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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我國西南地區石漠化的擴大趨勢仍未得到有效的遏制，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依然受到嚴峻的挑戰。石漠化原名“石山化”，是指在熱帶、亞熱帶濕潤、半濕潤氣候條件和巖溶極其發育的自然背景下，受人為活動干擾，使地表植被遭受破壞，造成土壤嚴重侵蝕，基巖大面積裸露，土地退化的極端表現形式［1］。石漠化已與西北部的沙漠化和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并列為我國的三大生態災害［2］。截至2005年底，石漠化土地總面積已達12．96萬km2，占國土面積的12．1％，占巖溶土地面積的28．7％［3］，并且以年均2％左右的速度在不斷擴張［4］，涉及地區有廣西、貴州、云南、重慶等西南8個省市。 石漠化的成因分為“自然”和“人文”兩大部分，其中自然因素約占26％，人文因素約占74％［3］，而且兩者錯綜交替，紛繁復雜。對于石漠化的人文成因大批文獻分別從自然學科和人文學科的角度展開了研究，這些研究的共同特點是偏重于人類活動的宏觀尺度，而作為石漠化的重要微觀驅動因素的農戶經濟行為卻被普遍忽視。自然學科的研究多側重于巖溶生態環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變化，但是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涉及到人類的經濟活動時沒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往往只是參閱各種統計年鑒的一些統計數據來代替人類活動，如收入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但是這些統計數據往往受行政區劃限制，難以深入到農戶的層次；人文學科的研究多側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經濟因素分析，但是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沒有獨立的環境變化的測試手段，往往利用環境部門的檢測數據，如利用河流淤積量來替代水土流失量，而這些數據都是較大尺度的指標，難以與微觀尺度的農戶經濟行為相對應。 為此，本研究創造性地采用實地測量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采集了環境－農戶組合式樣本，獲得了豐富的農戶尺度的橫截面數據，建立了一個農戶－生態經濟模型，重點從農戶經濟行為的角度定量分析了人文因素在石漠化形成中的微觀機制，以期對今后的石漠化治理和生態恢復的政策制定以及相關的制度改進提供有意的借鑒。 研究區選定為重慶市南川區中部的南平鎮－南川市－水江鎮三個串連的槽谷（圖1）。槽谷為北東南西向，位于106o53′～107o23′E、28o52′～29o23′N范圍內；槽谷寬度為2～10km，長度約45km，幅員面積約600km2，海拔高度為450～850m；研究區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雨熱同期，氣溫5．9～26．6℃，平均16．5℃，極端最高氣溫近40℃，年平均降雨量1155．5mm［5］；槽谷北緣出露侏羅系中下統自流井群石英砂巖，槽谷南緣出露二疊系下統梁山組泥巖。槽谷邊坡和中部下伏基巖主要為三疊系中統雷口坡組、三疊系下統的嘉陵江組和飛仙關組的白云巖和灰巖①；槽谷中部多為平壩，發育厚層第四系土壤，主要為種植水稻和小麥的農田。槽谷邊坡上覆第四系黃色土壤，厚度一般為0～1m，主要為種植玉米和甘薯的坡耕地，也是石漠化的主要發生地（圖2、圖3）。 研究區的選取理由為，其地貌特征在重慶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槽谷內農業人口相對集中，人類活動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研究區石漠化程度以中度為主［6，7］，不屬于石漠化極端區域，數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截至2008年底，南川區農業人口54．4萬人，占南川區總人口82．3％，人口密度254人／km2。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占GDP比重約為2∶5∶3。農村人均年純收入4562元，為南川區城鎮職工年均工資的21．0％②，顯然南川區的人地系統類型屬于巖溶山地貧困區［8］。 