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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學理論界的“雜語喧嘩”中，在各種不同的理論意向、理論話題和理論思潮的爭論中，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成為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其對于文學學科的自身構成與自我確立可能是最有意義的，對于文學學科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充分認識文學理論研究中的這兩個向度，積極將龐雜而又眾多的文學理論話題納入這一學術視野，無疑會催生文學研究的本體性自覺。
關鍵詞：文學理論； 理論向度； 元理論； 文化理論
引言
“說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恐怕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術語、新概念出現得太多、太快，簡直叫人應接不暇”，究其原因，“一是20世紀西方文壇理論更迭相當快，新的流派不斷涌現出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20世紀學術研究中出現了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情形，文學越來越多地向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等學科借鑒思維方式乃至術語、概念，于是，新名詞、新術語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艱深”（ Abrams,2004:1）。也就是說，在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領域中，出現了對于文學命題、文學視角、文學思潮探討的“雜語喧嘩”的局面，而其中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構成了關乎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研究向度。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的有效展開文學理論學科的自身構成與自我確立也可能是最有意義的。文學理路的元理論走向與文化理論走向是理論與現實之間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結果，也是理論自身面對現實變化所必須做出的學術選擇。當下眾多的文學理論話語無疑都可以納入這一學術視野，對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和文化理論向度的充分認識，也將催生文學研究的本體自覺。
一、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
所謂“元理論”就是理論的理論，思維的思維。元理論研究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為研究對象；二是經常思考學術傳統中的老問題，從而反思并整合自身。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問題的產生有理論與現實兩個方面的原因：就理論而言，作為文學理論的理論根據和思維范式的哲學、文化思想變動與多元化，使得文學理論原先的理論基礎不在牢固或受到質疑，從而導致原理論問題的產生；就現實而言，社會文化與文學寫作的復雜多變，使得文學理論自身的確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論問題凸現出來。在當代，文學理論之為理論的哲學基礎變動不居、文學之為文學的現實因素復雜多變，使得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以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為代表的反理論思潮。實際上，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對于李興權威與理論思維的批判、限定、貶斥，而更主要的是對新的意指方式與理解方式的訴求。這樣就需要一種新的方式、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理論本身的性質與意義以及它與現實的關系，尤其需要理解結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表意方式與真實意指。這也就是說，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的后現論將以一種新的關系與世界相關聯，以一種新的方式作用于現實，并從一種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幾年問世的文學理論著作大多充滿著元理論的焦慮和對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以形而上學的方式去理解解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就會將理論撕成碎片，其結果就是不絕如縷地宣稱任何理論不再可能的、理論碎片化的解構與后現代論調。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對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反理論浪潮，文學理論自身在意識層面上的自我激發。因為反理論浪潮的流行與強大，文學理論元理論向度的自我意識常常被壓抑在無意識與潛意識層面。因此，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常被當做不合時宜的動向加以忽視，在當下理論場景中，也就出現了極度膨脹的理論意識同理論的過度謙卑與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狀態。元理論思維是理論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識，自我論證和自我堅持。對于文學學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種元理論的層次上才是正當的和有意義的，因為否則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和不相干的東西來苛責文學理論，而對于真正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從元理論思維出發，，解釋文學理論建立的更為本質的前提和文學理論展開的更加真實的基礎，才是文學理論和文學學科反思的正途。而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將為我們帶來文學理論自身的本體化和寓言化。
