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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和國際影響度上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經濟上一躍成為世界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超級大國，政治上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激增，對國際社會與國際政治的主導權漸漸提升，但同時也面臨了國際與國內新的發展問題。2008年后，國際經濟市場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急劇放緩，發達國家都面臨了不同的經濟困境；國際政治格局在這種經濟背景下也發生了調整與變動，同時全球公共治理問題被凸顯出來，特別表現在生態安全問題上，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非傳統安全中最突出和最不可控的挑戰，引起了各國家和各國際組織的持續關注，但解決方案仍然形同虛設，全球正在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生態災害與威脅，這將進一步影響國際經濟與政治格局的變遷。中國作為一股強勢發展的國家力量必然會受到相關的經濟沖擊與政治影響，中國傳統發展模式也對全球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形成了巨大挑戰。因此，中國在進入關鍵發展轉型期的當前，面臨著新的國際發展趨勢，即全球氣候變化及綠色工業革命的開展。生態政治已經成為各發達國家政治內容和政治改革的關鍵要素，美國、歐盟、日本等國陸續開展了“綠色革命”。生態政治的使命是追求自然與人類的利益平衡，它把人類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乃至文化發展與自然界的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國家、社會、政府及其制度體系與人類生存其中的自然環境的實然關系和共贏持續發展的應然前景。生態政治對于自然環境的探索是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展開的，對生態危機的成因進行追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如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政治觀點。生態政治作為解決經濟發展瓶頸和社會問題的一條新路徑，也必將成為我國現階段和今后政治建設的一個主題。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建設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五大任務之一，也是生態政治發展的內容之一，建設生態社會既是貫徹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綠色發展模式開始轉變的關鍵內容，同時它是中國生態政治實踐的重要環節。其內容包括四個方面： 一、承擔共同責任，實現共同利益 中國正在經歷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城鎮化與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工業化過程，同時也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承載著最大的環境壓力。中國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也是全球氣候變化受災人口最多的國家。1990-2007年中國年均氣候變化受災人口為1.2億，占世界的52.4%，并總體呈上升趨勢。近十年的全球氣候變化不可忽視的給中國發展的內部自然環境和外部環境帶來了隱性變化，2007年后這一隱性變化逐漸隨著生態政治建設和經濟結構變革顯現出巨大影響。國家發展面臨生態環境承載壓力、資源需求壓力的進一步加大，全球氣候變化成為新的挑戰，異常氣候頻繁大面積發生，自然災害、環境災害更為多發，不斷地沖擊正常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成為未來發展最大的不可控因素。面對如此艱巨的發展環境與社會生活環境威脅，各生態參與主體必須形成公共生態責任意識，并身體力行作出改變，建設生態社會是每個公民的共同責任，也是公民生態利益得到保護和實現的重要保障。 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生態利益作為社會資本的一部分，它的實現不僅表現為一種公眾需求，更表現為一種公眾責任。1988年，科爾曼在《人力資本創建過程中社會資本的作用》一文中，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來解釋了人的行動。因為人的行動受制于社會背景，從而科爾曼把個體的社會關系定義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基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存在，它能為人們所覺察但卻是完全無形的，它是純粹的公共物品，一經形成就可以為很多人免費使用。因此當參與集體行動的個體利用社會資本協調其行為時，就無須付出經濟成本。每一個社會公眾都是生態參與個體，其中包括了消耗公共生態資源的“經濟人”群體和要求保障自身生態利益的“自然人”群體。而“經紀人”群體追求的利益通常需要大量消耗生態資源，是建立在環境負效益基礎上的，并且由于趨利的思維方式造成利益搶占的一窩蜂行動，導致公共資源利用上的低效、過度和浪費，不顧公共利益的損害，產生“公地悲劇”效果。同時本來應該由其承擔的大部分環境負擔，在社會整體環境中就無形的轉嫁給了生態消耗極少的“自然人”群體承擔。而“自然人”群體也不能起到有效彌補生態損耗，消耗負面效應的作用，這就給公眾和社會造成許多難以彌補的損失。之所以在生態環境問題上出現這樣的悲劇，原因之一在于市場機制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法律盲點的存在；原因之二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個體都利用公共資源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無限制的消弭社會資本。