研究的關鍵是石漠化程度的測量和農戶經濟行為數據的收集，需要借鑒農戶地理學和農戶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本研究以槽谷邊坡耕地為抽樣對象，進行自然－人文組合式取樣（Combinedbiologicalandeconomicsampling，CBES），這是探索性試償，目的是找到人類活動作用于自然的契合點。第一步，在數字地形圖上的坡耕地范圍內畫出代表地表邊長100m的地塊方格，并給每個方格編號，利用電腦生成隨機數表進行抽樣；第二步，利用GPS和地形圖對抽中地塊進行實地測量。在抽中地塊任選10m2的范圍測量巖石裸露面積比率，將此作為被解釋變量—石漠化率。石漠化率數據為連續變量，范圍為0～100％；第三步，測量周邊地理環境，如坡度和巖石破碎度等。巖石破碎度是任選一塊出露的巖石測量其1m2范圍的裂隙密度；第四步，對該地塊所屬的承包農戶進行結構式問卷調查（Structuredinterview），收集既往一年期內的農戶經濟資料作為解釋變量。為保證樣本充分代表總體，若該地塊農戶不在家，改日再去，如最終見不到該農戶則該樣品作廢，不作補充。本研究于2009年6～8月共采集270個樣品，作廢8個樣品，有效率約98％。 2研究框架與理論假設 世界上與我國西南位于同緯度且氣候和地貌條件相似的其他巖溶地區并未出現廣泛的石漠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巖溶地區人類活動強度較大［9，10］。國際上關于石漠化的研究也已由早期的單純側重巖溶自然成因研究轉變為開始關注人類活動因素的研究［11］。以下在確定人類活動因素的研究框架的基礎上提出一系列理論假設。 2．1研究框架 研究石漠化的人類驅動力有賴于空間尺度的正確選擇［12～14］。在宏觀尺度上石漠化分布與巖性具有明顯的相關性［15］，但在小區域內石漠化與農戶承包地緊密聯系。邵景安等指出農戶尺度的石漠化空間形態是農戶自主決策驅動力下的斑狀地塊［16］。這固然有自然因素的作用，但土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的農戶經營耕地細碎化加大了土地利用的空間異質性則是主要原因［17，18］。石漠化景觀的不均一性正是差異性的地質地貌背景之上疊加以差異性的人類活動造成的［19］。 #p#分頁標題#e#
地理學對石漠化程度的測量有成熟的手段，一般是利用遙感數字影像（RS）在GIS操作平臺上采用人機交互解譯獲取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LUCC）信息，并結合相應的各種地質圖件，得出石漠化面積比率，以此作為被解釋變量；而諸多經濟社會指標則來自各種統計資料，以此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各種回歸分析［20～22］，這些計量研究為探索石漠化人文因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然而這些研究多是采用市縣級大尺度，受行政單位制約較大，難以深入到農戶的層次。有資料表明，在近代西南巖溶地區大多還是森林，只是30多年前由于各種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才被大量砍伐，而絕大部分石漠化正是在森林砍伐之后逐漸發生的［23～26］，經調查研究區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在石漠化明顯發生的近30多年來全市縣并沒有集體對山地進行整體活動，而是農戶作為獨立個體勞作于分布零散的土地，因此宏觀尺度的石漠化不能與微觀驅動主體－農戶的經濟活動相對應，研究結論很可能抹殺了石漠化驅動個體的差異，掩蓋了重要的人文因素的作用。 農戶是在農村擁有戶籍和耕地，部分或全部成員從事農業生產的以血緣或姻緣關系為紐帶組成的農民家庭組織。農戶是農區經濟活動的最基本組織單元［27］，農戶經濟活動或稱為農戶經濟行為，是指農戶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追求對某種效用極大滿足而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經濟活動的過程，它包括農戶生產、投資、擇業、消費等行為［28］。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土地退化問題與農戶的經濟活動是直接相關的［29，30］。農戶經濟行為受農戶家庭稟賦和外部環境等因素影響和制約。家庭稟賦是指農戶家庭成員及整個家庭所擁有的包括天然所有的及其后天所獲得的資源和能力［31］，如人均耕地面積、成員素質和生活水平等內部因素；外部環境為國家政策、地理環境等外界因素［32］。 