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生態工程對農牧民生活的作用，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引言 內蒙古廣袤的草原為人們提供了食物、醫藥及其他生活原料，為畜牧生產提供了其需要的幾乎所有飼草，支持著當地農牧民的基本生產和生活[1]，更重要的是它維持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統，維持生命物質的生物地化循環及水文循環，維持生物物種與遺傳多樣性，凈化環境，保持水土，維持大氣化學的平衡與穩定，對人類生存與現代文明有重要作用[2]。然而，由于內蒙古大部分地區植被稀疏，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一旦植被遭到破壞，土地沙化、退化的速度加劇，恢復和治理的難度將急劇增加[3]。該區的典型大陸性氣候和敏感而脆弱的生態系統，極易受全球環境變化影響。研究發現，蒙古高原受到20世紀末期氣候變暖的影響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東西部草原向北蔓延；氣候變暖使得穿越了蒙古北部、由氣候驅動的森林-草原邊界（樹線）逐漸往北推移，即西部及東部地區原本以森林為主的土地逐漸變被草原所替代[4]。另一方面，近年來內蒙古地區人口的增長和集約化經濟活動引起了對有限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也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環境問題。研究表明，內蒙地區耕地主要是從草地和林地轉化而來，導致了天然植被的減少，生態環境的自我保護和恢復能力的減弱，這使得土地更易產生水土流失和土壤養分的減少[5]；同時，草地的退化與耕地的擴張也導致了顯著的風力侵蝕增強[6]。1975年以來錫林郭勒盟東部區草原一直處于退化狀態（主要表現為草地破碎化與蓋度降低），2000年之前為持續、加速的退化過程，2000年之后由于生態政策的實施，草地退化態勢才有所遏制和緩解[7]。近年來以干旱為主的各類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也嚴重影響了內蒙古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導致內蒙局部地區貧困落后。為了有效治理和解決存在的問題，在西部大開發計劃制定和實施中，國家把內蒙古的生態建設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啟動和實施了一系列的重大生態工程。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在此區域陸續開始實施一系列生態保護和生態恢復項目，其中主要的工程和項目包括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始于1978年）、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始于1998年）、水土保持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專項工程（始于2000年）、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以及天然草原植被恢復建設與保護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在內蒙古主要通過全面禁止黃河上中游地區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和大力調整重點國有林區的木材產量，解決天然林資源的休養生息和恢復發展問題，實現林區生態建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工程目標為重點國有林區的木材產量調減751.5萬m3，使3300萬hm2森林得到有效管護，48.4萬富余職工得到妥善分流和安置，實現森工企業的戰略性轉移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步入可持續經營的軌道[8]。三北防護林工程實施以來，采取封沙育林、飛機播種造林、人工造林相結合的措施，營造帶片網、喬灌草相結合的防風固沙林體系。據2004年森林資源連續清查結果顯示，全區森林面積已達到2067萬hm2，其中僅人工林保存面積就達到573萬hm2，林木蓄積12.9億m3。森林面積比1998年增加326.7萬hm2，森林覆蓋率提高到17.57%，蓄積量比1998年增加了1.2億m3[9]。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主要通過退耕還林、圍封轉移、禁牧舍飼、小流域治理等措施，盡快恢復項目區的林草植被，解決首都的風沙危害問題。至2009年，該工程已使得工程區生態狀況得到明顯改善，植被得到有效保護和恢復，林草植被蓋度明顯提高，森林覆蓋率提高4個百分點，沙化土地面積逐步減少[10]。