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使文學理論脫離其原先依賴的觀念體系，以概念的概念作外向運動。依據海德格爾的觀點，那些遠離起源作外向運動的概念，像“是”（存在,Being）一樣成為被發送之物；這個被發送之物是形而上學玄遠或漸遠的本體，而玄遠或漸遠的概念化過程就是被概念之物的本體化過程(Heidegger,1959)。因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而致的文學理論本體化就把文學自身的“是”（存在，Being）的問題推到了人們面前，迫使人們正視它自身“是”的問題。文學理論在人們的觀念體系里曾不被重視，這與人們期望其對文學和文學現實負責相矛盾?，F在文學理論獲得了自身的“Being”（存在），它不再單純地對文學現實負責，也正如文學作品可以直接反作用于社會，文學理論可以不經介入文學創作而直接作用于社會。
文學理論獲得了自身的“將是”以及“如何是”的存在地位，也因而獲得了建構其“是”的肥沃土壤和豐富想象，它所關注的對象也變得無所不包，成為一個極具膨脹的知識體系；同時它也不再對原先依賴的概念體系負責，它沖破了體系所限定的狹小空間，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內馳騁。這就涉及到理論的理論或概念的概念“寓言化”問題。這里的“寓言”不是指作為一種文體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現代主義所闡明的一種意義機制和意義方式：與“隱喻-象征”所代表的某種巨大的意義體系的內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表明了意義關系與意義線索的獨立于任何觀念結構與意義體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納，2003:209-219）。也就是說，在后現代和解構語境下，“寓言”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語言與現實之間單一的對應關系，而是語言在能指層面上的播撒與延異。文學理論寓言化就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它打破了在形而上學或其他獨斷、龐雜觀念體系下文學理論與現實的單向度、必然性的意義聯系，實現了二者之間雙向、多元、超然的意義關聯。這是一種新的意義關系、意義方式和意義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學之外的關系、方式和方向，是在解構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漩渦中，保證理論之為理論的必要條件。#p#分頁標題#e#
二、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向度
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在高科技和信息技術使人們無暇顧及過去而專注眼前與未來的當下，有趣的是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文化領域，試圖在深厚、廣袤的文化土壤中為新生事物找到最終的根基。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都成為許多知識分子談論的話題。我們知道，所謂文化，它是在歷史或歷史過程中形成，并隨歷史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作為深深浸濡于文化傳統的文學存在方式、表達方式、以及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系也必然會隨著歷史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為了在新的生活情景中、在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系中有小弟解釋文學現象，文學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文學理論的文化轉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視野來取代原先占據文學理論中心地位的美學、心理學或語言學的考察方式，社會學、人類學、種族、性別、文化身份、文化政治和文化權力、文化地理學、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等文化研究的維度與方式的引進，大大豐富和擴展了解釋文學和文化現象的意義空間。近來一個時期在文學領域流行的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就正是文學理論文化轉向的具體表現。這種“文化轉向”對于文學理論學科的自我反思和新的層次上重建具有高度的引領與指導作用。
當今世界是一個“文化”急劇膨脹的世界，這種文化膨脹不僅是文化總量的擴大，更包含著文化本質的“異化”。具體地說，文化異化表現為空前的物質化，這是對傳統文化的“精神”屬性的根本叛逆。這里“物質”一詞并不是指“自然物”的簡單附加或替代，也不是指按照實踐主體的精神對自然界的加工、改造后的成果或產品，而是指自然被其弄得面目全非時的掩蓋物、否定者，是“異化物”。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后現代之后，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類詩意棲居的家園（Heidegger,1999:45），而只是一種異在的、壓迫人的“物的異化”。文化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存在的對話與交往的方式，如果人已經“異化”地存在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即以一種非人的、物化的方式存在，那么存在（Being）只能遭遇抽象化、概念化的命運。以往的時代里，人們在自明或透明文化的規劃下生活和思考；而現在，文化自身就問題重重，令人困惑和不可捉摸，成為一個近似于本體論的虛指，即一個可以接近但卻無法逼近的“本真”。事實上，我們不可能無限地接近那個作為“終極”存在的“文化”：文化不是以實體方式存在的文化研究的現成研究對象與關照客體，而是文化研究自身也包含其間的非透明的存在機制與意義機制。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超越現存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本體論預設，同時也要超越現存文化規劃，才能真正有效地展開其對文學理論本體的“籌劃”。