這種個體行為的客觀結果必然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掠奪性地使用。從短期來看，忽視自身行為對環境和社會方面造成的負效應，當然可以讓“經濟人”群體賺更多的錢。然而，短期的利益轉瞬即逝，當深層的環境和社會限制條件發揮影響的時候，所謂的“三重底線”，即利潤、自然資源和人類社區，就會協同互動，相互影響。經濟健康、環境健康和社會健康就會緊緊地耦合在一起，不是共同繁榮就是一起受難。今天我們看到的許多情況都是如此。因此二者都必須承擔共同責任來實現公共生態利益。 維護社會公共生態利益也是生態政治的一項內容。科爾曼認為，“生態政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通過重溫公民權利和社群合作，通過把地球理解為我們的家園而實現的生態化生活方式。 我們作為公民的政治生活與我們所仰賴的自然生態緊緊地交織在一起”。因此公共生態利益包括基本環境權，這與公民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是人們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生存的權利，也是基本人權的構成內容，另外在現代化社會中，人們的物質生活已經完全滿足了基本生存的需求后，對生態利益的追求隨人們對生活品質要求的提高而得到提升，公眾要求自身的生活環境更舒適、衛生、安靜，這是對生態權利的更高要求。這就使生態參與的各主體面臨更高的生態責任，這一責任是面向全部社會個體的，只有全體生態參與主體共同承擔生態責任，維護共同生活空間，才能實現人們的享受性環境權即生態利益的更高標準的實現。但現階段公眾對污染和資源浪費的抱怨之聲不斷，真正承擔責任的行為卻鮮見，雖然《環境保護法》中鼓勵公民參與環境保護，揭發檢舉環境污染的現象，但由于公眾法律觀念淡薄，監督意識不強，行動成本也并非個人所能承擔，對于“經濟人”群體所造成的生態破壞與過度消耗只能在群體共同責任意識的引導下才能有所改善。在群體責任的履行上，隨著民主意識的深入和國家政府的力量隨全球化貿易機制的發展逐漸弱化，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市民社會團體就能夠進入這個被撕開的權利縫隙，承擔其監控社會和環境標準的角色。目前，社會公眾中已經出現生態環境保護的倡導群體如知識分子階層，這部分群體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強烈的環境保護參與意識，對于環境保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有著強烈的參與意識和決策欲望，開始自動扮演著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共同責任的倡導者。#p#分頁標題#e# 二、推行綠色發展模式 “十一五”期間中國對全球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已經形成了巨大挑戰，不僅成為世界最大煤炭消費國，還與美國同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電力消費國，也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此外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有機廢水排放國，未來10年內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骯臟能源（煤炭）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超級大國，同時中國也是世界最大的生態赤字國之一。這不但成為國內發展的最大約束條件，也是世界難以承受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2009年5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中說過：“長遠來看，環境政策將主宰一切政策，環境問題比金融系統、國際貿易等都要關鍵?？赡苊髂赀€看不到這種趨勢，但10年、15年后，特別是伴隨著氣候的變化，他將會成為一切社會活動和經濟的中心。” 在全球氣候變化及綠色工業革命背景下，基于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中國生態建設的指導思想以可持續發展為基礎提出了向綠色發展邁進。“十二五”時期的發展總體戰略思路為：以科學發展為主線，即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主攻方向，擴大內需，提高服務業在GDP、就業、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大力提高經濟、社會、生態效益；以綠色發展為基本要求，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資源集約、生態安全、氣候適應的“多贏局面”。綠色發展的戰略內涵包括五方面：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循環經濟；建設氣候適應型社會；實施國家綜合防災減災戰略。這一發展模式包括：規劃和建設綠色中國，制定全國生態區域規劃，增加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投資，用公共財政購買生態資本，進行生態建設，有效遏制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這等于增加本國自然資本；創新和開發綠色技術，推行綠色標準，發展循環經濟，推廣清潔生產，利用綠色能源，發展綠色產業，依法淘汰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工藝技術和生產能力；鼓勵和倡導綠色消費，建設綠色城市；設計和實行綠色改革，完善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政策體系、評估體系、評價體系、法律體系、補償體系；發展和推動綠色貿易，積極進口初級產品，充分利用世界節能環保新技術，大力發展符合國際環保標準的產品出口，嚴防污染物轉移，主動進行國際合作，遵守國際環境公約，大力改善全球環境。這一發展模式既符合中國基本國情，更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也是未來五年內中國整體向綠色發展轉型的主要內容與方向。 