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總建設任務333萬hm2，其中退耕地造林166萬hm2（包括國營農牧林場16萬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6萬hm2。該工程是內蒙古自治區生態建設史上投資最多、群眾參與面最廣的建設項目，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2002年開始在全區啟動，范圍涉及內蒙古地區90%以上的旗縣，有效緩解和改善了該地區的生態環境。上述這些生態工程的實施對于內蒙古生態環境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工程的實施成效也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圍繞工程實施的生態效應和經濟效應展開。如郭廷輔等人在對水土保持建設的調研報告中，主要考察了水土侵蝕速率的變化情況以及工程攔蓄泥沙量和減沙效益[11]。朱智紅等人在對內蒙古水土保持生態修復工程的成效研究中對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的生態效應，經濟效應以及社會效應三個方面進行了考察[12]。郭磊等人開展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綜合效益評價和分析，對工程實施前后工程區生態環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農牧民生活質量等進行了抽樣調查[13]。另外，樊華等人在退耕還林工程的社會經濟效益評價研究中也考察了人口資源分配、土地資源分配、糧食產量以及地區經濟收入情況[14]。然而，目前尚缺乏生態工程實施對當地公眾生活及生產方式的影響以及公眾對生態工程實施及其自身意愿的研究。本文采用實地一對一農牧戶問卷調查和參與式農村評估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內蒙古重大生態工程實施對農牧民生活生產方式的影響，揭示農牧民對生態系統變化的認知、意愿、以及對未來生產生活方式的期望。研究不僅對建立基于人類福祉的長期而有效的生態系統管理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同時對該地區農民福祉的改善和可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 2研究區概況 內蒙古草原遼闊，東起大興安嶺，西至居延海畔，綿延4000多km，是歐亞大陸草原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11片重點草原，內蒙古擁有5片：呼倫貝爾草原、錫林郭勒草原，還有科爾沁草原、烏蘭察布草原和鄂爾多斯草原。全區草原總面積7880萬hm2，占全國草原面積的22%，位居全國首位[2]。區內天然草原植被從東到西分為草甸草原（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和荒漠五大類，草原類型形成一個梯度分布。本研究中的典型區調研點分別選自草甸草原、典型草原以及半荒漠化草原三個梯度類型上的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和鄂爾多斯市，三個地區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呼倫貝爾市土地面積25.3萬hm2，年降水量396mm，蒸發量800～1900mm，人均占有土地9.38hm2。境內土壤有栗鈣土、淡栗鈣土、風沙土以及隱域性的草甸土、沼澤土等。草甸草原為主，多年生草本植物為其主要組成成分，優勢植物有大針茅、冰草、羊草等。2010年，全市生產總值932.01億元，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19.6∶42.1∶38.3。農作物播種總面積153.7萬hm2，全市牧業年度牲畜存欄達1610.07萬頭（只）。城鎮居民人均收入14857元，農牧民人均收入6295元。總人口為254.9萬人；漢族人口占82.31%，蒙古族人口占9.02%；其他少數民族占8.66%；非農業人口與農業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66.2%和33.8%。呼倫貝爾市人口文化程度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42.41%，而農村牧區勞動力大部分屬于社會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人口。錫林郭勒盟土地面積2026萬hm2，年降水量295mm，蒸發量為1500～2700mm，土壤為栗鈣土，草原植被主要是典型草原，代表群系為羊草草原和大針茅草原。2010年生產總值591.25億元，三次產業比例為10.1∶67.4∶22.5；農作物播種面積23.0萬hm2，年末大牲畜和羊存欄635.18萬頭（只）；城鎮居民人均收入15464元，農牧民人均收入6153元。