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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博物館理論 1.1生態博物館的起源 關于生態博物館的起源，研究界有比較統一的認識，都認為生態博物館起源于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運動。20世紀70年代，隨著人民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意識與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一種將民族傳統文化與其所在的自然生態資源進行統一保護的新型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在歐洲逐漸興起。1971年，在總結有關保護理論的基礎上，法國人弗朗索瓦•于貝爾和喬治•亨利•里維埃提出生態博物館的概念。他們在向法國環境部介紹博物館發展新方向時首次提出此概念，表達了人、文化、自然環境必須緊密結合的新思維。他們認為博物館應改變傳統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間，并提出了“博物館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ofmuseums）的概念。所以生態博物館是在后工業化社會隨著人類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和回歸自然呼聲的高漲而出現的。到二十世紀末，生態博物館已成為一種流行的對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和保存的特殊形式，目前全球共有300多座生態博物館。[1][2][3] 1.2生態博物館的概念 關于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國際博物館協會前領導人、生態博物館運動和生態博物館學的倡導者之一喬治•亨利•里維埃（GeorgesHenriRiviere）先生在“一個進化的定義中”有這樣的描述：“生態博物館是由公共權力機構和當地人民共同構想，共同修建，共同經營管理的一種工具。”“是一面鏡子”，“是一個資源保護中心”，“是一個實驗室”，“是一所學校”，“是人與自然的表現”，“是時間的一種表現”，“是對特殊空間的一種解釋”[3][4]。但這只能是一種界定，研究者們并不滿意這樣的描述[5]。國際博協認為這個描述背離了它原始的“生態”意義，因此推薦了自己制定的定義：“生態博物館是這樣一個機構，通過科學的、教育的或者一般來說的教育的方式，來管理、研究和開發一個特定社區的包括整個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整個傳統。[5]”1981年法國政府頒布了生態博物館的官方定義：“生態博物館是一個文化機構，這個機構以一種永久的，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伴隨著人們的參與，保證研究、保護和陳列的功能，強調自然和文化遺產的整體，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個領域及繼承下來的生活方式。[5][6]” 可以看出，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提出是對舊的傳統博物館理念的發展，但是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并不成熟，仍在不斷地發展當中[7]。 各國在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時，都與自己國家的實踐相結合，對生態博物館的內涵與外延進行再理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如在我國，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的第一人蘇東海認為：“生態博物館是對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有形遺產、無形遺產進行保護、原地保護、發展中保護和居民自己保護，從而使人與物與環境處于固有的生態關系中并和諧地向前發展的一種博物館新理念新方法[6]”。 1.3生態博物館的基本理念 1.3.1生態博物館與傳統博物館的區別 生態博物館理論是從博物館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二者之間又有著本質的不同。以往的博物館是將文物在傳統的博物館建筑內進行展示，缺少了生命力；而生態博物館則不同，它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環境下的“活態”文化為展示內容，將文化在它的原生地予以實時實地展示，讓來到博物館的人能真正感受到原生態的文化遺產[2]。 另外楊儷儷在“生態博物館——經濟與文化的思考”一文中認為生態博物館與傳統博物館的區別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1）傳統的博物館是一處靜態的獨立建筑或者建筑群，藏品脫離了其原生環境，其文化內涵、價值也隨之脫離了大眾，生態博物館則是將整個特定的社區當作整體的博物館，社區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被原狀的動態的保護在其原生環境之中，這里的文化是鮮活的，不再是孤立的。（2）傳統博物館的服務對象是普通的觀眾、公眾，是一個提供教育、娛樂、增長知識的場所。生態博物館首要的服務對象是社區居民，提高社區居民的創造能力，掌握自己未來發展方向。其第二服務對象是來社區參觀的訪問者，給他們提供一個體驗異質文化的動態情感過程。（3）傳統博物館的藏品多指具有文物價值的經過歷史沉淀的具體實物遺存。生態博物館更注重社區中的一切資源，包括文化的，也包括自然的。這里的文化資源不僅僅是具體的有文物價值的實物遺存，傳統的風俗等非物質文化更為重要。[4][8]上述觀點代表了大多數中國的生態博物館研究人員對傳統博物館與生態博物館區別的認識，具有普遍性。 1.3.2生態博物館的特征 國際博協瑞典國家委員會主席科吉爾•恩格斯托姆（KjellEng-strom）對生態博物館的特征作了如下說明：（1）多科學性。與傳統博物館按一個學科劃分博物館不同；（2）地區性。