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城市邊緣生態新區構想，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城市是人口、產業集聚的中心，快速城市化往往伴隨著城市空間的快速擴張，城市的快速發展與急劇膨脹帶來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交通擁擠、綠地減少、自然異化等使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21世紀議程》，生態化發展理念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生態城市與生態型新區的探索成為城市規劃建設的重要實踐領域。McHarg早在1969年即將宏觀生態學思想應用于城市空間優化配置研究，探討了基于生態導向的城市與區域土地利用生態規劃的工作流程。國內對生態城市和生態型新區的探索開始于2000年以后，以上海崇明東灘生態城、中新天津生態城等為先導，對生態型空間布局、綠色交通、生態技術、生態產業等進行了探索。本研究選取西安浐灞生態區為案例。浐灞生態區成立于2004年9月，占地面積129平方公里，是西安市重點發展的“四區二基地”之一，占西安現狀城市建設用地的近一半（289平方公里），對城市格局產生較大的影響。成為國內較為成功的城市邊緣生態型新區，是應對生態惡化和城市增容雙重壓力的選擇，主要問題在于生態治理和恢復。本文通過對浐灞生態區復合型產業、生態化空間、循環可持續的開發模式三個角度的研究，尋找城市邊緣生態型新區規劃和開發的科學模式，對我國城市邊緣地區（城鄉結合部）的規劃和開發提供借鑒。 一、研究意義 （一）將生態保護和新區開發相結合，彌補相關研究的不足 目前，國內對城市生態型地區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保護層面，偏重于從生態保護視角研究生態型地區的生態恢復、保護、生態功能區劃、旅游開發等。例如汪永華等從生態恢復的角度對歷史文化名城揚州瘦西湖新區進行生態結構、生態環境、生態產業及生態文化等方面的概念性規劃，并進而探討新區生態旅游項目；楊俊宴等在南京濱江新城的研究實踐中，探索了生態安全格局分析模型的應用和空間管制策略；李永春等在泉州市東海新區規劃研究中，通過劃分生態功能區域與進行生態適宜性評價，在宏觀尺度上建立洪水安全格局、生物多樣性保護安全格局和游憩景觀安全格局等規劃城市空間發展格局和形態。本研究的對象是城市邊緣地區的生態型地區，依托優越的自然生態條件（例如河流、湖泊、果園等）而開發的城市新區，其特征是生態優先，通過高品質生態環境的營造、生態產業的導入推進新區的開發，將城市地區稀缺的生態資源和城市空間的拓展相結合，探索生態保護和新區開發的互動關系，將有效彌補國內相關研究的不足。 （二）探索可持續的生態保護機制，改善城市邊緣地區的環境質量 城市邊緣地區一般為城鄉結合部，屬于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較為薄弱的地區，受到工業發展、外來人口集聚等因素的影響，生態破壞往往較為嚴重，恢復其生態環境對于改善城市的氣候條件、人居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城市邊緣生態型地區的保護，目前的研究偏重于技術層面，但生態保護涉及到農地保護、村莊經濟發展、城市開發等諸多壓力，同時又受到資金投入大、見效期長的限制，城市政府推進生態保護的動力不足，尚未形成生態保護的可持續機制。本研究試圖將生態保護與生態型產業發展、社區參與相結合，通過政府的政策和資金引導，促進社會力量參與生態重建和地區開發，以適度的生態型開發促進生態保護，從而建立生態保護和新區開發之間的良性循環，實現可持續的自我平衡。 （三）以優質生態助推新區開發，縫合城鄉空間 隨著生態城市理念的提出，國內興起了建設生態新城、生態新區的浪潮，包括天津生態城、東灘生態區、深圳光明新城等。但現有的生態新區建設大部分選擇在中心城區外圍跳躍式發展，強調生態型空間規劃方法和新技術的應用，例如，天津生態城建立一套生態型指標體系控制新城的開發，而對原有的城市空間結構和城鄉關系關注不足，新城發展較為孤立。本研究關注城市邊緣地區的生態型地區，重點關注其與原有城市空間、周邊鄉村空間的關系，依托優質生態環境推進新區開發，通過產業的城鄉鏈接、空間的城鄉縫合，使得新區開發不僅促進城市空間擴容，更能起到城鄉空間縫合的作用，成為鄉村優質資源服務城市、城市產業和設施輻射鄉村的地區，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 二、復合型產業 （一）從城市發展戰略層面謀劃產業 新區開發應當從城市發展戰略層面謀劃產業，即研究城市的發展歷史、現狀、趨勢，對城市產業、功能、空間做出方向性的判斷，以新區開發支撐和促進城市發展戰略形成。