常住人口為102.8萬人，其中蒙古族人口29.78萬人，其他少數民族人口4.39萬人；城鎮人口55.47萬人。農牧民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家畜結構主要以羊和牛為主，綿羊的比例占據了全部家畜的75%左右。種植方面，油料以及蔬菜瓜果產量有較大提升，分別同比增長28.2%和3.4%。鄂爾多斯盟土地面積868萬hm2，年降水量約200mm，蒸發量為2000～3000mm，境內以流動和半流動沙丘、固定和半固定沙丘為主的風沙地貌廣泛發育，植被以干旱草原為主，土地退化嚴重。2010年生產總值達到2643.2億元，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2.7∶60.2∶37.1；農作物總播種面積37.8萬hm2；年末牲畜總頭數826.3萬頭（只）；城鎮居民人均收入25205元，農牧民人均收入為8756元。全市戶籍人口152.4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1%；蒙古族16.9萬人，其他少數民族0.58萬人。農牧民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受教育程度基本在初中及以下水平。目前，農區的生計策略主要是種植（小麥、玉米、糜子、谷子等）糧食作物、向日葵等經濟作物和養殖（細毛羊、山羊、生豬、肉牛、奶牛、雞、鴨等）；牧區則以放牧和養殖（馬、細毛羊、山羊、肉牛、奶牛、駱駝等）為主。#p#分頁標題#e# 3研究方法 3.1農牧戶問卷調查 本研究于2011年6月下旬進行數據收集工作。調研點的基本選取原則為：①按草地生態系統的三個梯度分布，選取具有代表性草地背景的三個調研區域，即以草甸草原類型為主的呼倫貝爾、以典型草原類型為主的錫林郭勒盟以及以半荒漠化草原為主的鄂爾多斯（圖1）；②在三個調研區選取以畜牧業、農牧交錯或農牧礦在當地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的旗、縣；③靠近盟、市政府所在地，即人口集中，交通相對發達、經濟活動最密集的地區?；谏鲜鲈瓌t，采用分層隨機采樣方法和目的抽樣方法，選取靠近呼倫貝爾市的3個鄉鎮（達斡爾民族鄉、巴彥呼碩和錫尼河鎮），錫林郭勒盟白旗的2個鄉鎮（明安圖鎮和星耀鎮）以及鄂爾多斯市的5個鄉鎮（罕臺鎮、泊江海、伊金霍洛旗蘇木、銅川鎮和東勝區卜拉塔移民區）作為調研點；再采用簡單隨機采樣方法，在每個研究區取樣70戶左右進行問卷調查，共212戶，最終回收有效問卷209份。問卷由封閉式問題和開放式問題組成，共5部分：①調查對象及家庭的基本社會經濟特征，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家庭人口等；②土地利用變化與家庭收支情況，包括過去以及現在占有的土地數量、面積，主要收入情況等；③家庭種植和養殖情況，包括作物品種、牲畜品種及其數量等；④家庭消費情況，包括食物和燃料等的消費情況；⑤生活方式變化趨勢及意愿調查。三個典型區被調查者性別、文化程度和年齡等基本特征的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受訪者以30歲以上中年人為主。其中，呼倫貝爾調研區里以31歲至50歲年齡段人數居多，而在錫林郭勒和鄂爾多斯調研區，大于50歲的受訪人超過60%。調查對象以中年人為主，可保證其對近十幾年來生態系統服務變化判斷的真實性。另外，居民文化程度直接決定信息收集的可操作性和調查結果的可靠性，能夠代表打工留守人員、農民和牧民等依賴自然生態系統人群的特征和意愿。調查中60%左右的受訪者為中小學文化程度，文盲率平均為23%。 3.2SPSS統計分析 本文借助社會科學統計軟件（SPSS）對調研數據進行處理分析，用Origin、ArcGIS等軟件制作圖表，用基本統計分析方法和對比分析法分析不同調研區農牧戶的土地利用情況、生產生活情況以及意愿等的變化情況。二手數據來自2011年內蒙古統計年鑒、盟市統計公報等相關統計資料。 3.3滿意度分析方法 本調研同時對三個地區農牧民的生活滿意度水平進行了考察，并將“主觀滿意度”作為衡量生活福祉的一個指示性指標。依據被訪者的主觀感受，統計該區域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的人數比例，作為“生活滿意度值”，以指示該區域農牧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水平。具體計算公式如下：區域生活滿意度=回答滿意人數被訪問者總人數×100%雖然以此生活滿意度百分比值作為衡量生活福祉的指標比較單一，但其可以直接而真實地反映該地區農牧戶生活幸福感的大致水平。 4結果分析 4.1生態工程實施對土地利用的影響分析 目前，土地利用變化研究已成為全球變化研究中的重要領域。