不是指行政區域，而是由文化傳統、自然傳統和經濟生活的融和體；（3）開闊性。不局限于建筑；（4）協調性。和當地居民協調起來，反映他們開拓記載和介紹自己歷史的愿望。[5] 關于生態博物館的特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的研究人員有自己的理解。如董廣全、翟啟帆在“試析生態博物館概念及其對我國的影響”一文中認為生態博物館應有如下幾個特征：（1）生態博物館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原生性；（2）生態博物館是對傳統博物館的一種揚棄；（3）生態博物館的展品就是區域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4）生態博物館是一種以保護為主，保護與開發相結合的文化遺產保護方式[2]。杜倩萍的“略論西部大開發中民族生態博物館的建設”[9]、劉旭玲等的“生態博物館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地開發中的應用”[10]、彭家威的“生態博物館及其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研究”都提到相似的觀點[11]。綜上所述，在研究生態博物館理論時，我國的研究人員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生態博物館這一新興事物的特征予以概括，指出我國生態博物館應具有的時代特點。#p#分頁標題#e# 筆者認為，生態博物館最大的特征在于：生態博物館將一個社區當作一個大的“活體博物館”，展示的內容既有建筑等物質文化遺存，又有當地居民的生活形態、風俗習慣等非物質遺存，還有這些民族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將鮮活的文化保存在原產生環境中，更加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生態博物館強調保護與開發協調發展；生態博物館強調社區居民的參與，強調人的生存利益與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傳統文化的延續和諧統一。 2.生態博物館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應用 2.1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興起與建設 生態博物館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始于20世紀80年代，是隨著當代中國環境意識的覺醒開始興起的。1986年，《中國博物館》雜志發表南開大學研究生胡妍妍的《博物館與環境科學》和北京自然博物館研究員甄朔南的《環境主義與博物館》。也是從1986年開始，《中國博物館》雜志比較集中地介紹了一批與國際生態博物館運動有關的論文和資料。之后，這一新的理念開始在中國傳播。[5]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把國際生態博物館的思想引入實踐，并使之中國本土化[12]。1995年初，在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蘇東海先生的倡議和推動下，貴州省文化廳成立專門的課題組，開始在貴州省建立生態博物館的前期工作。作為“中挪1995~1997年文化交流項目”，課題組參照國際生態博物館的創新理論，在全面考察貴州省苗、侗、布依等十余個民族村寨的基礎上，最后決定把一支以長牛角頭飾為象征的苗族分布區——六盤水市六枝特區梭嘎苗族彝族回族鄉確定為“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的建立地，并完成了《在貴州省梭嘎鄉建立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的可行性研究報告》[13]。1997年10月23日，中國博物館學會與挪威開發合作署在北京簽署協議，正式啟動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建設計劃。在挪威政府無償提供部分資金的情況下，梭嘎生態博物館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開館，并對外開放[1][14]。這也是亞洲第一座生態博物館。隨后我國又陸續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態博物館、錦屏隆里生態博物館、花溪鎮山生態博物館等[2]。迄今為止我國已先后在貴州、廣西、內蒙古等地建成苗、布依、漢、侗、壯、瑤、蒙古族等生態博物館[11]。 由上可見，生態博物館理念進入中國不過20多年的時間，第一座生態博物館的建成距今也不過12年時間，而且目前生態博物館理念主要應用在民族旅游的開發建設方面。生態博物館還是中國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新鮮事物，它在與中國文明融合的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地完善。 2.2生態博物館理論在中國的融合與發展 生態博物館從它誕生之日起，其內涵與外延都在不斷變化[15]。其理念在與不同的國家、民族、文化背景結合過程中，形成了特色鮮明、風格獨特的發展形式。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建設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中國化”色彩，這是由中國的國情、中國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廣泛根植在欠發展的廣闊農村的實際所決定的[16]。 在生態博物館的建設實踐中，第一個引進生態博物館理念，并在貴州進行實踐的蘇東海先生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四維保護”模式。第一維是整體保護，即將村寨里的自然遺產、人文遺產、有形的遺產、無形的遺產以及環境作為一體來保護。第二維是村民自己保護，就是把保護變為村民自覺自愿的行動。第三維是原地保護，即在文物的原生地保護，使村民在村寨里按照傳統的習俗生活。第四維是動態保護，這種做法主要是著眼于解決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17]。