西安是歷史悠久的古城，改革開放以前，西安除了作為陜西省省會的政治功能外，經濟、文化功能處于萎縮狀態。改革開放后，隨著西部大開發國家戰略的實施、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西安城市經濟飛速發展，作為連接東西部地區的樞紐城市、西部地區核心城市的地位正在重新顯現，城市能級不斷提升，正由歷史上的都城向著中國西部經濟、文化、交通、信息中心轉變，必然要求為城市本身和區域發展提供更多的功能性空間。浐灞生態區的開發正是嵌入了西安整體發展戰略中，根據西安建設歐亞合作橋頭堡、西部中心城市的目標，綜合考慮城市發展的功能需求和現狀職能，重點發展迫切需求而現狀較為薄弱的產業，包括國際交往、會展、金融、物流、專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將老城區的商務金融、國際會展等功能疏解出來，建設西安金融商務區、歐亞經濟論壇、浐灞科研研發基地等，形成對接國際、服務區域的城市發展新中心；對于現狀發展條件一般的產業，包括房地產、休閑娛樂、文化傳媒等，實施差異化發展；對于現狀發展條件較好的產業，包括科研教育、高技術制造等產業，則作為輔助型產業（見圖1）。 （二）提升生態價值，發展生態水岸經濟 浐灞生態區充分利用自身在生態資源方面的優勢，發展生態水岸經濟，將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價值，策劃一批生態水岸經濟項目。針對地區存在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構建灞河國家濕地園區、廣運潭生態景觀區、活水生態運動公園等，從根本上改善地區的生態品質，發展生態旅游業；利用地區的文化遺存和水系資源，結合西安旅游發展對本地區打造“涇渭灞水游憩板塊”的定位，構建絲綢之路系列項目、創意產業孵化基地、灞河旅游文化帶等。#p#分頁標題#e# （三）產居一體、職住平衡，發展生態住宅業、商業 國內大多數新城面臨著產業或者居住功能單一的困境，浐灞生態區體現的是產居一體、職住平衡發展。西安市第四次城市總體規劃提出了“九宮格局、一城多心”的城市空間形態，浐灞生態區規劃作為西安中心城區“九宮布局”的重點地區之一，成為未來多中心城市的中心區之一，其發展定位是“都市型生態區、生態化商務城”，將打造完整有序的城市社會和功能結構，形成集生態、產業、居住、文化相結合的第三代新城，體現產居一體、職住平衡的發展，將依托濱水優勢，發展濱水住宅業、商業。 （四）鏈接城鄉、協調區域，發展城鄉鏈接型產業 根據地區村莊、田園特色和城市日益發展的休閑消費需求，與周邊城市功能區和鄉村地區相協調，將鄉村特色和城市集聚經濟相結合，發展面向城市的休閑度假、農業體驗、康體養生，面向鄉村的技能培訓、農產品交易等，建設花卉交易基地、浐灞綜合商貿中心、米家崖度假區、生態醫療保健中心等。在前期生態治理的基礎上，通過主題性產業平臺的建設，發展金融、旅游、會展、商貿、文化創意、服務外包、科技研發、教育、房地產以及體育等產業，生態效應帶來區域投資價值的大幅提升，目前已有新加坡盛邦新業、香港恒基兆業、恒大地產、香港中新、深圳振業、上海綠地等國內外知名企業相繼落戶浐灞（見表1）。 三、生態化空間 （一）構建“一核三點兩廊”的總體生態架構 浐灞生態區首要的目標是一個“生態區”，建設伊始就明確了“一核三點兩廊”的總體生態架構：一核指浐灞三角洲地區，作為生態區建設的啟動區和引擎，將重大項目和初始的開發集中在三角洲地區，控制其他地區的開發，為后續發展留足空間。三點指浐灞河上游和下游的三個濕地公園，提供物種多樣性保護、固碳供氧、污染凈化功能，其中，將浐灞河上游作為生態區起始環境控制區，以大面積生態綠地為主，提供優美環境背景，建設兩個生態濕地公園；灞河入渭河河口處依托自然沖積地貌，建設灞河濕地公園，提供自然濕地凈化功能，過濾來自南部城區的污染。兩廊指依托浐灞河“兩河四岸”構建的生態廊道，設立一定寬度的環境控制區，并在適當距離將濱河景觀引入沿河公共空間，形成點線面結合的生態景觀廊道。 （二）構建“斑塊跳板結構”的生態網絡 進行大規模生態重建，改變一般生態區僅有生態廊道的傳統做法，構建生態網絡，即通過營造多個“生態斑塊”和斑塊之間的聯系通道——“跳板”，形成“斑塊跳板結構”。在總體生態結構下，通過修路、疏河、固堤、筑壩、植樹等方式，達到增水、擴綠，體現大水大綠的特點；將原先的垃圾山治理成為桃花潭公園、在污水河口建設國家濕地公園，浐灞河挖沙形成的沙坑以及部分廢棄干涸魚塘做成人工湖泊；在河道兩側埋設截污干管，將直排污水全部截留；利用廣闊水面建立EWIT（污水處理與利用生態系統）和Eco—ponds（生態塘系統），獲得養殖與生態的雙贏；構建帶狀生態廊、面狀生態濕地公園、網狀生態綠廊三種類型的生態綠地系統。 （三）構建大片濕地和綠地，建設用地緊湊布局，形成“大開大合、大水大綠”的空間格局 西安浐灞生態區提出“生態筑城”的理念，空間布局體現“大開大合、大水大綠”，規劃面積129平方公里，其中生態治理區89平方公里?？臻g形態以“大開大合取代平鋪直敘、網絡結構取代中心結構”，保留一半以上的土地用于綠地和水面建設，保留了三片大規模集中的原生濕地，濕地、綠地相對集中；城市建設用地較少并集中緊湊布局，在兩條南北向濱河主干道的交通節點處集中建設多個組團中心，臨干道處規劃建設市民廣場和綜合服務中心，通過公共交通網絡串聯各個組團，形成網絡式空間。 四、循環可持續的開發模式 （一）構建“生態治理—新區開發—生態提升”的循環推進模式 浐灞生態區確立了可持續的生態經濟循環模式——以生態治理提升區域價值，以新區開發支撐生態重建。貫徹綠色開發戰略，從修筑生態河道、水質改善、排洪排澇、濕地保護、人文景觀設計等方面改善水環境；發展水岸經濟，沿水岸帶布局生態經濟、總部經濟和休閑經濟，通過水岸經濟的發展反哺生態環境建設。在開發運作層面，先進行規劃和土地儲備，進而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建設，提升生態價值，使土地大幅度增值，再有序出讓土地，最大程度獲得區域發展帶來的土地增值回報，利用土地出讓的增值回報進一步投入生態治理，從而實現可持續的生態建設機制（見圖2）。 （二）建立開發區管理體制和融資平臺，推進政企合作 浐灞生態區在管理體制上采取開發區體制，在省級開發區的級別上運作，高度授權、高度自主、自收自支，成立浐灞生態區管委會，獨立行使計劃、規劃、建設、土地、文物、水務、市政、市容綠化和環境保護等相關行政管理職權，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則全部由傳統行政區承擔。采取政企合作的建設模式，一是政府建框架，管委會立足于生態優先，基礎先行，建立框架，包括河流治理、道路和綠化建設、廣運潭景區建設等；二是企業做項目，成立新區開發公司，采取大招商、招大商、以商招商的招商模式，吸引大企業大集團入區開發，招商引資工作由“主客制”轉向合作共建、互利雙贏的模式，引進城市運營商，采用TOT、BOT等形式，形成合作者共同開發、共擔風險、共同受益的模式。土地開發采取“統一規劃，集中儲備，計劃供應，錯位發展”的方式，對項目開發用地，采取掛牌拍賣、項目招商和運營的模式，對基礎設施、水面、綠地、林帶等生態用地，探索生態再造補償機制，與集體土地上的農民聯營合作，形成生態補償轉移支付。#p#分頁標題#e# 五、結語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階段，城市發展需要從過去粗放低效的增長模式轉向生態低碳、集約高效的發展模式。城市邊緣地區（城鄉結合部）是城市公共政策關注較少、公共資源較為稀缺的地區，往往存在功能混雜、環境污染嚴重、外來人口集聚等特征；同時，城市邊緣地區也是城市空間擴展的潛在地區、城市生態環境的重要影響地區。在城市邊緣地區規劃建設生態型新區對于改善城市生態環境、促進城市空間拓展、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義，也是轉變城市發展方式、促進低碳集約發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以西安浐灞生態區為例，研究了城市邊緣生態型新區規劃和開發模式，對于我國城市邊緣地區的規劃和開發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城市邊緣生態型新區的規劃和開發應當重點關注三個方面特征：第一，發展復合型產業，從城市發展戰略層面謀劃產業，重點關注城市戰略、生態效益、經濟發展的結合，加強生態導向和產業發展的耦合分析；第二，構建生態化空間，應當在分析區域生態本底的前提下，用生態途徑將城市規劃引向重建自然和保護自然，構建“斑塊跳板結構”的生態網絡、大開大合的網絡式空間形態，通過生態網絡有機組織城市功能，保障城市空間和生態空間的連續和互補，實現區域整體效應和綜合效益的最大化；第三，構建循環可持續的開發模式，需要以區域開發的戰略思維謀劃新區，構建“生態治理—新區開發—生態提升”的循環推進模式，以生態治理促進新區開發和生態型產業發展，以產業發展和新區開發的經濟效益進一步推進生態保護，形成可持續的生態—經濟循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