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政策極大地改變了當地土地利用結構，而土地利用又是生態環境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通過分析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可了解土地利用變化總的態勢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情況[14]，進而幫助我們了解生態政策對草原生態系統和當地農牧民生產生活的影響。本文調查了三個典型區農牧戶分別在1995年、2010年時所擁有的不同土地類型面積（耕地、草地和林地）以及實際退耕還林還草面積，結果如表3所示。從總體上看，三個地區農牧戶的戶均耕地均大量減少，其中，耕地減少幅度最大的呼倫貝爾地區，戶均耕地從1995年的33.4hm2縮減至0.1hm2，減少幅度最小的鄂爾多斯地區，戶均耕地也比15年前減少了77.2%。同時，三個地區農牧戶的草地和林地面積有較大的增加，其中，呼倫貝爾地區戶均草地面積由原來的44.8hm2增加至目前的78.1hm2，提高74.4%；錫林郭勒地區增幅為12%，鄂爾多斯增幅較小，為10%。而目前（2010年）三個研究區農牧民擁有的土地情況為：呼倫貝爾地區農牧戶由于其地處得天獨厚的優質草原背景環境，戶均擁有草地面積最多（78.1hm2）；鄂爾多斯農牧戶在生態政策的調控下，戶均擁有最多的耕地和林地（耕地1.2hm2，林地3.8hm2）；錫林郭勒盟的調研點，由于其處于農牧交錯帶，戶均擁有耕地、林地和草地均都處于中等水平（耕地0.4hm2，草地30.1hm2，林地1.4hm2）。另外，還可看出呼倫貝爾地區以退耕還草為主，基本沒有退耕還林地。該區農牧民每戶平均退耕還草33.3hm2，遠高于錫林郭勒的3.4hm2以及鄂爾多斯地區的0.8hm2。這主要是由于呼倫貝爾地區本身屬于草原牧區，地域遼闊，原本是以自由放牧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地區，原住民們擁有土地總面積較大（戶均78.2hm2），退耕還草較多。其次，由于呼倫貝爾草甸草原的生態環境背景決定了當地生態改良政策應以退耕還草為主。該地區的土壤本身性質不適宜種植樹木，從內蒙古海拉爾往西的呼倫貝爾草原的一條沙帶，尤其不適宜種樹。這片區域土壤層較薄，土壤層下面有鈣積層，幼樹可以倚賴土壤層的養分存活，但隨著樹的不斷生長，其樹根穿不透鈣積層，導致樹的衰死。因而地區政府實施了重點保護當地草甸草場的政策。鄂爾多斯政府十分重視環境保護工作，特別強調退耕還林還草政策。隨著西部大開發建設，鄂爾多斯社會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財政收入從2006年145.8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538.2億元，其迅速增強的地方經濟成為生態建設投入的堅實后盾。5年來，鄂爾多斯市共完成林業投資174億元，完成造林73.98萬hm2；2010年，全市森林資源總面積達到13.4萬hm2，比2005年增加58.9萬hm2。鄂爾多斯市還是全國率先實行禁牧休牧輪牧和標準化舍飼養殖的地區，全市禁牧草原234.5萬hm2，占總面積的39.9%；休牧草原353.2萬hm2，占總面積的60.1%，其中劃區輪牧草原156.5萬hm2[15]。由此，在三個典型區中，鄂爾多斯農牧戶的戶均退耕還林面積最大，達3.3hm2。錫林郭勒研究區農牧民戶均還林1.3hm2，還草3.4hm2，相比其他兩地，其治理力度為中等水平，但也使得該地草地和林地覆蓋率分別提升了12%和280%。#p#分頁標題#e# 4.2農牧民生產生活變化分析 4.2.1生產方式 土地利用類型變化必然伴隨著家庭生產方式的轉變。本研究對三個地區農牧戶的家庭生產結構進行了考察。以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為依據，將農牧戶分為純農戶、純牧戶、農牧戶以及打工戶四個類型。純農（牧）戶是指以種植（養殖）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但這些家庭里面也有個別成員以打工為職業，為家庭提供另一份收入來源。農牧戶是種植收入和養殖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均占一定比重的家庭。純打工戶是指僅僅依靠打工維持生計，收入來源中無養殖或種植收入的家庭。三個地區1995年和2010年的家庭生產類型比例如表4所示。從總體上看，三個地區農牧民家庭生產結構都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呼倫貝爾地區一直以牧業為主，十幾年來純牧戶比例增加6%，農戶數減少1%。錫林郭勒調研區地處農牧交錯帶，奶牛村和蔬菜大棚的投資建設使得當地的一部分純農戶轉變為牧戶或農牧戶，從1995年純農戶、純牧戶各占一半的格局變成目前的純牧戶占68%，純農戶占21%的格局。而鄂爾多斯地處農牧礦地區，當地生態環境較差，打工人口增多9%，純牧戶比例降低55.8%。生產性投入主要包括養殖牲畜需要的草料、飼料和種植作物需要的肥料、農機設備等。三個地區農牧戶在1995年和2010年的戶均養殖和種植的投入經費如表5所示。總的來說，種植投入和養殖投入均有較大提高。