文化研究，自誕生之起，就不是對文化——精英文化或者大眾文化的學院式研究，而是一種實踐的理論。“對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種獨有的理論脈絡與知識譜系，而是某種社會立場與社會批判的精神，是某種（反）表意實踐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戴錦華，2003）。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所敞開的朝向社會的批判與踐行空間：它意味著文學研究將關注如何在文學實踐中進行文化解讀和文化批判。這正是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所強調的文學的政治性。書寫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的作者以第三世界文化視角深入透視和批判父權社會和殖民帝國的文化壓迫和文化侵略。這些作者與其說是在做文化研究毋寧說是一種潛意識的控訴，一種文化的批判，一種自我身份的書寫。文化批判和自我身份書寫成為當今西方世界文學研究的熱門。這是文學反思同時也是文化反思內在性的時代表現。
但是文化研究必須注意兩個要點：一是文化研究必須堅持貫徹主體性的維度。對于后現代性的解構主義而言，“主體”被置疑，被解構，成為“碎片”，而主體的這種內在的“破碎性”對主體的自我建構和自我整合形成直接的挑戰乃至否定。相對于傳統而言，這種語境下的主體就被放置于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而使主體失去自我整合的原先熟悉的龐雜的觀念體系（形而上學觀念體系）。而主體一旦不能自足、完整，相對于這種主體的“自我”的“他者”，此時又何以立足？因此，解構主義對于主體破碎的論述暗示了一條進入文學政治的路徑。文學的政治性，體現在它對作為主體的認同與共謀。解構主義對主體性的解構絕對不意味著對主體性的否定和取消，而是從獨特的視角提醒我們，避免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曲解圍繞著主體性問題而產生的文化思考。事實上，我們無法離開主體性而生活，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集體。我們生存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共同生存，而共同生存就必須承認文化的多樣性，拒絕排斥他人，因為主體不僅是一種生存的力量，更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二是文化研究需要堅持其作為新的知識形態的自覺性。知識形態不只是一個學科自足的概念，而是一種既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密切相關，又包含和融匯其他學科的特定的思想、觀念、理論和方法的多元知識系統。文學的知識形態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場域與相對穩定的學理基礎，其核心是文學學科的價值觀念、文學理論與文學寫作方式的有機結合，源于豐富的學科思想群的支撐與集合。西方的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型，除了始終以其成熟而系統的哲學觀念與哲學理論為基礎，不斷與哲學形態的演變保持同步外，還持續呈現出基本理論構成的自主性建構與發展，既達到了思想取向與理論構成的融合，也達到了哲學觀念、學科理論與批評方法的內在統一。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研究視野擴大、各學科相互融合的內在性的體現，因此，文學理論的文化取向不僅會大大拓展文學批評的場域，打開文本與文化現象的多元呈現方式與解釋向度，而且也會在文學文本與社會文本之間建立起廣泛的意義關聯。堅持文學理論的文化向度這一新的知識形態必須努力吸收人類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進行創造性的融合和發展，建構起多元、豐富的適合于描述、分析、預見文學學科發展新現實的、與時俱進的文學理論開放體系。
三、結語：文學理論與現實之間#p#分頁標題#e#
王一川（2003）在回答“什么是文學理論”時認為：“文學理論是一門人文學科，是關于文學的普遍問題的思考方式。文學理論當然要思考個別的文學問題，但這種思考往往要在一個包含若干個別的普遍層面進行，要在對于個別的關注中從事一定普遍性概括，從個別上升到普遍”。 《辭?！罚?003）對理論一詞的解釋是：“人們由實踐概中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的有系統的結論”。但傳統的知識體系則習慣于把“有系統的結論”（理論）玄虛化，使理論與現實之間本應有的關系斷裂：一方面是理論越來越抽象；另一方面是現實越來越復雜和不為理論所說明。而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和文化理論走向共同揭示了理論和現實之間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理論不再是純粹透明、高高凌駕于現實之上的萬全法則，理論與現實之間不再具有玄遠而不可達至的距離。在此，我們不妨借用Anthony Pym（2010）在《翻譯理論探討》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文學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密切關系：作者每時每刻都在‘理論化’。當發現某個寫作問題時，他們往往必須在幾種可能的方案中做出選擇……。構想這些方案（產生可能的寫作策略）并在它們之間做出選擇（選擇一個最終的作文方法），可能非常困難和復雜，但作者可以在瞬間同時準確地做到。每當作者決定選擇這個寫法同時排除其它寫法時，他們都摻雜了一系列關于文學是什么、該如何寫作的看法，他們在進行‘理論化’。 ……理論為文學的生成和選擇過程設置了背景。因此，作為寫作日常實踐的構件，作者經常在進行著‘理論化’。這樣一來，理論便被去除了過去具有的那種透明性和高高在上的優越性，成為思想中的現實，而現實成為理論最真實的根基和最切實的生長點，二者之間更多地顯示出一種相生相成的關系，有些時候，則更是共同處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狀態。這種理論與現實的新關系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走向和文化理論走向日益彰顯的共同原因。文學理論元理論走向的重新凸顯正是現實變化的結果，而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走向所需要堅持的主體自覺和新知識形態自覺也是面對變化了的現實所需要作出的積極應對和學術選擇。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向度是文學理論在無所適從的合法性艱危中對自身存在根據的有力論證、對思想空間的有效拓展、和對理論生成動力的全面催動；而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向度更是直接地轉換了理論在現實面前的關注點、觀察角度、表意方式與價值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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