綜上所述，石漠化的人類活動驅動力就是作用于自家承包地之上的農戶經濟行為。農戶經濟行為在各種家庭稟賦的影響和外部環境因素的制約下對石漠化的發生起了驅動作用?；谏鲜鏊悸凡⒔Y合前人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2．2理論假設 2．2．1農戶家庭稟賦 （1）人均耕地面積 普遍認為人口數量超過土地承載力導致人地矛盾激化是石漠化形成的重要原因［33～35］。宏觀尺度上的研究結果是人口密度與石漠化程度呈正向關系［20，36，37］。那么在農戶尺度上的人均耕地面積①是否也有類似的關系有待實證檢驗。 假設H1a：人均耕地面積越小承包地石漠化率越大。 ⑵人口素質 有觀點認為，石漠化成因不能簡單概括為人口過多［38，39］，而人口素質低下造成的土地利用不合理才是石漠化的重要因素［40］。文化素質低則環保意識差、技術水平低，極易導致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如粗放經營、亂砍亂伐等［21，38，41，42］。本文以家庭成員最高學歷作為的衡量標志，定量檢驗家庭成員素質與石漠化的關系。 假設H1b：家庭成員最高學歷水平②越高承包地石漠化率越低。 ⑶生活水平 普遍認為貧困是我國西南巖溶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源［20，21，36，43］。這是由于貧窮誘發開荒，提高了大范圍內土地的墾殖率，使得土地在原本脆弱的生態平衡遭受破壞后變得更易發生石漠化。但是在農戶尺度上可能相反，因為若土地利用格局已固定再無荒可開時，農戶可能對土地更加珍惜。農戶對土地資源的保護動機因收入水平不同而很不相同，譚淑豪等指出，貧困型農戶由于缺乏資金而更多地施用有機肥來替代化肥，這在客觀上對土地保護是有利的；而相對較富裕的農戶其收入不完全依靠農業，只將農業當作抵御風險的最后屏障，從而有可能對土地保護不力［44］。因此在農戶尺度上有可能越窮越保護土地，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c：恩格爾系數③越大承包地石漠化率越小。 2．2．2農戶經濟行為 （1）擇業行為 擇業行為是指農戶在農業與非農之間的選擇。不同的就業結構反映了農戶利用資源水平和把握外部經濟機會的能力和傾向［45］。弗蘭克從農戶經濟學的角度提出，農民保護環境的動機取決于他們對環境保護的成本和收益的內在比較，農民的典型成本是勞動，如果務農機會成本高，農民就會推遲保護措施［46］。有研究指出，有外出打工或從事非農業的農戶往往粗放利用土地，其土地的水土保持效果更差［47］。這是因為水土保持措施通常需要較多的勞動力［48］。即農村勞動力的非農擇業行為有可能造成用于水土保持勞動力的不足，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a：家庭外出打工人口占家庭勞動人口④比例越高，承包地石漠化率越高。 （2）生產性投資行為 農戶生產性投資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投入兩部分。農業固定資產為農業機械設備等，流動資產主要為農藥和化肥等⑤。農戶固定資產投資是一種長期保護性投資，對土地可持續利用產生最為直接的影響［49］。農藥和化肥的長期施用會破壞土壤的物理性狀不利于水土保持，而生態有機肥則會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質從而有利于土地可持續利用［50］另外，在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相對較高、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流動資產投入越大，農戶獲得的實際收入就越小，使得用于農業生產保護性投入就會越少，最終造成水土保持工作越差［51］。因此只有可持續性的生產投入才有利于抑制石漠化的發生，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b：農戶農機擁有量越多承包地石漠化率越低。 假設H2c：農藥支出占種植支出比例越大承包地石漠化率越大。#p#分頁標題#e# 假設H2d：農家肥在總肥料使用量中比例（與化肥使用比例互補）越大承包地石漠化率越低。 （3）土地利用行為 農戶土地利用行為表現為土地利用類型。土地利用類型不同石漠化程度亦不相同［43，52］。這是由于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對土壤的理化性質影響很大［53］，并進而使得土壤抗侵蝕能力也相應不同［54］。為了定量分析土地利用行為對石漠化的影響程度，將本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分為三種：農耕（種植玉米甘薯等）、撂荒和退耕還林這三大類①。