呼倫貝爾調研區種植業由原來的零投入增加到戶均投入400元/年，養殖投入也由原來的9765元/年提升到目前的28604元/年，增加了1倍多；錫林郭勒盟調研區2010年戶均種植投入達3700元，較1995年增加了1.3倍，養殖投入達到23339元/年，是15年前的2.7倍；鄂爾多斯調研區養殖投入增加到11200元/年，為1995年的2.9倍。導致這種變化趨勢主要有兩方面原因：①草場的退化使得農牧民難以在草料飼料上自給自足，需要以購買的方式補足養殖上的生產需要；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牧民有能力購買生產所需的草料、飼料、肥料以及農機設備等，同時還有可以購買品種優良的牲畜或作物種子。另外，由表5也可看出鄂爾多斯調研區農牧戶種植投入有所減少，由1995年的3913元/年降至目前的2378元/年。這主要是由于種植業發展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而鄂爾多斯地區為生態條件十分脆弱，氣候干旱，土地貧瘠，地表植被稀疏，水資源短缺。外加近年來的干旱災害，使得農作物產量受到嚴重影響。調研中還發現鄂爾多斯地區70%的種植戶表示近幾年來農作物減產甚至絕收，因而該地農民在種植方面投入的意愿較低。1995年和2010年，各地農作物（包括：小麥、玉米、土豆、糜子、莜麥、蔬菜、豆類和油料作物）和牲畜（包括：綿羊、山羊、牛、馬、驢騾、雞和豬）的種植或養殖戶數及其規模統計結果如表6所示?？梢钥闯觯魝愗悹柕貐^種植玉米、土豆和蔬菜的戶數及種植面積均呈增加趨勢，前兩者種植增加3戶，戶均種植面積增至0.08hm2左右，蔬菜種植增加1戶，戶均種植面積增加13%。相比其它兩地，呼倫貝爾種植種類較為單一，主要以種植玉米和薯類為主，該兩者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的54.7%（（玉米+薯類）/糧食）。這主要是由于該地區土壤環境不適合種植。土壤有機質含量較低，草原土壤多年積累的有機質、土壤肥力會被農作物快速消耗。土壤養分一般只能支持3年糧食生產，3年以后糧食產量逐年遞減，最終導致土地被撂荒；二來由于當地傳統的生產方式為以放牧為主，務農家庭較少；三來，當地的飲食習慣也決定了種植種類較為單一這種情況。該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鄂倫春族、達斡爾族以及蒙古族，占總人口數的88%，飲食結構以肉類食物為主，對糧食、蔬菜和水果等消費量較低。在養殖方面，綿羊、山羊和馬的養殖戶數減少30%左右，養殖的規模減小15%～30%；牛、雞和豬的養殖數量有所增加，養牛戶數為原來的1.1倍，雞的養殖規模由原來的11只/戶提升至33只/戶。馬、羊養殖數量的減少一來是由于草場退化，草料飼料不足；二來是由于圍封、禁牧等生態保護政策使得天然放牧受到限制，家庭養殖趨向于圈養奶牛和家畜飼養的生產方式；另外，由于社會的發展，交通更加便利，文化通過媒體的廣泛傳播，使得當地居民接觸到了更豐富的物質資料和信息資訊，且農牧民們也十分愿意接受與從前不同的消費品以提高物質生活質量。錫林郭勒地區種植和養殖規模均大幅縮減。小麥、土豆、糜子、莜麥、豆類和油料作物種植戶數減少三成左右，種植面積分別降低70%、58%、32%、33%、28%和69%；其中，小麥種植面積降低幅度最大，由原來的1.18hm2降至目前的0.36hm2；蔬菜種植面積降低幅度較小。山羊、綿羊養殖數量銳減，養殖戶由原來30戶左右降至5戶左右，從數量上來看，由原來每戶養殖上百只羊減少至每戶5~20只；牛的養殖規模減少20%；雞與豬的養殖戶數分別增加150%和60%，戶均養殖數量基本維持不變，分別為14只雞、2頭豬。一方面是由于近年來氣候持續干旱，尤其是2008年與2009年遭遇的特大旱災，使得該地絕收減收，嚴重影響了農作物和牲畜養殖的規模。另一方面，《錫林郭勒盟草畜平衡政策》的實施，限制了家庭牛羊的養殖數目，導致牛羊的養殖數量銳減。鄂爾多斯地區玉米種植顯著增加。1995年當地無玉米種植，而2010年有43%的農牧戶種植了玉米，戶均種植面積0.7hm2，而土豆、糜子、蔬菜、豆類、油料作物和莜麥的種植面積都有所減少，分別下降了50%、8%、43%、17%、41%，甚至不種。大型牲畜如馬和羊飼養也大幅減少，其中山羊、綿羊戶均數量分別下降了24%和37%，雞、豬的飼養戶數分別增加了28%和33%。這主要是由于作物產量低，飼料飼草缺乏，使得大型牲畜的飼養成本過高，可見草地退化以及環境的惡劣對農牧業影響之大。另外，鄂爾多斯社會經濟較為發達，物資豐富，農牧民從事二三產業的較多（67%），打工人員比例也相對較高（22%），遠高于內蒙古的平均水平（7.6%）。大部分農牧戶生存不依賴于自產的食物，生活消費品以市場購買為主。 4.2.2經濟收入數量和結構變化 經過十幾年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伴隨著生態保護政策的不斷深入，農牧民收入結構有了較大變化。本研究對三個典型區農牧民在1995年和2010年的家庭收入結構進行了考察，其中，家庭收入類型主要包括養殖收入、種植收入、補貼收入（如生態政策補貼，養老補貼等）、從事服務業收入、打工收入和其他（如征地等）6項收入內容，統計結果如表7所示。結果表明，2010年，戶均總收入鄂爾多斯地區最高，為23萬元。