在這個理念中，蘇東海先生特別強調，村民的生活畢竟還是要向前發展，不斷與外界融合，逐步走向現代化，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放棄自己的一些習俗或吸收一些新的文化，生態博物館不可能凍結村民的生活。另外，關于梭嘎生態博物館的模式和經驗，蘇東海先生在2000年8月5日中挪國際培訓班第一階段總結中指出：“在這個貧窮的民族村寨中我們創建生態博物館的基本做法是：發展經濟、改善生活、保護遺產、發揚文化。[5]”可見，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生態博物館的一項重要任務。 而這與歐洲的生態博物館理念已經有了一些出入。當年在建設貴州六枝梭嘎生態博物館時，挪威專家杰斯特龍甚至反對在長角苗地區進行文化教育，因為他擔心現代知識會污染長角苗的傳統文化；并且他還認為生態博物館開展旅游的目的是為了向人們傳播社區文化，而不是創收，因此他要求在生態博物館社區內的居民不能向游客兜售旅游商品，也不能像一般的博物館那樣收取游客和觀眾的門票?？梢?ldquo;保護傳統、傳播文化”在生態博物館的發源地被視為其追求的根本目標[18]。但僅將保護與傳播文化作為中國生態博物館建設的唯一目標，在目前中國特有的國情條件下，落實起來存在很大的困難。因此在與中方有關人員討論后，杰斯特龍也作了適當的妥協和讓步。這是因為在西方發達國家，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是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對弱勢文化的一種保護[4]。西方生態博物館所在的社區居民的生存不是問題，探索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謀求物質和精神文明及生態文化在更高層次上的和諧發展，才是他們關注的問題[19]。而在中國，許多民族地區的生存條件、經濟、教育、社會發展的程度非常落后，所以在中國的生態博物館里，保護、傳承文化的同時，更需要改善當地居民的生存環境，提高生活質量[19]。 因此我國生態博物館建設的最終目的是保護該區域特有的文化，使其文化持續發展的同時，在經濟生活上對社區居民有所改善[19]。作為一種舶來的理念，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建設不應忽視中國國情。相似的觀點還出現在楊儷儷的“生態博物館——經濟與文化的思考”[4]、黃萍,游建西的“求變與保護：中國首座民族博物館的處境與對策”[20]、劉艷的“生態博物館發展創新初探——以貴州地捫侗族生態博物館為例”[21]、蘇東海的“建立與鞏固：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的思考”[22]及“中國生態博物館的道路”[23]中。#p#分頁標題#e# 由于中國特殊的經濟文化背景，使得生態博物館理念在開發應用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矛盾。潘年英在“變形的‘文本’——梭嘎生態博物館的人類學觀察”[24]一文中對這一問題闡述得較為深刻。他認為，保護與開發是生態博物館建設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矛盾。這是因為“生態博物館”這一理念的核心目的仍是保護傳統的文化藝術，但是在中國，所有的“保護”行為并不是來自當地居民自發的內在要求和自覺意愿，整個保護過程都是被強加的，是他們被動接受的，“保護”只是外部要求，而“開發”才是當地居民更強烈的現實意愿，這就構成了矛盾。另外，他還認為當地居民對現代生活的急迫追求與民族文化自覺能力不足的矛盾構成了所有矛盾的基礎和核心；當地人長期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使他們喪失了最起碼的文化反思和自覺的能力。而外來的“替代性反思”畢竟難以取代本土的反思，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25]。在他兩次對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的考察后，他認為那里的生態博物館已經變形，背離了當初的設計方向，演變成了一座在中國最常見的普遍存在的民俗旅游村。 對此，蘇東海先生認為，就全世界已建成的300多座生態博物館來看，雖然大多數都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但也都存在著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矛盾，完全沒有矛盾的文化保護模式是不存在的[26]。但對這些矛盾完全視而不見，那也是危險的。對此，雨果•戴瓦蘭（HuguesdeVa-rine）的“生態博物館和可持續發展”[27]、埃里克•巴博•羅如杜（DrEricBabarZerrudo）的“地方感覺、力量感覺和特性感覺”[28]、WiburSchramm的“人類傳播史”都有相似觀點[29]。 3.結語 綜上所述，發源于西方的生態博物館理論以“保護”為核心理念，同時兼顧“發展”的需要，是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的新模式。它為我國民族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但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是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對接，并且這種對接在實踐過程中要復雜的多[20]，理性的思考、深入地研究，提出我們自己的生態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模式則尤顯重要。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生存與發展關鍵在如何使之中國化。探索生態博物館的中國化，亦或說尋求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博物館之路，應首先去了解生態博物館誕生的土壤和環境，唯此才能科學地移植和改良，使之健康地成長發展[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