多數觀點認為，對土地的過度利用會促進石漠化的發生［55］。顯然農耕較之其他兩種利用方式更易激化石漠化，為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e：農耕利用行為加劇承包地石漠化，撂荒和退耕還林減弱承包地的石漠化。 （4）消費行為 人口的消費最終都表現為不同程度的土地資源消耗，消費行為將對土地造成消費壓力［56］。石敏俊等在研究農戶經濟行為與土地退化的關系時，用自家生產食品與外部購買食品的比例來衡量消費行為［29］。本研究做了進一步的擴展，將農戶所消費的食品（口糧、肉食、飼料）和燃料俱分為自家生產和外部購買兩大部分②。農戶消費自給率越大則應該對土地造成負荷越大，但同時也意味著農戶對土地的依賴程度也越大。如果農戶對土地依賴程度大，則可能更愿意采取有利于土地可持續利用的經營方式，使石漠化減弱；如果農戶對土地造成的負荷更大，則使石漠化加劇。那么負荷和依賴對石漠化影響何者更大呢？不妨假設前者更大。 假設H2f：家庭總支出③中自產食品消耗的比例越大承包地石漠化率越高。 假設H2g：薪柴使用量占總燃料的比例越大承包地石漠化率越高。 2．2．3外部環境 外部環境包括國家生態政策和自然環境。 （1）生態政策 良好的生態政策可以激發農民自覺保護土地資源的積極性［57］。實施退耕還林政策的巖溶地區石漠化確實有減弱的趨勢［58］，但是針對退耕還林補助資金④對石漠化的抑制效果還未有計量研究。補助金越高應該越能調動農戶保護耕地的積極性。 假設H3a：退耕還林補助金越高，承包地石漠化率越低。 ⑵自然環境 對石漠化的形成具有影響的自然本底因素很多，但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然而適當把這些本底值作為控制變量引入了模型，可使人文因素的估計量更加無偏，并提高模型的解釋力。石漠化與碳酸鹽巖的破碎程度有關，即巖石裂隙度越大，就越易風化形成土壤從而越不易發生石漠化［59］。另外石漠化發生率基本上隨坡度的增大而增大［60］，因為山多坡陡的地表結構易發生水土流失且不利于水土資源的保存［61，33］①。但都缺乏定量的研究。 假設H3b：承包地下伏基巖破碎程度越高，石漠化率越低。 假設H3c：承包地坡度越大，石漠化率越高。 3假設的檢驗 3．1模型的建立 不同地塊的本底很可能不同，然而卻無法控制這些變量做實驗以追索石漠化過程中的人文因素的作用。而且石漠化率受到無數組人文因素的影響，又無法像經典物理學那樣建立變量之間的確定性依賴關系即函數關系，但是可以通過建立在大量樣本基礎上的回歸分析，找到主要因素的統計依賴關系。因此，本文擬建立一個農戶－生態經濟模型（bio－e－conomichouseholdmodel）進行分析。農戶－生態經濟模型是農戶經濟行為模型（house－holdmodel）和生態經濟模型（bio－economicmodel）的耦合［62～66］。建立農戶－生態經濟模型有計量經濟方法、數理規劃方法和決策程序法，其中計量經濟模型是通過精確地描述過去的行為規律來推算未來的農戶行為選擇，但基于多年歷史資料或橫截面數據難以獲得，因而研究文獻未見［29］。 本文應用實地測量和問卷調查獲得的橫截面數據建立該模型，具體采用STIRPAT模型的擴展形式。STIRPAT模型形式如下［67］：Ii＝aPbiAciTdiεi（1）式中：a為常數，b、c、d分別為P、A和T的指數項，ε為殘差。（1）式與經濟學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的形式相似，是Dietz等［68］和York等［69］在IPAT方程基礎上改進而來的，用來定量分析人口（P）、財富（A）和技術條件（T）的變化對環境變化（I）的影響。IPAT（I＝PAT）是Ehrlich等［70］創立的人類經濟活動對環境影響評價的經典方程。STIRPAT模型自產生以來曾被用于人類活動對CO2等污染物的排放量［68，71］、生態足跡［72］、虛擬水消費［73］影響的研究，取得許多令人信服的成果。 根據前文論述，將（1）式的殘差中加入諸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后擴展如（2）式， Ii＝a∏ni＝1Xkiiexp（∑ni＝1diDi）（2）式中，Ii為石漠化率，Xi為對石漠化產生影響的諸真實變量，Di為對石漠化產生影響的諸虛擬變量，a、ki和di為常數，i＝1，2，3…n。將擴展模型（2）式兩邊同取自然對數得（3）式，lnIi＝a＋ki∑ni＝1lnXi＋di∑ni＝1Di（3）式中真實變量除農機數量以外均為自然對數形式（附表中標注ln）。人口素質虛擬變量：大?；蛞陨限r戶為1，其他為0；職高或高中為1，其他為0；初中為1，其他為0。土地利用行為虛擬變量：農耕為1，其他為0；撂荒為1，其他為0；退耕還林為1，其他為0。