主要收入來源依次為：被政府或企業征地所得收入、打工收入、養殖收入、生態補貼收入以及種植收入，分別占該地區戶均總收入的60.1%、10.8%、2.6%、2.1%和0.7%。鄂爾多斯市地區擁用豐富的礦產資源，近年來在礦業的推動下，地區經濟與社會迅猛發展，為當地農牧民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堅實基礎。另外，該地區諸多農牧民還能通過政府或者企業的征地而獲得每公頃30萬元不等的征地收入，也是致使當地農牧民較為富裕的直接原因之一。戶均總收入居中的是呼倫貝爾地區，為10.6萬元，主要收入來源依次為：養殖收入、打工收入以及生態補貼收入，分別占該地區戶均總收入的40.9%、14.4%和1.7%。三個典型區收入最低的是錫林郭勒盟，為6.7萬元，主要收入來源依次為：養殖收入、打工收入、種植收入以及生態補貼收入，分別占該地區戶均總收入的33.8%、30.6%、12.7%和8.7%?？梢?，養殖所獲得的收入是一般農牧戶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與1995年相比，呼倫貝爾地區和錫林郭勒地區戶均種植收入增加。呼倫貝爾地區由原來的零元增加到2010年的313元，錫林郭勒地區由3585元增加到2010年的8500元，提高了137%。而鄂爾多斯地區戶均種植收入減少，由1995年的4604元減少到2010年的1683元，降低63%?？赡苁怯捎诙鯛柖嗨沟貐^耕地質量較差，種植業境況大不如從前。而錫林郭勒地區處于農牧交錯帶，地區政府重視農業發展，幫助農戶建設蔬菜大棚同時引進優質良種等，增加了作物產量。養殖收入在三個地區均有所提高：呼倫貝爾提升幅度最大，2010年戶均收入值為1995年的2.6倍，2010年戶均養殖收入為43361元，比錫林郭勒和鄂爾多斯分別高出20717元和37432元。這主要由于呼倫貝爾地區放牧環境優越，優質牧草豐富，為該地牧業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條件。另外，打工收入在三個地區均呈現增加趨勢。其中，鄂爾多斯戶均打工收入最高，達24856元。錫林郭勒生態環境較差，又處于北京、天津的上風上水區，幾個重大生態工程均覆蓋到該區域，如三北防護林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和防風固沙工程等，因而在所調查農牧戶中，有大約70%的家庭得到該地政府提供的生態補償，數額平均為5837元。#p#分頁標題#e# 4.2.3農牧戶消費結構變化分析 為滿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人類直接或間接地消費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如對谷物、水果、蔬菜、動物性產品、副產品以及能源的消費（表8）。這些消費受多種因素影響，如生態系統服務的可獲得性或可達性、消費行為如消費偏好和消費可能性，價值實現程度和個體因素如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及宗教[16]。三個典型區具有不同的生態背景條件，農牧戶生產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因而其對當地生態系統服務的消費情況必然存在地域差異性。本文主要討論食物以及燃料這兩種主要生態系統直接消費的變化情況。三個地區農牧戶在1995年和2010年對主要的幾種食物和燃料的消費量及其變化率的調研數據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傮w上而言：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三個區域的食物和燃料消費比15年前有所增加；食物的消費傾向于種類多元化、營養均衡化發展；燃料消費傾向于使用便捷的、新型的能源如煤、天然氣和電等。 （1）食物。食物是與人類直接消費關系最為密切的生態服務，一般包括谷物、水果、蔬菜、動物性產品等。三個研究區的主要食物供給有四類：糧食（小麥、大米和土豆）、蔬菜、肉類（羊肉、牛肉和豬肉為主）和奶制品。食物消費中以谷物為主，肉類為輔，蔬菜、水果消費量較少。2010年呼倫貝爾地區糧食消費量比1995年有所增加，小麥、大米、土豆的戶均消費量分別提升5%、13%和27%，達到329kg、240kg和227kg/年。錫林郭勒地區農牧戶在小麥、大米、土豆消費量上有所減少，分別比1995年降低10%、10%和1%，2010年戶均消費量分別為346kg、156kg和162kg/年。鄂爾多斯地區農牧戶在此三項的消費上也有所減少，分別降低31%、34%和17%，2010年戶均消費量分別為211kg、125kg和573kg/年。由上述分析可見，三個地區目前的糧食消費量相差不大。另外，鄂爾多斯的土豆消費量是其他兩地的2到3倍，這是由于鄂爾多斯地區盛產土豆，體現了生態系統服務特性決定其消費結構的這一特征。三個地區對蔬菜和水果的消費均呈上升趨勢。呼倫貝爾地區的蔬菜和水果戶均年消費量分別比1995年增加76%和149%，錫林郭勒地區增加41%和186%，鄂爾多斯地區增加196%和144%。