同時，又不失掉自己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文化生態系統的遺傳特性。［28］鈡淑潔認為構建保護和發展文化生態，應以主流文化引導大眾文化，以精英文化提升大眾文化，以大眾文化滋養主流文化與精英文化，實現文化生態的健康互動。［29］孫衛衛認為，由于大眾文化事實上的強勢地位，因此發展優秀、開放、富有活力的主導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平衡中國未來文化的關鍵所在。［30］張貞認為應從“日常生活”內部入手進行精神建設，使各種文化形態都能更貼近民眾，同時又對日常生活進行升華，無疑是構建中國當代和諧文化的一個有效途徑。［31］眾多學者從文化內部關系的協調探討文化生態的建構，主要是因為文化生態發展過程中各個要素之間的協調運動是其健康發展的內在依據。
同時，面對當前文化傳播方式正發生著質的飛躍，一些學者著重從文化媒介方面探討了文化生態的構建。如李紅春認為，大眾傳媒是我國目前文化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因素。只要引導合理，改進有力，大眾傳媒一定會在未來文化生態的建設中釋放出更大的能量。第一，更新傳媒理念，創造“大眾趣味”。第二，重視議題設置，引導大眾輿論。第三，鍛造傳媒批評，加強文化自律。此外，大眾傳媒本身也從屬于一個更大的社會網絡，需要一個良好的媒介生態環境的支撐，只有在法律上得到有力的維護，在政治上獲得更大的自由，大眾傳媒才能實現更好的轉變，成為文化生態建設的中流砥柱。［32］此外，一些學者從文化主體建設方面探討了文化生態的構建。徐銅柱認為，政府作為文化生態建設的主體，應當進一步明確和細化政府的文化生態責任，以確保政府文化生態責任的具體落實。（1）提高行政人員的文化責任意識，增強責任感。（2）健全政府內部責任監控機制，發揮政府自律優勢。（3）完善政府外部責任監控體系，強化他律的監督效果。（4）建立政府責任問責機制，增強制度的約束力。［33］楊曉剛認為，實施文化生態的保護和發展，（1）要樹立新型的文化發展觀。（2）努力建設和諧文化。（3）不斷提高黨委政府建設和管理文化的能力。［34］#p#分頁標題#e#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應當對文化生態進行系統構建。徐學福提出，著力營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它不是自發形成和聽憑自然的，而是受人們意識、目的、熱情和實踐過后控制和驅使的，因此造就先進文化協同運動并向生態系統發展之勢，關鍵是要發揮先進文化建設的領導、組織、管理等系統調控功能。重點抓好如下六個方面的工作：其一，在文化體制上，要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經濟狀況相適應，大的文化建設工程，應由政府統一領導、組織、規劃，具體的文化創作工程，政府不必過多干預，應讓其根據文化規律自行發展。其二，在文化政策上，除了確保“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外，還要制定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實施措施，并保持相對的長期穩定。其三，在文化立法上，要把文化建設納入一定的法制軌道，形成有序的運作。只有把方針政策引導與法律調控手段結合起來，才有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其四，在文化市場上，既要認識文化產品的一般商品共性，也要認識文化事業的特性，只有這樣，才能合理實施政策性、法規性、經濟性等多種調控手段。其五，在文化組織上，要建立和完善一定的組織機構，形成一個科學的管理系統。要發揮政府職能部門和研究會、學會、協會的作用，有的文化產品可以以企業的形式進行組織。其六，在文化隊伍上，一是要建立一支卓越的文化藝術人才隊伍，二是要建立一支優良的管理人才隊伍，同時還要扶持業余文化工作隊伍?？傊挥袑ο冗M文化進行合理的生態系統構建，先進文化才能在社會有機系統中發揮應有的作用。［35］沈建良認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的任何一個文化因素都對文化生態有著獨立的貢獻，注重文化系統中各種文化因素之間的協調、配合，文化發展才能處以一個相對平衡的“生態”中。從我國目前的文化生態看，文化資源構成了文化鏈的基礎，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則是文化鏈的兩個重要渠道，文化外交是連接內外系統的重要一環，只有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因素以實現新陳代謝，才能保持文化生態的良性發展。［36］
四、研究局限與展望
由上可見，許多學者不僅從學理上探討了文化生態的內涵，認識到社會進步與文化生態的內在關系，同時也關注到文化生態的失衡給社會帶來的種種嚴重后果，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文化生態建設的各種有效途徑等。但是，國內對文化生態的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且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學理的探討上，較少運用到解決社會實踐中，以解決實際問題。要進一步深化文化生態研究，我們認為：
（1）明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定位。文化生態概念自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提出以來，得到了極為豐富的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文化生態”概念的運用呈現出富有彈性而過于寬泛的特點。為進一步深化文化生態研究，應當首先明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糾正在其概念上的一些偏誤。要將文化本身視為一個生態系統，突破傳統文化生態學研究的局限性，即僅從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來研究文化生態學。不僅要探討文化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要研究文化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有機關聯，這是文化生態發展的內在根本依據。
（2）深化文化生態結構分析。文化生態的結構是文化生態分析的重要方面，因為只有從多個角度出發，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文化生態的多樣性的存在。但當前對于文化生態結構的分析，大量研究者著重探討了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這個維度的文化生態結構，這種研究當然很有現實意義，但顯然不夠深入全面，而對于其他一些重要文化結構形式劃分的探討還遠遠不夠，如：以文化的外化形式劃分出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之間；以文化的性質及地位劃分出的主文化、亞文化、反文化之間；以文化感性與理性關系劃分出的感性文化與理性文化之間，等等。
（3）拓展文化生態建設途徑的研究。從總體上說，由于文化生態是個較為新興的研究課題，研究者們對文化生態的探討還較為集中在對文化生態基本理論的探討及當前文化生態所面臨的問題上，對于如何構建文化生態的探討僅僅是剛剛起步，且主要是從協調文化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出發，而文化生態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對它的構建應當從更為系統的角度出發。文化主體是文化生態構建的實施者，對文化生態建設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從文化主體對文化生態建設的作用研究文化生態的建構較少。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技術對文化生態建構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但從媒介手段的方面來說，從這方面探討文化生態的建設也尚未深入，此外，一些對文化生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的建設途徑也還未展開有效的研究，如制度文化建設、心理文化建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