三、建立適應性政策機制 政府作為公共政策的規劃、決策、執行和評估主體機構，其主要任務就是如何通過政策實現增長，政策就成為了選擇增長方式的最重要環節。要實現綠色增長，首先的就是要在政策環節上“變綠”，建立一種適應性政策機制（圖1）。從政策過程的第一個環節——確定問題——就將“綠色”注入，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將方案置于政策外環境中考察，確保政策內環境與外部的聯動性與適應性，充分考慮在政策執行中各部門的職能與整體互動作用，在政策決策前起就已經將生態環境內容置于各關節之中得到考慮與運用，并在政策反饋階段配備相關的評估結果及對外部適應性的分析以對政策調整給予具有針對性的指導。荷蘭在這方面成為全球最先作出嘗試的國家，1989年，荷蘭實施了一項國家環境政策計劃（NEPP）。該計劃把環境標準整合進了所有政府部門的運作當中。自那時起，這一計劃每四年公布一次，而且每年都要有一個環境狀況報告來確定其進展情況。該計劃有一套附有完成時間表的環境質量目標引導，并以一個污染物是如何在人類社會系統中產生和傳播的復雜理論為基礎。荷蘭政府的政策計劃不是在末端控制污染物，而是尋求鑒別、合作和改變那些現場導致污染的活動，在確定問題的一開始就將政策的適應性能力提出來。2011年，該計劃又提出了荷蘭環境議題的國際向度。所有這些都不是支離破碎，而是把計劃的所有目標當成了一個整體。它的主導理念是經濟增長應當與環境壓力的增加相脫離，盡管這一點實際上尚未實現。但環境不再被當作一個可以孤立應對的政策領域，相反的，環境關切被納入進政府的所有領域。 建立適應性政策機制也是對正在興起的對現存的政策狀況提出挑戰的“破壞性技術”在政策上的對接，今天的許多能源和材料密集型行業，都可能因基因技術、納米技術、信息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出現而推出商業舞臺，“破壞性技術”大幅改變了商業活動方式和人類對地球的影響。政府要投資未來，除了開發新適應性政策機制，其實也沒有什么更有效的辦法了。政府政策出于對生態現代化的考量與要求，必須沿著更加有利于環境的路線重構其政策過程，調整經濟組織方式。正如荷蘭的國家環境政策計劃那樣，環境標準必須被納入到體制的重新設計當中，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應該明確其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框架，并以此作為政策是否具有適應性和投資未來的價值的重要依據。 四、開展全球合作，維護共同安全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區域都帶有自然毀滅性的傾向，科技的日益發展和人類活動的日益加劇使得這種情況愈加復雜。經濟全球化促使人們建立更多新的工作區域，使人們能在任何國家開辦企業，這意味著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且伴隨著更多的能量消耗，而這種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生態政治關注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不僅包含國內政治因素，還包含國際政治因素。全球生態危機加劇使得全球生態政治成為全球政治安全的中心環節，甚至一種特殊的生態政治空間作為一種現象形成，這種現象反映生態問題與因素對現代文明生活逐漸增長的意義，反應這些問題和因素轉化成政治世界產生功能的最重要條件之一。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更加緊密了。環境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加強了這種聯系，國際社會意識到對具體領土或全球來說最根本的生態威脅，地區和全球資源環境問題需要世界上各個國家積極合作，在政治方面急需制定和通過旨在消除或減小威脅的協議、公約、規劃，以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戰略。所以，環境問題及其解決將日益滲透到各國對外關系中，全球合作以解決全球生態問題已經成為各國外交中的重要內容。“在綠色政治學內部，單純反全球化的聲音日漸減少，更多地是進一步承認全球合作或全球管理對于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意義，在謀求多樣化的基礎上強調“全球責任”作為基本的價值原則，主張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并在區域化的基礎上重塑全球秩序。”#p#分頁標題#e# 2006年11月10日，曾培炎副總理出席第三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時，已經提出過對國際合作的具體路徑，其內容主要以被動引入技術為主。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十二五”規劃中再次在生態建設內容中強調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談判，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制度。加強氣候變化領域國際交流和戰略政策對話，在科學研究、技術研發和能力建設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推動建立資金、技術轉讓國際合作平臺和管理制度。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和幫助。規劃路線已經顯示出中國將要主動從全球規則的被動者變為主動者，從全球公共產品的“搭車者”變為“提供者”，從全球事務的“跟隨者”變為“領導者”。在生態問題上全面開展國際合作將是中國未來五年外交領域的新突破，也是解決中國資源安全、生態問題，建設生態社會的重要途徑。 另外，在全球生態環境問題上，非政府組織往往比政府更能有所作為。傳統的政府職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與全球環境的公益性之間的矛盾難以很好的解決。非政府組織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能夠借助全球范圍的組織力量和其自身的靈活性，起到承上啟下、溝通各方、促進協調與合作的獨特作用，能夠打破地域界限，加強各地區的自我約束和彼此監督，提供一條共同保護生態環境，開發資源，走互惠的道路，實現國際社會的和平“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