一來是由于家庭條件的改善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農牧民能夠獲得各種農產品，二來也反映了農牧民的健康意識的加強，自主調整攝入的食物結構，使得飲食結構更加均衡。呼倫貝爾地區的牛羊肉消費量較大，2010年其戶均牛肉消費量達173kg/年，分別為錫林郭勒地區和鄂爾多斯地區的1.2倍和4.1倍。這主要是由游牧民傳統飲食習慣決定的，該調研區少數民族比例高達88%，主要以鄂倫春族、達斡爾族以及蒙古族為主。然而，由于受到禁牧政策的影響，羊的養殖數量減少，導致羊肉的消費量比1995年減少12%。錫林郭勒盟地區戶均羊肉消費量從1995年的15kg/年增加至94kg/年，牛肉消費量由原來的187kg/年減少至149kg/年。然而，從戶均養殖情況得知，戶均牛羊的養殖量均減少，可見，農牧戶會通過購買來滿足對肉類的消費需求。另外，由于牛養殖的減少，奶制品的消費量比之前下降了31%。鄂爾多斯地區戶均牛羊消費量減少，分別比1995年減少21%和35%，主要是受家庭牛羊養殖數量降低的影響。另一方面，豬的養殖數量增加，相應地，豬肉的戶均消費量也由原來的249kg/年增加至280kg/年。由于該調研區漢人較多，占83%，豬肉的消費量比重較大，為其牛羊消費的2～3倍，與其他兩地的豬肉消費相比，也高出2～4倍。同時，奶制品消費較少，雖然比1995年增加95%，但仍比呼倫貝爾和錫林郭勒地區低70%和67%。由此可見，民族習俗等造成的消費習慣不同對消費結構差異性的影響也十分重大。 （2）燃料。生物質能是農牧民能源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資源匱乏的地區。其中最為普遍的形式是家畜干糞和薪柴消費。研究區燃料消費中，家畜干糞是主要的燃料的來源，這也是由畜牧業在內蒙古區域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決定的。游牧的養殖方式使得眾多燃料不易獲取和攜帶而喪失其可用性，而家畜干糞作為游牧民最易獲取的燃料被廣泛地大量利用。家畜干糞作為燃料主要用于取暖或做飯。相比之下，干草、秸稈和薪柴等消費在草原牧區不常見，而由于社會的發展、對能源的需求的增加，其他形式的便捷能源如煤炭、天然氣以及電等也逐漸成為流行的燃料類型。呼倫貝爾燃料消費以牧區特有的家畜干糞為主（主要為牛糞）。雖然由于煤、電和天然氣等其他形式能源的興起，家畜干糞的消費量呈降低的趨勢，2010年的戶均消費量比1995年降低11%，但是戶均消費量仍然非?？捎^，1995年和2010年分別為10396kg和9212kg。目前呼倫貝爾地區的戶均干糞消費量分別為錫林郭勒地區和鄂爾多斯地區的2倍和7.7倍。其次，煤炭能源的消費量也非常大，且呈急劇上升趨勢，由1995年的戶均消費3357kg至2010年的戶均消費7932kg，增加136%。而由于其生態環境是以草原植被為主，灌木以及作物較少，所以該地區基本沒有對作物秸稈和薪柴進行消費的情況。錫林郭勒盟調研區位于農牧交錯區，作物秸稈為當地農牧戶主要的燃料來源之一。近年來，秸稈和煤炭的用量均有所增加，增加率分別為50%和140%。另外，由于家畜限養政策的實施家糞用量減少了一倍。鄂爾多斯調研區地處農牧礦交錯帶，煤炭資源豐富，煤炭在家庭燃料中所占比重較大，同時當地家庭也有其他形式的燃料如家糞、薪柴和秸稈等作為輔助。2010年主要燃料使用情況依次為：煤炭、薪柴、秸稈和家糞，戶均消費量分別為6136kg、4850kg、1500kg和1200kg/年，其中煤炭和秸稈用量分別比1995年增加22%和165%，薪柴和家糞用量分別減少44%和61%。這種地域差異性是由內蒙古草原地理環境所決定的，不同草原生態系統為當地農牧民提供了各自生態系統所具有的服務以及相關產品，草原生態系統的供給功能決定了生態系統服務消費結構。 4.3農牧民對生產生活滿意度和意愿分析 4.3.1滿意度分析 鑒于退耕還林還草政策、草畜平衡政策和禁牧舍飼等生態政策的實施以及農牧民生活生產的變化和現狀，我們希望進一步了解當地居民對目前生活的滿意度情況以及他們對生態環境、生產方式等方面的看法和意愿。將統計得出的三個地區戶均總收入與各區農牧戶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的人數百分比值做相關分析，獲得收入與滿意度關系圖（圖2）。從圖2可以明顯看出，戶均總收入越高的地區，該地區對生活感到滿意的農牧民比例越高，兩者成正比關系。鄂爾多斯農牧戶的戶均收入遠高于錫林郭勒和呼倫貝爾地區，同時該地區大于75%的人表示對目前生活較為滿意。而在錫林郭勒和呼倫貝爾地區戶均收入均低于11萬元，表示滿意的人只有47.6%和56.9%。這反應了收入水平確實是影響人民生活福祉的一個重要因素。#p#分頁標題#e# 4.3.2生產方式意愿選擇分析 通過進一步調查還發現，70%以上的受訪農牧戶表示愿意改變目前的生產狀況。調查統計了三個地區農牧戶希望的6種不同生產方式（天然放牧、禁牧舍飼、圈養奶牛、種植糧食、種植蔬菜以及遷入城市）的比例情況，結果如圖3所示。 鄂爾多斯地區有高達58.1%的農牧民希望遷入城市，而錫林郭勒地區和呼倫貝爾地區希望遷入城市的農牧民比例較小，分別為10.3%和19.3%。這可能是由于鄂爾多斯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農牧民的選擇相對多，受現代化社會的影響和熏陶較大，農牧民普遍期望其生活質量高低能夠擺脫對土地和自然條件的依賴，而在現代化的城市中獲得更安穩的生活。 