地域虛擬變量：南川市為1，其他為0；水江鎮為1，其他為0。首先對數據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方差膨脹系數VIF最大值為5．73，最大平均值為1．90。普遍認為VIF不超過10即可視為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應用Cook－Weisbergtest［74］進行檢驗，模型1和模型2：Prob＞chi2＝0．0005、Prob＞chi2＝0．0002，表明具有異方差性。本研究采用Huber［75］和White［76］設計的方法進行穩健回歸以剔除異方差。結果見表1。#p#分頁標題#e# 3．2檢驗結果 3．2．1農戶家庭稟賦 （1）人均耕地面積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假設沒有得到驗證。表明人地矛盾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明顯地推動了石漠化的發生。 （2）農戶成員最高學歷的系數俱為負，在5％的顯著水平上最高學歷為大專以上和高中（含職高）學歷的家庭比其他類型家庭的承包地的石漠化率分別低80．9％和45．2％，而初中學歷的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表明人口素質高的家庭能夠更加合理利用和保護土地，假設得到驗證。 （3）在5％顯著水平上恩格爾系數每增加1％，承包地的石漠化率降低0．22％，假設得到驗證。表明生活水平越低石漠化率越低，即農戶越貧窮石漠化率越低。該結論與文獻相反，很可能是貧窮對土地造成的破壞主要是開荒，一旦土地利用格局固定無荒可開時，農戶越貧窮反而越呵護土地，從而抑制了石漠化的發生。 3．2．2農戶經濟行為 （1）擇業行為 在10％顯著水平上家庭外出務工人口比例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增加0．04％，假設得到驗證。表明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加導致保護農村生態的勞動投入不足。有研究發現，現在農村豐富的人力資源并沒能阻止農業生產中資金對勞動的替代性投入，而是大量使用化肥、農藥［45］。其重要原因是外出務工的比較收益不斷提高增加了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從而降低了勞動力從事農業的興趣。 （2）生產投入 假設得到完全驗證。在5％顯著水平上農業機械擁有量每增加1臺，石漠化率降低23．6％，表明固定資產的投入有利于水土的長久保持；在5％顯著水平上農藥支出比例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增加0．05％，表明對土地長期施用農藥不利于水土保持；在10％顯著水平上農家肥使用比例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降低0．05％，表明農家肥比化肥更有利于抑制石漠化，但是農家肥的制備和施用需要更多的勞動力。 當前很多地區農戶的農業固定資產投入趨于下降，非農投資則大幅上升，但農藥化肥用量在生產資料支出中的比重卻在上升，反映了農民對農地經營的積極性與精心程度在不斷下降［77］。另外現行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缺陷，如產權不明晰，農民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農民沒有穩定的持久預期，因而也不愿意對土地設施進行長期投資［44，78］。 石漠化主要發生在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這30年間［24］。有研究指出，家庭承包責任制所特有的小農式耕作方式在解決外部性生態環境問題上存在缺陷［79］。正如弗蘭克所言，農民既不是自然資源的理想管理者，也不是天然破壞者，農業未來收益不確定性是農民保護生態意愿下降的原因［46］，因此正是這些情況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石漠化。 （3）土地利用行為 在1％顯著水平上農耕比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承包地的石漠化率高58．9％，而在5％顯著水平上退耕還林則比其他利用方式承包地的石漠化率低71．5％，假設得到驗證。表明退耕還林要比耕種土地這種利用方式更有利于水土保持。撂荒的系數雖然為負值，但是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撂荒也不一定有利于石漠化地區生態的自我回復。 （4）消費行為 在5％顯著水平上自產食品消費比例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降低0．06％；在1％顯著水平上薪柴使用比例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降低0．05％。結論與假設完全相反，但是與收入水平的結論一致，因為自產消費比例越多的農戶也是越貧困的農戶，越是貧困的農戶其生存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越大，對土地可能更加呵護。結果表明，農戶對土地的依賴要比對土地的負荷產生的環境影響更大。 3．2．3外部環境 （1）在5％顯著水平上退耕還林補助金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降低0．02％。表明該生態政策確實對治理石漠化有效。 （2）在1％顯著水平上，巖石破碎度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降低0．89％；坡度正弦值每增加1％，承包地石漠化率提高0．39％，即坡度每增加1o，石漠化率提高0．70％。 4結論與討論 石漠化發生的驅動力是農戶經濟行為，驅動對象是農戶承包地，農戶家庭稟賦和外部環境是農戶經濟行為的重要影響和制約因素。本研究采取實地測量和問卷調查的方法采集自然－人文組合式樣品（CBES），將農戶與其承包地的石漠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農戶－生態經濟模型，具體采用STIRPAT模型的擴展形式進行了估計。模型估計結果的最大修正決定系數為0．394，表明本文選定的解釋變量對石漠化率有近40％的解釋能力，還有約60％未能解釋的原因主要是存在許多未引入模型的其他人文和自然因素。 （1）人地矛盾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明顯地推動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說明農戶對土地的依賴要比對土地的負荷產生的環境影響更大。 （2）貧窮并不必然導致石漠化發生，這顛覆了認為貧窮是導致石漠化發生原因的觀點。誠然，最初貧窮引起的開荒伐林破壞了生態平衡使石漠化更易發生。但是一旦土地利用格局固定，則農戶對熟地并不一定會進一步破壞，相反有可能對土地會更加呵護。 （3）農戶對土地依賴性越強，承包地的石漠化率越低。相對貧窮的農戶更依賴土地，其自產消費比例更高，對土地更加珍愛，承包地石漠化率則偏低；而相對富裕的農戶成員外出務工比例較高，對土地更加疏遠，承包地石漠化率則偏高。這是由于如果農戶對土地依賴性較強，對農地經營的積極性與精心程度便較高，會采取可持續的土地利用方式，如農業固定資產和自制農家肥的投入會增加，從而有利于降低石漠化；反之如果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較低，對農地經營的積極性與精心程度便較低，會采取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如農藥、化肥等流動性投入便會增加，從而激化了石漠化。#p#分頁標題#e# （4）毀林開荒只是石漠化形成的初始條件，并不是必然原因。石漠化的表層原因是外出務工的離心力造成農戶對土地的依賴程度降低，深層原因是土地產權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土地對農戶吸引力的減弱。因為隨著農戶的務工收入不斷提高增加了務農的機會成本，使農戶不愿意把勞動投入到土地去精心耕作。另外，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缺乏穩定的持久預期，不愿意對土地進行長期投資。農戶對土地的粗放經營才是石漠化形成的本質原因，因此在石漠化治理中如何提高農戶對土地的熱愛才是成功的先決條件。6期苗建青等：基于農戶－生態經濟模型的耕地石漠化人文成因研究977 本研究表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石漠化率增加。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描述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環境污染水平呈倒U形的曲線狀態。那么石漠化程度是否隨著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也存在一個拐點呢？這有待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