在錫林郭勒地區，則有44.8%的農牧民期望能夠圈養奶牛，呼倫貝爾地區也有28.1%的農牧民傾向這種生產方式。相比之下，鄂爾多斯地區的農牧民則不愿從事這種生產方式。其原因是錫林郭勒當地政府為農牧民開辟專業的奶牛村，為圈養奶牛的牧戶提供飼草補貼，同時奶牛戶同蒙牛公司簽約出售牛奶，使得奶牛戶有較好而穩定的收入。 呼倫貝爾地區部分農牧戶（36.8%）希望能夠從事天然放牧，其一是由于呼倫貝爾本身擁有高質而廣闊的天然草場；其二是由于當地政府政策的扶持，重視畜牧業產業鏈的建設。從分析結果可以明顯地看出，本身農牧民的生活環境以及當地政策這兩項因素對于生產方式選擇的影響之大。而至于受訪者的下一代，他們的職業選擇意向又與當前的農牧民生產方式大有不同。三個地區農牧民下一代對6種去向的選擇（從事畜牧業、從事種植業、移居城市、做生意、外地打工以及其他）比例情況如圖4所示。結果表明，三個地區大多數下一代都希望移居到城市（鄂爾多斯66.0%，錫林郭勒37.5%，呼倫貝爾68.0%）。其次的職業選擇則都是打工或者做生意（鄂爾多斯17.0%，錫林郭勒37.5%，呼倫貝爾8.0%），而選擇從事農牧活動的很少甚至沒有（牧業：鄂爾多斯2.1%，錫林郭勒8.9%，呼倫貝爾10.0%；農業：鄂爾多斯0%，錫林郭勒1.8%，呼倫貝爾0%；）。自然條件對種植以及養殖生產有很大影響，惡劣的環境條件使得農牧民生計窘迫，基本的生活需要得不到保證。另外，三個地區農牧民對未來草原的6種預期（草原變好，養殖的牲畜增加；草原變差，養殖的牲畜減少；草原變成礦區；變成沙漠；變成耕地；其他情況）的選擇比例如圖5所示?？梢钥闯觯?0.0%以上的居民認為今后養殖牲畜數量將減少，對牲畜養殖抱消極態度。問及原因，均認為自然環境和養殖條件將可能變差，僅有少部分被調查農牧戶（20%）對牲畜養殖抱積極態度，他們認為只要政府政策好，對養殖業提供支持，便能使之得到很好的發展。 5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內蒙古生態工程項目政策產生社會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研究了1995年至2010年來農牧民生產生活情況的變化及其原因。結果顯示，生態工程實施以來，呼倫貝爾、錫林郭勒以及鄂爾多斯三個地區的農牧戶家庭擁有耕地均大量減少，其中呼倫貝爾地區以退耕還草為主，鄂爾多斯地區以退耕還林為主，生態政策均根據各個地區的生態系統服務特征來制定和實施。同時，農牧民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較大轉變，在政策的引導下由原來的粗放型生產方式（天然放牧）向集約型生產方式（舍飼圈養、蔬菜大棚等）轉變，生產投入增加，總體呈現“減產、提效”趨勢，其中呼倫貝爾地區以牧業為主，錫林郭勒地區農牧并重，而鄂爾多斯地區牧戶減少，打工人口比重增加。 三個地區農牧民生活條件上來看，家庭收入均有較大提升，其中打工收入比例加大。呼倫貝爾地區收入以牧業為主，錫林郭勒地區農牧業收入并重，鄂爾多斯地區打工收入以及征地收入所占比重較大。食物消費整體上向結構多元化、營養均衡化發展，蔬菜、水果消費增加，其中，呼倫貝爾地區受禁牧政策影響，羊肉類消費減少、糧食消費增加，鄂爾多斯地區牛羊消費減少、豬肉消費增加，與各地區民族飲食習慣密切相關。畜牧業在內蒙古區域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決定了家畜干糞為主要的燃料來源，然而由于家畜規模減小以及社會的發展、對能源需求的增加，家畜干糞的用量減少，煤炭、天然氣以及電等便捷能源消費正逐漸增多。其中，受地理環境、生態系統服務特征的影響，呼倫貝爾地區干糞消費比重仍然很大，錫林郭勒地區秸稈、薪柴消費比重較大，鄂爾多斯地區以煤炭消費為主。農牧民的意愿調查分析結果顯示，鄂爾多斯地區居民滿意度最高，其次為呼倫貝爾，再次是錫林郭勒，滿意度水平與戶均收入高低成正比關系。受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生態環境的影響，三地農牧民的生產方式選擇傾向也有所不同：鄂爾多斯地區的農牧民較多希望遷入城市，脫離農牧生產的生活方式；錫林郭勒地區農牧民傾向舍飼圈養以提高收入水平；呼倫貝爾地區的多數居民則希望從事天然放牧的傳統生產方式。下一代均傾向于脫離農牧業，移居到城市生活，或打工、或經商。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多數農牧民對草原生態環境和牲畜養殖抱消極態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會的飛速發展對人們價值觀、生活觀產生了影響作用。 本文僅對近15年來內蒙古三個典型區的農牧民生活生產變化情況進行了淺顯的分析，進一步的研究仍需要有更嚴格的數理方法、更多的經濟、社會和自然背景原始數據支持。生態系統變化與人類生活之間相互聯系的研究，尚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不斷加強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